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失守与家园沦落

孙立平

年底最吸引人们眼球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哈尔滨的“天价医药费”事件。139万的医药费（不算自己买药的费用），高达千万的专家会诊费用，让人们大开了眼界，也让人们看到，在利益的驱动下，真是走多远都不算远。而在有关的评论中，我特别注意到这样的一句话：职业精神失守比天价医药费更令人担忧。
实际上，这种精神的失守远非仅仅发生在医疗行业中。
前一段，网上流传一个帖子，叫作“国内十大著名荒唐禁令”。其中有，“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这则条款出现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和资阳区两个教育局郑重其事颁发的“教师准则”内。还有“严禁用公款打麻将”。这是2004年8月陕西省安康市建设局用红头文件做出的规定。还有，“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这是海关总署五条禁令里规定的。还有在山东潍坊市审计局为整顿行风出台的“三条禁令”之中，就有“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违者给予通报批评、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记过、限期调离或辞退、开除处分”的规定。还有医院规定，严禁销售假药、严禁向患者索要红包等等。
对于这些禁令，人们不乏嘲讽之声。像醉酒驾车，本是一种违法行为，却需要在内部纪律中加以重申，而教师奸污学生、公款赌博、庇护走私、销售假药等，实际上都是涉及社会生活的底线了，本应是不言自明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觉得连这些还要特意做出规定，就有点荒谬了，就如同一个单位规定它的员工不许杀人放火一样。
但如果我们回到现实中，就会发现这些规定并不荒谬，因为破坏这些底线的事情频频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奸污猥亵学生的事件不是经常见诸报端吗？甚至出现高校教师用研究生试题的答案引诱考生上床的事例不也发生过吗？而公款赌博、销售假药、庇护走私甚至成为屡禁不止的顽症。
这都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社会生活的底线在频频失守，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些基础在面临威胁。我们都知道禁忌这个词，禁忌被违犯了，将会为社会所不容，而上述种种所谓荒唐的禁令表明，对禁忌的违犯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常态。可以说，社会生活底线的频频失守，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病症。这种底线的失守，关涉的绝不仅仅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实际上，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病症，甚至是制度层面的病症，都或是直接或是间接地与底线失守有着关系。
我们知道，体制是一套规则和程序。旧体制和新体制，当然可以说有优劣之分，但无论新旧体制，要正常地运行，都需要有更基础的东西作为前提。举例来说，信任结构就是这种基础秩序之一，新体制要以信任结构为基础，旧体制正常运行时也是离不开信任结构的。可见，信任结构是超越体制的，要比体制更为基础。现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些恰恰就是因为这种基础秩序被破坏了。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新体制无法正常运转，旧体制也无法正常运转。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面临问题的严峻性，不只是在于新体制本身的无效或缺陷，而是新旧体制共同基础的丧失。这样的危机更具有根本性。
以去年热烈讨论过的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在讨论中人们曾经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处境：就像一根大热天的冰棍一样，不被人吃掉也要化掉。现实中国有企业的处境也大体如此。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许多人争论的是吃掉还是化掉。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被吃掉就要化掉？关键的问题是这个环境，是这个“大热天”。如果冰棍放在冰箱里，会是这个逻辑吗？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国有企业，有的国家国有企业占的份额还不小。即使我们承认国有企业的效率要低于民营企业，但有哪个国家国有企业的处境到了不被吃掉就要化掉的份上？关键还是这个制度的基础条件的问题，就是那个“大热天”的问题。这个“大热天”就是腐败的大环境。大量事例表明，几乎无论是从国企经营的环节上、还是在转让的环节上，抑或是在郎咸平所说的信托责任的环节上，几乎无不与这个因素密切相关。正是由于权力的腐败，理论上所有者并不缺位的财产，在实践中成了“无主”的财产；正是由于权力的腐败，本来可以公平进行的国资转让，变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正是由于权力的腐败，郎咸平先生提倡的信托责任问题一到实践中照样走样变形。
底线频频被突破，不仅在于转型期特有的变迁力度，同时也在于一个民族精神的根是否牢固。而在改革过程中被奉为圭臬的机会主义价值观，无疑使社会生活的底线失去了最后的防守能力。在这次整治官煤的过程中，人们发现，现在被作为官煤政治集中体现的官员在煤矿中的入股，却有着一种令人感叹的历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好多煤矿难以生存，于是政府倡议大家入股，当时如果有官员在煤矿入股的话，还要受到表扬。其实，在我们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中，都普遍地盛行着这种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原则，其突出特征就是不择手段。在这种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中，没有任何原则是神圣不可动摇的，能否得到眼前的利益就是最高标准，为了这种眼前的利益，即使破坏了原则和程序也在所不惜。甚至完全没有破坏了原则和程序也是一种代价，甚至往往是一种更大的代价的概念。更有人自以为得意的将其称之为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
然而，对社会生活底线肆无忌惮的突破，到头来必然要受到惩罚。近些年来我们社会生活中一系列紊乱现象的发生，就是这种惩罚的开始。

