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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老的失误

毕可生 — Tue, 31 Aug 2010 07:23:00 GMT

李锐老的失误毕可生不久以前，网上和期刊上同时出现了李锐老号召向周有光学习的文章。也许网上发现了这篇文章的失误，很快被撤下来。但期刊上还是登了出来，也就永久摆在了那里。我不想谈周有光别的方面。因为他更多被学术界认同的是文改派的主将。八十年代，他还坚持汉字落后论。当时，他最有名的根据就是画了两个园形图。把使用汉字与使用拉丁字母比，把使用汉字的地区与使用拼音字母的地区比。借以证明汉字落后。论者以为周有光为了证明汉字落后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连小学生都明白的不同类不相比的道理，周有光也不顾了。周有光的主要成就是文改主将。所以要不李锐老才误尊他为“汉语拼音方案”之父。这种误称，别人不明白。周有光心里应该最明白。因为真正的汉拼之父不是他，而是瞿秋白。1931年瞿秋白制定了“北方话拉丁拼音文字”，还经过最高苏维埃的批准。当时及以后在中国个别地方还试用过。现在这个汉拼方案与瞿氏的方案，并无多少区别。李老不知内情误尊了周有光，情有可原。周有光却安然受之，就很不合适了。这如何对得起先烈？！其次，对汉拼做出贡献的就该说是周恩来。他把原来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中的“文字”两个字毅然砍掉。算是勉强保住了汉字。但是周的作法很不彻底。迫于当时形势，他只能做到这一步。这样文改派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仍在不明不暗地为取消汉字，做准备。电脑上许多人都在使用的拼音输入法就是明显的证明。就各种输入法来说。拼音输入法是最坏的一种输入法。道理很清楚。因为汉字只有502个音，实用450个音。对应于现在使用的六千多个汉字（即GB2312字库，共6763个汉字）。同音字就非常多。可以说无字没有同音字。有的音的同音字甚至在现用汉字中多达一百多。这也是汉字拼音化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以之用于电脑输入法，则不论是微软还是谷歌汉拼输入法，比之于任何字形输入法，每个汉字的输入都要多加选字键和翻页键。如果同音字多，那么翻页键少则多加一两键，多则十余键。所以表面看起来操作很快。实际上许多击键都是无效击键。如果一个人写一千字的文章。那末除了输入必要的拼音字母键外，还要外加浪费的选字键和翻页键。这就是说至少五分之二的时间被浪费掉了。那末如果有50%上电脑打字的人，他们五分之二的时间都被浪费掉了。这是多么大的浪费！这只是其一，还有就是用拼音法容易纵容同音错别字连篇。这只要看看孩子上网的QQ里同音错别字连篇的短信就明白了。对于微软和谷歌来说，他们编拼音输入法，一者可以省却支付形码专利费，二者又可以收进拼音法专利费，他们才不管中国人使用拼音法要浪费时间的问题。这是很清楚的道理。当然，如王码这类形码输入法也有选择和翻页键。但这是选择联想词。其作用与拼音输入法恰恰相反。它是为了节省击键次数！那么为什么拼音法是浪费时间的输入法，却还有用电脑人的50%和用手机人的97%的人便用拼音输入法？（这是李锐老文章中的统计数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文改派的阴谋说起。汉字的学习自古以来就是使用字形教学法。正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里所说：“国子八岁入学，教以六书”。为什么要用六书教识字？这是因为汉字按六书分类，则汉字的理据性特强。只要讲清汉字的六书归属及其理据性，则汉字既好学好记又不会写同音错别字。许慎整理了九千多汉字的六书归属，被时人尊之为“五经无双许叔琳”。所以，要改变汉字一条必经的途径就是从识字入手。周有光在他的《文字改革概论》说：＂今后汉字要改为拼音文字，汉拼就不能像过去一样为汉字注音那样学习，要一点不能错．＂于是小学生一上学，不是先学汉字，而是以各种借口，先学汉拼．而且学习时间高达八十个课时。整个义务教育时间用于汉拼的教学时间，大体绝不会少于一百五十课时。这还不算学生用于自习抄写汉拼的时间。但是相反即使在学校电脑课上，也没有安排一个课时的电脑形码输入法的学习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有50%的电脑使用者要用汉拼法和97% 的手机使用者们，宁肯浪费五分之二的时间，也要使用汉拼输入法的根本原因。不久以前，季羡林老临终以前留下两句有关汉字的遗言。他说：“汉字简化不是方向；汉字拼音化也不是方向！”季老终生研究多种文字。这是他衷心地发自肺腑之言。正当我期盼着有关当局，能有所觉醒，改变许多为汉字拼音化做准备的一些实际做法。却意外地看到了李锐老错误地号召。因此不揣冒昩地提出相反的意见。

崔卫平、金雁、贺卫方、郭于华：知识分子的角色与担当

郭于华 — Sat, 07 Aug 2010 13:22:00 GMT

超越“平凡的善”

郭于华

我想先谈一下，知识分子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当然了，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自由人，是一个公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起点吧。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与普通公众、与普通人没有区别。当然可能大家会说，今天很多公民权利都没有得到保证，我们还不能说我们是公民，但是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这一点我想是一样的，大家的角色是相同的，普通公民具有的素质知识分子都应具有，普通人能够做到的知识分子更应做到。作为公民，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在这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要能够合法、合理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非常基本的，也是大家会有的共识。

我平时也经常跟学生谈到这些事，其实很简单，很平常，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也不需要玄奥的哲理，我们在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应该以现实为基础，用常识来思考就够了。这使我想起阿伦特的“平庸的恶”的概念，相对于“平庸的恶”，上述的常识对我们来说，可不可以表达为“平凡的善”？即作为平常人、普通的公民都应该拥有的意识：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懂得用合理、合法的手段保护自己；同时意识到他人跟你有同样的权利，因而在实现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不能伤害他人。这是很正常、很平常的善，这也应该是知识分子角色的基础。

举例来说，在你的生活中、工作中，如果你遇到利益被损害、尊严被侵犯的时候，你应该去做点什么，应该知道怎么做。最近我就遇一件事：清华有一个不合理的规定，博士生必须在所规定的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才能获得学位毕业，这规定本身很不合理，而且操作时又没有任何合理的变通。为此我与学校“有关部门”发生了冲突，这当然也是抗争、维权的过程。几乎周围所有同事、朋友都说这么做是没用的，而且自己受伤害，想通过个案来改变规则是不可能的。像这样的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行动，而不是一味地向不合理的规则妥协。当然这可能跟是不是知识分子没有关系，作为普通人、作为公民就应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也要帮助别人。

我想说的第二个层面是，仅有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凡的善”还不够，我们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胸怀，更大的悲悯之心。知识分子应该对公共事物、公共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更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是什么角色？应该怎么做？我想我们很难直接参与决策、直接与社会的管理者、统治者发生联系。我们应该和能够做的一是要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去影响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我们需要通过社会和公众，与权力进行对话；我们有一个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进入公共领域的责任，不光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我们还需要有更大的担当。除了在专业领域中工作，除了应该有学术、专业上的贡献之外，还应该让这些东西能够有更多的听众、有更多的人了解，因为这些是跟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遇到难题、困惑而又很难明白症结所在，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工作把真相揭示出来，把事实背后的逻辑和机制展示出来，给社会一个解释、一个提示，这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任务。

我们社会学当中经常讨论这样的话题——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我们有一个“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的概念，应该把个体的痛苦看作是社会的苦难，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会有一些误区，比如一个人失业下岗了，人们会说这个人他能力差，文化水平低，可能身体也不好，年龄大，把失业的原因都归结到他个人，总之认为这个人没本事、混的不好，不成功就是没本事；但要放大一点看的话，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大规模地出现失业下岗、很多人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失去了工作，甚至大学生就业都困难，这就不会是个体原因。我们要把这样的个体的遭遇和个体的苦恼与一个更大的社会结构、更宏大的社会转型过程联系起来，看到个体苦难后面的社会原因。通过我们的研究、发表，把这些东西揭示出来，我们除了对学术承担责任，我们还要对公众把这些说清楚，让更多的人明白。毕竟，每个社会成员都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每个人的痛苦都是社会的苦难：只要还有人在承受痛苦，这个社会就是不幸福的（不是宣传所说的，我们的幸福指数很高，大多数人80%多都感觉幸福等等）；只要还有人在被欺压，整个社会就是不公正的；只要还有人在被奴役，我们就都是不自由的。

今天大家都在说知识分子犬儒化的问题，可能我们会说这是一种来自于外部的非常强大的、严密的一种压力造成的犬儒化，当然也有历史的原因。这么多年来的总体性权力和总体性社会，把知识分子的空间压缩的非常狭小。但我们不能把犬儒化仅仅归结于此，有一个命题叫作行动重于结构，是说行动比结构更有意义更重要。每个人都存在于结构当中，结构对你形成制约，对你的生长、自由、独立性都形成限制，但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怎么办？可能除了行动没有别的办法，行动就是关注和参与，积极参与公共事物，表达公共利益与公众诉求，关注和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工。

刚才各位所谈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在中国的总体性社会中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思考与行动。在我看来这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重建的问题，比如刚才金雁提到的宗教的力量，宗教也是社会范畴内的，还有NGO、行会的作用，也属社会维度。这些在中国都是空间特别小、生存特别困难的。我们这个社会号称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但我们的社会主义无社会，我们缺少社会这个独立的空间，那么我们行动的指向是我们应该把社会生产出来，建设出来。我们要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一个比较正常的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国家的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形成三足鼎立、相互制衡的状态，但我们缺了社会维度，而市场又是不完善的市场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权力控制的，权利和资本是一种密切结合的状态，把社会挤压的特别狭小。

我们需要对权力时刻保持一种警醒和批判。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甚至亲朋好友都会说：你们怎么就看到黑暗面？社会在进步啊，经济发展多么快啊，经济学家也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简直是奇迹，怎么你们就看不到这样的进步，你们只看到问题，看到社会不公正。我想任何进步，包括体制的、官方的任何进步，我们都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我们不必歌颂进步。如果体制合理，进步应该更大，应该有更多的人享受进步带来的好处。开个玩笑，当然应该进步了，猴都变人了，为什么不进步啊？再说，赞美和歌颂已经有太多的人和机构去做了，不需要知识分子再加入赞颂大合唱。更何况，执政党和政府不是用来歌颂的，而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若服务得不好、不够是可以用来批评的。批评得对并被接受会使其更加健康、强壮、有效；即使批评得不对，也可促使其警醒，防患于未燃，对其改善、进步有着莫大的好处。知识分子应该是批判的角色，永远保持批判的立场，睁大眼睛对权力保持警醒。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团结。包括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还是要关注知识分子的团结，当然做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在上述几点能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比如对于权力的批判立场，对于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于弱视群体应该做的事情等，在这些能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知识分子内部应该走向团结，而不是分裂，应该超越左右，忽略派系，共同面对权贵资本主义。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角色不同，专业领域不同，能起的作用应该是各有千秋；学界内部需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支持。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毕竟这个社会需要多元化、多样性，这是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力的所在。毫无疑问，困境和压力是存在的，但是不是在思考角色担当和我们能做什么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更积极的、更进取、更宽容的态度和方式。

（来源:经济观察报2010-08-07 略有删节，这里是原文）

上访日记

郭于华 — Fri, 16 Jul 2010 04:07:00 GMT

今天我当了一回访民

学校原来还有信访办，我今天第一次知道。年初时因参加一位老师的告别仪式第一次知道学校有殡仪馆，真是个部门齐全的衙门啊。

言归正传。今天因为对“博士研究生毕业前必须在国家权威期刊与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方可获得学位毕业”之不合理规定提出异议而求见校长，在美丽如画的工字厅院内校长办公室总值班室被告知未事先预约不能见校长，在本人坚持下被同意先由信访办老师接待听取情况。于是我向和蔼可亲的信访办李老师表达了三条质疑：

1、博士生毕业前必须发表两篇论文（原来为4篇在我们强烈抗议下改为2篇）的规定是何人所定？依据何在？学校有什么权力为了建世界一流大学而把提升发表数量的任务交由学生完成？一流大学是由发表数量决定的么？进而，一流大学是靠培养人才、学术研究的优质而得世人公认的还是靠自封、自吹出来的？校领导究竟要建一流大学还是一流丢人大学？本校十分重视与国际接轨为什么唯在此事罔顾国际知名大学均无此项规定？

2、不仅博士生包括海外留学生都必按照上述规定执行，学校把留学生也当作学术劳工么？算个账：一个留学生一年要向学校交纳三万元学费，除了利用图书馆和上网之外其上课、研究指导等全部工作都是由系里和导师承担的，其田野调查、论文打印、评审、答辩的所有费用亦都由导师承担，而学校每年返给导师的费用是多少？猜猜看，七百五十元！四五年读下来，论文完成了，答辩通过了，文章没发够不能毕业！我靠（请谅解实在忍不住了）！学校难道是留学生贩子么？我们不愿招收留学生学校鼓动你招，原来奥秘在此！

3、作为社会学系却不能自主安排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工作，而被强迫参加学校统一安排的社会实践，把学生宝贵的暑期做田野工作的时间浪费在不相干且无意义“社会实践”上。行政可以如此干预学术么？

以上三项已经向学校反映报告多年，全系教师都签过名的，然而全如泥牛入海，各级“职能部门”都说自己负不了这个责，“这是学校的规定”。我真不知道这个“学校”是个什么东西！怎么才能找到它？

表达完上述三条意见，李老师说她会向有关“职能部门”反映情况。我坚持要求约见校长或副校长面谈，回答那是不行的。我就奇了怪了：教授不能见校长是何道理？敢情本朝副部级的校长是皇上么？平头百姓是不能随便见的？

