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感于两次罢工

孙立平

在《有感于美国皇帝和海螺共和国》一文中，我想表明的是一种社会生活中的轻松与宽容，而这种轻松的根基其实是制度本身的稳固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体制性自信。当然，这不是说对所有的事情都应当以轻松的态度来对待，比如遇到像911那样的事情，哪个社会也轻松不起来。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像911那样的事情毕竟少而又少。
于是，就又想起去年下半年发生的两件事情。一次是始于9月24日的美国通用旗下的7.3万员工的全国性罢工。另一次是11月14日起开始的法国公交、铁路、电力、煤气、歌剧院和公务员的全员大罢工。这两次罢工早都以和缓的方式结束了，但其间的一些事情还是值得人们玩味和思考的。
罢工在我们的社会中是一个很敏感的词。大罢工，而且是全国性大罢工，一接触到这样的字眼的时候，我们就往往不禁心头一紧：这样的大罢工给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的损失将会是如何巨大？如果一个行业或者一些行业的人举行罢工，其他行业的人也争相效法，如此蔓延，局面失控怎么办？罢工者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罢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收不了场怎么办？还有，在这样大的罢工中，如果出现大规模打砸抢的暴力事件怎么办？更进一步说，按照我们所习惯的论证逻辑，最后的结果要是天下大乱怎么办？
事实表明，虽然不能说其中有些担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而且有的现象也确实发生了。但尽管如此，上面的担心从总体来说算是一种对罢工现象很陌生的局外人的杞人忧天。
罢工会给经济社会生活造成损失，这几乎是必然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损失”是罢工这种抗议形式本身就包含的因素，正因为会造成损失，罢工才会有威慑力。从实际情况来看，上述两次罢工所造成的损失甚至都可以用相当严重这个词来形容。美国的罢工主要是发生在通用汽车，而且由于是发生在非公用部门，对整个社会生活影响不大。但尽管如此，有机构估计，此次罢工给通用带来的营运利润损失仍达每天7000万美元。而法国的罢工，则主要是发生在公用部门，所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无疑要大得多。据当时的估计，工潮为法国带来每日约4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在罢工期间，包括巴黎在内的大部分地铁、巴士和火车服务暂停，全国铁路交通濒临瘫痪。
由此也就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罢工对经济社会生活造成影响和损失几乎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有时这种损失会达到很严重的程度，为什么不在法律上对罢工这样的行为加以制止？为什么社会还会容忍这种行为？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些罢工是在社会中形成利益均衡的一种必要机制。尽管有些罢工是针对政府的，但大多数罢工是针对资方的。一般地说，在劳资关系中，资强劳弱几乎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此，如果不赋予劳方包括罢工在内的为自己争取权益的合法权利，劳资双方的关系和力量就很难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而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其引起的负面效果，可能要远比几次罢工造成的损失更大。正因为如此，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罢工权被国际社会视为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许多国家对此的做法都不是禁止罢工，而是用法律的形式对罢工加以规范。
