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定位社会矛盾

 

孙立平

要准确把握社会稳定的问题，直接取决于对目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冲突的判断，包括对所谓群体性事件性质和特点的判断。

 

近些年来，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加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仅据媒体上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我国群体性事件自2000年的10000起，激增到2004年的70000万余起。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次也从1994年的73万人次上升到2004年的376万人次。2004年前10个月，除西藏外，在全国31个省市中，有337个地级市和1955个县发生过未经核准的100人以上的游行集会活动事件。其中，城市每天发生120至250件，农村每天发生90至160件。2006年1至9月，全国公安机关共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1.79万起。其中，全国有38.5万人次农民参与群体性事件，居各类参与人员之首。其间，规模比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和暴力性的冲突也时有发生。

 

尽管上述数字远不是系统的，还是可以看出我国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冲突增加的趋势。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和冲突，如何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现象进行解释，如何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

 

近些年来在国内广泛流行一个说法，即所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候，是一个矛盾多发期。在现实生活中，这个说法已经并正在继续产生多方面的误导。其实，在国际学术界，这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说法。不错，在有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是存在类似的现象，但如果分析一下原因，就可以发现，那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民主和参与的要求就会增强，并由此导致种种的社会不稳定现象。也有的国家是在这个时期由于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导致民众不满增加。但即便是如此，这也远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许多国家经历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候，社会矛盾并没有明显增多。

 

从表面上看，近年来我国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明显增加，这似乎印证了上述的说法。但这是很表面的现象。只要具体分析一下我国目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就很容易弄清楚这个问题。大量资料表明，在最近几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受侵犯，往往是引发问题的主要原因。但由上述原因引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与其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不如说是我们工作中某些失误造成的。有谁能够证明1000美元到3000美元就一定会如此大规模地拖欠农民工工资？有谁能够证明1000美元到3000美元就一定会用如此的方式进行征地拆迁？有谁能够证明1000美元到3000美元劳动者的权益就一定要受到严重损害？

 

实际上，从2006年开始，我国群体性事件是呈下降趋势的。2006年1至9月，全国公安机关处置的各类群体性事件数量同比下降22.1%。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数量，2006年和2005年相比也是明显下降的。群体性事件数量下降趋势的出现，当然与过了征地拆迁的最高峰期有关，同时也与最近几年间中央政府倡导和谐社会，并在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等问题上出台一系列的规范化措施有关。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佐证，近年来增多的社会矛盾，与1000美元3000美元的问题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是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与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很好处理这些问题有关系。而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社会矛盾凸发期的说法，不仅成了一些人推卸责任的借口，而且还造就了一种紧张的社会气氛，从而妨碍了正常的利益表达和与此有关的制度建设。

 

如果从问题的背景来看，我国近些年来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加，更主要的背景其实不是什么1000美元3000美元的问题，而是我国的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过程。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随之转型的情况下，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和利益博弈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利益关系开始成为一种最基本的关系。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甚至不同的个人，开始有了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有的时候是一致的，但在许多情况下又是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利益基础上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将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一种常规化的现象，是一种家常便饭。现在人们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就是这种利益矛盾。应当说，这是定位我国目前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最基本的背景。当然必须正视的是，近些年来，我们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开始出现相当严重的失衡，贫富悬殊在不断扩大，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

 

这种定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准确定位才能正确认识目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性质和特点。要看到，基于不同因素形成的矛盾或冲突的性质和特点是不一样的。著名社会学家科塞曾经将社会冲突划分为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两种。前者是由具体的问题引起的，并且有具体的目标，因而也是比较容易解决和处理的。而后者则是由更抽象的因素引起的，冲突的目的不是实现某个具体的目标，而是要战胜对方。就此而言，可以说，由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宗教因素、民族因素、文化因素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非常剧烈的，也是不容易化解的。因为这些矛盾往往是充满感情，甚至是你死我活的。而基于利益的冲突大多是理性的冲突，涉及的更多是有无多少的问题，如征地拆迁和移民中的补偿标准，劳工权益等问题都是如此。这样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方式解决的，其中演变成足以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很少。换言之，这样的矛盾与冲突，与社会政治的稳定，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有的利益矛盾看起来好像也很剧烈，也很吓人，但其实质仍然是利益的问题。

 

