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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国内涂尔干研究综述

恒之 — Sat, 04 Mar 2006 05:32:00 GMT

晚近国内涂尔干研究综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恒之）

摘要：法国社会学大师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一生写下了大量著作，博涉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宗教研究、法律研究、知识社会学等现代学科领域。自1917年涂尔干去世后，继承、研究涂尔干主义的人层出不穷。伴随着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国内涂尔干研究也得到了很大进展。涂尔干作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三圣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学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不断地被国人再认识、再解读。对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再描述一时间成为国内社会学的热门话题。近十五年来，与涂尔干相关的研究性论文有近百篇，基本上涵盖了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各个层面。本文在对相关文献的阅读之基础上，力图描述出晚近国内涂尔干研究的概貌。

关键词：涂尔干社会理论

法国社会学大师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国内译作迪尔凯姆、杜尔凯姆、杜尔克姆、杜尔干等）一生治学“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写下了大量著作，博涉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宗教研究、法律研究、知识社会学等现代学科领域，不仅令当时人折服，更让后人叹为观止。涂尔干是法国大学中第一位社会学专业的教授，对法国各门社会科学以至整个西方社会学的演变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胡伟、孟德拉斯、威莱特，1988：7）。自1917年涂尔干去世后，继承、研究涂尔干主义的人层出不穷。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近十五年，由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学术活动呈现出更为活跃的局面，伴随着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国内涂尔干研究也得到了很大进展。

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界对社会学的几位经典大师及其著述均有较多的关注，对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等人的社会理论的梳理在学人的努力下在不断地深入。而涂尔干作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三圣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学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不断地被国人再认识、再解读。对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再描述一时间成为国内社会学的热门话题。涂尔干是国内对经典社会学的研究中另一个相对的重点（杨善华、李猛，1994）。近十五年来涂尔干的基本著作相继有了中译本，同时研究性论文有近百篇，基本上涵盖了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各个层面。本文在对相关文献的阅读之基础上，力图描述出晚近国内涂尔干研究的概貌。

首先，涂尔干著述的中译本渐具体系，给涂尔干研究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使国内涂尔干研究得以有系统、有组织地进行。中译本的大量出现，对学术性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建国后，涂尔干主要著作的中译本有：

1) 迪尔凯姆：《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1999年2版；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这两本书都是对涂尔干Les regles de la methode sociologique（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一书的翻译，其中商务版的是从法文1919年版译出的，华夏版则未对版本进行说明。

2) 杜尔凯姆：《自杀论》，钟旭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其中浙江版是英文转译，商务版是从法文译过来的。

3)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杜尔干：《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林宗锦,彭守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版。两书均是对涂尔干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ns Life）一书的翻译，据称都是根据法文版译出。

4) 迪尔凯姆：《迪尔凯姆论宗教》，周秋良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5)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6) 涂尔干、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 涂尔干：《实用主义与社会学》，渠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 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 涂尔干：《道德教育》，陈光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 涂尔干：《社会学与哲学》，梁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 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渠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2)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3) 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另外在张人杰主编的《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版中编入了两篇涂尔干的文章，一篇选自《教育学与社会学》，一篇选自《道德教育》。

其中渠敬东主编的《涂尔干文集》六卷本，第1卷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2卷《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收入《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伦理学与道德社会学》及多篇专题论文)；第3卷《道德教育》（收入《道德教育》、《教育与社会学》及讨论教育问题的文章）；第4卷《教育思想的演进》；第5卷《孟德斯鸠与卢梭》（收入《孟德斯鸠与卢梭》、《社会主义与圣西门》及政治学论文）；第6卷《乱伦禁忌及其起源》（附有大量论文、书评、讨论、访谈、书信和笔记）。渠本人翻译了《社会分工论》、《实用主义与社会学》、《乱伦禁忌及其起源》等涂尔干著述，他所做的工作为涂尔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中国的涂尔干研究来说，渠敬东功不可没。

以上中译本基本上涵盖了涂尔干著作的绝大部分，应该说这些翻译作品为国内的涂尔干研究创造了极大的便利。以上译著的翻译水平在国内社会科学中算是不错的，但问题是以上各书在译名上不统一、术语翻译上也存在这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造成了一些混乱，即便是对同一书的翻译也存在着不少冲突的地方，这是在研究时值得注意的。

在涂尔干著作的中译本大量出现的同时，关于涂尔干研究的中文二手文献也日渐丰富起来。其中论著有：

1) 阿隆(Aron,R.)， 2005，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 陈秉璋，1982，实证社会学先锋——涂尔干，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 哈贝马斯，1994，交往行动理论——论功能主义理性批判（第二卷），洪佩郁、蔺菁译，重庆出版社。

4) 胡伟，1988，当代法国社会学，胡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5) 吉登斯，1999，杜尔克姆，李俊青等译，昆仑出版社。

6) 刘晓梅，2004，迪尔凯姆法律社会学思想研究（博士论文）。

7) 帕森斯，2003，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 夏遇南, 彭刚译，译林出版社。

8) 渠敬东，1999，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9) 亚历山大，2001，迪尔凯姆社会学，戴聪腾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10) 朱元发，1988，涂尔干社会学引论，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另外，国内近几年很多的社会学理论教材的相继出版，只要是论及古典社会学理论的都对涂尔干社会理论有所论述。这方面教材很多，在此不赘述。

涂尔干中译本的相继出版，研究涂尔干的二手文献的增多，促使涂尔干研究论文大量出现。这些研究论文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道德研究、方法论、法律研究、知识社会学等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散见全国报刊杂志中的文章有近百篇之多（注：根据《人大报刊资料索引》、《上海全国报刊资料索引》、《中国期刊网》统计）。本文在阅读这些研究性论文的基础上力图对国内涂尔干研究进行一个粗略的梳理，以便于进一步的研究。本文按照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安排大致区分了如下几个方面：现代性研究、方法论研究、道德教育、宗教社会学研究与知识社会学问题、法律社会学、自杀问题、比较研究等等。

2.

现代性研究是社会学近年来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围绕着社会学的经典大师们著作的现代性意义、现代社会关怀等

等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渠敬东，1999；张海洋，2000；张欢华，2002；谢立中，2003），试图通

过对现代性的相关考察来对涂尔干的社会理论遗产进行有效地清理。
张海洋（2000）从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当前水准都处于充实基础和重建规

范的阶段。因此要学以致用，把涂尔干的理论吸收，要从三个方面定位涂尔干及其社会理论：一是定位其书，二是

定位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当前水准，三是定位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涂尔干研究而言，我们的研究者从多个

角度来分析了这些问题。
渠敬东（1999）从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中，抽取失范、法人团体以及以类比与分类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等三个向度，试图

对涂尔干有关现代社会分析的关键问题进行梳理和解析。渠敬东认为，涂尔干用社会决定论来建构个体主义的尝试，

不仅指明了现代性转变所牵连的核心问题所在，同时也在社会调控和深度自我两方面开启了有别于以往历史的样式。

特别是，社会技术和自我技术的双向开展，在自我有限性的基础上，为建构新的社会形式开创了可能性。从现代性的

视角出发，回过头来重新检视涂尔干的遗产之时，可以找出其中所蕴涵的诸多可能性及其有限性。因此，渠敬东认为，

我们的继承也已经不再是理论本身的叙事方式和论证逻辑，而是问题本身。牟宗三（2005：182）说，要了解其贡献

必须先对之有恰当的了解，而要有恰当的了解，又必须有审密的分析。现代哲学喜言分析，但不论应用何种分析方

法，都必须把握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不论是否赞同其意，先要将原意恰当而明确的分析出来，以期有恰当的了解；

第二，如果那些问题并非虚妄，则分析的结果不能把问题分析掉了。
谢立中（2003）则从现代性的后果出发，探寻了涂尔干主义的历史意义及其效果。谢立中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在对涂尔干

主义的大部分努力，要么集中在如何应用涂尔干的概念和理论来描述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范”

等现象,要么集中在如何更全面、准确和深入地去理解与把握涂尔干本人的思想内涵。很少有人去考虑涂尔干主义付

诸实施的其实际的现代性历史效果，即从实用的角度来探讨涂尔干主义所具有的一些现代性的意义问题。因此，参照

20 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西方国家的历史实践，来对“涂尔干主义”的实际历史效果来考察和分析

涂尔干主义是很有意义的。通过研究，谢立中发现（1）涂尔干主义是20 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改革实践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就解决19 世纪自由主义现代性体制所面临的那些经济、社会与精神危机而言，涂尔干主义

的解决方案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它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具有较强的副作用，而这些副作用是我们在当前的情

境条件下借鉴涂尔干理论时所不能不认真地加以考虑的。

3.

社会学方法论的探讨一直是国内社会学界探讨的主题之一（袁方、谢立中，1993；覃方明，1998）。目前，对于涂尔干方法论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其几本基本主要著作——《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展开。对涂尔干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科学主义取向、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取向及其影响的分析（张小山，1991；沃野，1998；徐超、殷正坤，1999；范会芳、蒋超， 2001；闫钟，2002；李文华，2004；付敏红，2004；李文华，2005；陆丹、张月，2004）。另外，对涂尔干社会理论中的整体论思想的解说（彭启福,1995），对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的意涵、性质、价值的分析（焦永刚，1995；许斗斗，2000；李太斌，2004；刘文明，2004），涂尔干社会理论中的系统思想（伍进，2000）等均有人论及。

何为社会？何为社会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何？社会学研究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社会学研究应该采用何种方法？这些都是作为社会学学科的创始者——涂尔干——所关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涂尔干在其著述中都有详尽的表述，但由于以前其著述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了解——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社会学在建国后很长时间内是空白的，一方面是缺乏这方面的研究者——所以我们对其社会学基本意涵的了解往往是通过第二手文献，其中最主要的是帕森斯对涂尔干的解说，以及他人对帕森斯的解说，主要是美国社会学史的影响。对于社会学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帕森斯在其《社会行动的结构》（2003：381-418）有比较详尽的分析。在帕森斯那里，涂尔干的社会理论在其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与个人主义的实证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的实证主义不同的实证主义的思路，帕森斯认为这一思路是涂尔干中期的主要思路并存在着一些困境。国内的把涂尔干作为实证主义代表的论者也大多从此意义出发，通过对《自杀论》和《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的解读，认为涂尔干是实证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在社会学理论的教科书写作中，我们更多的是强调这一个方面。

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从孔德那里发源，但由于孔德（张小山，1996；程家明，1998；谢向阳、淦家辉，2005）只是提出了实证研究的一些原则，而他本人并没有真正的做实证的研究，其著述的哲学气息很浓，所以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社会学的理论影响。一般认为，正是涂尔干从孔德那里接过了实证主义的大旗，并且将其具体化为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而开创了社会学的实证研究的典范。研究者认为通过对社会事实的界定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确定，涂尔干界定了社会学学科的更具解释力的也是全新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自杀现象的研究涂尔干确立了实证主义研究的典范，所以《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就是其为社会学理论方法法则的宣言书,《自杀论》的经验研究就是其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写照（陆丹、张月，2004；李文华，2004；李文华，2005）。李建立（1994）认为在涂尔干那里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方法被系统化、理论化，《自杀论》一书标志了此方法的成熟，尽管涂尔干受到了德、英社会思想的影响，但他的思想更源于法国学术传统的熏陶。在社会学方法论上，涂尔干受到孔德、斯宾塞的极大影响。从而在他那儿使实证方法成为主导的社会学方法论。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国内大部分相关论文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原则的。

社会事实是涂尔干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国内研究者通过对涂尔干所确立的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焦永刚，1995；许斗斗，2000；李太斌，2004；刘文明，2004）这一概念的解读出发，认为这种社会事实是整体的而不是个别的、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是强制性的客观性的社会性因素，并以此为据来说明涂尔干的社会学学科建立中所确立的基本准则，认为该概念为社会学的创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正因为社会事实本身所具有的矛盾使之对社会学的发展特别是实证主义的道路产生了致命的影响。论者多以此缺陷来指摘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但很少有提出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来，我们看到这些分析基本上没有超出帕森斯所设计的实证主义的方案。只有焦永刚（1995）力图对此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的二元性进行新的社会理论分析，从中找到一条可以克服实证主义缺陷的思路，但该文好像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其实仅仅从其主要的基本著作中去寻找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是可能的，但是在继续深入的研究其方法论的各个面向，则此种做法似乎是不够的。因为涂尔干总体上的实证主义倾向之外，也有理念主义的一面（特纳，2003：46）。在渠敬东（1999）看来，涂尔干为社会学确立的一套方法论准则，都是围绕着“社会必须成为社会”的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它既包括事实和知识判断(如规则—不规则) 的意涵，也包括价值和道德判断(如应该—不应该) 的意涵；它既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也是实践论意义上的；它既需要借助一种排斥反社会因素或非社会因素的真理体制对自身的正当性进行证明，又需要借助一种日常生活的实践逻辑来确立自身的有效性基础。简言之，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实际上就是社会的准则。

社会学在涂尔干那里得到了有效地确立，其所有著述也一再为其自身的合法性提供某种辩解，我们是否要更多的从其作品的整体来了解他的方法论的丰富意涵呢？我们看到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当然这方面国外的研究可以作为我们相关研究的一个很有力的借鉴。这还有待我们的进一步探讨，比如深入的挖掘在各个不同时期涂尔干方法论的变化，从更多的涂尔干著述中比较分析其方法论的原则，从整体的角度来论说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等等。也许在对一些具体而微角度入手探讨整体与个体，主观与客观，科学与人文，理性与偶然等等概念对于涂尔干研究来说是一种可能的方法。

4.

