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殊的利益谁来代表？

孙立平

今年的两会恐怕是一次在会后最值得议论的两会。这里所说的议论不是以前我们所习惯的“贯彻会议精神”，甚至也并不仅仅是对于会议中一些重要议题的继续关注，而是这次会议本身出现的一些原来没有过的新现象，成为人们继续议论和关注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新现象也许在预示着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些重要的变化和新的趋势。德国《时代周报》在评论这次中国两会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的政治变得十分有趣了”。但愿那些有趣的现象能够成为进步的开端。
在这里我们首先关注几个与代表的构成及其言行有关的现象。
首先的一个也是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政协委员张茵的提案、发言及其所引起的争议与反响。张茵是一位有名的企业家，曾经在2006年胡润百富榜上成为内地首富，在《福布斯》富豪榜上名列第五。张茵在这次会议上引人注目，是因为她提出的三个提案。可以说这三个提案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明确地为自己所在的群体的利益说话。其实，张茵之所以成为关注的焦点，还不仅仅在于这些提案的内容，同时还在于她的提案和发言，用了一种直截了当、毫无遮掩的方式，甚至也可以说是直奔主题，毫无顾忌。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是农民工代表直接进入两会，以及他们在会上的表现。这次进入两会的农民工代表共有三人。农民工代表直接进入两会，在历史上还是首次。因此在会议期间，三位农民工代表就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不但采访的记者蜂拥而至，而且还举办了专门的记者会，中央电视台也为三位代表做了专门的访谈节目。但对于三位代表在会议上的提案和有关的发言，舆论上，特别是在网络上，则不乏非议之词。人们议论的问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他们是否很好地，至少是能够像张茵那样，代表了自己群体的利益。
第三个引起人们关注和议论的是明星委员们在会议上的表现。这不仅仅在于明星们本身就容易引起关注，还在于明星委员或代表在两会中占有一个不小的比重，这也是我们两会的一个特点。于是人们就自然会关心这些明星委员在会上提了什么，说了什么。尤其是一份由21位文艺界政协委员联名提交的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更是引起人们议论纷纷，明星委员是否应当占有如此之多的参政议政的位置的怀疑也就由此而起。得到舆论一致赞赏的，似乎是一些明星在接受某网站专访时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但实际上，看一下其中的内容，这显然不是明星们的强项。
在这里之所以将代表本身以及他们的言论和提案特别提出来进行讨论，是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即在利益主体不断分化，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已经有了很大分化的今天，如何解决对这些利益的代表问题，特别是如何在像两会这样的场所解决对不同利益主体的代表的问题。而这无疑是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甚至是建立现代民主体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张茵的被指责，与其说是由于她的提案代表了她自己所属的群体的利益，不如说是她所属的群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强势地位，以及近些年来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失衡。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虽然对张茵只为自己所属的富人群体说话的指责得到了众多的呼应，但对于农民工代表应当为农民工说话的观点，却几乎没有任何人提出非议，相反，倒是有不少人指责三位农民工代表没有能很好地代表农民工的利益。从这个对比中我们也能够看出，问题的实质并不是出身于某一群体的委员或代表应不应当为自己所在的群体说话的问题，而是在于不同利益主体的表达如何能够有大体的均衡，特别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表达能够实现大体的均衡。
其实，通过这次两会，人们倒是在开始逐步接受一个新的事实，即应该为自己的利益大声说话。甚至有人认为，“张茵现象”标志着民主政治的进步。我觉得这样的评论其实也并不为过。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虽然不同主体的利益可能经常是互相矛盾和冲突的，但利益这个问题有个特点，互相矛盾和冲突的利益可能并没有对错之分，只要这些利益是合法的，就都是正当的。为这些利益进行博弈，应当是我们正常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过去多少年来，我们总是强调这些利益的根本的、长远的、一致的一面，结果是人们具体的利益往往在冠冕堂皇的名义下受到侵犯。因此，人们能够明确的而不是含糊地伸张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事情显然没有到此为止。
