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Michael Burawoy公共社会学思想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介绍了美国社会学会2003－2004年度会长Michael Burawoy所做的会长演说《捍卫公共社会学》，对他所提倡的公共社会学诸项观点进行了梳理和阐释，并就他提出的问题，即社会学同公共领域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公共社会学、反思性知识、权力场域
一 写作背景
《捍卫公共社会学》(For Public Sociology)是美国社会学会2003－2004年度的会长Michael Burawoy所作的会长演说。Burawoy是一个当代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学家，他以研究劳工社会学著称，曾经以工人的身份在匈牙利、前苏联和美国的工厂里面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著有《制造甘愿》(Manufacturing Consent)、《生产政治》(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等著作。由于他犹太人和外国人的身份，还有侵淫在学院与厂房的双重特质，使得他的思想和著述充满了对于现代社会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的审视、对于边缘群体的诚挚关怀以及对于自由市场神话的批判性反思。公共社会学便是他对于社会学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思考的产物：他认为现在的我们比过去的任一时刻都需要公共社会学，不只是认知处理世界上的重要议题，同时要召唤社会学的觉醒。
Burawoy认为，公共社会学的出现可以部分的归结于社会学和现代社会的隔阂日益加大：与上世纪60年代相比，美国社会变得日益右倾和保守，而社会学则通过批判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发展了更多的关于种族问题、女性问题等比较“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这成为了公共社会学赖以生长的土壤。
二 主要内容
按照Burawoy的定义，公共社会学是指“一种超越传统学院意义的社会学，它将社会学带入公共领域，旨在提升和促进社会学在影响社会命运的事务方面与公众的对话。”（Burawoy，2004：104）一方面社会学家通过这种对话反思自身的立场、观点，为社会学进一步确立贴近社会实际的研究主题以及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提供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将对话带入公共领域，也促进了公众之间、不同社会阶级之间就其关注的社会公共问题进行交流，通过这种“交往行动”确立“沟通理性”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Burawoy在“传统公共社会学”和他称为“有机的公共社会学”之间作了划分：前者是指社会学家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出版通俗著作的方式把关于美国社会性质和问题的对话带给公众，使他们就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社会变迁趋势等方面问题展开讨论。作为这种行动类型主体的社会学家或记者们通常并不参与到公众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消极的(passive)旁观者描述和阐释社会和公共领域遇到的问题：他们所描述的通常是主流的(mainstream)和不可见的(invisible) 公众，他们与公众之间仅仅是二元的主客体的关系，在这种行动中，他们与公众的联系和互动比较薄弱(thin)；而有机的（organic）公共社会学则正好相反：他们的公众是可见的、地区性的，他们通常关注的是非主流的、不被纳入到公共空间的群体。他们与这些群体之间有着积极和长期频繁的互动(a visible, thick, active, local and often counter public)（Burawoy，2005：7），是一种互主体性的关系。通过组织社会运动和维权机构等形式，社会学家将这些群体推向公共领域，置于整个社会注视之下，从而确保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从Burawoy的笔触来看，虽然他强调了传统公共社会学和“有机公共社会学”相互补充的一面，但他显然更重视后一种公共社会学形式，例如他说：
“公共领域不是既有的和被决定的——它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我们有能力参与公共领域的创立和变迁。事实上，作为社会学家，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对人群进行类型学的研究——通过划分诸如艾滋病患者、乳腺癌患者群体、女性群体、同性恋群体等——并与他们进行合作，我们便创立了公共领域。”（Burawoy，2005：8）
Burawoy把这种“有机公共社会学”作为自己所讨论的公共社会学的典型，强调公共领域的建构性质以及社会学家的能动性，为社会学家在政治领域争取公共话语空间作积极的展望。此外，Burawoy还提到了作为社会学家们教学对象的学生群体，认为他们是潜在的公共领域——通过社会学的教学对话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私人问题的社会属性和情境属性，从而影响到公共领域的话语表达。
接下来，Burawoy论述了公共社会学在整个社会学领域的定位。他借用社会学家Alfred McLung Lee提出的“面向谁的社会学”(Sociology for whom?)和Lynd提出的“什么样的社会学”(Sociology for what?)两个维度，划分了社会学领域的劳动分工：其中，根据第一个问题，社会学知识可以是仅仅面向学术共同体的(Academic Audience)，也可能是面向学术共同体之外的社会大众和整个公共领域的(Extra-academic Audience)；而根据第二个问题，社会学的知识既包括工具性(Instrumental)知识——即仅仅是为了发展逻辑上确证无误、或是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类型——也包括反思性的(Reflexive)知识，即关乎终极价值以及对现存社会秩序与结构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知识类型。通过这两个维度，社会学进而被划分为四个领域：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其中的公共社会学是为发展面向公众的反思性知识而存在的社会学类型。Burawoy具体论述了这四个分支领域在知识类型、真理观、合法性、可说明性、政治选择等方面的差别。
通过上述划分，Burawoy一方面解释了社会学领域内存在的不同分支学科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范式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原因，指出这是由于社会学知识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既要讲求学术性又要带有公共关怀之故；另一方面，社会学知识的这种特殊性又要求社会学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兼顾工具性和反思性，并注意维护二者之间的平衡以及相互补充。通过考察欧洲和南非等地的社会学实践，以及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社会学的反思意识和公共关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Burawoy试图让美国的社会学家们意识到自身在这些方面存在的不足，从而为自己的公共社会学学说开拓空间。