访民日记到此结束。

补记：我会坚持上访，直到见着校长。

2010-6-18

访民日记（续）

今天继续为博士研究生因发表论文不符合规定而不能获学位毕业之事与各“职能部门”进行沟通、周旋以至争执，简要记录如下：

第一回合：与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负责人上午九点多

我：博士生XX，论文答辩已经通过（并申报优秀博士论文），发表论文6篇，其中一篇在《人口研究》上（该刊是“国家级权威刊物”只是未被列入学院规定刊物列表中）；另一名留学生XX，论文答辩已通过，分别在中文期刊《中国人类学评论》、《南通大学学报》发表论文各一篇；此二人请至少准予上会（学位分委员会会议）讨论。

对方：我们只能严格按照学校规定执行，所发文章未在承认的刊物列表中不能上会。

我：能否按实际情况变通处理，更何况规则并不合理。请准许先上会。

对方：我们没有这个权力，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我：不让上会实在无理，如果学生出问题谁来承担责任？（带有威胁性）

对方：规则是不能改变的。

我：凭什么不能改变？中国还改革开放了呢，几千年的帝制没持续到今天吧？

对方：权力不在分委员会，我们不能违反学校规定同意上会。你直接找学位办请求同意。负责人姓名、电话为……。

第二回合：与学位办负责人上午九、十点钟

我：（简要介绍两个学生的情况）请允许两个学生的论文上会讨论；

对方：是否上会是你们学院分委员会的权力，由你们决定，不归我这管。

我：（说明刊物的等级和重要地位，并指出规则不合理）

对方：规则是你们自己定的！刊物不是你们自己列的吗？老规则要求发表四篇，按你们的要求减为两篇了，就要对发表刊物有更严格的规定。（至此我明白权力的逻辑是多么混账啊！被统治者还要承担被不合理规则统治的责任。我靠得勒！）

我：规则不是我们定的，我们是被强加的，强制发表论文的规定是你们定的然后让我们列出可以承认的刊物，我们只能尽量列出本专业学生比较有可能发表文章的刊物。你这样说是不合逻辑的，我们自己定一个不合理的规则来限制自己，我们有病啊？我还要问你规则是谁定的呢？凭什么定的？不是教育部统一的吧？北大、人大都没有这样的强制发表规则……

对方：规则当然是研究生院定的，全校都如此，定了就得按规则实行。这儿不是北大，又不是发北大、人大的文凭。学生既然报考本校就是认同此规则并依照执行（什么意思？愿打愿挨，学生活该？）。学生守则上都写明了……

我：请你从学生的角度想一想，这样不合理的规定对学生来说不公正，对学校的声誉也有不好的影响。优秀的学生不能获学位毕业，……

对方：所有老师都说自己的学生最优秀，……规则就是规则，不能改变。

其间双方数次争吵，自我批评一下：本人态度恶劣，语言凶残。

第三回合：与学院负责人上午十一点多

我：（简要说明与学位办沟通的情况。）对方说是我们自己定的规则，责任在系里和学生本身。请与分委员会负责人沟通，至少先准许上会。

对方：学位办说的没错，让你们列刊物时你们都不当回事，为什么不把该列的都列上？学生自身应负主要责任，以后一入学就跟他们说清楚必须在承认的刊物上发表文章。

我：你这么说不对，我们是尽可能地列出刊物，并没有不认真当回事。但是怎么可能把所有刊物都列上呢，学校也只让列上本专业的几种……，更何况这个强制发表文章的规则是不合理的，怎么能把责任归咎于系里和老师呢？

双方同时大声自己说自己的，还说了许多话，我气得都忘记了。

此后还有与上述各“对方”重复沟通的回合此处不赘。

通过这几番“沟通”，我明白了访民（真正的上访者）的一个重要逻辑“缠访”是如何形成的——在不同的“有关部门”之间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碰撞得浑身疼痛，身心俱伤，而问题得不到丝毫解决。于是上访者横下一条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甚至拼上身家性命。至此忽然想到前些时的“孙东东事件”，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我感到孙东东不应该受到责难和围攻，他陈述的可能是一个事实，只是应该加上一句追问：这些精神病是怎么造成的？

下午四点左右接到校长办公室电话，情况有转机：规则不能变，执行有变通。回答你提出的问题一、二、三……。虽然各执已见，但这次我真诚地肯定对方负责任，有效率。

今日所记至此。明天继续努力。

2010-6-21

（虽为上访日记，但与真正的访民全然不可同日而语：没有“截访”，没有殴打和遣送，没有黑监狱……；倒是有哥们儿姐们儿说你要去工字厅静坐我马上给你送水送饭。所谓对上访的感受理解固然只是皮毛。）

前面所记当然是出于我对有关事实的理解和感受，有些情况我无法全面掌握或了解“内幕”。校办也批评我说“有些问题你应该向谁问责你不知道吗？你都带博士生了连这还想不明白吗？”我只能据实回答“我是不明白，你们部门之间和上下级之间如何运作我怎么知道？”

解决了当下问题，未解决根本问题。我还会为此继续上访，约见校长，表达异见同时建设性地进行讨论。若不能改革不合理的规定，我将不再招收博士研究生，至于海外留学生——当然是打死我也不招了。在这种情况下再招学生，只能证明一件事——我弱智！

在网上听到一首歌《织毛衣》，颇有意味，记于此以状当下心境：

我深深地爱着你，

你却爱着一个傻B，

傻B却不爱你，

你比傻B还傻B。

（重复）

唔——，

你还给傻B织毛衣。

唔——，

你还给傻B织毛衣。

2010-6-22

昨天在下班前接到学位办负责人电话，告知已经对我上访校办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处理，现在给我一个回复。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流，我亦表示了诚挚的谢意。具体内容从略。

今天下午又接到培养办负责人电话，说已经收到我送交校办的关于“博士生社会实践”的意见书，因其出差未能及时与我沟通。回复是已经基本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院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排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但要制定一套保证和检查实践质量的程序和细则。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流，我亦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回家后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提及：

清華的校訓原本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獨立精神，自由思想。」而現在卻被攔腰斬斷，只剩下前面8個字。實際上，清華原先還曾經有過一個校訓。那時候的口號是「又紅又專」、「聽話出活」、「工程師的搖籃」和「做黨的馴服工具」等等。這個被腰斬的前半截，還是20世紀90年代才恢復的。（《清華大學：王者之校》作者袁小怡）

难怪呀，斩了独立精神，断了自由思想，无论出现什么离奇之事都不足为怪了。至于整天嚷嚷着要把自己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就更是白日做梦了。

2010-6-25

“汪晖门”

姜利标 — Tue, 13 Jul 2010 07:00:00 GMT

汪晖（1959年10月－），江苏扬州人，中国大陆著名学者，通常被认为是“新左派”（中国当下语境意义）领袖。1966年入扬州市西门街小学，1971年入扬州市鲁迅中学（今扬州大学附属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1976至1977年间，先后当过一年半的临时工和徒工。1978年录取为扬州师院中文系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2007年被解职。在其任内，《读书》基本上成为被“新左派”把持的话语阵地。沈昌文曾在《随笔》2007年第1期中坦言，如果早知道汪晖的文风、学风后来变成这样，是绝对不会把《读书》交给他的。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5）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多种著作，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等。汪晖的四卷本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卷帙浩繁，内容十分复杂。首卷围绕“理”与“物”的关系这一中心命题，探讨了宋明儒学的“天理”主题；次卷转向“帝国/国家”问题，先证明它们是西方（包括日本）在分析中国时使用的主导性的现代二元对立概念，再论证它们对理解清朝和民国的国家特性来说，具有基本的缺陷；第三卷对晚清和民初的重要思想家进行分析，并揭示出，在将旧的“天理”世界观重塑为“公理”世界观的时候，他们既纳入了西方式的科学公理观念，又保持了传统的对“天理”中的“理”的伦理—政治的关注；第四卷在上述背景下，讨论了现代“科学话语共同体”如何兴起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核心主题。四卷洋洋洒洒至一六○八页，仅“导言”一章，即长至百余页。可参见黄宗智的《探寻中国的现代性》。 2010年3月10日《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被指称《反抗绝望》一书存在多处抄袭，多名专家对此已有回应，称“抄袭说”难成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等多名鲁迅研究专家，曾就《反抗绝望》是否构成抄袭、汪晖是否梁(启超)鲁(迅)不辨、王彬彬的动机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人均表示，该书确实存在引文不够规范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但要说汪晖恶意剽窃恐难成立。王彬彬此前曾发文辱骂王蒙与清华大学中文系另一教授蓝棣之，因此有人对王彬彬的动机提出质疑，“派系之争”、“骂名人以扬名”之说均被提及。同时也有更多学者如林毓生、余英时、郑也夫等人表示需对此质疑做严肃的核查与处理。郑也夫更是直言“挺汪的第一波令人惊异，来者尽是鲁学的同行。不管对错，第一印象分明是，学界成了行帮。钱理群自白王彬彬的文章还没看完，却说：“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浙江大学陆兴华则认为“汪晖的问题是他写得错乱，他的整个写作是不成立的。说他抄袭，那是表扬他了。” 具体可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983394.htm?fr=ala0_1 汪晖“抄袭门”大事记 ●3月10日，南京大学学者王彬彬在《文艺研究》上刊发文章《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质疑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涉嫌抄袭。25日，《南方周末》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 ●3月25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称：“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 ●3月25日，汪晖给媒体记者回复短信：“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3月25日，网上出现钟彪《学术“私律”与“莫须有”》一文，批驳王彬彬。该文称：根据“偷意”这样一个极不严格的概念，几乎所有不做注的地方都可以戴上“偷意”的帽子，则所有学术文体都会崩溃。 ●4月3日，《北京青年报》发表汪晖著作的责任编辑舒炜《“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一文，舒炜说：“这样以人身攻击为目的的指控，几乎可以把任何学者的任何写作都定义为剽窃。” ●4月7日，项义华发表《规范的缺失与自我的迷失——也谈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在部分承认王彬彬批评有“偏颇之处”之后，该文也提出了“涉嫌抄袭的新证”。 ●4月9日，知名学者丁东发表文章，称自从中国有了现代学术以来，引用别人的著作不注明出处，从来都是不正当的，上世纪80年代也不例外。 ●4月28日，王彬彬在媒体发表《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仅限于第十二章第四节》一文，再次批评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有涉嫌抄袭内容。 ●6月8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林毓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尽快调查汪晖“抄袭门”事件，汪晖抄袭如不处理，清华校长应该下台！ ——2010年06月22日 09:52　来源：《广州日报》其实早年在《读书》杂志的书评上，以及滨海大讲堂上接触过学者汪晖的文章，觉得他的文笔犀利、思想深邃、学识前沿，令人不由地相当折服。毕竟专业不同，没有对他的思想进行过详细的拜读和追溯，以致这种崇拜之情至今犹在。但前不久在网页上看到“汪晖门”三个字时，自己起初不敢相信是我们熟悉的大学者汪晖，内心经受着巨大的打击。中国最顶尖的学者都如此这般受到社会的考验，我们还敢期望在学术的领地上孰真孰假，谁是真正的权威和专家？莫非如今的学术界学者真如网友所调侃的是“叫兽”和“砖家”？这是属于一个共同体严肃的话题。先前，在一次讨论学术聊天的过程中，我和几个朋友也谈到了学术腐败的问题。其中的一位用相当严肃和愤懑的口吻说道：“在中国，做学术就是人抬人。今天你方唱罢，明天我方登场。”这种平实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在李昌平的文字中寻到同样的佐证，那就是温铁军教授对他语重心长的建议：做学术，要自守自身的三亩地，别到别人的领域内逛。当时的李昌平对温铁军教授的话也是费解，随后我们也无法得知他得到温铁军教授的劝导后内心中的感触。但温铁军教授的这番话却给了我们两个暗示：一就是，我们这些做学问的不要过于言辞犀利，要善于尊重他人；其次就是对自己不懂的或非懂的领域要保留意见，才是本份之举。其实温铁军教授用他的学术一生给我们树立了严肃对待学术的榜样。这也许是一位对中国有深刻热情、对自身的学术有浓重爱好的大家，所顿悟的一生求学之道。“大家”之大，意同《中庸》对“天地”之大的诠释：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乃天地之所以为大。近几年学术抄袭软件的出台，无疑激起了社会、特别是圈内不守份人士的层层担忧。当然调侃一下，这个检测软件的发明确实火爆了一群借此赚钱的投机商。当今全国各大网站都明码标价了对那些担忧的“大作”的检测标准。对这个软件的检测水平，我们的社会主流也进行过正反议题的辩论，但最后的结局也是不了了之。因为这牵涉到学术利益集团的自身操守、以及是否存在一个共同营造的学术体系问题。颇让人费解的就是，这个软件如今却成为了一项衡量整个后代新生力量成长的标尺：合格的就准入，不合格的就过滤。在这里我有个疑问的就是，像一些传统的引经据典专业，我们能一视同仁的用它检测吗？再言那些检测之人，也尽是一帮庸俗的所谓“检测专家”，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机械的对待。一项本该是作为监测学术行为的一种工具，现在反而成为了大行其道的魔杖，莫非真正地应验了“技术对学术的殖民”？一时，网上便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抄袭事件，记得我以前曾经为之震撼过。今天再次看到“汪晖门”，心底不由地发酸。这种事情，对于当事人的打击有多大，我们不可告知，但对于旁观者信心的培育却是致命的打击。我很佩服那些专门以此为“职业”的揭露人，因为他们内心中深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因为他们在若无其事的日常生活里掩饰着自己内心的虚伪，这真的像是一个“中国人”的品质。如果是当事人在查阅资料或真心拜读研习发现的行为，我们应该由衷地感谢他们。正是有了他们，我们圈内的灰尘才不至于污垢连连。先前的“各自自扫门前雪的训诂”才能被再次激发出来。我不知道，当今中国有多少出名的学者是真正地可以经受住历史的考验的？在日子如佛尘般的翻天变化中，我们这些心目中的“神”还能坚守住他们的声誉多少年？尤其是那些被标榜为真正的学者、有良知的学者，能够经的住社会的“单景监控”不？不论是学术不端还是学术腐败等等充斥耳畔的话题，我们社会理智的标准不应再拘泥于他们的那些不算数的、令人反胃的文字，而应投向他们真正地为了学术而做出了多少贡献，对一个专业、一个学科体系乃至一个社会的贡献。我们真的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小小的瑕疵遮掩住他们应有的正义光芒，严肃中也许更需要点宽容。包容的中国社会，就应该关注他们的光辉普照了多少人。在这种司空见惯的事情上，我们能够包容他们的是他的奉献，而不是他们的人格。愿那些真正接受过被社会“教育”的他者，真正地自我反省，重新奉献。