 

国内十大“著名”禁令（网友点评） 


№①“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这则条款出现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和资阳区两个教育局颁发的“教师准则”内，很难想象这种完全已触犯了刑律的行为条款，却很不严肃地上了教育系统的“禁令”之中。 <看来幼稚园的阿姨和大学的导师是可以奸污猥亵女生的！ > 

№②“不许哄抢游客，做彬彬有礼的猴子”：成都的龙池镇政府和龙池景区为猴子们制订了“礼貌山猴行为准则”：不许不礼貌，做到文明待客；不许哄抢游客，做到彬彬有礼；不许骚扰游客，尤其是女游客；要助人为乐。 <纯属SB，动物能听法规那么就不会有这么多 汤罐 了 > 

№③“严禁无婚姻证明的男女混住在一起”：《江苏省暂住人口管理条例》曾经有过这么一则条款，但父女、母子、兄妹都属于这一范畴，他们也不能同住，简直荒唐可笑。 <丫的!老子还能谈恋爱么,还可以交流感情么!要不以后再出个未婚男女不准一起吃饭、亲密聊天、看电影、逛街......> 

№④“报考女公务员，乳房要对称”：湖南省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竟抛出“女性要第二性征发育正常，乳房对称，无包块等方为合格”的条款，去年就有20%的笔试和面试都合格的考生因为达不到这个要求而被刷掉。  

№⑤“不准为男领导配女秘书”：四川省政府不允许男领导配备女秘书的理由是因为，女秘书容易和男领导发生生活作风问题，从而在工作上影响男领导，既而导致领导失职或腐败，祸国殃民。但很多网民不能认同这个理由。<看来先进性是白学了@> 

№⑥“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海关官员的天职就是把好国门，打击走私只能说是他们份内的工作，庇护走私行为无疑是犯罪，自有国法来惩处，只是这样一句话堂而皇之地放在海关总署的五条禁令里，怎么看怎么别扭。 <那么海关官员可以庇护偷渡喽!哈哈可笑.....> 

№⑦“腰围超过２尺７的在编民警将全部下岗”：这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巡防支队6月初发布的一项瘦身命令。打造一支身体各项指标都能达到优秀的警察队伍，自然是好事，但考核的方法量腰围未免有点太原始了，腰围粗壮的人闪展腾挪，灵活无比的人多了去了，洪金宝就是一个。 <这个我也发现了!NND吃公款的用公家的又不做事的能不发福么?????> 

№⑧“不按规定走路方式走路的要挨罚”：四川新出台了一项交通法规《行人十二种走路方式要挨罚》，听起来颇有点搞笑味道：如横过没有人行横道的机动车道时，不直行通过，或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折返；未实行交通管制的路段，在道路上通行每横列超过二人通通要罚。 <我怎么走路关你P事啊!!!> 

№⑨“严禁用公款打麻将”：地球人都知道，挪用公款是什么样的行为，2004年8月安康市建设局竟然需要用发放红头文件的形式来告知挪用公款是要受到惩处的，在这样的事件中我们完全看不到吏政的威严和有效性，看到的只是官场腐败的触目惊心的事实。 <不可以用公款打麻将那就是明摆着表示可以挪用公款喽> 

