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中的基础秩序重建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07年7月5日） 各位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庆市政府能给我这个机会参加这个活动。今天，主要是从我自己熟悉的几个方面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首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选《城市治理中的基础秩序重建》这个题目。因为我想，市场监管是整个城市治理中的一部分，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我们在很多监管措施、监管的各个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是，从成效上说，有的时候往往是力气没少下，但是效果很有限。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我想，其中有个概念，叫作基础秩序。 举一个例子，2000年我们进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之一，是全国的大专毕业生比这些年高考培养的多60万，也就是说，至少有60万个假文凭。这是“五普”“普”出来的。然而我们知道，倒卖假文凭，特别是在高校比较集中的地方，甚至成为一个产业。不但是一个产业，甚至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产业。我记得有一次《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报道就讲到一个小伙子向一个老太太买假文凭。老太太问：“你买什么样的文凭？”他说：“剑桥的也行，牛津的也行，哈佛的也行。”老太太说：“我看你买一个国内二流学校的就行。”“为什么呢？”她说：“我看你也不像一个念书的，而且买名校的文凭还贵，不如买一个国内二三流大学的文凭，不容易被发现，而且还便宜。”所以记者写到这儿时说：“你看这老太太，还很有点职业道德，不是买的越多越贵越好，还很对小伙子负责。”就这个现象我们打击了多少年，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政府打击了无数次，这个现象仍然存在着，最近这几年好起来了。 就这个现象我们现在回想一下，这个事情难道真的用得着无数次的去打击吗？一定要用打击的方式去解决吗？事实上可能完全不用。因为只要有一个制度，你是哪个学校的、哪年毕业的、哪个专业毕业的、各科成绩是多少、道德品行评语是什么，由权威的部门录入一个记录的系统当中。用人单位只要在这个系统当中来查你的毕业的信息、学业的信息，一目了然。这个时候你想，还会有人卖假文凭吗？还有人会买假文凭吗？还用得着政府费那么大的力气去打击吗？可能完全不用去打击，这个现象就会减到没有了。而这几年这种现象的好转，是与这种系统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现在，从狭义的角度来说是建立市场监管、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新秩序，途径在什么地方？我觉得监管具体的，包括我们这两天在进行讨论的很多具体的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使我们这些具体的措施能够真正地有效，很重要的是一定要建立一个基础的东西。这个基础的东西是什么？我把它叫作基础秩序。这个基础秩序很类似我们城市当中的那些基础设施，道路、桥梁、管道、输电线路、路灯，等等。而我们很多东西靠的就是这个东西，基础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平时可能都不太注意这些东西的存在，管道是埋在地底下的，输电线路很多也是走地底下的，马路、路灯、桥梁，谁没事也不会特殊地去注意它的。但我们知道，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玩不转。尽管你的汽车可能排量很大，可能你蹬自行车的腿更有劲，但是基础设施不行，你就跑不起来。所以在建立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社会生活秩序的时候，包括市场监管的这个话题，我想你们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在基础秩序的建立上。所以，我首先解释一下这个题目。 下面我想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我想来谈一谈“秩序与生存的平衡：城市治理的目标”。两年多以前，中央提出了和谐社会的这样一个发展理念，我想和谐社会可能也是我们考虑城市治理，包括市场监管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或者说我们的城市治理、市场监管也需要放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去考虑。用这样的思路去考虑的话，我们面临的是城市的发展越来越要求有一种秩序，这是一种要求。另一方面，就是各个群体、各个阶层在城市中生存的机会，因为城市毕竟是人们生活的一个家园。现在看，这两方面的要求都在不断地提高，两者之间的矛盾可能会越来越突出。两者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也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我们在城市的治理中也会遇到很多这样的矛盾。两三年前大庆就提出要注重民生的问题。我想民生的问题和市场监管、秩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现在可能需要来考虑这个关系。秩序，可以说是民生的保障。当你买到假冒伪劣产品的时候，吃红心鸭蛋的时候，吃假冒伪劣药的时候，首先民生受到损害，所以秩序是民生的保障。但是这是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又应该看到，秩序又需要以民生为目标。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觉得这里存在着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城市的建设、城市的治理、城市的管理，包括秩序的规范，至少有一部分对民生不是起到促进作用，有时候会起到损害的作用。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比如说我前几年就在批评这个现象，当时上海把多少平米以下的小饭馆都取消了，可能涉及到十几万人的生存。所以现在上海人们有普遍的反映，吃早点不方便了。