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的问题是利益表达

孙立平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中贫富悬殊和利益失衡的问题不断严重化，已经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建设和谐社会最关键的内容其实就是协调利益关系，遏制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但是，要协调利益关系，要防止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最基础的问题是形成能够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以及制度化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等。而这当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利益表达。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他的利益协调机制就无从谈起。
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必须面对而且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其原因是在于，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社会中的利益在不断分化，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不断发育成长，而且正如我们原来多次指出的，这些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很不平衡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就面临这样一种选择：要么冒一点风险建立利益表达机制，从而为协调利益关系建立一个必要的基础；要么由于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而承担利益关系进一步失衡，以及由于利益关系失衡引起的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的代价。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利弊权衡和选择。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似乎存在一种鸵鸟的态度，总以为有些事情只要视而不见，拖一拖就过去了；甚至去幻想，如果没有这些不同的利益，没有由于利益的多元化而引起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该有多好。
事实上，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在利益多元化基础上形成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并不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类似现象的存在，在世界上是一个通例，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其利益矛盾和冲突比我们社会还要严重。但在这样的社会中，虽然严重的冲突有导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比如象最近法国的骚乱，但在一般情况下，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社会互动方式，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进一步说，即使某些严重利益冲突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实质上导致冲突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表达，而是利益对立的本身，甚至有时恰恰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
因此，在今天，我们尤其需要一种务实的、理性的对待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态度。而在过去，人们往往将利益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将利益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是使利益关系问题变成一个无法进行就事论事讨论的敏感性话题。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对利益关系问题去敏感化，转而采取一种就事论事的务实态度，这可能会更加有利于我们对所面对的这些问题的认识，从而采取更加有利于矛盾和冲突解决的措施。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之所以成为一个敏感的概念，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往往将不同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集合为一个笼统的概念，而现实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具体的，如农民的征地问题，城市中的拆迁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体现的是具体的利益关系，表达的是具体的利益要求。如果利益表达的渠道是畅通的，解决利益矛盾的措施是有效的，这些冲突一般都不会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且，我们通过对一些利益表达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参与者自己也往往很自觉地努力将要求控制在有限利益要求的范围内。
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实际上是构建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利益主体分化基础上的博弈经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博弈。在这样的体制中，利益表达是博弈的基础。在有关利益表达的讨论中，人们更多强调的是利益表达对于弱势群体的重要性，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不全面。实际上，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利益表达不仅对于弱势群体，就对于其他群体包括强势群体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不错，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他们既无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也无非制度化的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方式。比较而言，在整个社会缺少规范化的利益追求方式的环境下，强势群体有着用各种方式为自己争取利益的优势。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非规范化的，而且，强势群体在使用这些方式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时候，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一项有关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一些私营企业家为了疏通某些渠道，不但要花费大量精力，甚至要花费不菲的钱财。有的甚至最后付出了牢狱之灾的代价。正如有的私营企业家感叹的：如果能用正当的方式来做事情，谁愿意去冒风险去行贿？
就现实性来说，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需要正确处理“表达”和“代表”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一个由民众或民众代表选举出来的政府，是要代表公众的利益的。但这当中，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明确的。第一，政府对于公众利益的代表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政府所能代表的是公众利益中的一部分，即他们利益相一致的一面，也就是公共利益。而另外的一些利益关系，比如互相矛盾而又都是合理的利益关系，则不能简单地加以代表，如股市中的空方和多方的关系，医疗中的医患关系，房地产中的买房者和卖房者的关系，拆迁中的开发商和拆迁户关系，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等，都是如此。第二，即使是可以由政府直接代表的公共利益，也要建立在公众利益表达的基础上。因为没有必要的公众利益表达，公众的公共利益就无法加以明确。特别是在某些利益顺序涉及到选择的时候，也只有通过利益的表达过程才能选择的意愿得以呈现。近些年来，在一些地方曾出现这样的事情：地方政府花费相当财力物力“为百姓办实事”，但事情办成后，老百姓却并不买账，有的甚至成为讥讽和抨击的对象。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没有利益表达机制的情况下，这些地方政府是以自己对公众利益的想象代替了公众没能表达出来的真实利益要求。
利益主体的有效利益表达并不意味着对于政府介入社会中利益关系的排斥。实际上，利益主体的有效利益表达，是将政府置于了一种超脱、超越的位置上。在这个超脱、超越的位置上，政府的职能是为社会中利益主体的表达制定规则和程序，是以监督者的身份介入社会中的利益表达和博弈过程，甚至最终以裁判者的身份对其中的分歧进行裁决。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对社会利益的代表，是以协调者的身份实现的。在西方市场经济社会中，由劳方、资方和政府三方构成的合作主义体制，体现的就是政府的这种位置和职能。而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恰恰是放弃了这样的超越地位，而卷入了社会中的利益纠纷。这样，不仅使得政府的职能发生畸变，而且很多社会矛盾也由此而生。比如在征地中，在拆迁中，在劳资冲突中，都往往不乏这样的事例。
在缺乏利益主体有效利益表达，政府直接介入社会中利益关系的情况下，还会产生另一种弊端，即政府中一些部门的利益与社会中某个利益主体的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事实上，不同的政府部门成为相关利益的代表者，这种迹象在我国已经日益严重化。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汽油费改税的过程中，农业部门成为农民的代表；在两税合一的争论中，商业部门成为外商的代表；在房地产热及其争论中，建设部门成为房地产商的代表。其结果是政府行为的严重走样变形。在我国，政府部门不仅在有关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在立法过程中也发挥着重大影响。在社会中的利益群体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这不仅导致政策制定甚至立法过程的不公正性，甚至使政府无法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府。