评论家曹林先生马上就问了一个问题：有工人委员反驳首富委员张茵吗？曹林先生说，他其实并不担心张茵的提案，而担心另一个问题，即在政协上能不能出现与张茵不同的声音，会不会有委员与张茵就此提案进行辩论，有没有一种力量抗衡企业界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势均力敌的博弈——更直接地说，《劳动合同法》修改是一个涉及到资方与劳方双方利益的事，现在资方的委员发言了，能有劳方的政协委员站出来反驳，力挺有利于本群体利益的“无固定期限合同”吗？
应当说，曹林的这个问题更具有实质性。而且首先的问题还不是有没有劳方的政协委员站出来说话，而是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劳方委员的存在。有分析指出，今年两会在代表的构成上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一倍以上，基层农民比上届增加七成以上，农民工代表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等等。但尽管如此，正如曹林先生所说的，往届“明星多、专家多、冠军多、老板多”的特点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种情况下，代表资方、取消“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声音很容易成为一种独大的声音，劳方的声音缺席，没有委员站出来反驳资方的观点，不能在政协中形成公平的交锋和平等的博弈。也有人更进一步用统计数字说明，2.1亿农民工中首次出现三个农民工代表，而私营企业界人士在本届“两会”中的代表委员竟达200人之多。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就有人提出了，比如四分之一代表权的问题，即农村居民中产生人大代表的比例只有城市的四分之一。而且，即使是名义上的普通工人农民代表，实际上也很少是真正的普通劳动者。正因为如此，改变代表构成的呼声，近些年就不时出现。
但紧接着的问题就来了。真的是不同阶层按照人口规模同一比例地产生代表，才能更好代表各个阶层的利益吗？或者换句话来说，只有出身于本阶层或本群体的人才能更好地代表本阶层或群体的利益吗？说得再具体一点，假如说我国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民，真的是坐在大会堂开会的代表也要有三分之二是农民，才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吗？事情显然不是这样简单。
以这届两会的农民工代表为例。也许我们可以有理由推测，无论是在会前、会中还是在会后，三个农民工代表内心中的压力都是相当大的。因为他们代表着一两个亿的农民工，而且是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他们无疑被寄予极大的期望。有人指责他们说，他们有的在记者会很熟练地说着官话，甚至有人说他们用外交部发言人的语气和记者打着太极拳。还有人直接质问，这些农民工代表怎么就不为农民说话？其实，我倒更愿意承认他们有着代表农民工和农民利益的迫切愿望。但事实是，与张茵这样的企业家代表的成熟、老练、自如相比，这些农民工代表确实是显得相当拘谨。甚至我们也许不能不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他们在这样的场合参政议政的能力，与张茵这样的企业家相比，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会议期间有一则报道，题目就是：（农民工代表胡小燕说）向总理反映问题时我不紧张。主持人问，你是照着稿子念还是自己说的？胡小燕回答：还是照着稿子念的，因为还没有那个水平脱稿，还有待努力。我们当然期待他们在今后的两会或其他的场合，能够成熟起来。但我们更加期望的是，那些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工利益的人能够走进两会这样的场所。比如，近年来一些从事农民工维权的NGO组织的代表，他们本身可能并不是农民工，但就表达农民工的利益的能力来说，也许会更为胜任。
至此，问题已经很明确，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制度，一种更为有效的代议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中，特定群体利益的代表，并不见得一定是这个群体中的成员，而是能够更好代表他们利益的人。为此，就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选民在代表选举的时候就了解你的立场和主张，哪怕你是一个律师，也可以成为农民工利益的代表。第二，代表言行的透明，选出来的代表在会议上提了什么提案，发表了什么言论，是不是践行了原来的诺言等等，都能及时为选民所了解。有了这样的安排，也许“代表”才真正有了保障。