转自新浪博客：和谐日记第N+1篇，敏感词也成了敏感词

郭于华 — Fri, 04 Jun 2010 05:19:00 GMT

您的文章《拒绝遗忘敏感词》已被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2010-06-04 03:33

以下是被删除内容：

拒绝遗忘敏感词

今天是敏感词。三七年前的今天，敏感词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敏感词，持续了五十天的敏感词被敏感词敏感词了，敏感词的血洒落在敏感词上，在那一天的暗夜和黎明。让我们记住，让我们期待：终有一天所有的敏感词都不再敏感，所有的鲜花都自由地开放。

撤销驻京办是政府的意淫

鲁戈 — Wed, 26 May 2010 04:39:00 GMT

四个月以前,国务院下发通知,决定撤销各级政府与国有企业驻京办,四个月后的今天,发现国务院的指令视乎不是一纸空文,各省陆续出台本省省级一下驻京办的实施办法,一切视乎都在朝着那个预想的方向发展. 可是,改革(姑且这么叫吧)走到半路,我却越发迷惑了,这个改革政策的本身目的越发弄不明白了.这一改革政策是为了什么呀? 依据政府的思维逻辑,竟是是想通过撤销驻京办来净化北京官场环境,减少贪污腐败问题!可是,企图通过撤销这一政策解决贪污腐败问题,简直就是在意淫! 驻京办职能比较多样化,可是,这么多年以来,驻京办除了维稳功能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在为获取中央投资与扶植中发挥作用,俗称:“跑部钱进”,就像去年的4万亿投资一样,中央政府这么大量的集中投资资金,各地方肯定对这块肥肉想入非非呀,可是对于全国来说,这4万亿还是太少,对于那些地方政府部门来说,4万亿还是不够,所以嘛,中央政府投资是越多越好.可是怎样才能拿到更多额投资呢?那就是通过底下活动影响手中握有分配权力的中央政府官员.就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往往免不了觥稠交错,免不了迎来送往,腐败就产生了! 可是,我们的政府天真的以为,这些腐败都是来源于贪污与行贿的我们的驻京办官员!因此,按照他们的逻辑,切断他们的行贿路径就行了呀!所以,他们就有了关闭驻京办的指令!可是,贪污腐败问题,北京官场风气问题,难道根源于那小小的驻京办吗? 非也!驻京办为何要进行大量的行贿活动呢?因为,长久以来,中国中央政府是一个强大的市场干预者,不断通过政治权力,取得了大量的资源分配权!成为了中国实际最大的利益分配者,而地方政府对这些资源又如饥似渴,也就是说地方各级政府对中央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有很大的需求,所以,如果中国的利益格局不改变,那么,地方各级政府与企业的需求就不会下降,也就是说这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有必要性!那么我们又如何堵得住这腐败的泉眼呢?以为撤销驻京办就可以掐断途径么? 其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规则体系并无完备，很多规则的规定是不严密的，不全面的！同时执行过程中,大量的政策可以依据执行者的利益大量扭曲!所以,这些手中握有分配权力的政府官员,就很有可能通过手中的权利寻租.也就是存在可能性! 我们发现,这一次的撤销驻京办的政策,并没有破坏行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当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时存在时,这一场改革难免成为一种新瓶旧酒的笑话,成全的是政府某些官员意淫的逻辑!!!

我们社会缺的是什么？

姜利标 — Sat, 22 May 2010 12:38:00 GMT

最近卫星信号比较流行的一档娱乐节目叫《非诚勿扰》，名义上是给广大的年轻人提供恋爱和婚姻的平台，而实际上却是一副自我炒作和作秀的节目。我们可以承认主持人的优秀风格和节目策划人的别出心裁，但不能容忍站在台上嘉宾无厘头的评议。站在台上的每位选手，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主动发言权，但你不可误导社会的大众主流价值观。

这档节目的娱乐受众对象主要是来自正在承担责任或即将承担社会责任的青年。他们正处在人生的奋斗和婚姻的抉择过程中，外在的干扰力量或心理打击可能会随时扭曲他们的认知。我们不管《非诚勿扰》栏目策划的背后真正目的是什么，虽然节目自我标榜为现代男女提供平台，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节目的发展历程来认识它。首先将它的节目置放在真实性这一角度来进行思考，即为广大择偶的年轻人提供恋爱或爱情的平台。那么我们看下，什么是广大择偶的年轻人？常识可以告诉我们，择偶的年轻人就是指可以承担婚姻责任并附有法律责任社会人，一般处在24—40岁之间。这区间有两部分群体组成：一是未相处过朋友的人；二是相处过但分过的人；三是婚姻离异过并想组合个完美婚姻的人。正如网名所非议的，首先就是想恋爱或结婚的人如果登上了节目去寻找那一半，多是在现实中受到心理打压的人；其次即使没有受到打压也是高调的戏弄爱情的人。我们从《非诚勿扰》的女嘉宾年龄上来看，都是些20出头的女孩，稍微大点的也无非就是在30左右点。20出头的女孩能对自己的另一半有个完美的认识？30左右的她们也能够接受再这个平台上选秀出来的另一半？我相信前者更看重的是理想而后者更注重的现实。这就是她们现实生活的真实选择。当然我们并不排斥中间有些可敬的女性是真实地冲着完美的爱情而去。而节目的策划者竟将学生列为女嘉宾并且显示出真实的职业。这中间只有一种解释，参加该节目的学生必定心怀鬼胎。

另外从策划的角度来看，这档节目的成功就在于抓住了现代年轻的男男女女的爱情冲动和社会主流的爱情婚姻的颠覆。其实成功了策划者却牺牲了社会的主流价值。也许有人会反驳：每个人都是拥有理性的，你何必在庸人自扰唯恐天下不乱？在这里我只想简单地用一个“三人为虎”的典故去解释。《非诚勿扰》也会晒晒女嘉宾的自我简介和人生价值，但呈现给我们关注的，无非就是她们为了日后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衣食无忧的白马王子。可节目在事实的演播过程中，女嘉宾总是先以以貌取人，然后再根据男嘉宾的回应是否符合她们的价值观进行删选。但最后剩下的往往就是那些真实渴望爱情的女嘉宾却又被短暂的“第一印象”所斥退，造成了选秀的悲剧。其实《非诚勿扰》栏目有许多可以受到社会质疑的地方：

首先就是栏目组是否找好了拖进行节目录制，故意炒作？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几档节目的安排上面来看待。其中有同一期节目同时选上同一个女嘉宾的所谓的马诺档、马伊咪档、闫凤娇档。试问：作为一个概率的现状，理性的人都明白在同一种可供选择的大背景下，同一期节目中五次同时命中一个对象的可能性是多么的小？但节目组却依然频频地出现。就像我们在平时的考试测试中一样，如果在4选1中连续出现过五个C，我相信即使是正确的答案，难免你也会心慌下回头去检验它的正确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寻找到一条合理的理由去解释它：编导在故意地剪裁或安排节目。通俗地讲，就是编导在迎合受众者的品味去处心积虑地剪裁节目。日常生活中的太多单调总是让我们寻找不到生活的新鲜感，以新奇博取爱好这就是策划者的真实目的。

其次就是女嘉宾的自身素质也值得商榷。有位网民评议道：在那个本来纯净、平等的舞台上，为什么只能允许她们尖酸没品位对男嘉宾评头论足，而不让男嘉宾进行简单地反驳和质询。当女选手遭遇到内心充满疑惑而有深感莫名其妙的男嘉宾反问时，为什么会出现对话高于男嘉宾的姿态发话：你们为什么不能绅士点？记得有期男嘉宾冠以广大网名的申讨声，理性和平和地对话马诺的真实人格时候，马诺却掩面而退。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胆地肯定，退场的马诺才是真实的马诺。她的哭泣时因为在质询中寻找不到虚假的内心安慰，当时全场的其他大数女嘉宾都对男嘉宾的质询采取了沉默，就连马诺认为最好的朋友马伊咪也选择了保留意见。我记得男嘉宾说：在这里我们选姻缘的应该是能够现实点的平平淡淡、美满地生活，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却还在高调地认为自己很执着、很理性。同时又不肯放低自身的空想追求。平平淡淡才是生活、才是婚姻，这是中国历守的传统美德，包括一直延续到现在，而现实的马诺却要求的是在宝马车里哭泣。针对这条，男嘉宾很理性地给了她回应。如果你要求这么高，为什么不去参加选美比赛？那里欣赏和观看你的人绝对比在这现场的有金、有地位有品调。尴尬的主持人在转移话题问马伊咪时，马伊咪也承认不发表意见。无怪乎马诺在受到真实的理性轰击时，不得不委屈地出场。因为马诺做回了真实的自己，现实就是委屈和快乐并存着。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最近网络爆出其中的女嘉宾的不雅照时，她竟然要求公安机关去严惩发照者。试问：如果她本人不故意去拍这些照片，谁会去传呢？自古有句成语就是“正本清源”，但现实的社会却被这种形式上的理性所误导着。不论是“艳照门” 、“兽兽门”还是“日记门”等之类，我们的社会应该追讨的是作为源头的始作俑者，而不该去严惩那些以这种娱乐自嘲的带有不尊重人权的所谓“自我监督者”。我们应该做的是告诫和教育那些所谓的“监督者”，因为他们还了我们一个虚伪的人性和真实的世界。而在宣扬尊重人权的社会主流里，应去严惩那些自我炒作、道德恶化的源头始作俑者；同时社会的法律更不能容忍的就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人为地损害他人名誉、制造类似门的肇事者。显然，我们不应去追讨发放女嘉宾艳照的所谓“监督者”，惩罚的矛头应直指自我炒作的她们。因为她们在误导整个社会的正常成功途径价值。

社会的主流价值在更新和变迁，在这个怪事频发、怪才丰裕的社会里，我们确实不应抱残守缺，但同时也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能接受。记得广电总局先前封杀了热映和评议较好地现实题材的电视剧《蜗居》，而竟然疏忽对《非诚勿扰》的监督和评审。在这里我并不是说《非诚勿扰》节目策划粗制滥造，相反我反而敬重背后的策划人，因为他抓住了现实我们扭曲的心灵。《当代中国小说的信仰叙事》一书中，荆亚平敬重地佩服了张承志、史铁生和北村的小说叙事风格。因为他们挑战了文革之后的社会思潮无信仰状态，通过现实的挖掘重倡我们归入传统的心灵信仰，在内心中寻找到像西方人耶稣、默罕默德的真诚。社会再也不是信奉传统的 “敢说而又敢做的魏征”或者“敢做又敢说的李云龙”人物，相反确尊重“敢说不敢做的浮夸之人”或“敢做不敢说的老实之人”。我们缺的是什么？我相信社会大多数人承认：我们缺的不是生活的乐趣，而是生活的一份真诚和善意。

一人岂能同时在两地有户籍?岂能在两地拥有承包地?

