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博弈的一年

孙立平

在去年的年终专稿《利益时代的冲突与和谐》中，我力图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利益的时代”。可以说，2005年的中国，利益博弈是最突出的主题之一，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和现象都与这个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为利益博弈提供制度安排？如何保障利益博弈相对公正地进行？如何解决利益博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

利益博弈浮出水面
在2005年，一系列的利益博弈事件将作为象征性的标志，表明中国开始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
“两税合一”受阻。2005年3月的“两会”期间，“两税合一”的议案没能付诸表决。这意味着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努力再次遭到失败。《华尔街日报》对此报道说：“这使外资企业暂时赢得了一场胜利。”
两税合一问题近几年就在政府部门和学术界中进行酝酿，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利益博弈也就由此而展开。从阵营来看，可以看出，大体是财政部、内资企业和部分专家学者为一方，商务部、外资企业以及一些地方政府为另一方。2005年1月12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公开表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已经迫在眉睫，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拖了。”但也几乎就在同时，2005年1月5日，一份名为《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若干看法》的报告出台。报告提出，希望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能够就现有的优惠政策给予外商投资企业5~10年的过渡期，并且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给出一个“合理的、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所得税率。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之为外资企业的联合上书。更有人说，这是外国企业联手要挟政府。在2005年1月中旬，在跨国公司联名“上书”国务院的时候，金人庆曾感慨地说：“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
房地产调控与反调控。房地产调控与反调控的博弈，可以说是这一年中涉及利益面最广、博弈技巧最纯熟、悬念最多、结局也最扑朔迷离的一场博弈。房地产是近年来聚集资源最多，因而牵扯的利益关系最广泛的一个领域，而房地产集团也是目前中国发育程度最高的一个利益群体。
房地产集团最漂亮的一次博弈是2003年成功反对掉了央行的“121文件”，促成了国务院18号文件的出台。可以说，在改革以来的20多年中，一个利益群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甚至改变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这还是第一次。而恰恰是这次房地产商的胜利，导致了2004年中国房价的扶摇直上。2005年，更加关注房地产热社会和政治后果的中央政府终于连出重手，实施宏观调控。从政府两会报告中提到要稳定房价开始，从“国八条”到“曾四点”，再到新八条，都表明了政府稳定房价的决。到了5月份更是发出了更有震慑力的七部委《关于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政府对房地产的关注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有人称之为“刀刀见血”，一招紧似一招。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由房地产开发商和不分地方政府进行的反调控。一年时间过去，究竟鹿死谁手？目前的胶着状态显然还不能提供确切的答案。关键是要看明年房价的走势。
官煤勾结与官煤整治。在2005年，连续发生的大规模矿难，使某些经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黑幕开始暴露出来。由于矿难，湖南娄底市一煤矿老板的两个笔记本被发现，上面记录了32名党政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入股煤矿的事实。由此，官煤勾结这个“隐性秩序”得以曝光。随后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正是官煤勾结的利益链，形成了腐败包庇违法，违法酿成事故，事故最终造成矿工死亡的“矿难逻辑”。
连续不断的矿难，使得中央政府痛下决心，整治官煤政治，这就是著名的“撤资令”。而这次的“撤资令”实施得似乎比以往任何一次政令都更为艰难。尽管“撤资令”已经用“既往不咎”的原则做了事先的让步，但相关的方面似乎并不买账。在官煤勾结最严重的地方，主动撤资的为数寥寥，甚至有官员宣称“宁不当官，决不撤股”。于是，许多省份不得不将最后期限加以延迟。在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之下，各地陆陆续续报上了“撤资”的数据，但这些数据与其说令人振奋不如说令人失望。在一些地方则传来“明撤暗持”的消息。

利益集团与利益联盟
事件的背后是结构。在这一系列的利益博弈中，人们可以发现两个在不久前还很陌生的事物，这就是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所结成的联盟。应当说，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分化的必然结果。在利益分化的基础上，不同的利益主体在逐渐发育起来，而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利益主体的整合，就是利益集团。而利益联盟的实质性内容则取决于具体的制度背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权钱的结合几乎是利益联盟的一种普遍形式。
强有力利益集团的形成无疑要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因此，最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总是首先诞生在资源最集中的领域。在这当中，房地产商无疑是一个发育程度最高的利益主体。过去十几年间，房地产业积聚了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由此形成的房地产集团以自觉的意识甚至集体的力量影响政府政策和社会风向的努力也是最早的。早在90年代初海南等地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房地产集团就开始力图影响社会政策。而在最近几年中，电信、石油、电力、汽车等垄断或强势的产业集团，似乎都在开始利益集团化，并开始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明显的影响。
财富的规模、现实的利益以及历史的积累，造就了这些利益集团的团体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有一篇报道讲到华远的任志强，说他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了参加研讨会、撰写文章参与论战、在各地组织商会活动上，为此他一年坐了160多次飞机；采访他的记者说，采访中有一半的问题是有关国家政策，在很多公开场合，同行们总是期待着他对政府的批判。任志强曾任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的轮值主席，他的这种经历、他的企业在业内的地位以及他个人的秉性，都当仁不让地使他成为这个利益集团的领袖和发言人。应当说，在市场经济中，利益集团的发育是一件正常甚至是必需的事情。问题是如何对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进行规范以及对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进行平衡。
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背景下，利益集团的行动要真正取得效果，最有效的办法是与行政权力结盟。房地产集团所具有的巨大社会能量，无疑在于其与权力的联盟。近些年来在政绩、财政压力以及其他种种因素促发下导致的地方政府对于“经营城市”、“出售土地”的兴趣，则为房地产与地方政府的结盟提供了可能。地方政府官员在土地征用、地皮出让、工程项目中的腐败行为，更成为这种联盟关系的粘合剂。而在官煤政治中，权钱的勾结就更是怵目惊心。这种联盟关系，直接影响到利益博弈的实际过程。以房地产为例，一些地方房价的飞涨，其实就是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合作的结果。在调控之初，与之联盟关系最松散的投机客成了牺牲的对象，而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的联盟直到目前都还非常牢固。
对于目前正在形成的利益集团，有几个问题是很值得重视的。
第一，利益主体的发育是相当不均衡的，特别是强有力的利益群体开始出现某种寡头化的迹象。在房地产行业中，在其他的一些垄断行业中，甚至在一些竞争性领域中，都在显露出寡头化的某些迹象。尤其是与行政权力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牢固结盟关系的群体或个人，寡头化特征就更是明显。不过，与俄罗斯的“寡头化”不同的是，中国精英寡头的问题之所以凸现出来，与其说是由于其自身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其他群体的无力状态。
第二，强势集团与弱势群体的裂痕在加深。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贫富之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裂痕在加深。一条社会主要“断裂带”隐约在形成之中。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之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裂痕在加深。
第三，力量失衡的博弈导致的是群体间的财富掠夺。无论是房地产热，还是汽油涨价；无论是教育产业化还是医疗价格的飞涨，都使人感受到其中利益分割或利益再分配的含义。而且，在这次房地产热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即中产阶层开始成为掠夺对象。一篇报道的醒目标题就是《掠夺经济使中国的中产阶层迅速消失》。因为房价的上涨，受到影响最直接的，就是作为购房主体的中产阶层。

利益博弈的新手段
观察2005年这几次涉及重大利益关系，并对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利益博弈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一系列以前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不曾存在过的利益博弈手段在开始使用。比如，在房地产博弈中，要挟、挟持、绑架，这样几个过去很少用到现实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名词，不止一次被提及。这些名词不仅表明利益博弈新手段的出现，同时也表明这种利益博弈的程度之激烈。
对于这些新出现的利益博弈手段，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一些特征。
从暗中较劲到公开博弈。我们是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而这种权力本身又是高度集中的。这样的制度特征使得利益博弈不太容易以对抗行政权威的方式进行，而是更多采取暗中较劲的方式。在海南等地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房地产集团所使用的手段也仅仅是鼓动一些学者一般性地倡导政府要放松银根，很少直接涉及房地产，大体是一种旁敲侧击式的博弈。到了反对“121文件”时，就已经直接面对主题了，但方式主要还是呼吁，至多是上书。而在这次房地产调控中，更为硬碰硬的实质性博弈开始出现了。甚至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和某些政府部门，也不时地从幕后走到台前。在调控最较劲的时候，主管房地产的建设部某官员就曾表示，政府不希望房价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房价的大落对老百姓没有好处。不久前去职的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在退休前曾有过一句惊人之语：“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应当看到的是，现在的所谓政令不通，背后往往有着利益掣肘的因素。
手段日趋纯熟。在房地产调控还在酝酿甚至进行中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就坚称本地的房价是合理的，没有泡沫；在调控开始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和某些政府部门则与开发商联手努力将中央政府的调控解释为不是要房价下跌而只是放缓房价上涨的幅度；在中央表明态度之后，一些地方很快就报出房价下跌的数据和消息，以促使调控早日收兵；更技术性的做法则是推迟高档房开盘时间造成房价结构性下跌的假象。而且，有关方面不时发出诸如如果房价大幅下跌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威胁。这样的做法，在以前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都是很难见到的。在房地产调控中，人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即不同利益方公布或使用的统计数据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包括有关政府部门在内的房地产联盟拿出的住房空置率和房价上升幅度的数据，都明显低于其他部门或机构的数据。这意味着，作为权威数据发布者的有关部门，开始将数据作为博弈的手段。而对于官煤政治的整治，有人则担心，整治本身是否会成为重新洗牌的工具，是否会使得更强的利益集团取代在整治中受到打击的利益集团。从目前情况，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借民众要挟政府。央行3月16日宣布上调商业银行对个人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并要求上调个人房贷首付款比例的调控措施后，有不少人表现出对政策出台的愤怒与不满。易宪容在分析这种情况时指出，其中就有既得利益集团在借民众的误解来要挟政府的因素。人民网发表《地产寡头走向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文，其中讲到，在房地产调控中，社会被整体挟持。眼见着房价摇摇欲坠，这些出手阔绰的老板们突然变得体恤民情起来，异口同声地指责政府调控房价最终只会伤害中低收入阶层，不仅“让穷人买不起房子”，还会让工薪阶层现有的房子大幅贬值，家庭资产急剧缩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工薪阶层被房地产大鳄绑上了房价博弈的战车。该文指出，所有的论调都可以归到同一个目标，那就是阻止更多的后续调控政策出台，拼命保住自己辛苦吹大的房地产泡沫。
暴力的使用。近几年中我们社会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暴力现象的蔓延。仅仅是在最近这几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暴力事件的发生。这些暴力现象几乎发生在社会所有重要社会群体或社会主体之间，比如老板对雇工使用暴力，雇工对老板使用暴力；老板对老板使用暴力，甚至还有官员雇凶杀害同事；开发商对被征地或拆迁的居民使用暴力；地方政府或执法机构对民众使用暴力，一些人对政府官员或执法人员使用暴力，比如陕西就发生一系列的武装袭警案。就连最不该互相使用暴力的社会主体之间，也经常出现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做法。在这当中，越来越多的强者对弱者使用暴力的现象似乎更加值得关注。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强者一般不太愿意向弱者使用暴力，因为一来是强者在经济、权力、法律甚至话语等各方面都具有优势，他们完全可以使用合法的手段使弱者屈服；二是强者是穿鞋的，顾忌也多，使用非法暴力所要付出的代价要更大。如果强者频频对弱者使用暴力，可能意味着一种更深层的失序，即完全不顾规则和合法秩序的强力与暴力的原则，开始成为利益争夺和解决利益纠纷的手段，这将导致社会生活的西西里化。

利益博弈背景下的改革反思
上述的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在终于导致了对改革的反思与论争。先是去年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后是今年由“医改报告”引起的争议，使对改革的反思浮出了水面。这次对改革的反思和论争，无疑将会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的反思和论争又一次将中国置于十字路口的位置。
有关改革的论争，无疑起因于近年来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前一段时间，在网上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篇帖子----《我是含着眼泪写这段话的：去你妈的“阵痛”！》，话说得有些激愤，但问题的实质是明确的。这里有必要分清“阵痛”、“改革的必要代价”和“不合理的利益剥夺”。现在付出代价将来会补偿的是阵痛；即使是将来得不到补偿，但是为改革所必需的是改革的必不可少的代价；但近几年一些群体利益的损失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这个范围的。
导致改革中利益关系失衡的，是以利益集团形成为基础的扭曲改革机制的出现。在最初的时候，对改革的扭曲还主要是发生在政策实施的环节上。而在最近几年间，随着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发育，其对政策制定环节的影响明显增强。在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利益群体的影响和作用。同时，随着政府部门利益主体化，部门利益也开始成为影响决策甚至立法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改革已经越来越受制于利益的因素。在90年代中期之后，住房制度改革几乎是最后一项利弊参半的改革，而在此前后的其他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甚至最后演变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
这场对改革的反思反映了在改革共识上的分歧，但改革的进程不会倒转。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进改革，需要凝聚新的共识，造就新的动力。
第一，适时调整改革的目标，形成新的改革观。经过20年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现在的问题就是走向一个好市场，还是一个坏市场。完善已经基本确立的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是对改革提出的现实要求。一个好的市场至少包括下面三个要素，一是从经济的角度说，市场经济的体制相对完善；二是从法治的角度说，法治基本健全；三是从社会的角度说，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在最近几年中，中央政府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转变增长模式”等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据此我们可以说，实现这些发展理念的体制基础，就是一种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一种好的社会体制。
第二，需要对已经进行的改革进行反思。要形成改革的新动力、新共识，需要对已有的改革进行反思。但反思应该建立在负责任和理性的基础上，因为那种意识形态化的僵硬对立，会妨碍对要害问题的准确判断，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并且缩小选择的弹性空间。同时，为了能够形成新的动力和新的共识，对既有的改革进行完善、矫正甚至是补偿是必要的。至少应当考虑如下几点。一是将兼顾程序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原则作为新体制建立的原则之一；二是以社会保障制度、分配制度、就业和劳动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扩大改革的收益者范围；三是通过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对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较为严重的群体和个人进行必要的补偿。
第三，形成推进改革的新机制。近年来的改革实践表明，需要一种对改革进行综合协调的高层次的机构，以改变由带有明显利益倾向的政府部门制定改革政策，改革越来越部门化的倾向。目前改革的部门化倾向已经不仅体现在改革政策的制定上，甚至体现在形成的所谓新体制上。而改革中形成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需要形成公众对改革的参与机制，防止少数利益群体左右改革进程。缺少公众参与的改革，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改革的交易成本，但从长远来说，则会导致改革更多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配而偏离正确的方向，使改革因失去民众的支持丧失动力。同样重要的是，要形成改革措施实施过程中的反扭曲机制，以能够在改革措施实施过程中对其实践结果不断进行矫正，防止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措施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利用，确保改革目标的实现。

