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在中国农村的辐射
——从社会工作的角度看农村变化的问题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后现代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变化，从不同层面分析后现代对农村的辐射，以及它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分析，探讨社会工作者在其中所能起的作用。针对不同的社会问题，社会工作者如何运用各种不用的专业知识和手法对需要帮助的群体及个人进行辅导与治疗、在具体工作中运用哪种范式等方面展开浅薄的分析。
[关键词] 后现代 后现代主义 社会工作 农村问题 弱势群体
引言
其实一开始就在构思这个题目，可能跟自己刚从西部农村做志愿者回来，觉得很想尝试一下把自己的心得体会跟自己感兴趣的后现代联系一下。说到后现代确实是个很新鲜的词，而后现代社会工作就更是涉猎较浅了。当我问同学说，你们觉得现在中国农村有后现代的东西吗？（当然问法可能很不专业）有一个回答很是让我惊讶，他说，农村连现代都没有，哪来的后现代？这让我自己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去查资料也是基本上没有相关的资料，所以我很忐忑的说可能这个题目的尝试有可能会失败。但是不管怎样，我想，既然是求学，应该注重的是过程，而不应该过于在乎答案的正确与否，何况这东西可能本身就无对错之分，但求我自己能自圆我说就非常满足了。
正文
接着刚才开始的话题展开探讨。同学说现在中国的农村连现代都没有，那来的后现代？
我想反问一个问题：社会的发展是不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古代及以前 近代 现代 后现代及以后
以上只是一个粗略的划分，但是好象看起来这是一个很有道理的过程划分。没有古代哪有现代？没有现代哪有后现代？
这就涉及到后现代的历史，另外我这里所提到的后现代是指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等一系列跟后现代有关的衍生出来的词语。根据王岳川在其所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王岳川，1992）中的看法，“后现代主义”最初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是脱胎于1930年代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主义”（modernism）运动的母胎、在其中孕育，而在“二战”后与之撕裂、独立而成的；而作为更广泛的文化倾向之概念的“后现代主义”，其正式出现则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的前期；到了1970和80年代，后现代主义则进一步扩大影响，声势夺人，震撼了整个思想界，当时出现了世界性、大师级之间的“后现代主义论战”（如伽达默、德里达、哈贝马斯、杰姆逊、斯潘诺斯之间），已经使之超越文化领域，成为整个时代哲学的主题；而从1990年代初起，整个后现代主义则呈衰退之势，为杰姆逊所说的“新历史主义”所取代，或者说其中心已从美国转到了欧洲。
荷兰学者汉斯·伯滕斯和佛克马在其编辑出版的《通向后现代主义》（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一书（Hans Bertens and D. Fokkema，1986）中，则将“后现代主义”概念分为四个衍化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34年至1964年，是术语开始应用、但歧义迭出的阶段；第二个阶段自1960年代中期起，后现代主义有了较确定的文化意涵，表现出与现代主义作家的精英意识彻底决裂的精神，禀有了一种反文化和反智性的气质；第三阶段约从1972到76年，出现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向一种哲学发展；第四阶段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日趋综合和更具包容性，也就是广义化，成为一种时代哲学。由此观之，约以上世纪六十年代为界，之前主要是一种在文艺思潮意义上使用的“后现代主义”概念，主要用来指的是文学艺术领域中的特定现象，而六十年代后，“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含义已不局限于此，而变成指广泛的文化取向乃至某种整体的哲学体系，包括了从世界观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套新的体系。
以上一些专家大师种种的划分，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宏观上，或者说是知识分子中间的主流观点，但是很多微观的比如广大农村地区的人却是跟这些东西相脱节，因为他们的知识有限，观点没有或是很少形成成文的东西，很多关于他们的文字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眼中认为的他们的那个社会（当然这里不是否认那些专家没有进行深入访问调查）。所以真正反映他们的事实的还是口头文化等非文字形式流传为主。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中国现在的一些农村还是在进行着跳跃式发展变化的过程。比如从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现代社会。从近代社会意识形态过渡到具有很多现代甚至后现代辐射的意识形态的社会。