 

说得不错，不过关键问题是何为利益表达，怎样的利益表达才是有效的。单个人的呼吁只会遭遇漠视，因为利益表达必然伴随着利益调整，对于决策者来说利益调整就要伤筋动骨了。
所以我以为利益表达必须要有社会力量做后盾，弱势阶层必须要能够形成自己的组织，以整个阶层的力量迫使决策者妥协。说得明白点就是要政府开放结社自由，但这却是政府的禁区。只有等待利益进一步分化、阶层进一步对立，到时不改都不行了

同意。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利益表达包括施加压力的方式。就此而言，组织的形式是必需的。现在实际上是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与没有表达机制的利益冲突的赛跑。

但现在首先需要解决“代表”和“表达”的问题。其实，整篇文章是为了说那几句话。因为是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强调的东西只能包裹其中。

呵呵，最后一句话刚开始还没看懂，又仔细读了几遍才了解了

btw，下面是我的博客，希望先生有空的时候过去指导一下后辈呢
      http://blog.bcchinese.net/arthur/

谢谢。但刚才好像上不去。

虽然这样说了，但是还是不敢奢望能得到先生注意，毕竟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先生去看已经让我受宠若惊了^_^
我这边可以的，您可以再试一下。不行就算了，以后再试

　　11月5日收集了一些巴黎骚乱的资料，准备从此写起，反观中国自己的问题，也想跟着以前读先生文章得出得思路，结合自己想法说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城市化和利益表达等等。  （问题已经积重，突发事件只是催化剂和导火索而已，骚乱只是冰山一角）

　　现在读到先生的这篇文章，深知先生用心良苦。记得先生在别的文章中提到的，利益表达是不可避免和正常的（犹如洪水只可疏而不可堵），现在将问题进一步推进——我们需要的是“制度化的利益表达”，而不仅仅是“代表”，为了中国真正长远的稳定和发展，利益表达应该“去敏感化”，应该制度化。

　　但谁有勇气来“冒一点风险建立利益表达机制”？？！！

　　先生能说出这些话已经很不容易了。

　　也许我们所做的只是无助的呐喊，但我们呐喊不会停歇。

　　＂冷云＂提到先生文章的最后一句，我认为有林则徐当年说的“几无可以抑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的深意。