我国的政治制度完全可以依赖人民代表制度这个基本框架，逐步的推进，完善。而如何改革考验着当下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也许在这条路上我们还有许多的错误要犯，错误里有许多的细节要重视。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在一步步实现公开公平公正民主的同时，宣传其有效性合理性同样的重要。当下，在大多数国家是所谓的“民主制”国家已是现实，而作为“异类”，如何与这些把我们视为“异己”的西方国家和平相处也是推动改革的基础。该如何进一步树立国家形象和政府形象呢。
在“抱怨”西方社会打压的同时是否应思考如何消除偏见。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软实力”的成长，增加全世界对中国的好感。
另外，今年的代表们确实显得更加的敢言。新闻有爆，期间甚至有代表讨论起了“艳照们”事件。但为什么偏偏是今年出现了这些变化呢？是人民代表大会本身有所变化而带来这个变化，还是代表们胆子一下子变大了吗
同时问题同样也提了出来，即便利益两双有博弈，有问题要争论，要解决，两会结束后出现了新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是一年等一次吗？

不论官方舆论如何导向，社会总还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的，脱离现实的意识形态迟早要被抛弃。
寻找理性的社会运行方式的过程会复杂而充满痛苦，但人世间哪一样事情是容易的呢？可喜的是我们已经有“张茵”和“胡小燕”出现了，这其中即使有形式化的因素存在，却也证明了现实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博弈已是客观现实，我们不必自欺欺人，更不能怨天尤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今天的现实是几代人放弃思考的必然结果，我们能做的就是学会思考勇敢面对。
在我看来，张茵是个英雄，不论她为谁的利益说话，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她能在主流场合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而长久以来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禁忌，我们不畏惧在阳光下编造谎言，却只能在黑夜里抚慰自己的思想。也许是财富使得张茵比我们更加自信，但张茵的象征意义在于，禁忌总是要由人去打破的，有了第一次，我们就可以期待下一次了。若干年之后，我们的代议制度，政党制度乃至其他制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完善，我们甚至可能来一次真正的“修宪”以使别的民族能够了解:中国人的毛病也不过就是“乡愿”而已，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脚步虽然缓慢，但社会是在进步。

社会的进步总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从而让更大部分的人享受更大的利益。我国的政治制度的运行过程鲜明的体现了这一点。张茵的提案中对弱势群体缺乏关注是我们所质疑的，但其行为是值得我们赞赏的。总要有一部分先行者要忍受大部分人的不理解甚至责难，总要有人要做不怕火烧坚持真理的布鲁诺，这样社会才会进步。而这一点，在中国转型期这个问题频出的时期尤为可贵。
关于另一点，谁来代表分殊的利益，孙老师的观点应该能为多数有识之士所赞同。相当多的利益群体并不能有效的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针对这一点我国也有相应的制度安排。目前公务员制度，要求下基层锻炼，目的就是能够料了解民间疾苦，将来为百姓代言。可惜的是，这种安排是不健全的，监督制度的乏力，精英循环的停滞，让大多数公务员专心于追权逐力，而把为人民言声当作往上爬的工具和作秀的道具。

瞭望东方：利益集团开始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01日14:28 新华网 

　　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

　　两会已经结束。观察今年的两会，一个鲜明的特点便是利益集团开始在两会这一中国独有的政治舞台崭露头角，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委员进行了初步交锋。这特别表现在代表委员所提议案和提案上。很多来自不同阶层、群体和地方、行业的代表委员，其所提议案和提案，为本阶层群体和地方行业代言和谋利的色彩十分浓厚。比如，引起舆论巨大争议的中国首富张茵的三个提案，就被认为代表了新富阶层的利益。公开地或者真诚地为本阶层群体的利益代言，是一种进步，它表明了代表委员角色意识的觉醒。从民主的本义来说，民主本就是各个阶层和集团，就其所提出的意见、建议和政策讨价还价，并相互妥协的过程，在这一博弈中，让民众知道哪个集团的建议更接近社会的整体利益。由此形成的结果也许不是对社会最有利的，但却是社会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因而，一些代表委员在今次的两会上能够站出来为本阶层群体说话，值得肯定。但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前提必须是：各利益群体的力量也要大致均衡。否则，结果就必然有利于社会的强势集团。然而，目前我们恰恰缺少这些前置条件。如此势必会出现哪个群体的资源多、声望高，离权力近，该群体发言的机会就越多，发出的声音也越大。

