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一直在忙里偷闲读葛兆光教授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一些讨论，我觉得很有意思，思想史的写法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因为每每面对历史、面对历史上人物思想的时候，我们都会不可避免的把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掺杂进去，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预设”去理解古人的思想，然后想当然的描述出一副我们心目中思想进步的图景，这就是所谓“辉格式的历史”。而事实上，古人在想什么和我们设想的并不一样，古人的想法是基于他们所生活社会的日常知识之上的，所以要想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带的“镜片”是首先要被审视的，因为大家的“生活世界”并不相同嘛，这也就是为什么葛教授在他的名著《中国思想史》中在讨论的每个时代人物、著作思想时候都要先花上很大的篇幅去介绍每个时代的“一般的知识思想图像”，面对古人，我们也应当学着尽量抛弃自己的偏见去接近和理解他们，借鉴知识考古学或者年鉴学派的成果去还原和呈现一个尽量真实的历史。
我的一个想法是，社会学的视角会在观念史或者知识史的研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举个我很感兴趣的例子：葛教授在他的课上谈到，中国在唐宋之间发生了重要的社会转型，这主要表现在国家权力开始控制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国家颁布法令取消“淫祠淫祀”，规定什么神是可以祭祀的，什么神不可以祭祀。“任何思想或观念的变化都能够找到其社会根源”，根据知识社会学的这个观点，宋朝发生这种变化的起因是一个叫做“士大夫”的阶层开始掌握国家权力，他们掌握了话语权。我们知道，唐代以前的中国社会由于社会流动机制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某种意义上的贵族社会，社会的权力由皇帝以及地方上豪强和大家族所掌握（例如我们熟悉的三国故事里面袁绍、曹操、诸葛亮、孙权等人皆来自于名门望族，或是处在这种贵族网络之中），除了春秋战国时代之外，中国的历史是这些人的历史，知识也是他们的知识。而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诞生，一方面顺应了社会对于向上流动的活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一个巨大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经过唐代300年的发展壮大，在宋朝已经渐渐的掌握了国家政权。由于这些知识分子是读着儒家经典长大的，他们于是将自己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并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获取合法性：“宋代由于官方的政治权力和士绅的文化权力，两方面都在推行‘同风俗，一道德’，逐渐把上层士大夫过去认同的文明、伦理、道德，扩展到了整个民众”（葛兆光2005：215）通过这种做法，我们心目中的所谓“传统社会”开始形成。
通过上面叙述，我们似乎可以通过士大夫阶层的兴衰这一社会学视角来重新解读中国的历史，当然，知识分子建构的这一社会模式尽管在他们看来是完美的，也确实在制止古代某些非人道的社会现象，例如杀人祭鬼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如西方的理性化进程，但是这种社会体制显然存在重要缺陷：士大夫所倡导的知识话语只是通过依附在权力之上才获得其合法性的，而且国家权力对私人生活的过度干涉显然成为了明清之后社会活力的下降的原因，满口“子曰”的文人们所倡导的道德社会并没有到来，社会中人的欲望被压抑久了反而使整个社会变得伪善和虚假，我想这也是知识分子在回首自己创造历史的时候，一脸无奈的原因吧。关于知识分子，这恐怕是另外一个需要花大量笔墨探讨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