在法国罢工期间，我们最不能容忍的打砸抢事件也出现了。在巴黎至里昂间高速铁路轨道上，甚至有人打出 “有组织破坏性战役”的横幅标语，纵火焚烧电缆和信号装置，造成该线路列车晚点3个多小时。此外，占据大学抗议改革的激进学生，更声言会占据火车站，声援工人。但总起来说，在有关法律规范越来越完善的今天，在合法抗议中，这种暴力行为已经越来越少见了，更恨难得到其他人的响应。法国罢工中打砸抢事件发生后，罢工的组织者极力与之划清界限，组织罢工的铁路工会明确对这种行动予以谴责，并称这种故意的破坏行为是“怯懦的表现”。其实，在现代社会中，罢工越来越显露出轻松的一面，有了越来越多的表演性。浏览媒体上有关美国罢工的照片，印象很深刻的罢工者的表情，平静而轻松。不仅在协议达成罢工结束时罢工者脸上露出轻松的微笑，就是在罢工开始和进行中的时候，至少照片上也看不到剑拔弩张的场面。这与我们在历史老照片上看到的罢工场面，有着相当大的差别。
当然，最基本的时代背景是不同的。过去的罢工是发生在物质匮乏，人们还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背景下，而今天，西方早已进入丰裕社会，问题已经不是生存而是改善。衣食无忧是早就轻松的基本条件。但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两个因素是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其一，罢工的经济与福利性质。无论是美国汽车工人的罢工，还是这次法国的大罢工，所涉及的都是福利待遇等具体的利益问题。而在各国关于罢工的立法中，几乎都规定，合法的罢工要与具体的利益要求相联系。如法国的法律就规定，合法的罢工必须是具有未满足的职业性主张和要求，包括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要求雇主履行义务、反对集体裁员等等。丰裕条件下对具体经济与福利目标的要求，本身是比较理性和有限度的。这与此前带有很强政治性的罢工是明显不同的。其二，罢工工人的保障。在西方，工会和相关制度的健全，保证了罢工者的退路。《纽约时报》报道说，UAW 如今拥有一项将近9亿美元的罢工基金。如果属于联合会的汽车企业员工举行罢工，UAW 会向他们支付每人每周200美元，以弥补罢工对员工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个保障避免了罢工的不可逆转的对抗性。
这当中尤为重要的是，罢工虽然是一种具有较高强度的抗议行为，而且这次法国的抗议对象恰恰是政府，但这种抗议是实际上是在社会已经规定好了的模式中进行的。一时之间好像剑拔弩张，但这种剑拔弩张实际上是一种有规则的对峙，一种有控制的冲突，一种目标有限的博弈。换言之，这种冲突是在社会设立好了的管道中进行的。这个模式就是相关的法律安排。只有当一个社会完全缺少由法律设定的管道的时候，罢工才成为一种失控的现象。但这与其说是由于罢工本身，不如说是由于法律的缺陷。
还有一点应当提及的是，在罢工事件中，在场的似乎只有罢工者和抗议的对象双方，但实际上在场的不仅是这两方面。在对抗资方的罢工中，还有政府和社会中民众的存在。在针对政府的罢工中，还有社会中其他民众的存在。这些他方因素，也是使得罢工能够保持在健康轨道的重要因素。比如，在法国的罢工僵持不下的时候，一次重要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法国民众仍然支持总统萨科齐的改革计划。法国《费加罗报》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萨科齐在与铁路工会的对阵中赢得了民心。68%的受访者认为罢工“不合理”，69%的受访者希望政府“不要屈从工会的要求”。公众的态度对于打破僵局，起着重要的作用。正由于有其他力量的存在，走极端，鱼死网破，成为不智的选择。于是，就有了以妥协解决问题的空间。因此，无论是在最成功还是最失败的罢工中，最后的解决往往都带有妥协的因素，很少有全输或全胜。

罢工对国内政府意味着社会稳定、政绩、政治危机。所以一切都变得敏感。
谁罢工最后往往没有还结果，所以除非过不下去，很少要出来罢工的，因为罢工是双刃剑，对罢工者的成本太高昂，所以就没多少人敢罢工了。

也许丰裕社会下的罢工虽然不比短缺经济下来得激烈，但是却更可能随时发生，或是基于利益、或是认同、或是承认。法律的管道对应付利益目标明确的罢工无疑有重大作用，可是对于应对为了认同、承认等价值性的罢工冲突能有多大作用呢？如果冲突双方是基于意识形态而冲突，那么本身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法律，是否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呢？

中国的老百姓太苦了,有些地方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他们根本想不到什么罢工,他们只能想到的是我没有本事,挣不来钱或者我没有关系,无法进入上流社会,通常他们想到是犯罪,结果经济刑事案件越来越多,我认为中国人的法律意识普遍差,提高全民族素质势在必行,孙教授认为呢?

楼上的哥们儿很傻很天真嘛。难道就你懂法吗？即使全国人民都能把宪法倒背如流，那又能怎么样呢？谁敢罢工就收拾谁，跟全民素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