老孙：我把这篇稿子转贴到我的“工作室”了，这年头能被撤下来的才是好稿子！

谢谢冯钢兄，给您拜早晚之间的年嘞。两篇关于改革的东西，您可适当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已经在十字路口，选择很重要。

孙老师，向您提个小建议，本来很喜欢您的文章，但上您这博客看文章实在太累，眼睛受不了。不知您的博客为何采取这种白字黑底的样式，看十分中就头晕眼花。大大影响了阅读的耐久力。
    不知各位看客是否有同感？
    祝孙老师身体健康！
    小不点拜。

孙老师的文章非常有启发性，现在确实感觉《南方周末》已经越来越多歌舞升平的建设性，少了理智的批判性。我们的政府、媒体在网络言论自由，草根意识崛起，很多事人人皆知的情况下，为什么不顺势而为，让舆论更加自由，而是相反，依然掩耳盗铃？中南海的政策为什么有时候出不了中南海，为什么要受制于类似于地方政府或房地产商等利益集团?是不是中央政府不是通常以为的过于集权，而是不够集权？美国的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又是怎样来贯彻执行下去的。

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孙老师已看到张力的裂缝了吗

谢谢关心。容我找人试试看。

我是一个图书采购员，我决定在本校三个校区买孙老师10本书

哈，谢谢谢谢。“断裂”系列的第三本《博弈》也已经出版。

      是从12月29号那天的<南周>撤下来的吧?我说那天的报纸怎么特没内容呢!全是虚伪的废话和无味的炒剩饭!直后悔浪费了2元大钱!
      原来好文章被撤了，难怪。
    媒体到底还能说什么？
    

怎样使广大的民众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这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难于回答的问题，就如同民主如何开始一样。但我想，包括我们这里进行的讨论，都是争取这种结果和施加影响的一种形式。

同意“小不点”的说法。
文章真好，只是博客灰底白字不好看，眼睛难受。

我没觉得眼睛难受哦!反而觉得很好,甚至有利于思考.哈!真的~~

这样的颜色可以吗？

版面色彩改变后，我们阅读起来舒服多了，谢谢！
孙先生知“错”就改，好！！！

呵呵，改色彩了，从黑到白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anyway，感觉好多了。

哈，弄了几个都不好，只能弄成这样。有好的皮肤可推荐。

很喜欢孙老师的文章，真实、深刻、一针见血，从中可以感受到真学人具有的浓浓的社会正义感、责任感，每读一篇都有所启发和提高。
感觉您这篇文章的论点、例证、对策浑然一体，其中提出的的一些概念如利益博弈、利益集团、利益联盟、社会断裂带、政府部门利益主体化、好的市场经济、公众参与机制、反扭曲机制，都很贴切、反映实际情况，有创造性和启发性。
学生认为您所提出的公众参与机制和反扭曲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非常关键，很有现实操作意义。公众参与机制指向于“民主”，而反扭曲机制就在于“问责”、“监督”，只有在发展、公平、共享的基本理念上，充分发扬民主，加快实行社会各阶层民众平等而民主地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并发挥出人大、舆论、公众等多方力量对权力的监督作用，防治公权的私化、腐化，政府的部门分割化、利益主体化、职责的泛化、考核的无力，中国的改革才可能沿着预期的好的方向前进。
进一步将这两方面延伸，正如您所说，还在于深化政治体制和公共行政的改革。这可能也是温家宝总理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因吧。

1月10日 有幸在北大聆听孙老师的精彩评点。现在认真拜读文章，使我得以对利益博弈、利益联盟，以及改革的反思又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权力寻租终于突破“事后寻租”，而冲到了“事前寻租”面前。不再局限于钻营于法律政策的漏洞，而是开始左右政策的制定、实行。问题根源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并行发生。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利益分化……

中国的改革经常是进一步、退一步，半退半进、半步回头。中国政府一直是犹犹豫豫、战战兢兢。
“摸着石头过河”的滋味并不好受，更何况有时候连石头都没有！

学术啊！ 政治啊！

三年前（也就是2003年年底），和几个同学吃饭聊起房地产的问题，我提了一个观点：“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房地产有钱可赚的情况下降低房价”。我支持2005年中央政府对虚高房价的釜底抽薪，但是我以为还需要网开一面，否则结果必然是鱼死网破。不错，房地产业是暴利，但也不能不看到这一产业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贡献以及目前这一产业的现实存在，更不能忽视之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业巨头们能够坐大的制度症结。说白了就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在我看来，这背后权力的权数更大点，就如何官煤勾结，“煤”是表，官才是“里”。房地产业与“官煤勾结”的区别不过是一个是桌面上堂而皇之的勾结，一个是当官的人在桌子底下操弄而已。

一个房地产，一个医疗，一个官煤，给我们研究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开始的时候，不免会更多在现实层面。这也是社会学研究者应有的社会责任。之后，要更加社会学化，使之成为社会学知识生长的沃土。

一直在搜索关于社会学的东西，但是找到的总是很少，最多就是在一些BBS混混。其实好的东西应该是很多的，只是自己还没有找到而已。
一个可以光顾的好地方。

以前的问题主要出现在执法上,现在立法上也出现大问题了.当法律在没有经过各方利益群体之间的普遍讨论和妥协下产生时,当政府的执法权和立法权受到另一方势力的强力影响时.集权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能力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改之路会不会象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走一条裂变式的改革之路呢?就是一个集权的政府,由于在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向上产生分歧而形成了两股政治势力,比如现在的传统势力和新兴势力.这两股势力之间的每一方都希望能战胜和压制另一方.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向下拉拢另一方力量(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政治同盟.这样人民群众就会逐渐得到了政治资本和参与执政的能力.结果是人民民主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慢慢产生了.这是不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还是这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改革道路呢?

我觉得更多可能是出现中央政府和民众的默契，而中间的官僚体制成为一个庞大而又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至少是其帮手），阻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以保证中央的改革政策的制定不背离民众利益，实施中不走样不变性是目前最大的问题。中国人理想中的人民民主形式还太过原始和幼稚，不信把农村的海选往上升一级试试看会有什么结果。

孙老师，您好

我几乎从来不看关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文章；因为正如你文中一再指出的，目前官员，“经济学家”，媒体和企业家（那些管理层收购成功了，正在收购和希望收购的“企业家”；特别是其中的房地产商）们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他们利用各种方式去干预和影响决策；而政府也只能在该集团的作用下让步；去年轰轰烈烈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仅半年就以利益集团的头面人物宣布基本完成而告终；原来期望房价下调的普通百姓在北京房价进一步上涨近20％的情况下被告知房价平稳，调控任务完成就是一个证明。而我们一些经济学家和媒体为了从中分得一杯羹总是在粉饰太平，比如某个权威研究结构一再宣布中国中产阶级已经达百分之几十，标准是月薪2000以上即为中产阶级，2000在北京能干什么？中关村一个普通两居室住房租金就是2000左右。连房子都租不起的人算中产阶级简直是开国际玩笑；这种报告使人只能怀疑该机构所从事的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但这种报告被各种媒体广泛刊登和引用，真使我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科学”报一种怀疑的态度。
由于偶然机会看了您的文章，又看了你的网站，使我很受鼓舞，还是有一些社会学家真正在关注民生。尽管你的声音目前可能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实际上代表的是沉默地大多数；那些以替“企业家说话”而到处献媚以在目前的国有资产流失中分得一杯羹，而大受吹捧，风光无限的人和新中国历史上那些不时涌现的御用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一样早晚会成为历史的笑柄。你是北大毕业的，又是清华的教授，两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经济和社会学方面的名人；但真正不被忘记的不是那些自吹自擂的所谓名人，而是马寅初，陈岱孙，费孝通和梁漱溟这些真正关心民生，说真话，实话的人。
希望你新的一年能取得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孙教授您好！一直在看您的文章，包括在经济观察报等媒体上的文章，我也是做宪政及经济研究的，对您之论深有同感。其实，关于改革讨论的文章相比于那些政论性的文章来说，对于某些部门来说，还不是“最忌讳”的，但是，就即便是这样的稿子，都被枪毙了，实在是遗憾。中国改革出了这么大的问题，难道都不允许人反思吗？据了解，今年的言论控制大大收缩，北京方面大力打击异见人士，实在是让人汗颜！
对了，我发给您的文章收到了吗？
祝好！

虽然很难过，我还是移民了，我只想要基本的安全感～～愿苍天佑我中华！

孙老师，
前几年买了您得断裂。
找时间去买您得新作。

王冲
中青报

　　各种利益集团的成长、强大，会不会造成对国家权力的渗透，从而使国家的政权成为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表......
　　我遗憾自己对社会学一无所知，希望我是杞人忧天。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利益的时代”。可以说，2005年的中国，利益博弈是最突出的主题之一，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和现象都与这个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为利益博弈提供制度安排？如何保障利益博弈相对公正地进行？如何解决利益博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
千年引用了该文章,地址:http://blog.donews.com/millennium/archive/2006/01/19/701635.aspx

文章未收到，请发至thslping@vip.sina.com。

有一本老书很值得一读----亨廷顿《变革中社会的政治秩序》。

移民国外？不必伤感，仍在一个地球上。

不知道老师您怎么看在日益激烈的“博奕”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我有一个很模糊的感觉是知识分子群体本身在发生剧烈的分化，一部分上层精英（名教授或院长等等）迅速地与“权”或“钱”结盟，为利益集团讲述着不同的“故事”甚至“神话”。杜绝“帮忙”或“帮闲”固然是毋庸质疑的前提，但进一步说，在清华这一级别的高度体制化的高校，是否有必要反思推动我们阐释乃至批判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先验的正义、不可遏止的激情，或是学术规则下对“批判”的消费？有个说法叫吃“知识分子饭”，吃“正义饭”，我很困惑。

学界发生的如同社会中的一样：定型化、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廉价的收买正在发生作用。有人批评学界中的学风浮躁、抄袭剽窃、大量金钱投进去但学术研究水平上不去等，但这只是现象。真正的问题是，社会中“你腐败，我放心”那一幕，正在学界重新演绎。

孙老师，您好，05年国庆期间拜读了您的两部大作，深感震撼。对于中国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我深感绝望。就如您所说的，中国的改革卡在了政治体制改革上了，但就目前执政党的态势来是说，真正启动政改的意向还没有，至于现在大张旗鼓的保先，相信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而且，从目前的种种动向来说，党还是希望在现有体制内解决问题，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如果您还关注政治的话，您也应该知道，关于十七大的人事安排现在竞争的也很激烈（您在北京，也应该能知道一些这方面的小道消息的），中国的官员一向是谋身第一，至于谋国如何，就要看这个人的操守了。而随着外资在全面入世后的大举入侵，中国经济也将经受更加严峻的考验。而社会保障的问题，中国现在已经是十分严峻了。总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在为来几年都将经受严峻考验，而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执政党显然还没准备好。

   孙老师，您好，您每次《经济观察报》上的评论是我最爱的栏目，一直关注您的博客。
   我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其制度应该能够鼓励成员以社会道德认可的方式得到报酬，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人从获取最大长期利益的理性观点出发，应该是诚信的、守法的。社会应从制度上鼓励诚信守法的成员，惩罚违法行为。这样，每一个人都是经济的，但社会确是低成本的（社会交易成本降低，违法成本升高）。当今中国的问题在于制度上一方面不能鼓励诚实守信守法，用常规的方式去努力，挣不了钱，办不了事，另一个意义上就是鼓励人们以违法、欺骗、贿赂等手段去赚钱、去办事；制度另一方面无力惩罚违法，也就是说，违法的成本极低，腐败、利益交换、圈钱、伪劣产品、司法不公正等等成本收益比极低，使得经济人选择违法以获取利润。
   这样就形成了逆向选择的恶性循环，诚信守法的人在这个规则下越来越穷，使得越来越少的人诚信守法。依靠贪污受贿豆腐楂工程假冒伪劣产品上市作假权地炒房等等的人很少得到处罚使得这些人越来越多。
　 这也就不难解释中国人的“仇富”心理，富者大多不是通过正当途径富起来的，理所不容。
   政府在需求弹性很小的教育、医疗上做出的“改革”，以及利益阶层在房地产上的“洗劫”，确实已经将社会财富再分配，这样部分利益主体操纵下的分配是非正义的，至少，是机会非均等的。
   个人认为，中国政府必须要做的，一方面建立普遍的信用机制，使得公司、个人行为转变为多次博弈行为，重视个人品质、行为、承诺；另一方面，建立良性循环机制，有善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高违法成本。
   但短期，我对中国信心不大，当权者自身不愿放弃特权使得良性循环机制和信用机制在实践上根本得不到执行，也许我们只有依靠更多像孙老师这样有良知有学识有影响力的学者取得更多的支持，达成新的共识。

初次来老师的BLOG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老师提出了问题,那到底有多少人去解决了问题呢?问题分析的透彻,可是实际问题呢,
还有,现在的共产党还有当年那么英勇吗?还敢大大出手的干上一把吗?提出改革，真的敢＂革＂吗？

赫赫，你是没看懂我在说什么呢，还是怎的？

孙老师是以教授的身份写文章，写出来前应该想想“中国开始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这种命题在学理上是否成立，在“博弈”前画蛇添足地加个“利益”，还把这四个字当作一个关键概念，是不是很可笑。记者们写东西用词胡乱套用问题还不太严重，教授也这么写不应该吧。这是我的主要意思。至于“博弈”这个词，我并不是针对孙一人说的，而是对这个词在中国媒体上的泛滥实在感到反感。我当然知道中文里很早就有博弈一词，甚至三国的时候就出现了“博弈论”这一说法，不过那时候基本上是指下棋之类的游戏。用“博弈”一词来指称一种社会现象，即利益冲突及冲突方所采用的互动策略，则是学术用语了，在中国大陆被广泛引用，也就是近些年来的事。中国的媒体，没有几个人懂什么叫博弈或者博弈论，报纸上却到处嚷嚷着博弈博弈，好像文章一写博弈一词，这文章的档次就上去了一样。

至于我在上面为什么用了英文，那当然是为了更准确地表明我的意思。比如“正式模型”一词后面我加了“formal model"，是因为formal model 在英文里是个广为人知的学术名词，而“正式模型”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学、社会学里就我所知，基本上没有被应用过，所以用“正式模型”这个说法不见得有人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当然要加上"formal model" 作为注释了。