性质和特点不同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需要不同的方式去解决。当我们进入了利益的时代，当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成为我们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基本内容的时候，我们需要形成一种与这种现实相适应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制度化安排。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对新时期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新的性质和特点认识不足，用过时的思维方式和眼光来看待这种新型利益冲突的现象是相当普遍存在的。人们更习惯于用一种政治化的、解决敌我矛盾的眼光和方式来面对和解决问题。在这种眼光和方式中，正常的利益矛盾和利益表达也被看作是 “闹事”，对利益问题引起的矛盾和冲突，或是将其当作治安问题来看待，或是将其作为政治事件来看待。事情一旦发生，马上如临大敌，过度反应是一种相当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这种反应方式中，抓背后的“黑手”，惩治“打砸抢”，成为不可缺少的要素。当然这不是说否认某些群体性事件中确实会有坏人在捣乱，也不是说打砸抢行为不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而是说，如果缺少这些要素，有时反倒不知如何来处理这类事情了，只有发现了背后的“黑手”和“打砸抢”，事情的处理才会顺手。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形成有效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新模式。

这种定位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只有通过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而这种机制只能建立在各种利益主体表达权的基础之上。如前所述，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增多，是我们社会中的一个现实。但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可能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一种思路和方式是，严防死守，努力将这些矛盾和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种思路则是，以各种利益主体的表达权为基础，建立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并用法律的方式对这种机制进行规范。事实上，在利益不断分化，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企图将利益冲突和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是不现实的，并且会使自己处于越来越被动的状态。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会妨碍利益矛盾的解决和利益关系的协调。其实，现在我们将其作为群体性事件加以防范和处理的，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正常的利益博弈。当我们将这些利益博弈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时候，正常的利益博弈中断了，能够及早暴露社会问题的机制被消灭了，结果是问题的进一步严重化。试想，如果农民工在工资拖欠的问题上有和企业的正常博弈，有表达利益要求的制度化途径，如果农民工的抗议不是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何至于问题积累到前一段的程度？何至于要总理出面为农民工讨工资？因此，我们需要形成解决新时期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新模式，在这种新的模式中，利益的表达权是基础，制度化的规范和解决问题的制度化手段是保障。

凭着今天网络的幸运，总算把丢失的和新写的贴完了。谢谢faerieland小朋友和各位光临这个博客的朋友。

激增到2004年的70000万余起
这个数字多敲了。

孙老师，您好！经常拜读你的大作，深受启发！对于你谈到的定位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矛盾的建议，我很赞同，同时我也有一点想法，可能很不成熟，但想和你谈谈。其实，在中国，定位社会矛盾的基础是政治结构和政治意识形态。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是革命斗争理论，对于矛盾主张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来解决。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可以说，共产党发家于政治斗争。在建国后，这一观念经过文革催化，发展到极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这种观念淡化了不少，但依旧是共产党的一个基本观念，尤其在定位社会矛盾上。总之，在定位和解决社会矛盾上，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观念根本上没有改变。这是其一。其二，中国当前的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央对社会矛盾的定位。秦晖认为，中国的政治权力不受限制。我很赞同政治观点，同时认为这是中国所有问题的一个大背景。也正如先生所言，目前中国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三大精英联合，使得精英主体在定位和解决社会矛盾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大多社会矛盾是他们为豪取强夺利益而联合造成的，当矛盾激化，他们保全既得利益的最好办法是将矛盾政治化，用政治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矛盾。这实际上是用政治利益掩盖经济利益的做法。然而这种偷梁换柱的方法，由于利益受损群体无权而难以得到有效遏制。所以，本人以为，定位社会矛盾，包括解决中国许多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去政治化和改变政治结构。去政治化就是消除意识形态中社会矛盾政治化的观念，将矛盾利益化，当然也不能一刀切。改变政治结构就是改变权力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赋予人民以权力。这样，在定位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矛盾时，才能形成双方博弈的局面，达到先生认为的准确定位社会矛盾的状态。

