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积累进步的成果

孙立平

不到半年的时间，两场巨大的灾难，夺去了数以万计同胞宝贵的生命。苦难深重的民族在上帝那里没有得到特殊的眷顾。但不管怎么说，灾难来临了，就只能承受，只能自救。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如果能将与自然灾害抗争的努力化为社会的进步，并且保留和积累起来，也可以算作是不幸之幸。
对于这次中国的抗震救灾，国际社会几乎给予了一致的肯定。德国《世界报》的评论说，每个小时就公布一次死亡人数，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次自然灾害面前，中国政府表现出完全的透明，网络、报纸、广播和电视台可以自由地进行报道，观察者看到的是与以往不一样的媒体和记者，他们可以亲往现场进行报道，对震区情况进行现场播报，并提出尖锐的问题。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满目皆是哀悼者、送葬者、灾难中的牺牲者、哭泣的面孔、用麻布掩盖的死者、受困者微弱的呼救声、沮丧的士兵，他们因为山体滑坡而无法挺进灾难的核心，因此眼中充满了绝望。但全中国人都时刻准备着为灾区的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韩联社的报道也指出，中国领导层应对大型灾难的态度在发生变化。唐山大地震3年后才公开了死伤者人数。而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中，中国领导层采取了坦诚、沉着的应对方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对这次距北京奥运会开幕不足3个月发生的大地震，中国政府没有隐瞒死难者人数，坦诚公开了所有相关信息。此次地震后中国政府的做法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中国最高领导层意识到，在发生大型灾难时不应一味遮掩，只有如实公开事实才是解决问题的捷径。
对于中国这次抗震救灾的肯定，来自多方面的比较。与缅甸的飓风灾害相比，中国的抗震救灾倾注了举国之力；与年初的雪灾相比，这次的抗震救灾反应迅速而有效；与30年前的唐山地震相比，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更加现代和开明的对待灾难的反应。因此，人们在灾难中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进步能否用制度化的方式积累起来。在我们的社会中，其实有时并不缺乏进步，特别是在某些灾难和悲情的氛围中，这种进步就往往更是明显。但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进步常常不能积累。过了这样的特殊时期，一切就又回归到过去的老路上去。
记得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同样是在我们这个小报上，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一篇文章，《让我们带着“病毒”生存》。文中写道，“这两天，北京的疫情似乎已经渐趋平稳，更乐观一点说，也许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发病人数已经降到了每天20例以下。恐慌的情绪在渐渐消散，大街上复又是车水马龙的景观，人们的生活在逐步恢复常态。……不管疫情是否会有反复，人们都不可能永远生活在“非典”的非典型生活状态中。面对着大街上复如昔日的热闹与繁忙，面对着复如昔日的常态社会生活，谁能够保证说，上述人们所分析的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一定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持续下去？谁能够说一颗在非典型时期播下的种子一定会在典型时期生根发芽？灾难可以给人们以教训，并且会由于灾难的创伤而使得这种教训更为深刻，但教训是否会长存在社会的记忆里，不是必然的。”现在回过头去看，在许多的方面不幸而言中。
尽管悲伤还没有远去，但隐隐的不安却已在萌生。最近网上一个帖子题目是，“新闻联播又开始没法让人看下去了”。文中说，CCTV在地震以来一直都算不错。这也是周围很多人的一致评价，僵硬的面孔上开始泛出人性的光辉，有时并非字正腔圆的声音里传达着更加饱满的信息。但正如这个帖子的作者所说的，当我对它的看法刚刚有所改变的时候，谁知道它又回到了过去，依旧是那浑厚的男中音旁白，依旧是那套重复了无数次的套话。作者写到，CCTV终于从地震中清醒过来了，我也清醒过来了，CCTV，你永远都是CCTV。
因此，要将灾难中所取得的进步保存和积累起来，仅仅靠社会记忆是不行的。社会进步的积累关键是要诉诸于制度。
我们需要用制度将这次对灾难积极而有效的反应积累起来。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对灾难快速的反应，集中力量救灾的能力，信息的公开，还有对外界的相对的开放性，都是为人们，包括挑剔的国外舆论所肯定的。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在这一切背后的东西，对于人的生命的重视，公民意识的觉醒，尤其是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仅在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人们就可以看到，网友强烈呼吁开放外国援助人员，两天后果然外国救援人员被允许进入；网友指责银行收取捐款手续费，两天后银监会即要求各银行免收捐款手续费；灾情发生后，许多网友不断呼吁，降半旗为逝者哀悼，几天之后，国务院正式决定举国哀悼地震遇难同胞，国旗第一次为普通国民而降。所有这一切都我们的社会中无疑都体现着一种极为重要的进步。但问题是，这种进步仅仅是一种措施还是一种制度。许多社会进步最初体现的形式当然都是措施或举措，但举措或措施只有固化为制度才能恒久。
我们需要用制度将由对问题的反思而产生的进步积累起来。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无论是体现的力量还是所表现出来的弊端与缺陷，都与我们这个社会的特性有关。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投入抗震救灾，并且形成一个有效的指挥系统，是与我们的制度甚至权力模式有关的。就此而言，有官员说中国救灾机制国际一流，应当说也是事实。我们这个体制有一种很独特的能力，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其他国家往往自叹不如的地方。但必须看到，这个能力的形成是与我们体制的这个特点有关的，即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这种权力模式在形成瞬间迅速有效反应的同时，也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在面对灾难的时候，至少有两点可以看得很明显。第一，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模式中，我们社会的自治性太差，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太弱。本应在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间组织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付诸阙如。第二，集中而垂直的权力系统过于呆板和僵硬。为了这个集中的权力能够有效运转，手段只有强调上下之间的命令-执行系统。而这样的系统在突然的灾难面前，僵硬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一级一级地听指示，贯彻领会精神，除最高层之外的每一级都缺少行动的自主性。
但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也开始看到民间力量更加有明确自主意识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企业已经不是满足于尽可能多地捐款，而是在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在救灾甚至重建过程中发挥企业的作用，为此，有的企业派专业技术人员直接赴灾区进行调查和商谈，以了解灾区的需求，制订更有效的计划。有的NGO组织也在讨论如何使得救灾活动更具有可持续性，并为此而探寻新的模式。
同时需要积累的，是一种社会心态和国民精神，尽管这种积累需要的不是制度的形式。在这次抗震救灾的评论中，有两个人说了两句很经典性的话。一句是笑蜀说的，让我们以整个人类名义来面对灾难。另一句是叫作五岳散人的网友说的，天灾面前不需要制造人间的敌人。笑蜀说，面对大自然的宣战，无分国界，无分民族，无分宗教，所有的人都是朋友。一切的恩怨、一切的纷争都应中止，为绝境中的生命让路。巨大的灾难把全世界跟中国紧紧团结起来。我们更需要团结，跟整个人类团结。五岳散人则抨击了那种习惯于制造敌人的人。这样的人，即使在天灾面前也在不断刻意地制造敌人，他们制造对立面，甚至不惜造谣生事。其实，不需要敌人，更不刻意地制造敌人，也许不仅仅在灾难的非常时期是如此，在平时就更是需要。灾难使人们体会到同类的善意，体会到人心的相通。而这种体会更需要保持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
在灾难的背景中，人们用悲伤肯定着社会的进步，但对于这种进步也许需要保持必要的审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还是没有进步，而是进步的成果能否用制度的形式保存和积累起来。