但是还不只是市民吃早点的问题，而且可能是十几万人失去他们的谋生机会。当我们对马路上的摊贩进行赶尽杀绝的治理的时候，可能是道路的秩序改善了，也可能靠这些为生的人们生存的机会也就失去了。当我们看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棚户区、贫民窟有碍观瞻、秩序很乱，我们把它改造掉。改造掉的同时，这些人可能也进不了三居室、二居室、一居室，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这一部分人最基本的安身立命的场所失去了。这也是为什么像在美国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展、政府财政收入状况比我们好不知道要多少倍的社会当中贫民窟之所以要保留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在座的各位，我想都受益于城中村、受益于城乡结合部、受益于棚户区。当我们能用一块多钱去买菜的时候，当我们能用现在的价格去买房的时候，我想这都是和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存在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卖给你菜的那个人可能就住在城中村里。如果卖给你菜的那个人已经住在别墅里、住在三居室里，可能现在卖给你2块钱1斤的菜你5块钱都买不下来。现在3000块钱、4000块钱、5000块钱的房子，如果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头的人都住在三居室里，这个房子恐怕10000块钱都买不下来。其实我们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这个。 但问题在于城市要发展、城市要管理需要规范、需要秩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这当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需要一个平衡。解决这个平衡的办法是管理。就拿北京的城管来说，马路上的摊贩管不管？允不允许设这个摊？我们都知道北京的马路，就算没有这些摊贩，上下班的时间车还走不动呢。如果马路上再摆满了摊贩，那车就不用走了，班也不用上了。所以需要管理，需要秩序。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是每一条马路、每一条马路的所有时间都这么堵吗？不是。有的马路很堵，有的马路车就比较少，尤其是除了上下班时间之外，那车就比较少了。那么你有没有可能说特定的路段、特定的时间可以出摊？比如说，早晨上班的高峰过了，10点划定一条路的路段可以出摊，但是4点之前必须收摊，因为下班高峰要到了。如果有这6个小时的时间，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就可能会解决几十万人的生计问题。所以我讲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我们城市当中的治理、城市当中的秩序和我们生存生态是什么关系。我这里强调的是生存生态的概念，因为生存生态是有许多复杂的因素构成的。我们经常讲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为什么“水至清则无鱼”？是因为生存的环境改变了。鱼的生存需要一个比清洁的水更复杂的生态。在上海有一句话，就是在浦西老城区，即使夫妻两个人都失业下岗没有工作了，每天只要煮100个茶叶蛋卖出去，你这一家人的生计就不是问题。但是你如果搬到浦东、搬到新建的地方，房子虽然改善了，有独立的卫生间，你一天煮20袋茶叶蛋，可能还得剩下15袋，一家人的生计没法解决。这就是一个生存的生态。 我们现在真正面临的一个矛盾，或者说城市的治理、市场的规范，我觉得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细分，就是治理什么、要分几类、治理的对象是什么。治理的对象大体上可能会有三类。一类是看起来很乱，但是一时达不到很规范的状态。这是一类现象。第二类现象就是个体性对于市场规则的违犯。这个背后动机破坏社会主义的人可能没几个，关键是利益的追求。由于自己利益的追求，而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第三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新的一个东西，我把它叫作基层黑经济，这是一种整体的对正式规则的偏离，我们一会儿下面会讲。 我们现在针对要治理的是后面这两种现象，而这两种现象又各不相同。为什么我们刚才讲生态的问题？生态涉及生存的问题，生态是生存的生态。如果生态的问题出了问题、生存的问题出了问题，它不在这个地方出来，一定会在另一个地方出来。你从这个地方给按住了，它一定就从那个地方鼓出来。如果说涉及到的是生存生态的问题，就一定是这样一个问题。就像是我们身上的脓一样，它不从手上出来就从脚上出来，不从脚上出来就从耳朵上出来，不从耳朵上出来就从鼻子上出来。你怎么去治理、怎么去规范？从脚上规范从手上出来，从手上堵住了从鼻子上出来，从鼻子上堵住了从耳朵又出来了，它早晚得出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真正的对市场的规范，根本性的基础是对于人们生存生态的改善。老百姓对利益的追求以及追求利益的过程当中对规则的破坏、对规则的不遵守，这个问题在中国更突出，我觉得跟我们生存的生态和生存生态中的资源是有关系的。如果现在这个问题不解决，将来肯定会面临更多的问题，不仅仅是对市场经济个体性的破坏，我们将来可能会遇到对规则整体性偏离的黑经济的问题。昨天晚上下飞机走的路，可以说是全国路面比较差的高速路。话题就说到了超载的问题，虽然路面不至于都是压成这样的，但在全国来说，超载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超载是一个个体性的对经济规则的破坏吗？不是。作为一个业态，它挣的就是超载那点钱，不超载就挣不着钱。如果按照规定，一台20吨的车就只能拉20吨，那就白拉，作为一个行业来说，必须超载才能挣钱。业态都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是我们去治理每一辆车能够解决的吗？ 现在都在说山西的黑砖窑，我最近也跑了两趟山西。我刚才看了《中国新闻周刊》，写了两篇文章。那个记者到了山西之后就给我打电话，说情况怵目惊心，超乎想象。黑砖窑事件出来之后，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人们首先是从劳资关系去理解这个现象，甚至是从腐败、从权力去理解这个现象，说这是资本欺压工人、是权力的腐败造成了这种黑砖窑。这话对不对呢？不能说不对，但不是根本上的问题。我们来算笔账，就拿最典型的黑砖窑来说，大家知道是一个叫衡庭汉的河南人，拐骗了30多个人像奴隶一样不给发工资，狼狗、打手看着，打伤的是最轻的，有的打残废了，甚至打死了。