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把政改特区设在阜阳

孙立平

近一段时间，随着进一步思想解放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渐起，有人又将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的问题提了出来。有人说，深圳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区和桥头堡，应该率先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也有人提议，海南自成一体的区位位置更有利于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区。
不过在看了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安徽阜阳手足口疫情的新闻后，我突然有一个想法，还不如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区设在安徽阜阳算了。
安徽阜阳有一次受到举国的关注，除了疫情本身的原因外，还在于勾起了人们的社会记忆。4年前的毒奶粉事件，2006年的厂址在阜阳的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的“欣弗”事件，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前后三任院长因腐败而落马，原市长肖作新夫妇腐败案和两任市委书记王怀忠、王昭耀的先后倒台，此外还有至今仍在受到质疑的阜阳市颍泉区豪华办公楼“白宫”举报人李国福的离奇死亡等。正因为如此，一些媒体在报道这次手足口疫情的时候，不时使用了“又一次”、“阜阳，又是阜阳”这样的句式。而事情正是因为发生在阜阳，似乎就比发生在其他的地方显得更为复杂。当地政府是否瞒报了疫情，从而导致疫情的扩大和严重化的质疑声到现在也不绝于耳，而网上似乎又将争论的范围扩大到阜阳的声誉和是否抹黑阜阳的问题。有人在追问，“阜阳你怎么了”？也有人在哀求，“求求你们放过阜阳吧”。但不管人们的观点有什么样的分歧，又都似乎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感叹，这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
可以说，现在发生在阜阳的，并不仅仅是一场疫情，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的病症，是一场社会与治理的危机。
其实平心而论，疫情的发生具有某种偶然性，如果这次的疫情是首发在其他的地方，是否一定会比阜阳处理得更好，谁也不能确定；我们从事后的角度说，很容易指责为什么不能尽早确定疫情的性质，为什么在一些环节上显得拖拉？但事后整理出的逻辑与事情进行中的情形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至于阜阳市政府是不是有意瞒报了疫情，我想在没有确凿的证据面前，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相反，我倒似乎更愿意先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中国安徽地方官员并未企图隐瞒疫情”，退一步说，在目前的体制下，我们现在还很难说阜阳地方官员的做法有什么与体制的规则明显不合的地方。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妨碍人们对这件事情的进一步拷问。
网上一个帖子中对于阜阳是否存在瞒报问题的讨论是意味深长的。如前所述，阜阳的疫情公开披露之后，对于当地政府是否对疫情瞒报的问题，一直在受到质疑，甚至有相当多的人断言这种瞒报是存在的。但真正值得注意的问题也许还不是瞒报本身，而是人们产生这种质疑的理由与逻辑，是有关方面无力打消人们质疑的原因。
在面对社会的质疑声的时候，卫生部一位官员曾经对媒体发表谈话，他认为，对于疾病暴发、大暴发的确定，必须由科学家、流行病学专家来做出判断和确定。不能简单说因为有某例死亡病例，就说是疫情暴发了。医院里出现两、三例儿童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安徽阜阳的医务人员马上提高警觉，上报省卫生厅，“这种个人认为是及时的。这位官员的谈话马上在网上受到批驳。而关键是批驳的逻辑。其中一个网友写到：“2003年3月的时候，《中国青年报》用了一整版刊登卫生部长的答记者问，说‘非典已经得到控制’，最后实在瞒不住了，中央把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委书记（应为一位副市长----笔者注）都撤了!! 所以，卫生部的话能信”？而且，我们可以发现，不只一个网站在发动在当地农村有亲戚的人往农村打电话，以核实究竟死了多少人。
值得注意和深思的是，卫生部是主管卫生医疗的最权威的政府机构，那位官员的谈话也显得更专业更有说服力。而网友的质疑在逻辑上就不成立，这次阜阳市政府对手足口疫情是否瞒报与5年前卫生部和北京市对非典疫情的瞒报有什么必然联系？但不幸的是，人们更加认同的似乎是后者的质疑。而这种认同无疑与下述两个因素有关。
首先是有关部门原来隐瞒疫情的历史以及由此导致的公信力的丧失。在这里也许我们需要重新考量和评估5年前那次隐瞒非典疫情的社会后果。在当时看，瞒报的结果也许主要还是贻误采取措施的时机和疫情的蔓延。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了，疫情瞒报产生的更深的伤害是有关部门公信力的丧失。而公信力丧失的结果，是你现在说什么人们也不相信了，人们宁可做最坏的揣测。当然，这种公信力的丧失绝非仅仅是一次非典瞒报所造成的。其次，也许更重要的是，近年来阜阳腐败案件的频发以及导致的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据媒体此前的报道，“到目前为止，阜阳市干部中已经有两名省、部级、八名市委常委、十一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而落马。”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仅在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中，受牵连的干部达八九百人。其中，副处级以上干部200多人，其余也都是副科以上干部。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中，其公信力的丧失无疑是必然的。当然理性告诉人们，不管以前的腐败现象是多么严重，与现在的班子其实是两回事。但问题是，由于腐败导致的政府公信力的丧失，以及公信力丧失之后形成的民众对政府的认知，却并不是完全受上述理性的左右的。公信力的修复需要漫长的时间。