№⑩“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乍一看,这条禁令无可厚非,可它偏偏出现在山东潍坊市审计局为整顿行风出台的“三条禁令”之中，跟在其后的条款是“违者给予通报批评、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记过、限期调离或辞退、开除处分”，什么时候醉酒驾车这种违法行为改归审计局管了？即便是追加处罚，都属对同一责任人的重复处罚，于法无据。 

底线的确是在被突破，而且过去20年来不断在被突破，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其功能吧。我觉得有两点：第一，跟随这些底线被突破的更重要的是一些观念，而这些观念不能说被颠覆，但至少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第二，重要的不是底线被突破而是底线被突破之后人们如何重新确立价值，实际上上述各种荒唐规则不也体现了社会力图确立新价值的努力吗？只是这些规则同时又体现了社会理性的迷失与盲目。在这个时候，恐怕我们不应该是在这里哀叹社会底线的不断被突破，而应该是深层思考新的价值。当年孔德、涂尔干的心情，想必与孙教授有所类似吧。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有类似的地方，但情况有很大不同。有人开始注意到第二次“大转变”的制度与结构层面，但对第二次“大转变”的精神与价值的层面基本没有关注。

法代表了社会最低的道德要求。孙教授所说的底线不是那些过高的道德要求或是政治禁忌，而恰好是为保证社会运行所需的最基本的公序良俗、风俗习惯（英美法系专门有普通法，即由习惯而来）所不容的行为。比如利用有毒原料加工食品现象的泛滥，这是一种变相的投毒，危害的是公共安全（整个社会的安全），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基本道德所不容的，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天理不容，比用毒药杀死自己痛恨的某个特定个人还要卑劣无耻（但是现在我国刑法上不作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处理，比杀一个人轻多了）。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存在很大问题。
我非常关注宗教、信仰等的缺失，以及意识形态、教育的毒化作用，对当前中国社会的精神、价值理念的负面作用，这不仅仅是投机主义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社会伦理体系的沦丧及缺失。现在又要搞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我不知道在其目标里面，除了加强论证执政合法性之外，是否还有融合其他成果、为社会提供一个具有次宗教作用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意图。但是我有一个疑问，这把杀鸡刀能宰得了这么大的牛吗？意识形态、教育等方面的一元化的危害甚巨，造成现今整个社会成为一个类同你死我活的战争战场，不计手段的利益争夺代替了公平、可持续的竞争，而制度的缺陷则加剧了这个过程，使不计后果、为所欲为者更自由（胆大的撑死胆小的是也），这种野兽一出笼，是很难在短时期内制服的。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不该有的底线反而在加强，就是那些政治禁忌，不容置喙、不容越步更不容染指；而这些关乎社会、民族未来的底线却在失守。两者存在相关性，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什么是该有的底线，什么是不该有的底线？这个“该”字实在引起了知识分子太多的迷思。云龙恐怕对西方文明中的底线太有点临渊羡鱼的味道。或许多想想黑格尔的“恶是历史的原动力”那句话。我并不是自然主义者，我也承认社会是需要“理性设计”的，但是这种“理性设计”应该是建立在历史发展基础上的。其实，象云龙这样的观点，我有一位从事反腐败工作的朋友也和我交流过。但是我认为，我们的“理性设计”应该更多的立足于社会本身与历史本身的逻辑。“天下大乱”了吗？未必。前些日子和一些农村的老板们喝酒，他们津津乐道自己在地面上曾经的打打杀杀，可谓“大碗喝酒大碗吃肉”，这时我插了一句话，“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他们似乎才突然想起，那已经是昨日黄花，而今天的他们已经结婚娶子，已经有了自己的产业和事业，已经开始进入新的秩序并且不经意得成为这种新秩序、新底线的奠基人。他们或许并不是心甘情愿得接受这种新秩序，但是你问他们，他们愿意回到过去那种大碗喝酒大碗吃肉的“水浒”年代吗？我想他们恐怕无言以待，至少他们很清楚，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底线”是相对的，也是历史的。恐怕当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要少一点“大事不好”的感慨，如果你把眼睛往下，往更深处望的话。

   不可否认,随着时间的流逝,阅历的递增会有很多很多人进入某种惯常的仪式中,"不经意得成为这种新秩序、新底线的奠基人",然而我们依然要关注的是那些尚且理应进入社会道德所能认同和赞同的仪式化生活却没有进入的,以及从中失败溃退的个体,乃至团体的行为.