坚守良知 — Mon, 17 May 2010 18:59:00 GMT

一人岂能同时在两地有户籍?岂能在两地拥有承包地?
提请重庆市高级法院、重庆市第四中级法院审查，慎重审理裁判冉隆英与许子和土地承包纠纷！

1994年4月，因丈夫刘玉兵退伍后，在攀枝花钢铁公司工作，原重庆市酉阳县板溪乡三角村3组村民冉隆英便去投靠丈夫，迁至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转为非农业户口。刘玉兵老家的房屋，便委托岳父冉崇旺照看。1995年1月11日，冉崇旺以刘玉兵的名义，将刘玉兵一栋房屋卖给了户口在原清华乡笋岩村的许子和。并与许子和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双方约定：将刘玉兵所有的民房卖给许子和，价款共1.2万元，“屋后自留地、责任地随房搭配”。

1998年6月25日，第二轮土地承包分户清册时，因一直是许子和在替冉隆英缴纳农税、提留，村文书刘佐廷在填表时，就把冉隆英的承包地填在许子和名下。同月30日，三角村三组与许子和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2005年，许子和岳父过世了，准备在冉隆英承包地上安葬，邻居立即给还在攀枝花的冉隆英电话，告知此事。冉隆英随即给许子和电话，不许在她的土地上安葬其岳父。后来，许子和只好将岳父遗体葬在其内兄何玉全岳父的承包地上。

   不久，考虑刘玉兵即将退休，将告老还乡，冉隆英便回到老家，要求许子和归还承包地，准备自己耕种。结果，许子和称，承包地随房屋已卖给他了。从此，冉隆英便开始与许子和发生有关承包地事项的纠纷，直到今天。

   当得知这一消息，同组的刘玉文、刘佐长、刘玉规、刘书华、刘玉豪等五人，从2006年1月起，就开始信访，2008年2月，上述五人起诉到酉阳县法院，认为许子和一家的户口在清华乡笋岩村，并非板溪乡三角村3组村民，并且，三角村三组违反法定程序，擅自将本属冉隆英的承包地转包许子和，因此，要求确认三角村三组与许子和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

审理后，酉阳县法院认为，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三角村三组未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就与许子和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8条、27条的强制性规定，侵犯了上述五村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2008年5月9日，酉阳县法院作出一审裁判，1998年6月30日，三角村三组与许子和所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无效。

许子和不服一审裁判，上诉至重庆市第四中级法院，要求撤销原判，驳回刘玉文等五人的诉讼请求。2008年7月14日，重庆市第四中级法院撤销了原判，驳回了刘玉文等五人的诉讼请求。同年8月，刘玉文等人申请再审，2009年2月，重庆市高级法院裁定，驳回了再审申请。

2009年12月，冉隆英起诉许子和，刘玉兵和三角村三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冉隆英认为，刘玉兵在三角村三组既无承包地，也无户口，因此，无权处置冉隆英的承包地，且房屋买卖契约中买卖土地的行为，未经发包方同意，违反了法律规定，因此，要求确认该契约中“屋后自留地和责任地随房搭配、由许子和永远居住、长期耕种”的约定无效。

审理后，酉阳县法院认为，冉隆英的自留地转让给许子和的行为，经村干部同意，三组也未反对，应认定有效；虽然刘玉兵与许子和达成的合同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但因刘玉兵与冉隆英属夫妻关系，许子和有理由相信刘玉兵的行为属表见代理行为，且该协议也得到发包方同意，故该协议有效。2009年12月29日，酉阳县法院以“（2010）酉法民初字第57号”判决书裁判，驳回冉隆英的诉讼请求。

     冉隆英不服酉阳县法院“（2010）酉法民初字第57号”：民事判决上诉一案之理由
　　
　　一、酉阳县法院“酉法民初字第5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分细一点就是房屋买卖合同中土地买卖这一部分合同无效的纠纷。那么该契约有效无效得审查契约的构成形式要件及契约内容。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契约内容是否合法，得审查合同是否属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是否违反国家政策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当一个合同既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又损害了集体及第三人利益，也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此合同就应当是无效合同。本案中争议的合同中土地买卖这一内容，首先，不是冉隆英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损害了集体即承包方的利益。表现在（1）契约上无冉隆英本人签名盖手印，且一纸为契，是许子和单方持有，具有隐瞒真相欺骗冉隆英的性质。第二、此契约无冉隆英签名和盖手印，契约上的出卖人“刘裕斌”不能证明就是第三人刘玉兵（系冉隆英之夫）。第三、不论刘裕斌，还是刘玉兵，皆无权处分冉隆英母子四人的承包地，如果盖章属实也损害了冉隆英的利益。此三点说明，此契约符合合同无效的条件。
　　
　　第二、本案争议的合同中土地买卖这一内容本身违反了国家政策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当时应适用的1986年施行的《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另外1993年施行的《农业法》第13条第二款也规定，农民承包的责任地要转让必须经发包方同意;1994年12月30日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第4条也规定，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对承包标的依法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然而，该契约中买卖土地的行为并没有经当时三角村三组组长的签字同意，且约定长期耕种，超出30年的承包期，这样的契约显然违反了政策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第三、原审法院认为，冉隆英之父冉崇旺与许子和之间签定房屋买卖契约，就是刘玉兵与许子和签订的契约，刘玉兵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行为，此认定也是错误的。因为整个房屋买卖行为发生时，刘玉兵并不在现场，且不明真相。一手操办房屋买卖的人是冉崇旺，而不是刘玉兵。当刘玉兵否认“刘裕斌”这颗私章是他的私章时，应由许子和举证，以证明冉崇旺的行为是否属于表见代理行为。本案中，许子和无任何证据证明冉崇旺的行为是表见代理行为，更无证据证明第三人刘玉兵是受冉隆英委托后的表见代理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式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13条、14条之规定，法院在审查冉崇旺的代理行为是否属于表见代理行为时，应当严格按此规定办事。如果许子和无证据证明他的主张，则不能认为冉崇旺的行为是表见代理行为。而应根据《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确认冉崇旺的代理行为属于越权代理行为，所签订的合同应为无效合同。
　　
　　第四、原审法院认定许子和签订的自留地、承包地转让协议，在转让时已经村干部同意，事后组上也未反对，应认定为有效，而承包地转让时得到了发包方的同意，这种认定是错误的。因为写协议时村干部根本不在场，事后许子和拿协议去找村党支部书记冉启香盖章，冉启香因为私人关系而只盖了私章。如果她通知了村委其他成员，开会讨论了此行为是否合法，村委有权表决同意转让，那么她应当盖村委公章。她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村委。关键还在于，土地所有权属于板溪乡三角村三组，也就是说争议之地的所有权不是村委所有，村干部一人盖私章不能说经发包方同意。她的行为不能代表发包方的行为，且协议上原三角村三组组长一直未签字。事后未反对，是因组上并不知内情，不知有此协议，组上怎么反对？根据1995年3月28日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通知》第四条之规定，未经发包方同意的转让行为应为无效行为。合同无效则自始无效，不能因为后来三角村三组给许子和签了土地承包合同，而认定此协议有效。根据一审原先提供的证人证言完全能证明，组上与许子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是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村委干部个人的行为，并不是经发包方全体成员开会一致同意发包的行为，也不是发包方负责人依职权的行为。
　　
　　根据一审提供的书证，同时证明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许子和一家人的户口还在清华乡笋岩村，根本没有在板溪乡三角村三组。根本不具备板溪三角村三组的成员资格，故无权承包该组的责任地。根据许子和的家属何玉平在一审法庭的陈述，他们是买了房子搬进去住，第二年就得了承包合同，也与客观事实不符。因为许子和1998年在笋岩村还参加了第二轮土地承包。说明当时他一家的户口并未迁出，同时，许子和在原籍承包了土地，就不能在新居地再承包土地，无权享受双份承包地。这是酉阳县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地方政策所约束的。法院认为，1996年3月20日，许子河将其户口从清华乡笋岩村迁至板溪乡三角村3组。而事实上，经查，许子和的户籍仍在龙潭镇派出所辖区，并未注销或注明已迁出。而他在板溪乡也有户籍，又意味着什么？他为何在两地拥有户籍，只能让人怀疑是为了官司而在板溪乡上了户籍，但涉嫌违规上户。
　　
　　二、该案一审程序中变更被告主体资格，变更案由的问题，我认为值得质疑，希望与法院共同探讨。因为此案中一审被告是自然人许子和，签订契约时，许子和还不是三角村三组成员，所以，并不具备承包主体资格，而一审法院依职权变更许子和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这个变更就顺理成章地将案由变更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我认为，一审法院依职权变更诉讼主体资格及案由的行为，如果有利于保护冉隆英的利益，有利于解决矛盾，那么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这个变更行为，将这个案子绕了一个大弯子又回到“（2008）渝四中法民一终字第306号”民事判决这个案由上，那么，只能说明一审法院是为了一味地维护“306号民事判决书”的既判力，而不考虑此“306号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对案外人冉隆英不存在影响，也不考虑“306号民事判决”的确损害了冉隆英的利益。一审法院的行为，是否属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306号民事判决”，冉隆英已向高院申诉，高院不作书面答复，口头答复称，等基层法院将此契约的效力认定后，再作为新证据申诉，而基层法院认为上级法院的生效判决不容质疑，必须维护，除非上一级法院依法再审纠正。三级法院的观点得不到统一，且不能互相协调，配合解决矛盾，那么法律的公正何在？老百姓打官司还有什么意义？老百姓的权益怎样才能得到保护？法律的尊严怎样才能得到维护？
　　
　　                      酉阳县返乡老太：冉隆英
　　                           2010年5月12日

一人岂能同时在两地有户籍?岂能在两地拥有承包地?

坚守良知 — Mon, 17 May 2010 18:59:00 GMT

一人岂能同时在两地有户籍?岂能在两地拥有承包地?
提请重庆市高级法院、重庆市第四中级法院审查，慎重审理裁判冉隆英与许子和土地承包纠纷！

除了坚守别无他法，但还能挺多久？(2010-04-11 10:32:07)

郭于华 — Sat, 08 May 2010 12:22:00 GMT

通报一下湖南张家界籍尘肺病农民工目前状况：(整个事件参见本博前文关于深圳尘肺门事件的思考)

共153人，其中已确认劳动关系的71人（有合同、社保记录、工资发放证明）；劳动关系存在争议的9人（有爆破证、工地出入证等）；未确认劳动关系（只有自述）73人。经体检查出有问题的有六十多人，这六十多人是参与维权的，其他的人都回老家了。

这六十多中有社保的18人，包括工人代表王兆和，他被确诊为尘肺三期，获得社保基金23万的赔偿。其他人获得数额不等的赔偿，少的只有两万多。这是深圳当地出台的标准，说剩下的让他们找公司去要。

第二类是有劳动关系证据的包括爆破证等，这部分人也有十几个，包括工人代表钟加泉，他们在走劳动仲裁程序，已经确认了劳动关系，但是公司无一例外都上诉了，走程序很艰难，公司就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拖下去。

第三类是什么证据都没有的，目前他们已经在职业病医院进行了复查，有些人拿到了结果，包括向杰，尘肺二期。还有七八个人证明劳动关系的可能更渺茫，医院方面拒绝给他们出示检查结果，这部分人包括王茂盛，他们现在的愿望就是得到政府的人文关怀。

工人们还在坚守，跟媒体有过联系，但都不积极，觉得难以再出手。这件事被挖掘的差不多了，已经很难再找到新闻价值了。工人们说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的，只要经常去政府那里交涉，总是能够给政府一些直接的压力。再就是指望老师们和卫生部、人保部的交涉了。

这个社会真是病入膏肓了，溃败了！

补发：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么？(2010-03-25 15:04:30)

郭于华 — Sat, 08 May 2010 12:18:00 GMT

会杜甫《春望》之意赋诗一首：

国在山河破，城春沙尘落；

北方雨加雪，南方枯与涸；

二会连三月，网禁走谷歌；

仰首问星月，何日青天阔。

（有推友建议在最后一句之前加上“疫苗害童命，毒奶重翻波”，特记于此以呈谢意。）

地震，还会不会再来？！

坚守良知 — Thu, 22 Apr 2010 20:28:00 GMT

地震，还会不会再来？！

地震，还会不会再来

无容置疑

还会再来

会在何时何地再来

能否预防伤亡

及早预测预报

可预防，可避难

而滑坡、房屋坍塌呢

滑坡无法抗御

房屋呢，就没法吗

不，房屋可更牢固

特别是公共场所

比如校园、医院等

设计、建设须达到

更高的级别

这样，即使地震了

伤亡虽难免

但将大大减少、减轻

大自然在变

星球在轮回旋转

地震还会再来

或许不知何时何地

我们唯有能做的

就是修建抗御较高震级

的房屋

尽管影片《2012》只是幻想

尽管玛雅人的预测不会发生

尽管有的地方可能不会地震

但也可能发生

做好地震的准备

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这，是杞人忧天吗

不是！

为了不让鲜活的生命

受伤，不被坍塌的房屋夺走

我们必须这样做

而且从今开始

绝不能再拖了

尽管这样的造价太高

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为了不再伤痛

为了不再悲痛

我们别无选择

2010.2.22

附录：

近年国内大地震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7.1级地震

2010年3月　台湾高雄6.7级地震

2010年3月4日，在台湾高雄县、屏东县发生6.7级地震，造成数十人受伤和基础设施故障及部分民居损毁等财产损失。

2009年7月　云南姚安县6.0级地震

2009年7月9日，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发生6.0级地震，31个乡60余万人受灾，轻伤295人，房屋倒塌1万余间。

2008年8月四川攀枝花6.1级地震

2008年8月30日16时30分，四川攀枝花市发生6.1级地震，攀枝花市倒塌房屋5000余间，受损房屋10万余间。

2008年5月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2007年6月　云南普洱6.4级地震

北京时间2007年6月3日，云南普洱县发生6.4级地震，震中宁洱县城老城区，造成3人死亡562人受伤，百万人受灾。

2003年12月　新疆昭苏6.1级地震

2003年12月1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6.1级地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死亡11人，重伤26人，受灾人口1056人。

2003年10月甘肃张掖6.1级地震

2003年10月25日20时41分左右，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山丹交界处发生里氏6.1级地震，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2003年8月内蒙古赤峰5.9地震

2003年8月16日，内蒙古巴林左旗和阿鲁科尔沁旗间发生5.9级地震，震中位于赤峰市北190公里，距通辽市西200公里。

近年世界大地震

2010年4日墨西哥发生7.2级强震

2010年4月4日，墨西哥北部下加利福尼亚州当地时间发生里氏7.2级强烈地震，美国邻近墨西哥的几个州均有震感。

2010年2月智利发生8.8级地震

2010年2月27日，智利发生8.8级特大地震，并引发海啸，802人死亡，近200万人受灾，经济损失达300亿美元。

2010年1月海地发生7.3级地震

海地政府统计的数据显示，海地地震造成27万人死亡,48万多人流离失所，370多万人受灾。

2009年9月萨摩亚群岛8.0级强震

2009年9月30日，萨摩亚群岛地区发生里氏8.0级强震，造成100多人死亡。

2009年5月洪都拉斯里氏7.1级地震

2009年5月28日，洪都拉斯北部海域发生7.1级地震，8人死亡，数千房屋倒塌，近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亿美元。