这位朋友这么激动，不知道是民族主义太强烈，还是心态太敏感，我就不惹了。走人。

http://blog.sina.com.cn/u/1494876372

呵呵，这位朋友大概以为自己学习了经济学的些许皮毛，自以为摸到了上帝的智慧。仿佛博弈成了经济学的专利，别人提都不能提，用也不能用。实际上呢，至少这个年头，经济学家也不是什么香饽饽。呵呵。

再说一句，不是什么民族主义不民族主义，而是看不惯你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嘴脸而已。在下也念过几天经济学，博弈论是什么也懂一点儿。不要拿什么博弈论拉大旗做虎皮。你要是NB，可以给出一个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博弈论“正式模型”。比你在网络上整天泡着强多了。 

转一篇张五常的文章吧，也是搞经济学的。好像不如阁下主流，但至少比阁下名气大些。 




博弈理论大势去矣！   


 张五常   


  
上期写《经济解释与博弈理论》，说最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使博弈分析升温，也评述了这种分析对解释行为的困难。文稿发给朋友看，反应意外地震撼，显然是踩中了些什么。为此我再考虑这门学问在经济学的前途，认为这几年热情渐冷，加上一些其它发展，博弈分析的消散是大势所趋，不容易再振作起来了。 

话虽如此，一位芝加哥大学教授最近说，那里历来自成一家的价格理论的传统，也有被博弈理论取而代之的形势。反对「博弈」的大师如贝加也守不住，使我幻想着如果昔日的佛利民、史德拉、高斯、戴维德等名将长生不老，还在芝大叱咤风云，斗将起来不知会是怎样的。 

几项随意的观察使我认为博弈理论在走下坡。其一是两年前，一位到美国深造的旧学生，告诉我数学的使用在经济学报上有明显下降的迹象。其二是一位好于在网上跑的同学，不久前说博弈分析的文章，这几年在学报上的比率下降了不少。其三，最近读到阮志华的一篇文章，内里提到的宏观经济的发展，数据资料的处理比二十多年前理智得多，有了长进，反映着对真实世界的观察是比较慎重了。其四是我自己多年前发表的、与博弈理论格格不入的英语文章，这几年行内的注意度上升。 

高斯、布格南等老人家对经济学发展悲观，有二十年了。个人的观点，是只要经济学者回复到六十年代时对解释行为的热情，遵守事实验证的哲理，那么博弈也好，不博弈也好，经济学重入正轨是早晚的事。读最近志华老弟的文章，蓦然惊觉，宏观经济的从事者对事实的阐释，越来越不信任计算机算得快如闪电的回归分析，对世界真实性的要求比较执着，比较苛求。这样的科学态度发展下去，博弈理论的接受性不能持久。 

说过了，博弈分析，无从观察的变量实在多。无从观察是经济解释的主要困难：真实世界不能鉴定的变量，误以为可以鉴定，容易推出无从验证的假说。别的不说，本科生一年级经济学所教的需求定律，约束着价格与需求量的此减彼增的关系，一百个经济学博士中，有多少个知道「需求量」是想出来的，在真实世界不存在呢？可能一个也没有。「需求」是意图之物，无从观察！ 

所有经济学课本说，一个人的品味转变，其需求曲线会移动。又是自欺欺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某人舍甲取乙，局限转变了这个人可能舍乙取甲，但我们怎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品味如何呢？一个人跳楼自杀，说他的品味变了，不可能错，但我们不能观察到这个人的品味，也无从判断这品味转变。所以在拙作《科学说需求》的第五章，我把心一横，假设任何人的品味永远不变！ 

不是说笑的。飞机失事频频，死人无数，坐飞机的人数大减，是因为他们的品味转变了吗？还是坐飞机的安全讯息改变了？说是品味转变，无从验证，因为品味看不到。讯息改变则可以量度：去年一架飞机失事，今年数百架。于是，假设品味不变，但讯息变了，解释坐飞机的人数下降可以验证。以品味转变作解释，说了等于没说；以讯息改变解释，可以验证，我们何必提出品味有所转变呢？ 

结论是清楚的。无从观察的变量无从验证，以之作解释是死路一条，得个「讲」字，虽然在思想推理时我们不妨用上无从观察的变量，但验证假说，我们必须把这些废除，代之以可以观察到的变量。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的理论远比经济学湛深，但很少遇上无从观察的变量的困难。后者不仅在经济学存在，容易遇上，是否懂得处理有关键性。 

在西方经济学的二百多年历史中，没有一个派别历久不衰。败下阵来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要点上分析逻辑有失误；其二是漠视了变量可以观察的重要性。 

起于史密斯的古典经济学，走了一百年，与今天的经济学相比，参与的人不多。这时期的分析逻辑与理念有点困难：边际分析不是没有，而是不够全面；资本、投资、成本、利息等理念没有掌握得好。然而，于今回顾，我认为这古典传统还是历来最好的。以马歇尔为重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盛行了大约五十年，技术与理念有长进，可惜为了美观技术分析，把世界简化得面目全非，漠视了真实的局限条件。凯恩斯学派走红三十年，其经济理论基础相当弱，也引进了无从观察的神话，要不是参与者热衷于改进社会或建议政策，这门学问早就淘汰了。二战后兴起的经济发展学说，热闹了二十年，得个「蠢」字，但有模糊不清的概念与不知为何物的「现象」支持，参与者众。货币理论也吵了二十年，因果大致上有了理解，但货币制度选择的功课做得不够，今天要麻烦我这个老人家。 

新制度经济学本应大有可为，基于史密斯的伟大传统，加进边际分析与一般化的成本理念，再辅之以真实世界的局限调查，很好很好。可惜从事者偷懒，把悭水悭力的「偷懒」、「卸责」、「恐吓」、「勒索」等无从捉摸的变量放进去，以方程式处理就成为博弈分析了。 

前思后想，在博弈理论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今天，我不识时务地以「大势去矣」来形容这理论的前途，上文提出的因素外，更要指出这学问的技术游戏已经玩得七七八八。天才出现过；庸才不成话。不需要落手落脚地调查真实世界的局限变化的经济研究，不难做到尽头，不可以维持太久。 

还是回到真实世界那里去吧。好奇心是上苍赐予人类的本质，如果经济学是为了解释世事，我们应该走进世界去。不容易走，小小的真实局限转变，调查要做得好，动不动几年功夫。这样看，经济研究的路走之不尽，新陈代谢，历史永远在演变。好比今天中国的发展，五十年前众多的经济发展专家没有一个预料到，就是做梦也想不出来。 

说世界美好，说世界丑陋，说世界复杂，都不难找到同意的人。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世界过瘾、有趣，数之不尽的怪现象需要解释。处理得对，经济学应该是社会科学的王子吧。 

我还是同意高斯当年对我说的：要解释世界，我们先要知道世界是怎样的。

我想，我们可以将最近“利益博弈”这个概念为什么被社会广泛接受，即报纸上出现了大量的“利益博弈”得词汇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当然我承认我的“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起了一定作用，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要关注的应该是这个现象的后面是什么，即这意味着社会中发生了什么？如果是在10年前，这个概念会这么广泛被使用吗？会有这么强烈的共鸣吗？

一个可以考虑的角度是中国目前中国社会变迁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从再分配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固然任何社会都存在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但在再分配体制中，社会中的基本利益格局是由垄断了几乎所有重要资源的政治行政权力决定的，而不是由社会或市场中利益主体的博弈形塑的。而我们今天开始进入这个阶段。

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是，中国目前利益博弈的独特性，即不同利益主体力量的严重失衡。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益主体发育的过程，我想这一点人们没有分歧吧？这也说明中国在进入利益博弈时代。但利益博弈的概念使得我们可以面对主体力量失衡的问题，冲突的概念却做不到，如果我们说冲突主体失衡？好像不太通。因为那里不太抱憾这种含义。

我们现在首先要关注什么？我觉得首先不是那些模型的问题。第一，中国开始进入一个社会或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快速发育的时期；第二，这些主体之间的博弈或互动在开始影响社会中利益格局的形成；第三，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和拥有的力量高度不均衡，甚至出现寡头化迹象；第四，有关利益博弈的制度安排几乎付诸阙如；第五，政府仍有将利益博弈政治化的倾向。这些实质性问题才是我们要关注的。至于说学术，一定要意识到，最丰厚的学术资源在社会的实质性问题中。

冲突是典型的社会学概念。冲突研究的代表作《社会冲突的功能》是我翻译的，89年出版。但我知道，冲突这个概念很难能涵盖上述含义。而且，利益博弈有利于将讨论限制在经济利益的范围内。冲突含义更广，更敏感。从策略上说，在目前舆论环境下，用冲突的概念来广泛讨论目前所涉及的问题，是很困难的。不信你试试。

孙老师：谢谢你写出这么好的文章，现在我看《经济观察报》也就看看你的文章，今天才找到你的博克，明年也不会订那张报纸了！我是一个小人物说不出什么话，有时候就是心存感激，虽然我知道这种感激对于你对于整个社会也没有什么意义，中国现在就是一个腐朽透顶的社会！！

孙老师的文章写的太好了！！！！！！！有你这样的文人也说明现在中国还是有有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你的文章以后肯定会流芳百世！！至于有些人当然是遗臭万年喽！哈哈哈哈！

没有民主，一切都是扯蛋！
中国的制度不少，中国的职能部门也不少，但是那些制度那些职能部门都不是为民服务的，虽然他们都打着为民服务的旗号，但是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强奸了民意而已！反腐败反了多少年啊，出了多少制度啊，什么廉政帐户，什么妻子监督丈夫，丈夫监督妻子，什么上报官员财产，什么中秋节不能做豪华月饼，还有节假日领导不准生病，前不久广州出台聘请小孩子当爸爸妈妈的监督员，我靠，腐败反到这份上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吧！！！！以前是一个一个的腐败，现在是一群一群，一窝一窝地腐败，成群结队地腐败，这段时间广州开平支行的俩行长在美国受审，中央电视台屁颠屁颠地乐坏了，美国都帮我们反腐败，看你们这些贪官往哪里去，可是反腐败居然要借助人家美国地力量，这难道还不够悲哀吗？这怎么就不是干涉内政了啊！！！！没有民主，，所有改革都注定会失败！！所有政府都只不过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我们就是被统治的阶级，虽然他们告诉我们是当家作主的人民，但是别傻了，咱们都被强奸了！

孙老师：承蒙你的指点，方能拨开道德与学术的障目，看清我们的生活；也因为您的语句，才不枉购买《21世纪经济报道》的2块钱。非常谢谢您！此外，学生希望您可以更多地提出问题地解决路径，或者可能存在的出路——因为，我们不能没有希望地活着。
另外，学生认为当前遇到地问题还有很大程度上与68年以降的历次动荡和从那时候开始变异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有关，我总是认为，官僚体系内部的更新换代会让改革朝着更光明的方向前行，一代代人的进步也会融化一些人为的坚冰。但是体制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消解了无数从水底浮起的泡影。我们都无比困惑。
期待你的更多智力成果。

     听说崇祯皇帝才学能力都堪比秦皇汉武，但他仍然改变不了明的灭亡，支撑自己做皇帝的跟推着他上吊的都是一伙人......
    崇祯上吊前叹了口气对多尔滚说：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会这样开大奔肯定死翘翘，可就是刹不住车了；多而滚说：就你丫刹不住！过不了三百年我家那群兔崽子也肯定刹不住!
   

      我是在2003年南方周末特刊《向西50里》里面认识的您。我是媒体工作的，喜欢您的文章。

各种利益集团就是一个个经济诸侯，如果战国时的诸侯割据的是土地的话，那么现在的经济诸侯割据的则是社会资源。

    中国不需要民主，早年梁启超先生曾说过，中国人没有资格享受民主。 

  中国更不能走向集权，过去的教训已经最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看看台湾地区就知道了，台湾够民主了吧？可有多少百姓是在民主当中受益的？中国绝大多数民主真的没有享用民主的资格。如果理性化地把民主赋予每一个人，那结果将是可怕并可悲的。试问一个吃不饱饭、整日为生活奔波的人会在乎什么投票的权力？而那些卖力推动民主的人又多是些即得利益者，因为只要民主了，他们就能通过自己的各种资源获取更多的利益。

  中国到底需要什么？到底走向何方？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写错一个字，是“理想化”不是“理性化”

中国人因惧怕民主而创造的几大学说
文章提交者：混凝土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1，水土不服说。笼而统之地说国情不适合民主，言下之意，只适合他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2，西式民主、美式民主说。月饼分苏式、广式，这些人给民主也分了式。其实民主与科学，都是不分国界的，没听说过有“西式科学”的说法。况且民主本身就是一门科学，社会科学。
3，民主等于动乱分裂倒退说。以苏联为例说明民主了国家就要分裂.
4，印度与中国对比说。在他们眼里，印度好像比中国穷得不得了，以此来证明，民主不是中国所需要的。
5，中国人素质低说。袁世凯当年常用此说。
6，中国已经在改革，已经朝着民主化迈进说。一些既得利益者以此来遮挡批评，希望维持现状，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实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其实仅仅是经济改革。
7，对内民主，对外独载说。这些人常说，美国民主好，但那是美国的，不是我们的，你们说美国的民主好是没有用的。
8，民主等于卖国说。因为民主派常常会获得国际支持的缘故。
9，强国不是因为民主说。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的嘛！
10，独载有利于经济发展说。近年来一些标新立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愤青偶用此说。
11,摸石头过河说。河上有桥你不走，有船你不坐，偏要摸着石头过河。有现成的治国方略不愿学，却非要自己“摸索”。
12，民主花钱说。竞选是在砸钱比赛，钱多的人获胜，浪费纳税人的钱。这样的民主成本太大，还是任命好。殊不知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在暗处的代价更大。
13，开明专Zhi说。为了维护专Zhi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创造的概念有些杂交意味。殊不知再开明的专Zhi，也是专Zhi。

孙老师反驳的太好了！民主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特别是对已经发展现阶段的中国（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业化）。民主选举当然不是单方，进行了民主选举不一定就国富民强，但不民主肯定就不可能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国家——特别是在象我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在新加坡等小国，也许可以“后发”的“短时期”的开明专Zhi，管理成本较低嘛。
说“中国不需要民主”的最多能举出一些特例，那不符喝科学的精神！我也想不通，怎么还有这么多人用“中国人素质低”为借口，说中国不适合民主！现在我国的国民素质会比一两百年前的欧美差吗？！再说欧美的民主的素养也是在“民主的过程”中培养的呀！ 
还想说些题外的，民主是在适应工业经济的过程中发展建立的，在农村中先行“民主自制”是否有些“本末倒置”了，其中许多问题如能人当选、大家族当权等等，想来源头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冲突了。