涂尔干带着建立道德科学的企图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吉登斯，1999：44）。他在波尔多大学讲述的最重要课程就是道德教育（Lukes,1985：110）。而且他1902进入巴黎大学索邦学院时是在教育学系，并于1906年被聘为教育学教授（周晓虹，2002：239；），此后于1913年才成为社会学教授。涂尔干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关注着道德问题，Lukes认为道德是涂尔干著述的中心和终结（Lukes,1985：95）。在当时的法国时代状况下，涂尔干所探讨的道德是为了适应法国社会从宗教道德向世俗道德演变的趋势，通过探索非宗教的、理性化的道德教育问题，进而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的改造。涂尔干在波尔多和索邦的大量讲座和课程都是围绕着道德教育展开的，他力图通过对道德领域的探讨来增强社会学的分析力。涂尔干认为道德教育是教育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由于道德教育问题具有迫切性，而传统教育学中的道德教育理论存在着诸多矛盾并逐渐失去其作用，所以涂尔干认为有必要按照社会学的思路重建新的道德体系。围绕这一问题，涂尔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开设了不少课程专门讲述这一问题，可惜的是由于其英年早逝，他还没来得及整理他的道德理论。

在其生前，涂尔干关于道德的论述并没有出版，后来陆续出版了他在该领域的重要论述：《道德教育》、《教育思想的演进》、《教育学与社会学》等。上述基本著作都是根据讲义和授课内容整理而成的。国内很早就有了《道德教育论》的中译本（迪尔凯姆，1930（民国19年），道德教育论，崔载阳译，上海：民智书局。该本国家图书馆与北大图书馆都没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有藏）。教育学界一直比较注意涂尔干，早在1989年张人杰主编的《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一书中就编入了两篇涂尔干的文章，一篇选自《教育学与社会学》，一篇选自《道德教育》。这两篇文章也一直是国内教育学界理解涂尔干教育理论的主要文本。现随着新的译本的出现，必将促进对涂尔干的教育理论分析。在上个世纪直到2003年以前，国内涂尔干研究主要围绕着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进行了一些述评性工作（邓才彪，1989；袁锐锷，1991；刘欣、王小华，1993；袁锐锷，1996；周晓冀，1999；吴坚，1998；朱镜人、王铭银，1996；钱扑，1999；袁锐锷，2000；李源、郭凌灿，2003）。这一时期由于资料的缺乏，大多是以《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的两篇文章为最主要的分析文本，同时把西方的道德教育的相关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对功能主义教育观念的分析也是当时的一大特点。这些论文中大致分析了涂尔干道德教育的基本意涵、道德教育的意义和目的、道德教育与一般教育的相互关系、采取何种方式进行道德教育等等。总的说来这些分析基本上属于述评性的，鲜有深入分析。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仅就涂尔干的教育学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理念进行分析，在结合其整个社会理论的脉络来理解涂尔干道德教育与其基本的教育理念上存在不足。

近年来对涂尔干教育思想的分析则有深化的倾向：对《道德教育》一书的导读性评述（陈桂生，2002）、对涂尔干的道德教育的三要素分析（张崇脉，2002）、职业伦理与道德教育的关系探讨（冯婷，2003）、经济社会中的道德建构问题（汪和建，2005）、社会学方法论原则与教育研究的关系问题（钱民辉，2005）等。汪和建认为涂尔干从现代经济中辨识出了作为其后果与构成的道德性因素，涂尔干的“道德性视角”。涂尔干的道德性视角,不仅是对正统经济学“去道德化”倾向的一个有力批判，更是引领经济社会学的转向，即把社会结构分析与道德分析整合起来的桥梁。以此为基础从涂尔干道德性视角中可以引申出可构成这种整合基础的三个理论命题。

5.

由于社会学在建国后长时间的中断，涂尔干学说的传播也随之中断，所以涂尔干的学说在长时间里并没有得到我国宗教史的研究关注，而我国的宗教研究更多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研究，中国的宗教学仍是很不发达。所以有论者（王宗昱,2001）认为涂尔干学派乃至整个西方宗教学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还处于初人门径的阶段。涂尔干在是西方学术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中的对宗教现象进行解读，中国学者尚无能力对他们使用的宗教史料和社会史料做出批评性的回应。所以，涂尔干等人的学说对于我们的意义主要还是拓展我们研究的范围，促进中国宗教学的发育。吾淳（2004）则直接以涂尔干的宗教理论为依据来看考察中国的宗教集体性问题，并从中得出结论认为集体表现需要以宗教的形式进入个体的心灵，从而维系社会本身。

社会学的宗教研究自孔德开始就一直延续着，涂尔干后期也比较关注这一问题，并写下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一书，该书是其宗教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正是在该书中他发展了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把知识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紧密的结合起来。知识社会学理论是涂尔干晚年关注的重要问题，他在确立学科之后，更试图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人类思维进行有效地改造，从而扩大社会学的影响。国内相关研究亦主要是概述性的（王宗昱,2001；颜烨，2001；杨美健，2004；陈晓毅，2004）。研究者通过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原则的论述，来说明涂尔干宗教分析所具有的各种社会学意义，他们认为在涂尔干意义上的宗教也具有其社会现象的意涵，即宗教现象本身也是一种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社会事实，具有社会学分析的基本特征。通过对涂尔干的不完全的解读，研究者认为涂尔干在宗教研究方面是继续使用其早期社会学的基本理念来分析宗教。通过对其他宗教研究者的论点的批判，涂尔干宗教研究在一开始就具有了很强的社会学色彩。他们看到，涂尔干通过对图腾制度（图腾崇拜）的分析入手来考察宗教力量通过集体也即社会进入个体心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宗教作为社会的唯一表征，不断地给个人以各种力，使得个体不得不服从这一力。在其中，集体表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集体表现是通过若干仪式而达成的，这其中也包含了各种分类体系。正是这些分类体系结合了集体意识的。所以正是集体表现的神圣性与个体行为的结合构成了社会的生活本身，社会就在一种二重的建构中实现了它本身。

深入分析方面则有对涂尔干哲学源头的探讨和知识社会学方面命题的研究。曾亦（2002）指出由于涂尔干深受康德先验论的影响，在宗教分析时把康德的先验论化为这种二重性的宗教分析，也即在社会学意义上来探讨如何通过对宗教本身的社会意涵与个体之间的种种张力的描述来寻求集体表现的新知识社会学。周星（2003）认为只有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涂尔干在结构主义思想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涂尔干宗教研究中的知识社会学论题，则有不同的解说（郭强，2000；周星，2003；雷洪、刘成斌，2003；胡辉华，2005）。他们在对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发展困境、知识社会学所具有的一般特征的分析中，探讨涂尔干的知识社会学内涵、意义以及涂尔干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空间，认为涂尔干宗教研究的切入点是去把握人类本性，在于对整个人类知识范畴与知识思维的一种把握，是在哲学社会学的把握中去寻找道德个人主义与集体表现之间的团结的可能性。知识社会学的这种探讨既是对涂尔干理论本身的发展也对其前期的社会学理论提出了一些新的可能性，即在对知识的研究中重新看待社会本身，从范畴研究中探寻社会学发展的新思路。在宗教研究方面也有从比较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韦伯与涂尔干宗教思想的异同，刘荣（2003）力图通过对韦伯和涂尔干的比较，从中看出实证主义与诠释社会学两种不同的宗教研究的理路，并想从中一些有益的见解。

6.

涂尔干一直比较关心法律问题，在1896-1900年间曾两度开设课程讨论法律社会学问题（Lukes,1985：255）。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从社会团结与法律的关系方面来探讨了法律问题，而在此后的课程中，其法律社会学思想有所转变和发展。在这些课程中，他更多的探讨了刑法的类型学与历史演进，探讨了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目前法学理论理论界中的法律社会学逐渐成为显学（葛洪义，2000）。涂尔干的法律思想的探析也因此成为近几年来一个热点。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认为法律是是社会团结的表征，也是通过对法律的类型学分析来深入探讨社会团结的。所以国内也有论者（吕世伦、周世中，1999；李楠，2004；葛洪义，2000；吴建平、唐友平，2003；侯钧生、刘晓梅，2004；李峰，2005）从这一意义上来解说涂尔干。涂尔干认为社会团结通过法律来表现。孟德斯鸠创造性的使用了法的范畴和类型的范畴，涂尔干认为正是这两个范畴可以用来把握整个社会，并且在社会学研究中创造性的使用了孟德斯鸠的这两个范畴。通过司法规范体系来考察社会团结，在涂尔干看来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是很适当的方法。涂尔干认为任何持续存在的社会生活都不可避免的会形成一种限制形式和组织形式。法律就是这些组织中最稳固、最明确的形式。通过社会生活的不断扩大，必然同时伴随着法律活动相应的增加。因此我们肯定会发现所有社会团结反映在法律中的主要变化（涂尔干，2000，社会分工论：28）。按照涂尔干的分类原则——分类必须根据现象的变化而变化——他从历史的角度把法分为两类，即压制性法律和恢复性法律。社会团结因此也就相应的进入了我们的分析视野，并且有了类型学的意义。法律是道德的看得见的符号，是集体意识的表达，正是通过法律集体意识才得以进入个体之中，并且是有其直接的深入的表达方式。

当前的几篇概述性文章大都希望从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原则中找到对法律分析的一些借鉴，在他们看来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的确立可以为法律事实的确立带来方法论的基础，而涂尔干的整体分析和功能分析则可以深入到法律的功能分析之中。在这样的涂尔干法律思想的分析中，论者多以涂尔干的实证主义、整体论和功能论出发来理解涂尔干的。他们认为涂尔干围绕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整体论，从功能分析的视角，对犯罪、失范和越轨等法律问题进行了独特的探讨；基于此种社会学思路，他还对法律与道德这两种社会秩序的控制方式进行了阐述。

法律功能主义把法律放在社会整体及其与组成整体的诸多部分之间的关系中对法律的功能进行分析。在一定意义上法律也成为了一个自我生成的体系，自成一体并且在各部分的相互作用中发挥着社会功能。这样的法律社会学观点认为涂尔干从社会整体变迁的角度阐述法律的地位和功能，进而认为法律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法律反映了社会结构，表征着社会结构，而且可以调节社会团结，在现代社会中则对现代社会分工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对社会事实的说明之后，涂尔干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得以确立，同样对于法律分析来说，涂尔干也是采取了这种社会事实的说明方法，即要在社会学原则的关照下去说明法律作为社会事实是如何在社会团结中起其作用的。通过对社会团结的两种类型的法律表现的分析得出法律分类学分析，在对犯罪与惩罚、财产与契约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涂尔干法律社会学所具有的意义。而侯钧生等人（侯钧生、刘晓梅，2004）则认为涂尔干从关注社会团结的问题出发，从法社会学视角阐释了法律与秩序、法律与道德以及法律的社会变迁等法学基本理论，因而对当前中国的法制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涂尔干还分析了犯罪和刑罚,财产和契约等具体的法律制度,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这些思想对我们现今的法社会学研究极具意义。

自杀问题是涂尔干早期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他波尔多大学开设课程专门探讨这一问题，并写过相关的论文，最后与1897年出版了《自杀论》一书（Lukes,1985：191）。《自杀论》一直被认为是其社会学方法应用的集中表现，该书也一直被认为是其社会学主义的集中体现（周晓虹：254）。当时法国知识界对自杀问题已有很多的讨论，同时自杀现象看起来是很具体而特殊的课题，能给研究者以一界定清晰的群体事实，加之该现象直接与社会制度、一般社会现象密切相关，正好可以用来尝试使用涂尔干所确立的社会学方法原则。而涂尔干在巴黎高师的同学Hommy的死更是直接促使他去关注自杀现象（Lukes,1985：50-51）。从一开始涂尔干就把自杀研究作为把握社会现实的一个重要面向。国内近年来对该书的解读不少，主要围绕着其社会学方法论（曲庆云，1994；陈森，1997；李文华，2004a、2004b；李文华，2005；陆丹、张月，2004；吴飞，2005a、2005b）、失范社会学分析（张百庆，2002；孙亮，2005）、犯罪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张小虎，1999；严励，2004）、以及相关的应用研究（齐麟，2002；颜廷健，2003）等。

《自杀论》的学术价值在很多方面体现出来，论者在分析其价值时多以此书为据来说明涂尔干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的原则。实证主义主张自孔德开始，经过在涂尔干的发展在《自杀论》中显示了其学术研究的精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客体主义、整体主义和实证与否证思想的结合起来奠定了社会学的科学地位。自涂尔干开始，社会学开始从学理的意义上探讨自杀现象，正是《自杀论》反映了这一学术关怀，同时《自杀论》还奠定了社会学的合法基础，在该书中涂尔干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和范畴，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开创了实证主义、客体主义和科学主义特别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先河。这种精神一直到现在仍然占据着社会学的重要阵地。自杀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它也存在于当代社会之中，将迪尔凯姆关于自杀的思想与现实的社会联系起来，这既可以检验《自杀论》的理论效度，也可以为分析我国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文本比较研究一直是学科分析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在涂尔干研究中，将其进行各种比较分析是有利于对其思想的更好的把握的。对涂尔干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是近年涂尔干研究中比较热门的话题之一，围绕着社会学经典人物的比较（刘中起、风笑天，2002；刘荣，2003；董才生、徐晓海，2003；童潇、白杨，2003；许传新、陈国华，2004；龚长宇，2004；杨镇宇、袁娥，2004；张秀琴，2004）、学科比较（杨光飞，2005；麻国庆，2000）、中西比较（胡艳华、万江红，2004）展开了对涂尔干的各式各样的解读，其中有些是对涂尔干思想的真正的比较，有些则是误读涂尔干。

刘中起、风笑天（2002）的文章对涂尔干和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的逻辑起点进行了比较，试图在社会事实与社会行动之间把握整体——个体的关联，并由此对涂尔干和韦伯进行有效把握，进而对经典社会学理论进行整合。刘荣（2003）与许传新、陈国华（2004）则是对涂尔干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由于两人的不同研究旨趣，他们在思想渊源、研究方法、对宗教的定义和主要观点（如宗教的社会功能、宗教的世俗化等等方面）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形成了功能主义与比较宗教社会学的不同研究思路。但同时两人也存在着研究旨趣的一致性，同样反映在宗教研究的科学态度以及对宗教的某些认识上。董才生、徐晓海（2003）则从试图从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三位经典社会学家（涂尔干、韦伯、吉登斯）的主要的社会学思想进行较为深入的比较，希图通过这种比较来揭示西方社会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理论脉络。龚长宇（2004）则通过孔德、涂尔干和韦伯对义利问题的比较研究得出他们的探讨已经成为社会学视野中义利问题研究的典范，其研究理路和分析方法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该文认为在社会学视野中讨论义利问题关注的是社会运行中的道德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考察了时代背景下社会价值观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这对当前中国的考察有借鉴意义。杨光飞（2005）则对亚当·斯密和涂尔干的社会分工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该文认为两人的视角颇为不同：亚当·斯密关注的是分工的经济意义，认为分工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一种自发经济秩序的形成；而涂尔干认为分工的功能主要不在于优化经济，而在于它对社会秩序的整合意义。通过他们对于分工现象的阐释，该文力图比较初始阶段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在逻辑起点上和解释范式上的不同，并以分工观为例，进一步反思学科范式和现代社会科学体制中所需要的一种开放视域之间的张力。