2009年4月　意大利发生5.8级地震

2009年4月6日，意大利罗马以东拉奎拉发生5.8级地震，近300人死亡，约6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严重。

2009年1月哥斯达黎加6.2级地震

2009年1月8日，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附近发生里氏6.2级地震，造成25人死亡，12万人受灾。

2008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强震

2008年10月5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吉中边境地区发生里氏6.8级地震，造成至少72人死亡。

2008年10月巴基斯坦连续两次强震

2008年10月29日，巴基斯坦奎达市附近连续两次地震，第一次震级5.0级，第二次6.5级，300人死亡，3.56万人受伤。

2007年7月日本中部发生6.9级地震

2007年7月16日，日本中部地区发生里氏6.9级地震，造成新潟、长野、富山三县9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

2007年4月所罗门群岛8级地震

2007年4月2日，所罗门群岛发生里氏8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至少两个村落严重受灾，近20人死亡，多人失踪。

2007年3月日本石川县7.1级地震

2007年3月25日，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1级地震，造成至少110人受伤。

2007年1月印尼东部发生地震

2007年1月22日，印尼东部的巴布亚省发生两次地震，震级分别为里氏5。5级和里氏6级。

2006年5月印尼发生5.9级地震

2006年5月27日，印尼日惹和中爪哇地区发生里氏5.9级地震，造成至少6000人死亡，约2万人受伤，20万人无家可归。

2005年3月印尼附近海域8.5级强震

2005年3月28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8.5级强烈地震，造成900多人死亡。

2004年12月印尼7.9级强烈地震

2004年12月16日，印尼苏门答腊岛海域发生7.9级强震并引发海啸，20多万人死亡或失踪，数十万人无家可归。

不能将孩子“户籍权”与违规生育行为捆绑在一起！

坚守良知 — Thu, 22 Apr 2010 19:13:00 GMT

不能将孩子“户籍权”与违规生育行为捆绑在一起！

虽然重庆市垫江县黄沙镇冷小丽两个女儿已来到人世几年，但至今未上户口，原因何在？追根究底，在于冷小丽与同居“丈夫”不具缴纳社会抚养费等的经济能力，未缴罚款，当然免谈。

其实，对违规生育行为的处理，先交罚款，再上户口，早已是多年来沿袭的套路。户籍警察很为难，不出示已处罚依据，就不能上户口。这种程序，表面上有道理，违规者也没有异议，你违规在先，当然要先处罚行为，才轮到该行为的后果——孩子上户口。实际上，却有要挟的嫌疑。

先交罚款，才能上户口的惯例，就是将违规生育行为与该行为后果捆绑在一起——如果你不缴罚款，那就不得行。然而，这种捆绑是否正当呢？

违规生育行为固然不当，应受处罚。然而，违规行为受处罚是一回事，只能针对违规人进行处罚，而该行为“后果”来到人世，容不得他们选择，母亲孕育了，该生产了，那就得降生。所以，“违规行为的后果”上户口又是一回事。众所周知，该行为后果是实实在在的人，而且，该“后果”只要一诞生，就享有基本的宪法权利，就当然拥有中国国籍。

将二者捆绑在一起，把违规行为的处罚作为前置条件，就可能限制孩子的户籍权。试想，如果违规者确实无能履行缴纳罚款的义务，那是不是意味着，违规生育孩子将永远没有户籍。

人，任何人，都应有户籍，这是宪法权利。时下，像冷小丽两个女儿这样的“黑人”不计其数，虽然原因很多，但因缴不起罚款而无户籍，是主要的情形，也即将违规行为与户籍权捆绑的结果。如再任由该惯例继续，必将继续侵害那些无辜的计划外生育孩子的户籍权，事实上，因户籍权的限制，还将延伸到其他诸如教育、社保、卫生保健等权利。这一连锁反应，势必造成一些无辜孩子更大的侵害。

总而言之，违规生育行为该承担法律责任，那是计划外生育孩子父母的事情，即使他们的父母无力承担该责任，也不该让幼小的孩子担当。计划外生育的孩子，拥有户籍权等权利，那就应受到尊重，任何人也不能剥夺。因此，将孩子“户籍权”与其父母违规行为捆绑，实际上限制了孩子上户口的权利，事实上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应予立即刹车！

新闻链接：http://tangxing.fyfz.cn/art/609694.htm

新闻事实：2005年，垫江县黄沙镇永进村6组的曹启春23岁，同组的冷小丽18岁，这一年，冷小丽生下了大女儿曹斯闵。2007年，冷小丽又生下小女儿曹斯媛。2009年，因冷小丽精神出现间歇性问题，同居的两人便矛盾不断。2010年2月，经法院主持，双方解除了同居关系，两个女儿归曹启春抚养，曹启春给付冷小丽2万元经济帮助费。目前，冷小丽回到穷困的娘家，由其母亲照顾，并接受精神治疗，而她的两个女儿都几岁了，却至今未上户口。

关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疯狂性的历史追溯与横向比较（附一篇）

张汉 — Tue, 16 Mar 2010 12:12:00 GMT

这些文章最早是09年11月我发在“宁波城建论坛”上的一个帖子。这个论坛是专门讨论与宁波城市建设相关问题的，我最早知道它，是在09年夏天在宁波做调研时，为了寻找被访者而在宁波各主要论坛上发帖征集被访者。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论坛，但后来发现该论坛友情转载了我的广告贴，当时就非常感谢。后来在这次调研临近结束时，我就把我对此次调研的总结发在了这个论坛上，之后在该论坛得到各位网友的积极回应和跟帖。之后我也被加入了论坛的QQ群。

写这篇文章的起因，只是因为看到QQ群上有一些关于房价的讨论，当时就想直接在QQ群上留言几句，本来没想写这么多，没想到一写就写多了，于是觉得还是直接发帖到论坛上更合适。关于房地产市场这个问题，我自己也确实关注很久了，读研时做过兼职的房地产策划分析师，还在搜房实习过，所以是有不少话说的。更不用说在现实生活中，我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都时刻接触到住房问题，接触到中国全民关注的房地产。在南大读研的时候，因为要写一篇社会心理学的作业论文，就以“房奴”为例，分析了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怪异的现象，题为《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探讨中国城市“房奴”现象》。

我对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感到很痛心。中国的住房制度因为种种原因，目前正走在一条极度错误的道路上。原因很多，比如投资渠道不畅，导致富人无处投资，钱不知道怎么花、怎么保值增值，于是纷纷去买房。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和房奴群体的日益扩大，既反映了中国微观经济生态的恶化，也体现了一个霸权性意识形态的建构。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本来在房地产市场玩不起的普通百姓，也被裹挟到这样一个充满霸权、充满丛林法则的体系中，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家庭。

以下是文章正文，经过少许修改和整理，包括关于中国教育体系中的教师雇佣体系的“附一篇”。

中国房改后的住房政策完全倒向市场化，并且基本是照抄香港。从土地批租看，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政府是房地产市场上唯一的地主，所以就绝对没有竞争这一说了。开发商对土地有刚性需求，没有地做开发他们就没饭吃，于是土地招拍挂的时候互相血拼，国企当然是最凶的，私企往往还是招拍挂当中的弱势群体。房地产开发的土地成本肯定会转移到住房价格上，所以天价房产生。所以追根溯源，政府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大推手和最大受益者，靠卖地赚钱如同抢钱。

但是香港政府通过土地招拍挂获取大量收入之后，通过政府公屋建设反哺社会，香港居民约50%是居住在政府公屋，虽然公屋大多在九龙和新界等相对偏远的地区，房屋面积也相对较小，但香港发达的公共交通足以应对他们的通勤需求。而中国政府只学招拍挂，不学公屋建设，卖地的钱没有反哺社会。

另外需要考虑到，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80年代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之后，香港确定回归中国，港府于是通过卖地这种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快速、大幅度地提取社会财富，以维持政府财政和公共投资，而不关注制造业、科技研发等需要做长期投入和培养的行业。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这一问题，没有类似97回归这种大限。所以很难理解为何中国政府会模仿港府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极具掠夺性和短视特征的房地产制度，简直是像大限将至、火烧眉毛一样，心急火燎地攫取社会财富，实在有涸泽而渔之嫌。
再看美国，“single house”是美国最普遍的单体住宅，它的占地面积一般不超过1英亩（约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一般不超过600平米，普遍的是200－300平米。每平米的价格在1000－5000美元。所以一套建筑面积300平方米的singel house，纯房屋价格为30万-150万美元（约210万-1050万人民币），当然还有购房的相关税费和持有物业每年所交的物业税。但是这种房子是附带私家花园的，而且房屋一般都是全套装修的，甚至还附送一些电器。考虑到这多个指标的差异，我们虽然不能说宁波的房价一定高于美国的一般水平，但是说两者大体相当还是可以的。

但是需要注意，美国的房产是真正的永久性房产，不光房子和所占据的土地是业主的，连房子上面的领空，土地下面的矿藏也都属于业主。而中国的业主买到的只是房子本身和房子所占据的国有土地的70年使用权，是相当不完全的，更不用谈什么矿藏之类了。毕竟房子不能漂浮在空中或者随意移动，总要固定在土地上。这样理论上说，政府随时有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可能，而房子虽然是你自己的，但是恐怕你想不出办法来让房子跟你一块搬家。
    但是如果看中美两国居民的收入差距，美国一个毕业1、2年的普通公司职员的月薪大概3000美元，约2万人民币，这就不是我国普通大学毕业生的一般工资水平了，中美对比很可能是1：10. 美国本土各州的贫困线大约是17000美元/年，约12万元人民币每年，平均每月就是1万元人民币。这种水平在中国可绝对不是贫困线，而是相当体面的中产的收入水平了。而宁波的最低生活保障约为400元/月，所以中美对比是1：25。而且美国有12年的免费义务教育，政府对贫困者还有住房补贴，医保至少也不会比我国的情况糟糕。
    如果从一般消费品来看，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是基本与收入水平相称的，除了因政府垄断导致价格畸高的少数行业如通信之外（典型的是中移动）。中国的福利水平也基本算是能够理解，考虑到还不算太高的整体经济水平。但是中国的住房制度实在是拍破脑袋也无法理解，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恐怕是世界上最疯狂的房地产市场。中国社会对房地产的狂热已经达到全民疯狂的程度。很多人说是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但是可以肯定的说，是政府首先创造了畸形的房地产市场这个怪兽，然后这个怪兽才在近5年来越来越有绑架政府的能力。而且面对这个怪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态度已经分裂，地方政府是房地产泡沫更大的推手，而中央政府还算相对超脱和理性。实体经济异常艰难，投机和炒作异常发达，中国经济已经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
    土地私有化本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因为土地一级市场如果存在充分竞争，开发商买地时，有政府和私家地主的竞争，那么开发商更有议价能力，地价断不至于出现畸形的天价。但是中国政府基本不可能实施土地私有化改革，城市土地依然还是由政府垄断，那么城市土地就是永远无法建立自由市场体制的。所以在维持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所有权的前提下，在土地市场无法实现自由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住房建设如果想实现自由市场经济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土地供给方是一个独家垄断的局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彻底解决房地产泡沫，有如下一些途径：废除土地招拍挂（至少对于住宅建设），政府采取招标建设方式，规定住宅的建设指标，如限高、户型、容积率、绿地率等，由住宅建设公司负责建造，建造完毕后，住宅向市民开放申请，通过审核其收入水平、现有房产情况、家庭成员等指标，确定购买和租赁资格，住宅开发公司不参与住宅的后期销售和租赁；或者是土地市场大规模向集资建房和个人合作建房开放，只需达到相应指标，如参与总人数、现有资金状况、住宅规划设计方案控制指标等，集资建房者和个人合作建房就可以集体建房，不必以工作单位为申请人，当然，该类房产禁止转手倒卖，政府有第一优先收购权。
但是我本人的预测是悲观的，因为中国政府已经是目前世界上最具自由主义精神的政府（当然仅仅就经济而言），而且房地产已经确确实实的绑架了中国经济。那么最终的解决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泡沫自己最终崩溃和瓦解，中国经济要经历一次硬着陆。日本的前车之鉴，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参照。

中国的住房政策恐怕是世界上最坏的了。富人钱多的没出花，把买房子当做娱乐活动，就像老外滩高档住宅的那些买主一样。中国商品房的畸高房价，绝对是人为造成的，早已脱离了其实际应有价格。而且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对投机炒作极具诱导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买房像买菜一样。他们的目的在资产保值增值，就是有政府托市，所以预期会涨。但是我想这种畸形的市场不会维持多久，就像荷兰的郁金香热，或者中国80年代的君子兰热，最终还是会成为幻灭的泡沫。

如今中国的住房制度整体上已经走到尽头，它目前的消极效果已经大于积极效果，改革是势在必然。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放弃土地招拍挂所得的巨额收益。但是历史不会就此终止，不主动改革，历史的车轮就会将它碾碎。如果真的看到社会矛盾急剧激化、贫富悬殊愈演愈烈的那一刻，我想任何既得利益者都无法阻挡历史的脚步了。我不希望我们的政府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而是有主动改革的魄力。

香港的政府为何如此廉洁和透明？这不是天生的，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香港感受到巨大压力，社会矛盾激化，不改革，港英当局只有等着共产党接管香港。而且香港民众对于当时港英政府的腐败早已失去耐心，1967年香港的社会大骚乱随中国大陆的文革之势而起，港英如惊弓之鸟，此后才有了廉政公署，才有了全世界最廉洁透明的香港政府。所以说，一个廉洁高效透明的政府治理，同样可以在一个非民主政府中产生，港英政府和新加坡政府都不是民主政府，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享誉全球的政府治理水平。