  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的加速传播,那些诸如"公交车司机强暴女乘客"、"公交售票员掐死一清华教授之女"等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不仅不绝于耳,同时令人不寒而栗.

  昨天听完全省研究生英语演讲比赛复赛感受最深的是那一位位优秀选手义正严词的“政府这该管，那也该管”，过多的理性透露反倒是无尽的冷眼旁观、坐享其成而非集激情与热情于的自我参与。仅以亲身之感写道。

   不可否认,随着时间的流逝,阅历的递增会有很多很多人进入某种惯常的仪式中,"不经意得成为这种新秩序、新底线的奠基人",然而我们依然要关注的是那些尚且理应进入社会道德所能认同和赞同的仪式化生活却没有进入的,以及从中失败溃退的个体,乃至团体的行为.

  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的加速传播,那些诸如"公交车司机强暴女乘客"、"公交售票员掐死一清华教授之女"等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不仅不绝于耳,同时令人不寒而栗.

  昨天听完全省研究生英语演讲比赛复赛感受最深的是那一位位优秀选手义正严词的“政府这该管，那也该管”，过多的理性透露反倒是无尽的冷眼旁观、坐享其成而非集激情与热情于的自我参与。仅以亲身之感写道。

黑格尔的“恶是历史的原动力”中的“恶”是我们所说一般意义上的恶吗？他这句话到底是从什么角度说的？是从本源的意义还是一般描述还是必然的逻辑还是实证？我们的思维模式容易用这种形而上的论述来掩盖具体问题。

有很多东西当然是不断在变的，我觉得这点大家都不会反对的，只是看问题的角度和重点不同。底线有好多种，有些是可以变的，比如原来穿个洋气的衣服、烫个头都不行，现在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另外有一种，比如社会的秩序，黑社会也是一种秩序，很有组织性，也有所谓的新底线（比如成员不能背判组织），但是黑社会不会成为正常社会呢？因为它的运行有着某些过了正常社会底线的东西，而这些底线是不能突破的。黑社会在形成的初期会刀光剑影，但是形成后也会保持高度的内部秩序，甚至运行的很好，但不能因此就说它对正常社会形态的这种突破是正面的，毕竟大部分人还是不希望生活在黑社会下吧。

即如所举的例子，过去大大杀杀的现在娶妻生子了，有新的秩序和底线了，这很正常，因为他已经成为这种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了嘛。但是如果承认他成功的基础——打打杀杀行为是合理的，那么总有人可能有一天会通过打杀把他干掉。——这不是《教父》里的情节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所谓的突破就不能被承认是合理的，因为他破坏正常的社会竞争机制，最后只会导致大家都没得玩——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相互革命，最后就大家都没命，不是吗。

社会本身确实是在不断进步的，并不是说看到了变化就以为“天下大乱”，只不过社会本身的进步是需要很多机制来维持的，现在有一种危机是有些机制在底线被不断突破的过程中被严重削弱，这才是问题所在。变化本身不可怕，它后面的机制坏了才可怕。

恐惧、报复——堕落的生成轨迹

学友提出：
“昨天听完全省研究生英语演讲比赛复赛感受最深的是那一位位优秀选手义正严词的“政府这该管，那也该管”，过多的理性透露反倒是无尽的冷眼旁观、坐享其成而非集激情与热情于的自我参与。仅以亲身之感写道。 --郝建梅”

我的假设和思考：

过多的理性从个体来说是“冷眼旁观、坐享其成”，如果从群体的层面来看，恐怕不是这么简单。

健全社会本身应该具有自我调节的机制，如果这种机制缺失，出现问题的时候，就需要外力来协调——所以有人要政府来管。人们发出的这种呼吁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社会调节机制的缺失。

