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中国亟需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2010-03-07 11:40 南方都市报 　　从很多国家的历史来看，在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之后，社会的进步问题都会成为重要的主题。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有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当时美国所面临的情况，和我们今天其实有很相近的一面。它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虽然政治的腐败、经济寡头的垄断、权力和市场的结合、权力和资本的结合等等普遍存在，但是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这样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 　　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其他方面，不尽如人意之处比比皆是，来一场社会进步运动，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需要。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三句话：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而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健康社会，需要社会的重建。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考虑，我觉得到了今天应该将社会重建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最近这几年，社会建设这样的提法在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多了起来，官方也开始在使用社会建设这样的提法，但是究竟建设什么，到现在还是一个相当空洞而笼统的概念。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社会重建至少需要六方面的内容。 　　第一，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来解决和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问题。 　　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在社会重建首要的内容。中国改革30年的时间，我们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前几年吴敬琏先生就在讲，这种市场将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问题。什么叫好的市场经济、什么叫坏的市场经济？按照我个人的标准，至少是三条。第一，在经济上看这种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完善；第二是这种市场经济是否有好的法制基础。最近这几年，吴敬琏先生、江平先生一直在强调好的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关系。我觉得还有第三个标准，就是有没有一个相应的和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 　　最近这些年来利益关系的失衡有一个特点，吃亏的永远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这个特点人们经常在议论，但是很少有人去想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这种利益关系的失衡已经不是某些政策偶然失误的结果，如果是某些政策偶然失误的结果，它不会是吃亏的永远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 　　2005年我写了几篇反思改革的文章，说了一些很重的话，我说改革已经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有人将这种情况说成是改革的失误。说失误我不同意，如果是失误，结果应该是随机的，这一次你得好处我得坏处，下一次你得坏处我得好处，但如果每一次都是你得好处，每一次都是我得坏处，这说明不是失误，失误怎么也没有将好处往我这里失误一回，怎么都失误到你那里去了呢？所以不是失误。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另有原因的，这个社会已经有了强势和弱势之分，强势的每一次都得好处，弱势的每一次都得坏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得有一套机制，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 　　这套机制，我称为公平的利益博弈。市场经济当中，利益要能够均衡，必须得靠一种公平的利益博弈，得靠社会当中的各个利益主体去争取，社会需要创造的条件是如何创造公平的进行博弈的环节。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最近这些年利益失衡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劳动者工资收入在整个G D P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中央最近这几年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分享式发展，让普通劳动者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怎么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个机制只有一条，得靠他自己去争。因为现在劳动者的工资不是国家定的了，而是企业定的，如果工人没有为自己争取工资的能力，没有为自己争取工资的手段，分享发展的成果就是一句空话。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罗斯福新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就一条———工会。承认工会的合法性，工会可以合法地代表工人，和企业主讨价还价，就靠这一条来解决劳资关系的问题。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利益的博弈。 　　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需要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再建立一个相应的利益均衡机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设，至少需要这六大机制的建立。 　　第一是信息获得的机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相关的利益主体要能获得和这个利益相关的信息的机制，但是现在这个机制是严重缺乏的，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征地拆迁等等当中，信息高度的不透明。 　　第二是要求表达的机制。他得有一种表达的手段、一种表达的渠道，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当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叫“表达权”。 　　第三是要有利益要求凝聚和提炼的机制。一个社会要解决利益的问题，相关的利益主体提出这种利益的要求，要能够通过政府的政策得到解决，必须得有一个要求凝聚和提炼的机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国企改制的过程当中，失业下岗人员可以说是遭受了损失，现在一些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包括群体性事件、上访，这是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一对一地解决，其实很困难，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具体的要求五花八门。这样的事情假如发生在西方，这些人可能会成立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对他们的要求进行提炼和凝聚，成为议会的提案，在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上如何对这部分人进行适当的补偿。这样就能够在政策的层面加以处理，而且一解决就是一批人的问题。 　　第四个机制，要有一个施加压力的机制。这个社会当中已经有了强势和弱势之分，强势群体拥有的资源多，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手段也多。但弱势群体不行。弱势群体要有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必须得有特殊的施加压力的机制。 　　第五个机制是利益协商的利益。 　　第六个是矛盾调解和仲裁的机制。这个机制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终止的机制。这个社会这么大、矛盾这么多，总得有一个程序，到了什么地方到此为止。我们司法上有一个叫终审，谁能够保证说到了终审就是百分之百的公平呢？谁也不能够保证，但是没有办法，它总得有一个到此为止的东西，所以到这里就算完了，哪怕不公平也只能这样了，这就是矛盾终止的机制。 　　