　　不知道先生怎么看待《经济观察报》的编辑集体辞职以及现在的《经济观察报》？

　　11月5日收集了一些巴黎骚乱的资料，准备从此写起，反观中国自己的问题，也想跟着以前读先生文章得出得思路，结合自己想法说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城市化和利益表达等等。  （问题已经积重，突发事件只是催化剂和导火索而已，骚乱只是冰山一角）

　　现在读到先生的这篇文章，深知先生用心良苦。记得先生在别的文章中提到的，利益表达是不可避免和正常的（犹如洪水只可疏而不可堵），现在将问题进一步推进——我们需要的是“制度化的利益表达”，而不仅仅是“代表”，为了中国真正长远的稳定和发展，利益表达应该“去敏感化”，应该制度化。

　　但谁有勇气来“冒一点风险建立利益表达机制”？？！！

　　先生能说出这些话已经很不容易了。

　　也许我们所做的只是无助的呐喊，但我们呐喊不会停歇。

　　＂冷云＂提到先生文章的最后一句，我认为有林则徐当年说的“几无可以抑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的深意。

　　不知道先生怎么看待《经济观察报》的编辑集体辞职以及现在的《经济观察报》？

请问先生带社会学的研究生吗？我已经准备了法律硕士将近一年了，报了南京大学．觉得准备挺不错的．可惜，知道您是在大三下学期，已经有些晚了．呵呵，我想我可能会读您的博士，您会收一个法律系的研究生吗？我想如果我去南京大学，我会旁听周晓红教授的课，三年后做您的博士还可以吧？：）

　　11月5日收集了一些巴黎骚乱的资料，准备从此写起，反观中国自己的问题，也想跟着以前读先生文章得出得思路，结合自己想法说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城市化和利益表达等等。  （问题已经积重，突发事件只是催化剂和导火索而已，骚乱只是冰山一角）

　　现在读到先生的这篇文章，深知先生用心良苦。记得先生在别的文章中提到的，利益表达是不可避免和正常的（犹如洪水只可疏而不可堵），现在将问题进一步推进——我们需要的是“制度化的利益表达”，而不仅仅是“代表”，为了中国真正长远的稳定和发展，利益表达应该“去敏感化”，应该制度化。

　　但谁有勇气来“冒一点风险建立利益表达机制”？？！！

　　先生能说出这些话已经很不容易了。

　　也许我们所做的只是无助的呐喊，但我们呐喊不会停歇。

　　＂冷云＂提到先生文章的最后一句，我认为有林则徐当年说的“几无可以抑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的深意。

　　不知道先生怎么看待《经济观察报》的编辑集体辞职以及现在的《经济观察报》？

对不起，重复发言了

基本同意孙先生关于必须完善利益表达机制的看法。
但是涉及到实际情况，我觉得要形成这样的机制是非常困难的，阻力在于掌握裁判权力的是目前的既得利益群体。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可供分配的“利益”本身是有限的，建立这样的表达机制甚至进一步采取平衡各方利益的措施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是不利的，所以这些强势集团自身是没有动力去推进这样的机制的建立的。
我觉得这并不是鸵鸟的态度可以解释的现象，必须从利益和力量对比的角度出发去理解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目前的问题是：失衡本身是失衡这一现象的加力引擎。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则有没有可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实现孙老师提出的这一建设性意见呢？

嘿嘿，黄昏兄说得不错，所以我以为弱势阶层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组织迫使政府进行改革。而政府也必须看到如果再不改革将会酿成很大的灾祸。

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值得我们关注。
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变迁，农民利益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如何让中国农民准确的表达出群体的利益，进而实现他们的利益，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现代化的实现。

