社会工作在中国的价值基础
薛立勋(94届) 指导老师：孙立亚
【内容提要】：社会工作既是一个操作系统，又是一个价值系统，中国要引入和发展社会工作，就必然要引起对社会工作价值基础的重视。本文认为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系统，通过对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分析，认为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有基督教哲学，人文主义，民主思想，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等五个方面。西方社会价值基础构成，对中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结合对引入社会工作目的的明确及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文章认为中国目前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有基督教哲学中“博爱”思想，西方人文主义及民主思想，儒家文化，“天人合一”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等五个方面。
绪言
对当前中国社会而言，社会工作的发展仅处于起步阶段，只有少数人了解，熟知社会工作，多数人对它还存在着无知和误解，认识上的偏差往往是阻碍一新生事物的发展的关键。而且，社会工作不但是一个操作系统（侧重于理念），它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上成长，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它要在中国社会得以确立和发展，就必须得跨越中西文化及社会制度差异的栅栏。
当然，社会工作与中国社会间并非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它是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对于处在现代化之中的中国来说，发展社会工作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只不过是我们在发展它时，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社会的社工发展之路，鉴于价值观在社会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对社会工作在中国的价值基础进行浅显的探讨。
一、 对西方社会工作价值基础的分析
要探讨中国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就有必要先对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进行了解和分析。本文认为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基督教哲学。基督教哲学有两个主要思想来源：一是古代希腊哲学的遗产，一是基督教的经典《圣经》。
古希腊的幸福论认为，幸福是与别人分享得来的，富人要想感到身心愉快，要获得别人喜欢和赞美，甚至要想控制别人就应该向穷人提供财富。这种观念使穷人有机会从富人那里获得救助。当然也促使了人们的善义之举。
而基督教则“强调对弱者的爱护就是对上帝的崇敬，对弱者的冷漠就是对神的损害。”认为人的本性有共同来源，人性都被打上“原罪”的烙印，又因耶稣的赎罪而获得解脱，人能否取得最终拯救，取决于是否热爱上帝，并遵循他的教导爱人如己。这样，基督教便以上帝的崇高名义取消了人在自然上和道德上的不平等，基督教的爱便成为扩大的父子之爱，兄弟之爱，即利他主义的博爱，这种爱促使教徒给予他人以主动、积极的关怀，帮助苦难中的人，而这也正好是教会搞慈善事业的主要原因。
2、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对中世纪封建教会神权至上的一种思想潮流。它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主张恢复人的尊严，强调人的价值和力量，要求自由、平等、博爱和个性解放；主张把人从教会的桎梏和封建等级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反对出世思想，反对禁欲主义，肯定现世生活幸福和享乐。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掀起了一场革命，而人道主义和人权理论也正是它的重要产物。
人道主义的最初发展阶段即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 它是人类追求真、善、美，发扬人性，把人的价值、尊严、权利、自由和发展放在首位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它直接面向社会现实，反对人的异化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极权主义，重视对人的存在的心理分析，关注人性的改变和完善。
而人权理论照样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思潮的产物。当时，人文主义者提出“人权”以反对封建特权和神权，他们强调人有权享受幸福满足个人的利益和需要，要求自由和维护人的尊严。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等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人权理论，认为人是生而平等的，人人都享有人身、思想、财产和自由的“自然权利”，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尽管人权理论在当时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但它的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
3、民主思想。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文demokratia，它由demos和kratos两个字合成。Demos是“人民”和“地区”的意思，kratos是“权力”与“统治”的意思，希腊文的基本含义是指“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分区选出的代表治理或统治”。显然民主最初是普通大众追求政治权利的一种思想，它同“专制”和“极权”相对立。
民主的基础是平等，具体到社会政治领域而言，其实质就在于要把民众从专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社会发言权和管理权，使多数人的权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得以体现，民主政治支持多元论，接受并推动多元化的社会，同时，民主政治反对暴力和压迫，借助于合理的手段去解决冲突。