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对自己有信心，也应该对民众有信心。回到住房制度和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如果住房制度改革的取向是好的，但是执行中出现问题，民众为何不会有自己的回应？就如同宁波永达路高架路的建设问题。当今的政府也早已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了。政策设计都应该是政府与民众的互动过程，而不是政府施政、民众被动接受的单向度过程。

我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只是很粗略的。最重要的还是政府积极改革的开放心态，以及与民众公开对话的心态。而不是如现在，中央政府看似超脱，但是某些有官方背景的人还是在说，中国的住房改革是成功的，房地产市场总体是健康的，泡沫是没有的，云云。而地方政府更是既无改革的意愿，也无改革的能力。

政府过度利用房地产做为提取社会财富的手段，以及投机者过度利用房地产作为投机炒作的手段，虚拟经济缺乏制造业、物流、科技等实体经济的支撑，又遭受国际热钱的暴风骤雨式的冲击，经济硬着陆是必然的。97经济危机香港房地产的市值普遍跌70%，就是说，危机之前100万的房子，危机后只值30万。

热钱的冲击，打个简单的比喻，就是本来只有50万价值的房子，把他们炒卖到200万，在最高值时脱手卖出，携带巨额利润回国，留下的一堆空置的房子，由本地人接招，然后房地产市场崩溃，价值又跌回50万。整个过程中，国际热钱没有给本地带来任何实际收益，不是在本地投资建厂，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创造就业，而是如一阵妖风席卷而过，什么贡献没做，就卷走了大量财富。如今我国的温州、山西等炒房团，也是小巫见大巫。

关于中国住房制度的问题，国家垄断所有城市建设用地和土地一级市场，这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绝对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了。中国与美国还有如此大的经济差距，但是房价已经基本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这不是很怪异的现象吗？中国大陆与香港也差别非常明显，但我国就大胆模仿香港的土地招拍挂制度，但不学香港的政府公屋制度，实在是阉割版的香港住房制度。

附一篇：教师为什么不是公务员？

中国的公务员制度，确实是一大历史进步。但是我们的公务员制度只是在具有行政权的党政机关中实施，而不是在所有由国家财政支撑的公营机构中实施，因为后者有具有中国特色的“事业单位”这种建制。但是中国人都知道，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的待遇福利水平差距不是一点两点。所以目前我们公务员制度的巨大缺陷就是强化了行政权的优越地位，而同样为公众服务的其他公营机构就成为这个体制中的“二等公民”。

而香港的情况是，香港绝大多数公立学校和大学的教师和教授也都是公务员，甚至香港电台的职员大多数也是公务员。香港的大学教授恐怕是世界上过的最滋润的教授群体，与政府官员看齐的待遇福利水平，在香港绝对属于中上阶层。当然，公务员是禁止从事任何赢利性质的活动的。所以香港的教授都是非常职业化的，只做研究，不搞外快。不像我们的教授，说是教授，更是商人和官员，在外面开公司赚钱忙的不亦乐乎，或者削尖了头往官场里钻。至于那些不怎么会搞外快能钻营的教授，也就只能学北大教授阿忆一样哭穷了。

中国的外汇储备雄居世界第一。我实在看不出为什么中国没有能力对科研教育有更大的投入，至少率先从全国的985高校开始，将高等教育从业人员纳入国家公务员体系。但目前的情况是，越是差的学校，教师待遇越好；而越是好的大学，教师越是要准备受穷。比如我曾经看过的宁波理工学院招聘讲师的待遇，实在不知比一本大学的讲师待遇好多少倍。

但是一些人的回应是，不要把教授当回事，教授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也应该有吃苦受穷的平常心嘛。这种个人归因的解释，阻止了我们对体制的深层缺陷的认识和批判。为什么不说，不要把党政官员当回事，官员也应该有吃苦受穷的平常心呢？80年代党政官员在第一波改革中属于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一度面临清水衙门甚至“蒸馏水衙门”的经济困境。而当时的个体户群体中接连出现万元户，大家都不把“机关干部”当回事了。于是党政机关中的腐败、权力寻租、官倒愈演愈烈，学潮动乱与此也有很大关系。现在的情况是，教授也在积极的腐败和寻租，而他们腐败和寻租的形式，就是去充当资本和权力的代言人和同伙，通过走穴讲课、做咨询顾问、甚至直接开公司等方式，将自己拥有的知识、在大学任职所获得的社会信任度和相应职权（如研究生招生权、知名大学教授的公信力）转售给资本或权力，从而获取体制外收益。需知，在这些过程中，他们所调动的公共资源并不全是他们个人所有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招生权。这也是为什么党政官员和企业家现在读硕读博如同儿戏一样简单的原因。另外，或许这些教授的身后还有一帮年轻的学生为教授打工，做廉价劳动力。教授只需指点江山一下，把任务分给学生们做，然后每个学生发2000块钱的工资，自己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拿到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的课题费。

不过或许只是学术腐败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整体合法性还没有构成根本性的威胁，没有引发大的社会动荡，所以政府似乎还是得过且过。

四十年了，你仍然让一些人害怕

郭于华 — Sun, 07 Mar 2010 07:39:00 GMT

今天是3月5日，四十年前的今天，一个年青的身躯在初春的寒风中倒下，而他的灵魂永生在我们的记忆中。

原计划是在今天前往宋庄美术馆为遇罗克献上一束鲜花，但由于大家心照不宣的原因只能提前到3月4日。此前徐晓被谈话要求她不得参加5日有关遇罗克的一切活动，她回答说：当年是《光明日报》首发为遇罗克平反的文章，今日若此你们应该公开承认当年做错了。4日中午崔卫平被吃饭，要求她承诺不参加5日的活动，尤其不许去宋庄。不无喜感的是，当我们去接卫平时她是答应了“5日一定在家呆着”后从饭桌上跑来的。梁晓燕，4日到今天一直受控，无法前往。

献给遇罗克

——写在遇罗克被枪杀四十周年之际

遇罗克，我们前排的兄弟。在最黑暗的年代，你用自己的头颅和身躯，点燃了思想的火把，自由的火把，人的尊严的火把。当你倒在血泊之中，我们整个民族倒在耻辱之中。

如今，这耻辱还没有褪去。我们带给你的，并非是胜利的喜讯。我们当中有人被告知，不能前往来看望你，不能在你的面前，献上一束花。

四十年了，你仍然让人感到害怕。好吧，你们这些刽子手的后代，你们来吧，除非你们把我们全都看管起来，否则，我们一定要来到你的身边，与你站在一起，与你一道承受头顶上的风暴，承受失去自由的痛苦，承受对这片大地的热爱，对真理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

你站在这里，成为一座雕像。你是无限坚持的，我们也是无限坚持的。你是不屈的，我们也是不屈的。

把你那不能说出的交给我们吧。连同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的激情。我们是你后排的姐妹，你的战友，你的爱人。

徐晓崔卫平郭于华

“被”不能成为我们社会的特色

郭于华 — Sun, 07 Mar 2010 07:33:00 GMT

新世纪的头十年快要过去了，我们确乎进入了一个“被××”的时代。各种各样的“被”层出不穷，有些令人颇为惊诧，甚至匪夷所思：“被代表”，“被和谐”，“被喝茶”，“被强拆”，……已然不足为奇。至2008年3月，多次举报阜阳市颍泉区豪华办公楼“白宫”的李国福在安徽省第一监狱的“被自杀”（2008-04-22 07:20:47来源: 中国青年报），使“被”系列的惊人程度达到极致。不独如此，还有不断涌现的“被”之种种：

“被失踪”：2008年12月，《网络报》记者关键在山西太原采访土地违规，失踪14天。15日，山西省公安厅确认，关键因涉嫌受贿于12月1日被张家口经侦支队带走，而关键被带走后家属及单位，都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经媒体披露之后方通知家属，张家口经侦支队民警在电话中称是办案需要。（2008-12-16 04:41:26　来源: 四川新闻网）

“被自愿”：重庆市铜梁县有学生家长反映，孩子读小学要交9000元“教师节慰问金”。学生家长反映至县教委后，被告知“要退钱就必须退人。”铜梁县教育局局长接受采访时称，此事系家长“自愿”缴纳。（2009-05-29 04:11:00　来源: 广州日报）

“被捐款”：汶川地震后，一些单位或组织强迫个人捐款，以至出现个人重复“捐款”。北大哲学系教授王海明赞同震后每个人都必须被强制捐款：“很多人是把捐款当成善行，没有理解成责任和义务。”“在非常时刻，为国家做贡献更是一种责任，而不仅仅是善行，不捐献是不履行责任和义务。” （2008-05-22 16:13:10　来源: 金羊网）

“被就业”：有应届大学毕业生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就业了，就业协议书上赫然是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公司名称和该公司的公章。还有多所高校的毕业生在网上发帖，交流“被就业”的经历和感受。除了“被瞒着就业”，部分高校的毕业生甚至“被要求就业”，即学校要求没就业的毕业生自己随便找个章盖在协议书上证明自己就业。（2009-07-20 02:33:41　来源: 京华时报）

“被小康”：2009年2月，江苏省对南通市辖下各县市的小康达标情况进行随机电话民意调查。当地政府要求受访群众熟记事先统一下发的标准答案，如家庭人均年收入农村居民必须回答8500元，城镇居民必须回答16500元，“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或保障”必须回答“参加了”，“对住房、道路、居住环境是否满足”必须回答“满意”。于是，那些原本在小康达标水平之下的群众，一夜之间就“被小康”了。（2009-07-21 14:57:00　来源: 中国网）

“被开心”（被幸福）：本月初，一种新奇的测试装置出现在10个公交站点，市民通过拍打“笑脸”或“哭脸”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测试城市的“开心指数”。“开心指数”测试昨天结束。经主办方统计，参加测试的6个城市中，北京以0.5个百分点的优势超越此前的头名上海，摘得“最开心城市”的桂冠。（2009-07-20 02:45:00来源: 北京晨报）

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被”，真不知还有多少“被”等待被发明出来？

“被”是与“自”和“主”相对的概念，被××的只能是客体，是对象，而不是主体。不是主体，当然就无法自主选择和主动行动。一个民众屡屡“被××”的社会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难了解，一个健全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国家、市场、社会三种力量鼎足而立、相互支持同时也相互制衡的社会；而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却是权力与市场紧密联手、高度结合，挤压和占领社会空间，如此情境下，普通民众当然没有了“自”和“主”，只剩下“被”的命运。就此而言，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社会学研究者勉力而为的“重建社会”的努力，根本上都应着眼于自主性的培育。社会建设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从“被”到“自”的过程，从被动的客体到自动的主体的过程。自由、自愿、自主、自治、自律、自觉的公民应该是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

强调人民的“自”和“主”并非放任自流、无法无天（无规矩无信仰）。其实真正无法无天的恰恰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自由和自主当然是宪法保护下的也是法制约束下的自由和自主。为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公众可以而且应该被代表，但前提是这代表是公众经自主投票选举出来的；公众也可以而且应该被管理，但这须得是经公众同意、接受和认同的管理；社会需要得到治理，但治理社会的不能是一权独大、不受监督的统治者。

生命安全、生计保障、私有财产，本是个人最不可让度的权利；志愿、慈善、意见表达、心理感受，更是主体的意志和思想。而在我们的社会中，最不能“被”的“被”了，最应该自主的不能自主，纠其原因，在于公民权利的缺失。我们历来只有人民群众，他们在不同的时代或是草民、臣民，或是顺民、刁民，或是良民、暴民，抑或是当今的屁民、蚁族，却唯独不是公民。不是公民就避免不了“被”的命运。“被”的泛滥和荒谬，是公民合法权利的被剥夺，是公权力的无限扩张与胡作非为，是公民意志的被强奸，也是社会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同理，公民权利、公民社会也不可能被赋予，被恩赐，而一定是主动要求、积极行动方能获得的。被动地等待只能等来更多更离奇的“被××”。

我们真如有人所说的进入了“被”时代吗？是否人们今后的见面问候要变成“今天你被××了吗”？

2009年12月22日

“被”不能成为我们社会的特色

郭于华 — Sun, 07 Mar 2010 07:33:00 GMT

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被”，真不知还有多少“被”等待被发明出来？

我们真如有人所说的进入了“被”时代吗？是否人们今后的见面问候要变成“今天你被××了吗”？

2009年12月22日

关于“社会信任”的话题

郭于华 — Sun, 07 Mar 2010 07:28:00 GMT

（这里是我的原文，可与《人民日报》文（已由文章变成对谈）做个比较。其实我的原意是社会都没有，哪来什么“社会墙”？anyway，理解媒体人的工作和努力，《人民日报》谈此话题已属不易，大家共同努力，慢慢来。

以社会建设来重建社会信任

郭于华

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信任危机已经是朝野上下有目共睹和共同忧心的现象：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各存戒备，体制内外互不信任，官民之间尤其互不相信。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一个社会中若是基本的信任结构崩解，人类活动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惊人，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重，身心俱疲。不仅如此，信任结构缺失还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冲突事件频发。

对于信任危机的存在人们虽有共识，但是关于造成危机的原因和化解危机的机制可能就意见分殊了。我认为，一般性地将信任缺失归结为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利益分化、人口流动、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恐怕并不能真正解释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特点和内在逻辑。毕竟，任何社会的发展变迁过程也同时是建立和完善规则（制度）的过程，基本的游戏规则如果建立不起来或者只停留于纸面，人们当然不能相互信任，共同的游戏（社会的运行）也当然没法玩下去。