另外，有人（宋全成，1993；周晓虹，2003；张含、谷家荣，2004）专门探讨了法国社会学派，涂尔干作为法国社会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对法国社会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周晓虹（2003）认为，社会学主义是在社会学的经典时代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理论范式，它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为代表，认定社会学必须解释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则是另一些社会事实的结果；同时，社会学的存在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它不必以其他学科的存在为前提。而围绕这一理论范式，在早期法国社会学界形成了后来享有盛誉的社会学年鉴学派。所以，社会学因为正是在涂尔干手中，孔德当年的建立一种有关社会的实证科学的理想第一次获得了充分的尝试，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事实或实证社会学范式至今还是西方社会学中的一种不可替代的主流范式。

在对涂尔干理论的应用研究方面也有把社会团结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来探讨中国农村问题的（贺雪峰、仝志辉，2002）。

综上所述，国内涂尔干研究在晚近15年中有了较大的发展，涂尔干文集和其他相关著作的中译本的出版发行，为深入全面研究涂尔干准备了良好的条件。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性论文也在数量和质量上也有所提高。我们看到近年来涂尔干研究在各个方面都有深化，对于涂尔干主义及其基本的社会学理论著作都有一些值得一看研究性论文。有些分析是建立在对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准确解读上的，试图对涂尔干社会理论的某些方面进行有效地分析，试图通过涂尔干对中国现代性进行有效的分析。一方面增加了国内学术界对涂尔干主义的认识，一方面深化了涂尔干研究，这对中国社会理论研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通过他们的分析我们看到了涂尔干本身的复杂性和继续深入分析的必要性。

但另一方面，在涂尔干研究上，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专业术语的翻译上的不统一造成了研究者的用语混乱的情况；在具体的研究中，术语方面存在着滥用的倾向；不少文章在叙述涂尔干思想时往往会根据某些语句来片段化的理解涂尔干整个思想并坚持认为这就是涂尔干的原貌；还有文章则未能够了解涂尔干本人思想之丰富性，想通过对涂尔干的片面化理解来证实某些观念；在实际的理论引证上还是把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教科书的理解作为现在理论论据而没有看到最新的研究动态；主观臆想地把某些不是涂尔干的观点加诸涂尔干身上；对相关文献的利用不够等等。同时，在学科规范方面也存在这一些亟待解决的的问题。

涂尔干研究，一方面有了不断深入地分析，一方面却显得比较单薄，特别是相对于国内韦伯社会学研究来说。这方面还缺乏很有见地的批评性研究，应该说对涂尔干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故此，我想，如果加强涂尔干社会学的综合的、整体的研究，对今后发展、提升我国社会理论的研究水准，促进我们与社会理论界的世界大师级人物的对话，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的意义、价值将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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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债读大学还得赔钱找工作

xiang — Tue, 27 Dec 2005 05:09:00 GMT

举债读大学还得赔钱找工作？

http://education.163.com　2005-12-27 10:34:32　来源: 人民网(北京)　作者:叶薇

也许，这样的例子并不普遍，却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矛盾的真切反映。从就业的宏观环境来看，可能与高校扩招后没有及时按产业结构调整来制订人才规划、未能在充分了解社会需求的基础上设置培养方案有关。结果，一方面是急需的人才找不到，另一方面是专业趋同导致几百人抢一个职位，不少学生只好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碰运气。

与此同时，有些用人单位的招聘方式也让求职者不堪负担。比如，设立名目繁多的考试项目，而考试结果没有个把星期拿不出来，外地求职者只好住在宾馆等待消息，花费自然不小；有些毕业生就业观念不够端正，求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制作精美的简历、花大价钱购置面试行头以及买礼品打通关系等方面，几场应聘下来还不囊中空空？正是在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求职消费越来越高。

一个贫困生，举债读完了大学，为找工作还得赔上一大笔钱，这样的事让人心酸。而要刹住求职消费攀高之风，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老师”为何成“老板”？ (转)

xiang — Fri, 09 Dec 2005 15:11:00 GMT

“博士生导师”、“特聘教授”、“客座教授”……高校教师名片上的头衔十分显赫，但对于其中有些老师的研究生来说，其最主要的身份却是“老板”。

眼下，高校学生，尤其是研究生都习惯性地称自己导师为“老板”。调查表明，研究生们采用这种称呼是出于尊重依赖、流行从众、经济要求、反感排斥和服从敬畏等五种原因。那么，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到底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健康和正常的呢？

“老师”为何成“老板”？

每天上午9点，上海交通大学三年级硕士研究生小杨就会赶到实验室，开始查找资料，做实验，撰写报告，要到晚上10点多才最后离开……

火热的研究生报名场面

导师每个月给小杨300多块钱的补贴。“要到外面做家教，拿钱远远比这个多，可为了完成论文，没办法，总得跟着‘老板’做”，小杨这样说。

小杨说，他们实验室里十一、二个研究生，无一例外地称自己导师为“老板”。记者了解到，对理工科研究生而言，这种称呼格外盛行。

“因为导师经常可以拿到课题，有课题就有经费，学生拿钱帮导师做课题，多少有点打工的性质，叫‘老板’是自然而然的事”，小杨这么解释道。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位硕士生也表示，在文科研究方面，导师不太布置课题，也没有经济上的“资助”，而只是在论文方面给予指导。“同学私底下将导师称为‘老板’，大家都这么称呼，感觉很顺口。”

在全国高校中，“老板”的称呼已很普遍，但很多“老板”属下的研究生却牢骚满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生说，跟“老板”做事很忙，要做很多实验，但有些实验的技术含量很低，纯粹是为老板赚钱，还要对付很多老板派发的琐事，比如指导本科生，甚至是干一些与学习无关的家务事等，“很多时间都不是花在学术上”。

有的研究生还坦言，虽然替“老板”做事，但“老板”在学术上给予的指导却少之又少，“一个老师带几十个研究生，平均下来与每个人交流的时间非常少，导师还时常要在国内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有时一年还要出几次国，其间我们只能通过电子邮件或网上聊天与导师进行交流，难得碰上头。”

华南师范大学的几位研究人员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心理大会”上公布了一项“研究生为何称导师为老板”的调查。调查以广州5所高校随机选取的495名研究生为对象，发现大多数高校研究生都称呼导师为“老板”，他们采用这样的称呼主要是出于尊重依赖、流行从众、经济要求、反感排斥和服从敬畏等五种原因。

负责这项调查的赵青表示，“老板”一词在高校校园内的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生对导师的经济要求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有时师生关系甚至嬗变为“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关系

提请北大教授会向校方提议中止或开除罗志田教职（社会学啊）（转）

xiang — Wed, 15 Jun 2005 14:27:00 GMT

提请北大教授会向校方提议中止或开除罗志田教职

作者：李继宏

因了某些机缘巧合，近日看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志田的一篇论文，看了之后大为吃惊，分析如下，并提请北大教授会向校方提议中止或开除罗志田教职。
罗志田这篇文章题为《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自称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来诠释思想、学术和知识分子地位的变迁”。那么，且让我们来看看他究竟要说什么，在说什么，怎么说。
罗志田在文章的开头中，用了6段共1392个汉字外加一个英文单词（institution），表达了如下观点：在解释“近代中国何以未能建立一个社会重心”的问题上，胡适在胡说八道，余英时很牛比，他说的才对；罗志田在余英时的启发下，认为废除科举制是重要的“体制变动”，“导致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解体”，他认为传统中国是“四民社会”，以士居首。但废除科举制之后，士不再牛比了，轮到商人和军人牛比了。
在接下来的第一部分中，罗志田用了32段8196个汉字外加两个英文单词（social
mobility），来说明“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在第二部分中，他用了25段6131 个汉字来说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在第三部分中，罗志田用了65段16277字来论述 “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罗志田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恐怕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因为通观全文，竟然没有一个关键概念是清楚的。且让我们来看看这么一句话：“可以说，前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心正是处于社会结构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第四段第一句）这句话涉及的概念有“前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结构”、“四民”、“士”。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前近代中国社会”。按照史学界的一般观点，中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么，既然罗志田在这里没有设定一个时间上限，所谓“前近代中国社会”，也可以称为“1840年以前的中国社会”（据闻在近代史学界，“前近代中国社会”指的是“近代前期的中国社会”，果真如是，则整个近代史学界的中文水平堪称可悲）。其次，“四民”在罗志田的文章中，就是“士农工商”。至于“社会结构 ”和“士”，罗志田则没有确切的定义，但根据其后文，“士”是由读书而晋身官宦的人。
罗志田这句话可以分解成：
1、 1840年以前中国社会是“四民社会”。
2、士居“四民”之首，即统率农、工、商。
3、 1840年以前，士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中心。
夏商周的社会结构现在尚不清楚，如何能以“四民社会”定义之？汉朝以前，纸张尚未发明，人们先后用甲骨、陶瓷、金属器具、竹简等记录文字，识字之人不多，何来“士 ”这一阶层？至如汉代，高官巨宦多为分封世袭，基层官员多由举荐而来，“士”又何从说起？退一万步说，即使到了唐朝，有进士、明经、童子等科目，罗志田使用意义上的“士”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开始形成，但其时的社会能被称为四民社会吗？详细考之，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四民社会”的历史阶段。因为除了有大量的僧、尼、道、流民、军士、优伶之外，尚有不少官员并非由读书晋身；至于皇亲国戚，在罗志田看来，大抵跟老天爷有亲戚关系，不属民的范畴。即使有确凿的统计数据，足以证明士农工商在总人口中占到99%的比例，亦断不能称为“四民社会”。如当今中国，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汉族占到91％强，但决不能称中国为汉族国家，而必须称为多民族国家。
当然，姑且原谅罗志田的无知，再让他一万步，权当他“四民社会”的理论成立，那么，士真的是“四民”之首吗？既然罗志田要对中国社会进行分层，在这里，无妨来跟罗志田谈谈社会学，教教他一些最浅显的社会分层理论。按照韦伯（Max Weber）的定义，社会地位的测量可以有三个指标：金钱、权力、声望。而至于“士”何以社会地位高过农工商，究竟是收入高，权力高，还是声望高，具体的统计数据如何，罗志田则无一字涉及。实际上，由于正统史书并无个人生活的记录，无妨从其他笔记资料和小说中窥视，来看看士的地位是否比农工商要高。考虑到罗志田可能读书有限，我们也不用跟他讲《淞滨琐话》、《潮嘉风月记》、《板桥杂记》、《雪鸿小记》这样较为生僻的史料，谅来《红楼梦》他应该看过，或者至少听说过。《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中有一个家伙叫甄费，是个“乡宦”，家里失火，只好去投靠他丈人封肃。封肃是农民，“……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儿，且人前人后，又埋怨他不会过、只一味好吃懒做。士隐知道了，心中未免会很，再兼上年惊唬，急忿怨痛，暮年之人，那禁得贫病交攻，竟渐渐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页11，《红楼梦》，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罗志田的标准，甄费是“士”，然而在金钱上，此人结婚多年还要去投靠家境殷实的岳父；在权力上，寄人篱下，只好每天受他人闲话；在声望上，亦是远不如他老婆那务农的父亲。如何能够说“士”是农工商之首？我们既然已经让了罗志田2万步，无妨再让他一万步，看看他最后一个观点是否成立。我生平最怕的事情就是有学历史的人来跟我讲社会学。看到新奇的概念，全然不去管它本来是什么意思，只顾拿过来就用，是当前人文社科学者的惯用伎俩，罗志田也是这样的。现在来看看句子3：“1840年以前，士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中心。”
这个“1840年以前”我们且不去管他，先考察一下“士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中心”。什么社会结构？如上所述，罗志田并没有给出一个定义。实际上，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这个词贯穿了整个社会学学科历史的始终，从涂尔干（Emile Durkheim）到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无数社会学家试图作出定义，却始终未能取得共识。我们且来看看美国结构主义社会学最后一个大师彼得·布劳是怎么说的：“人们分布在社会位置中，社会位置反映和影响了人们的角色关系和社会交往，社会结构是社会位置的多重空间。”（参见Peter M. Blau，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A Primitiv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The Free Press，1977）。我认为相对于罗志田的智商来说，这个定义可能太过深奥抽象了一些，所以不辞辛劳，再来给他看一下社会学词典是如何定义的：“社会结构是制度框架，保障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有条不紊/sociology.b.dictonarypage.co.uk/social+structure/）。为了让罗志田
便于理解，我们无妨来引用李普塞和斯梅尔瑟的一段话：“社会结构指的是有组织的人类行动系统，指向社会系统的某个方面。例如，公司是一种主要对应于产品和服务的社会结构；核心家庭扮演诸多制度角色，主要是将社会的文化价值灌输到年轻一代脑里。正由于这些功能，社会结构激活了社会系统中的资源。……因而，社会结构是个连接性的概念，它把社会系统的某个属性和其资源联系起来。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人们的交往中体现出来的某些属性，比如角色（如丈夫、教徒、公民）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社会角色的集合，如派别，家庭，官僚制度。”（p.4，Social Structure and Mobil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Seymour Martin Lipset, Neil J. Smelser; Aldine Pub. Co., 1966）。“士”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诸位看官请注意其和社会阶层的区别），如何能充当社会结构的中心？
虽然正常人理解疯子很难，但是，我认为罗志田还不至于疯掉，不过是智商比较低而已。智商高的人理解智商低的人比较容易，实际上，我们很容易猜出罗志田的“社会结构”指的是“社会阶层结构”。我们无妨让罗志田4万步，看看他对了没有。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是垂直的，从拉德克利夫－布朗到涂尔干，从帕森斯、默顿到彼得·布劳，无不如此。中心是相对于边缘来说的，在社会网络理论中，有所谓的中心。但在垂直的社会分层理论中，中心从何说起？就算“士”真的比其他三个阶层牛比，那么也只能说 “士”的社会地位在农工商之上。可怜的罗志田，连上下左右都分不清楚，如何能当北大历史学系的教授？
罗志田整篇文章的思路是：前现代中国是四民社会，士最牛比，最有权势，但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士就不是士了，而变成知识分子，没权了，不牛比，边缘化了，社会上多了另外一些“边缘知识分子”。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边缘知识分子”，罗志田依然语焉不详，整篇文章逻辑错乱，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多不胜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赖以立论的基础彻头彻尾，在我们让了他4万步之后还是错的，这篇文章是不是垃圾，已经一目了然，在这里我们就暂且放他一马，再来看看别的。为了要看看罗志田逻辑如何混乱，我们必须再让他1万步，不去计较其他关键概念的定义。既然他声称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先从社会学来看他的研究方法。
他在文章中谈“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和“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究竟有多少原来可以做“士”的现在做了“知识分子”？究竟出现了多少“边缘知识分子”，以至可以被称为“兴起”？所有这些，当然也是付诸阙如。罗志田在那篇文章中总共提到62 个人名，除去鲁迅是周树人是同一个人，朱丹（Jordan）是个鬼佬，相关的民国人物只有60个。民国期间有多少大学生，有多少大学教授，我并不了解，然而参考黄埔军校同学录的数字，该校1924－1949年间，本部和各分校共有毕业生23万余人。就算其时全国大学学生人数只与黄埔军校相若，从一个60人的样本来推断如许庞大的总体，是否太过开玩笑了？