这肯定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这是没错的。但衡庭汉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查了一下他的材料，就念到三年初中，后来家里就供不起了，辍学了就一直打工。一年前还是一个建筑工地上的打工者，然后他承包了黑砖窑。就他这么大的一个罪恶的行为，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他承包的这一年拐了30多个人，每生产1万块砖能卖给窑主360块钱。1万块砖，得从粘土脱成砖坯，再烧制成砖，一直到温度还没降下来就从窑里运出来，1块砖3分6，1万块砖360块钱。他这一年总共卖给窑主11万块钱，每个月不到1万块钱。这是他对30多个人1分钱工资没付的情况下得到的11万。这11万不全是他的利润。这30个人就算一天只吃窝头、凉白菜，一个人一天得3块钱，1天伙食费也得100块钱。而且6条狼狗还得吃，所以1天成本100块钱还不够。1年360多天这就得去掉4、5万，还剩下5、6万，一个月平均是4、5千。就算把这4、5千都发给工人，一个人最多200块钱。这就是他全部的收入。这是包工头。那窑主呢？窑主王兵兵能得到多少？窑主就算一个资本家了，他父亲还是村支部书记，他应该是挣大钱的了吧？他收砖每万块360块钱，能卖多少钱呢？能卖1000块钱。也就是说1万块砖能赚5、6百块钱。但是，土地得他来出，水电得他来出，烧窑的师傅的工资得他来出。而且大家知道，烧砖主要得靠那个技术，烧窑师傅是不能慢待的。税费得他来出，上下的关系得他来打点。他能赚来的钱是多少呢？用他太太的话来说，“一点点”。可能现在把贷款还上就不错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考虑来考虑去，这里面没有资本家，没有上层，就是一帮穷人。这件事的真正本质就是穷人欺负穷人，弱者祸害弱者。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一部电影《盲井》，两个差不多的人，都是很苦的，都在煤窑里挖煤。表面上看是在挖煤，实际上是把人从别的地方拐来，过一段时间把人弄死。弄死之后就制造一个事故的现场，然后冒充事故的家属去和窑主谈判，从窑主那拿到赔偿款。每弄死一个人能得到2、3万块钱。这同样都属于穷人祸害穷人，弱者残害弱者。为什么这样一个事件会出现呢？我觉得它表明我们底层的生存生态在恶化。只要他有一丝的出路，就不可能那样，谁有杀人的瘾呢？那个窑主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视而不见呢？就是生态的结果。 在我们的城市也是如此。所以等生态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去年遇到的崔英杰的那个案子，就是一个卖烤肠的一刀捅了城管队长李自强。这个事情看了也很有感受。这个城管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城管，崔英杰也不是一个坏蛋，原来当兵的时候还是一个优秀战士。就是因为他在路上不躲，而且他那还不是个破车、二三十块钱，没收就没收了。结果他不懂这个。原来当保镖，当保镖赚不着钱，就想卖烤肠赚钱。买的还是辆新车，5、6百块钱，借的钱。要把新车没收，他急了，一刀捅下去，结果杀死个人。这时候政府也意气用事，把城管命名为烈士。杀死普通人得偿命，杀死烈士怎么办？这个案子很难判。最后还有来自军方的压力，因为很多复转军人都处在这种状态。原来那个老作家魏巍专门为他呼吁。最后判了一个死缓。这可能是在中国杀死烈士的人当中唯一被判死缓的。这个事说明了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下层生存和城市秩序的一个矛盾。这里面给我们很多启示。第一个，就是城市的秩序要以生存生态的改善作基础。第二个，就是要通过管理真正地来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对于秩序的需求和对于生存生态的保护二者之间的矛盾。 所以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营造绝大多数人生存的空间、生存的家园。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这现在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在一个经济不断发展、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怎么能够给社会当中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不同的个人一个生存的家园，都有一个生活的空间，都有一个生活的地儿。至于生活好坏再说。过去我们党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在一个地方生活，最高纲领就是安居乐业，最低纲领就是安身立命。不管安居乐业也好，安身立命也好，都得有一个活动的地方，因为他是这个社会的成员、是这个社会的公民。这是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讲和谐社会的建设。我看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给我们社会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人、不同的阶层一个生存的空间。生活得好安居乐业，生活得不好安身立命，但一定得有个地儿。但如果没有这个地儿，他就一定会反对，一定会破坏这个秩序。 再加上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问题，我曾经和波兰或者是匈牙利的一个研究所的所长说过，他说我们这也有这个现象，但是很多地方都不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说两三百万的人口，几十万平方公里或者几万平方公里，到一个地方去打工，骑自行车就去了。顶多到那儿找不着工作，骑自行车就回来了，也就是在路上有个窝头就行了。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地方，东西几千公里、南北几千公里。比如你从甘肃去广东打工，坐火车至少得500块钱，坐硬座、吃窝头，没有500块钱下不来。到那工作没有了，要不偷点东西连回家的钱都没有。所以我说，怎么能够创造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创造了，我们管理起来就理直气壮了。这个可不是说办就办的。所以说和谐社会很重要的就是为不同阶层、群体提供家园。 这种家园在西方最重要的就是中产阶层。人们到了中产阶层的位置，大多数人的生存、大多数人的家园就是这个。而且绝大多数人到了这个位置就不想再动了。虽然说美国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向上、进取的社会，但绝不是说每一个中产阶层都想当老板。