第二，我们需要有一种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 　　几天前我曾经在一个帖子的后面看到一句留言，他说，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只有我亲爱的祖国需要维稳呢？这句话其实很让人们深思。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是比较多，但问题是怎么看待它。如果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思路出发，我们来看待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至少可以得到三个基本的结论。 　　第一是现在的社会矛盾是比较多，但是除了极少数像“藏独”、“疆独”之外，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实际上是利益的矛盾、利益的冲突。人民内部矛盾基本上就是利益的矛盾，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最基本的基调，应该放到这个上面，是利益的问题，而不是政治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第二个结论，我们现在一些利益的矛盾、利益的冲突之所以会激化，转化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由于与利益关系解决得不好有关系。 　　第三个结论，利益关系为什么解决得不好，是由于缺少一种制度化解决利益问题的机制，也就是前面我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 　　如果这样来看，就有一个事情需要明了，就是说解决这样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一定要有一个双重的目标，解决社会矛盾，一方面要有利于社会的基本稳定，另外一个方面要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 　　我这里讲的双重目标，绝不是因为一种理论上的兴趣，而因为现实当中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在现实中是只要一个不要另一个，只要一个得牺牲另一个，只要一个得压制另一个。我们要的就是所谓的稳定，而且这个稳定实际上是一时的天下太平，我们为了要这个，就得压制利益的表达、利益的均衡机制，最后的结果是恶性循环。要维稳，就得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要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利益关系就越是失衡，利益关系越是失衡，社会矛盾就越是尖锐，社会矛盾越是尖锐，就越得维稳。 　　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结果，中国这个社会在这样的一种维稳的思路之下，最后将会成为一个完全没有规矩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说明显地在朝这个路走。为什么呢？我们维稳、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方式，反正你这里不能出事，我不管你怎么解决，不出事就行。这样的一个社会，政府解决问题的标准是什么呢？不出事就行。什么样的问题我才给你解决呢？会出事的问题我才解决。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有规则的社会，人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会想到规则，但是现在中国的社会是什么呢？你遇到一点事会想什么呢？首先第一步是找人，第二步是找不着人怎么闹的问题，因为你知道政府解决问题的标准就是这样，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就是这么来的。 　　最后社会形成什么呢？你如果没有理，你会闹，最后你也能闹出一点利益来。你有理，你老实人一个，不会闹，没有任何人会给你解决问题。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谁给你解决？最后，维稳成了制造不稳定的根源。就是因为要维稳，维稳解决问题的标准就是你得威胁稳定，这个思路是走不下去的。走不下去了怎么办？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制度化的道路。这个制度化建设的目标至少有两个，第一个目标是增强我们这个制度容纳矛盾、容忍冲突的能力。一个好的制度与一个不好制度的区别，不在于当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容忍矛盾和冲突。我们现在实行的所谓一把手负责、一票否决，是建立在一个完全错误的假定基础上，以为没有矛盾，天下太平才是好地方、才是好制度。不是的，好的制度是能够容忍矛盾、容忍冲突的制度。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几百万人上街。我们要反问一句，他在战争状态下几百万人上街，没有人觉得这个社会要天下大乱了，为什么我们在和平时期，几十个农民工上街讨要被拖欠的工资，就如临大敌了呢？说明我们这个制度太脆弱。首先得让我们的制度能够坚强起来，能够容纳矛盾、容纳冲突，有一点这样的事情，不觉得受到威胁。 　　第二，光能够容纳矛盾和容纳冲突还不行，还得增强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更重要。我们为什么一遇到点事就如临大敌呢，关键就是我们没有规则、程序、制度。没有就只能严防死守。 第三，我们需要有一种有效的社会基础秩序。 　　几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一对概念，一个是不可治理现象，一个是社会的基础秩序。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的问题已经是处于不可治理状态。最简单来说，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这就是我想谈的，要建立社会的基础秩序。这些不可治理的现象，最后的结果就是失控。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已经处于失控的状态。我举两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这些年，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各级政府也确实做了很大的努力，想来缓解贫富差距，但每年到年底算账，没有一年的贫富差距比上一年是缩小的，每年都在扩大。贫富差距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失控状态。第二个问题是腐败。腐败问题，我个人的看法也是失控，是不可治理状态。有人可能会说，怎么没有办法？你看党中央的决心有多大，每年处理的腐败分子有多少，每年处理的省部级的干部就有好几个。但是我要问一句，每年处理的这些腐败分子，有几个是你用制度化的方式发现的？ 　　贫富差距的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它简单也简单。贫富差距可能理半天也理不出头绪，但是真的就这么复杂吗？有的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也是不小的，收入最高的10%的人相当于收入最低10%的人的平均收入十倍十几倍都有，但是他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兴师动众，简简单单就把这个事解决了———个人收入所得税。税前相差十倍十几倍，税后相差五倍了，然后政府再把税收更多地用到穷人身上一点，五倍也不到了，四倍多了三倍多了，这不就挺好的。我们也有个人收入所得税，但我们是反向调节，富人的税基本征不来，工薪阶层的税基本一分不能少，就这么调节一下，贫富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肯定是扩大。 　　这是政府热爱富人，不愿意征富人的税吗？也不是。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掌握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收入。在美国社会，一个人的收入可能自己都不清楚、太太不清楚、周围的朋友同事不清楚，但是有一个地方一定清楚，那就是税务局。我们正好相反，你的收入你清楚，你的太太最清楚，周围的朋友同事也差不多清楚，但是就一个地方不清楚，那就是税务局。这个事往前追，非常基本的东西，就是国民收入记录制度。美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至少保证了两点，第一，每一个人的收入是清楚的，第二，政府是掌握的。我们没有，所有的措施都无从谈起。所以我经常说，不要老盯着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基尼系数是多少，只要盯一个东西就行，就是政府要把国民收入的记录制度建立起来。政府不能说现在没有条件还建立不起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是在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就靠手工抄卡片的情况下，将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的，怎么我们就没有条件呢？这个人一年收入是5万，那个人一年是200万，我都认了，我就要求一条，200万是清楚的，这5万也是清楚的，然后200万的就按照200万的标准纳税，5万的按照5万的标准纳税。纳税之后，政府给这两个人一人一份社会保障，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就比现在好得多，这时有一些贫富差距哪怕大一些，大家也可以忍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贫富分化就由不可治理的状态转变为可治理的状态。 　　