民主思想在文艺复兴之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具有了更多的含义，并且也由政治领域扩散到文化、艺术等其他众多领域，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当人们发现他们在封建社会废墟上建立的新社会——资本主义，仍然充满了罪恶，甚至是更加不公平，剥削更为严重，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时，他们便又憧憬和设计一个新的合理的、公平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幸福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形态便是社会主义社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对社会工作有较直接影响的是后两者。
费边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是：个人必须为社会工作，为公益献身，社会作为回报则必须保证个人的自我实现。人与人在平等的基础上保持协作关系，贫富收入不宜过分悬殊，贫困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社会的事，有机体（注：来源于和伯特·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部分遭到削弱势必危及有机体本身，摆脱贫困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它合乎人道主义的原则。在政治上，它认为资本主义应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手段是通过渐进的改良。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党国际政治思想体系的总称。它否认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认为社会发展不需要革命，只需要不断改良，主张通过议会选举和平掌握政权，建立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府，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征收高额累进税和遗产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消除两极分化。
5、福利国家（福利主义）。福利国家以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为理论支柱，主张国家通过累进税制，社会保障，失业保险，价格补贴，住房资助等办法，提高社会福利，认为这些措施能保证充分就业和经济繁荣，永远消灭贫困和阶级。“从广义而言，福利国家是人道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思想和行为对抗的产物。从狭义而言，它主要是一种社会政策，即政府直接或间接地给社会或其中的某类人提供福利的国家立法。”
福利国家的核心在于其福利的社会性，不是少数特权者享有福利，而是多数成员或者是社会所有成员多享有平等的福利。福利国家后来也成为了费边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费边社会主义的福利思想为：1）从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出发，强调要提高国民效率，必须保证国民最低生活标准（总体的一部分遭到了削弱势必损害整个有机体的效率）；2）从平等、自由、民主、协作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推论出享受此种最低文明生活是每个公民的天赋权利；3）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组织各种社会服务，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某种形式的财富再分配来达到这一目标。而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50年代后，则把建立福利国家作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任务和目标之一。福利国家同西方社会主义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并成为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所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
当然，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绝不仅是上述五部分，但无疑它们是最重要的。上述价值基础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它是社会工作价值观或价值体系的源泉和土壤，为社会工作看待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直接的或间接的思想指导和方法。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 西方社工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价值体系，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详细论述，详见Bartlett(巴特勒)，Morales（莫雷李斯）和sheafor（雪佛）等人的论述。
由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体系）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工作所关注的两个基本要素是人和社会。人是核心，是根本出发点，人有与身俱来的价值和尊严，有均等的机会获得个人生存和发展，有天赋的权利参与社会管理和建设，并且个人有自己的独特性和自决的权利。社会是人最为依赖的伙伴，它由人组成，却超越和强大于单个的人，它应该创造民主，公平和环境，调动自身的资源，已给人们提供发挥个人潜能的机会，保障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既然社会工作所关注的第一要素为人，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关注就表现为对人的爱和助，尤其是对那些弱者的关爱和帮助，当然这种爱是利他主义的博爱，提高全民的生存素质和生活质量（福利主义）是其最高准则，对社会的关注则表现为对社会机制正常运作的严格要求，即积极预防和治理社会发展动力衰竭等问题，因为从本质上讲，这些问题所损害的并不是社会，而是社会中的人。
可见，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体系）不是空穴来风，水上浮萍，而是根植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之上的，无不闪烁着博爱、民主、人文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光辉。