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现阶段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规划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兴办工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发明，一大创造，被邓小平称之为“农民的伟大创举”。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把它称之为“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其意义不限于农村，它使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道路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又要求要加快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步伐，继续提高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形成东、中、西部地区相互促进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而以上列举的一系列中国的改革都是发生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之间甚至不到，而这些在方社会如果按常态的社会发展变化，要上百年以上。因此，在如此剧烈冲击和快速变革下必然会导致夹在中间的广大农村形成一个比较畸形的社会意识形态，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后现代就是什么都像又什么都不像。即反传统又非现代，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农村后现代辐射的后果的一方面。
那么后现代在中国农村的辐射面究竟有哪些呢？
第一、农村空巢家庭的大量出现。
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从客观上促成了空巢家庭增多。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农村城镇化使城镇聚集了部分农家子女，导致老人和子女分住农村和城镇两地。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提速，这一分化进程还要加快。
（2）随着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深入，一些农民工家庭迁移到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而这类家庭通常是年轻的核心家庭，老人仍留在农村生活。
（3）高校扩招，农民家小孩到城市就学、工作的人数将会进一步增加，农村中年空巢家庭会愈来愈多。
（4）住房条件改善，老年人和年轻人具备分住的物质条件。按农村习惯，有经济能力的父母必须为将要成家的孩子单独做房子（其实没有能力的父母为了能让孩子成家举债也这样做），当孩子结婚后即同父母分开居住。
但是在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又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代际间及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也是一个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老少两代人都要求有独立的活动空间和愈来愈多的自由，传统的大家庭居住方式已经不适应人们的需求，小家庭被普遍接受。
（2）城市生活是一种与乡土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城乡差别又如此大的情况下，农村老人很难适应城市的生活，因此，他们一般不会跟随子女到城市生活，而是选择留在乡村，但已经城市化了的子女是不可能再次回到乡村生活。
（3）随着社会转型加快，代沟愈来愈突出。老人与子代孙辈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为避免产生冲突与矛盾，老人们选择独立生活。
（4）老人的儿子在外打工，婆媳、公媳关系的沟通缺少联系的中介和桥梁，家庭不和，矛盾增多，迫使老人同儿媳和孙子分开住。
（5）子女赡养老人的观念淡薄，嫌弃老人，从而使老人不得不独守空巢。（6）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老年群体中的高龄老人增多，使得丧偶或独居老人日益增多。（徐晓军，2001）
农村传统因素遗留、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变革等多种原因创造了一个个实质意义上的农村空巢家庭。空巢家庭将是二十一世纪我国许多农村地区老年人家庭的主要模式，而且还愈来愈低龄化。随着空巢家庭的出现和增加，农村社会长期信奉的的“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等传统观念也将悄然淡出年老者和年少者的生活视线，我们必须面对家庭功能弱化和老龄化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而这却不能不否认这是一些年轻人接受外面的世界包括后现代思想的影响，打破传统，而留在家里的父母也在农村不得不接受子女带来的变化。
从社会工作角度来看，其实这很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的问题。虽然说父母在家里无奈的接受子女的“不孝”，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无奈接受的背后空巢家庭的问题，突出表现为精神失落和空虚，对他们的社会支持主要集中在精神和心理安慰上，社会工作者可以针对具体情况开展一系列农村社区工作。运用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等专业手法对一些有需要的情况比较严重的家庭或个人进行辅导。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社会工作者还需要发挥其资源整合的作用，这方面社会支持无疑是现在工作的重点：
（一）伦理道德宣传：以强化家庭的养老功能。中国传统的人文观念使家庭代际交换关系形成了特殊的双向平衡模式，即上一代抚养一下代，下一代赡养或反哺上一代，抚养与赡养基本处于平衡状态，而现在的代际交换关系中却出现了代际倾斜的趋势，父辈对子孙的抚养责任在强化，而子女对父辈的赡养义务却在弱化，但是，家庭作为初级社会控制机构，起安全保障作用是其它任何社会控制手段不能代替也不应该代替的。中国人自古讲“孝”道，强调亲子人伦，提倡孝敬老人、赡养老人，而老人们也都希望子女赡养他们，希望从家庭和谐、温暖中获得物质和心理上的满足。