“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受侵犯，往往是引发问题的主要原因。”我深为赞同，社会矛盾冲突不应以1000美元到3000美元为借口说这是必然的，而应当多考虑自己工作中的失误。1000到3000美元只是说这是一个矛盾高发期，为什么高发， 是与这一时期利益格局、经济发展水平、精神文明状况等相关的，而我们的工作是要妥善处理好这些潜在的冲突与矛盾，不能把它当作“必然性”而无所作为。
地方政府在强拆时的有些手段的确令人发指。前几天看一本书上写的，半夜一群人冲入居民房里把人绑了就往外扔，然后一推土机迅速上前，房子倾刻间轰然倒塌……这是什么行为？再者，政府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很多学者都深恶痛绝，地方政府在劳资冲突中明显向着资方。你把别人得罪了，招商引资的任务如何完成，地方经济如何发展，政绩哪来？所以政府在拆迁事件中缺位致使矛盾激化，容易酿成流血事件。有人呼吁应该建立一个政府、被拆迁户、房地产商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机制。
一位阿姨对我讲，她们下岗后由于拿到的补偿金远不如别的厂职工，便向市长反映，市 长说你们找你们领导啊，让他帮你们 解决，我又不管这事。于是她们便找领导，厂里那些领导说，我都要下岗了还管得了啥，再说了这政策又不是我制定的，是上面说了算。就这样两头都不应，他们便游行示威，最后厂里妥协了，每个人再发了几千块钱就散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官员的丑陋嘴脸，他们漠视民生，人民找到他面前他也推卸责任，不予理踩。或许他是有意回避吧，因为是某位“中央干部的儿子”把厂子买了，他也不敢站出来说什么吧。
但是在拆迁、劳资冲突等事件中，政府的缺位或直接向着资本一方的事实是有目共睹，不可否认的。一个政府干部在开会中就对企业主们直截了当地说，你们以后少雇那些大学生。意思是说大学生懂维权，出点事了麻烦多。这样的领导，你还能说他是“为人民服务”，也许人们说的对，那早过时了，现在都 是“为人民币服务”，这无不引出了许多人的担忧，如果政府把屁股坐在了资本一方，我们还 是社会主义吗？
孙老师经常说，应当建立“利益均衡机制”，这个机制到底该如何建立呢？但中国社会一直是由“总体性资本”控制的，即便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他们的利益表达都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在这个社会，我们如何去实现“利益均衡”？

我觉得在我们推进民主制度建设的同时，社会的一种扭曲机制在逐渐形成并制度化。
在人情面子关系充斥的中国社会，现在公然徇私这种愚蠢的做法早就落伍了，为了利益而采用个人扭曲的方式已逐渐被一种制度化的社会扭曲机制所代替。
比如说，现在的高校招聘辅导员机制越来越规范、制度化。如果说不采取统一笔试、面试而招录的辅导员是缺乏公信力的。但是，通过正规、“严格”的统一考试和面试而使得徇私行为贴上了“公正”的标签，这样的徇私谁都无话可说，很具有隐蔽性。
假以时日，这也许将成为“人人都知道的秘密”了。
越是道貌岸然，越是变态；越是规范化、制度化，越是扭曲化、丛林化。

据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历史有着一个五十年的周期，就是每过五十年中国内部就要乱一次。

读到孙先生此文，想起曾经在哪里读到过的一个材料，具体出处模糊了，大致是说美国在罗斯福执政期间，为了缓解经济危机，曾经通过法律限制大企业、大财团的垄断利益要求，甚至出动武装力量。

我在想，促使、促成罗斯福政府如此做的政治力量是什么？如何实现成功的？法律在调节社会不同群体利益关系中发挥作用是否必然出现社会冲突？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社会冲突的化解之中，他们的哪些社会学理论可以加以借鉴？

社会矛盾的定位很重要，如何把因为贫富分化加剧的纵向上阶级矛盾，转化为法律可以规范调节的横向上群体之间矛盾来处理，一直困扰着我。

要约束权力，很难。第一，应该看到中国的历史，每一个朝代的努力几乎都失败了，因为中国必须是这样一个高集权国家。第二，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还要许多年才能真正形成，现实中的奴性主义、投机主义、头脑不正常的忽左忽右主义造成的混乱谁也无法控制。
也许再过几十年，我们走过鲜血流灌的土地，会看到真正文明的嫩芽不会轻易被摧折。

现在一些比较大的医院对于患者的病况都会经过全面检查,然后根据化验结果医生开处方,这样肯定是对患者负责.一位学医的朋友告诉过我,在他们大学毕业实习的几个月里,他曾见过这样的病人,本来是病人感冒或许发烧了,医生就给开点药回去,结果回去以后那个人就永远走了~~~,病人的家人会找到医院讨个说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医疗事故.其实那个病人不光是感冒或发烧有些病是医生用眼睛看不能的,所以有了全面的医疗检查.其实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谁也挽救不了病人的命运.

孙老师这个问题说的很好。首先是定位。因为按照党执政的一贯规律和做法，只有准确的定位这个问题，才能够不上纲上线，才能够正确地分析和处理类似的问题。我们现在主流所说的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其实就是一个在利益分配中不落空阶层继有效寻求其利益最大化的借口，可惜现在正被主流演绎、裹挟着，而不能形成准确的定位，以至在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中，产生了错误的做法，这将影响着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国的稳定，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