社会工作是助人的专业，其基本功能是解决社会问题（实质仍是助人），因此，基督教教会团体及教徒个人的慈善活动，便被一概看作是社会工作的起源，而这种慈善活动的思想动机正是来自于基督教博爱助人的哲学思想，虽然后来形成了专业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但基督教哲学思想对社会工作的影响并未结束，社会工作者中大量基督教信奉者的存在，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事实。
基督教哲学中的博爱及助人思想源于“教徒皆兄弟”这一人人平等思想，但这种平等更多是精神层面的平等，它教导人们可以在天国（彼岸）里获得自由和平等，这种出世思想所导致的结果是，教会团体及教徒对处于困境者只能给予一种被动的，浅层次的，软弱无力的帮助，要么是施舍一些衣食，要么把人拉入教会，进入信仰中的天国以求对现世（此岸）的解脱，这种帮助显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也不适合社会发展趋势。于是马丁·路德等人便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而这正是文艺复兴时期。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封建的神权统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先进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正在萌芽，社会正孕育着革命，人文主义、民主思想等文化运动向封建神权专制体制发起了冲锋，这种思想解放的影响遍及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也影响了整个世界。
与基督教哲学相比，人文思想所要追求和达到的则是世俗中的平等，它是直接的，实实在在的，发生在现世生活中的，而不是在彼岸的天国里，它符合了时代的要求，它要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人的平等、自由、尊严和幸福。因此，它比基督教更富于实践性，更深刻，更全面，作为在此案中追求人的福祉的社会工作来说不可避免地深受影响。“这也正是许多社会工作者常以人道主义自居的根源，社会工作者当然不纯粹是人道主义者，但他们的价值观很多显然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之上的。”美国社会工作人员伦理守则的第一条也曾写道：社会工作是建立在人道主义与民主理想的基础上的。
民主思想对社会工作的影响就在于，追求民主已经成为社会工作的目标之一，Morales和Sheafor在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说：“人民必须有平等的机会参加社会的塑造。”社会必须给民众以民主参与和管理的权利，以便为成员提供成长和发展的机会，使每个人都能发挥其最大的潜在能力。同时，人们只有获取了广泛的民主，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去贡献于社会，实现贝姆所说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去寻求自我实现的方法，以便能贡献于社会”。民主思想还对社会工作的方法产生了影响，社区工作和小组工作（团体工作）中都有民主思想的成分。
社会工作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但却从来不诉诸于暴力，在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中不存在“暴力”二字，社会工作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手段是点点滴滴的改良，他们认为阶级矛盾是可以调和的，问题是可以用温良方式解决的，这种观念正是来自于西方社会主义（不含马克思主义），这也是社会工作能够在西方社会生存发展，而不被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所接受的一个原因。社会主义拓宽了社会工作的视野，使其有了更为明确的社会目标，“一个理想的社会应有其职责与能力去为每一个人提供解决困难，预防问题及促进自我能力实现的充分机会”[Bantlett]，“社会应提供资源与服务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使人们免于饥寒、痛苦、失学或受歧视”[Sheafor]， 这些价值观正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反映。
福利国家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抗中成长的，它对社会工作的影响就在于，“越来越多的人从社会福利的观念出发去认识社会工作，随着社会保障体系及福利国家的出现，社会福利观已经成为某些地区或国家社会工作的主旨，”社会福利已成为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福利行政已成为社会工作主要工作方法之一，社会工作者已成为开展福利工作的主要力量。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虽然根植于基督教哲学的慈善观，却是在人文主义、民主思想、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等思想的土壤上成长、壮大。这些思想都是西方社会几百年来最为重要的社会思想，其产生都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社会危机四伏，矛盾冲突加剧，它们为解决问题的思想主导，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社会工作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吸取其精华，逐步完善和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因此，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体系，它不停地吸收着具有时代特色的思想精华，以服务于自己的根本功能——解决社会问题。
二、 中国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
由前文论述可知，西方社会工作价值基础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体系，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是在边实践、边吸收中逐步确立的，并且到现在也没有结束，我们显然是由其价值体系推及其价值基础的，这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而对于社会工作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其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尚未确立，现在谈论去价值基础未免有空中建阁楼之嫌，但我想我们现在谈论中国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既是可行的，又是必须的，这是因为：