（二）政策建议：呼吁建立健全村庄社区养老保障。在当今中国，很多农村还没有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一些村干部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是每年要求各小组组长按户数收一定的钱和物帮助不能维持生活的五保户。当五保户有要求时，村干部和小组长才动员村民凑份子帮助解决，工作完全处于应付状态。随着老年空巢家庭的增多，老人们的生产、生活上存在的问题会愈来愈多，这种解决个别老人的应付方法不能适应转型期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凑份子的方法局限于邻里同情和帮助，不是一种长效的社会行为，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日益增多的养老问题。
（三）整合农村社区资源。另外也可以组织志愿者队伍提供志愿服务，去募集一些资金等，对一些需要帮助的家庭进行物质上的帮助。
第二、农村留守儿童的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工进城务工潮兴起后，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在广大农村也随之产生了一个父母都不在身边的未成年人特殊群体———农村留守儿童。在一些地区，和祖父母或者其他亲戚一起生活的儿童，已占到七成左右。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数字，目前全国约有1000万左右15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宿迁日报,2004.12.18）
农村留守儿童远离父母，生活和教育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危机：
首先是一些儿童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祖父母等亲属或因年长、或因经济生活等多种原因无法认真行使对儿童的监护权的情况随时可见。儿童在健康、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权益受到侵犯的事件屡有发生，近期在一些农村发现的“毒奶粉事件”和前不久河南系列杀人案件的受害者中，留守少年儿童占到相当比例。
其次是教育上，特别是思想道德教育上的缺失。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决不能忽视农村留守少年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在城市流动做工的父母，也决不能只顾挣钱而忽视了对孩子的教育引导。
为此，作为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任务主要是运用“革命者”范式，为广大无辜的儿童“倡议”（advocacy）与“增权”（empowerment）。
一是要转变人们观念，呼吁重视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留守少年儿童出现生存危机和道德失范的问题，有农村现实生活环境的制约，也有做父母的自身在认识和观念上的偏差。不少人认为，只要给孩子留下更多的钱，让孩子有实力接受更高的教育，就是对孩子负责，也是自己辛苦打工价值的体现。这是一种错误的片面的观念，往往会适得其反。
二是为这些孩子争取更多的权益，通过政策建议与呼吁，各级政府制定出一些政策，以保障打工子弟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为这些想跟随父母进城的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条件。而那些一时无法把孩子接到城市的，要认真从孩子成长需求的角度出发，寻找和确立孩子的监护人，细致地落实孩子的被监护权。同时要拿出更多的时间与孩子联系，创造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孩子谈话沟通，对孩子的道德发展和精神需求给予更多关注。
三是要发挥学校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充分重视和发挥学校教育的优势，及时、充分地保持与学校的密切关系，努力与学校教育形成合力。对留守儿童来说，学校教育的作用会大于其他一般儿童。家长要特别重视学校教育，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校的教育作用。
第三、受虐、自杀、吸毒等不良事件此起彼伏。
诸如吸毒、同性恋、受虐等亚文化现象从地下到公开、从被批判到被接受，从少数到泛滥，似乎都被冠以后现代的“糟粕”。亚文化现象的不断增多，亚文化圈的不断扩大，也在同时让人们反省着后现代的思潮。把后现代主义的反思、批判、判断等理念运用到反思、批判、判断后现代中来。
据《凤凰周刊》报道，大陆目前估计具有4000万同性恋者，这当然肯定还有很多没有被调查统计到的那些生活在农村同性恋者。
自杀给我国社会带来的危害日益严重。我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而自杀人数却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我国每年约有２8.7万人自杀死亡，至少有200万人自杀未遂，平均每两分钟有１人自杀身亡，自杀已成为我国１５至３４岁人口的第一位死因。而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是，我国农村人口自杀率是城市人口的３倍，约有５８％自杀死亡者选择服用农药！（摘自人民网）
而近10年来我国女性吸毒者数量大幅度上升，占总吸毒者比例也呈大幅度上升，约占我国总吸毒人数的17%。考虑漏报因素，估计我国实际女性吸毒人数约为100万人。
