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及略论中国城市建设

 “……并无故作高深的方法，一切皆出自作者的眼睛和心灵，但它以其精妙的研究，让我们明白城市的生命和精神来自何处”
——威廉•H•怀特
“生活本身就是目的……若问生活有价值否，唯一答案就是你是否拥有足够的生活。”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扉页

摘要：就像威廉•H•怀特的评价那样，简•雅各布斯的这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极平实的语言把作者关于城市本质以及运转规律方面的思考向人们娓娓道来，并以详实的案例以及缜密的分析对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进行了批判。本文就准备以对此书的介绍为切入点，结合对国内城市发展情形的描述，特别是关于北京、天津等国内大中型城市拆迁和规划建设现状的探讨，提出建设一个良性运转的城市需要的条件以及我们的城市发展方向问题。
关键词：发展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

一 多元的城市：关于“人”的一切

十九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开展，欧美人口也大规模的向城市集中，与此同时，人们对于城市问题的思考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方面，极高的生活水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独有的文化魅力不断吸引着人们来到城市定居，另一方面，城市也成为了很多社会问题，例如交通拥堵、暴力、环境污染等的发源地。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城市？如何在发展的语境中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简•雅各布斯给了我们一个审视城市特点、城市问题以及城市建设的全新视角。去了解这种视角，我们首先应该看看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是如何看待城市的。
二十世纪以后，在美国逐渐形成了一门叫做城市规划的实践学科，用来对付由于城市规模日益庞大而带来的交通拥堵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城市规划的核心思想大体上是宏观层面上的和功能论的（本文姑且称之为规划理论），它认为一个城市的正常运转需要满足很多不同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彼此是可以分开的。例如在城市中人们需要居住、消费、生产、需要安全保障、需要娱乐场所，相应的，城市可以被划分为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政府、文化休闲区等等，城市规划的始作俑者们认为，城市之所以出现诸多问题，正是城市的多种功能混杂在一起的缘故，这是城市遇到的大部分问题的来源，这些问题诸如城市本身吸引力下降，这是由于街道的拥堵所致；街道成为了犯罪活动的温床，这是由于人与人之间接触频繁的缘故；城市的环境污染则是由于工厂同住宅区的相互混杂造成，等等。因此，规划理论的信徒们提出的解决办法便是将城市的不同功能区分开，尽量使住宅区远离街道，并设置花园、广场等设施来美化环境。在二战后的美国，这种区域规划的思想曾经被广泛应用到城市发展的决策中，指导并规划了很多城市的建设。
而简•雅各布斯通过自己的细致观察与思考，告诉我们这种城市规划的主张是多么的荒谬和不切实际，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对美国城市进行的改造是多么的失败。规划理论最为致命的一个弱点，在雅各布斯看来，是在这种理论里面看不到“人”的存在，也就是说，作为组成这个城市的个人，他们的任何能动性都被忽略掉了，成为了“棋局上被任意摆布的棋子”（雅各布斯，2005：319）把城市划分为多个功能分区的背后隐含着的意图是限制人员流动，这意味着把城市改造成为一个个封闭的类似中世纪的“封国”，个人的日常活动都在这个“封国”之内，而这种忽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做法在现实的城市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她看来，城市同乡村和小城镇不同的地方在于，城市首先意味着选择的多样性以及多样的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日常活动不可能集中在自己的居住区域之内而是要遍及整个城市，个人通过整个城市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选择同自己交往的社会圈子。这是城市生活的本质属性。城市意味着个人有足够的生活，他/她可以在城市中寻觅到千姿百态的生活方式以及永远不会消逝的新奇感，而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过单调的生活——这才是城市的精神。
因此，规划理论从一开始就显得那么幼稚，事实也是这样。具体来说，规划理论并没有同其承诺的那样解决了自己提出的那些问题，在大部分情况下却刚好相反：交通还是那样拥堵——事实上，由于将人们居住地同上班的地方分开，反而使得交通负担加重；新规划的花园式住宅也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青睐——据统计，这些住宅区和花园反而成为了犯罪猖獗之地；此外，环境问题也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总体来说，规划理论是失败的，而雅各布斯在批驳城市规划理论的基础上对城市现象进行的分析却很值得我们借鉴。同规划理论注重宏观分析不同，雅各布斯首先强调城市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和互动的场所，这种微观主义进路决定了“人”本身在雅各布斯那里的重要性，而不是像规划理论那样只是作为城市的傀儡而存在。而且正是基于此，雅各布斯把街道作为她的分析重点，她认为，街道是城市的核心，因为街道是人与人进行日常互动的场所，街道的这种公共性特征使其成为联结附近居民的最重要的场所，居民的日常互动形成了社会网络关系，而这种关系使街道所在的整个社区在共享资源以及保持活力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而使街道发挥这种作用的重要力量便是街上设置的一些诸如小商店、咖啡厅、酒吧等场所——这些场所不仅是一个地区活力的重要标志，而且它们的老板或雇员往往是该地区的“大众熟人”，成为该社区社会网络的结点。
顺着这个思路，雅各布斯告诉我们，一个正常运转着的街道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人参与其中，她通过观察发现，在一天的不同时刻虽然街道上的行人彼此的身份地位都不尽相同，但是街道总的人数在大体上是持平的。这些人不仅可以维持上述商店等公共场所的生计，成为一个街道的活力之源，他们以及临街建筑里面的人们还共同组成了“街道眼”(street eyes)，也就是说，通过他们来维持街道所在社区的正常秩序，预防犯罪行为，以及照看孩子，等等。而传统的规划理论的失败之处在于没有看到日常人在维持街道正常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把住宅远离街道以及将住宅区与娱乐区分开等做法使得街道上人流日益稀少，这使得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关系长期得不到形成，而且由于街道的监视作用下降，街道成为了犯罪的高发区——为此，政府不得不雇佣大量警卫人员去维持日常秩序，而这对人力资源是巨大的浪费。
总之，在她看来，街道是一个社区公共生活的中心，不仅起到了维系地区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还是维护安全，促使未成年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场所。自发形成的城市有其自身的运转规律，城市有其自己的运转逻辑，无视这种规律和逻辑的规划行为只能破坏城市的活力。
另外，雅各布斯还从细节上描摹了一个良性运转的街区应该具有的一些特征，例如老建筑存在的必要性，街道必须要短、必须要有尽量多的叉路口、要有足够宽度的人行道，等等。在政策上，雅各布斯还对社区建设的资金来源以及利益表达机制作了详尽的探讨——这些论述的主要目的也是要人们人清楚我们的城市建设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人是城市中最重要的，一切应该服务于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城市的外表美观而忽视人的生活。