1、社会工作在西方已发展为一个成熟的专业，其所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中，有些思想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具有普遍适应性，已经超越了社会形态、文化传统、风俗人情的差异，在中国同样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2、从社会工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这一基本功能出发，中国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是可以预见的。凡是能给中国的社会工作提供价值偏好，从而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都应该成为构成中国社会工作价值基础的来源。中国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应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社会工作价值基础的借鉴；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制度及其在未来的发展。
3、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社会问题大量出现）不容我们走西方社工发展之路，我们必须人为干预这一过程，及早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以服务于中国社会。那么，具体到当今的中国社会而言，我们认为几个方面应构成中国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
1、基督教哲学中关于“博爱”的思想。“爱”是助人的基础，“博爱”则是助一切人的基础。对于中国的社会工作看来说，之所以要提基督教“博爱”的慈善观，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中国人很少信基督教，二是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很少崇尚“博爱”。
中国人是很少信教的民族，因此对于基督教哲学的了解和熟知就较为有限。但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却不能不对基督教有较清楚地了解，毕竟，基督教同社会工作有着渊源关系，对社会工作者有着相当的影响，了解它的教旨思想对中国社工来说是有益无害的（本人并不是主张中国的社工去信教），虽然中国人中也不乏博爱之举，但这种利他主义的博爱却不想基督教在西方那样广泛深入人心，中国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孔子主张仁，但“孔子的仁还不是，也不可能是普遍的人类之爱。他主张亲亲，所以仁爱必定是有差等的，最爱的是直系亲属，然后是旁系亲属，然后才是救助以外的其他人。”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的这种爱便表现为一个个“圈子”之爱，又亲属圈、朋友圈、宗族圈、同学圈、战友圈等等，而圈外的便懒得施爱了。
这种狭隘之爱，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无可厚非，但对于中国的社会工作者来说却值得深思。社工不等同于普通民众，他是助人者，而助人是要有爱的基础的，麻木不仁，心如冷冰者不可能真正地去助众人，所以，奉行利他主义的博爱精神，去爱那些受困扰的人，并认真积极主动地去帮助他们，使社会工作者要成为真正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就必须确立利他主义的博爱精神，同时也有责任向大众宣扬博爱精神，破除传统的狭隘之爱。
2、西方人文主义和民主思想。人文主义和民主思想是社会工作价值基础的核心部分，社会工作所关注的第一要素就是“人”的问题，即把人的价值、尊严、权利、自由和发展放在首要的位置，而中国却缺乏这种观念。
中国是一个重视社会，轻视个人，强调整体，忽视个体的国家。“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的，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在传统中国，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个对‘人’的定义，到了现在就被扩充为礼群与集体关系。” 又如，“中国人的姓氏排列，先是宗姓、辈份，然后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时间以年、月、日、时、分、秒为序，地址以国、省、县、乡村为序，突出的是个体对群体的隶属关系。”正是在这种观念下，中国人个人的利益往往被放在了家庭、宗族、国家的利益之后，个体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甚至是无条件的非理性的服从。即使是现在，“能够牺牲个人利益”、“能从大局出发，以全局为重”仍然是我们社会所弘扬的主旋律，是对某个人的较高赞扬。
个体与整体的利益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但中国对整体利益的强调，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发生偏颇，在整体利益面前，个人很有可能会丧失“人”所应有的权利和尊严，很可能被“物化”、“工具化”。古代的西施、昭君、貂蝉等美女无不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没有什么幸福可言。而即使是现在，中国的许多学生也仍然是为“光宗耀祖”而读书，个人考上大学，也常被看作是为家族争了光，为父母长了脸。
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个体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整体的发展和进步就会沦为空谈，中国的传统社会实际上是片面强调整体而压制个体，这就走上了弯路，对于中国的社会工作者来说，重视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提升人的位置，无疑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国有过两千多年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历史，集权制和家长制对中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民主思想在中国是较为少见的，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大力推进民主建设，但进展不迅速，受到了种种障碍的拦阻，这也可足见民主思想在中国十多么缺乏现实基础，但是毋庸置疑，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对于现代化之中的中国来说，发展民主是不容回避的现实，社会的发展不是少数精英操纵下的发展，而应该是大众广泛参与下的发展，也唯如此，才能取得最实质，最有效的社会发展。