有关研究发现，全国各地男女吸毒比例并不均衡，城市女性吸毒的比例高于农村；女性吸毒者的平均年龄在22-27岁之间，比同一地点男性吸毒者平均年龄小3-4岁；其未婚率在41.7%-73.7%之间，其注射毒品的比例在9.5%-80.4%之间，城市高于农村，其共用注射器比例为88.1%；女性吸毒者有多性伴性关系者的比例高于男性吸毒者，大约有41.7%-55.9%的女性吸毒者卖淫。（摘自导医频道）
据官方已公布的数字，中国目前估计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居全球第14位、亚洲第2位，而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年正以40％的速度递增。而中国目前约八成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农村。（摘自南方网）
以上这些相对于以往传统的农村社会来讲是基本上看不到的，但是现在越来越普遍的存在并被人们漠视地接受着，我觉得这是后现代主义打破常规，以及其反叛性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这是我们应该去避免的。
针对这种现象，需要不同的社会工作者去开展工作，比如针对一些吸毒等流浪的人群尤其是青少年，需要一些外展社会工作者的介入，进行跟踪调查并加以辅导。
同时还需要一些医疗社会工作者们进行临床的辅导及宣传。包括艾滋病预防的宣传等。
个案工作员可以通过运用危机干预等方法介入具有自杀倾向以及自杀未遂的个人或群体进行帮助。可运用“意义的寻求者”范式，“找寻意义者”范式强调社会世界的主观性质，同时又相信最终是和谐的存在（即主观+秩序），在对人性的假定上基本上属一种乐观的人性观。该派范式在实务上的最大特点是非治疗性和指导性的，根本上反对“治疗”的概念，主张目标是“协助而不是治愈”（The aim is to help, not to cure），另也尤其重视关系及其品质（the quality of relationship）。其案主中心手法（Client-centred Approaches）和互动论社会工作（Interactionist social work）是其主要表现。
另外还有社区工作者要进行相关的政策建议，运用“提升醒觉者”范式，即为那些弱势群体增权而呼吁，也要对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及合法地位，同时也要去给政府决策制定者一些建议，以制定比较人性化的政策。
第四、女性主义的兴起，离婚率的提高。
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女性主义（Feminism）也在推波助澜，女性主义意味着妇女解放，五四时传到中国，定为女权主义。在西方，最初是指追求男女平等，首先是争取选举权。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国家的妇女，基本上都争取到平等的政治权利，但在社会生活与人们的观念中，仍与男子不平等。女权主义者开始认识到，这其中有一个性别关系，性别权力的问题，所以女权运动就变为分析男女为何不平等，男女的权力架构，强调性别分析。在我国也认识到，先讲女权是不行的，也要讲性别分析。从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认识的加深。在国内目前多用女性主义，用性别研究两性权力有深层次的意义，而且用女性主义也容易让人们接受。女性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旨在反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一切不平等。
在现代社会，大多数农村妇女已经从传统的家庭主妇的樊笼里走了出来，敢于直面整个社会，妇女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妇女的在家庭的作用也不仅仅是生儿育女而是更多的具有了社会职能了。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妇女敢于为自己的利益站出来反抗了。比如当今社会离婚率的提高。中国人步入了开放的年代，离婚已经不再是什么难事，当事人的悲愤和悲伤越来越淡，旁观者的理解和宽容越来越多。传统上一向注重家庭的中国社会在1980年，离婚率为 4.75%，到2003年上升到13%，从1978年至2003年，中国社会的离婚率上升了3.2倍，上升了8.25个百分点。（摘自青年参考）
我们发现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在某些方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①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认为，不存在一个普通的本质，而女性主义强调社会性别也是反本质主义的，是流动与变化的。
②反现代主义的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强调反理性与自然的对立。正是对理性与自然对立的强调会导致男人统治，所以女性主义也反对二元对立，也反对自然与理性的对立。
③后现代主义重视语言的作用。而女性主义也提出“话语权”，要给行为加以语言规定以保证妇女权力。
④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许多焦点与女性主义相同。
但是后现代主义更多的是批判，而女性主义不能完全抛开它的本质主义，女性主义是要在多元中把握统一，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要丢掉统一，强调多元。（荣维毅，2004）
因此，尽管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是在我国农村还是要慎重把握好因后现代主义辐射所带来的女权主义给中国农村的变化。不能一味的盲目追求妇女平等。毕竟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妇女是相对弱势的群体。离婚率的提高并非一定就是好事。
所以社会工作者要在中间做好调节的作用，既要为妇女的弱势地位增权，维护她们的基本权益，也要考虑到如儿童、老年人等周围环境的综合因素。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综合运用不同的范式去解决问题。
第五、传统文化娱乐倾向低俗化。