不仅如此，Burawoy还进一步说明：社会学不仅仅是有着内在劳动分工的整体，还是一个权力场域，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往往导源于权力和利益，在这种权力结构之下，较之于反思性知识，工具性知识由于和政治权力以及经济资本走得更近从而在知识的权力场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且这两种知识的内在有机连结因而被割断。此外，Burawoy还专门谈到了由于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日益复杂，专业化的加强使社会学家越来越局限在自身的狭窄领域里面，减少了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但较之于悲观论者，Burawoy还是乐观的，他相信通过重新找回社会学内部作为一个整体的“学科规则”(discipline)、通过公共社会学的确立和发展、通过平衡工具性与反思性知识的办法，社会学还是可以取得长足进步的。“权力的平衡或许因工具性知识的统治而打破，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创立自己的学科规则，创立一个更宽广更深刻的视角。”（Burawoy，2005：18）在文章的最后，Burawoy提出了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的立足点应该是地区社会，社会学应当成为“社会”的卫士——这种“社会”是存在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公共领域，是社会学实现自己的学科抱负的载体。
三 简要评价
对于公共社会学，Burawoy的同行们褒贬不一。但大家似乎都承认社会学有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的必要，应当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对Burawoy思想的批评一方面来自他对公共社会学具体形式的界定：社会学家应当怎样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是不是像他在文章中提到的“有机公共社会学”那样，强调让社会学家们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为保卫社会弱势者的利益奔走呼号？有些社会学家，例如Doug McAdam，便认为，社会学家主要的公众参与形式应为教育学生，有能力再涉足其它领域；Judith Stacey则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有时候社会学家并不适合参与到公众生活之中，因为现实往往会把社会学家“压迫成为一个实证主义者”（曾嬿芬，2003：36-37）。另一个方面的批评针对的是社会学领域的内部分工：把社会学人为划分为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是否恰当，公共社会学究竟能不能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此外，公共社会学的道德关怀会不会影响到其科学性？
Burawoy把社会学划分为诸如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等亚领域，或许确实有些牵强，因为即使是在Burawoy称之为专业社会学的领域，不论是研究主题的选择还是具体的经验研究都具有很强的公共关联性——社会学知识是一个有着内在关联的整体，人为割裂专业和社会两个维度不仅不可取而且做不到。而且，Burawoy对于社会学家亲自参与社会运动的“有机公共社会学”的偏爱使得他的思想显得有些狭隘和偏激。正如台湾学者曾嬿芬所言，社会学家参与公共生活的渠道应当是多元的（曾嬿芬，2003：37）。但是我认为，Burawoy之所以提出公共社会学的概念，实际上体现的是他本人对于社会学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社会学的知识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众？这种知识能不能摆脱沦为政治与市场权力附庸的命运，去满足人类的解放旨趣？此外，Burawoy之所以提出公共社会学一说，可能还与美国社会学的学科现实及特点相关。
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中，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经对美国社会学的主要特点作了精辟的概括。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美国的社会学本质上是分析论和经验论的，这种经验的、分析的社会学归根到底只是一种社会志……美国的分析社会学实际上默认了美国社会的准则，使他们用美国人的观念来抨击美国的现实……”（阿隆，1999：2-3）。而身为美国社会学家的米尔斯(C. Wright Mills)也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批评了他的同行们日益满足于沉溺于宏大理论，满足于抽象经验主义的研究风格，缺少将公众议题联结在一起的“心智的能力”，以及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意识（米尔斯，2001：13）。这也许就是促成Burawoy提出公共社会学的原因吧。在美国，社会学的“科学”的一面通常被强调出来，而公共关怀的一面因其带有价值关涉的意味而被忽略。这就使得社会学日益发展成琐碎的经验调查方法和资料堆砌，而失去了其批判的视角和问题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对于美国社会学同行的提醒，倡导公共社会学是有必要的。而对于大洋此岸的中国社会学，对于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强调社会学的公共维度不仅可以为社会学本身提供广阔的研究资源，实现本土化，对于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和谐社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１雷蒙•阿隆，1999，《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２赖特•米尔斯，2001，《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３曾嬿芬，分析公众社会学，载《台湾社会学会通讯》，2003(11)．
４Burawoy, Michael. 2005. “2004 Presidential Address: For Public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0 (February), 4-28.
５Burawoy, Michael et al. 2004. “Public Sociologies: A Symposium from Boston College.” Vol. 51, no. 1. Social Problems, 10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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