从理论上说，一个正常、健全的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社会三种力量鼎足而立、相互制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会发生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很弱的情况下，则会导致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不难看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即是权力与市场紧密结合，挤压和占领社会空间，使得“社会”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内涵无从形成。如此情境下，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正是解决社会信任问题的根本方向。

具体而言，社会建设至少应包括或可始于三个基本面向：

首先是信息透明，有畅通的信息渠道才能实现公民的知情权——了解真相的权利；有真相才有信任。近年发生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群体性事件几乎都与信息的发布、传递、接受的方式有关。公众经常宁愿去相信各种“来路不明”的消息，却不相信来自正式渠道的信息，而且越声称是权威的、官方的、专家的信息和解释，人们就越不相信。公信力的丧失是信息垄断甚至虚假信息的必然结果。当说假话、空话已经成为一种惯习时，还能指望人们相信偶然有之的真实消息吗？

其次是利益表达，承认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公民需要通过社会参与来实现和保护个人权利；常规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也必不可少。一个健全的体制应该容纳各种合法的表达方式，包括信访、上访和通过各类媒体的意见和批评的发表，也包括集会、游行、请愿、对话等法律框架内的抗争表达方式，而不是一味地严防死守、草木皆兵。就此而言，和谐社会正是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存在、这些群体能够保护自身利益并且表达各自利益诉求的社会，这需要体制具有包容和化解社会冲突的能力和肚量。

制约权力，最关键也是最有效的重建信任的机制。权力的失控即“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如此上无约束，下无监督，左右无制衡，作恶和枉法就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的状态。权力失控会导致权力合法性的丧失，各种潜规则支配着社会的实际运作，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造成严重侵蚀；与此同时，公众的信任感和社会认同也会急剧丧失；进而越来越多的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部门，在遭遇侵害时诉诸暴力。

简而言之，和谐社会的重心在于“社会”。

关于“社会信任”的话题

郭于华 — Sun, 07 Mar 2010 07:28:00 GMT

以社会建设来重建社会信任

郭于华

具体而言，社会建设至少应包括或可始于三个基本面向：

简而言之，和谐社会的重心在于“社会”。

今天，我们如何送温暖？

郭于华 — Sun, 07 Mar 2010 07:22:00 GMT

今天，我们如何送温暖？（《人民日报》对话，这里是我校过的原稿，发表时有所删节。呵呵）

主持：姜赟本报编辑

嘉宾：杨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送温暖如何提高公众主动参与度

问：元旦刚过，春节将至，正值访贫问苦、扶贫济困的“旺季”。您二位如何评价年关送温暖活动？同时，我感觉，如今的送温暖活动中，无论是单位员工还是社会大众，在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并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是什么因素造成的？该如何调动公益热情呢？

杨团：送温暖是我党和政府在文革中期开始采取的重要公益行动，由民政部门发起，各个机构参加。这是当时没有低保制度环境下的产物。由于没有低保制度，改革开放后，我们仍没有制度化方式来扶持新出现的贫困群体。送温暖的出现本身有一段历史，能够看到党和政府在城乡群众出现困难时，想尽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努力。因此，在低保制度启动之前，送温暖起到很大的作用。

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主动参与度不高呢？我认为，政府机关或单位组织化捐赠次数有点多，形式上则从上级往下级布置，这种方式如今已经与员工需求不相适应了。

其次，一般政府机关、单位捐赠的路径也不适应员工需求。一般来说，先通知哪里有灾需要捐助；接着募捐；然后将募捐物资整理好送往民政部的捐助站，剩下的事情，单位就不管了；最后由民政部送往受灾地区。整个过程，单位也无法及时向员工反馈信息。捐赠方无法感知捐赠效果，因此热情就可能被削减。

再说非营利组织。公民献爱心给社会，谁代表社会来回应公民呢？当然是社会自治组织，它有权接收公民捐赠，按要求发放物资，并及时反馈。这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社会权力的要求。因此，慈善机构则有责任有义务将透明、反馈做到位，受捐后，哪怕是非常小的一笔捐赠，只要有指向性的必须按照捐赠者要求去做，并及时反馈。

郭于华：不限于年节，任何时候送温暖活动都是有必要的，还应该做的更多，做的更广。毕竟还有很多困难群体，没有可依靠的单位、组织，不在制度保障范围内，甚至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若还有许多人仍在“寒冷”中的话，这个社会是缺少温度的，因此，需要更多人参与到送温暖的活动中来。送温暖，带有大庇天下寒士的普世价值理念和实践。

送温暖固然好，但如今的送温暖应该更多地考虑与时俱进。在单位里，以行政推动的捐赠应该减少，这与捐赠人的志愿精神和公益精神有一些不协调，没有充分尊重捐赠人的捐赠选择和意愿，不利于维持公众的公益热情。

而慈善机构，在做公益过程中，更应该做好公开透明和信息反馈工作，这是慈善机构的权利和义务，并应有法律框架来约束，可惜的是，有些机构做的不是很到位。

（2）送温暖如何让人觉得更温暖

问：诚如二位所说，做公益、搞慈善需要尊重捐赠方的需求。然而，送温暖是不是也要问需于困难群众呢？有个别地方送温暖的同时配合媒体报道，让受助方感到被贴上标签，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不妥？

杨团：个别地方送温暖过程中，出现了“送的没人要，要的没人送”的现象。是因为一年一度的送温暖，根本没有可能了解低保户和困难群体他们需要什么，只有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捐赠的东西都平均送点。因此，若要送得有效率，必须调查他们的需求。虽然调查需要人力，但完全可以发动社区志愿者来解决。

同时，受助方需求不一样，但是我们首先保障其吃饭穿衣基本需求，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度，比如医保、养老、失业等保障制度来得到满足；而基本需求之外的其他需求则可以通过社会和市场来实现，这就需要公益组织从中协调帮助实现。

此外，送温暖要特别注意不可忽略受助方的隐私权。这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呼吁了，尊重受助方的隐私即是尊重他的个人尊严。

郭于华：时代在变，社会在变，送温暖的形式和内容也应该有相应变化。如今的送温暖不能千篇一律的“送两件棉衣，拍两张照片”，应该真正满足困难人群的实际需求，解决困难群众的实际困难，而不能沦为形象工程。这就需要各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送温暖的内容和形式进行调整。

很多地方的送温暖活动，都会结合媒体报道。但是，要维护受助人的权益，他们也有尊严和隐私，需要尊重，不容侵害。媒体在报道送温暖活动时，也要以人为本，莫让受助人感到不适。

（3）送温暖到底该怎么送？

问：不错，送温暖也应该与时俱进。那么如今的送温暖该如何送呢？是否一定非要年底扎堆送？能否温暖时时送？

杨团：低保制度后，送温暖就应该改变了。当初，由政府和事业单位来带头送。今后的送温暖，第一应该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第二应该送的更有效率。若要从社会层面解决温暖时时送的问题，我建议，应该在每一个街道建立慈善捐助站。现在的捐助站都是由民政部，一个区域（市、县）才建两三个，覆盖面太广，人力却有限，很难满足供需双方的需求。若在街道、居委会所辖的社区内建立捐助站，就能解决慈善物资流转问题，物尽其用，让有需要人得到合适的物资。这个捐助站，应有一套规则来指导运行，此外还可以配套一个便利店。

那么如何运行呢？捐赠物资通过捐助站来接收，并负责发放。若捐赠物资并不是受助者需要的东西，可以放到便利店里向社会售卖，所盈之利再投入帮助困难群体的公益中，当然便利店里其他东西也可以低价卖给低保户。运行人力问题则可以由社区内志愿者、义工、低保户来解决，便利店还可以招低保下岗人员来做。而监管则由本地志愿者、居民来实施。

送温暖的关键是让供求对接，引入公益经济的做法，用商业手段，达到社会公益的目标。

郭于华：其实，政府平时也应送温暖，比如低保制度，比如今年将农民纳入养老保险体系。送温暖活动仅是缓解困难群体的一时之困，要根本解决问题还在于消除他们的致贫因素，同时通过制度化方式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应该逐渐淡化季节性、运动式的运作。

此外，除了政府之外，民间还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我国对民间慈善的潜力挖掘的还不够。政府并不能够包办所有事情，应该向民间组织开放合法性空间，使之能够参与进来，在制度和法律框架内真正发挥作用。政府要做的是监管，而不是限制。只有民间慈善力量被充分调动起来，才能满足受助者多样的社会需求。

谈到细节问题，我举个例子，我每年都参加我们小区的捐衣活动，这是完全由志愿者组织的帮助贫困孩子的慈善活动。有几个因素让我一直参与捐助活动：首先，捐赠物以社区对村庄或学校的方式直接送到受助者手上，捐助过程和结果的信息及时反馈，让人捐的放心；其次，捐助活动体现了志愿、自愿的社会意义，增强了参与者的社区认同；而且，捐赠点分布于社区，非常方便。其实，如此草根式的慈善，组织成本低，运作简便，收效却很大。应该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部分。

警察拘传记者——是在挑衅谁？

坚守良知 — Thu, 21 Jan 2010 18:56:00 GMT

警察拘传记者——是在挑衅谁？

曾被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在严格的新闻管制下，本身就是戴着镣铐的舞者，笔者常称作为记者的自己是夹着尾巴在工作。尽管如此，但在中国的新闻体制下，新闻媒体受党的领导，代表着党和人民对公权力行使宪法监督权利，因此，记者的背后有党和人民这个坚强的后盾。然而，近年来，因记者行使舆论监督时触怒有恃无恐的官员，于是，滥用权力报复记者的事件频频发生。

据新京报报道，2010年1月19日晚，新华社旗下《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正在广西阳朔县美瑞宾馆一房间内采访荔浦“1·12”警民冲突事件的3名当事村民时，在当地宣传部副部长证实情况下，仍被荔浦县公安局搜查并拘传。这是一起因征地行为引发的事件，而其中还爆发了警民冲突，多名警员受伤，一辆警车被烧，而警方击伤5名袭警村民，“1·12”事件也被当地定性为“打砸烧暴力抗法”。

表面上，这是一起村民妨碍司法的事件，而实际上是公权力在抢夺农民的土地。为什么要这样说？行政和司法都代表着强权，当公权力要强行征用农民的土地时，必须将强权变成一种权利，就是说要让征地合法化，并依法与农民签订有关协议，还要给予农民相应补偿，农民才负有迁出土地的义务，这也是动用强权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个条件具备，而农民拒不执行，则可动用强权驱赶。而实际上，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这个只有当地政府才能证明。农民为何要烧警车并袭警？难道真的遇到了土匪一样的刁民？如果农民没理，为何要求助记者，还是来自北京的权威媒体？

记者虽有舆论监督权利，但手无寸铁，当公权力要对其动武时，必须具备动武的合法条件，那就是记者违法甚至涉嫌构成犯罪，但记者不过在用纸笔记录民意，而非在煽动暴乱之徒，并非是在宣扬邪恶思想，更非在合谋颠覆国家，且出示证件并向当地新闻官验证身份，因此，警察有何理由拘传？

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其下属的《瞭望东方周刊》也是属于国家所有的新闻媒体，受党的领导和监管，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担当者预防公权力越界的神圣使命。记者赶到基层调查新闻事实，并非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新闻媒体，代表着党和人民，只要其行为未超越法律规范，而是遵守宪法和法律以及有关职业纪律，任何党外的机构或个人均不得干扰其正常的采访行为，更不得对其实施非法侵害。否则，对抗记者的行为，就不能仅仅简单定性为不当，而是一种践踏宪法和法律的行为，藐视党和人民的行为。总而言之，新闻媒体及其记者行使舆论监督权利时，代表着党和人民，因此，可以说，凡是非法干预或打击报复记者的行为，均是在挑衅党和人民，挑衅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对于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尽管尚无《新闻法》可约束，但我党应坚定地捍卫记者的权利，否则，这个社会，还有多少记者敢于说真话，如果都不敢说真话了，这个社会会怎样？相信仔细研究以下历史即可明白。

警察拘传记者——是在挑衅谁？

坚守良知 — Thu, 21 Jan 2010 18:56:00 GMT

警察拘传记者——是在挑衅谁？

对自杀者的误解

以自由的名义 — Tue, 19 Jan 2010 09:55:00 GMT

   学校有一学生因为四六级考试被冤枉作弊而选择自杀，有同学带有蔑视的口吻嘲笑：傻吗，就这样都选择死，就是如何如何我也不会去自杀。也有其他学生附和，以此为玩笑。前一段时间又有一研究生自杀，学校有老师就评论说：愚蠢，纯粹是弱者，有吃有喝不就行了，就是杀人也不能自杀；这是自绝于社会，自绝于亲人，和为民族大义完全两码事，为国家自杀无可厚非，这样只能是弱者。
     对自杀的偏见可见一斑。不可否认的是，自杀者身上绝对有自己性格方面的原因，但如果简单的斥之为懦弱、愚蠢，这绝对是一种无知的表现。自杀是一种逃避，是一种绝望中的唯一希望；但自杀者者的心声是我希望有所选择，有其他路可走，但我做不到，其他人也没有帮助我做到。因此我选择了这样一条可能会医治绝望的药方。就像一个人得病快要死的时候而同时又没有医生的帮助，他会选择一些药物，哪怕是毒药，他也会去尝试，他不是为了死，恰恰是为了摆脱痛苦，获得新生。
    我自杀，但我不想死。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偏见，是因为我们跟们没有相似的经历和感受。我们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无知的自负；我们从来都是以自己才是正常的标准，其他的就只能是变态；我们总是喜欢诉说，让别人了解自己、认可自己，可从不会去理解和认可和我们不一样的别人。
    我自杀，但我不想死。我不想懦弱，但我已然如此；我不想想到死，但自杀的念头却不断的涌入我的脑海；我不想抛弃我的父母，但我认为这样也许是对他们最大的尽责；我不想把面子看得那么重要，但每一个人首先看到的就是你的面子，也只是关心你面子上的东西；我不想悲观、厌世，但我看到的尽是阴影，没有阳光，我看到的只有冷漠，没有关怀；我承认这是有些不负责任，但我没有办法，只有自杀并且认为自杀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我自杀，但我不想死。我也渴望爱、关怀、尊重和有意义的生活，我也有我的生活理想，我也曾经梦想过幸福、快乐的生活，但现在一切好像都只能是虚幻的梦境，离我是那么遥远，那么的可望不可及。所以我选择有可能充满温暖、爱和关怀的世界，有可能实现生活理想的美满人生，有可能过上无忧无虑生活的地方；最起码我可以逃离现在的烦恼、压抑，逃避现在的责任、压力，逃脱这充满冷淡、毫无意义的人生。
    我自杀，但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后还要承受人们的谴责和责骂；我不想死后被认为是那么的懦弱，其实做出自杀的决定我下了很大的勇气；我不想死后还被人当作傻逼，其实我比谁都渴望活着；我不想死后还被认为没有丝毫的责任感，其实我的选择恰恰是为了卸下我爱的人肩上的重担。
    给活着的人多一些关怀，给死了的人多一些理解。也许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活着。