为什么会缺失这种能力？
一是政府管的太多，社会自由空间太小，甚至个人的自由生活空间也很小，限制了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举例来说，对个人自力救济限制过多（特别是若是群体），使得个人自力救济能力不足；对结社、中间组织限制太多，使社会自我调节能力不足。
二是我假设这是社会心理的变迁过程。社会个体在过去的社会经历中历经多次心灵创伤，比如大众在经历大量的下岗、失业、拆迁、遭受歧视（比如大量的农民工受歧视）等社会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对社会产生了恐惧。这种恐惧本身可能会转变为报复意识，所以在面对比如公车上的强奸等的时候，围观者可能产生一种类似施暴者一样的报复的快感，把自己的恐惧心理转变为一种报复，从而得到发泄。或者确实出于对社会的恐惧而对一切采取一种旁观、冷漠的态度。通过观察个人认为当下社会中的大量个体对于社会有着一种恐惧——包括对社会不公正的无力感、未来的不确定性等。

以上是我的假设，因为涉及社会心理学等问题，我不熟悉，希望孙老师或者各位学友指点。

我并不否认社会需要底线，我只是反对从该与不该出发去讨论社会底线。是的，现在这个社会存在许多问题，而且是急需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完全靠政府，甚至政府恰恰是不可信任的，虽然政府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动辄以社会底线的名义为解决这些问题寻找合理性。因为，当这些问题解决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该与不该的社会底线已经毫无意义。
什么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是不以你个人好恶而存在的。不要以为所谓社会底线就是规则现象和非规则现象的分解线！真正的底线应该是具有高度弹性的，是能够涵盖正常社会与反常社会的基本价值。就比如这次台湾大选，很多人指出民进党的作为已经超出了社会底线，那个底线也并不是蓝营的底线，而是包括民进党在内的基本政治道德与社会公德。再比如你说的教父电影所体现的，难道不也正是盗亦有道吗？难道那不也是一种底线吗？在这个底线之内，不是说没有冲突，而是说黑与白的冲突就是可以控制的。这应该是社会学认识世界的基本常识！
进一步说，其实所谓社会底线本来就已经超出了一般经验的范畴，是对社会的哲学的、伦理学的深层思考。如果你拒绝深入，就不要谈什么底线！

Szelenyi, Burawoy 等在从制度和结构的层面讨论“第二次大转变”时着重关注的是，与第一次大转变不同的起点是什么，转变中不同的条件和制约因素是什么，从而具体的转型过程和结果的差异是什么。由此形成比较研究的框架。对精神和价值层面的研究也可参考这个研究路数。此外，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评价是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但对原因、特征、结果的研究可以是社会学式的。哈哈，当然我这个短文不算。

这是一个完全倒逆的社会,所以一切不正常的都可以是正常的.

     底线失守与家园沦落,谁之错?
     道德沦丧不仅仅是对机制的挑战.也是我们苦心建构的伦理大厦的倒塌的动力的质问.

禁忌成为了常态，潜规则横行……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需要一种贯穿传统社会、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眼光



郭于华



转型社会学是当前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向，而要解析社会转型过程，要回答当前各种社会学问题，没有对中国社会通透性的理解、没有一种历史的视角是不可能的。通透性的历史的理解就是贯穿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洞察力和想象力。

孙立平老师在“中国社会”的课堂上讲到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课后有同学提问“大zhai or 大zhan是什么”？孙老师愕然。是啊，大学生不知道“农业学大寨”似乎不应该，可是，仔细想想也不奇怪，不是有中学生把雷锋的殉职说成是“驾驶技术不好出事故而死”、把老师家长气得鼻子歪的事吗？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个“健忘一族”，不必说太久远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刚过去不到30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孩子们来说已经是“史前史”了，甚至更近一些的事件都在渐渐淡出民族的记忆，在亲历者的头脑中模糊，在后来者的印象中扭曲。说到记忆与忘却，我总是会想起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著名的《1984》中所描述的记忆剥夺和历史重构——各种历史记录被有意识、有步骤地忘却、篡改和消灭，“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话”。这种记忆剥夺和历史重构是一种治理技术——因为“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通过改变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源泉。