　　比较一下中国改革跟日、韩经济起飞时候的情况就会发现，后者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使本国国民的收入进入到了发达国家行列。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时间上算也已超过30年，但从国民收入来说，虽有较大提高，可仍处于比较落后的行列。出现此种情况，原因虽然很多，比如，中国基础差、人口多等，但也在于国民收入的分配上，没有向劳动者倾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国民创造的财富通过利润和税收的形式转移到了资本和各级政府手中。要使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和政府倾斜，就需要在经济和政治上作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全民致富的政策和舆论导向下，特别是在以GDP作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的情况下，招商引资成了各级政府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为资服务也就变成了某些地方政府的优先选择。职工的权益就在政治上被严重有意忽视，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也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如福利、保障等等。这虽然使我们在3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贫困人口也大大减少，但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总结人类发展经验时所曾归纳的五种“不带来好运”的经济增长：jobless（没有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ruthless（成果不能为社会共同分享的经济增长）、oiceless（没有发言权、没有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经济增长）、rootless（没有文化根基的经济增长，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逐渐消失），以及utureless（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没有前途的经济增长）。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在资源、环境和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与福利方面，付出太少。党和政府已经意识到，此种利益失衡的现象不可再无限期延续下去。下一步的改革，必然要求扭转利益失衡现象，改善职工的权利和福利，重视发展成果的共享，走一种利益分享式的改革。此外，必须扭转目前强资方弱劳方的局面，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垄断，特别是对其主导公共政策的情况进行必要限制，给社会各阶层尤其是职工阶层一个表达和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渠道。3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中外记者时，强调在今后5年，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并重申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总理说，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

　　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眼下的关键乃在于利益调整，割断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政府推进改革、维护公平正义的进程。唯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在今后的5年，使中国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有一个更大的提高，使社会公平正义有一个更大的推进，使改革开放迈出更大的步伐。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眼下的关键乃在于利益调整,割断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政府推进改革、维护公平正义的进程。唯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引自楼上），这个表述值得存疑。
眼下的中国似乎还没有哪个“既得利益集团”真正敢于阻挠政府的改革，除非这个集团是政府自己。
没有真正的制度改革，“公平正义”谈何容易？
各个阶层的利益该由谁来代表？当然应当由本阶层的政党来代表。
可是我们有这样的政党吗，宪法允许这样独立的政党存在吗？是的，我们有“九三学社”、“民盟”...，可是完全接受别人领导的政党能叫政党吗？他们能代表谁？有几个老百姓能知道他们的存在？能怨人民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吗？“民进党”再烂却也家喻户晓。
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培育出相对成熟的政治体系，我们能去计划和评估吗？这个议题有人提吗？有人正面回应吗？
“王顾左右而言他”是真诚的吗？
没有真诚还奢谈什么“公平正义”？

日本经济起飞时是一党独大，但党内分为各个派系进行斗争。后来发生变化以后真的有带来实质的好处吗？
另外，各个阶层的利益应该由本阶级的政党来代表这是什么理论。能自圆其说进而说服我们吗？人民代表代表的是地方利益，而政协才是由各行各业选出代表的是行业利益。