再让我们来看看罗志田的其他论断：1、“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士人所读之书即随之而变。”为了证明士人阅读的书籍变了，他举了皮锡瑞的例子。然而，后文又谈到，叶德辉不喜新学，何以不用叶德辉的事例来证明士人所读的书一如既往呢？实际上，如果能有统计数据，说明哪怕是30%的士人变换了读书书目，那么这个说法也是成立的，但是罗志田智商既不高，五体亦不勤，只是举了这么一个自相矛盾的例子。2、“买书者如此，卖书者亦然。”是不是卖书的都改卖别的书籍了呢？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可以去查看各地印书局历年的出版目录即可发现，然而罗志田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只举了江西书商晏海澜的例子。但在中国任何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里面，均可见到不少民国年间出版的传统经籍，亦可知罗志田徒凭想象之无聊。3、“实际上，可以说正是清末的城乡差别、特别是安徽乡间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风气的传统蒙学教育造就了后来被认为是启蒙大师的胡适。……胡适的经历同时体现了近代中国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的转变。” 先看前一句，胡适是城乡差别和蒙学教育造就的。真是不知所云，当时从农村到城市且
小时候受蒙学教育的人不下千百，怎不见得个个都成为胡适？再来看后一句，胡适何其有幸，竟能体现近代中国人“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取向的转变”？罗志田文章中此类徒凭想象的例子甚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然而我之所以一口咬定罗志田智商低于平均水平，不只是因为他概念不清，逻辑混乱，还因为他身为大学教授，却缺乏基本的中文写作能力，身为留美博士，却缺乏基本的英文阅读能力。还请诸位看官来观瞻一下这篇论文的摘要：
“本文将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知识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动态进程，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西潮冲击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分析；在研究取向方面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从当时人的心态变化入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以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路。”
先不说罗低智商的语句如何拗口，光标点符号差错就有三个之多，前面两个顿号应该改为逗号，唯一一个分号应该改为句号。全部只8个标点符号，3个出错，差错率高达37.5 ％。再来看最后一句话：“以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路。”我相信没有任何正常的中国人能看明白罗志田想说什么。思路如何走向框架性诠释？实际上，罗低智商想说的是“提出一个解释框架”，然而他脑里不知道哪条根被绊住了，说不出来，只好说出那样的昏话来。其余差错之处，满篇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罗海归的英文水平吧。

首先我要承认，我没有看过罗海归的任何英文著述。从他公开发表的简历来看，只有两篇英文文章发表在《当代亚洲研究》和《美国－东亚关系研究丛刊》上（
http://www.hist.pku.edu.cn/person/luozhitian.htm）。但是他在这篇文章前面几页，出现了三个英文单词，我们可以就此窥见此人的英文水平究竟如何。

罗海归在文章中提到：“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 (institution)”，又提到：“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social mobility)取向也随之而变 ”。恭喜罗海归，第一个单词他翻译对了，虽然一般来说，在如此语境下面应该翻译成 “制度”。但是，social mobility是不是“上升性社会变动”呢？在社会学里面，社会变动指的是social change，有时也叫社会变迁。但social mobility专用的翻译是 “社会流动”。变动如何能跟“上升性”联系在一起？真是奇谈怪论。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印证了罗海归非但智商底下，而且十分懒惰，他不懂的东西只满足于一知半解。其实只要翻翻《英汉大词典》，第2121页即有这个词条。仅从这三个英文单词来看，罗海归的差错率高达66.7％，真不知道他在美国那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在这篇充满想象的文章（如果这也能叫做文章的话）中，罗海归还在不断地意淫。大抵觉得他自己也是个知识分子，以前的知识分子那么牛比，可是他籍籍无名，在google只有2170个搜索项，在现实中也未能呼风唤雨，所以要写出这么一篇东西来，好比阿Q哥
常跟人炫耀的：“我祖上也阔过……”。

一点可能多余的说明

为了免除一些无谓的口舌之争和无端猜测，我在此先做一些说明：

1、我并非针对整个历史学科。我四哥就是教历史的，我非常尊敬他；而且我有一些朋友是学历史的，他们的学问文章远非罗志田之流可以比拟。鄙人决不至于对这个学科有什么歧视。

2、也许有人看了之后会以为我在攻击北大历史系，这并不正确。我对北大历史系没有任何成见。去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请吃饭，我曾跟何芳川、王天有、荣新江诸先生同桌，更跟何、王两位先生同住一家酒店。诸位先生为人谦和，学问甚好，颇受香港学人推崇；何先生和蔼可亲，王先生幽默风趣，荣先生平易近人，均为鄙人十分尊重的前辈。

3、也许有人会误认为我在对罗志田进行人身攻击，恕我无法承认。鄙人经过分析罗志田先生写的文章，认为他逻辑混乱，缺乏基本的正确思维能力；行文极差，缺乏基本的中文写作能力；翻译错误，缺乏基本的英文阅读能力。基于这样的事实，鄙人对罗志田先生使用了“低智商”这样的陈述性定语。要指出的是，“低智商”并不是侮辱性词语，而是正规的科学用语。祖国各地方言各有精彩的词语来对应“低智商”，我如若要侮辱罗志田先生，尽可以用南京话骂他“呆逼”，用广州话骂他“憨居”，用潮汕话骂他 “白儍”，或者用一般人们常说的“傻逼”。可是正如诸位看到的，我没有使用这些词语。这并非因为我词汇贫乏，而是我心存仁厚，觉得不宜侮辱残障人士。倘使部分先生或女士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人定义为低智商，乃至对这三个字产生不快的敏感，鄙人愿意就此道歉。但请这些先生和女士在讨论鄙人文章的时候，不要只看到这三个字，而是回到鄙人提出的问题：罗志田是不是在胡说八道？他是不是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
？

4、有某些先生和女士以鄙人并非历史学专业人员为由，认为鄙人并无批评罗志田先生的资格。但是，天下无论什么学术文章，无不需要推理符合逻辑，字词使用定义明确，行文规范。但是罗志田先生的文章从这三个方面看，彻头彻尾都是垃圾文字。鄙人朋友均属智力高尚，并不认识罗先生，更谈不上有什么仇怨，只是从敬惜纸字的理念出发，揭发罗志田先生胡说八道而已。

给罗志田先生的建议：

江湖险恶，谋生不易，况成名乎？近日对罗志田先生了解颇多。他从一个工农兵学员，不知使用了什么手段进入了四川师院。周星驰电影中说过，就算一张厕纸，一条底裤，亦有它的用处。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罗先生的母校十分差劲，而鄙视了他。毕竟该校虽不入流，亦能颁发文凭，为罗先生晋身美国之新墨西哥大学奠基。新墨西哥大学在美国的地位，当然要比海淀走读大学在北京的地位要高，但也高不到哪里去，所以罗先生神通广大，转校到普林斯顿去了。一个中国人，去跟鬼佬讲中国历史，实在是非常明智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冯巩就说过，要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跟美国总统比说中国话，说死他！”罗先生智商虽然不高，却早在20年前就知道这个道理，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有了如此奇招，罗先生智商不高的缺陷立即被掩盖起来，在普林斯顿搞了十多年，总算拿到博士学位。其时64风波刚平息不久，罗先生虽然骗过了鬼佬，谋到了博士学位，但深知凭他的英文水平，在国外决难谋到什么教职，于是毅然回国，跟国
人比鬼佬的最新历史理论。如此一来，焉能不节节高升乎？从川大转到北大，当了北大教授之后，又要急着当历史学界的祭酒了。

鄙人家道中落，自幼出身寒微，在街头上叫卖过冰棍、油炸桧、番石榴，亦贩卖过粮食、旧木、西瓜、盗版书，深知人间炎凉冷暖。20余年来，以罗先生之智商，而能有近日之声望地位，内中必有无数白眼和艰辛，鄙人深能理解。惟先生所赖以晋身的伎俩，于他人害处甚多，还请三思。鄙人诚挚地向罗志田先生建议，目前暂无人揭发阁下的真面目，无妨激流勇退，一来可以保全声名，二来亦可以造福万千北大历史学系的学生和其他近代史爱好者。至于退职后的生路，鄙人亦已为罗志田先生考虑妥当。按罗先生虽则缺乏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但其毫无逻辑的思维，自有奔放莫测的文学效果，无妨从事文学创作，如能将先生半生晋身之故事全数写来，想必可以大卖，甚至在著作印数上超越鄙人，亦非遥不可及之梦想。鄙人目前从事出版行业，诚挚地向罗志田先生保证，只要阁下能主动辞职，撰写出文学作品来，请无需担心任何出版方面的难题，本人必帮先生成为一代奇幻文学之名家。
个人简介：
李继宏，广东揭阳人，中山大学社会学系２００３届毕业生，在《社会学研
究》、《人文杂志》、《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合著《直面办
公室政治》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出版；诸多学术论文和随笔
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读者》、《视野》等刊物摘编转载。曾
供职于《东方早报》，现暂为当当网上书店广州市场推广主管。目前参与筹办一份今
年７月在上海出版的杂志，以及撰写一本社会学方面的专著。

http://www.paowang.com/cgi-bin/forum/viewpost.cgi?which=paowang&id=534269杨昂的声明
　　近日在BBS上发生了一起争执，或更准确地说，一起单方面的学术挑战。但由于作者用词有违学术商榷的惯例及常规，引起了一些争论及误会。由于我被视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故似有必要对此作出表态，并澄清一些事实，然后对无端受辱的师长与无端受责的同学、朋友表达歉意。因为事态发展虽决非我本意，但其起因，却与我有直接关系。
　　事情原委，众人大概已有基本了解，此处不赘，以免浪费诸师友宝贵时间。但其中的曲折、转变，却与大家，尤其是罗老师本人的推断，有极大出入，需要加以说明。大约在一周以前，我曾向罗老师咨询做博士后的诸项事宜，罗老师以我非历史学出身为由婉拒，但言语中仍留有一个余地，即若我可证明本人确有历史学博士水准，此事似乎未必不可商量，于是我亦与罗老师商量递交博士论文的方式。整个谈话过程中没有产生任何芥蒂，谈话的结束以一行人到达罗老师家楼下，并向罗老师挥手道别结束。次日，我仍前往罗老师课堂上听课。正如罗老师声明所言：“我感觉此人当时也未曾认为我的要求不合常理”。对此事，我并没有产生任何不满，并觉得罗老师婉拒的理由，以及进一步的建议非常合理，且已打算修改论文，以符合历史学科的要求，并与罗老师进一步联系。但是，被拒的感觉总不是一种使人愉快的感觉。而我本人基于特殊的专业背景（本科专业电信工程，硕士博士法学），曾多次仅因所学专业而在考试、求职时遭拒，故而多少有一些怅惘之情绪。
　　事后，我与好友李继宏君及若干其他好友谈及此事，言语中表露出极大的遗憾，并开始对自己的专业及求学之路产生怀疑的情绪。我的表述成为了导致了后来事件发生的导火线——众网友皆知我性格：虽强烈好学，情绪热烈，但生性疏阔，而言辞不谨慎。因此，在转述当晚事件的时候，我使用了诸如“偶像”一类词语表示了对罗老师（以及历史学）的仰慕，又使用了诸如“被鄙视了”一类词表示了对自身际遇的难过与对自己学问的怀疑。两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所表达的意思即为“被自己仰慕的人鄙视导致了我产生了自卑的情绪。”凡我友者皆知这些词汇是我日常生活中惯用词汇，较之我的本意，语带夸张。
　　作为好友，李继宏君自然要对我加以劝说与安慰。他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有着强烈的社会学情节，甚至有部分的社会学帝国主义的倾向。问题的关键在于——他选择的安慰我的方式，不是劝说我继续努力，争取达到历史学学科的要求，而是相反，即否定历史学的价值，论证历史学家智能较低，因此，不必学习历史学。
　　但是，我是一个执着的历史学爱好者，且本人即为历史学者的后代，恰如罗老师的声明中所说“这位法学院的博士生的确有爱好史学的表现”。因此我虽然感谢李继宏对我的善意，却完全不能认同他的论证方式。李君遂以社会学的规范为准，试图论证罗志田老师及大部分历史学者水准低下，但未能说服我。于是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你这样认同一个人及一个学科，是因为你对罗志田盲目崇拜，这样对你的学术发展非常不利。”并进而决定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我会写一篇文章，向你与大家证明罗志田这个人程度很差，学历史的人IQ都很低。”虽然不能认同李继宏的观点，但是他要写商榷文章，却非我所能制止。一来，虽然是朋友，但每个人具有主体性，不便相互干涉思想与行为；二来，学术商榷文章，未必不可为，我亦不知后来行文如此；三来，文责自负，既然继宏君愿意署名发表他的文章，自然文中所有观点归属于他。
　　次日，李继宏君致电我，说在某网发了一篇文章，“证明了罗志田智商很低”，并且说“为你报了仇了！”最后这句话，与其贴中声称“写这个帖子不过是为朋友报仇”是相应的。这里他理解的“仇”，即为罗老师的“婉拒”之举动。但他并不知道“仇恨”是一种心理状态，不仅要有某种否定的行为，且要有对这种行为产生负面的认知，才能产生“仇恨”。如上述，亦如罗老师本人观察，其实，我并没有这种负面认知。
　　正是在上述第三点上，罗老师与我的认知产生了严重的偏差。这大概也是学科特点使然吧！以法学观点看，文责自负，是理所当然，不署名即不负责。但史学却往往强调透过字面看出背后的隐含意图及社会联系。因此，联系到近日发生种种事情，罗老师或许以为李继宏此贴系应我要求而作，因为“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他似乎对此很不满。”因为事出突然，且火药味浓重，且有“为朋友报仇”一句为证，故罗老师的推断亦属合理，但若果真如此，我前后态度的变化就十分不合逻辑。罗老师曾说，观察事物的真相，要从其前后左右去看，因此，若不对此事发展过程作一说明，并对李继宏君与我本人的学术背景与性格特点有所了解，还真有可能产生误解。
　　综上所述，我以为，大致可说明如下事实：
　　1．我并没有对罗老师婉拒做后一事怀恨在心，且依然对历史学科与罗老师充满敬意。
　　2．我并没有指示李继宏君作文攻击罗老师。
　　3．李继宏君此文确系为我而作，但其用意不在为我报仇解恨，而在意图证明罗老师及其他历史学者智商低下，不值得学习，以借此劝我不必叹息。
　　4．我并不同意李继宏君此文观点。
　　5．我并不认同李继宏君行文中采用的某些词句的使用方式，凡涉及人身攻击词汇，及对人身及心理状态的评价如智商等，我以为绝对不宜出现在学术争鸣的文章中。
　　但是，无论如何，由于李继宏君行文遣词有着强烈的非学术色彩，不符合学术论证的规范，其中“意淫、弱智、胡说八道”等语我以为可属人身攻击范畴。虽然李君目前非学界中人，或许行文可不受学术规范约束，但反观罗老师这一边，则显然可视为受到了无端折辱。罗老师是我非常尊重、景仰的一位专意学术，毫无他鹜的学者，是决不应招致这种人身攻击的。而这一事件却是由我所致，且我言行表述中亦多有不合理之处，如称罗老师为“偶像”（过高称誉容易导致他人反感，招致反弹），以及说自己“被鄙视了”（鄙视一词用词过度，显系夸张，造成不实效果）。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公开向大家，表示对罗志田老师的万分歉意。
　　此外，据闻李继宏君亦打算就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问题提出进一步的思考。我是史学与社会学两学界之门外汉，亦无力对某些问题作出证明或劝说。惟希望李君注意行文用语，不要采用非学术的，甚至是人身攻击的语言进行学术讨论。