腐败的问题也是如此。其实加大力度反腐败一点意义也没有，就做一件事情就行，就是规范的现金管理。有了规范的现金管理，腐败的问题解决了一半。这是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相当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普遍实行的制度。有了这个制度和没有这个制度是不一样的，没有这个制度，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可治理的状态，用制度化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发现腐败的。比如买官卖官，需要将50万送给某某，怎么送呢？晚上吃了饭将这50万往旅行袋里一放，自己开车给他送到家里去。用制度化的方式怎么会发现呢？如果有了规范的现金管理，那就不一样了。这时也会有买官卖官，但这50万直接拿过去就没有可能了，必须得想办法了。比如从银行里给他账号打过去50万，或给他办一张卡，里面存上50万，或者你给他买一套房。有人可能会说，这跟拿过去50万现金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大了。50万现金直接拿过去，没有任何的记录，就没有制度化的方式发现它的可能性，属于不可治理的状态。而刚才我说的几种办法，都有蛛丝马迹，都有制度化方式发现的可能。给他办一张卡，身份证实名制，第一个蛛丝马迹有了。如果借别人的身份证，但必须从另外一个账号转钱过来，第二个记录有了。另外，提款机有摄像头，消费还得签字，即使签假名字，笔迹也是他的。到处都有记录，都有蛛丝马迹，这才叫转入可治理状态。 　　一是很简单的国民收入记录的制度，二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规范的现金管理，中国很多事就出在这个层面。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很技术性、很基本的这些东西，合在一起，我把它叫做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这些基础制度，就类似于城市的基础设施，马路、桥梁、路灯、管道、输电线路等等，基础设施出现了问题，一个城市的生活就玩不转了。 　　第四，我们需要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 　　这样一个社会结构能够支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我觉得就中国的情况来说，这个社会结构至少要有四层含义。 　　一、要有一个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者的规模。中国的中产阶层从什么地方来？美国、欧洲的中产阶层主要是白领，坐在办公室里对着计算机的这部分人，但是中国有没有这个可能？我觉得如果完全走这条路，不太现实。几年前我在广西研究北部湾规划时曾经提过一个想法，通过政策的引导造就大量熟练的技工，然后使熟练的技工成为中国中等收入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更现实的路。 　　二、保护底层的社会生存生态。上海浦东刚刚开发时，两口子生活在浦西的老城区，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一天煮100个茶叶蛋卖出去，一家老小的生计就有了。但是如果让他们搬到浦东，房子是改善了，但是茶叶蛋卖不出去了，一天煮20个茶叶蛋说不定还剩15个，生计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浦西这样的老城区和浦东这样的新开发区，给人们能够提供生存的社会生态是不一样的。现在现实的问题是，在城市建设中怎么才能够保护这个生态，乃至改善这个生态？我们现在是在不断破坏这个生态。现在的城市建设像是将一个烂泥潭改造成水泥地的游泳池，是比原来漂亮，也比原来卫生，也比原来游泳方便了，但小鱼小虾能够吃的东西也没有了。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一个人们容易找到生存的机会，找到一口饭吃的社会，特别是对于底层。 　　三、在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如何使不同阶层的人能够形成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一个正常社会不可能没有阶层的分化，但是如何使不同的阶层能够相处得更为和谐一些，又是这个社会要解决的问题。其实从历史上来说，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传统，比如说过去北京的胡同，一条胡同里三教九流、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有达官贵人、有贩夫走卒、有公务员，也有卖豆浆油条的。在一条胡同里，有贫富贵贱之分，至少表面上还是很和谐的状态，为什么呢？它有一种互相的依赖。达官贵人也得坐车，早上也得喝豆浆，也得吃油条，他们之间有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的各个阶层互相是隔离的，越来越成为一个封闭的状态，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四、拓宽社会流动的渠道。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穷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他没有希望。科举制能使多少人真正成为秀才、举人、进士？其实很有限，但是它给无数的人提供了一种希望，好好念书就能够有飞黄腾达、出人头地的一天。一个社会总得给人创造希望。改革开放大变动时期，机会是最多的，现在中国的机会应当说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和80年代、90年代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机会在逐步地缩小，或者反过来说，现在门槛在越来越高。有了门槛之后，社会流动的渠道就开始变窄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保护，甚至拓宽社会流动的渠道，让人们得有一种希望，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我们需要一种公平和相对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这个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是公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经济生活、社会生活要正常运转，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安全环境，这个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保障提供的。从西方来说，社会保障绝不是一种奢侈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了，政府手里的钱多得不得了，才去搞社会保障。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美国是在最困难的时期搞社会保障的。1935年，美国还没有完全从大萧条走出来，就搞了社会保障，因为没有社会保障，经济和社会就运转不下去。所以我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也不仅仅是社会保障制度，而是让人能够在这个社会安身立命，又能够对未来比较确定地预期和判断的环境。现在我们讲扩大内需，但是增加了收入就会消费吗？增加了收入，没有买房的就想现在买房，买了房的，就想增加点收入把贷款早点还上，还完了收入再增加，想再买一套。解决了收入也不会消费，得解决社会环境的问题，得让人们的心真正安定下来，有安全感，觉得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这时我扩大内需才会真正的解决。 　　第六，我们需要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系统，需要促进公民权利的落实、N G O组织的发展，增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政府、社会、市场的多元治理模式，很重要的一维就是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比利时有一次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环节问题解决不了，曾经有几个月没有政府，但社会生活有条不紊，人们该上班的上班，该度假的度假，该旅游的旅游，和有政府时候的生活，看不出太大的差别。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社会有一种自组织社会生活的能力。设想一下，我们这个社会有一天没有政府，会乱得一塌糊涂。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自组织的能力，这是社会建设的另外一个方面。而更具体的载体，就是社会当中的各种组织的发育，但是我们对社会组织有一种本能的恐惧，老以为有组织的力量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每一次都要打击这个组织的因素。刚才我讲利益表达时，曾经讲到了利益的凝聚和提炼的过程，这个凝聚和提炼靠什么呢？靠的就是组织。没有组织地民众就是一帮乌合之众，需要更多的体现它的建设性力量，需要自己组织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于组织的思路，又需要好好地反思。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筱赟整理，经孙立平本人审定）