一切都在体制.

制定制度是一回事。能否履行制度又是一回事。我们的主要法漏洞太大了，再制定多少制度也没用。

我在想"集中而垂直的权力系统"与每一级的行动自主性问题大概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 适度的放权 ?  或者有其他的改善办法等

我在想"集中而垂直的权力系统"与每一级的行动自主性问题大概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 适度的放权 ?  或者有其他的改善办法等

这次抗震救灾中所表现出的这种威权体制所具有的独特能量不知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和民众对民主体制改革的决心啊！

说的好，我们社会的进步需要用制度来加以巩固，长期以来的集权主义方式使得国民已经麻木了，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社会主义要发展就要让民众体验到自由、民主。这需要用制度来加固。凡是写进制度里的条文，时间一长就会在民众间形成，否则，只是舞台走秀，遮人耳目。

说的好，我们社会的进步需要用制度来加以巩固，长期以来的集权主义方式使得国民已经麻木了，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社会主义要发展就要让民众体验到自由、民主。这需要用制度来加固。凡是写进制度里的条文，时间一长就会在民众间形成，否则，只是舞台走秀，遮人耳目。

社会的进步不能只看到在特定情况下的表现，更需要我们在一般的社会条件下的呈现，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所谓的社会进步。如果当我们经历在灾难和特殊的事件后，一切又都是回归到原点，那又有什么所谓的进步呢？？？