首先要对您表示感谢，虽然我非常希望能有人和我探讨这些问题，可是也并不敢奢望能有多少实质性的互动，在我们喜欢的博客上发表匿名评论，更像是在自说自话，能够有人批评和回应，让我感到有些受宠若惊。
当然更多的是面对您的质疑而产生的恐慌，我丝毫不想为我的言论的相对激烈和不成熟感到不安，作为公民，我想我有权利表达我的疑惑和关切。所以恐慌是因为我们正在探讨的问题并非几句话可以说清楚，我深知自己知识的浅薄，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政治学，很难给出专业的反驳，所以我真诚地希望能有更多和我有相似关切的人可以加入讨论，借孙老师的宝地，让各种不同的想法相互碰撞，总是有些益处的。
尽管非常好奇，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日本民主政治发展演变的历程，但是我想，一项政策的成败得失需要时间来验证，这其间有许多交互影响的因素在起作用，民主改革成败的评判应该多元化，国家利益只是其一，到底该如何去平衡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我更倾向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给出的解释。
不可否认，“民主的乱象”是所有渴望民主的人们的软肋，如何在地广人多的中国进行民主改革又不至于损害国家利益，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百年探索的目标并不仅仅止于经济的腾飞，经济的进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可喜变化的确令人鼓舞，可是这一成果的取得所经历的历程还不够漫长吗，经济的成就更多的又得益于谁呢？
改革当然不会止步，可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能够承载人民日益增长的参与政治的需求吗？我没有您那么乐观，这需要可靠的数据来证明，个人很难做到。
不知为何，中国人显得非常沉默，中国留学生反击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的歪曲报道所发出的声音竟使得他们感到震惊，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对于祖国的发展，我们每个人都满怀赤诚，上至知识精英，下至草根平民，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该是值得憧憬的图景。至于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由谁来代表，我的看法也许武断，但各国的政党政治实践也决不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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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海浪：
写了很多，看到你的担忧有一个：目前的政治体制如何承载日益增长的政治需求。
事实上，无论当今中国政治体制为何，一定时期内需要吸纳政治上的人才的数量是固定的，当然伴随着社会的变化，某些机构需要裁减，某些机构对公务人员的需求还要扩大，而这些与当前中国人有多少的政治热情，政治需要是无关的。
而你的担忧更多的是对当前政治体制的怀疑，所以我前面的帖子有提到要加强对我国政治体制合理性、有效性、渐进性、发展性做更多的宣传，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我认为凭空的讨论政治体制问题，尤其是非此即彼的体制问题是脱离现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当今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如何导向更科学合理的政治参与。

我们的讨论其实还是很有代表性的，我周围就有许多人和您持同样的观点，而随便浏览一下孙老师博客上的评论就能发现和我有相似关切的人也不在少数。
我觉得政治见解的不同可能和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经历有关，更大的相关可能来自于不同的个性心理特征和所接受的思想影响。其实我很羡慕您能有这样的信仰和心境，至少您比我体验了更多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我却远没有那样的幸运。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还完全是个榆木脑袋，对于一个并不优秀的理科学生来说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对此我给出的社会学解释是：微观来说，平民家庭的父母能给予孩子的教育和启蒙是相当有限的，我就是残酷的“马太效应”的一个注脚；宏观来说，现有的教育机制帮助我建立起来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论述很遗憾地没能进入我的视野。
工作之后，我的榆木脑袋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我彷徨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分不清谁对谁错，被撕裂的痛苦迫使我去寻找真实和真理。这使我无意间进入了一个精神的宝库，我第一次知道人原来可以那样思考。
然而，这于我并不是什么值得欣喜的事，上下一打量，才发现自己与主流已经渐行渐远了，我还没有可以自诩为“光荣的少数派”的胸襟，我继承的是中国血统，习惯于社会比较。当国人忙于比较财富的时候，我只是稍稍比较了一下思想就已经给我带来了太多的不快，更别提那些无孔不入的话语暴力和形形色色的特权与不公了。一句话，我感觉受到了侵犯。
而这注定是无法讨回的公道，理解的会表示同情，不理解的觉得你自己找不痛快，欣逢盛世，歌舞升平，不抓紧时间挣钱老琢磨这个干啥？当我致力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社会的时候，我发现与郑航生老师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不同的是孙立平老师特立独行的社会学研究，这于我无疑是一根救命的稻草。虽然我从前也在潘湘陈的《台湾未来》中领略过中国学者的无畏气概，但孙老师的研究却更能给人以希望，他也许并不给出答案，但他在引导我们思考和探索，中国已经久违了这样的学者。
说了这么多，希望您别把它视为煽情。
对于您给出的三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
1.一种政治体制的效能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它的结构设计和功能上而不是公务员的数量上，我并不是说人手不够。
2.如果一种体制还有在结构上改良的空间，那么仅靠对国内外宣传其理念可能还不够，还有更多技术上的问题需要讨论。
3.我承认我有些理想化，但是并没有二分法的预设，体制改革有许多选项，民主一些也没什么不好。
前几天，我在社会学吧看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的一篇文章，他的观点更加清晰：
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就，是摆脱了“短缺经济”的重轭，而其他很多方面没有取得相应成就，这与中国自上而下、政治考虑大于经济考虑的发展体制、发展模式相关。由于缺乏良好的制度化环境，反思难以及时进入主流，适时的调整、更全面的发展姗姗来迟。170年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就是进入全球化。中国的制度化将取决于更广更深地进入全球化，而用宪法和法律来保障公民创造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应成为中国上下努力营造的最基本的制度化条件。