左派想搞社会运动，右派（理想派和汉奸派）也想搞社会运动，前者是文革式的，后者是抗争式的、美帝的代言人是分裂式的，中国形势复杂，如何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大家要高度警惕、思考和应对！
政治体制改革——党内民主与两院制就混在一块，必须破馋言、正视听！坚持毛泽东思想！

社会进步需要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到不可调和，贫富差距大是主要矛盾吗？不是，虽然基尼系数超过国际标准，但是这个标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取决于各国的文化，意识形态等等，中国民众的忍耐能力就是强。腐败是主要矛盾吗？当官的贪钱，百姓不知道吗？知道，多少有耳闻，但是百姓的素质并没有达到一种高度或者说觉悟，去把这种解决问题的途径诉诸法律，捍卫权利。利益要求凝聚和提炼的机制是主要矛盾吗？不是，中国民众素来是顺民，没有太多的需求和欲望，只求能够生活下来，安安稳稳的，这种利益要求凝聚和提炼的机制即便建立也是满足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与整体比起来犹如土丘比之山峦。……目前中国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发展的问题。政府在以发展来掩饰发展的问题，并试图依靠发展来解决发展带来的问题。国家经济在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前面的问题都是跳梁小丑。一旦经济停滞，前面的问题看都会跳出来。官僚体制，这颗缠绕着中国千百年的藤蔓，现在开始释放它的毒液……