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资本家的中产阶层不是好中产阶层，不是那么回事。很多人都说不当企业总裁，我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这就是他的生存家园。所以一个社会当中，现代社会当中，要实现大多数人都有生存家园。去年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我们说的中产阶层。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一步，社会就得朝这个方向走。如果不扩充，中间不大，两级分化就不可能解决。这是我们要走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但是接下来就是怎么扩充。这个扩充，在美国有两个基础，一个是教育，一个是产业结构。这两条就能保证白领、在办公室、写字楼里办公的中产阶层。但是在中国13亿人口、这样一个教育底子和产业结构，中等收入群体从何而来。所以我最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社会当中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技术熟练工人成为中产阶层的群体。我最近连续写过几篇文章在谈这个问题。我们本来基础就很差，加上我们很多调控的政策都是对着中产阶层来的，中产阶层弄不好就成为替罪羊。最近这几年，我觉得至少有三件事是对这个阶层很不利的。第一个，扩招之后，大量的大专毕业生出来，一两千块钱就干，有的给工资就行，对原来比他大的师兄师姐的冲击非常大。第二个，生活负担大大加重，所谓“新三座大山”，房子、医疗、教育，担子最重的和这个阶层有关。第三个，我特别要讲的是，这几年不断有一些调控措施出台，经济过热要调控，贫富差距过大要调控，房价过高要调控，汽车过多要调控。但是你把眼睛眯缝一点来看、朦胧一点来看，每一个调控都是收钱。每一个调控都是用所谓的经济杠杆调控，实际都是收钱。富人像鲇鱼一样，抓不住，收不上来他的钱，穷人也没有钱。谁来承担这笔钱？就是中间这部分。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穷人、弱势群体，怎么去保护他的生存生态。这个生存生态包括就业的机会、创业的门槛，还有其它谋生的机会等等。我觉得更重要的在这。这几年，政府扶助弱者的支出在增加，包括社会保障。但是中国的下层太多，靠救济能够解决的问题杯水车薪。关键的问题是他得有谋生的机会，一个生存生态的问题就在这。 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怎么能让不同的阶层能够大体地和谐相处。这个事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非常不容易，但这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的矛盾都是从这来的。所以提出一个叫“互惠共生”，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经济规划的时候提出的一个概念。贫富分化就是一个事实，消除贫富分化不可能，怎么能让他们和谐一点。和谐不是说出来的，让富人爱穷人，要给穷人点钱，穷人也要爱富人，人家挣钱也不容易，这样不行。关键是得有一个互相的需求、互相的依赖。就像动物的生态，一个动物的粪便就是另外动物的食物，这个动物创造的环境就是那个动物栖息必须依赖的。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互相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国不是没有。就像以前北京的胡同，过去往往是三教九流都住在一条胡同里，而且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和睦的。这条胡同里有王爷，有大臣，有小公务员，有教书的，也有卖豆浆的，卖油条的，也有拉洋车的，这样不同的阶层住在一起，而且关系还不是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互相需要。大臣出门可能也得需要坐洋车、公务员出门也得坐洋车，早晨也得喝豆浆、吃油条。就是有这种互相的需求，才建成了这种互惠共生的关系、互相需求的关系，这就大体上建立了比较和谐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以后要逐步创造的一种格局。但是总体来说，我们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包括秩序的基础、市场秩序的基础，都需要建立在这个好的生存生态基础上。 在一个社会发展的初期，都会有一个急赤白脸的、穷凶极恶的阶段，有的严重一点，有的程度差一点。这就需要去改善。改善的基础就是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生态，在这个生态里使人们能够逐渐地平心静气下来。说到这一点，可能也需要一个虚的东西。虚的东西就是文化价值。我们很多破坏市场秩序跟急赤白脸想挣钱是有关系的，背后基本的驱动是这个。这一方面和我们的生存状态有关，另一方面我觉得和我们的价值观有关。我们这个社会有毛病，社会只肯定金字塔尖儿上的一点点。最近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帖子，说到了美国之后，最大的感觉就是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活法。你的活法就是想挣更多的钱，他的活法就是想做更大的官。还有的人既不想当官又不想挣钱，一年挣点钱就行了，然后背个包就去旅游了，这就是我的价值。就是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需要肯定的价值，然后每个人按照他的价值去追求。再看我们的社会，非常的单一，而且只肯定老大、老二，老三一般都不肯定。小孩考大学，只要没考上北大清华，就算部分失败了。做广告都说“帝王”“尊贵”。这就是说，这个社会肯定的东西太少。肯定的东西少有利于进取，比如说体育比赛只鼓励铜牌、银牌和第一名，这是有利于进取。但是社会不是体育比赛，社会需要这样一个生存的空间。一方面在肯定人们向上进取的同时，要有一个对社会大多数人生活的一种肯定。所以在美国，哪怕是一个卡车司机，脸上都有一种自信，他不觉得我比别人低多少。如果说我们13亿人口，只有100万人的生活是值得羡慕的，另外的那个整数都心里不平衡，都觉得我的生活是没有任何自信的，没有可以自豪的。这个社会绝对不会是一个安定的社会。这不是说让你安于现状，而是说必须在进取和现状之间保持一种均衡。所以整体来说，秩序不仅是监管的产物，实际上是一个生态的产物。这就是我为什么讲了这么一大段，其实我要说的就是这句话。人们需要在这里有自信，有平心静气，有不急赤白脸，有不穷凶极恶。