二 我们的城市：略论中国城市建设

以上就是对简•雅各布斯的这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简要介绍。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我们把视线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城市撤回到我们自己的城市的时候，我们或许会从雅各布斯的话中收获很多启迪，从而对我们的城市建设进行反思。
要想建设好城市，首先应该对城市发展的规律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是本文认为关于城市建设我们最值得反思之处。按照雅各布斯的说法，城市是一个有规律的复杂事物，对它的研究不同于对一个自由落体的研究，也不同于对分子运动规律的研究——前者是有规律的简单事物，仅涉及到很少的变量，而后者是无规律的复杂事物，只能用统计手法去把握。对于一个城市，我们应该像一个医学家研究生命有机体一样，去弄清它内在的相互联系，而不是像处理简单物理运动那样，根据一两个变量得出结论。
雅各布斯的论述或许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是观察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现状，我们不得不承认本文的上述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重视。发展的话语在多大程度上掩盖了我们对于生活本身的感受，或是对于要求生活改善的呼声？对城市规划理论神话的信奉又让我们在不经意间做出了多少有损于公众权益的事？接下来，本文准备从两个主要方面探讨当代中国城市建设所出现的问题及矛盾。
首先是拆迁问题。近些年来我国大中型城市由于拆迁造成的问题可谓数不胜数。据笔者查到的早期资料，截至到2003年8月31日，国家信访局收到拆迁上访信件11641件，比2002年同期上升50％；上访人数5360人，上升47％（www.wxcin.gov.cn/info/infomore.asp?id=9075）。难怪美国学者杜登(Michael Dutton)这样描述道：“中国的城市已经变成了拆的城市”（Dutton，1998：222）。本文先抛开在房屋拆迁过程中涉及到的国家法律及政策漏洞，认为拆迁活动首先反映的是一种强势话语对于弱势群体生活世界的殖民，在这种强势话语的支配下，城市建设和规划很难保证其科学性。我最近读了赵旭东教授在《社会科学》2006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拆北京：记忆与遗忘》，在文中赵教授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进步概念在中国的语境中能够通过拆迁的活动，或是‘拆’这个字来代表…表面上，通过‘拆’，某种东西要被拆毁而其它东西要被记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讲，这也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再界定的过程，或者也可以说成是统治与服从之间的一种循环的游戏。”（赵旭东，2006：115）诚然，我国的城市建设需要土地，需要更多的住房去满足城市化的需要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但是拆迁活动涉及到的是一系列复杂的利益纠葛和政治决策，尤其是与拆迁活动直接相关的群体。在拆迁活动中随意占用土地，损害拆迁户利益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即使拆迁活动遵守了有关的法律，谁又能保证拆迁户在新的环境中有更好的生活水平呢？根据我们上文对于雅各布斯观点的介绍可知，拆迁其实破坏的不仅是房屋，更是原住民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网络，旧的房屋并不是一无是处——这些旧房屋的房租较低，有利于吸引小成本经营店铺的到来，而这些店铺会是一个社区的活力之源，而到了新的环境下，拆迁户们的就业、教育以及其它方面的生存成本无疑会增大，他们需要建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这又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房屋改造的确会增加GDP，但这些增长的财富真正落实在拆迁户手中的又能有多少呢？
其次是交通运输问题。雅各布斯在她的书中持有的是限制私家车的观点。本文准备接受这个观点。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中国的交通资源是有限的——在这一点上，想想我们首都的交通境况吧——更是由于私家车的过渡膨胀与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城市精神格格不入。一个城市的街道是这个城市公共性的标志，这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接触，而汽车的最初出现是为了加快城市货物和商品的流通速度，私家车的膨胀无疑会侵占街道的公共空间，缩减人行道面积，这些都是对一个社区有机活力的扼杀。但是另一方面，仅仅去限制私家车是不够的，私家车兴盛的背后是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在作怪，把城市划分为一个个功能区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不方便，然后不得不对私家车产生依赖，因此，解决的办法也是要从对城市规划理论的质疑开始。

参考文献：
1． 简•雅各布斯，2005，《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 赵旭东，拆北京：记忆与遗忘，载《社会科学》，2006（1）．
3． Dutton Michael, “Changing Landscapes, Changing Mentalities”, in Michael Dutton, ed., Streetlife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注：作者系南开大学社会学系03级本科生，本文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否则后果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