我想这样诚恳地跟罗志田和他的拥护者谈一谈http://www.onelaugh.info/blog/blog/more.asp?name=burnslee&id=494
1、万事有因必有果，半个月的诸多纷争，起因只是罗志田那句侮辱所有社科学人的话。现在可能性有两种：a. 罗志田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诽谤他；b. 罗志田说过那样的话。先来看a。因为当时没有录音，我也不想麻烦任何在场的人出来作证，究竟罗志田有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只有他自己做得准了。如果他愿意出来发表声明，称他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再来看b。如果罗志田说过那样的话，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诸位攻击我的，无非是不应该说罗志田智力有障碍，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去攻击罗志田说所有社科学者智力有障碍呢？

2、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批评者。学者，尤其是成名学者，必须有直面批评的勇气。我最初对罗志田提出的批评主要有概念不清、逻辑胡乱和翻译错误。如果罗志田真的学术水平很高，何必怕人批评呢？只要陈述清楚，不就好了么？就算我在攻击罗志田，我针对的也是罗志田的学问，而不是他的人品。真理越辨越明，只有心虚的人才怕人批评。毛泽东那么伟大，不也有那么多人在评说吗？难道罗志田是上帝，比毛泽东还要伟大？正确对待批评的态度，自然是说清事理，而不是无中生有，充分发挥想象力去攻击批评者。

3、鲁迅先生写过，阿Q头上生了癞痢，不许别人说。罗志田在自始至终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我认为他还不至于跟阿Q一样，连被人说头上生癞痢的气量都没有。反倒是他的跟随者，皇帝不急太监急。你们急于谩骂只会让一些沉默的读者耻笑。

4、罗志田的学术水平究竟怎么样。经过这几天仔细阅读他的论文，我已经可以断定他并无合格的学术研究能力。论证过程颇费时间，请各位耐心等待。至于罗志田的英文水平，我分析了一下，放在后面，各位自行判断就好。

李继宏攻击罗志田的真相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75664.html
5月28日，网上突然出现一篇题为《想象的历史学和意淫的历史学者——从罗志田的一篇文章说起》的文章（以下简称《想》文，见http://www.onelaugh.info/blog/blog/more.asp?name=burnslee&id=436），作者李继宏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罗志田教授进行了牵强的批判和人身攻击。以后，李继宏又在网上多次发文，继续对罗志田进行批判和人身攻击。对于这件事，罗志田本人非常低调，除了发了一则简短声明外，并未做出任何回应。由于罗志田的声明在网上远不像李继宏的攻击文章那么广为流传，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一名学生，我认为我有义务透露李继宏攻击罗志田的真相，以或多或少替罗先生挽回一些本不应有的名誉损失。

　　李继宏，男，汉族，广东揭阳人，中山大学社会学系2003届本科毕业生，发文前系当当网网上书店广州市场推广主管（见http://www.sysu.edu.cn/publication/get/campaper/166/5.html，下文其他一些关于李继宏个人情况的文字，亦本此文）。据罗志田的声明（文附后），今年5月，李继宏的校友、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杨昂（常用postmodern的网名）到北大来旁听罗志田的课，并在课后向罗志田表示希望到北大跟罗做博士后，罗志田表示，如果不能证明本人具有史学能力，他“一般不认为法学院的博士可以做历史学的博士后”。杨昂对此非常失望，即向李继宏抱怨。为了替校友“被自己仰慕的人鄙视”出一口气，李继宏在从未读过罗志田的任何文章的情况下，匆匆看了几篇罗志田的文章，便一挥而就，写成《想》文，并在网络上大肆张贴。据杨昂的声明（文附后），此文在网上张贴后次日，李继宏即打电话给杨昂，称“为你报了仇了”！

　　至于李对于罗志田的文章的批驳，因我不是社会学系出身，不好妄加评论。但我的朋友中，有几个对于社会学理论颇有研究，他们的看法是：罗志田是历史学学者，他虽然使用了一些社会学的术语和研究方法，但最终是着眼于历史；由于历史学的特殊性（如史料常常比较有限，无法像分析现代社会一样全面分析历史上的社会面貌），在社会学方法的运用和所得的结论上，历史学学者和社会学学者有分歧是很正常的事情。人文学科的研究本来就不像自然科学，在同一个研究领域内，面对同样的研究材料，不同的学者完全可以建立各自自洽的理论，进行不同的诠释。罗志田是知名教授，他的学术观点在学术界远没有到人人喊打的程度，李继宏仅仅肤皮潦草地看了几篇罗的文章就狂妄地“提请北大教授会向校方提议中止或开除罗志田教职”，这已经充分说明他本人并没有一个人文学者所应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和素质。

　　而在此事件中。李继宏表现出来的流氓本性，倒是令人啧啧称奇的。《想》文在网上发表后，李继宏又发了一个《李继宏的声明》（文附后，下简称《声明》），蔚为奇文。兹举几例，以赅李继宏的文风和人格：

　　一，李继宏指责罗志田的摘要中的标点符号错误率高达37.5%，但是他却把北大著名历史学家荣新江教授的名字错写成荣兴江；一个把“鄙人十分尊重的前辈”的名字都能写错的人，有什么资格指摘别人的标点符号的错讹？

　　二，在回应别人对他“为了出名才批评罗志田”的猜测时，李继宏大言不惭地说“罗志田并不比我更有名气；在我的专业范围里面，我显然比他有名气多了；在公众领域，读过我写的文章的人何止千万，鄙人有著作和译作行世，不时有读者来电来函，表示喜欢我的文章”，这种狂妄令人齿冷。显然，在李继宏的家里和寝室，李继宏一定比罗志田有名；而一个频频在非学术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和随笔”的“公共知识分子”，再有一批同道中人互为吹捧，暴得大名也并非什么稀奇的事情；而用“读者来电来函”来证明自己的有名，只能说明李本人大概已有偏执狂倾向了。

　　三，可笑李继宏还引用鲁迅的话，替自己骂罗志田辩护。在某些爱骂街的人文学者痛骂鲁迅的时候，和他们是一丘之貉的李继宏之流却拿鲁迅的话当挡箭牌，也是一景。可惜，鲁迅还说过，骂良家妇女是婊子是骂人，骂婊子是婊子不是骂人。在李继宏及其同党那里，他们觉得自己对罗志田的攻击无比正确，可是在更多的人眼里，李继宏不过是牵强附会地乱骂一气，这种行为，如何配得上和鲁迅相比？

　　如果比对《想》文和李继宏在新语丝上发的《提请北大教授会向校方提议中止或开除罗志田教职》一文，会发现后者删掉了对罗志田的大量人身攻击。兹再引一段《想》文中的原文，以证明李继宏的确是一个流氓：

　　“今日突然想起来，小时候认识个家伙叫罗志田，最喜欢调戏乡里的小姑娘，常用蚯蚓或者毛毛虫将她们吓得哇哇大哭。后来似乎没考上大学，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我想也许神通广大的网络能满足我的好奇心。”

　　据说李继宏还算有点真本事，他自己也想做一名学者。但是在出国无门的情况下，大概是为了还他父亲欠下的赌债，不得不在本科毕业之后，就走向社会。或许是因为人生道路不顺，才大大催发了他的流氓本性，连带着患上了偏执的精神病，以至在闻听杨昂被罗志田拒绝时，感同身受，猛然起了敌忾，于是对着罗志田胡骂一气，以抒发自己心中郁结。这种迁怒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也是非常下贱的。我并不因为对李继宏深表同情，就否认他的文章是下贱的文章，他是一个下贱的人。用北大历史学系一位老师的话来说，“一个有才华的人如果没有学会做人，就趁早不要让他进学术圈子，否则将来一定是祸害”。

2005.06.05

　　本文在网上贴出后不久，就有认识李继宏的某君透露，其实李继宏出国无门是因为托福没考好，没有读研是因为考研没考上，经济问题相对来说比较次要。我回复说，别着急，李继宏一定会出来澄清的。某君说，李继宏不会出来澄清的，因为考研考不上比父亲赌博输钱更丢人。我大笑。

刘夙于同日补记

【附文一】罗志田的答复

　　约一两周前，有一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博士生（即杨昂。——刘注）来旁听我的课，课后他表示要到北大来跟我做博士后。我告诉他，我一般不认为法学院的博士可以做历史学的博士后，如果他认为他可以，就请他证明自己具有史学能力，例如给我看他的博士论文，云云。说话时旁边至少还有两人，其中一人就是介绍他来和我说话的人，我想我没有曲解当时的对话情形。我感觉此人当时也未曾认为我的要求不合常理，并且还和我探讨了怎样将其博士论文交给我的方式。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他似乎对此很不满，我对此表示遗憾。如果他觉得这样说已伤其自尊，我向他表示歉意。

　　我过去和年轻人谈及学术问题一般都直截了当，并不转弯抹角。以后我会注意更加外交式地回答问题，也希望那些要介绍别人来见我的熟人先告诉我来人对表述方式的倾向性。

　　不过，我不认为我的话有什么偏见。因为按我们的常规学制，从本科到博士有十年的专业培训时间，这样长时期的培训是不容轻视的。这位法学院的博士生的确有爱好史学的表现，他也曾出席胡宝国先生在北大历史系的演讲，并在演讲后表示以前曾向胡先生当面请教。尽管如此，从爱好到专业能力之间还是有距离的，后者恐怕还是需要证明的。我想，不是每个人都能同时达到两个博士学位的水准，如果法学博士都可以做好历史学的博士后，我们的史学博士是否需要十年的专业培训就要认真检讨了。一个能在自己专业毕业又希望跨学科的人，的确需要证明自己具有未经培训的专业方面的学术能力。这个见解我现在还没有改变。

【附文二】杨昂的声明

　　近日在BBS上发生了一起争执，或更准确地说，一起单方面的学术挑战。但由于作者用词有违学术商榷的惯例及常规，引起了一些争论及误会。由于我被视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故似有必要对此作出表态，并澄清一些事实，然后对无端受辱的师长与无端受责的同学、朋友表达歉意。因为事态发展虽决非我本意，但其起因，却与我有直接关系。

　　事情原委，众人大概已有基本了解，此处不赘，以免浪费诸师友宝贵时间。但其中的曲折、转变，却与大家，尤其是罗老师本人的推断，有极大出入，需要加以说明。大约在一周以前，我曾向罗老师咨询做博士后的诸项事宜，罗老师以我非历史学出身为由婉拒，但言语中仍留有一个余地，即若我可证明本人确有历史学博士水准，此事似乎未必不可商量，于是我亦与罗老师商量递交博士论文的方式。整个谈话过程中没有产生任何芥蒂，谈话的结束以一行人到达罗老师家楼下，并向罗老师挥手道别结束。次日，我仍前往罗老师课堂上听课。正如罗老师声明所言：“我感觉此人当时也未曾认为我的要求不合常理”。对此事，我并没有产生任何不满，并觉得罗老师婉拒的理由，以及进一步的建议非常合理，且已打算修改论文，以符合历史学科的要求，并与罗老师进一步联系。但是，被拒的感觉总不是一种使人愉快的感觉。而我本人基于特殊的专业背景（本科专业电信工程，硕士博士法学），曾多次仅因所学专业而在考试、求职时遭拒，故而多少有一些怅惘之情绪。

　　事后，我与好友李继宏君及若干其他好友谈及此事，言语中表露出极大的遗憾，并开始对自己的专业及求学之路产生怀疑的情绪。我的表述成为了导致了后来事件发生的导火线——众网友皆知我性格：虽强烈好学，情绪热烈，但生性疏阔，而言辞不谨慎。因此，在转述当晚事件的时候，我使用了诸如“偶像”一类词语表示了对罗老师（以及历史学）的仰慕，又使用了诸如“被鄙视了”一类词表示了对自身际遇的难过与对自己学问的怀疑。两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所表达的意思即为“被自己仰慕的人鄙视导致了我产生了自卑的情绪。”凡我友者皆知这些词汇是我日常生活中惯用词汇，较之我的本意，语带夸张。

　　作为好友，李继宏君自然要对我加以劝说与安慰。他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有着强烈的社会学情节，甚至有部分的社会学帝国主义的倾向。问题的关键在于——他选择的安慰我的方式，不是劝说我继续努力，争取达到历史学学科的要求，而是相反，即否定历史学的价值，论证历史学家智能较低，因此，不必学习历史学。