我觉得政治见解的不同可能和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经历有关，更大的相关可能来自于不同的个性心理特征和所接受的思想影响。
恰恰相反，我认为真正理性客观的政治见解最需要的是超脱自身的利益、境遇、经历、观念，而不是局限于自己使观点也受到局限。这样也能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对不同的状况，作出相对较优的理智选择。今天，南京电视直播竞选局长，我们为中国更加的公开，透明欢呼，我们由衷的相信这是一种进步，并不排斥这种尝试。另外一方面，台湾政治变革所带来的种群对立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为民族融合做一些言论上的控制我认为也是必要的。当然台湾的对立是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对立而不是民族的对立，举以上两个例子，重点不在于例子本身，而是说明我们需要摆脱观念意识里的某些“绝对正确”。是的，我国的政治体制在功能上，结构上需要改进的空间有许许多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关注应是如何改，而不是口号式呐喊式的：我们需要改。

ding 起来，学了很多东西

我所言的政治见解只是一个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诉求，我渴望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并深信这是普世的价值标准。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自由不能为我提供丝毫安全感，自然也就少有兴致去为还未经证实的事情欢呼了。
台湾的大选其实正可以表明人民已经渐趋理性。今天的世界，很少有国家是单一民族的，即使是韩国和日本也不得不面对民族融合的现实。政府的作用在于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各阶层利益，而不是压制言论并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强加给公民。我们关于党、国、民、法之间的逻辑关系还不够清晰。
对于一个守法公民来说，要随时提防自己可能因为与政府持有不同政见而触犯法律的话，要求他去超脱自身的利益、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对不同的状况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也许您可以做到，但这不代表别人也一定要做到。

不用把我幻想成民族义士，我只是个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同你一样，对于就业、教育有着许多的不满，四年的高等教育让我变的愤世嫉俗，封闭，自我怀疑，情绪化等等，为此，我时常打听校长的小车是哪一量。所以，不用怀疑我对提升个人利益的渴望。
对于个人超脱与自身利益看待问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宣扬砖头精神，更不是提倡怀有深厚革命情怀的牺牲精神。而是让我们能够更客观理智的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同时也相信对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强调一定是利大于弊。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利益和个人利益存在对立的关系，但更多的是共赢的关系。并非强调国家利益就是在损害个人利益。
对于民族融合问题，日本韩国存在民族对立？证据是？
56个民族的中国，同化作用在发挥着重要但缓慢的作用，但人们更希望以平和的方式还是在民族间划上一道伤痕再反思再融合融合呢？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所激起的群体间情绪群体间对立又是怎么样的呢。也许你会认为台湾是处于政治上的因素而引起群体对立，内地并不存在与之相似的条件，也许你生活在汉族站大多数各民族间平等互相尊重，生活中甚至不能感受到民族的不同带来的差异，但西藏事件是否敲醒了警钟呢？

其实这是一个代表的"合法性'问题.说实话,我都有16年的党龄了可是至今还没有参加过人大代表的选举.上述的农民工代表说起来有点作秀.他们没有能力代表2.1亿农民工.

不论如何，我们的讨论都是有意义的。
勤奋地学习，真诚地生活，永远心怀梦想。

希望向您请教一个社会问题。写了几千字，可是这里大概提交不上去。可以知道您的邮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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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slping@263.sina.com

发到您邮箱了，不知会不会得到您的回复

孙老师说得好！
农民陈永贵还当过国家副主席，可他什么时候代表过农民？
关键的问题不是看职业或者身份，要看是谁授权。农民选的代表自然要对农民负责。官员定的“代表”只是花瓶而已。
因此，容许自由博弈的制度安排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