从长远看，民主建设的滞后必然会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障碍，因此，中国的社会工作者确立民主思想，认识到民主对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在中国推进民主建设的艰巨性和迫切性是必要的，把民主的一些基本思想（主权在民、大众参与、少数人服从多数等）纳入到社会的民主意识，让他们主动参与社区管理，既实现自身价值，又贡献于社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中国社会工作者拥有民主思想的本质所在。
3、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许多学者所一再强调的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也多与儒家文化有关。对于中国的社会工作者来说，不熟知儒家文化，就不能称为合格的社会工作者。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工作具有较强意义。
〈1〉大同理想。孔子在《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孤寡独废疾者届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仅用寥寥几句，便把一个友好互爱、和谐公正、民风高尚、人各尽其能、各有其养的理想社会描述得淋漓尽致，这个大同社会同西方的乌托邦有相似的味道，但却早于他千年，自此，大同社会便成为了中国人不懈追求的目标。
大同社会中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孤寡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几句与现代社会工作中的几项内容极为吻合：老人福利（老有所终），就业服务（壮有所用），儿童福利（幼有所长），社会救助与残障福利（矜孤寡独废疾者届有所养）。大同理想所追求的社会形态于社会工作的目标有着很强的相似性，而且大同社会中的具体目标，正是现在社会工作所正在努力做的。大同理想在中国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中国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与大同理想相结合，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2〉重视社会秩序（“礼”）稳定和人际关系下协调（“三纲五常”）的思想。
《论语》中讲“礼”甚多，重“礼”是儒家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高亨认为礼有两个含义：一是社会制度，如赋税制度、等级制度，即《礼记》中所谓“经礼三百”；二是冠、婚、丧、祭、燕、射、朝、聘等仪式，既《礼记》所谓“曲礼三千”。 李泽厚认为“礼”当属“周礼”，有两种解释：一是在周初确定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二是它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不管人们对“礼”如何解释，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礼”是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规范，社会若失去了这个规范（礼崩乐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必然会被打乱促使社会的不稳定（动荡），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孔子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但孔子对社会秩序与规范的高度重视（他重视的初衷不在礼，而在于礼的作用），是值得中国社会工作者借鉴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破坏是引发社会问题的一个根源，而社会工作要解决由社会秩序破坏引发的社会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和修补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复礼”），或建构新的社会秩序。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重大的社会改革和转轨时期，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明显增多，计划经济时代下的许多社会秩序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破坏，这正是社会问题增多的一个原因。因此，对中国社会工作者来说，重视社会秩序的规范作用，重建和构筑当前中国社会所需的秩序，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儒家重“礼”思想对社会工作的意义和启发在于：社会应是有序的，也是有序的，解决由秩序失范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还得从治理秩序本身入手。
“三纲五常”则是在人伦上的一种秩序和规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三纲五常”儒家重视人际关系的集中表现，认为“五常”“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事同久，夫是之谓大本”，具有非常重大意义。
新儒学者贺麟认为，五伦（五常）的关系是自然的，社会的，相对的，加入君不尽君道，则臣自然就不会尽臣道，也应该不尽臣道，其他关系亦如此。这样一来，则臣弑君，子不孝父，妇不尽妇道之事，事实上理论上皆可能发生。因为这些人伦关系都是相对的，无常的。如此则人伦关系、社会基础仍不稳定，变乱可以随时发生，所以说三纲说就是要补救相对关系的不稳定，进而要求关系者一方绝对遵守其位分，实行片面的爱，履行片面义务，即臣、子、妇尽片面的忠、孝、贞的绝对义务，以免陷于相对的、循环报复、讨价还价的不稳定关系之中。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被框定在一个稳定的结构中，从而达到了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的目的。
“三纲五常”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就其本意——通过设定某种外在规范以期让每个社会成员都绝对遵守，从而协调人际关系，达到社会生活的稳定有序来看，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实际上“三纲五常”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统治方面，也的确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一点对于中国的社会工作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西方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这就容易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不良思想出现，进而对他人和社会利益造成破坏，而西方的社会工作也很少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其实，有些问题的产生正是人际关系不协调所至，如若摆正此种关系，则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而且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社会分工的更加具体化，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的依赖性和互助性将会进一步加强，因此，重视人际关系稳定的框架，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