我总是感叹，幸亏我们还有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知识分子中还有顾准、李慎之、李锐等人，他们不仅仅在极权主义统治的重压下保持了人格、尊严和独立的思想，而且使全民族免于在暴力与屈从的泥沼中灭顶，使知识界免于全军覆没于灵魂的丧失。然而，令人悲哀的是，今天又有多少人还知道他们，还记得他们。忘记过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一个民族而言，都将是一种灾难，对一种文化来说都将是毁灭性的。一个健忘的民族是可悲、可耻的，是没有未来的。

我们需要良知和记忆，需要洞穿历史与现实的眼光，需要深沉的悲悯之心和浑厚的智慧，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的、拥有最多人口的、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以及它的大转变。这个社会生成于前现代即传统的农业社会，经历了极为独特的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文明”半个世纪的治理，而今天又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过程之中。

有人可能不同意“共产主义文明”的提法，毕竟“文明”这一概念指的是宏大的、形态完整并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的文化与社会；然而以共产主义为理想和标榜的社会难道够不上这样的“文明”标准吗？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还是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来看，超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都应该是一种“文明”的历史。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文明相对于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性。正如孙立平反复强调的，一种文明，只要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无论它最终的命运如何，都会对人类的智慧构成严峻的挑战：这种文明是怎样产生的？这种文明从文化到制度是怎样运作的？共产主义，无疑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在其鼎盛的时期，曾经囊括了人类的三分之一人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它在向何处去？公正地说，对这个相当独特的文明，不仅从文明的层次上反思还很少，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孙立平，2004）。

我们关注今天的社会转型，就不能不关注转型前的社会即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不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传统社会。前现代的农业社会是共产主义文明产生的土壤，也是今日社会转型的基础和条件。传统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这三者交织叠加在一起，错综复杂难以辨析，但却构成我们实际的学术和思想的资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一种贯穿传统社会、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眼光的原因所在。

这几天网上的一篇《沫若祭》引起了我的注意。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对郭沫若没有好印象，认为他是趋附权势丧失灵魂的无行文人，可这篇祭文读后却让我心痛不已而且思索再三。郭沫若有才情没有人格。有文学没有政治。有脸无皮。他用文学敲开政治大门，而政治最终又谋杀了他的文学。沫若以《女神》燃烧了旧中国。一句“神佛都是假，谁还相信它”，足以使他在文学史留名。沫若又逢伟大领袖。倘若作为政治领袖的那个人不是文人，沫若仍可以做文学。偏偏那个是文人，沫若则只好搞政治了。领袖号召除四害，沫若遂做诗发表……。文化革命起，沫若却被放在油锅上煎。他和他的作品都被批判。连儿子也不能幸免。1967年4月，小儿子郭世民在音乐学院被批斗，自杀。整整一年以后，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学院遭绑架关押，受尽酷刑后死亡。接连失去两个爱子，沫若肝肠寸断，但他仍不怀疑那场吃人的革命，更不怀疑领袖。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每到夜深人静时，沫若就伏在办公上桌上，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抄写儿子的日记。一抄就是一整夜。他不停地抄啊抄啊，把对儿子深深的父爱，溶进那厚厚的手抄本中。然而就在儿子死后两个月，在一次会议上，他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不独郭沫若，还有老舍先生。老舍年轻时倜傥不羁，嫉恶如仇。他与朋友在饭馆吃饭时，曾从鞋底抽出钞票付账。朋友问他钞票为何藏在鞋中，他指着钞票恨恨地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要压迫它。”年轻的老舍，文稿常被编辑改动，深感头疼，某次，他把书稿送出版社后，在旁标明：“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可就是这样一个倔强的老舍，自杀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竟是《陈各庄上养猪多》：“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太平盛世投进太平湖自绝于人民。他是手握一卷平素抄写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在他尸体四周水面上漂浮着和陪伴着他的是他工工整整抄写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刘亚洲，沫若祭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read.php?tid=3253&extra=page%3D1）