或许，现在的根本问题不仅是各方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表达：试想一下，即使民工有足够的声音在媒体上发出，但是，结果可能只是微波荡漾后石沉大海的死寂-----因为，造成民工农民之所以为弱势群体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改革，要前进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个债并不全是由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但今人无法逃避历史，无法逃避历史失误的的后果]必须有人去承担而以力量为筹码的谈判结果是，中国让这群农民以及一部分城里的职工去承担，于是有了民工，有了下岗职工。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民工和其他弱势群体喊出它们的声音，但“我们”也不能有所太大的作为，大家不妨细细想一下，农民，民工，下岗工人喊出的声音还少吗，政府，企业他们听得又还少吗？

　　对于政府和其他受益群体［这里面就很可能包括你我他］而言，出于维护其自身利益，其目前的基本政策是，好言缓行，一方面维持现有基本政策让整个国家的经济得以持续发展，以此来实现既得利益地位的巩固和政局稳定，另一方面对于为整个中国经济奠基的弱势群体，好言相劝，以心意代替行动，使得矛盾不至于激化。

　　但是，这种状态只是暂时的，过渡性质的，因为农民，民工这群人，不管出于再弱势的地位，他们和我们的关系是头和躯干，我们可以把头抬得很高，但是身躯还得站在地上。
　　　
　　而目前的问题是，两者正在分离，我们的民工，农民和那些下岗之工正在社会的繁荣昌盛之中被淘汰和抛弃，看看去年的民工荒，它产生的根本是这群平均教育水平初中不到，而平均年龄３０岁不到上亿同胞被社会大生产所淘汰，而这群人的孩子正在父母的东漂西荡中逐渐成年。
　　
　　所以，我们需要文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必须要以牺牲占中国人口总数７０％的一代，两代甚至三代四代。。。人的代价来获得中国的新生，是否有可能有其他的代价较小的途径。
　
　　暂时到这里，想的不是太仔细，再向孙先生您请教。
　　

　　
　　　　

在缺乏利益主体有效利益表达，政府直接介入社会中利益关系的情况下，还会产生另一种弊端，即政府中一些部门的利益与社会中某个利益主体的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事实上，不同的政府部门成为相关利益的代表者，这种迹象在我国已经日益严重化。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汽油费改税的过程中，农业部门成为农民的代表；在两税合一的争论中，商业部门成为外商的代表；在房地产热及其争论中，建设部门成为房地产商的代表。其结果是政府行为的严重走样变形。在我国，政府部门不仅在有关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在立法过程中也发挥着重大影响。在社会中的利益群体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这不仅导致政策制定甚至立法过程的不公正性，甚至使政府无法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府。

＝＝＝＝＝＝＝＝
一定的政府部门代表一定群体的声音，我想这是正常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部门只发出了一个群体的声音，其他群体声音为何消失了？
所以，如果政府的组成不得不使你我周围这样的俗人，免不了尘世利益的诱惑，不如不去设法使之绝缘于人世，而是像阳光一样，把各种颜色都凑齐了，颜色或许反而白净起来。
随便想的，不妥之处先生勿怪。

在缺乏利益主体有效利益表达，政府直接介入社会中利益关系的情况下，还会产生另一种弊端，即政府中一些部门的利益与社会中某个利益主体的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事实上，不同的政府部门成为相关利益的代表者，这种迹象在我国已经日益严重化。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汽油费改税的过程中，农业部门成为农民的代表；在两税合一的争论中，商业部门成为外商的代表；在房地产热及其争论中，建设部门成为房地产商的代表。其结果是政府行为的严重走样变形。在我国，政府部门不仅在有关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在立法过程中也发挥着重大影响。在社会中的利益群体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这不仅导致政策制定甚至立法过程的不公正性，甚至使政府无法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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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政府部门代表一定群体的声音，我想这是正常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部门只发出了一个群体的声音，其他群体声音为何消失了？
所以，如果政府的组成不得不使你我周围这样的俗人，免不了尘世利益的诱惑，不如不去设法使之绝缘于人世，而是像阳光一样，把各种颜色都凑齐了，颜色或许反而白净起来。
随便想的，不妥之处先生勿怪。