如果没有孙教授所言的社会进步运动为推动力的话，中国未来的发展和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只能是自说自话。

老孙头说的进步 只是在中国这个已经腐烂的大树上修修剪剪而已 不能从更本上去消灭  障碍中国进步的根本因素 来就来个猛的 把中国的特权阶层统统铲除  运用制度去防止 他的延续 给大家都有机会去监督 不能以家独大 建立一个 具有否定权  却没有执行权 的机构  最好 是 把现阶段 披着 人民外衣 行鱼肉人民的伪 共产党 统统消灭 进行一次阶层的大革命 

不可否认同过去比，中国已经进步很多了。
通过高校扩招、留学生潮社会整体素质还是提高了。
或许现在可以加强公民教育，在社会中引入公平、正义两个概念，鼓励勇敢的和一切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作为一个大规模教育运动。通过媒体报道、网络流传，相信社会进步的速度会更快。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如果车身已经进入电气化，车头还是蒸汽式的，那就不是很和谐了。

孙老师，您文中所述及的各种制度的建立，我相信都是好的，如果建立起来了，对这个社会都会有正向的作用，但问题是，在基本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的基础上，您说的这些次级制度（请允许把您提到的这些制度称之为次级制度）的建立起来的可能性是极其微弱的。什么是基本制度？美国的三权分立是基本制度、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是基本制度，这些制度的特点那就是都是代议制，选票和选民（虽然香港距离全民普选还有一定距离），没有这个做保障，我一切的次级制度都是空想，到头来都会变种，而被盖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戳。我们怎么才能建立这个基本制度呢？您能和涛哥同上话么？跟他说说，自上而下来场变革，从基本制度上变革，您看如何？否则的话中国或许会出现不可想象的局面。拜托了！

既得利益与权力的勾结会让无产阶级重做主人？太天真了！

既得利益与世袭权力的勾结会让无产阶级重做主人？太天真了！---------忘打世袭二字了！

社会进步运动和社会重建的推动力在哪里？孙先生找不到推动力，一切归于空谈。而我感觉孙先生就是没有找到推动力，他和吴先生还是认识不到，在不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市场竞争的结果，一定是各种要素都无例外地参与进来，优胜劣汰出的各种要素综合而成的寡头势力，黑白参杂的混合颜色的利益集团的出现，根本就是无可避免的必然。孙可以凭心问问，中国是出现美国20年代那样的社会进步运动的概率大，还是损所谓的社会溃败的概率大？

我想问的是，美国上世纪20年代建立工会制度是由谁发起的，最终又是怎么可能生效的？如果资本和权力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他们会自愿寻找束缚的么？

建议孙先生的文章行距大一点，方便我们阅读。

于我心有戚戚焉！

利益均衡机制！
深表赞同！

美国从进步时代以来，社会民主建设经历了很多次波折，但推动变革的力量始终清晰——中产阶级，相对而言，中国的中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很难发挥与美国的类同的作用。那中国推动变革的力量却始终模糊，不禁对此感到些许悲观。

超越利益的大智慧
敬服!