“三纲五常”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启发至少应是：人既是独立的，有其独特性，也是相互依存的，有共同利益所在；人应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人际规范之中，每人都有义务来遵守和维持这个规范。
<3>孝道观。儒家极为推崇孝道，认为“士有百行，孝敬为先”，“治身莫先于孝”。孔子曾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三纲五常中，儒学进一步规定了子女应对父母进行片面的，绝对的孝，不孝不仅是违背道德的，而且是法律所不能允许的。
孝道观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压力作用，迫使每一个成员来遵守，它不但维护了家庭关系，解决了养老问题，也体现了一种亲情之爱，给老人以心理上的慰藉。
当今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传统的养老功能淡化，家庭的承受能力和照顾功能减弱。传统的孝道体制面临着解体的可能，社会养老很可能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尽管如此，我想我们也必须注意这两个问题：①当今中国的广大农村及多数中小城镇，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家庭结构，在一定时期内还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传统的孝道体制仍发挥着作用，在中国社会还占主流地位；②社会养老并非是最佳的办法。我们不能把老人向敬老院或其社会养老机构一推了事，这只是在物质层面完成了问题，所以并未最终解决问题。养老并不只意味着让老年人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还得保证他们的精神健康、愉快、心理舒畅，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相结合，才能算是较理想的养老模式。
总之，孝道在中国既有它的社会价值基础，又有它的社会心理基础。养老的方式可以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但孝的观念不应因此而消失。中国的社会工作应该重视孝在中国的独特地位，应该推行孝的理念。
<4>入世哲学观。儒学是一种入世哲学，它的起点是个人的修身，终点却是治平天下。《大学》中载：“物格而后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由此“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便成为中国读书人的生活准则。此外，“学而优则仕”也表现出入世思想。
这种“治平天下”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有两个积极意义：①要人们积极生活，争取有所成就，而不是消极避世；②要人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胸怀天下，以天下太平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可贵精神正是这种入世思想的反映，这种思想其实也强调了社会的重要性，个人的价值唯有在“治平天下”中才能得以体现。
社会工作的核心和出发点是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把人放在绝对的地位来考虑和处理问题，至少在中国不应该是。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社会性，马克思强调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离开了社会，人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个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是相统一的，而不应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
因此，儒家入世思想对社会工作的启迪在于：①人应有积极的人生态度，要有所成就；②人应对社会承担责任，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相统一的。
4、“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儒、道等学派都对它有过诸多阐述，但其共同的含义即是指“自然与人，天道与人道相通、相类和统一”，也即“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不注意同自然的和谐发展，只讲无限度地征服自然，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报复，“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反而彻底暴露了科技的限制。现在人们慢慢痛苦地领悟到，无限度地剥削自然的资源，不只会危害到世上的生灵，乃至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现代人的思想乃又被逼得要改弦易辙，重新考虑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
社会工作所要解决的是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通常是把自然灾害所带的问题排除在外的，依此推理，社会工作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关注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但我想，现今的自然灾害中多是由人类的不节制行为所引起的，诸如酸雨、土地沙漠化、烟雾、水质污染等问题，已不仅仅是纯粹的自然问题，早已打上了社会的烙印。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社会工作根本没有理由不关注由人类自身不良行为所引发的自然灾害对人类惩罚所带来的痛苦。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工作最基本的功能，有什么社会问题，就有什么社会工作。 对于新出现的问题，社会工作没有逃避的义务，更不能因为是新的问题而懒于行动。