正是有鉴于此，我提出“不如把政改特区设在阜阳”。也就是说，阜阳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恐怕不是一些临时性的措施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一些现在还无法在全国施行的改革措施，不妨在阜阳先试行。
说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阜阳现在所面对的严峻局面，这首先是一次重建政府公信力的努力。疫情披露之后，阜阳市委书记宋卫平曾经有一次对中新社的谈话，介绍了阜阳在应对手足口疫情方面所做的工作。公平地说，这次谈话本身也没有明显的不当之处，但仍然受到许多抨击和质疑。可见，没有政府的公信力作为基础，连政府的效能都谈不上了。
在阜阳集中体现出来的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痼疾，如果没有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的余地已经越来越小，甚至成为不可能。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如果说上级有关部门对阜阳的问题不重视，没有采取措施，并不是事实。问题是，这些措施是不是能真正解决阜阳的问题。这当中一项重要的措施是加派外来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多来自空降。比如，在王肖腐败系列案发之后，市委书记从省统计局调任，市长从淮北市调任。据《小康》杂志2004年报道，当时市委9位常委中只有3位是阜阳本地官员，市政府5位副市长则仅有一个本地人。而在阜阳市中级法院三任院长落马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派出研究室主任等三人分任其院长和副院长，原副院长仅一人留任。但正如有人指出的，这种“嫁接”固然一时能给阜阳空降一个与王肖无染的领导班子，但不免影响到本地官员的升迁。事实上，不仅是在阜阳，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我们体制上解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选人标准上做文章，而不是在官员产生的制度上做文章。这个问题也许只有通过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些官员是选举产生的，并能时时处在民众和舆论的监督之下，是不是阜阳人其实并不重要。
在这次事件中，一篇题为《阜阳官员这四年改正了什么？》的网文在各大网站广泛流传。该文重提4年前阜阳毒奶粉中的一件事情，当时该市主管教育卫生的一位副市长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不想去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是为了加强。”该文这样责问到，对着这起比四年前毒奶粉还要惨的悲剧，我想问一句，这位副市长和她的同事们，这四年改正几何，加强多少？实际上这件事情的关键还不是改了多少，而是有没有一个真正起作用的问责制度，引咎辞职是不是仅取决于官员本人的意愿。而真正的问责制，特别是以民众的监督和参与为前提的问责制，无疑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形成。
信息公开和形成正常的舆论生态，无疑是重建公信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那句话救了阜阳市政府。在这次事件中，无论是卫生部还是阜阳市政府关于没有瞒报的自我澄清，似乎都没有在民众中产生真正的说服力。这不仅在于上面所讨论的公信力因素，同时也在于他们都是“当事人”。而当事人的辩解本身就是无力的。而世界卫生组织简单的一句话会有更大的说服力，也不仅在于它的权威性，更是因为其中立的地位。这也许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重建公信力仅仅在“系统”的内部并不能完成，更需要外部的中立性因素。
我有时想象，在面对整个社会质疑的时候，阜阳的官员也许会有一种委屈的感觉。不错，人们可以找出这个事件中一些环节上政府反应的迟钝，比如，有人就质疑，当地政府是3月31日将疫情报到省卫生厅的，而4月13日卫生部才派专家去。人们质问到，中间十多天有关部门在干什么呢？就是这15天的时间，导致了疫情的进一步恶化。但我同时也相信人们的另一种论证，地方政府官员也不是傻瓜，这种事情谁都知道是捂不住的，谁也不敢去捂，去擅自处理，先上报给上级，给上级打打预防针，这点是任何一个人都会想到做的。这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我们多少年形成的一种所谓“内紧外松”的信息传播和反应策略。在这种策略中，系统内的信息传递其实比我们外人知道的要更为迅速和有效。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于网络和手机的普及带来的社会中信息传递的速度大大加快的环境，这种看似聪明的策略，已经往往是弄巧成拙。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内紧外松”的策略？我们可以看一下前述那位卫生部官员的说法，“不能简单地说三月份出现了第一例死亡，就全国通报。全国每年要死六七百万人，每例都通报，不是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吗？”这句话前半段都合乎逻辑，不可能死了一个人就在全国进行通报。但后半段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不能通报？不是不需要，也不是不可能，而是怕造成社会不稳定。而这恰恰道出了为什么要“内紧外松”，为什么要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要制造那么多的“机密”的真正原因。但多少年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用封锁信息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稳定，不过是得不偿失的“小聪明”，其结果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不但损害了我们对突发性事件的反应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正式施行。用信息公开化和正常的舆论生态重建政府的公信力，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而所有这一切，都在呼唤政治体制改革。这次手足口疫情表明，没有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可能连公信力这个最基础的东西都要失去。而“不如把政改特区设在阜阳”，不过是一个形象的说法。这个形象性的说法要表明的不外是这样的一层意思，阜阳所面对的问题，进而我们社会所面对的一些问题，也许只有通过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得到解决。