这个社会的确需要一次进步运动，但是我想，这场运动不应该（至少应该是不仅仅）由上而下的，而应该是自下而上的。这么表达并不是说我们要造反什么的，而是说人们要通过这样的一场运动来提高自己的权利意识和维权的行为能力。现如今的中国正面临严重的权利失衡——政府公权力与民权的失衡。正是这种失衡才为那些诸如腐败的官员提供了肆意妄为的绝佳机会。只有民权于政府公权力形成某种程度的制衡，那些美好的社会构想才能得以顺利的实现。


大家都知道，权利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大家也都知道，权利需要的不仅是限制，而且更需要的是一种制衡，一种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制衡。然而，纵观中国式执政，我们也有相当于西方国家议会的人民代表大会（虽然它不是一个常设机构），我们也有自己的司法机构。可是为什么腐败依旧丛生、无法达到理想中的那种民主？问题究竟出在了那里？是的，我们的监督体制太脆弱了。可是，我们的监督体制为何有名无实？数千年来，中国的政治仿佛一直徘徊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裂之间，这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使得每一次政权的建立必然要想方设法做到集权于中央，弱化地方。地方终于被弱化了（不仅包括地方政府，更重要的是地方的百姓），可随之而来的也导致了民权的弱化。民权的弱化、统治权的增强导致了权利在这块民主精神贫乏的土地上肆意的泛滥！缪赛尔-亨廷顿在《失衡的承诺》一书的结尾处说，美国是一种失望，然惟其有希望，方能有失望。可是，这种承诺之于我们又算是什么呢？......



是的，我只是一个未经历世事的学生，看问题太过于片面和简单，但是我渴望看到这个国家能找寻到一条出路！

没有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 如何推动社会进步?

上孙老师的课，就是一个星期悲观一次。。。

孙先生是肯思考的人，看法有见地，但你的建议靠谁来推行，党内？或人民大众？30年前可以，现在的即得利益群体已团结在一起，从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全面控制了国家，谁能与虎谋皮？？

请孙老师和孔庆东交流一下！

东欧各国都发生了转型，它虽然依旧还是一个专政的政府，但其追求目标有一个本质的的改变，与过去的乌托邦理想相比，东欧各国的体制发生了某些区意识形态化的改变，变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怪胎。执政党从廉洁清贫的政党变成了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集团，过去他们残酷而不腐败，而现在变得腐败而不残酷。他们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抛弃了清教徒式的革命口号，由于政治理想的崇高性和可信度大大剥落，上层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和物质的兴趣，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学说甚至文化传统都不感兴趣，而只对政权本身发生兴趣，这种逆向淘汰机制通过从统治集团中淘汰掉富有独立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理想者，把没有创造力的顺从者和执行者留下来的方法实现了革命党向官僚集团的转化，这种当局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全，他们既不想复辟斯大林主义，也不愿头顶残害知识界的恶名，它只想一切照旧，权威得到承认，知识界保持沉默，制度不要为危险的和标新立异改革所动摇，这时的政权表现得不那么刚性，不那么原则，在实用主义和趋利性的驱使下斗折蛇行，为保权而发展使它变得可左可右。

问题根源仍在，危机防不胜防

八千旅路[盘龙阁]
http://hi.baidu.com/%B6%D4%B2%DF%D7%C9%D1%AF

自从学校血案频发以来，温总理和公安部都先后出来讲话，一方面强调要坚决打击、强力震慑，另一方面也提到了问题产生的社会不公根源。各地警方更是加强了对学校的安全保护。但是，有限的警力能否保住这个装满火药桶的社会继续和谐稳定，却值得深思。

因为问题恰如所说，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不公的现实。而这一现实的造成绝非一日之寒，而是改革开放一段时间以来的政治不断强化所致。广大因社会不公而沦落底层的公众，面临官员腐败、社会黑暗和经济上走投无路的现实，揭竿而起，已经不是预言，而是现实。虽然，残杀儿童却也是自绝于人民的举动，但是以此而自曝自己生存的巨大痛苦和对社会的深刻仇恨，却也应该值得我们深思，更应该引起当政者的反思。

我们的政治，没有构建类似街头表达的机制，所以没有出现象当前周边一些国家那样政府与民众对峙的动荡局面，不然普遍的控诉恐怕早已经如火如荼。但是这种通过舆论（网络）的钳制、社会的严密控制造成的稳定和谐，是否就如皇帝的新衣那样赤裸、苍白和无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民不惜以“自绝于人民”的姿态做出最后和唯一的反击，可以想见其内心已经是多么的绝望。封建皇朝的皇帝，到了天灾人祸的关头，都要下罪己诏，反思和检举自己的过错，昭示万民作为见证，祈望上天的宽恕。开明时代的政府，是否也应该对自己政策的失误、对受害和被害的人做出道歉和检讨？