这篇祭文使我夜不能寐。究竟是什么样的治理技术，能够将人改造成这般模样？究竟是什么样的奴役，能够如此扭曲人的心灵，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在人的内心造成如此恐惧？能够让人自觉地建造起精神的牢狱？这当中的机制、逻辑到底是什么？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探究、去破解吗？我们曾经有限地经历了那一幕历史，我们就有责任记录和解析它，并且让下一代了解它记住它。我们身为这个民族的成员，我们生于这样一个转变的时代，我们还是以社会研究为志业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完成破解共产主义文明逻辑的使命，至少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努力了。否则，我们民族经历的所有苦难将毫无意义，我们作为社会研究者也就白来这世上一遭。

有一些东西从集体记忆中消失未必是坏事.而且从集体记忆中消失未必等于完全被遗忘.重要的是当出现某种场景时,存在某种机制唤起某种有价值的回忆.毕竟不学会遗忘的社会就不能前行.话又说回来,回忆本身又不可避免得被回忆者打上自己的价值烙印,这无可厚非.比如,当我们回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残害时,一方面这种回忆与日本右倾化的场景分不开,另一方面这种回忆所揭示的历史教训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和普遍接受.

云龙的看法我很有同感，我们的底线失守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在经受着挑战，经历着新的“唐山地震”，我们社会学的诸君关注着社会转型，专注社会结构的变迁，其实这中间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变迁，就是从“同志”到“先生”所体现的变迁，形式上的变迁容易达到，而实质内容的变迁是长期的，多年来我们强调我们都是社会的人，我曾问过学生，你们上大学时为什么。大多数人回答：为社会作贡献，我们小时候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结果我们过分地关注社会层面的东西，而对个人的生活领域，普通人的生活准则（在底线上），太缺少应有的关怀了，比如，我们赞赏总书记扶贫，总书记的奉献，（其实这是说明了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薄弱），而总书记的车队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专心于对可爱的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烈士陵园的马路上，留下一片红红绿绿的垃圾，带着红领巾的孩子们，东的帮助老人提东西，却不知道在麦当劳排队。其实我以为我们的社会转型根本上应该是从关注整体到关注个体的转型，我不否社会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在社会基本运行规则上的转型也势在必行了，其实在我们的公民教育上我以为我们还属于半真空的状态，大而空的教育，又没有健全的宗教，我们还有底线吗？垃圾油，垃圾猪、天价医疗费，假乞丐，对我们的社会而言，大口号多去了，唯独没有对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准则的明确约束，于是才会有上述荒唐的口号。
  我们的社会依旧还是一个追求高尚理想的社会，但是现实的平凡的，普通人的，公民社会的理想结果却成了空洞。我们的社会原本没有底线，我们所充满的，被不断教化的是“上限的东西”对不对？

孙老师,听见上星期广东射向村民的枪声了吗?
现在已经没有底线了!

一直在关注。朋友也发来各种材料。可悲的是只能关注而已。发一篇上半年写的短文。

在失守了底线和沦落的家园里，任何“制度”都成了权势集团攫取公共利益的保护。

也不必过份悲观，也不必悲天悯人。
所有问题的焦点就是政府无能，人民无知。
这不是底线的问题，这是制度的问题。制度应该尽量追求效率
和公平，包括公平合理的医疗服务
本人既反对政府提供过多的社会服务，又不满中国政府无法向
纳税人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包括医疗），同时又限制由私营企业来
提供。
教育，医疗这些公共政策，中国政府内部到底有没有人
重视？还是都忙着弄数字游戏了。
孙教授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与其经常在此作世风日下，道德
荡然的感叹，为何不为制定公平有效的公共政策出谋划策？至少
可以小修小补，提高社会福利。
社会学并不是感叹的科学。孙教授更象是个道德主义者。

将这篇东西谈的内容与其他文章中谈的以及回复中讲的一些看法联系起来看看。

影响人们的思维?可真难,你有你的道理,他有他的分析,面对一个全球化的多元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只会越来越多元.
我的观点是,人性是难以改造的,民意是经常改变的,你今天"改造"了一个人的思想,明天他看了另一篇文章,有可能马上就改变他的观点.
除非孙教授想当象甘地一样的圣人,其实大可不必执着于"影响思维".
只有一些东西,比民意比"思维"更稳定,那就是制度和法治.

孙先生文风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