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我讲一下“重建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这是我从去年到今年讲的比较多的问题。这一年多来我着重在讲两个词，一个叫“重建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一个叫“不可治理状态”。我觉得市场监管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个类似的东西，就是不可治理状态。不可治理状态我当初是在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时候提出来的。研究收入分配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贫富差距在不断地扩大。不断扩大还是次要的，关键是趋势失控。这届政府，应当说对于收入分配的问题、对于公平的问题、对于社会保障的问题、对于弱势群体的问题是相当重视的，包括和谐社会的提出，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到每一年的年底算一个帐，这一年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可以说，每年都在扩大，没有缩小。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趋势失控。为什么失控？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谈的基础的问题。至少有两点。第一点，我们的收入分配是高度的不规范，我们现在每年经济是20万亿，有6万亿分得是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稀里糊涂，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渠道、什么方式到了谁的手里。6万亿是个什么概念？我们的工资总额只占GDP的百分之十二点多，20万亿的话工资总额也就2万多亿，农民收入差不多到20％，能到4万亿左右。加上其它的，也就6万亿，这是正常的收入。然后还有6万亿分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稀里糊涂。收入分配高度地非规范化。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什么渠道到了谁的手里。怎么去调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更重要的，我们没有一个关于分配收入的有效的记录。谁收入了多少，什么渠道来的，我们不知道。在美国，你的收入你太太不知道、亲戚朋友不知道、邻居不知道，有一个地方一定可以知道——税务局。我们恰恰相反。你自己的收入自己知道，太太知道得比你还详细，亲戚朋友也知道得差不多，只有国家不知道。这时候你怎么调控？这时造成了一个情况，就是政府无法分辨穷人和富人。谁是穷人、谁是富人，脑门上也没刻字，分不出来。政府分不出来穷人和富人的结果是调控的措施要么失效，要么走样变形。经济适用房在有些地方弄得怨声载道，其实政府不是一片好心吗？本来政府是看房价太高，就拿出一块地来不要钱，税费再减免一些，想把房价降下来，这样可以抑制房价的上升，而且给普通家庭提供一个买房的机会。政府本来是一个好意，但问题是把房子卖给谁。导致的结果是穷人没有钱买不起，富人开着奔驰宝马把房子买走了。北京市两会常议论这个事，政府的补贴怎么补到富人身上去了，补到奔驰宝马身上去了。所以就得知道每月开多少钱，回去开证明、开介绍信。关键是在中国的单位什么证明开不出来呢？这个是明显的变形。我们还有些措施，比如说社会保障也好、税收也好，都需要落实到人头，不落实到人头怎么保，不落实到人头税怎么收。但是我们一落实到人头就出问题。像低保，谁能吃低保谁不能吃低保总得落实到人头吧。现在问题来了。要落实到人头，没有收入的记录。没有收入的记录还要落实到人头，怎么办？我们就只能把工作交给居委会老大妈去分辨。居委会老大妈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他家日子不错，他家日子不行。但是如果有人问：“我家为什么不能吃低保？”老大妈说：“我估计你家日子过得还行。”估计算数吗？于是就只能指定各种各样的标准。你有首饰、有手机，不能吃低保。你家养狗不能吃低保。狗等于宠物，哪有穷人养宠物的，你养狗说明你家不穷，于是养狗不能吃低保。去年重庆有300多户就因为这个被取消低保资格。于是报上就出了很多文章：你怎么能制定这么荒唐的标准呢？要我个人看，这标准一点也不荒唐，在现在中国，这个标准已经是最科学的了。因为制定这样标准的人常年在基层工作，都不是白吃饭的，对于生活当中的智慧，没有人能超过他们，他们想出的招儿绝对是最好的招儿。你不服你想出个更好的招儿，你想不出来，因为你基础不行。没有一个收入分配的记录，怎么能分辨出穷人和富人。所以，我举这一个例子是想说，要调节收入分配，得有个基础。收入分配记录没有，你无从调节。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就是说这是基础秩序的一部分，或者说基础制度的一部分。社会必须有一个最基础的制度，这个关于收入的记录就是最基础的制度。由于这样的一个东西没有，它就处于一个不可治理的状态。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制度，这个制度不建立起来，就会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最近我一直再说，收入分配扩大不是短期内能治理得了的，起码你得建立个记录。有记录之后，你是两百万就两百万，我五万就五万，我认了，相差40倍。但前提是两百万要清清楚楚，五万要清清楚楚。就是两百万是真正的两百万，五万是真正的五万。你按照两百万的标准去纳税，我按照五万的标准去纳税。纳完税之后，政府给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虽然相差40倍，但是大家都可以接受。怕就怕在稀里糊涂，一笔糊涂账。这得有个基础。如果没有个基础，收入分配就处于不可治理状态。 我最近总在讲一个问题，我们每年都在说我们加大反腐败力度。我说这话以后千万别再说，让人笑话。什么叫加大力度？你今年说加大反腐败力度。我问你：“什么意思？去年有劲没使吧？你去年有劲就使了，怎么还能加大力度呢？”武侠小说里说这一拳使出了六分的劲。你如果去年使了十分的劲，今年怎么还能加大力度？你今年加大力度了，明年还怎么加呢？问题不在这。现在腐败已经处于高度隐秘的状态。过去一件事情说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现在的一件事情已经变到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你知我知。现在说我买官，拿50万到组织部长家里去。你说怎么还能天知地知呢？不就是你知我知的事吗？这还能弄到天知地知，别人知道，只能是笨蛋。当然，我们今天讲市场监管，把我从北京请来了，结果到这说不可治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如果有个基础的东西，这个事就好办了。