检讨官员腐败、社会黑暗和经济上困顿的源头，我们最大的腐败、最大的不公、最大的钳制都来自于我们的政治。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已经深刻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进程，也导致了今天这个火药桶四伏的局面。这个问题不解决，通过有限的专制力量，甚至动用军队，能否就能保证和谐稳定，今天能保证学校，明天能保证医院、商场、地铁、……？况且，这种枪口下的和谐稳定，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稳定吗？

关于政府的无知、自大和盲信——与孙立平教授的探讨

八千旅路[盘龙阁]
    社会学家孙立平的重要研究（http://blog.sociology.org.cn/thslping/），揭示了社会政策扭曲机制的存在。但是，个人认为，造成目前社会最大不公的不是政策扭曲机制，而是政府的无知、自大和盲信。

    精英阶层的结盟和政策扭曲机制确实存在，但是主要的问题是政策制定者的无知、自大和盲信。盲目信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没有建立公民基本保障、没有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下，信奉弱肉强食的竞争，直接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在对西方市场经济、法治基础还一知半解的时候，自以为掌握推动社会进步的规律，盲信市场力量，下所谓的猛药，用铁腕（政府）手段推行重大改革，罔顾公平和社会正义，出卖政府公信力。在国企改革、医疗和住房保障等领域的改革，以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指引，造成目前社会最大的不公。造成广大公民没有基本人权保障，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都面临重大压迫，失去基本权利，造成自然环境破坏、生产生活资源丧失（诸如征地、拆迁）、生产环境恶劣（例如黑煤窑）、安全事故频发。广大公民不仅个体无法保障其基本人权，作为群体也没有办法抗争社会黑暗和政府的霸道。这些潜藏于后的政府治理理念、和实施于前的基本政策的出台、实施，才是社会不公正的最重大和主要的来源。

    至于，所谓精英阶层的结盟以及对政策的扭曲还是后来的事情，是第二位的事情。他们只不过是忽悠了这帮无知、自大和盲信的统治者。

这个社会难得的几个清醒的人之一，这个解决方案可能是最有效的

六十年来，执政者就像周期发作的精神病人一样，一个劲儿折腾，没有一刻停歇，从解放初期“‘三反’‘五反’运动”到大规模“‘工商业改造’运动”，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大跃进’运动”，从六十年代“‘社教’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从1987年“‘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到1989年以极端方式平息“天安门事件”……有心人做过统计，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单是被冠以名称的政治运动就多达一百余次，这些政治运动都被宣传为关乎人民福祉，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不搞这些政治运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会“亡党亡国”……凡是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这种宣传全部是国家机器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谎言，恰恰是这些政治运动直接导致了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持续地制造着“亡党亡国”的危险。
　　六十年来，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牙牙学语的娃娃，都被这种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谎言裹挟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被浸泡到了虚假的政治液体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是权力掠夺一天也没有停止，民脂民膏就在权力者“为人民服务”和“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高调喧嚷中被抽取为少数人的财富，巨大的社会不公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以极端的形式显现。

??????

先生的话，我觉得都很由道理！但是您说的一切机制的构建必须有它的背景和前提，要不就会像你所说的“其结果都是给既得利益集团增加新的利益机会”，比如说保证“三权分离”保证民权真正实现！美国之所以能在19实际磨20世纪初发生那场社会进步运动，是由民主作为基本背景的。又比如说，您说要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是，三权不能正真分离，“党管一切”，那么，司法权完全沦落为行政权利的婢女，书记一句话，就可以完全决定法官的裁定。这些如果得不到运行，这个社会就不会健康，因为它基因先就变态了！

首先承认孙先生能客观地描述中国现有阶段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大陆少有的敢如此说真话的学者。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的所有现有问题都是现有政体下产生的必然结果。要想解决现有矛盾必先解决现有政治体制，而欲改变现有政体现有统治者必失去现有的权和利，显然他们决不会答应的！所以，在现阶段中国问题是无解的。

孙教授所言极是,但这场社会进步运动由谁来发起?怕是最大问题,比如说政治体制改革,由现执政党么?那是天方夜谭.如果需要一场新的革命,是不是还要把历史重演一遍,再来一场主义的传播或是提交安理会?