都有正功能和负功能，如果什么东西都弄成制度的话，那么形式主义，形象工程就会愈演愈烈，在执行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悖于初衷的！不要一味地把什么都往制度上靠！

很难认同楼上张先生的观点，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的泛滥正是由于民主制度的缺失造成的，没有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同就使得对政权合法性和政绩的宣传成为必然。适当的宣传本无可厚非，可是当充斥于国民的思想和语言中的形式主义逐渐演变为一种潜规则后，也许制度变革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一贯积弱的社会力量在灾难面前的异军突起，显示出民族精神的绵延传承。可是如果我们只能在这样的时刻才会表现出这样的凝聚力，实在让人不知道是喜还是忧？
今后，我们可能更多地要面对将政府与民间看做两个独立的实体这样一种现实，在中国，它们已有一段时间是处于雨水交融的状态的。对于民意的把握和民族情绪的疏导，似乎已成为一个崭新的政治课题不容回避，这也许是这场突发的灾难带来的始料不及的效应之一。

我不认为中国的民主制度缺失，中国有很好的民主制度，人大、人民政协等等，有系列的制度做支撑，为什么还是不行呢？不是缺少制度，而是缺少制度的执行，为什么有制度却不能很好的贯彻呢？因为制度的执行是要靠人，中国文化传统的缺陷，中国人的劣根性等影响着制度的执行，再多的制度也是不能起到作用的。

我觉得孙教授用的积累这个词很好。用制度积累进步的成果，想法很好。可惜，在现实面前，我们的所做所为都不是简单的一面，我们只能是积极地用积累的方法在好与坏的抉择中，逐渐地向好的方面发展，在这么一个渐进的过程中，无论是用制度还是用其他的什么。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还是没有进步，而是进步的成果能否用制度的形式保存和积累起来。

谁来让制度积累？

愚以为，这种特定条件下的优势正是就是我们的人治制度所特有的。要形成制度，恐怕不能依赖于现在这种方式。

贵在坚持！

我身处灾区，体会很深刻。我自己平时就制定过几个应急预案，理论上实施起来就难。地震发生时，总理到了，灾区好多还是无政府状态。习惯了等上级指示。灾难，如同地震推进龙门山前进4到6米，又能推进社会前进几步呢？用制度积累进步的成果，按理是牧人贼维护其统治的理性选择，连其阶级根本利益都放弃。辨证地讲，对社会而言，是进步。

地震给了我一个启示：如果政府能将银行、税务等金融机构及政府开销的资金流向的全程，如同赈灾款的流向给予切实有效的监控及透明化，我想政府的公信力也就慢慢回归了。社会才真正进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中国一切都是围着“钱”（经济）来转的，其流向的透明化可以起到公众的监督，民主才有基础，人性的进步才能回归正规。