什么东西？规范的现金管理。如果说超过5000块钱的东西必须走银行，不能现金结账。这个时候大家想想，就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而这是世界上通行的一种制度。前两天我碰着一个美国的小女孩。她说她出来，2000美元的现金支票都得申请。你手里不可能有那么多钱，50万拎过去。50万的现金要么你是走私的，要么你是贩毒的，不然你到哪有这么多钱。大家想，有了这样一个制度之后，这个时候，你买官可不可以买？可不可以卖？可以买。可以卖。官煤勾结可不可以勾结？可以勾结。但你必须想好这50万的储备记录。要不就打到账号上，在他的账号上打50万。要不你给他办张卡，要不你给他买个房。但无论怎样都和50万现金不一样。50万现金没有储备记录，这些都有储备记录。就算最简单的给他办张卡。办卡得有身份证，或者说用别人身份证。我找个民工，说：“把你身份证借我用一下，我给你800块钱，行不行？”“行。”但最麻烦的是，你得有50万吧，你怎么把这50万鼓捣进这卡里去。你拎着50万存，你没有这个钱。你要真有这50万，你也别走了，你接受调查吧，哪来的钱。你必须得打到账号里打过去，这个东西可造不了假。你给到他了，他还不好弄。提现金吧，一次只能提5000，得提10次。消费每笔都有记录，尽管你可能有千方百计，但是百密一疏，想抓着点痕迹是很容易的。美国去年还是前年中央情报局发现一个双料间谍，就是这么发现的。收入和支出不符，收入很有限，花钱很多。查，从哪来的？来自一个国外的账户。这个账户哪来的？和一个国家有关。就这样发现一个双料间谍。也就是说，你进入一个有记录状态。有些人总是说我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市场经济不发达。我说，不要说这么多，我们都进入到计算机互联网时代了，做这个一点都没有什么问题。我前两天就讲这个问题，当时人民银行副行长也在场。他说我非常同意这个。如果说这个社会上有了这样一个规范的现金管理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局面。 刚才说这是一个收入分配的记录。第二个规范的现金管理。第三个票据管理。这又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东西。最简单地说发票怎么管理怎么报账。为了公家花了钱，没有发票，白条又报不了。我们在不同的规则里办事，找会计也好、主管也好、单位领导也好，就给出一下吧。车票、油票，什么票也好，不是自己花钱，又不是揣在自己兜里，这点事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这。前段时间台湾马英九、陈水扁的事，其中一部分就是因为充票。因为台湾就剩下那么几个所谓“邦交国家”，有的行为还不检点，吃喝嫖赌，头儿来了，甚至几晚上都得去那儿。发票得怎么开？也没有发票，找票给充吧。但是一充，在台湾这叫伪造文书罪，而且是一个很重的罪，情节严重的10年以上，坐牢吧。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票据的管理是社会当中最基础的制度的一部分，和前面讲的现金的管理、收入分配的记录都一样。 再加一个，账目管理。朱镕基总理给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一个国家的总理居然给一个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这说明我们国家的账目管理混乱到什么地步了。两三本账是通常的事情。我讲的所有的这些，收入分配的记录、现金的管理、票据的管理、账目的管理，这些都是社会上最基础的东西，我们很多东西都得建立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始终没想好把它叫什么东西，现在只能叫作基础制度。有一次和中央编办副主任吃饭，他说叫作原制度。我说这个也不好听。我就把它叫作最基础的制度。这些就像我们城市建设中的下水道、污水管、输电线路、马路、桥梁这些基础建筑。车就得从这上面走，车走得快慢，不仅取决于车的好坏、排气量的大小，还得取决于路平不平。昨天我从哈尔滨到这两个半小时，绝对不是车的问题，是路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就在这路上。 这是一个，是最硬、最基础的制度。但还有一个是最软的，就是社会当中的道德秩序。我最近的一本书就叫作《守卫底线》，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这一个社会，说道德出问题了。但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是底线的问题。刚才讲的黑砖窑，有一个被解救出来的小孩，讲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干活干得慢，几棍子打昏，把所有的人叫过来看着，把人往搅拌机里一扔，粉身碎骨，知道不好好干活什么下场吗？还有一些地方流行“冥婚”。人死了，还没结婚，得找个异性的尸体下葬。有的地方就出现专门杀女人然后卖尸体让他下葬。把活人杀了就为了卖尸体。最轻的就是红心鸭蛋。那个鸭蛋对人是十分有害的。那个鸭蛋心红了只能多卖一两分钱，甚至都卖不上，只是比别人卖得快点。就为了那么一点东西就不惜谋财害命，就不惜损害别人的生命。不是一般的道德问题，是底线的问题。所以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的崔永元也说，是底线出了问题。举个例子，绑票，人家给了赎金，你就应该放人。结果人家赎金给了，你却撕票了。你是医生，人家给你塞了红包，你也收了，结果做完手术纱布还留在人家肚子里。这都说不过去。这就是底线的问题。然后会场就有人说：“小崔，你今天攻击这个，明天攻击那个。你能不能做到一点没问题？”他说：“我绝对能。我绑架，只要给赎金，我肯定放人。我如果当医生，你给我塞红包，我保证纱布不留在你肚子里。”我们已经在这个层面上谈问题了，就是说道德出问题了。 道德本身是一个软的东西。基础制度是一个最硬的东西。这样一个软的东西和硬的东西配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社会的基础秩序。我们的制度也好，措施也好，为什么收效甚微、不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就是这里出了问题。 所以有时候批评我们政府，政府也很委屈。我们的政府可能是最忙的政府，官员也是最忙的官员。于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手忙脚乱的调控与治理；风风火火的“打击”；屡禁不止的结果；无能为力的感叹。这个问题怎么来看？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么一个基础。我们这些年在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个制度的思维。做好了归结为制度，做不好归结为制度。