有感于孙老师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呼唤，我也不由得心向往之了。可是对于在现行框架下的政治革新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仍然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已经试行了几年的基层民主选举不时和“黑金”、“暗箱”、“宗族势力”等词汇扯上干系，不免让人泄气。有没有人能为我们描绘一下中国人可以憧憬的清明的政治蓝图，而不仅仅是一个模糊的“和谐社会”---这更像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我想我们缺乏前瞻性的理论研究，并非学者们没有能力，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已折断了他们思维的翅膀。没有自由的思想可以驰骋想必是痛苦的，不知哈贝马斯对于中国学者的处境会作何感想？如果说“交往理性”对于他来说暂时还是个乌托邦的话，那么对于中国人就只能是幻想了。现在，我们只想先体验一下工具理性的滋味。

孙老师的理性声音是当下难得的清风 啊
遗憾的是，该说的已经说完了。还是不见有任何让人乐观的迹象。
反而因为寡头化的锁定导致民粹主义甚嚣尘上。
难道：非要革命来的时候才想起真正的变革？

孙老师:很受益于您的文章,对您的观点我很认同.可是我们都来知道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对改革的路径却又噤若寒蝉.政治文明究竟是什么,怎么实现?希望孙教师能明示.

拜读孙老师的大作有些时日了，说实话，学到了很多之前无法学到的思想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我对孙老师的思维角度和看问题本质的论述极为敬佩。但在这里，我想说——理想的方法和现实的操作是有极大的距离的，有时候甚至不是靠一代人努力就能产生效果的。我着实无法相信没有“权力和财力”支持的任何改革能有真正的效果，也不相信社会英雄的存在，而深邃的思想必须同“大众”的认可结合起来才是变革的基础。当今社会，大都是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往往想做事又有能力做事的人毕竟是少数，再加上“权力”与“财富”的世袭现象已经是现实存在的，这样的现状，仅通过向您一样的学术权威群体能改变的了吗？只能是研究吧。也许，在此我真的是“班门弄斧”了，但我想说，当下社会之变革根源在于“素质教育”的改革，树已成型改之不易，但对新一代的教育改革却能从根本上改善，让新一代人真正成为“有素养”的一代人才是真正现实可行的。见笑！

难啊,太难了,目前的这种利益获取体制与政治体制是密切相关的.变革几乎没有可能性的.

政治体制改革总归要选一个试点的，但放在阜阳肯定不行。凡改革，不论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体制上的，基本都发生在经济和政治体制矛盾冲突最激烈的地方，比如小岗。而目前，政体改革的试点只能是市场经济发展最充分的地方，而不是象阜阳这种传统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更进一步来看，目前在我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政治体制都还没有达到与经济体制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步。小子谬论，不知各位以为然否？

常常看孙老师的文章，孙老师的论断都很精辟，很多时候都给我展开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拜服！
对于这篇文章，前面的观点都很赞成，但是孙老师最后关于“控制信息传播”的观点有点“左倾”，不敢苟同。在有些特殊的时候，为从大局上考虑，不得不进行信息控制(注意：不是封锁)。
比方说现在热门的讨论话题之一“地震预报”。尽管准确的地震预报能减小损失，但是不准确的地震预报的损失也极大。而地震时时刻刻在发生，只是绝大多数我们感觉不到，对我们没任何危害。但是准确预报地震太困难，预报成功的机率极小，而预报成功的机率却很大。所以大多数时间只能控制信息，进一步的求证。而灾难就是在求证的时间内发生了。这是技术因素决定的。
我相信，若果能100%确信灾难会发生，那些官员是不会隐瞒的。毕竟，人性还是没缺失的。

最后一句话相当明了，非常认同。

孙老师的文章启发了我对于政府公信力和民众的舆论之间的一些思考。我觉得，政府的公信力想要提高，就必须充分考虑到民众对于一些信息的知情权，这样才能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达到一种信息的交流。一方面，我觉得，在我们遇到灾难时，民众可以真正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促进政府的工作，同时这样可以将政府和民众拧成一股绳，共同面对所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我觉得以前我们政府对于信息的透明度可能存在一些的问题，使得很多原本民众具有知情内容，成为了所谓的机密。这样容易使得，民众产生一些意外的猜测，而且网络这么发达的现代社会这种不实信息的传播，对于政府来的公信力说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以上是本人的拙见，望孙老师和大家批评指正！！！呵呵呵

为什么我的回贴被删了?老实说,我们批评,既是因为对现实不满,同时也是因为对现实和未来充满希望.假如生活在恐怖或戒严的时代,除了那些甘愿牺牲的勇士,谁敢随便发声?难道"你们"真的如此脆弱?