对于正处于工业化之中的中国来说，同样受到了自然的惩罚，酸雨频频、大气污染、河水污染、沙漠化严重、黄河断流、旱涝频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疾病、贫穷等问题，已对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构成严重威胁，对于此种现象，中国的社会工作应当有所行动。
对于中国的社会工作来说，笃信“天人合一”的思想，抱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理念，把人与自然放在统一和谐的框架中考虑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5、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奉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同于西方社会主义，针对社会工作的影响而言，中国社会主义有以下几个特征：
<1>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讲求“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互爱精神。
<2>中国社会主义从制度上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压迫，共同劳动，共同富裕，人人平等，公正合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是其奋斗的目标。
<3>既重视物质文明又重视精神文明，既重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又重视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水平，两者都很重要，所以，中国不允许赌博、妓女等腐朽行业的存在，这与西方社会有很大差异。
<4>中国社会主义既讲民主，又讲集中，即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上的集中是中国处理问题的常用准则。
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影响到中国的方方面面，中国的社会工作若不重视这一点是很难有长足发展的，而且上述的几点特征与社会工作的目标是相一致的，在价值取向上是相似的，值得社会工作借鉴。
以上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当然，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风土人情多种多样，社会变化日新月异，中国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肯定不止于上述几个方面，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肯定会融合更多的东西，而中国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价值观）也必然会在这个过程中，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三、 结尾
中国正处在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它也有许多负效应，再加上两种体制转轨所必然带来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目前所产生的众多社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为中国开展社会工作提供了机会和环境，中国需要社会工作，但不是仅仅想引进这个专业本身，而是要它来帮忙解决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社会工作不但是一个操作系统，更是一个价值系统，价值观在社会工作中有着灵魂般的指导地位。因此，我们在引进西方社会工作时，就不能不关注它在西方社会的价值基础，以期对它有更深层次的了解，这也是本文动用较长篇幅介绍西方社会工作价值基础的原因所在。
通过中西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比较，我们发现两者既有相异之处，又有相似之处，这正符合社会工作是属于社会学科这一事实，社会学科范畴的东西与社会文化、人文传统、国情国策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既包含有不同社会所共有的东西，也保留有独特的东西。当然，中西在价值上的冲突显然是存在的，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只能遵循一个标准，即，凡是能有效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我们都应该拿来，凡是能有效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我们都应该拿来，凡是不能达到此目的的，即便它是西方社工界一致认可和遵循的“金科玉律”，我们也应该坚决闭之门外。换言之，我们不是在引进一套价值理念，而是在寻找一把合适的钥匙，这也正是我们探讨中国社会工作价值基础的意义之所在。
因本人水平实在有限，所以很难从更深层次上论述这个命题，这也是本人深感遗憾和不足之处，恳望各位老师批评指正，多加指教。同时，也真诚感谢孙立亚老师等人的大力帮忙和热心支持。
参考书目：
1，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 1994年
2，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
3，亚洲及太平洋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编：《华人社会的社会工作教育：现状及发展会议论文集》1994年
4，孙立亚 许莉亚 编：《社工专业教学参考资料》
5，阎韬：《孔子与儒学》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6年
6，孙荪：《论中国人现象》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年
7，宋志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
8，景海峰：《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年
9，周永新《社会工作学新论》： 商务印书馆（香港） 1994年
10，李增禄《社会工作概论》： 巨流图书出版公司（台）1995年
11，安东尼·阿博拉斯特著 胡建平 译：《民主制》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 1992年
12，中国孔子基金会编：《儒学与二十一世纪——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暨国际儒学讨论会会议文集》华夏出版社 1995年
责编：张子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