正如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所指出的，真正的沟通行为取决于其沟通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是互相理解的沟通，并由此而协调资源的利用，去满足各自的愿望。孙老师的利益表达机制的一个核心观点，在我看来就是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而目前在中国存在的一些表达渠道，还不是真正的“沟通行为”，它没能达到相互的了解，没能照顾双方或是更多利益群体的利益。它往往是单线的。比如强制性搬迁（是政府强力的最好表征）而引起的民怨， 其强制就说明了不是平等对话，不是互相理解了。
很晚了 一点小看法 请孙老师多多指导 明天继续了

看完孙老师的文章，我想到了市场经济中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系。一般来说强势群体拥有更多的权力（他们占有的资源就能说明这一点）。而这种权力的实施接受方往往是弱势群体。那么在权力的实施过程中，能不能从韦伯的“权力”（不管他人意愿如何，而把自己的意志影响他人的能力，即“能力说”）走向福柯的“权力”（权力作为一种实践中的策略，关注利益主体各方面的权利），我想非常重要。至于如何转变，我的想法还不成熟，以后在说了。请孙老师也谈谈自己的看法。谢谢。

很高兴在这儿读到孙先生的文章。更高兴的是可以留言。

     利益的概念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逐渐浮现，在建国初期，它淹没在意识形态的底层。孙先生说首要的问题是利益表达，我十分赞同这个观点。这一点在我国尤其迫切。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首要的是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没有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就谈不上社会的公平公正。目前我国利益分配主体所形成的格局同样存在强弱关系。强关系既是分配机制的制定者，又是既得利益群体。这就是权力主体压制其他群体利益表达的理由。因此，要让他们站在超然的位置上制定政策，就意味着政府角色的转换。这对政府来说无疑是世纪之痛。但大家要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利益表达不代表没有利益需要。政府角色转换是必须的。因此我们要思索政府角色转换的动力由哪些，什么样的动力才具有最小的代价和最大的收益。
    

要出差长沙和南昌，回来再回答各位的评论。谢谢。

      读了孙先生的文章,我认识到我的选择错了.
      曾经是一名教师,本着对社会学的热爱,我选择了放弃我拥有的工作,去学习认识理解研究社会学,更准确的说我还想寻找向上流动的机会.我的想法错了.首先我现在却面临着巨大的就业风险.面对阶层与阶层之间日益封闭的社会,面对两极分化日益加大经济权利声望结合更紧密的现实,上流的机会是渺茫的.作为农村出生的我只能走想悲观的宿命论.其次我为我的热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社会学者是什么?他不是拯救社会而是解剖社会的医生.解剖后,只有痛哭.这只是有学者良知的这样做.没有学者良知的呢?是漠然视之还是呈上那血泪浸渍的鲜花?我们不是苏格拉底,我们不需要用生命去换取对正义的信仰.但我们需要有人对我们对正义的呐喊作出回应.然而这些人在哪儿?因此做一名真正的社会学研究者是痛苦的!如果我们的痛苦能换来社会的前行也是值得的,然而不是!

农民工爬上塔架讨要工资也是一种利益的表达吧？：）

我和随风而逝有类似的经历，我也刚刚放弃我原有的工作，但是我不以为我的选择是错的。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向上流动是指什么，但是我相信只要认真坚持，找到维持自己生活的途径还是可以的。
我不认为社会学者只有痛苦的份，你说的不错，我们需要有人对我们对正义的呐喊作出回应，而且我也认为我们的工作能够引起他人的回应，进而能够推动社会观念之进步。看看来到孙老师这里的朋友们吧。
奉送一句社会学家Manuel Castells的话共勉，“科学家要做的是和传媒联合起来改变公民的态度，再通过公民让政府改变态度”

  冷先生说的是有道理的.
  其实很多事情你都可以以乐观和悲观的态度去看.用什么态度取决与事物本身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的比重还有自己本身长期形成的心理因素,当然还有其他我所没提到的更多的因素.但现实是某种态度一旦形成,它就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作用.有人说,如果起消极作用那就改变它.那么怎么改变?谁控制着变量?仅是自己?补充一句,我不是环境决定论者.
      有幸在这儿认识冷先生.感谢孙老师提供了一个我们交流的空间.