对不起，系管理员行使管理职责。

管理员先生，能不能告诉大家，你的职责是什么？那个法律，哪条法规内容？具体文字是怎么写的？
如果我是管理员，我就管理影响网络的病毒和消除重复的条幅。
你随便删除文字，是否侵犯了被删除人言论自由和想看人的知情权？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真的改革起来——那么我们将不再担忧改革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因为那将是一种理想。

大家都知道想动一块瓦就得动整个房子，
但是为什么不想 也许偶尔动了一块砖 也许引起整个房子的大变化.
只是说 这个太理想化 那个不可行，
少说点，多做些，多思考些，天长日久，自然就会让制度也有变化。
比如说，地震吧，主流对于非主流的限制表现为民间慈善的弱小，
我们却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壮大民间慈善力量。
鲁迅说：大家都愿意如佛祖一样在菩提树下坐着，普度众生，
却不愿意给旁边的乞丐一点吃的，
此言非虚。

呵呵 我是阜阳人，孙老师说的很对啊，阜阳确实是很腐败的，除非连根拔掉，要不然没有希望。

     孙老师，我不大同意您关于在阜阳设立政改特区的问题，我觉得在中国搞政治改革特区很是复杂而且难以实施。
   相反，我觉得经济特区的设立却要易于操作的多。一定的政治总是与特定的经济制度（正式和非正式的）背景紧密结合的，可以说，经济决定政治的作用在中国各个地区间发挥着一样坚决的作用。如果说，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改革为之保驾护航的话，那么，政治改革则需要变更其深刻的社会经济为基础，显然，后者要难得多。
   比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同样难以回避。而且，如果说经济上的差异可以用地区和省为单位来区别的话，政治上的差异表现甚至可以小到县和镇。几乎每个县市区都有其独特的政治力量结构和政治控制形式。我的家乡是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经济上是典型的打工型收入县。那里的政治结构是多元、复杂的，是典型的“红、白两道”共同管理的政治统治形式，政府与黑帮势力共同主宰和管理着人们的经济和日常生活。比如说一个外商来这里设立企业的话，光是通过政府审批一关还不够，还必须通过当地各个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黑恶势力的“审批”，否则，打砸抢事件就会不断发生。而且，因为县内存在着诸多类如违规开采的小型铁矿企业（县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征收对象）黄赌毒行业，政府的管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黑恶势力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利用的，双方在管理的表现形式上都十分相似，例如，县交通部门将连接县城和各个镇的公路客运权出卖给特定的交通公司或个人，并容许承包者雇佣或自己组成黑恶势力打击报复其他没有取得运输权却有齐全客运手续的交通运输者，由此导致的纠纷或斗殴只要不出人命，县公安和交通部门一般都会支持购买了运输权的一方。而同样是打工型经济收入的安徽和重庆地区的许多农村县却没有出现这种独特的政治管理方式或者说没有这么明显的这种模式的政治管理形式（我本科时候寝室的另外两个同学分别来自安徽和重庆，通过他们的亲身感受是这么认为的。）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情况比经济更加复杂和根深蒂固。阜阳会接二连三发生特大的安全和政治腐败问题，在深圳等发达地区包括社会政治稍微进步一点安徽其他市县却并不一定会发生。很多时候，我们社会当中的很多问题是政治本生导致的，或者说是当地特定的制度导致的，和经济往往没有直接或者说必然的关系。权利的绝对集中导致绝对的腐败，程度不一样的权力集中也会导致程度不一样的腐败，而不一样程度的腐败也会导致不一样程度的社会后果。
   因此，我觉得在目前中国政治极度多元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设立政改特区是不现实的，在任何一个地方设立政改特区所产生的经验都推广不到其他地方。与经济的广泛参与性相比，我国的政治特权几乎无一例外的掌握在特定而极少的利益全体手里，政改必然会损害这部分人的抵制，因此是无法实现的，正如如果我们要进行彻底的反腐，我们的政治就将陷入混乱是一样的。
   要想政治清明，可能比经济发达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和任重道远，我们只能通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几千年的政治文明特别是官场文明缓慢
进步，慢慢让更多能真正认同自身公务员身份和社会定位与职业操守的官员进入地方政府和权力机构，我们的政治才能在全国慢慢清明起来，靠地区试验和经验推广是行不通的。
   只是学生的浅薄思考，老师觉得可有点滴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