　　但是，我是一个执着的历史学爱好者，且本人即为历史学者的后代，恰如罗老师的声明中所说“这位法学院的博士生的确有爱好史学的表现”。因此我虽然感谢李继宏对我的善意，却完全不能认同他的论证方式。李君遂以社会学的规范为准，试图论证罗志田老师及大部分历史学者水准低下，但未能说服我。于是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你这样认同一个人及一个学科，是因为你对罗志田盲目崇拜，这样对你的学术发展非常不利。”并进而决定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我会写一篇文章，向你与大家证明罗志田这个人程度很差，学历史的人IQ都很低。”虽然不能认同李继宏的观点，但是他要写商榷文章，却非我所能制止。一来，虽然是朋友，但每个人具有主体性，不便相互干涉思想与行为；二来，学术商榷文章，未必不可为，我亦不知后来行文如此；三来，文责自负，既然继宏君愿意署名发表他的文章，自然文中所有观点归属于他。

　　次日，李继宏君致电我，说在某网发了一篇文章，“证明了罗志田智商很低”，并且说“为你报了仇了！”最后这句话，与其贴中声称“写这个帖子不过是为朋友报仇”是相应的。这里他理解的“仇”，即为罗老师的“婉拒”之举动。但他并不知道“仇恨”是一种心理状态，不仅要有某种否定的行为，且要有对这种行为产生负面的认知，才能产生“仇恨”。如上述，亦如罗老师本人观察，其实，我并没有这种负面认知。

　　正是在上述第三点上，罗老师与我的认知产生了严重的偏差。这大概也是学科特点使然吧！以法学观点看，文责自负，是理所当然，不署名即不负责。但史学却往往强调透过字面看出背后的隐含意图及社会联系。因此，联系到近日发生种种事情，罗老师或许以为李继宏此贴系应我要求而作，因为“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他似乎对此很不满。”因为事出突然，且火药味浓重，且有“为朋友报仇”一句为证，故罗老师的推断亦属合理，但若果真如此，我前后态度的变化就十分不合逻辑。罗老师曾说，观察事物的真相，要从其前后左右去看，因此，若不对此事发展过程作一说明，并对李继宏君与我本人的学术背景与性格特点有所了解，还真有可能产生误解。

　　综上所述，我以为，大致可说明如下事实：
　　1．我并没有对罗老师婉拒做后一事怀恨在心，且依然对历史学科与罗老师充满敬意。
　　2．我并没有指示李继宏君作文攻击罗老师。
　　3．李继宏君此文确系为我而作，但其用意不在为我报仇解恨，而在意图证明罗老师及其他历史学者智商低下，不值得学习，以借此劝我不必叹息。
　　4．我并不同意李继宏君此文观点。
　　5．我并不认同李继宏君行文中采用的某些词句的使用方式，凡涉及人身攻击词汇，及对人身及心理状态的评价如智商等，我以为绝对不宜出现在学术争鸣的文章中。

　　但是，无论如何，由于李继宏君行文遣词有着强烈的非学术色彩，不符合学术论证的规范，其中“意淫、弱智、胡说八道”等语我以为可属人身攻击范畴。虽然李君目前非学界中人，或许行文可不受学术规范约束，但反观罗老师这一边，则显然可视为受到了无端折辱。罗老师是我非常尊重、景仰的一位专意学术，毫无他鹜的学者，是决不应招致这种人身攻击的。而这一事件却是由我所致，且我言行表述中亦多有不合理之处，如称罗老师为“偶像”（过高称誉容易导致他人反感，招致反弹），以及说自己“被鄙视了”（鄙视一词用词过度，显系夸张，造成不实效果）。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公开向大家，表示对罗志田老师的万分歉意。

　　此外，据闻李继宏君亦打算就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问题提出进一步的思考。我是史学与社会学两学界之门外汉，亦无力对某些问题作出证明或劝说。惟希望李君注意行文用语，不要采用非学术的，甚至是人身攻击的语言进行学术讨论。

Postmodern（即杨昂。——刘注）
6月1日

【附文三】李继宏的声明

　　我原本没有想到，像罗志田那般语无伦次的人竟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头面人物，更竟然有很多拥趸，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在此逐一澄清如下。

　　1、我在标题中用了《想象的历史学和意淫的历史学家》，但这是专指罗志田的文章而言的，并非针对整个历史学科。我四哥就是教历史的，我非常尊敬他；而且我有一些朋友是学历史的，他们的学问文章远非罗志田之流可以比拟。鄙人决不至于对这个学科有什么歧视。

　　2、我在文章中提到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一书在胡说八道，但没有否定他其他文章，因为我没有看过。很多人以为我在攻击北大历史系，这并不正确。我对北大历史系没有任何成见。去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请吃饭，我曾跟何芳川、王天有、荣兴江（原文如此。——刘注）诸先生同桌，更跟何、王两位先生同住一家酒店。诸位先生为人谦和，学问甚好，颇受香港学人推崇；何先生和蔼可亲，王先生幽默风趣，荣先生平易近人，均为鄙人十分尊重的前辈。

　　3、某些人恶意猜测我是为了出名才批评罗志田。这些人犯了两个错误。第一，罗志田并不比我更有名气；在我的专业范围里面，我显然比他有名气多了；在公众领域，读过我写的文章人何止千万，鄙人有著作和译作行世，不时有读者来电来函，表示喜欢我的文章。第二，像罗田的文章简直不堪入目，批评起来不费吹灰之力，我认为能说服公众相信黄金是垃圾的人才会名，指着一堆垃圾，告诉别人这是垃圾，并无出风头之可能；鄙人只是不忿有人胡乱亵渎社会学而已。

　　4、关于骂人。有人认为我说罗志田智商低有失厚道，是对的，因为我生性尖酸刻薄，最喜讽刺该讽刺的人。我认为身为大学教授，下笔行文须谨慎，尤其是写学术文章的时候，信口开河会毒害很多没有判断力的年轻人。从这几天某些崇拜罗志田的人的反应来看，我认为他们被毒害不浅。他们无从反驳我的看法，只是一味觉得罗是权威，不应该受批评，毫无爱真理的观念，更缺乏反思的能力。鲁迅先生在1925年致吕蕴儒的信中写道：“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由此可见，对罗志田这样的人应该大骂特骂，只是一来鄙人商务缠身，且儿子年幼，二来与如此低水平的人纠缠，也实属面上无光，恕无暇为受害青年指点迷津，惟希望他们好自为之。

可笑可耻的人口专家

xiang — Wed, 15 Jun 2005 10:32:00 GMT

连基本的社会统计都不懂，就来计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匪夷所思。

http://www.cpirc.org.cn/news/rkxw_gn_detail.asp?id=4968&web=5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专家唐灿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指出，据2003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02年北京市的离婚总数为38756对，当年户籍人口为1136.3万，粗离婚率达到6.82‰；当年的结婚对数为76136对，由此计算离结率高达50.90%。（学过统计的应该不会这样算吧！这是什么唐门算法？按照这样算法是不是死亡率就是每年死亡人数比上出生人数呢？这是什么专家？简直就是骗子一个。TMD）也就是说，这一年平均每天不到两对夫妻结婚就有一对夫妻离婚，北京市的离婚率已经成为全国最高。不仅如此，调查还表明，北京市的结婚率在持续下降，婚龄在推迟，丁克家族和不婚者的数量在不断攀升。唐灿还告诉记者——相对于选择性不婚者，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属于被动不婚者——由于社会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造成婚姻市场拥挤并进一步形成婚姻市场供需的矛盾，找不到结婚对象。

　　唐灿的这份报告还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离婚水平已超过邻国日本和韩国，与新加坡同属亚洲离婚率较高的国家。

　　案例一：我为什么要离婚

　　采访对象：伍先生 34岁某美国IT企业驻京首代

　　伍先生与前妻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相识，经过3年交往顺利结婚的。然而婚后仅5个月，前妻就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当时觉得非常突然，因为我认为并没有遇见很严重的问题，而她却非常坚决。”伍先生对记者说，“离婚后一段时间，才知道她是因为有了外遇。当然，这只是现象，离婚的责任我觉得是一半一半。我的工作非常繁忙，经常满天乱飞，夫妻间缺乏起码的沟通，随之而来就是心灵上的空虚。此时恰好有人填补，而我又没有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导致感情的完全破裂。”伍先生目前还没有再婚的打算，他说，他已经不再信任婚姻甚至惧怕婚姻再一次为自己带来伤害。

　　唐灿分析：目前还没有北京市的离婚率为什么会攀升不止高居全国首位的相关分析。一些人口学家和社会家的研究表明，我国离婚率呈U字型分布，即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的离婚率都比较高，而中等文化水平人口的离婚率则比较低。此外离婚率在城乡间也分布不均匀，城镇妇女的离婚概率比农村妇女高出58%左右。我国建国后出现的离婚率变化，城市的增长一般高于乡村，如，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里，上海和北京离婚率分别提高了5.2倍和3.9倍，而同期全国离婚率只上升了2.1倍。另据对离婚率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城市化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家庭规模小且总负担系数(比如经济、老人等社会责任)较低的省份，以及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离婚率普遍较高。这些研究大概能对我们理解北京这样的经济比较发达，高文化人口密集，家庭小型化的大城市离婚率攀高的现象有所帮助。

　　案例二：我为什么不结婚

　　采访对象：李小姐 32岁某美国知名消费品公司市场部经理

　　很多人都说李小姐看起来顶多27岁，172的身高和修长的身材，知名公司中层管理的职位以及万元以上的薪水都是让很多女性羡慕的条件。李小姐说：“很多人觉得我离过婚，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我没结婚一样。其实我的条件很简单，只要是个能照顾好我的男人就可以，可是总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非常忙，全中国的飞，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接触其他人，而且我还在读MBA。”她还告诉记者，现在追求她的人，要不就是条件相差太大要不就是年龄相差太大。“缘分这个东西只能等待，到了我这个岁数，急也没有用了。”

　　唐灿分析：近年来，北京市的初婚人口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年北京市的初婚人口为136500人，占当年户籍人口的比例12.33‰，2001年初婚人口133259，占户籍人口比例为11.87‰，2002年初婚人口126371，所占比例为11.12‰。与此同时，初婚年龄也出现逐步向后推迟的趋向，晚婚的比重逐年加大，而且，女性较之男性的晚婚比例更高一些。虽然北京的人口比例里男性多于女性，但是现在的婚姻市场存在着很大的供需矛盾，即两极化现象，低端男性人群与高端女性人群成为了结婚的困难户。女性和男性之间寻找配偶是阶梯型的，男性可以找比自己矮一个台阶的，而女性往往要找比自己高出一个台阶的人。随着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不断提高，她们在社会中的作用何地位不断增加，这个矛盾也越来越严重。面对这种矛盾，目前并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变婚姻观念。比如对配偶的年龄、职业、家庭背景等条件的要求不要过于严格，比如社会和政府出面建立安全有序的婚姻中介市场等等。

法国人的选择VS全球化的时代

恒之 — Tue, 31 May 2005 14:45:00 GMT

『天涯时空』法国人的选择VS全球化的时代作者：光明在黑暗提交日期：2005-5-30 16:31:00 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_hot.asp?flag=1&idwriter=2816007&key=23066062&idarticle=51659&stritem=news&hotid=156　　　法国内政部29日晚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表明，在法国当天就《欧盟宪法条约》举行的全民公决投票中，《欧盟宪法条约》在法国未获通过。有人预测，欧元的汇率将会因此下挫。
　　法国是欧盟的主要创始国之一，也是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发动机，法国对《欧盟宪法条约》的态度关系到欧洲未来的命运和发展，引起整个欧洲的关注。法国人为什么要选择反对呢？是不是欧洲的一体化将会损害法国利益，答案是否定的。法国总统希拉克说“会给法国在欧洲维护自己的利益制造困难”，德国总理施罗德认为，法国人否决《欧盟宪法条约》“无疑是一种倒退”，西方政治评论家用了“政治地震”、“严重危机”、“当局的失败”的词汇，认为此次全民公决是那些对内政不满的反对派和部分民众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绝佳机会，也就是说，法国人对政府的情绪影响到他们对重大国家决策的选择，这似乎印证了法国人惯有的浪漫风格，这是一个感性的民族，他们的择将使法国在欧盟的地位下降，但是，法国人会认为他们自己的意愿比他们政府的面子更重要。
　　《欧盟宪法条约》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立陶宛、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希腊、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诸国相继批准了这一条约。显然，法国的决定只是微弱影响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估计擅长妥协的欧盟将来也会给法国人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法国人就像一个任性的大孩子，在满足了自己的某些面子上的要求之后，将不得不接受来自时代的要求。
　　这一时代的要求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是人类历史的演化趋势，当然不是一蹴而就，欧洲一体化是一个日益走向成功的样本，这个曾经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地区，终于一步步走向了和平的统一，其历史意义非常深远。历史上用暴力建立起来的统一帝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崩溃，而由市场的力量所带来的全球化，却在节节胜利。在历史上，市场的力量打破了种种宗法的、血缘的、暴力的等级秩序，把人与人、国家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成平等的市场博弈，开放和市场带来社会资源的最有效的配置。因为效率是商业社会的基本要求，在今天，市场的力量进一步打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种种壁垒。“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从欧共体到北美到东盟，先是经济的一体化，将进一步走向政治、文化的融合，康德所梦想的人类统一，开始走向现实。
　　冷战在上个世纪末终结，德国统一了，欧共体扩大了，朝鲜半岛在酝酿统一，大陆和台湾的统一进程也在加快……只要市场化的时代步伐不会中断，那么，无论是欧洲美洲还是亚洲非洲，人类注定在效率和利益的追求中走向融合。