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当一个事情做不好，我们是怎么总结的？“我们的制度还不健全，还存在着很多的空子和漏洞，今后要在改革的过程当中进一步来完善这个制度。”一写就这套。因为已经形成一种模式了，而且写别的容易错，写这个绝对错不了。但在中国，就这个总结，80％是错的。因为谁告诉你说，如果一个制度起作用，它一定是完善的？一定是没有空子和漏洞的？实际上世界上有效的制度，都是非常简陋、非常简单、充满了空子和漏洞的。我举个例子，火车检票制度。我们很可能去过西方，去过欧洲、美国坐火车，他们火车检票制度就比我们火车检票制度完善吗？就比我们没有空子和漏洞吗？完全不是。比我们不完善多了，比我们空子大多了，比我们漏洞大多了，但那东西比我们有效多了。我们是上车检票、中间验票、下车查票，人家可能坐了一圈票都没掏出来。怎么就比你完善呢？怎么就比你没有漏洞呢？比如在美国那个无理由退货的制度，怎么没有漏洞？你买了一沓随身听，一个一个去退，可能退了第十个，本就出来了，自己还剩两个呢。漏洞多了。而且一个制度也不可能完善到没有漏洞的程度。你这个制度完善，但是基础差，该逃票还逃票。人家制度比你差，但是底下的基础好，制度解决不了的用基础秩序去解决。人家社会还是有效地运转。所以我想我们的市场监管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现在更多地是说怎么能让制度越来越完善、没有空子可钻。可能吗？就真是可能了，又当如何？我们反腐败的制度比有些西方反腐败的制度要完善得多。有用吗？没用。所以我们现在欠缺的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 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不完善的制度是如何有效地运转。欧洲的一个公司做手机生意。他想了一个办法来做这个生意，弄一张纸，你在底下签一个名就算你承认了这个协议。承诺的是什么内容呢？就是你在多长时间内会使用我这个手机，然后我就免费送你这个手机。这个签字的也不录入计算机，也不录入互联网，就是靠自觉。然后生意就这么做，手机就这么领，话费就这么赠，多长时间也没出过太多问题。后来只是对中国人实行了特殊办法，你要录入计算机、联入互联网，怕你重复着领。你领一个，一会那个小姑娘上厕所了你再领一个，拐角那个摊你再领一个，一天领二三十个都不算多的。我去采访当地的人，问怎么就这一个简单的规定。我说：“制度是什么？制度就是一个规则嘛。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规定，你签了字就可以给一个手机，不怕去重复地多领吗？”当地人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会想到这个。大家看，这样一个简陋的制度可以有效地运转，原因在什么地方？就在答案上。这怎么可能，他觉得钻这个空子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吗？不是。你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社会，你重复领20个手机回到家是什么情景，你都想象得出来。我们的社会，你领20个手机回来，老婆孩子欢呼雀跃，你要这个，我要那个，你要红的，我要蓝的，大家分得不亦乐乎。邻居都说人家都领20个手机，你没领着，你窝囊废。但是在另一个社会，你领了20个手机，可能几岁的女儿都瞧不起你，你在太太心目中的份量变轻了，周围的同事朋友知道，你信誉扫地，你别在这混了。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保证了简单的制度能有效地运转。我们这个社会，有时候制度承担了很多不白之冤。是你那基础制度不好，是制度运行的基础不好，你声称怪那个制度。当然制度不健全，该健全还得健全，我强调的只是一个方面。但是确实应该考虑，这样一来的社会成本多大。而在西方，它的基础秩序很好，那个制度都可以很简单。我的地面是硬的、是平的，你是开车也好，走也好，骑自行车也好，滑板也好，都会很快。我们可能这块是泥浆，那块是石头，那块是一堆沙子。你汽车也跑不动，自行车也跑不动，滑板可能还会绊个跟头。关键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单是说增加了社会的成本，而是你根本就没办法，就是不可治理状态。 我就举个最眼前的例子，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个人都不能逃脱的例子，比如说公款吃喝。在座的各位，包括我在内，谁没公款吃过，一年吃几千亿。开始的时候，四菜一汤，你要把好吃的放在那个汤里，四个菜就可以不要了。那天我查了一下，四菜一汤好像是道光皇帝发明的，看来从来也没解决过问题。四菜一汤不行。80年代实行过一种消费额控制，好像是一顿饭不能超过300，实行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也不行。不知道大庆怎么样。那次我到一个县里，一个局长说：“我吃得真难受。”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刚到这，我就是请你吃，我一点也不愿意吃。我就愿意回家吃点粥。去年那个局长爱吃，给我们吃的基础比较大，留了20万的基础。除了早上在家吃之外，中午、晚上都得在外面吃。不爱吃也得吃，因为今年我吃5000，明年给我定6000怎么办。我万一有事就没有钱了。”所以总量控制也不行。去年两会期间，一个政协委员、一个企业家提了一个建议，报上也登出来了，说要用控制官员体重的方式控制公款吃喝。这招都想到这份上了，说明这事解决不了了。但是你想这事真的就难到这个程度了吗？去年8月份出了一件事，美国的议会的旁边有很多集团，总请这些议员吃饭，吃一吃就吃出丑闻了。其实你想吃请比公款吃喝还难办，因为公款吃喝钱花出去了，吃请没花钱，就更难办。议会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全体议员通过一个口头决议，连书面的、红头文件都没有，只是口头的。决议的内容是，吃请可以，但是吃完之后，必须把下面的内容做一个说明挂在个人的网页上，随时可以查。什么理由、谁请谁吃、因为什么吃、都有谁参加吃、在什么地方吃、什么时间吃、菜谱是什么、花了多少钱、喝没喝酒、酒是多少钱，把所有这些东西做一个说明，这些事就没有关系。就这么一个口头决议，事情就解决了。不能说一个违犯的没有，但是事情基本上解决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说，人家为什么能省劲地解决事情，我们为什么费劲地解决不了事情，差距究竟在什么地方。很多时候都不是加强力度的问题，都已经很累了还怎么加强力度。不是力度的问题，你看它这个有力度吗？只是一个口头决议，就轻而易举地简单地解决了。但是有一条简单的办法保证这个有效，就是你不能瞎编。而我们用这个办法遇到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瞎编。也包括高校，有些项目也受限，吃饭也受限，就只能说今天美国的什么人来了，明天哪个国的什么人来了，我反正很少去吃。