哈，转贴而已。但确实有些“理由”重复的次数多了，人们也就不加思考地相信了。

为什么说底层人民更加迫切地需要民主？（原作者：雅科夫）
文章提交者：carldu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2001年年初，我装修房子，买了材料以后雇了七八个民工抬上楼。我没有坐到驾驶室，而是和民工们一起坐在后面货厢里（这是我的习惯，凡是能和底层民众接触的机会我都不愿意放弃，毕竟我是城市里从事文职工作的，不可能天天都待在农民、工人群中，因此十分珍惜这种机会），很自然就谈到了农民的现实生活。
　　
　　农民们向我大吐苦水，说现在村官腐败、负担很重、生活困苦。我又问：“那你们肯定过得不满意吧？”一个农民回答：“何止不满意，现在只要有人领头造反，我一定造反！官逼民反啊！”我将话锋一转，问道：“那你们在毛主席时代生活是不是好一些呢？”农民中有个年纪大的，说道：“毛主席时代，我们生活比现在艰苦些，吃不饱哇。可是，那时侯当官的没有这么坏！尤其是我们饿肚子，毛主席也和我们一起饿肚子。”我问他们是不是乡亲们都很怀念毛泽东，他说：“是啊，我们那里好多人都挂他的像。”另外一个农民说：“没有毛主席，我就上不了高中！现在孩子连小学都上不起了！”我则回答道：“但是，你们知道你们饿肚子的时候，毛主席一顿饭要吃17个菜吗？（注：当时我对菜谱问题产生了一个误解，误把毛的厨师在1961年年初为毛制订的一个西餐鱼类菜谱当作毛的一顿饭的菜了。现在应予以纠正。但是，我认为这个误解并不能改变什么，因为相对于官方灌输给我们的“毛和大家一起饿肚子”的信息，这个菜谱很能说明问题，任何有点脑子的人都清楚，在那种年代，由厨师专门制订这么一个菜谱，显然不是为了“玩玩”的；而那些因饥饿每天徘徊在死亡线上的人们，根本不可能也没有任何兴致来制订这么一个菜谱，这样一个菜谱，足以让任何相信“毛和我们一起饿肚子”的农民兄弟惊愕）。你们知道，你们家乡饿死人的时候，毛主席在武汉、韶山盖别墅吗？”农民们惊愕了，说：“这怎么可能呢？听人说，毛主席那时侯脚饿得浮肿啊！毛主席的女儿也吃不饱啊！”我微微一笑，先如数家珍式的背出了毛泽东在1961年的那份菜谱——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然后说道：“这样，我给你留下地址，你到时候给我联系，我带你去看看在咱们这里毛主席的别墅，也是饿肚子时候建的。”我这一席话让农民兄弟们沉默了，看得出来我已经动摇了他们对毛的神圣印象。
　　
　　我接着问道：“现在农村不是搞海选吗？当官的怎么还坏？”农民回答道：“本来我们选了村长，大家都信得过，但是镇里不久把他给免了，换了他们的人，坏得狠！”我说道：“你们想过没有，这官为什么这么坏？”农民有的说没想过，有的说那人本来就是坏蛋。我则解释道：“这些当官的根本就不是你们选出来的，而是镇里指派的，他好坏、升降都由镇里管，怎么可能为你们办好事呢？”“是啊，是啊，”农民们当即点头承认。我则接着说：“你刚才说了，你们自己选的人好的很，这说明只有你们选出来的人才会给你们办事；办的不好大家不满意就不选他，把他给免了！”农民们连连点头称是，但又说：“可是自己选的还是会给上级给换掉啊！”我说：“别说村官，就是镇官、县官、省长，都由你们自己选出来，那他们还敢对你们不好吗？”农民说：“那怎么可能呢？自古当官的都是皇帝任命的。”我说：“错了！在外国，当官的，就连他们的主席总统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都给老百姓办事，你看人家生活的多好，你说这样好不好？”农民们纷纷说：“那当然好啦！”我接着说道：“不要相信任何领头的，咱们自己就是领头的，什么当官的，咱自己决定，干的不好或者不老实，咱就免了他，他啥也不是！这就叫民主，不是别人给咱做主，是咱老百姓自己做主！”
　　
　　民工兄弟们听完我的“煽动”，开始变得群情振奋起来，并且给我留了详细通讯地址和呼机号码，临走，那个说毛时代让他读完了高中的农民朋友还一再对我说：“看得出你是真关心我们，今后要多给我们指路啊！”
　　
　　这件事说明几个问题：
　　
　　第一，农民对毛的崇拜建立在一种非常模糊的感性认识基础上，很不牢固。农民是不患寡患不均，他们的崇拜是建立在“毛和我们一起饿肚子”的神话基础上的，至于毛主义的高深理论，他们并不关心，也不知道。只须轻轻一点，让这个神话破灭，他们的崇拜立刻会烟消云散。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神话被打破了。这也就是毛派分子总是那么急切地想剥夺舆论自由的根本原因。
　　
　　第二，农民不排斥民主，他们甚至迫切地渴望民主，比那些城市里的衣食无忧的所谓“小资”们更加迫切。民主或许不是万能的，但民主是保障底层人民权利的必要条件。在一个底层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如果实行民主制度，就将彻底改变相对于权势阶层的力量对比，因为底层人民的人口数量永远是占优势的。人民可能被政客欺骗于一时，但不会被永远欺骗。借口人民“可能被欺骗”，从而剥夺人民民主选择的权力搞独裁，那就是骗子手干的勾当。只有专制的、不民主的制度，才会压制底层人民的力量，让人民受苦，把诸如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这类的恶政不由分说地强加在人民头上，让人民改造世界、建设世界的巨大力量异化为破坏世界的惊人能量，让他们光明正大地当家做主异化为地下汹涌澎湃的暗流。
　　
　　第三，底层人民倾向于毛主义，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受教育程度有限，无法了解人类文明的最新进展。这不是人民的错，是统治者的错，统治者可以为了所谓的“国际形象”一掷千金，人民教育的开支却一直囊中羞涩。人民不可能选择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只能在他们知道的东西里做出选择。可他们所知道的，只有两个：要么是毛主义，要么是权贵资本主义；他们不清楚，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另外两种选择。他们的选择不是在“好”与“坏”之间的选择，而是在“坏”和“更坏”之间选择。我相信，给出人民第三种、第四种......选择，那么人民一定是最明智的！谁敢蔑视人民的这种智慧，谁就是反动派！
　　
　　恩格斯早就睿智地指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无益的争论，相反，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他们自己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之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此以前，两派的理论分歧是纯理论性质的，完全可以从理论上进行讨论，而决不会使共同行动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人们甚至可以对民主主义实现之后应当立即为一向受压迫的阶级采取的一些措施取得一致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05页）。民主，是实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必然是假社会主义 。

孙老师说“一个房地产，一个医疗，一个官煤，给我们研究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其实电力、石化、烟草甚至到公务员，这或是地方政府或是中央的每一垄断领域，都蕴涵了多少“中国特色”呀！ 本人是吃“公家饭”的，但听到将“公务员加薪”与“扩大内需”联系起来，也不禁佩服其想象力之丰富！

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1990年新年献辞

文章提交者：大中至正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亲爱的同胞们：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整个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却十分匮乏。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一个曾经以其公民的教育水准高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因教育投资过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坏的程度在欧洲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国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都来得更早。

请允许我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发，在飞机上我抽点时间从窗口往外看。我看见斯洛伐那夫化工联合企业和紧挨着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区。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数十年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从他们乘坐的飞机窗口往外看一眼。缘此，甚至并不需要统计数据，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们已经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们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大声喊出，有权者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前政权，以其狂妄自和偏狭的意识形态，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这样做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它将那些有才华和有自主性的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练地工作的人们，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这无非是慢慢地但却无情地磨损这个政权本身和其全部齿轮和螺丝钉。


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我为什么说这些？ 如果把前40年留下来的不幸遗产理解为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这项遗产是我们对自己所犯下的一桩罪过。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能明白该由我们每一个人来为此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让我们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继承的可怕事物便显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会回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已经作出了可观的调整，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过去6周的和平革命——已经表明， 在我们迫于环境不得不带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潜能和公民水准。每当有人武断地声称我们将会这样或那样时，我总是提出社会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存在，仅仅相信出现在你面前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我很高兴我这话并没有说错。的确，这些逆来顺受的、饱受羞辱的、怀疑主义的和近乎犬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种巨大的力量，在数周之内，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枷锁，令世人瞩目和称奇。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从来没有在另外一种制度下生活过的青年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 他们的父母——被认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们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议或指示的情况下，立刻领略到去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人决不仅仅是这个实际世界的产物，而是能够将自身与某种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尽管这个实际世界试图一步步扼杀人们的这种能力；第二，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人们常常空洞地谈论它们)，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价。许多人于50年代死于狱中，不少人遭枪决；上千上百的人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大量有才华的人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献身于民族荣誉的人，那些反抗极权主义的统治惨遭迫害的人，那些仅仅想保持自己本来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却蒙受不幸的人们，我们应当记取它们，记取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今天的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自主的法庭应当不受干扰地审查对种种迫害负有责任的人，使我们的过去真相大白。

我们也应牢记其他的民族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贵的代价，其实也是间接地为我们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兰、东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罗马尼亚又发生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同样，苏联境内的各民族也曾抛洒热血，这些都不能忘记。首先每一个人类成员的受苦和其他人类成员相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巨大的牺牲构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剧背景，也带来了苏联阵营内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们也构成了我们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没有苏联、波兰、匈牙利和东德的变化，我们国家的情况也不会像这样。抑或即使改变，也不会拥有如此一个和平的进程。

我们享有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事实，但并不是说在最近几周之内有人直接给我们提供援助。几百年来，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终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赖强国和强权的援助。在我看来，这构成了我们目前巨大的宝贵财富。其中包括了这样的希望，今后我们可以免于因受人恩惠带来的麻烦。现在依靠我们自身这个希望能否实现，我们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个新的历史姿态复苏，全看我们的努力了。

自信并不是自负。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倾听别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让我们把这种自信带进我们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带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自尊，恢复对于他人的尊敬和对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再成为一个附属国或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确，我们必须从别国那里接受和学习许多东西，但这必须是平等互助的那种关系。我们第一任总统写道：“要耶稣，不要凯撒。”这是继承了我们的哲学家赫尔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纽斯(Comenius)的传统。我说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引进至欧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话，我们国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爱、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焕发。这正是我们对国际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马萨里克将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努力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和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重新恢复这个政治概念。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是人们表达为社会谋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对社会的欺骗或劫掠。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不仅仅是一门模棱两可的艺术，它更可能是一门坚持原则的艺术，一门改进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艺术。

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曾经是欧洲精神文化重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恢复到从前？如果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回报吗？那些从前危害我们的人——不往飞机的窗户外张望一眼和吃特殊供应的人们——也许仍在周围并制造污染，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国际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倾轧。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我们将举行自由选举和自由竞选活动。让我们不要使得这项活动给我们和平革命的洁净面貌抹黑。不要因为我们变得纠缠于权力纷争而马上失去刚刚赢得的国际社会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务于社会的虚假名义下行个人私利之实。其实，现在是哪个党派、团体赢得选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将我们当中在道德、公民意识、政治专业方面最优秀的人推举出来，而不论他们的政治背景。我们国家未来的政策和威望取决于我们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和稍候选择的代议机构。……

总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谈多做实事的人。不仅要从我乘坐的飞机窗户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经常出现在你们当中并耐心地倾听你们的声音。

人们也许会询问我所梦想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面貌。请允许我回答：我梦想的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人们都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决人为的、经济的、环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问题，一定要有具有优秀素质的人。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以伟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纽斯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第一次讲演的开头。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并辅之以我自己的语言来结束我的第一次演讲：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非洲的民主进程
文章提交者：楚门的世界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非洲的民主进程

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欧洲、美洲，以至非洲民主进程加速，更让人清楚地看出专制政治惨不忍睹的丑陋。

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分化，欧洲现已增至44国；欧洲不仅成了所有国家都实行了民主选举的洲际大陆，而且原东欧专制国家，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俄国等，都已进行了第二次选举。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只有进行了第二次选举，民主才是真实而趋向稳定的。

美洲也发生了巨大变化﹕35个美洲国家，现在除了古巴之外，34个实行了多党选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过去曾常年内战的国家，现已都实行了选举，结束了混乱，连海地都已进行了三次全国大选。墨西哥近年结束了“宪政革命党”71年的一党执政后，反对派上台，使美洲大陆的民主跨入新阶段。如果卡斯特罗下台，美洲将步欧洲的后尘，成为全球第二个全部国家都实行民选的洲际大陆。

撒哈拉48国有42国多党选举

最近十年，全球令人瞩目的民主变化还有非洲。在大漠孤烟直的闭塞之地，民主之风仍然劲吹。据《纽约时报》（六月二日）引述“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撒哈拉次大陆的48个非洲国家，现在有42个进行了多党自由选举。仅在过去两年中，就有塞内加尔、毛里求斯、加纳、马里等四国和平地转移了权力，反对党通过选举获得执政权。

据美国爱荷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巴坎（Joel D. Barkan）在《哈佛国际评论》（HIR）夏季号发表的论文，非洲的“第一次解放浪潮”发生在1957到1964年间，有40个新独立的国家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制度。但不久就发生了哈佛教授亨廷顿所说的“逆转浪潮”，半打儿上校和一队坦克的军事政变，成为撒哈拉的政治常态。到六十年代中期，全部非洲国家中有一半的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六十年代中，非洲仅有四个国家（塞内加尔、毛里求斯、冈比亚、博茨瓦纳）保持了多党选举制度。

非洲的第二次民主浪潮首先从非洲中南部的小国贝宁开始，1991年，贝宁率先结束了独裁统治，实行了多党选举。同年马拉危和赞比亚跟进。四年后，成千上万的坦桑尼亚人也涌向投票箱，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结束了该国独立后34年来一党垄断的历史。中国人印象中那些很落后的国家，像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刚果，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马拉维、乌干达、马达加斯加等等，都在九十年代相继实行了多党选举。