我为“研究生”说几句

xiang — Fri, 20 May 2005 15:40:00 GMT

王铮

　　1 研究生的基本待遇要提高，这方面国家首先有责任

　　记得我在作研究生时，现在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到华东师大了解研究生待遇，
我对他讲：数学家杨乐的合作者张广厚英年早逝，报纸报道是因为研究生时期收
入低，生活苦。可是杨乐、张广厚上研究生的1960年代研究生收入是48.5元RMB/
月，当时的政策是“全国都是二级工”，工资不足43元RMB/月，研究生是中等收
入者，所以可以安心作学问。1989年我作为博士研究生收入是91元（比一般人高，
他们是78，因为我当过知识青年、还在地质队握过“刹把子”），当年上海的最
低生活标准是115元。我有家、有孩子，愧对妻儿，最怕放假，因为没有路费回
家。这位领导同志表示很同情，他说一定要向自己的老师——当时的教育部长反
映。另外一个同学告诉他，我写了本专业书，可是没有出版资助费，又准备写篇
“武侠小说”，希望不要稿费，搭着那个出版社一起出。那个同学说完了，我自
己哭了。那个领导人安慰我，他希望我专业书写下去，相信国家，专业书写好了，
有困难可以找他。后来武侠停了，博士后期间，专业书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在科学出版社出版（没有找谁），它的名字叫《区域科学原理》，几经修改，
现在成为教育部推荐的研究生教材《理论经济地理学》。我的老师严钦尚先生知
道我的发言后，他决定每月津贴我和师兄每人每月30元，他说“研究生至少要生
活在贫困线以上”，另外的许先生，还资助了我回家的路费。（写到这里，我现
在还会流泪）

　　通过这个故事，我想告诉大家，第一，研究生津贴国家标准偏低了。现在一
个未婚研究生的月生活费，学生告诉我，北京上海至少要500元，还有回家路费，
有的还结了婚、有孩子。研究生的国家津贴高校大约是250元，中国科学院可达
290元。不知道现在的北京、上海最低保证线是多少？不会低于500元。

　　通过这个故事，我还想告诉大家，我们当导师的要有老一辈导师的品质，我
的导师严钦尚当时就救了我。当然这个问题完全靠老师解决是不可可能的？
1999年，我在华东师大任一个重点实验室主任，学生胡××告诉我上海、北京的
最低生活标准是500元/月，而他们的收入只有250元/月，我想起严先生对我的恩
惠，“研究生至少要生活在贫困线以上”。我开始想各种办法补贴研究生。不久
我的同事“骂”我了，“你有钱，我们怎么办？”。不久我妻子也骂我了，因为
我把学校按比例给的课题津贴全部发了学生，“你准备买房子吗？”不久有人到
学校揭发我给研究生报不该报销的东西。一个字，没有制度保证，难。我的两个
同事，都是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来的，回国后不会炒作，又是作基础研究的，他
们不愿意招研究生，因为没有课题费：“看着研究生受穷，自己不忍心；让他们
到公司打工养活自己，又误了人才。不招最省心”。可能有人可以举出回国学者
课题如何富裕的，可是多数还是象我的同事的。所以这个问题，需要国家解决。
现在的研究生比杨乐、张广厚当研究生时艰苦多了。也许杨乐院士有机会帮研究
生向上反映一下。我这样的人在BBS上唠叨，毕竟人微言轻。

　　通过这个故事，我还想告诉大家，研究生是一批重要的科研力量，国家要爱
护，Hotelling的硕士论文就成为空间经济学的经典。当年如果没有这个领导人
的鼓励，我可能就写“武侠”了，那么世界上到现在还没有叫《理论经济地理学》
的书了。

　　对研究生可能国家一下子拿不出钱，可以采取一些社会补偿，如夫妻双方上
研究生的孩子可以给以某种优惠，研究生可以享受某种低息贷款，我的朋友，一
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他就自己向学生“无息贷款”。可能有人说，国外不如此。
收起你的国外吧，不要言必称希腊。国外还流行艾滋病呢。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
国家或者初步的工业化国家，研究生教育还是精英教育。连“黎叔”葛优都知道，
“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你那个国外，美国靠的是先行发达的优势，
利用了全世界人才，我国要留住人才，需要特殊政策。

　　2提高研究生的社会地位，这方面国家有办法

　　要解决研究生问题，需要提高研究生社会地位。这方面还有许多可以作的。
比如早些日子有人揭发，湖南某大学973项目负责人，把自己的博士研究生作为
副教授上报。我猜这个负责人是无可奈何的。973项目，基本上以10万元为单元
计算工作人员，如果作为研究生上报，导师可能不敢用，因为会被批评研究力量
不足。这样只有导师可以有课题费，我在《我为“导师”说几句》计算过，这样
难于维持课题运行。关键问题有关部门要明确规定研究生至少博士研究生可以作
为正式的研究人员上报。这就是提高研究生社会地位的一个做法。（顺便说一句，
我没有973项目）。

　　最近几年研究生扩张，弄了许多在职研究生，特别是MxA，他们中间不少人
（当然远不是全部），实际上是混的，结果这些人也把正式的研究生也当作混的
了。正式研究生毕业得不到合理使用，因为大家都是研究生学历。其实MxA充其
量只是一种职业再培训，人事部在这方面应该有明文规定。就说提职称吧，本科
毕业5年可以提中职，硕士毕业2年提中职，加上3年研究生，没有任何优势而且
少三年工资。又如硕士毕业5年可以提高职，博士毕业2年提高职，加上3年研究
生，也没有任何优势，可能硕士与所在单位的人“熟悉”，还可以破格。你那个
博士研究生，谁读？问题在于国家人事部的政策有所不足。因此国家人事部是可
以有所作为的。为了发挥正式研究生的作用，作为一个教育资源有效的国家，应
该减少MBA, MPA的招生。现在的MxA培养太混乱，新闻报道，中国最著名的大学
竟然从英国请大学生来讲EMBA课程，如果那个大学生不是英国绅士而是美国混混，
恐怕更多大学争先恐后请他。

　　我的一个学生在美国一个公司任职，他说他们公司的数据测定，一定要他签
字，政府有关部门才认可，因为他是统计学博士。而他在公司的任务主要是写
paper，向社会证明他是有水平的。我们的政府部门，认“博士”吗？还是认
“熟人”吧。有人会批评我是“文凭主义”，对的，我就是“文凭主义”。社会
通过千百年选择，发现一般情况下有文凭的比没有文凭的强，世界通过选择，发
现讲文凭的美国比中国经济发达。作为国家治理的稳健政策，国家就是要提倡
“文凭主义”。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才，国家需要建立另外一套机制发现，不是
通过贬低文凭来解决。国家认证，如果学美国，讲文凭，规定需要一定的学位的
人员发展，研究生地位就提高了。教育部在这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比如国家实
施学位后毕业的，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才能当博导，这样就提高了学位价值。当然
这样会伤害一些人，他们可能很优秀。这个问题可以让他们写论文申请博士学位
呀，学苏联的办法。不要让一些人连博士论文都没有写过，去指导别人写博士论
文，这样当然研究生就苦了。

　　3. 宽容研究生一稿两投

　　《新语丝》经常批评一稿两投，对研究人员应该如此，对研究生，请放他们
一马，行吗？中国研究生一定要发表文章才能毕业（这是非常正确的，我另外论
述），可是中国期刊第一是拖，第二是质量标准不规范，研究生没有办法才一稿
两投。投稿后只能等，你如果敢去问，你一定体验“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的诗情画意。每次你参加学术会议，你会发现当地学校或者院系学术负责人都要
“接待”期刊编辑，无非就是为加快出版机会。研究生无可奈何啊。据我所知，
研究生一稿两投很普遍，他们靠不交一方版面费来控制。如果是文科期刊，许多
不收版面费，问题就出了。啥叫国情，这就是国情。

　　当然研究生要尽可能不搞一稿两投。我是不搞一稿两投的，也不让学生这样，
有时候觉得对他们狠了点。

　　末了，关于“避水兽”的问题。看来避水兽不是作学问的而可能是某个领导，
他习惯看文件。关于计算机。他提供的网站明文标注DELL笔记本电脑，加512M内
存，优惠价RMB1453元（http://xygh.ccgp.gov.cn）。DELL公司网站，标明加
512M内存，RMB500元
（http://www1.ap.dell.com/content/products/features.aspx/inspn700m_1?c
=cn&l=zh&s=bsd）。上个月我们买电脑，据DELL公司回答，他们2005年没有政府
采购项目。就是说2005年政府采购是买不到dell的，除非你有“违规”办法，不
信你可以打dell的免费电话。

　　关于版面费，任何投稿过的人就知道，理科期刊2500是少的，有的高达5000。
最近我试图给美国一个经济学期刊投稿，审稿费要$150。至于8篇文章，我是按
任务计算的。

　　关于有973项目的人，就过得好。是说对了。问题是一些人不得不把研究生
“冒充”高级职称，所以有些大科学家每年有上百万课题费。我这里说的困难是
我们一般的科学家的，大多数导师。我学生告诉我，自动化所老师有的有公司，
研究生收入也有超过1350的，但是全国只有一个自动化所，大多数导师、研究生
是困难的。

　　这位避水兽看不起横向课题，不要这样，好吗？大多数普通科学家要作“横
向”的，而且“横向”往往更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

　　我希望新闻界不要把“学术民工”炒起来，使研究生、导师对立，导致中国
科研停顿。2002年我曾经在《科学对社会影响》上写过一篇文章，叫《研究生教
育的尴尬》，那篇文章比这里的严肃一些，推荐大家一读。

1957年反“右派”亲历记:费孝通是怎样被打倒的(转)

xiang — Fri, 29 Apr 2005 04:24:00 GMT

发信人: nieriming (李牧之), 信区: thinking
标题: 1957年反“右派”亲历记:费孝通是怎样被打倒的
发信站: 一见如故 BBS (Tue Apr 26 23:33:12 2005), 本站(yjrg.net)
李新

　　1957年的反“右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若没有吴老(玉章)的帮助和
保护，我必定被打成了“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在吴老的鼓励
下，我也积极地参加了反“右派”的斗争，特别是参加了反对社会学领域中的“右派”。
在把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打成“右派”的错误中，我也有一份责任。对此我在1979年当
面向他承认了错误。所有这些，在我的脑际刻下了很深的痕迹，它不时会涌现出来，使我
的心情无法平静。因此，我必须如实地把它写出来，让后人知道这一段痛史，以便根据真
实情况来评判各人的是非功过。林则徐被贬到新疆后，曾哀叹“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
谁定是非?”我认为：只要能把历史的真实情况保留下来，青史的是非尽可由后人去评定
，当事人又何必去管它呢。

　　1956年“胡风事件”中，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谢韬被捕了。在解放初期，
谢韬和胡华是北京宣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名人物。谢韬因为替胡风上中共中央的“
万言书”提出意见并参加了修改而被捕。他的被捕引起的震动不小。经过吴玉章的追查，
罗瑞卿(公安部长)很快就说是抓错了。但又不能释放(因必须经过最高领导同意才行)，于
是决反“右派”亲历定让他到被关押的战犯中去做工作。在清查“胡风分子”时，何干之
也名列其中，就在要逮捕何干之那天晚上，恰好我因公去杭州赶回了学校。中国人民大学
副校长邹鲁风把我找去征求意见，因为我坚决反对，公安部的同志才没有把何干之抓去。

　　紧接着“胡风事件”之后，机关内部又展开“肃反”运动。我是中国人民大学肃反运
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当要把一个1946年就已将历史问题交待清楚的教师定为历史反
革命时，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也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后来又偷偷地仍把他定了历史反
革命。因此我对1956年的这些政治运动是心存不同意见的。

　　但1956年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引起了我很大的幻想。因为从1
956
年起，我开始被高教部调去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的教材，觉得在“百家争鸣
”的方针下从事历史研究大有可为。同时，全国政协建立了社会主义学院，请吴玉章任校
长，杨明轩、干家驹、聂真任副校长，要我去任教务长并讲授革命史。统战部在社会主义
学院提出三不方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样就使得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学和
讨论都非常活跃，全校充满了欢乐气氛。

　　1956年中共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认为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今后应该
专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而使全国的政治气氛趋向缓和，人们对前途都充满希望。

　　1957年之初，毛泽东提出中共要整风，希望各民主党派帮助。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
纷纷发表意见。开始意见较缓和，大家都高兴。后来意见提得尖锐了，人们的心情也开始
紧张。等到有人提出国家的领导要“轮流坐庄”时，毛泽东生气了。便发动全党实行反击
，一下把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

　　1957年反“右派”初期，我没有积极参加。因为1956年我被调去编写教材，连党的组
织关系(临时的)都转到高教部去了。为了逃避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我星期日都不回家，
以免碰见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人(那时我和他们同住在东四六条38号)。我平时在近代史研
究所编书组工作，假日则回西郊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与何干之为邻。我们两人对
当时的形势都很关注。我最担心的是怕他要挨整，因为“胡风事件”牵连着他。我主张他
要对反“右派”表现积极，但又不可多说话，而且说话要特别谨慎，以免被人抓住辫子。
我们当时哪能想到，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竟要把“右派”帽子往我的头上戴呢?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搞得热火朝天。因为我事前知道党的策略
，我想什么话都不说，等一阵热潮退去也就完了。谁知就在把吴景超、李景汉等人打成“
右派”后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人(党组书记)竟然想趁机通过北京市委把一顶“右派
”帽子安在我的头上。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实在可怕极了!