我不同意将制度都笼统地归到形式主义。

有些好的方式就应该以正式的方式保留下来。例如人类发现税收是个好东西，进而定为制度。

制度是要有的，当然也要在执行上进步。

总会有进步的，人类不是一下子从原始社会来到现代的。

    第一，“都有正功能和负功能，如果什么东西都弄成制度的话，那么形式主义，形象工程就会愈演愈烈，在执行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悖于初衷的！不要一味地把什么都往制度上靠！”
    孙教授旨在表达能否或者反思在突发事件以后制定相应的制度来促进社会的进步——“化悲愤为力量”，可以把制度的积累看成社会进步的“力量”。这里孙教授并没有提到要把“什么东西都弄成制度”，况且制度与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确实存在根本的不同。从理论层面来看，诺思认为，“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源于现实。但这里的现实不等同于现存的状态，它包括历史的，现存的和未来的三个范畴。也就是说，制度可能是针对现存的问题而提出，也可能是总结历史的问题而提出，也有可能是预测甚至控制未来的某些问题而提出。当然，也有可能是基于其中两种原因甚至三种原因而提出。制度一旦提出，必然是作用于现存的状态，而预测和控制未来可能会出现
的问题。从实践层面来看，在“与年初的雪灾相比，这次的抗震救灾反应迅速而有效”这是因为经历了雪灾以后，建立了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这样的制度，而在地震中就启动了这样的一个方案。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是“制度的积累”，好像不是什么形式主义、形象工程吧。
    第二，“我不认为中国的民主制度缺失，中国有很好的民主制度，人大、人民政协等等，有系列的制度做支撑，为什么还是不行呢？不是缺少制度，而是缺少制度的执行，为什么有制度却不能很好的贯彻呢？因为制度的执行是要靠人，中国文化传统的缺陷，中国人的劣根性等影响着制度的执行，再多的制度也是不能起到作用的。”
    这点看得很好，但是说“中国有很好的民主制度”不知道标准是什么，是制度运行的结果呢，还是制度的运行方式呢，抑或制度规范的静态存在呢？不敢苟同。但是不可否认，张先生很好的看到了制度本身与制度的运行的不同，这点值得肯定。在社会学家茶座23辑有一篇文章“以制度的运行方式来重新审视制度”和您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暂且不谈制度本身的好坏，制度的运行方式的好坏能否决定制度运行的结果的好坏呢？让我们首先来看这样一则天堂与地狱的故事：一个人想看一下天堂和地到底有什么区别。于是他先来到地狱。地狱装饰的富丽堂皇，只是这儿的人一个个看起来面黄肌瘦，有气无力。吃饭的时候到了，他们全都围坐在一大个汤锅前，每人手里执着长长的勺柄，但由于勺柄太长了，无论他们怎样拼命往嘴里送,结果也是枉然。于是他来到天堂,天堂好像与地狱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这儿的人一个个红光满面,幸福而满足.他发现天堂的人同样手执着长长手柄的汤勺,围着大锅吃饭,但天堂的人却把舀到的饭送到对面人的口中。从这则故事中，人们看到的东西很多：有的人看到了“我们常常吝于帮助别人,却不知道,帮助别人其实正是在帮助我们自己。”，有的人看到的是“天堂与地狱其实是我们
自己造就的。”那么我们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得出的结论便是：撇开制度本身的好坏不谈，那么同样的制度运行在不同的人身上，得到的结果为什么会大相径庭呢？这可能就是制度的运行方式、运行对象和运行效果的问题了。我们暂且称这种情形为“制度本身优劣与制度运行结果的不对应性”。“良好的运行方式”可以得到良好的预期结果。但良好的制度并不一定得到良好的行为方式去运行，这样，良好的制度就不必然得到良好的运行的结果。同样的，不良好的甚至恶劣的制度并不一定得到坏的结果，这样，不良好的甚至恶劣的制度如果得到因为这中间还涉及到具体的运行方式、运行结果的问题。制度的两种存在形式：第一，静态的存在形式（制度的原始状态）。制度本身就是作为一种静态的实体所存在，它的存在必须依赖于人，脱离了人，它的存在显得毫无价值。它是人建立起来的约束于人并且服务于人的规范和准则。第二，动态的活动形式。人既是制度本身的建立者，又是制度所要发挥功效的对象，同时人也是制度执行的主体。制度的运行方式就体现在它的动态的执行上。我们要注意：这里的“良好的运行方式”并不是指按照制度本身所固有的条条款款僵死地执行制度，而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现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理解制度的制定主体在制定此制度的主旨和意图并必须进行价值判断（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进而灵活的但不能违反原则（如社会道德良知、社会正义、人的理性）向着制度所要达到的良好目标而执行它。在此种运行方式下，人不再是制度的奴隶，不再是制度运行的一个工具，而是一个能够把握制度、判断制度、把制度运行良好的主体。”——摘自《社会学家茶座》23辑。

政府推进社会发展的机制受发展惯性及潜规则的抵制而成效缓慢，慈善事业及爱的文化传播事业若能改善我国人文，人文推进社会进程。是值得探索之道 。网易。雷瑞明。

我也认为，谁来让制度积累，以及制度如何积累是一个问题。这里的谁涉及到是事件的直接感知者还是制度建构权力的把持者，还是从自身感知出发的老百姓？这样实际上就导致了这种制度积累模式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涉及到了我们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和反馈的基本范式。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制度无论是静态存在还是动态运行，制度利益相关者缺乏对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认知，缺乏利用制度的能力，制度本身也是没有价值的。
最后，仅仅靠积累来实现是不行的，制度更需要预见性的建构。

“CCTV终于从地震中清醒过来了，我也清醒过来了，CCTV，你永远都是CCTV。”
原来我还以为中国的新闻可以看到人性了，开始有一点人情味了，谁知道原来不是，屏幕上的人性的光辉只不过被地震震懵了之后还来不能反映的昙花一现。
真希望中国的新闻管制永远不要清醒过来，那么中国百姓才有可能看到一些真相、事实，以及人性和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