“非洲独立后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据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布拉顿（Michael Bratton）的研究统计，从1990到1994年，非洲有29个国家举行了54场全国选举，其中半数以上被西方观察家评判为“自由而公平”。在这些选举中，有11位在任的总统被选下台，三位总统主动放弃参选连任。布拉顿把自从九十年代初柏林墙倒塌、苏联帝国崩溃开始的非洲民主变化称为“第二次独立”（第一次独立于殖民，第二次独立于专制）。

塞拉利昂的人民兴高彩烈地涌上街头投票，结束了这个国家自九十年代以来的内战。同是这年，被1998年军事政变大伤元气的非洲南部的小国莱索托，人民通过选票和平地建立了新的国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安哥拉、马里等四国的长期执政的领导人，都宣布不再寻求连选连任，主动放权，更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

目前有三个国家（南非、尼日利亚、塞内加尔）成为非洲的民主发言人。南非不仅是非洲大国，而且结束白人种族政府后，民主政体一直稳定。尼日利亚结束了军人政权后，成为非洲的民主样板之一。而最值得赞赏的是塞内加尔，这个在足球世界杯中，首场比赛淘汰了上届冠军法国队的国家，从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击败执政的诗人总统森格尔之后而当选的韦德（Abdoulaye Wade），不仅是一位民主制度的热情捍卫者，更是一位非洲领导人中少见的坚定反对社会主义、强力主张市场经济的总统。这位76岁的经济学家，原是该国达喀尔大学的经济和法学院的院长。七十年代开始参选，2000年是他第四次参选，并赢得胜利。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非洲不仅应走向民主，更应该走向市场经济；靠外援不能使非洲摆脱贫困。他特别强调欧洲、美洲、日本，以及台湾、南韩、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都是靠市场经济，而不是外援，成为富有的国家，他说，“非洲独立后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民主是比任何什么都好的东西”

南非、加纳、美国的几十名专家学者自1999到2001年曾对12个非洲国家的21,387人进行了三年追踪民意调查，最近做出的报告显示，认为民主制度会提供人的基本需要、给每个人提供教育机会的各占89％；认为民主制度能够提供工作机会的占87％；认为可以使人自由地批评政府的、可以提供定期选举的各占85％和84％；认为可以实行多党选举、可缩小贫富差别的各占72％和70％。这个报告再次证明了非洲人民对民主的渴望和支持。

据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撒哈拉次大陆的非洲国家，年人均收入仅474美元。但即使这样的经济水平，48个国家中有42个实行了多党选举。可见历来被人视为落后的非洲人，其实更清楚、更智慧地选择了有投票、选举等基本政治权利的制度。正如刚当选不久的马里总统图雷尔（A. T. Toure）所说，“我不能说民主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这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比任何什么都好的东西。”

非洲的大选给人的启示是：不管在哪一片土地，不管哪个种族，不管哪种文化，不管多么贫穷落后——

只要是人，就配享受政治权利！
只要是人，就应拥有精神自由！
只要是人，就要为尊严活着！

不丹将迈入民主时代
文章提交者：关注水危机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不丹国王宣布2008年举行议会民主选举

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上周末宣布，他将于2008年逊位，并将在同一年举行议会民主选举；他的王位届时将由王储接替。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据△△社报道，王室成员塔西对不丹官方媒体表示，“现在是让年青一代将不丹带到一个发展的新时代的时候了。这是一个挑战，我们都必须支持新的龙王。”不丹人民将自己的国王尊为“龙王”；这位王室成员所说的“新的龙王”，就是即将在2008年继承王位的王储吉格梅-克萨尔-纳姆吉尔-旺楚克。

此间关注不丹事务的评论界人士对不丹国王宣布于2008年举行议会民主选举表示赞赏。美国独立研究者巴布考克博士说：

“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事态发展。不丹从来都是一个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哲学来行事的、独立特行的国家，曾经为世界提供过许多有益的经验。不丹完全能够以祥和的方式处理自己的事务，相信它2008年的选举会是一次成功的选举。”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国际发展与研究中心资深主任杰克斯表示，不丹国王决定举行议会民主选举是一件好事，但是民主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

“不管在什么地方，实践民主肯定总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不丹这个国家与历届王朝之间的关系很有趣，但不管怎么说，民主社会的创建总是一个进步。民主是一个长期投资，民主不可能只发生在2008年这一年之中，或者说今后的5年之中，而是一个必须由人民在今后100年当中不断孜孜以求的东西。我决不是说，不丹2008年不能成功地举行选举，我是说，民主是一项斗争，一种长期投资。从来不曾有过民主经验的人要适应民主、理解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将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政府也需要适应。民主要有一个教育过程。”

△△社表示，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没有说明不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政体。不过，众所周知，不丹早在1969年就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杰克斯表示，这个政体眼下是适合不丹国情的：

“这是一个混合型的政府。这个政体在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一些国家的运作是成功的。不丹人民看重与君主的关系，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这是不能忽视的。要使得一个国家的民主既为广大民众服务，同时又能发挥其传统的功能，外界需要有耐心，需要取开放态度。”

在被问到不丹即将举行的民主选举是否会对中国这样的邻国产生某种影响的时候，这位学者表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实际一些。不丹所发生的事情对它自己的人民很重要，但是我不认为会对中国有大的影响。”

△△社说，不丹人民对于国王即将逊位的决定表示震惊。一位村民说，“听说国王陛下要逊位，我简直要垮掉了。不过我相信，陛下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巴布考克博士表示，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是一个深得民心的、仁厚的、有前瞻性的君主。不丹人民把他看成是自己民族文化的象征，难以想象一个没有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国王的国家会是个什么样子。

《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一文现如今看来对我们确实有着启发意义。
经历过“休克”疗法之后的东欧国家，财富还是掌握在国民手中。中国的“渐变”式改革，因为缺乏有效的对权力的制约，数十年、几代人积累的财富流失了，国有资产被贱卖，稳定过后，留下的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社会阶层间矛盾深化的国家。
我们做对了吗？

   我是个考研失败又没工作的穷学生，父母都是工人，按理说不属于什么即得利益集团的分子。但我仍深信中国，起码落后的农村地区不适合民主的选举。此话怎讲呢？拿我身边的例子来说吧，我们那的农村在选举之前，村里有权有势的人基本上就开始行动，有承诺给鸡蛋的、有承诺给钱的，反正只要你投它一票多少都会有些好处。而村里的老百姓呢？他们心里清楚的很，投那些人一票还能换些鸡蛋零花钱，如果不这样做，以后的日子就有苦果吃了。人都是理性的，当他选择民主的成本大大高于选择妥协的时候，人都会屈从于现实，不然能怎么办呢？

  目前中国的基层有多黑暗，不用我具体说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按照一种理论上的模式去应用，那么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也许北京这样的地方文明吧，我没去朝圣过，不知道。但如果哪个领导人要敢在我们家那边实行什么选举、民主之类的东西，一定会激起民愤的。老百姓当然不笨，我们被欺压的离开了土地、离开了亲人，如今给我们一个投票权我们就能获得面包和财富了？这种鬼话没人会相信的。 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北方一个山区的寺院调研，里面的僧人很郁闷地对我说，现在的和尚太难做了，繁华地方的容易迷失。而他们这种地方的根本吃不饱饭，政府部门、宗教部门半年来寺院检查一次，让僧人们大鱼大肉地招待。临走还要搜刮香油钱。我然后去当地的村子了解情况，发现一个村子早就两极分化到无法想像的地步，有钱的矿主开名车、和政府官员迎来送往，没钱的百姓远走他乡，自谋生路。  我请问孙教授，这样的条件搞什么选举都是骗人的，法律都贯彻不下去，整个中国都没资格实行民主。否则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光我在一个寺院调研期间，周围的煤矿就透水两起，二十几个贵州、四川来的矿工泡在井下，然后老板关掉煤矿，另开一个。这样的事情多如牛毛，根本没法解决。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再来一次文革才能解决问题，起码给百姓一次合法造反的机会。否则搞什么制度建设都是白搭。

   以上举的例子只是我身边许许多多令人痛心的事情中很小一部分，说这些不是为了煽情惹大家鼻酸。而是我真的感觉到，现实就是这样，如果民主真的好，那么老百姓会自动去选择的；如果民主不适合，那么大多数人还是不会去选择它。 也许非洲的民主进程令人振奋，但非洲那些施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有多少远离了贫困？有多少真正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而那些没有实行民主的非洲国家好像也没特别糟糕。（印象里是这样，不敢肯定）

   我是个没读多少书的学生，见识肯定不如孙老师，但我的信念只能从我的经验中得出，除此以外还能怎么做呢？ 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但改成民主制就一定好么？我的经验告诉我，那些社会的强势群体无论什么制度下都会是强势的，民主也好、集权也罢，只要是由人执行的制度，就一定会有差别、会有不平等。法律就是给弱者制定的，三权分立如果搬到中国来，我敢打赌一定会走样。至于走成什么样，就不是我能揣测出的了。然而有一点我清楚，就是别再变了，我们经不起了。

本人对“休克”疗法是抱着十分矛盾的情绪的。“休克”的“阵痛”是要几乎一代人去承受的。也许有人说是历史进步的必须代价，可这是作为“历史”的后人说的呀，作为“阵痛”承受者呢。    孙老师说过一种改革动力是“危机推动”的“让特权的改革”。我国是大国，外患压力较小，可等到内忧的危机积聚、爆发......想想挺可怕的！ 希望如孙老师这样有识之士能多发挥知识引导、说服的力量，让改革的代价不要那么大。还有意识形态之争在我国是现实的，是否有可能在源头上进行理论创新，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未来的社会呢？
对于寒堂所述说的正是因为不民主，所以不法制，所以弱势群体更弱呀。我想民主是在适应工业经济的过程中发展建立的，在农村中先行“民主自制”有些“本末倒置”了。自然出现了买票贿票严重，大家族当权等等。这些也只有在民主的发展中解决。

    有了民主就会法制？还是相反？ 我觉得这是个先有鸡还是现有蛋的问题。但对于我接触到的，或者说我经验里的中国来说，中国社会任何一次较大的改革或是变化都只会进一步加强强势群体的力量而使平民更受伤害。这其实是一个超越了民主还是集权的问题，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在于中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容器，它在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有哪些。我觉得只有搞清楚了中国这个想象中的民族共同体究竟如何运作，我们才能解决一些问题。否则，总是纠缠在更共产一些还是更自由一些的争论中于事无补。

寒堂先生能不能说说你认为在中国无法实行的民主都包含那些内容？这些具体的内容是如何不能实行的？不然笼统地论民主是不可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的。普通人，特别是弱者表达和追求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和行动，你认为是民主的一部分吗？

      感谢孙老师把问题拉回到具体的层面上，这启发了我以后思考问题的方式。

    我先举个例子，在美国富人们常常出手阔绰地捐赠学校、NGO组织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有时候看到那些巨额的捐款，我都觉得难以置信。也许一两个热心公益的富豪还算正常，但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思考它背后的原因了。是中国人道德水平低么？后来我发现答案显然不是这样。因为美国政府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富人们不愿意缴纳高额税款，逃税不可避免。于是他们就用捐资社会公益事业来为富人提供逃税的途径。因为美国的法律规定，捐赠的钱物可以免税。比如一个厂长一年收入100万，按照法律他要缴纳48万税款，实际收入只有剩下的52万。但如果他拿出自己工厂生产的价值30万的产品或其他什么东西捐赠给学校，虽然这部分产品的实际成本只有10万或者更少，于是在帐面上，他的100万收入只需按70万来缴税，70万的税率要比100万低很多，也许只需要交20万就够了。所以他一年实际上缴税20万，加捐赠的成本10万，共计30万。比他正常纳税节省了近20万。 试问这样的制度下，即便像葛朗台那样的守财奴也会乐此不疲地去捐钱了。 而那些社会组织也因此而得以发展。

   我只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也许这个例子孙老师早就熟悉，但它让我觉得中国的制度也需要类似这样的设计才可能得到想要的结果。我当然也向往公民真正享受自己合法权利的生活，但这样的目标不是一条直线可以走到的。比如选举，我们知道民主选举的优越，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就要直接这样施行，即便在农村这样最基本的小社区中，直接去搞民选都举步维艰，更何况指望它影响全国呢？

   好像扯远了，首先我要说明，我不是反对民主政治制度，我知道它的优越。但我对它在中国的施行没有信心，起码我没看不到通向它的道路。 至于哪些目前还无法实行，我无法给出确定答案，但我觉得哪些在中国可以施行都是一个问题。中国搞了这么多年的村民自治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且台湾算民主了吧，西方有的制度它基本上都施行了，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关于如何不能施行，我确实也不知道，我的经验只是告诉我在这个社会你不能相信任何人及组织，只有靠自己才能获得生存、基本的安全。我相信这是我们的社会给大多数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的印象。除了被抢劫以后我会想到找警察，其他和我生活有关的事情我真不知道有哪些是需要找政府提供帮助的。 但我并不悲观，因为目前的政治框架还算稳固，它没有变得更糟糕。如果我们还能靠自己找一条活路，那我还是会拥护这个制度的。  但那些更美好的生活方式，比如参与政治生活、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各项权利，我都不敢奢望。我也是中文系的学生，但我从开始写作的第一天就不断地感受到一条戒律，那就是有些东西你不能讲、更不能写。我不是袁伟时教授那样的牛人，我必须学会保护自己。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一个写文章的人，在他下笔前首先考虑的问题不是写什么、怎么写，而是哪些不能写、写了有何后果之类。如此的事情有多可悲！

    所以，如果讲真话，我觉得中国确实不需要过多地倡导更加民主化的政治制度。过去不这样做，老百姓还有个发泄的对象，如今形式上更加民主以后，老百姓连发泄的对象都没有了，除了怨恨自己生的卑贱、活的无耻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我的帖子是由以下帖子有感而发的，没有深思熟虑过。

“2006-01-10 15:28 by 中国人 
怎样使广大的民众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006-01-10 16:51 by 孙立平 
这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难于回答的问题，就如同民主如何开始一样。但我想，包括我们这里进行的讨论，都是争取这种结果和施加影响的一种形式。

2006-01-11 20:50 by 周城 
学生认为您所提出的公众参与机制和反扭曲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非常关键，很有现实操作意义。公众参与机制指向于“民主”，而反扭曲机制就在于“问责”、“监督”，只有在发展、公平、共享的基本理念上，充分发扬民主，加快实行社会各阶层民众平等而民主地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并发挥出人大、舆论、公众等多方力量对权力的监督作用，防治公权的私化、腐化，政府的部门分割化、利益主体化、职责的泛化、考核的无力，中国的改革才可能沿着预期的好的方向前进。 ”

   我觉得公众参与、利益集团合理博弈只能将中国推入一个不同阶层互相吵架的困境中，最后还是靠实力解决问题。这样做能否减少贫富分化、给予弱势群体更多话语权么？ 在我的想法里，中国反而需要出现一群精英分子，他们用智慧为目前的制度设计更合理的方向。因为我从美国人捐资公益事业的例子感觉到我们需要一个站在博弈之外的力量来引导这场博弈。走出纳什均衡的方法是由一个局外人诱导博弈双方如何选择。 

有位名作家说过,我不信仰这主义那主义,但我坚定相信科学和民主.
还有句名言叫不破不立.