　　就在我从编书组回到西郊的一个晚上，党委办公室的一个好同志匆匆忙忙地把刚出版
的《党内参考资料》(北京市委的内部刊物)送给我，要我立刻打开来看。我打开一看，呀
，不好!那上面在显著地方，登着一则中国人民大学反“右派”的报导说：人大党委常委
李新居然擅自召集校务委员会，让大“右派”分子吴景超、李景汉参加，引起广大群众不
满，连党外教授赵锡禹等人都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个报导让读者看了，反“右派”亲历一
定认为李新是吴景超、李景汉的后台，是隐藏在党内很深的“右派”分子。我看了这个报
导，怒不可遏，来不及和何干之打招呼，就立刻赶回家中，连忙写了一封要求更正的信，
准备送交《党内参考资料》编辑部，希望他们于下期登出来，以正视听。

　　在要发信的时候，一想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该先请教吴老才好。我于是拿着信和刊物
，忙到吴老家去。吴老住在六条39号，就在我们38号的旁边。我见到吴老的时候，虽然很
恭敬地喊了他一声，但余怒未息，心里还是气鼓鼓地，吴老一定看得出来。我把刊物翻到
登报导的那一页，和我要求更正的信，都放到吴老的茶案上，希望吴老看一看，并指示我
是否可立即发出或需要如何修改。吴老客气地笑了一笑，便用镇纸石把两样东西压住，然
后，对我说：“你先到书房休息一下，看看书吧。”吴老的书房，就在他办公室旁边，我
乎常见他的时候，常到里面去看书。但今天进到书房，什么书也看不下去。稍等一会，我
又走出来，走到他坐的沙发旁边。还没等我开口再问，吴老就说：“别急嘛，先看看书，
冷静冷静再说。”我这时的心情，也确实冷静下来了。我想吴老见我这么急，；他却一点
也不急，这其中必定有道理。我于是从报架上拿下一些外地报纸来看。我估计吴老已经看
完了我的东西以后，才慢慢地回到客厅。这时，吴老手中拿着我的东西，见我走到他面前
，便又把它们压在镇纸石下面。过了许久，吴老也不说话。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口问
道：“吴老，您看我的信可以发吗?”吴老沉吟了一会，才回答说：“他们就是要你跳嘛
!”只说这么一句，就不再说了。坐了一阵，我只得回家。回到家中，我仔细揣摩吴老那
句话，“他们就是要你跳嘛!”看来，这封信是发不得的。《党内参考资料》是市委的党
刊，你若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说你反对市委。我于是感到去请问吴老，这一步是走得太对
了。

　　当天晚上，吴老又派警卫员叫我去。他亲切地对我说：“反右派是毛主席决定的嘛，
你怎能不参加呢?我已经跟胡锡奎校长说了，他会找你谈的。”

　　第二天，胡锡奎找我谈话，说已经告诉高教部，要我回校参加反“右派”斗争。并且
分配给我就近指导城内两个系的运动，这两个系就是新闻系和档案系。档案系运动的情况
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但新闻系一次会议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而且始终感到内疚。

　　那天是由新闻系召开北京新闻界的座谈会。系主任安岗要我主持会议。我于是请大家
对党的新闻工作发表意见。大概到会的新闻系统的人员都不知道我党这次“引蛇出洞”的
策略，他们的发言非常激烈，对我党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在会场热烈情绪的鼓
舞下，安岗也忍不住而发言了。他说：“毛主席就不断说，他最不爱看《人民日报》，死
板板地……”。我连忙暗地里扯了他两次衣服，希望他及时停止发言。但他的兴头很大，
一直讲个不停。不得已，我只好宣布休会一刻钟，随后再继续开会。在休会时，我把安岗
拉到一旁，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等续会时，我故意问安岗是否继续他的发言，他说他的
意见已经讲完了。我于是请别人发言，特别请校外的人发言。这时，彭子岗起来发言了。
她说话时激昂慷慨，首先批评《人民日报》，说它拥有那么多的人，花了那么多的钱，结
果却完全脱离群众。她问道：“现在，谁还喜欢《人民日报》呢?连毛主席也不爱看了。
”说到这里，会场上为她鼓起了掌声。她随即又说：《大公报》人手不多，经费又少，但
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有许多文章，很快就流传全国反“右派”亲历…
…。她越说越有劲，还是她的丈夫徐盈劝阻了她，她才结束了发言。　　

　　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根据校部要求，很快就整理出来上报了。彭子岗就是因为这次发
言被划成了“右派”，因为安岗是新闻系主任，记录对他的发言记得很少，上报时可能又
有删节。彭子岗是校外来参加会议的，又是名记者，而且那天她讲得最多、最激烈，所以
记录对她的话记得最详细，后来根据记录来划“右派”，她自然就无法逃脱了。彭子岗是
彭华的姐姐，而彭华在抗战时期，一直和我在青委系统共事。1946年，我在北平军调执行
部工作的时候，彭子岗和徐盈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在4月3日滕公馆事件后招待记者，还
是由子岗用电话新闻的方式把消息刊登在《大公报》上。从此，直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一
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而这次座谈会竟使她被划成了“右派”。这次，我客观上保护了安
岗，为什么不能保护她呢?倘若能事前给她打个招呼，不是也可以使她免遭大难吗?我为什
么没有那样做呢?真是太不够朋友了!对此，我一生引以为憾，始终感到内疚。

　　这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走入高潮，全校大约已有400人被打成了“
右派”。划“右派”要经过党的常委会讨论。李培之和我在常委会上，尽量把各系总支上
报来要划“右派”的人减少，故意挑剔某某人的条件还不够，或情况还不够具体，希望拿
回去搞清楚了再说。这样推、拖的结果，就少划了些“右派”。但有的系总支，由于领导
人的借机整人，就是抓住一些人不放，非把他们打成“右派”不可。例如经济系有个青年
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但系领导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几次送到常
委会讨论。常委多数同志“爱才”，说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反党，应好好地教育他、
教训他。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扣上了“右派”的帽
子。

　　在高潮中斗争得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
中，她羡慕毛主席表扬了李希凡和兰翎两位青年，才改成了这个名字。她本是法律系的学
生，但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吴老认为她是个人才，在颐和园里为她
专门找了一个地方供她写作。后来中国人民大学还专门开了一次红楼梦研究的学术会议，
把李希凡(曾在人大学习过)和他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吴大琨请来参加了会议。吴大琨就是参
加了这次学术会议后才调到人大的。林希翎因研究红楼梦出了名，反“右派”恰好轮到了
她头上。她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党委从全校找到
了一些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斗争会。
但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无法，只得领着群
众高呼口号，才能将她压倒。像这种斗争的准备和召开过程，我是从不参加的，但听到情
况后也觉得十分滑稽可笑。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斗争谭天荣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林希翎
和谭天荣一时成了北京学生界的著名人物。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当然是弄去劳动改造
，甚至受到异常痛苦的遭遇。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右派”才得到平反。人大党委把
给林希翎平反决定派人送去给她时，派去的人以为她会感谢涕零，谁知她却不甚答理，于
是，这人便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有乎反的“右派”之一
。80年代，林希翎被允许出国。台湾把她请了去，希望她能骂中共，给台湾说几句好话。
但她并不骂中共，也不给台湾说好话。人们以为她一定会到美国去，但她却去了法国，显
然。她到美国谋生会反“右派”亲历比法国容易。但她有头脑，认为这样做要高尚一些。
现在不知她怎样了?写到这里，实在令人叹惋。

　　过了多少年后，我才深深体会到，当年要不是吴老的帮助，“右派”帽子肯定戴到了
我的头上。我后来的经历，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吴老的指点，我不是也会像
葛佩琦那样去要求更正吗?而要求更正的结果是迎来全国的大批判!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
所以才能得救。但是，他虽然救了我，却救不了许多他爱惜的人才。甚至连他的一个外孙
女婿，因为不在身边(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救不了。对此，他虽没有任
何表示，但每当他的二外孙女(吴蜀平)来看他的时候，我从旁也能看出他内心的痛苦。吴
老啊!您是多么好的人啊!中国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和日本、法国、俄罗斯等世界各国一切
先进文化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人类先进分子，像吴老这样的人是永远值得人们敬爱和学习
的。

　　在吴老指导下，也在李培之等好同志的影响下，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绝没有存心
去害过人，而且是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特别是对一些青年，凡力所能及的都为他们说了
话。但是，像林希翎那样的“名人”，我就实在是爱莫能助。就是像孟氧那样的人，我虽
然说了话，开始也起了点作用，最后还是挽救不了。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高潮是在夏季，但一直延续到秋后，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地
区，仍在进行。例如：社会学领域的全国性反“右派”斗争，就是秋后进行的。中国人民
大学党组织认为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学问题有“研究”(或了解)，就派我去参加了领
导这场斗争的党组。其实，我不仅对社会学毫无研究，就是对马克思如何批判社会学也毫
无研究。我只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他批判社会学鼻祖孔德的一些观点。至于孔德的
书，我一本也没有读过。据我现在的记忆，批判社会学的那个党组好像是直属中央(或中
宣部)的，组长是谁已记不清了，经常召集开会的是副组长赵守攻，他当时是国务院的副
秘书长兼专家局局长。赵和我在中共北方局共过事，他一见我非常高兴。范老(文澜)也参
加了这个党组，他是由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派来的。我见范老后，就向他谈了我在中国人民
大学的情况，并表示希望离开人大到近代史研究所去。他听后对我极表欢迎，并说：“我
那里是和书打交道的，不像和人打交道那样复杂。”此后，我就想法调动，最后，还是同
吴老商量，先把我调到文改会过渡，直到1962年才正式调到近代史研究所。范老和我虽然
都参加了社会学反“右派”斗争的党组，但我们两人都不积极，不过，对所有那些人被划
成“右派”，我们也都是同意了的。例如：对专家局副局长费孝通，赵守攻把他说得很坏
，说费是个大野心家，周此，把费孝通划为“右派”，我也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1979年
，中美刚建交，社科院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访美，费孝通和我都是其中的成员。这时，我
当众向他表示道歉。他忙说：那不能怪你。我说：把你打成“右派”，主要的责任当然不
是我，但我当时也确实把你看成“右派”了，所以道歉是应该的，而且也是真诚的。从这
以后，他又发达起来了。不过，我们似乎也未再见过面。

　　关于反“右派”斗争的事情，我知道的还有许多。因为我这篇只是写亲历的，因此，
其余的我就不写了。

费孝通博士

xiang — Thu, 28 Apr 2005 04:54:00 GMT

不知是什么原因，在这个版上居然没有人发表对费老的看法，或对费老的追思。无论是北大还是清华，都有费老曾经的足迹，费老的学问和人品影响了一代或者是两代中国社会学人是斯毫不夸张的。我想我们应该想一想，反思一下了。

CCTV.com消息（新闻联播）：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
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费
孝通同志，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费孝通1910年生，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
生院，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1982年起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0年在美国丹佛获国际
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并被列为该会会员；1981年在英国伦敦接受英国皇家
人类学颁发的赫胥黎奖章；1982年被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198
8年获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

xiang — Sat, 23 Apr 2005 14:00:00 GMT

《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
刘见林
《我们是谁》作者：[美]塞缪尔·亨廷顿

新华出版社

定价：35.00

《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著，西蒙和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2004年5月出版，精装本448页，定价27美元。1993年，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撰文提出，全球化并不会给世界带来和谐，相反却会在不同文明之间引发冲突——这就是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它在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激起的争议至今未休。时隔10年，他将“文明冲突论”的矛头转向了美国内部，再次提出轰动性的论点：大规模的拉美裔移民（西裔）使美国日益分化成为“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一场文明冲突正在美国本土上演。亨廷顿的这本《我们是谁》目前尚未上市，但他在最新一期《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值得一提的是，亨廷顿虽然是该杂志的创建人之一，但杂志现在的主编和执行主编均为拉美裔）上发表的该书的概要已引起了美国乃至全球舆论的讨论。美国主流报纸如《纽约时报》，著名杂志如《经济学家》都对该书进行了介绍和评论。迈阿密的一位评论家甚至呼吁举行游行示威，对亨廷顿的雇主哈佛大学和《我们是谁》一书的出版商西蒙和舒斯特公司进行抗议。我们先来看看亨廷顿此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作为一个由移民创建的国家，美国至今仍在大量地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这也是美国之所以能不断获得创造力的原因之一。但在亨廷顿看来，拉美裔移民会对美国造成巨大的威胁。他在书里提出，现在对美国传统最迫切而且最严重的挑战是拉美裔移民，尤其是墨西哥人，因为他们往往缺乏融入美国社会的兴趣。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其它移民相比，他们难以割断与故国的联系，总是渴望着回乡探亲访友、甚至参加选举投票；他们没有寻求成功、实现“美国梦”的意愿，天主教信仰使得他们漠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安于贫困；他们的教育水准落后于其它族裔，大部分人甚至不愿意去学习英语，更拒绝接受盎格鲁-新教（Anglo-Protestant）所创、代表美国民族认同和政治文化基石的那些基本信念：比如遵守法律、工作勤奋和尊重人权等等。亨廷顿认为，盎格鲁-新教传统的退化将导致美国国力衰弱，因为在他眼里，该传统不仅是美国民族认同的基石，也是它强大的真正根源。这是以往移民所没有的现象，以往的移民总是选择主动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同化。最好的例子是信仰天主教的肯尼迪家族，他们成功转型为新教徒重镇波士顿的望族；约翰·肯尼迪还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亨廷顿接着指出，拉美裔移民带来的这一威胁因为他们的两个特点而更显突出。其一，他们的数量惊人。目前拉美裔已占移民总数的大半，超过黑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而且他们有着在各族裔中最高的出生率，估计到2050年将占美国总人口四分之一。其二，拉美裔移民居住地很集中。比如，到1998年“何塞”（José）已取代“迈克尔”（Michael）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新生男孩最常用的名字。如果此种情况得不到改变，亨廷顿警告，美国很快分化为由“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组成的国家！对于亨廷顿的观点，一些学者和专家认为言过其实，对之进行了反驳。首先，亨廷顿引用的数据与事实有一定的出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认为，亨廷顿铺陈了一套支持其论点的证据，其实拉美裔美国人的同化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其中受过教育的人轻易地被美国同化了，来自乡村的人则需要较长时间，但他们的确是在同化。以亨廷顿所说的他们不愿意学习英语为例，虽然在一些边境地区有居民不愿学习英语，但整体来说墨西哥裔移民都知道，必须学英语才能出人头地；他们的第三代中，60%的人在家中只说英语。其次，亨廷顿以盎格鲁-新教来指代美国文化也有失偏颇。布鲁克斯认为，虽然毫无疑问美国人深受神学家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和建国之父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思想的影响，但维系美国人的精神却不是盎格鲁-新教，而是一种全体美国人对未来所持的共同观念（a common conception of the future）；对美国人而言，历史并非是周而复始的，而是可以不断取得飞跃的；这种精神在拉美裔移民中一样存在，任何人都能感受得到。布鲁克斯指出，如果美国关闭边界，不让新移民进入，将错失新的动力、新的经验以及愿意为美国的未来奋斗的新人，这才是对美国信念的真正威胁。应该承认，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存在着亨廷顿所说的现象。《经济学家》指出，在美国，商界人士出于廉价劳动力的考虑不谈移民问题的阴暗面；民主党则因为移民投他们的票而避而不谈，但目前这一波“拉美裔移民潮”的确存在着特殊的问题，它即使不会形成象亨廷顿所说的分化美国的祸害，也是值得认真对待和未雨绸缪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谁》一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亨廷顿是一名严肃的学者，他于10年前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固然争议很多，但9-11和伊拉克战争以后的事态发展却证明他的远见和洞察力；他这回的“美国内部文明冲突论”同样充满着争议，但应该说，也同样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和讨论。刘见林，《华盛顿观察》周刊

文章来源：《华盛顿观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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