嘿嘿，很高兴认识你。
下面是我的博客，有空来坐坐
http://blog.bcchinese.net/arthur/

很赞赏孙先生对中国社会的诊断。孙先生对利益表达机制的论述，促使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前途问题。作为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非政府部门或者叫非营利部门应该在增进公民的利益表达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可是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仍旧烙上了“政府”的烙印。看来，在我国构建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还是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所谓的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也是在政府有力指导下的有限的“自治”。不知孙先生能否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表自己的高见，也让小辈们扩充一下视野？

哈，平等讨论而已。根据目前社会中资源分布的情况，有官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会获得更多的资源。这些组织很难一概而论。有的，自主性会不断增强。这样可以将官办背景看作是过渡现象。难办的是鸠占雀巢，比如说你要成立工会，他说已经有了，于是你的就是非法的。北京话叫“占地儿”吧？

    不知孙教授有没有关于利益表达方面的专门论述，表面的问题是利益表达问题，但深层次是政府体制改革的问题，是政府定位合理化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发挥的问题。
   希望孙总推荐专门的关于利益表达方面的著作或文章。

如此整治
----弱势群体的无奈
今天(2006.3.16)上午我在金沙江路枣阳路口附近看到许多人民警察和城管队同志在对所有经过此地的各种没有牌照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进行查收。为了城市和交通管理的需要照理说无可厚非的，但是当我看到那些靠这些车子拉货、运输、做水果蔬菜小本生意的人，被收去这些车子后所留下无限的绝望和无奈时，我在为他们担忧……
他们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员，做着我们城市人不愿意做的工作，是我们这个城市真正的弱势群体。他们在我们这个城市主要做的就是靠做小生意和帮人家拉货来维持生活的，现在当我们将他们那些赖以生存的挣钱的唯一工具收去以后，那么他们的生活马上就陷入困境。我在现场看了当时收缴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的现场，被收缴的这些大多数都是比较新的和成色都比较好的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只有极少的几量马路上不准行驶的燃油助动车。
现在上海市场上所有销售的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都是不办理牌照的，所以所有购买了这些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的人随时都有被人民警察和城管收缴的可能。这些被收缴的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最后将怎么处理我们不得而知？是销毁？还是统一送到废品站？那些被收缴了的人会立即想尽办法，甚至是千方百计的立即再去买旧的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以解决当务之急的生计问题。期间我试图问过一些被收去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的人，问他们准备到哪里再去购买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他们的回答是只好到废品站去购买。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买新的，他们回答说怕被再次收掉。
既然在我们这个城市不允许无证无牌的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使用，那么也就必须有相关的配套的法规限制那些生产和销售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工厂和商店禁止无证无牌的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的销售。否则不是坑人吗？花钱买的东西随时会被没收，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如何整治交通加大力度管理都无可非议，但是千万不要伤及无故。千万不要伤及那些依靠出卖劳动力，以及依靠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生活那些真正的弱势群体。现在不仅是法制社会，同时也是人性化管理的社会，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不仅要依法办事，同时也必须考虑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今天的整治对老百姓来讲是无比痛恨的，因为他们将为此又要重新去花钱购买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来继续维持他们艰难的生活。
我希望政府部门是否能倾听人民的呼声，是否能体谅弱势群体的人员的处境，将心比心设身处置地为今天那些已经被收掉所谓无证无牌的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的人们想一想。他们现在最痛恨的是什么？他们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他们被收去所谓的无证无牌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以后将如何生活？
能否让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上牌合理合法的使用？不能上牌合理合法的使用就必须不许生产和销售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因为受损失的永远是我们的弱势群体。他们是依靠人力三轮车和黄鱼车吃饭生活的你知道吗？？？

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也确定成问题，一个房地产大老板就曾说过，在北京，不能喝酒，建了房也通不了电、气、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