     是啊，“不破不立”有道理，但“破”的手段不一定是你要“立”的那个东西呢。我们追求民主，要立民主，但破集权的方法就一定是民主么？我怀疑。

   还有王兄提到的作家，我敬佩他坚定的信仰，但我怀疑他实现信仰的能力。

曾在中央党校亲耳聆听过孙老师讲座,其中讲到大树进城,现在农民连棵像样的树也不配有了,印象很深刻.

孙老师讲的太好了！！多年来偶也在业余中把握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感觉到了很多东西但较难理清，现在基本上都被孙老师讲的透澈而清晰，实在是心中大快，谢谢孙老师了，谢谢您这样的学者！太谢谢了！

我是学社会学的，虽然一直宣称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直认为现今中国社会虽存在一些问题，但不会对中国社会走向产生多大根本性的影响，但在大学混了一段时间，了解、接触了许多以前不曾知道的事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也是忧心忡忡……
以前认为某些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的真正含义，就开始打着民主、自由的大旗谋取一己私利。不懂得如何辨证、发展的看问题就开始鼓吹老美多么多么好，中国是如何不可救药。认为这其中的某些人是不是拿了老美的好处，准备来一场“和平演变”
可现在觉得中国自己有时也真的很不争气，改革这么多年，经济是富起来了，少数人先富起来了，可先福真的会带动后富？
事实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很伤心。那些在改革之初抓住机会的人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可这帮人却结成新的利益集团，谋求更大的利益。有时其手段让我想起18、19世纪的英国，那时的英国农民是怎样一个处境？
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可到现在改革的中国味越来越淡了，一切和国际接轨，先是经济，再是文化，最后不知道会不会是整个国家。温总理在今年两会答中外记者问是承认中国的农民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还有住房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按孙老师利益博弈的说法，可不可以理解为政府在这一阶段的博弈中暂时处在房地产、煤矿主等利益集团的下风？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还像以前那样有力吗？还能起多大作用？

读过《社会冲突的功能》，我认为，孙教授对此书研究的非常深，不知，您还有没有这本书？？？？我买不到啊？

谢谢。买不到了，毕竟十六七年了。我前几天想看，也差点要去复印一本。还好，最后在系里一个地方找到一本。

其实《社会冲突的功能》的思想，在您的文章中，都有体现。

《社会冲突的功能》为什么不再出版？？？

孙教授您好,我是<中国报道>9国家外文局主办）编辑朱中原,王岳川朋友，专栏作家。我给您发的263信箱的邮件不知您收到没有？想请您给我们刊物写专栏，或者给您做个专访，不知可否？稿费500/千字。能否把您的联系电话告诉与我？感谢。盼复。我的手机：13581974484   邮箱：zhongyuanzhu2008@yahoo.com.cn

孙老师您好，很钦佩您的犀利！
2004年以来，我对农村的观察和访谈，使我理解了农民的现实悲剧。如果说未来仍然是利益博弈的时代的话，那么农民如何表达自己的利益？仅仅是靠暴力抗争么？
我一直思索类似的问题，就是集体化以来，农民失去了一个虽然有些傀儡似的制度庇护，因而直接暴露在各种暴力之前进行谈判，在新农村建设的旗帜下，农民会拥有谈判能力么？

呵呵，我可能是倾向于悲观地看这些问题，我不知道在您的口述史中是否能够发现农民作为土著失去谈判能力的痕迹。如果农民仍然是以现实地位参与博弈的话，就好比羊与狼的谈判，他们争论问题的核心不是让狼吃素，不是谴责非正义，而是商量狼你该少吃一点，吃得精致一点，隐蔽一点，晦涩一点，智商高一点。
我曾经粗略地整理了一个自然村的村庄史。不过村庄的事实几乎摧毁了我对解决问题能力的信心。难道我的任务仅仅是去描述一个人尽皆知的西西里么？农民所需要的，只是简简单单的，由制度提供的承诺而已，甚或他们需要的，好比深海里能够透过的微光，而现实是，恰恰几乎一切应然的地方都发生了问题。这使我的确有些焦灼与痛苦。因为我可能会完全以悲观的论调结尾，即：农民改变现实地位的可能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涉及的是一个特异“文明”的内核，所谓的改革，恐怕只是深入到了地幔而已，但这已经使改革者遭遇到内核的灼烧了。这使我想起了类似的一句话，如果走到宇宙的边缘，不知我是否能够再向前迈进一步。
呵呵，有点悲观了，不过我还有一点建设性的问题。在改革似乎要继续深化的今天，改革是安慰剂还是灭火器？如果说是因为部分的官僚和资本的合谋导致了现实尤其是农民现实的悲剧的话，改革将把哪个对象上的攻坚作为方向呢？如果弃之而不顾的话，农民又该如何拥有谈判与博弈，并进而在制度设计上略为有力、有利、有据呢？

总书记已经说，改革坚定不移！总理说，改革在反思中前进！孙老师，prc应该感谢您，这就是知识分子——一个多么沉重的概念，而又多少次地愚蠢地被误用和误读的概念——应有的良心呀！赞一个

呵呵，革命是革富人的命，改革是产生穷人，并革他们的命。

尊敬的孙教授
感谢你多年的努力，能给关注社会发展的人提供思想深邃的文章和观点。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同仁能把你的观点介绍给更多的学生，使全社会形成合力，为中国更好的发展提供强大的驱动力。

其实,一个社会需要许多非政府组织,包括利益集团.问题是,政府组织与这些非政府组织进行博弈时,应将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意见作为参考,并不是圣旨!因为政府代表所有民众,而非政府组织包括利益集团只代表小部分人的意愿!比如政府组织对房地产商的意见,只能仅供参考,或作为问题的突破点,而不是妥协点!

重建国家的自主性或政府的公正性，是一件很迫切的任务。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国家自主性的文章，现在看还有一定价值。