美国的制度之所以简单有效的基础是不能瞎编。我们再深一步研究，它为什么不能瞎编。其实道理很简单，你这个事做错了，但是如果你为了掩盖这个事去瞎编，后果比这个事严重。我吃错了一顿饭，吃错了我下顿饭注意，这个事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说你为了吃顿饭就瞎编，这就麻烦了。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信誉出了问题，这事就麻烦。这瞎编的后果比这件事本身后果要严重，所以说不瞎编。这就是讲的信誉制度。 刚才我讲这个问题，我就担心有人说你是不是又鼓捣到道德上去了。绝对不是。道德是问题，但是如果把原因归结到道德，那没办法了。大家都知道，道德有问题，但是你没有抓手，没办法入手，道德问题怎么解决，我们想不出来办法。所以基础的东西得有抓手，得能做，这是关键。这个问题就是系统结构、系统制度，这是我们很多制度的更基础的东西。 据我所知国内已经有机构在研究国内身份管理。国内身份管理要借鉴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美国以人终生唯一的号码——社会保险号为基础的社会信用制度。这个信用制度，是二三十年代为了赊销的需要搞出来的。现在我们很多的问题和矛盾，上到高官，下到小民，有很多问题都和这个有关。高官的财产申报制度为什么不能实行？没有个人信用制度，没有收入记录，怎么实行？最后不是还得工资申报吗？工资会计那就有，还用申报吗？从会计那拿不就行了吗？所以以社会信用制度为突破口，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从而为其它的制度也好，规范也好，监督也好，管理也好，实际上是在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有了，可能用50％的劲就能收到原来200％的劲才能收到的效果。这是我们在整个改革开放、在建设和谐社会中面临的很重的任务。同时这也是我们在看待社会现象的一个很新的角度和视角。 我就讲这么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批评。

又花了1个小时读完，如饮甘醇！期待在这里能看到孙老师更多的作品。

拜托文字也不能这样堆成一堆吧。孙教授在新浪、搜狐有博吗？这什么站都不帮孙教授编排格式。

孙老师永远是这样稳重平和
道德问题也是可能入手思考的，可以想道德问题的古代资源，中西比较

我们是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北京高校的“建筑业农民工劳动权益与保障”调查小组。了解到湖南耒阳170多名建筑工人罹患尘肺在深圳维权的事件，我们于09年8月7日来到深圳，对这些工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谈和问卷调查，随后，走访了解了工人流出地——湖南省耒阳市导子乡等地。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一，耒阳工人在深打工多年，劳动成果遍布深圳，但劳动关系“无法确认”。此次来深维权的耒阳尘肺工人在深主要从事风钻和爆破工作，累计来深工作年数平均为9.8年，从事风钻（爆破）平均8.9年，其中最短的3年，最长的达21年。他们打过地基的工程遍布深圳，包括地王大厦、市民中心、有线电视台等深圳重要标志性建筑，但是却没有被确认劳动关系。
二，劳动保护缺失，政府监察不利。据工人介绍，在长达十几年的工作中，没有一家公司与工人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所有工人都没有入职和离职体检；虽从事职业病高发工种，公司提供的防护用品却只有简易口罩，并且不能及时更换；也未被明确告知职业病的风险和危害。工人反映，从未见政府部门对劳动关系和劳动保障状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劳动关系认定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值得商榷。由于没有劳动合同，大部分工人与公司的劳动关系都得不到承认，这使得依法获取赔偿难上加难。不管是政府采信的唯一凭证——爆破证，还是为了确定劳动关系而组织举办的“对质会”都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事实上，工人可以提供的合法证据都未被相关部门采信。
四，工人难获有效诊治，家庭负担异常沉重。这些工人大多处于法定劳动年龄，是家庭的支柱，上有老，下有小，但因患上尘肺病，丧失劳动能力，不仅无法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连基本生计都难以维持。工人的家庭年收入普遍低于所在的衡阳市农村家庭平均水平，有些家庭子女辍学，房屋破败，负债累累。
五，处理进程缓慢，工人维权代价高昂。三个多月以来，此事仍未得到有效处理。工人不仅付出了高昂的经济成本，而且身心备受煎熬，工人徐泽志甚至在等待处理的过程中病发身亡。
基于调查结果，我们呼吁深圳市政府：
一，依法切实认定事实劳动关系。搜集、认定和采信工人手上的有效证据，如工人出入证、保险单据、工作记录、工资单等，而非仅将爆破证作为唯一有效证据，敦促用人单位履行法律义务，提供相关的资料，以便于确认劳动关系。
二，真正落实“法律框架、人文关怀”。“法律框架”与“人文关怀”不可相互替代，政府应尽快落实“人道关怀”，同时，尽快推进“法律框架”的解决，真正依法确认工人的劳动关系，依法对工人进行赔偿，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
三，做好尘肺工人诊治工作。认真按照国家有关尘肺病诊断的标准，做好工人患病情况的诊断工作，避免工人徐泽志的悲剧重演；立即对患尘肺病的工人展开救治，为患病工人提供免费医疗，依法为尚未发病的风钻工人办理社会保险。
四，加强监管力度，保障在岗风钻工人的劳动权益。加强对本行业的劳动监察力度，严格检查有关用人单位的资质，监督用人单位落实国家安全和卫生标准，切实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
五，对在岗工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进行专项整治。以耒阳工人尘肺事件为鉴，展开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其他确定劳动关系的监察专项整治工作，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保障工人合法权益。
目前，我们已经向市长信箱投递过建议信，向深圳市市委、市政府寄送的报告均被拒收，同时，按照市长热线的提醒去将报告送至圳市信访办，但被告知不能呈送到市长手里。24日调研小组又向深圳市市长寄送了建议信。在此，我们恳请约见深圳市市长王荣先生，当面交流，希望促成此事尽快解决。

读孙老师的文章真是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