现在农村在冬季的时候是各地的各种物资交流会，当年在农村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物资交流会，而在那个物资极度缺乏的年代，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是少的可怜，于是每当这个时候物资交流会就成为节日般的日子，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个时候可以有许多的文艺演出，当时和现在不同的是没有现在的色情的表演，没有现在的寡廉鲜耻的女孩扭动自己的腰肢或是口出污秽的以性为主题的招揽方式。“没有性生活，就没有新生活。”这话说得挺顺遛，而当那些以钢管和自己裸体的意淫为表演方式的艳俗的女人，和那些用自己的裸体作为廉价抛售形式的粗俗，让人们感到了所谓的后现代的干聚合那种无法虚拟的“原罪”的解脱并不遥远，于是，这不得不让人想起一个没有了不慎就可以怀孕的女人，她的性行为的放肆和不在承担孕育责任的性放纵是有些道理的。
后现代的确给社会带了很多反叛的东西，以至于让很多传统的文艺表演成了后现代的释放地，传统的二人转成了两性间的话题，什么表演都要跟“爱”“性”沾上边去迎合一些观众。传统的文艺表演没人看了，倒是这种低俗的表演能吸引到很多的观众。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这是部分现象，我们的主流是好的。
我想社会工作者其实不应该介入到这种情况中来，倒是可以去做一个传统与现代的磨合者，介于二者之间，也就是说既不要让后现代的糟粕出了格，也不要让传统的精华给迷失了。
小结
我觉得后现代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它竟给社会带来很多有意义的东西，促进着社会不断的创新与发展，而同时也在另一面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好的东西，腐蚀着人们的思想。所以在吸收外来新事物的时候一定要用批判观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中国的农村在迈向后现代的道路过程中还是个缺乏免疫力的孩子，本来跳跃式的发展已经就不符合常规了，如果再缺乏对新事物的辨别力，那么就更容易受到伤害。因此一定要有一个类似安全阀机制的东西来保护她。而社会工作者就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由于本人知识及阅历有限，以上仅从个人角度去看后现代给中国农村带来的不同层面的影响，并试着探讨社会工作者在这些情况下所能起的作用，以及运用何种专业方法和社会工作的范式去介入。肯定存在很多偏颇的地方，更唯恐题目跟主题有牵强附会，无法自圆其说。不足之处还望老师多多指教，学生不胜感激。
[参考文献]
著作：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刘象愚、杨恒达、曾艳兵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2002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陈嘉明等著 人民出版社 北京 2001
《后现代主义》 陈晓明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开封 2004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工作》 王思斌主编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上海 2003
《香港外展社会工作纵横》 陈宝剑等编 集贤社 香港 1997
《社区社会工作》 周沛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 2002
《农村社会学》 韩明谟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1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 (英)彼得·伯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2001
《家庭与社会保障》 张健、陈一筠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 2000
报纸期刊：
穆光宗：《家庭空巢化过程中的养老问题》，《南方人口》，2002年第1期
谭 琳：《新“空巢家庭”——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人口现象》，《人口研究》，02-7 第4期
钱再见：《中国社会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政策》，《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
徐晓军：《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
徐晓军：《城乡互补的“填充”养老模式探讨》，《人口学刊》2001年第4期。
吴业苗：《谁来抚慰“留守儿童”的心灵？》，《宿迁日报》2004年12月18日
荣维毅：《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哲学》，《人民日报》
网络资源：
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1036/2204113.html
中国农村研究网：http://www.ccrs.org.cn/big/nckcjtdylwj.htm
中国青少年研究网：http://www.cycrc.org
导医频道：http://daoyi.56960.com
南方网：http://www.southcn.com/news/gdnews/sh/aids/azbr/200411290467.htm
青年参考：http://www.qnck.net.cn/gb/qnck/2004-12/22/content_1000803.htm
陈涛老师的随堂笔记：
《后现代概述》
《社会工作范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