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

孙立平

回顾２０世纪中的几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涉及到国家与社会关
系的调整。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３０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施行，
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得到了重构；在东方，苏联
和东欧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建立，以及在几
十年之后发生的历史性的改革和巨变，也都在从根本上改变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６
０年代前后，在原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殖民主义
者纷纷撤退，独立的国家政体纷纷建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又经历一次重大的变化。
正因为如此，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便成为２０世纪学术思想界始终关
注的主题之一。
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几种可能的模式
在最初的有关讨论中，人们更多地是将国家与社会看作是互相对立的存在，或者
说是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总和为零的博弈”。然而，近些年来社会科学
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表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概括起来说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至少存在如下的几种模式。
１．“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
这种国家又可以称之为科层式的权威主义国家。在这种模式之中，意味着国家对
于社会的全面的胜利。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大体可以说适合这种模式，如韩国、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在获得独立之初的拉丁美洲国家也可以归入这一
类型。
巴基和巴里克将这些国家的自主性的形成看作是对不断积累的危机的反应，因为
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组建的，并一直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外部威
胁。但实际上，在这样的国家中，国家强度和自主性的来源是有明显的差别的。比如
，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国家自主性的形成至少与如下的几个因素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首先是历史传统，这些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在国家的层面上实行着有效的统治
（布莱克，１９８９）；大地产的不发达，特别是在外国统治时期，外国的殖民主义
力量有效地削弱了大地产的力量，也有的国家和地区曾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这
也对于削弱大地产的力量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外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因素，
因为外国的援助一般都是给政府的，这也有助于强化国家的力量。
２．“弱国家——强社会”的模式。
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国家处于很软弱的状态，但却面对着与国家同样强度或比国
家更强的社会。这样的国家往往不是在对经济危机做出反应时形成的，而是在革命、
独立运动或权力的非正常转移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有相当一批国家是作为高度分化
的实体进入后殖民时代的。在这些实体中，像种族、部落以及封闭性的庇护网络等传
统力量占据着支配地位。虽然阶级开始出现，但其力量相当弱小，因而并不存在着西
方在近代曾经存在过的那种阶级联盟。
虽然国家的自主性不是完全不存在，但这些国家的能力是相对较低的，国家的科
层官僚机器常常是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规模过分庞大，专业知识不够，而且缺少财
政资源。有关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自主性的低水平和能力的缺乏，使国
家很难指导经济增长。在那些自主性和能力非常之低的国家更加关心的是维持统治精
英的权力。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往往会主动地去阻止某一经济部门的发展。
３．“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
这种社会的特点是，国家的强度很高，但社会群体的力量也很强。人们经常讲到
的这类例子包括墨西哥、印度、埃及等。但我认为，一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国家，也可以大体列入这种类型。
在这种“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中，又有两种具体的类型。一种是上面所说
的墨西哥、印度、埃及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一种
很 突出的地位，但同时又面对着强有力的、高度组织化而且有自己经济利益的社会群
体。另外的一类则是西方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虽然在这些国家的内部也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差异，但大体可以归入“强国家——强社会”的类型。也就是说，一方面
，其国家的机构具有明显的自主性，有较强的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其
社会力量组织化的程度也是相当高的，能够以强有力的地位与国家在制度框架之内进
行对话。
还应当有一种“弱国家——弱社会”的模式，对此进行的讨论和研究并不多见。
某些非洲国家大体就可以属于这种类型。在这样的国家中，缺少发达的官僚系统，甚
至也缺少为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需的社会基础。而由于阶级发育的程度较低，以及部族
政治的作用，强有力的社会力量也难以形成。其实，对于这类国家，人们更应予以关
注。因为这类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更具有启示性。
二．国家的自主性：对社会的超越
对于国家相对强度的强弱，从目前来看明显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理解。最简单的理
解可以将其看作是国家在控制社会方面的能力的欠缺。也有人是从国家抽取资源的角
度来理解国家的相对强度的。在本文之中，我们将国家的相对强度主要理解为其与社
会中主要的利益集团相比而言的力量强度。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国家的相对强度，
是与国家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相一致的。这里所讲的国家的相对强度，类似于亨廷
顿所说的国家对于社会力量的超越性。亨廷顿指出，一个社会所达到的政治共同体的
水平，反映了该社会的各种社会势力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他将这种关系用政治制
度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分化来表达。他认为，在一个复杂性与异质性都较高的社会中，
?br> 绻唤⒍懒⒂谑蛊洳纳缁崾屏Φ恼沃贫龋魏我恢稚缁崾屏Χ疾荒艿ザ澜?BR>行统治，更无法建立一个公共体（亨廷顿，１９８８）。亨廷顿所说的政治制度，实
际上就是国家，而政治制度对于各种社会力量的超越性，就是国家的自主性。
国家一旦形成，一届政府一旦上台，就会拥有它的自主性。在这个时候，国家就
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它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一个相对独立的
政治行动者。它的利益既有与统治阶级一致的一面，也有相矛盾的一面。在社会危机
发生的情况下，国家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和对立就会更为突出。在这个时候，国家为了
自己的生存，就必须将化解社会矛盾放到优先的地位。因为国家只有保住社会才能实
现自保。这就是改革。而为了化解社会矛盾，就往往需要对社会中的稀缺资源进行重
新配置，而这也就意味着要由统治阶级出让某些利益，作出某些牺牲。在这种情况下
，便会出现国家与主要的统治阶级的对立。如果统治阶级能够“高尚”地做出让步，
或是国家有足够的能力迫使统治阶级作出这样的让步，改革便可以进行。如果统治阶
级不想作出这样的让步，或是国家没有足够的力量迫使统治阶级作出这样的让步，社
会矛盾就难以化解，最后的结果就可能会造成社会革命。
即使是在正常的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国家的自主性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当
中，关键的因素在于国家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与特点。政府本身的特点又主要涉及到如
下的两个因素。一是政府机构的能力。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国家，由于种族冲突、宗教
冲突、部族政治等种种原因，强有力而稳固的中央政府无法建立，国家经常处于动荡
之中，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和协调能力是相当有限的。相反，韩国和巴西等
国的政府则较为稳定，而且具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能力。二是政府独立于社会中各利益
群体的自主性程度。比如，一些非洲国家政府的社会基础是非常脆弱的，因此急于在
农村和城市的上层阶级中寻求支持，于是就用利益来直接进行收买。这就形成某些非
洲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独特特点：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口头上是为了国民经
济的发展，但实际上则是通过国家干预使利益分配更有利于上层阶级，并提高政府在
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这种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很难促进经济发展。相反，东亚一些
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则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而较少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左右，因此政府
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不仅促成了较快的经济发展，而且促成了较公正的收入分配。
政府的自主性程度会对政府在现代化中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产生重要的影响。因
为国家或政府超越于各种社会势力集团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或政府能否
制定出一种稳定的、长远的、符合国家利益的现代化计划与政策，并将其付诸实施。
巴梯斯对一些非洲国家农业政策所做的研究表明，那些缺少独立于私人精英的自主性
和行政能力的国家，会用一种妨碍发展的方式发挥作用。他认为，这些国家对发展过
程的干预，在口头上是为了发展，而实际上主要目的是在农村和城市中形成支持力量
，并提高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其结果，政府的作用只是为某些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
。类似的情况同样可以见之于拉丁美洲。
从许多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实践来看，政府自主性的形成，从而能在现代化
过程中积极发挥作用，必须能妥善处理如下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其一，政治家的态
度。不同的政治家往往都以现代化的纲领作为动员支持力量的手段，但实际上，在政
治家所需要的短期支持与工业化的长期目标之间往往存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稳定
的、主要由专家构成的行政科层系统，对制定和执行前后较为一贯的现代化政策，就
显得特别重要。其二，各种重要的利益集团。各种利益集团都会力图对国家的现代化
政策施加影响，从而使现代化的过程能对本集团有利。而国家的较为稳定的现代化政
策的实施，要求政府必需拥有能承受这些压力的能力。其三，民众的消费压力。在后
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初期，由于普遍存在的物质匮乏，特别是由于来自早发国家的消费
上的示范作用，大众消费的压力将会是非常大的。而这种消费要求与经济持续增长对
资本积累的要求是相矛盾的。因此，国家或政府的自主性也意味着能在一定程度上抑
制大众的消费需求，以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三．历史遗产：改革前的国家自主性
上述的结论，可以对我们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国家自主性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在改革前的再分配经济体制中，形成的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总体性社会的社会结构。在
这种总体性的社会结构中，以国家对几乎全部的重要稀缺资源的垄断为前提，形成了
国家相对于社会的极强的自主性程度。这种自主性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政策形成的自主性。改革前中国国家的自主性突出地表现在在国家制定自
己的政策目标的时候，几乎不会遇到来自社会的强有力的干预和压力。在这个时期，
国家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实现赶超型的工业化。为此，需要在农村以剪刀差的形式对
城市的工业化提供支持，在城市则需要将生活消费的需求压到最低的限度，以尽可能
地提高积累率。但无论是对农民的获取，还是对城市居民物质消费的压抑，都几乎没
有遭遇到强有力的抗拒和反弹。而在国家制定这些政策的过程中，上述两个群体也确
实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影响。当时国家在形成政策目标上的这种极强的自主性，是以独
特的社会结构为支持条件的。
其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以执行国家的意志。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之后，所形成的组织系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单位制组织与准单位制组织
的建立，二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正如有的研究已经表明的，中国改革前城市中的
单位制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与其他国家中的那种功能单一的功能性组织是明显
不同的（路风，１９８９，１９９４）。这两种组织本身都具有国家的派出机构或代
理机构的含义，因而国家所垄断和掌握的资源，实际上是具体掌握在这些单位组织之
中的，并且由这些单位组织进行再分配。通过这样的两种基本制度，不但将全部的社
会成员高度地组织起来，而且通过使城市中的单位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成为垄断性的
就业机会和收入与服务的分配组织，使单位或人民公社的成员在多方面依赖于上述两
种组织。而在当时特有的结构网络中，组织成员对组织的依附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
着对国家的依附。但应当注意到的是，单位组织本身的资源并不是自我拥有的，而是
由国家下达的。因此，单位组织要更依赖于国家。正是通过这种资源的流动过程，国
家控制着单位组织，而单位组织也就成为执行国家意志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在战
争年代就已经形成的“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原则，在１９４９年之后得到了进一步
的强化，并演变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这样的一种组织原则之下，使得整个社会的组
织系统，乃至于最基层的组织，成为执行以党的意志体现出来的国家意志的工具。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属于那种“强国家—
—弱社会”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不仅国家的力量极强，社会的力量极弱，而且国
家在很大程度上吞并了社会。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中，实际上已经没有一个相对自主的
社会的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当时国家的自主性程度，与一般
人印象中的或者是上面的理论分析所预示出来的那样高的程度是有明显的距离的，换
言之，国家的自主性程度与国家所处的压倒一切的地位，并不是完全相称的。其中的
原因在于，如前所述，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意志的形成与贯彻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另
外的一些情况下，两者又有可能是相当不一致的。一般地说，一个组织或机构其形成
意志的能力不会小于贯彻意志的能力，但贯彻意志的能力小于形成意志的能力，则是
完全有可能的。在改革前的中国总体性社会中，就存在着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
，即一方面，国家制定政策的自主性程度是相当高的，几乎没有其他的社会力量可以
能够有实质意义地介入这个过程，或者能够对某一项政府的政策提出有力的挑战。但
在另一个方面，政策的执行过程又不能完全保持如同政策制定过程那样程度的自主性
。中国的国家执行政策的能力并不一定有其制定政策的能力强。在农村基层的实际社
会生活中，政策的实际影响力是极为有限的，其作用主要表现在界定什么是合法行动
的边界上（JEAN OI,1989）。
为了说明当时影响国家意志贯彻有效性的因素，需要注意到当时社会结构这一最
基本的背景。这种结构背景至少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相关特征。一是如上所说的高度的
组织化，二是组织体系上的低度整合。对此，有人将这种结构称之为“高度组织国家
内的低度整合”（minimal integration within the highly organized state，陆德
泉，１９９１）。也就是说，在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中，虽然国家垄断着绝大部分的
稀缺资源，并且为了执行国家的意志而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唐尼索恩则用“蜂窝状结构”来描述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特
征。唐尼索恩认为，在这种“蜂窝状经济”中，各个地方和企业实际上形成了自给自
足的自治体系，整个国家似乎是由互不相关的单位所组成。更确切地说，虽然军工部
门是处在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而与基本生活需要相关的部门却遵循着自力更生的原
则，处于十分分散的状态（帕金斯，１９９２：３４—３６）。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也带有与“蜂窝状经济”相同的某些特点，只不过情况要更为复杂一些。从表面上看
，政治机构中的控制是强有力的，但科层机构在功能上却又是互相分割的，在不同的
层次和部门之间存在着经常的紧张状态、讨价还价和利益冲突。维维安•殊尔甚至认
为，农村中的基层政权很类似于帝国时期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间环节（Shue,）。这种
蜂窝状结构存在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是集权型的体制与不完备的技术手段之间存在的
张力。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的运作，特别是其严密的经济计划的制订和执行，是需
要许多的条件的。比如，有效的统计系统，发达的科层系统，完善的组织系统，良好
的通讯条件等。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就在所设定的体制
原则与体制的实际运作条件之间，存在着一种很明显的不一致。
这种结构上的低度整合，表现在政策实际运作中，就是变通方式的普遍运用。这
种变通存在于许多社会生活的领域之中，包括制度运作中的变通，对政策的变通，以
及对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具体规则的变通。由于高度集权的体制与体制运作所要求的技
术条件或体制的粗疏性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因此这种体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往往
是相当笼统而含糊的，一般只有笼统的原则性的目标，而要求各个地方和单位在执行
中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加以理解和执行。甚至是在制定计划的时候，也总是强调要“
宜粗不宜细”，“要留有充分的余地”。从实际的运作过程来看，除了政府部门的制
度化和程序化的运作之外，大部分的体制运作往往要借助于三个具体的手段，即党的
文件、长期或短期的工作队、现场经验交流会，作为一种超常规化的方式，政治运动
也是推进各项工作时经常使用的手段之一。只要对这些工作方式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
，就不难发现，这些工作方式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程序化和非制度化，从
而为变通留下相当大的余地。变通的最微妙之处在于它的似是而非。也就是说，从表
面上来看，它所遵循的原则及试图实现的目标是与原政策目标相一致的，但经过变通
后所达到的实际目标就其更深刻的内涵来看很可能与原目标从根本上背道而驰，或者
是不相关的。
因此，对于改革前中国国家的自主性的评估，必须在肯定其政策制定意义上的高
度自主性的同时，注意到其体制的粗疏性和低度整合以及运作过程中的变通对国家自
主性的削弱。因为这样的一种遗产对于改革以后国家自主性的演变还会产生极为重要
的影响。
四．“放权”改革与国家自主性演变的背景
由于在改革伊始就将旧体制的弊端概括为“高度中央集权”，“放权让利”就自
然成为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核心内容。不能否认，在几乎整个８０年代，最具有实
质意义的那些改革措施，都是与“放权让利”的基本思路相联系的。实际上也正是这
样的一种改革过程，深刻地影响着十几年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自主性的
演变。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可以发现，“放权”这个概念实际上包含着相当复杂而笼统
的含义。在一个行政权力高度集中且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总体性社会中
，所谓“权力的过分集中”，实际上有着两层很不相同的意思，这两层意思在官方的
有关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表述。其中的一层意思涉及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因
此，“权力的过分集中”意味着中央政府过多地将本来应当由地方政府掌握的权力拿
到中央来，这涉及的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另外的一层意思则涉及
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也涉及到国家与社会和个人
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干涉过多，国家对社会生活甚至个人生活的全面
渗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的“放权”实际上是沿着两条不同
的路线进行的。即一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权，二是政府向企业的放权。值得注
意的是，这两个过程在现实中并不是分开独立进行的，而是互相交织在一起。放权在
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因此放权中的更为实质性的让利吸引了各个
方面对改革的积极介入。在农村，在改革初期阶段上，放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沿着第
二条思路顺利地进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及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都促进了
国家与社会的相当程度的分离。但在其后的发展中，由于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
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政府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却发生了重新结合的过程。而在城市改革
的过程中，第一个方面的放权过程，往往干扰或取代着第二个方面的过程。在８０年
代中期的时候，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放权过程中的截流现象”，即本来是向企业放的
权，却被地方政府截流了。正是这两个过程的交织，构成了中国改革过程中国家与社
会关系演变的错综复杂的过程的基础。
当两个放权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开始了
。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在改革前就已经存在、但被国家表面上的强
大所掩盖了的“结构蜂窝化”和“政策执行变通化”这两个原体制的遗产，不仅在改
革的过程中复活了，而且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和表现。
首先，是蜂窝状结构的加剧。如前所述而，改革前总体性社会的一个重要遗产就
是“蜂窝状结构”。在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这种“蜂窝化”的趋势无疑得到了进一
步的强化。强化这种“蜂窝化”趋势的，一是地方化的趋势，二是部门化的趋势，三
是单位的法团主义趋势（李南雄，１９９２）。无论是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来看，还是从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与它的各个部门的关系来看，或是从国家与企事业
单位的关系来看，较之改革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在改革前，这些关系
是表现为一个整体与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在现在，中央政府所面对
的则是一系列的拥有相对自主利益的对象。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关系也许
是现代社会中正常的，但由于在与这些对象之间缺少一种制度化的连接纽带，因而，
整个社会的“蜂窝化”的状况在今天就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在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背景之下，原本在改革前就已经存在的变通问题，在改革
以来迅速普遍化和常态化。在改革前，变通的制度运作方式虽然是存在的，但与原政
策一般不会有很大的偏离。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原政策的过大的偏离，往往要付
出相当大的代价，而在当时利益不明确的情况下，也明显缺少进行大幅度变通的利益
驱动机制。改革以来，情况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可以称之为一种“目
标开放性的改革”，也就是说，从改革的一开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与苏东改
革的情形不同，中国最高决策层为这次改革提供的只是原则性的指导。因此，在改革
的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所提出的也往往是一些原则性的政策，一般没有具体的措施
，更缺少法律形式的措施。相反，在这种“目标开放性的改革”过程中，更加鼓励下
级的积极的探索。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在这样的过程中，变通这样的一种体制运作
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上级所鼓励的，至少是默许的。特别是在改革的初期就更是如
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变通实际上已经成为制度运作的一种正当的方式。然而，上级
对变通的默许，与下级对变通的运用，完全是出于不同的考虑。上级默许或者示意下
级进行变通，是为了鼓励下级的大胆试验与探索，而下级的变通则是基于利益实体上
的利益驱动。因此，当改革的意识形态障碍已经基本破除，中央政府需要重整自己权
威的时候，就会发现，变通的运作方式已经是大大地普遍化和常规化了，原来的推动
改革的措施，已经成为了对抗中央政府的手段。
上面的有些因素，如地方和部门的相对独立性，并不一定成为削弱国家自主的必
然因素。如果考虑到另外的一些因素与这些因素的结合，其对国家自主性的削弱就是
显而易见的了。这另外的因素，主要指法团主义的制度结构和政府行为的企业化、市
场化现象。
五．法团主义：削弱国家自主性的新的制度背景
由于在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是两种不同的放权过程交织在一起的，国家与社会
的关系，特别是国家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按照理论上的国家与社会分离的
脉络发展，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被称之为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社会
结构。在中文中，corporatism是一个很难翻译的词汇。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个词曾经
被翻译为社团主义、合作主义、统合主义、法团主义。在华人社会中，合作主义在大
陆学术界被广泛采用；在台湾多被翻译为统合主义；在香港，有时则被翻译为法团主
义。
尽管对于法团主义的概念存在种种的歧义，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所强调的都是利
益差异基础上的合作（Nee,1995），以及在这种合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国家与社会之间
新的结合关系。
无论是将法团主义看作是一种利益的共同体，还是看作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其中
进行活动的“场域”（field），都表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并不是沿着纯理性的分
化路线进行的。相反，国家在以一种与改革前不同的形式重新介入社会特别是经济生
活。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虽然改革以来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一直是改
革的始终如一的主题，虽然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政府从具体的经济事务
中脱离出来，并赋予企业以经营的自主权，但实际上政府和官员却在“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名义下更深入地介入到经济活动当中；虽然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是从政府统
制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政府却不是更加超越于市场之外，而却日益成为市场
经济中的一个积极的行动者和利益主体。于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政府行为企业化、市
场化的趋势出现了。所谓政府行为企业化和市场化，指的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即在微
观的层面上，政府与经济活动、特别是与企业活动出现新的结合，政府按照企业性的
目标定义自己的目标趋向，安排自己的活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政府所承担的
其他功能。具体说来，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主要表现为如下的几个方面：１．
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赢利性的经营活动。推动着这样的一种趋势的最基本的动力，一是
政府的财政来源日见窘迫，二是为了促进人员分流，以解决政府机构的日益膨胀的问
题。在这两种动力的推动之下，当国家在国有企业中不断从日常的经营中撤退出来的
同时，许多政府机构却在开始直接从事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即政府机构创收。这既包
括政府部门直接办公司创收，也包括在政府财政上开各种各样的口子，用非规范化的
手段从民间抽取资源，也包括在执行有关的政府功能的过程中，将罚款、摊派等作为
其首要的目标，在有的地方，某些政府部门的行为及其取向，与那些在市场中追求利
润的公司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２．层层下达经济增长的指标，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
衡量政府官员的基本标准。从最近的一些报道来看，一些地方政府正在为其官员制定
种种经济指标，在有的地方这些经济标准已经达到相当具体的地步：有的是立下某种
军令状，达不到某个指标就辞职；有的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或储蓄达不到一个什么样的
增长速度就下台；还有的是，县委或县政府的领导干部只从乡镇企业产值超过多少多
少元的乡镇干部中提拔；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在经济发展总结表彰大会
上，当场宣布将乡镇企业超过多少元的乡镇主要领导干部增补为县委常委。这样的考
核官员的标准，与企业中的考核总经理或部门经理的标准，已经是相差无几。３．以
“为企业办实事”为名对经济项目和企业活动直接介入。近些年来，“为企业办实事
”，成为一个不断被人们提倡的口号。但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口号之下，一些政府机
构甚至个人频繁介入企业的经营活动。前几年，报纸上曾经报道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某著名企业与外商合资办一个大型企业，全部投资约四亿多元，于是政府出面了。市
委副书记亲自任工程建设的指挥长，并组成了相应的班子；土地局领导亲自为企业跑
批文、批用地；计委领导为工厂找材料、搞设备；公安局领导为工厂搞保卫、维持秩
序；市委组织部长负责领导铺设高压线路。于是，工程顺利施工，胜利竣工。４．表
现为政府对除经济以外的其他公共性的政府功能丧失兴趣。几乎所有由政府承担的非
赢利性的公共事业几乎均处于全面的衰败之中。科技和教育陷于困境，文化滑坡，自
然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５．还有一种政府官员与企业的私下结合。在改革前，虽然
政府与企业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但这种结合主要是通过体制的正式渠道形成的机
构与机构之间的关系。但在最近的一些年中，一些政府官员开始与一些企业私下结合
起来，为企业提供不正当的服务，并从中谋取个人的利益。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
，所谓“官员与企业家交朋友”的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而这种“朋友”关系在很
大程度上是以权钱交换为基础的，因而在有的报道中又将其称之为“官员傍大款”。
政府行为企业化、市场化趋势的发生，政府直接成为市场活动中的活跃行动者和
利益主体，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政府在经济活动进而在整个社会活动中的超越性的降
低，国家的自主性程度的下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会更多地考虑自己如何在
市场交易中赢利，如何通过市场行为增加自己的收入。更现实的是，这种政府对经济
活动的更直接的介入，以及将国家的收入与市场活动的更紧密的结合，直接强化了上
述诸如“结构蜂窝化”和“政策执行变通化”等体制里原来已经存在的弊端。本来，
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中的不同职能部门，都不可避免地会具有自己
独特的利益。如，美国国防部也明显地拥有自己的独特利益。但在正常的情况下，这
种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的利益，并不是与其在市场中的活动直接相联系的，也不是依
靠市场活动来增进地方或部门的利益的，即使是存在这样的因素，也是要受到严格的
限制的。但在我们的社会中，政府不但直接从事收益是属于公共收入的经济经营活动
，甚至也大量从事其收益仅仅属于部门甚至最终是属于个人收入（如用来发放奖金、
劳务费或实物）的那些经济经营活动。这样，就必然直接损害着国家或政府的“公共
”的性质。
而我们社会在目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与此有着直接关系的。第一，当政府象
一个企业那样将收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目标的时候，将导致对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共职
责的忽视和放弃。社会秩序的维护，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能之一，因为政府不仅是维护
秩序所必须的最权威的机构，而且由政府来专门承担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成本也更
小。但一般地说，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是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的，政府维护公共
秩序所需的费用是来自于财政收入。但当政府将直接的经济收益作为追求的基本目标
的时候，就会使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走样变形。最典型的是，一些具有罚款权的
政府部门，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罚款收益，甚至不惜默许乃至鼓励违规行为的发生，
如一些地方政府默许人们多生孩子，以创造罚款的源泉。有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各种
政府职能部门每年的罚款总额达到３０００亿元。而且，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罚款
事实上是与这个部门以及这个部门中的官员的收入相联系的（除了可以提成之外还有
返还）。本来，罚款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之一，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
有些政府部门象保护“税源”一样保护“罚款源”，罚款已经成为导致社会秩序的一
个需要原因。这说明，如果政府像一个企业那样定义自己的目标，其建立社会秩序的
动力和能力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削弱。第二，当国家失去了自己的超越性的时候，
社会的公平就失去了一个最基本的维护者。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是社会公平的最重要
的维护者，而政府之所以能够承担这种角色，前提是它的超越性。在经济活动中，政
府的这种作用就量显得更为重要和明显。但是，当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直接的
参与者，一个积极的活动者，成为一个与企业没有什么两样的利益主体的时候，就形
成了一个无法克服的困境：当它试图通过建立规则来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平的时候，它
自己也同时就是这些规则约束的对象。近些年来，在经济领域中有法不依、违法不纠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与政府本身就是市场活动的参与者有关。
有些项目本身就是政府的项目，特别是直接“下海”的政府部门，更起到了直接阻碍
国家的法律与政令执行的作用。第三，政府成为市场活动中的积极行动者，并且将在
市场中的赢利作为自己的优先目标的时候，强化了政府利益与市场活动中的其他行动
者利益的一致性。国家或政府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处于比较超越的地位，
前提是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市场中行动者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从各个国家的情况
来看，政府必须与资方的利益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当政府将市场中的赢利作为优先的
目标，并且成为市场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者的时候，就必然使政府的利益与资方的利益
有了更多的直接牵连。我们在某地进行农民工调查的时候即发现，在劳资冲突中，除
了劳动部门之外，其他的政府部门特别是负责经济发展的部门，几乎都倾向资方的利
益，说法是“要保护投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执行，更容易受
到社会中那些更强有力的社会集团的影响。而且，在政府进行有关的决策的时候，就
更容易受到社会中有力量的群体的影响。第四，当政府将自己的角色看作是市场中的
赢利者的时候，就必然将没有直接经济收益的公共事业看作是一种负担。由于政府用
企业的那种赢利性目标来定义自己的目标，在许多地方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形，即在
每从事一件公务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会不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甚至会不会增
加部门的经济收益。能够增加这种收入或收益的，便积极去做，否则便将其作为一种
负担和包袱，便没有积极性。这是导致近些年来非赢利性的公共事业全面衰败的最根
本的原因。与之相伴随的一种现象是，当一些政府部门积极从事创收活动的时候，却
把一些本应政府承担的公共职能推给企业和社会。比如近些年来对企业“打假”的倡
导就是一例。第五，政府将市场中的经济效益作为追求的目标，必然造成腐败现象的
普遍蔓延。政府直接介入市场经营，依靠的是所掌握的权力性资源或垄断性资源。利
用权力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腐败，利用垄断性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行业不正
之风。但无论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都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滥用。而在公共资源被滥用
的情况下，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而且会造成腐败现象的普遍蔓延。
六．几个剩余问题的讨论
还有几个具体的问题需要进行一下讨论。
１．转型阶段对国家自主性的需求。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罗纳—塔斯（Akos Rona—Tas）将整个改革过
程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两个阶段。在罗纳—塔斯看来，侵蚀
阶段基本上是自下开始的，推动这个过程的就是那些追逐个人利益的人们；转型阶段
则是自上启动的，它主要是通过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关键立法行动实现的。如果
这样的一种阶段性区分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可以认为，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初期改革阶
段之后，自９０年代起我国的改革正在从侵蚀阶段进入转型阶段。虽然从理论上来说
改革与革命的最大区别在于改革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但对于国家在改革中的作
用而言，在转型阶段上无疑比在侵蚀阶段上更需要国家的积极而主动的介入和作为。
这种介入和作为的直接意义是通过政府的作用，来做出新的制度安排，建立市场经济
的新秩序。而国家的这种作用，必须以一定的自主性程度作为基础。一般来说，秩序
形成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依靠某一活动领域中的平等的行动者自发地通过协商来形
成规则和秩序，另一种则是由权威的机构来制定和实施规则，以建立秩序。虽然前一
种建立规则的方式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比较而言，在两种方式都可以运用的情况下，
后一种方式无疑要更为经济。因此，在一个国家处于非革命性的根本社会变革时期，
政府在确立新秩序方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些年进行的有关
国家能力的讨论中，虽然有的学者已经指出了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家能力的重
要性，但却没有将有关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的问题联系起来。实际上国家能力问题
与国家自主性问题是密切相联系的，没有自主性的国家能力就有可能发生对国家能力
的滥用。
２．国家自主性：两种可能的类型。
国家的自主性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的超越，但是，就在超越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的
自主性来说，却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指国家对于特定的社会力量的超越。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是国家对于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但也会存在另外的一种情形
，即将国家的狭隘利益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这种状况表现为国家对所有社会力量的
排除。不仅是对作为独特的社会利益群体的排除，而且也是对于所有社会力量的排除
。排除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关闭公众进入政治的通道，一种是取消公众的经济参与
要求（奥唐尼尔，１９７８；时和兴，１９９４）。这种“国家权力对于公众的偏离
必然影响到其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受限制的官僚机构只对自己负责，可以任意推行一
种自我扩张的政策”（时和兴，１９９４）。因此，一种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
所必须的自主性，是与民主政治相联系的，至少这要表现为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有
效制约。应当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与上面所说的社会
中的某些强势集团对国家决策的左右是不同的。那些社会中的强势集团对国家决策的
影响，体现为将这个集团的私利转变为国家的政策。而这里所说的社会力量对国家权
力的制约，则是指作为一种来自人民利益的合力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当中最重要的是
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充分发育，以及为这些群体表达经济要求和政治参与提供制度
化的渠道。
３．国家自主性与财政。
胡鞍钢和王绍光两位先生曾经分析过国家抽取资源能力下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这具体表现为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在不断下降。以
我国的情况为例，在１９７８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２７．２％；１
９８５年，扣除债务收入后计算的财政收入比重为２５．３％；到１９８９年，进一
步降为１８．７％。与１９７８年相比，１９８９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
了大约一半。这个分析的逻辑，同样适用于对国家自主性的分析。但与国家的自主性
问题关系更为直接的，还不仅仅是国家抽取资源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政府财政收入的
构成，特别是税收构成。在发达国家中，政府的财政收入构成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特
点，一是在整个政府财政收入中，大部分是来自于税收，而较少来源于政府所开办和
经营的国有企业，换言之，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所承担的主要任务，不是向政府提供
巨额的利润，而是经营一些更具有公共性质的产业。二是在税收收入中，来自个人的
所得税占有一个很大的比重，在西方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中所占的比重
一般在４０％以上。而在我国，情况恰好相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的来源发生
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的变化之一，是在改革前，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来源于国有企
业的利润。但在改革以来，由于其他所有制形式经济的迅速发展，也由于国有企业的
长期不景气，来自国有企业的利润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为下降。从道理上
来说，这本来反映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收入的正常来源。但问题是，在税收中
，大部分是来自于企业的各种税目，而来自个人的所得税只有１—４％。尽管我们不
能完全按照政府收入的来源来预测政府的行为取向，但拿谁的钱，关照谁的利益，为
谁说话。即使是在公共领域中，这也是一种会发挥作用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
的公共地位的下降，就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参考文献：
奥唐尼尔，１９７８。转引自时和兴，１９９４。
Ｋ•巴基和Ｓ•巴里克，１９９３。《国家在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国外社会科学》，第１期。
［美］西里尔•Ｅ•布莱克，１９８９。《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
。
［美］萨缪尔•亨廷顿，１９８８。《变革中社会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
李南雄，１９９１。《法国主义与中国改革》。《二十一世纪》１０月号。
陆德泉，１９９１。《“关系”——当代中国社会的交换形态》。《社会学与社
会调查》，第五期。
路风，１９８９。《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第
一期。
［瑞典］冈纳•米尔达尔，１９９１。《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Ｄ．Ｈ．帕金斯等，１９９２。《走向２１世纪：中国经济的现状、问题和前景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时和兴，１９９４。《政治发展与国家限度》。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政治与
行政管理系。
孙立平等，１９９４。《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
第二期。
萧功秦，１９９４。《“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中国现代化的两重陷阱》。《
战略与管理》，第一期。
温铁军，１９９４。《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战略与管理》，
第四期。
杨帆，１９９５。《中国已进入“改革中期”——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杨帆访谈
录》。《改革内参》，第１４期。
Bobert Bates,1981.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Berkeley,CA:Un
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eter B.Evans,Dietrich Rueschemyer and Theda Skocpol(ed),1985.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chael mann,1984."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its origins,mecha
nisms and results,"Archives of European Sociology,No.xxv,Pp.185-213.
Nee,Victor and Su sijin.1995."Institutions,social ties,and commitment
in China's corporatist transformation".in Reforming Asian Socialism:The Gr
owth of Market Institutions,edited by John Mcmillan and BarryNaught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Oi,Jean.1988."The Chinese Village,Inc".in Bruce Reynold (ed):Chinese E
conomic Politics:Economic Reform at Midstream.New York,Paragon House Press
.
Oi,jean.1990.The fate of the collective after the commune.in Deborah D
avis and Ezra Vogel(ed),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The Impact
of Refor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i,Jean.1989.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
nomy of Village Goverment.The University Colifornia Press.
Oi,Jean.1992.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World Politics 45(October 1992).
Akos Rona-Tas,1994.The First Shall Be Last?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ivienne Shue,1988.The Reach of the State:Sketches of the ChineseBody
Politic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顶你