所有制度的与非制度的，文明的与非文明的，一旦引入到了中国，立刻会被贴上了“中国特色”的标签，中国社会从上至下，从制度到人心全是扭曲的，断裂社会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扭曲与病态的社会。社会改革注定不会令所有人满意，甚至不能让多数人满意，所以注定不能成功。

我觉得关键是如何建立一个能让当局不用担心其执政受到威胁的有效的监督制度（即做到互相牵制也做到不能共同妥协）和构建一个可信赖的真正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既有法律和经费的保障，又受到公众的监督）。工会的例子我曾想过，但在这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因为大家都会考虑到中国的现代史。要想当局为人民考虑，首先要消除他们对人民的顾虑，因为毕竟他们对民意已到了杯弓蛇影的程度。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是善良和软弱的，他们也深信这点，只是他们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到了老百姓的底线，所以防心很重，所以我们的建议必须是能让他们感到我们的善意才有被采纳的可能。

别有用心的人，请收起你的评论。中国正直的学者太少了，读读就好，笔下留情吧。

说实话，现在既得利益的人都是有权有势有钱的“三有人物”，他们占了体制的光，您觉得他们会拿刀向自己砍？

目前改革的动力是什么？方向呢？是越来越朝民众，还是朝既得利益？政策与具体的行为是否一致？言行合一？

我觉得除了体制，最关键的还是人心，现在人没有以前那样有责任感~只看当前，只看GDP，一届只管一届的事，在位做了决策，其后果有延后性，很多时候烂摊子是上一届的人留下来的，要追究的话，很多时候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像现在投资的多是大项目、重工业、或是破坏环境的，这种项目建了后再重拆，也很花钱，所以很多时候即使惩处了官员，但那些项目还是在运转的。这样的后果就造成了表率，给下一届的人同样的想法，可以胡来、不作为。

我觉得很多问题现在都无解！固然体制改革很重要，但人心道德更重要，君不见现在小学生都玩起金钱的游戏？花钱买写作业的。老师也很看重钱权——这种影响是深远的，绝非一代人！即使建立了监督制度、建立了法律，但不执行，又有何用？还是空的！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要管理好这个国家，不能一味地求快，制度的完善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人心道德更重要。因为对于已经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国来说，从老子、孔子那时候起，就已经为我们的后人确立了做人的准则，道德底线也是有规定的，这样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下的人们就能过得和谐，社会形成一股祥和的氛围。
    事实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必然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当到了某一个时代，相应的问题便会较明显地突出，需要得到切实的解决，但是终归起来，还是一个人心问题占主要部分，社会的风气是人心带出来的，出现不好的社会风气，甚至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就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来扭转，使其拨开雨雾，重建光明。

好久没有到老师的博客，今日再来，又重读下这一篇，总觉得老师的文章意犹未尽：社会进步运动？我们企业总在提小机关，大服务，我们政府也一再这么提及：不过却是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无比。说不清楚中国到底存在多少问题：贫富差距只是摆在面上的东西，有多少是导致这些发生的原因呢？总理解决民工工资说起来多么让人心酸呢？老师的文章颇具说服力，可是，要怎么样让这场社会进步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于中国大地？确实不易，真希望有一天能与老师当面沟通，向老师当面请教：中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呢？

激情、美女、偷拍、自拍、東方、异域、图片、视频，尽在老淫匠       www.laoyinjiang.tk

总算还有人忧国忧民

唯一的出路：先让美元欧元最后是人民币所有的钞票都作废！
遗憾的是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可以弱化钞票对人的控制力度！让我们的社会近似于钞票作废
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藏独问题，贪污腐化问题，社会进步运动问题，否则所谓进步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我提倡人们来研究《贪官心理学》先生支持吗？

我提议修改《宪法》第一条


删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把《宪法》的第一章　总纲的第一条修改为：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农阶级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原文是：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修改的理由是，我们应该消除歧视，这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因为工人和农民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于是人们就有了各种形式的歧视，比如人们用户口来区别谁是农民谁不是农民，人们没有忘记，在还是走得不是太远的一段时间里，因为户口的原因城市人口与农民普遍地存在通婚障碍。又比如现在的保险项目上，用工者对工人的保险支付，城市人口要多支付一些费用，对农民工要少支付一些费用。又比如在就业问题的认识上，人们对就业的认识上，人们曾经以为只有城市人口没有工作才叫失业，随着人们的认识的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已经没有意义了。而需要的是人们对消除歧视的认识，对建设和谐社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