再分配不合理、民众没有权利的现状下，利益集团和权力机关的边界变得模糊，这已经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可以说是是博弈的暂时均衡吧。

我曾经以为“广开民智”是个希望，而目前的网络也是个很好的媒介；可现在又出现了大家对此心知肚明，但仍然无法改变的窘境。

如果真的有可行的改变方法，那么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突破口到底是什么，又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楼上老大~！这本来就是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你可以弄一个实证主义的论文到南方周末上去投稿看看，能不能给你发。

来自人民大学的葛巾朋友，由于你的评论涉及人身攻击，删除。发言请注意措辞。

——Admin

  好！！能看到这样的文章，这样的争论，好！
  但一声好后，我却在想，为什么我们的改革，我们的舆论不能容纳多一点不同的声音？！

真好，北大已经烂掉了，好在清华还能让人看到学术的希望，中国的希望，如果连全民偶像都烂掉了，人活着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人会去读书呢？

寒常说的未尝没有道理，我支持他！在中国要施行民主制度的愿望是好的，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需要理性。但孙老师谈的也确实很建设性，对于我很有启发。其实他俩谈的并不是完全没有契合点的，是目的与路径的关系。

孙老师您好，我由衷的敬佩你！
清华的文人都有良心。
你是我们的骄傲！
隔壁的学者太反动、太嚣张，你一定要与他们斗争到底！广大人民支持你，正以女神支持你！

孙老师好！
正在准备一篇关于消费率的论文，尚未练就“宁静致远”的火候，甚感浮躁，直到误打误闯进到这里，才觉神清气爽，思考的乐趣顿时清晰起来，枯燥就成了乐事，所以呵呵，谢谢了！
我写这篇论文的初衷在您的文章中得到印证，完成的信念更加坚定！希望在成稿时得到您的指点，妥否？应允为盼。

看孙先生的文章，有时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共鸣之感亦不绝于耳。孙先生是熟谙社会的智者，本身思想境界已是极高，唯愿多教育国民，促使中国进步。
社会学是一门异常重要的学科，且包罗万象。我从航空专业和国贸（辅）毕业，从事技术工作三年多，如今又在英国学习专业技术，然而所学不专，却先是对政治，经济，金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又延伸至社会，民生领域。有感于中西方社会的巨大差距，又逢08多事之秋，感慨良多...
有幸能够拜读孙先生的文章，实在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