对自杀者的误解

以自由的名义 — Tue, 19 Jan 2010 09:55:00 GMT

奥巴马的神气

李成森 — Wed, 13 Jan 2010 23:45:00 GMT

说不清楚，美国人和咱们中国人的差距，不过是人家一走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人家怎么活得那么自在呢？奥巴马无疑是美国精神的代表，美国梦的又一个实现者：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黑人站在了美国金字塔的顶端，不管是否有作为，他都将作为一种精神载入史册：第一个美国黑人总统，这从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一种张力，活力四射的美国精神，有所为，有梦想，给了美国人又一种清新的东西，而与此同时又给中国人另一种话题。奥巴马访问中国其中有着的不只是更多的经济政治含义，我们更可以把其理解为中美高层的互动之间展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而已：奥巴马深身上下充满活力，激情的演讲好多都是即兴而为，而更为可贵的是他的演讲话题之中展现的更多的个人风采：他不是一个符号，他虽然代表着美国人民所谓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可是，他一样是这一个，是一个独一无二有着自己的观念和理想并且为着这个观念和理想而奋斗努力的这一个，在他上任之初，他的就职演讲和就职典礼就让国人唏嚅不已：他与夫人的相爱至极，他可以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他对夫人的爱意：这份爱同样支撑他在人前快乐无敌，在他当上总统之前他一样和他的夫人尽情享受人生的真意，和他的前任克林顿相比，我想他给国人更多的是一种欣慰：也许克林顿的丑闻只是代表了一种人生另类的享受而已，而真正的人间爱情我想世人从奥巴马身上可以窥其一二：真正的感情如此惟一，而这种惟一更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在百转千回中，我们一直在追随的是人生的意义，爱人，爱己，爱人类，更要爱这个给我们丰富人生意义的社会。和美国人相比，我们中国人也许在表面上更为循规蹈矩，可是，表面上的循规蹈矩却蕴含着更多的背后的不可理喻：在南方众多官员嫖宿幼女案里，我想我们中国人感到的不只是这些领导的愚昧，而是一种悲哀：没有了人格和尊严衬托起来的这些党员干部，哪里还能代表着伟大的共产主义必将实现的共产党呢!可是，官场丑闻屡屡袭来，弄得这个社会也跟着不知所以，人生本是一出戏，只是中国和美国人所演的戏太不一样了，美国人的戏是摆在面上了，克林顿先生闹绯闻得向全世界人民谢罪，咱们中国一个小小的基层干部包二奶找情人却成了自然的事情了：两相对比，怎不让人感叹中国的某些党员干部确实了不起呢!

奥巴马精神抖擞地来到中国，带走的是中国人对他的热情与尊重，留下的却是数不清的话题：多少政治经济方面的合作以及理念上的沟通在国人看来都不是主要的，奥巴马女郎却成了网络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的是什么呢？我们国人的心理状态怎么这么难以琢磨呢？中国人到底是冷漠还是热情还是谨小慎微？谁也说不清的，而我们只知道，奥巴马走后我们还是该怎么地还怎么的，他来刮会旋风跟我们什么关系？他爱对着全世界说他对他夫人的爱意是地老天荒的，跟我们中国人什么关系？中国的好多有点身份和地位的人现在讲究的红旗不倒飘彩旗的，弄得没有什么身份和地位还羡慕人家情妇成堆的只好找小姐玩三陪唱歌跳舞找美女，再次一点的人只有恨恨而已，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生理念，能给我们下一代带来什么呢，难怪好多中国人有点本事都跑国外去了：爱国爱家不是空言一句，也要值得爱才可以!

看着奥巴马到了中国后的各大媒体，对话中展现的是他的一种美国人的智慧，而在这其中又有多少是居高临下的东西？无人能说得清的，在美国人持续以人权问题打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就对此做点反思呢？五代出贵族确实是一个真理，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要真正立于世界之林让人从心里敬佩要走多久呢？

中国风向有变化

李毅 — Sun, 10 Jan 2010 18:08:00 GMT

中国风向有变化

（兼回复一剪梅的“风声鹤唳 法治安在？”）

从判刘小波到一剪梅讲的几个人的几件事，可以看出，中国风向有变化。我认为，变化的原因，比这里朋友们讨论的，要宏观得多，要巨大得多。

就国际形势而言，中国崛起，已成定势。今年中国总值超过日本，不用到年底。二十年之后中国总值超过美国，也没有什么大的悬念了。美国政府的强势干预，使苏联解体后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垄断局面土崩瓦解。美日欧经济全面下挫，中国经济逆势上扬，世界现在要解决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中国了。当然，西方遏制中国，也会变本加厉。

就国内形势而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三十年来，成就巨大，但缺点错误也是明显的。经济建设模式不对，不是自主创新，而是利润很小、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国防建设八五年到九五年停滞了十年，吃了大亏。人民币国际化搞迟了，两万亿美元捏在美国人手里，中国自己给自己脖子上套了一根绞索。文化上面，除了体育之外，和三十年前相比，在世界上地位更低了。不仅在世界经济、国内市场部分成了西方经济殖民地，国内文化领域、文化市场有更多的部分成了西方文化殖民地。教育改革收钱，搞坏了，不得不纠正。医疗改革收钱，搞坏了，不得不重搞。祖国统一大业，和三十年前相比，没有多大进步，还是遥遥无期。户口问题到现在都不解决。《官员财产申报法》，搞了十几年了，还是没影儿。对这些不足之处，政府的不满是一方面，而人民的不满更甚于政府。

为什么犯这么多错误？原因很多。就思想原因而言，错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本能缺陷。三十年来，中国有两大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新左派。客观说来，中国三十年来的许多成就，都是中国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化改革取向的成就。有一段时间，新左派成了过街老鼠。可是，三、五年来，国际国内，攻守之势相异也。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对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军事、国际文化战略形势的估计，有很大的偏差，在政策制定上，有很大的缺陷。而新左派的一些看法，现在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两、三年来，国内新自由主义全面下挫，新左派全面上扬。新自由主义的成就，新左派的缺点，现在反倒不显眼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聪明人，都在躲猫猫，都在明里暗里总结新自由主义的经验教训，自我完善新自由主义。同时，新左派的聪明人，也更加顾大局了，说话也不很难听了。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完全错估了国际国内形势，不但不检讨新自由主义，反而在这个时候，在政治上找死，搞《零八宪章》，搞万人签字，公开要求共产党让权，要在中国搞美式民主。无论放什么人当政，都必须要抓要判。三十年了，新自由主义想了这么多错事，说了这么多错话，鼓吹制定了这么多错误的政策，造成了这么大的恶果，自己不检讨，还要在政治上翻天，号召推翻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真是匪夷所思。国内右派中，确实有聪明人，但也确实有人如刘小波愚昧无知到了极点。这一点，从雅典学园一些右派的表现，也可以看出来。

8090——弱智的词汇

熏草 — Fri, 08 Jan 2010 13:31:00 GMT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80后90后这样的词汇，“8090”从此登堂入室，这群人就此“被代表了”。更可笑的是“8090”之后跟着叛逆、玩世不恭、反传统等等，这些莫名的符号。8090弱智在哪里呢？第一，是谁给这两代人附加了这些符号，为什么附加？到底是他们真的做错了什么，还是无病呻吟。8090听说是社会学家提出的，但是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研究新闻论坛等文字领域，使用这一词汇的人往往是这个社会具有话语权、解释权的群体，他们用这一词汇来诠释着两代人的特质，并担忧他们的将来，他们的价值观。这些拥有话语权、解释权的人就是中国现在的中坚力量——“6070” 来看看中国的中坚力量是怎么成长得，刚刚恢复高考后他们成为社会瞩目的高材生，进入大学开始受到西方化思想的影响，听着邓丽君的歌曲，看着崔健的演唱会，看着王小波、王朔等人的书。有幸者还经历一下八九动乱，砸砸坦克、打打可怜的士兵，口喊着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人今天基本上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其中的牛人已经在政治、经济、教育、娱乐等领域已经成为掌舵者。他们年轻时的放荡不羁哪去了，他们的将来是否经历的打架斗殴、游行、穿牛仔裤所毁灭。答案是否定的，不管你是谁，你是哪代人，都要面对生活的压力，面对成长。今天我们可怜的8090将面对的压力可谓是空前吧？人口红利正好让我们赶上，房价不断攀升，工作不好找，经济发展还是出现一定的波动，一进大学我们面对的压力只有一个找工作，维持生计成为根本。实际很浅显的道理，每代人都有年青的时候，都有玩世不恭的时候，都有青春期的反叛，为什么到8090就变得这么大惊小怪了呢？今天社会发展也是前所没有，自然很多是没有见过，尤其网络时代的道理，对社会空间的真个变革，一些羁绊应该平和对待。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的那些年轻人难道很安分守己吗？其次、我认为中国最被西化的可能就是经历过76年改革开放到90年这段时间的年轻人，他们今年也不小了吧！平安夜，沈阳的圣诞气氛相当浓厚，堪比春节，太原街、中街两大商业街的主干路集成一团。小车一辆辆，快乐过圣诞！而我们的这些穷大学生都挤在学校吃吃饭，唱唱歌丝毫不敢踏进雷霆半步，不然又去无回。听说在那里晚上是打不到车的，所以玩通宵大学生就给考虑成本了。坐公交车回学校的路上，由于堵车让我足足在公交车上比往常多站半个小时，随口骂了一句，“破圣诞节，大学生都没有几个人过的，一帮四五十岁开着破车过什么圣诞节”这话一出两个大妈级人物看了我两眼，在北行商业街下了，当时是晚上六点半多。不尽让我猜想那些过圣诞的是什么人，四五十岁的大叔开着车带着孩子或者带着小蜜，往各种高级会所奔去。而我们这代人从小受到的思想教育一直是比较严格的小学时思想道德教育、中考考政治、高考考政治、大学了一进校门开了两年政治教育必修课，考研继续进行政治考试，不断更新，不断深化。所以中国的当代的愤青、民族主义者也不足为奇了。8090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也绝不是什么大逆不道、颠覆传统、不可接受的，他这两代人无非是发生在中国迅速变迁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也是以往不可想象的，信息化的到来，很到冰上一脚的奇闻乐闻往往在网络时代中夸大。各种“门”自然会在网络曝光，之所以曝光也无非是迎合变态的需求。也没有真正关注孩子的成长，心理辅导。最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搞明白，就给这代人附加8090的一系列符号。到底因该担忧8090后还是担忧国家的中坚群体，我只相信社会在发展，将来一定比现在要好，我们这些8090后在将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时一定比现在的人做的好。例如：腐败问题，大学小社会，现在都是大学辅导员制，一些同学刚进学校辅导员说送礼，之后的大学生各项评比和职位竞争，我们的一些同学给辅导员送礼送钱，得到了辅导员的欣赏。听说很多父母还真的带着孩子给导员送钱。可是我看到的是更多的同学对这种行为的鄙视和不屑，很多同学看到这种事情，更是洁身自好，不与其同流合污，荣誉不要了也不给你送钱。“8090”很多青年人还是相信竞争、能力得。依靠自己还是可以闯出一片天地的。听说90后更是一个独立意识强的群体，他们上了大学后，很可能对一些腐败的现象更加不屑，而是更强调自我的独立、能力的追求。毕竟他们进来要进入社会，面对生活的压力。而可怜的中坚群体却在制造一种混沌的社会环境。大学校园学术腐败、任人唯亲的现象已经很普及了。到底是谁抛弃了传统？是我们还是你们？我们从小的教育基本上就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教育，大学语文都没有了，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就是看看小说上上网，什么儒家学说，民族文化，知道多少。紧邻韩国，从小就进行民族文化教育，不时和中国争抢文化遗产，他们的对民族文化的追崇，不是对光停留在口头上，不是只对青年人的埋怨，而是真正的采取行动。到底是8090是让人担忧的两代人，还是社会环境让人担忧？我还是担忧中坚群体能否有之种反思自身的能力，推进教育发展、社会进化。8090的所暴露出来缺陷的绝不仅仅是他们自身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父辈的教育和社会环境，这部分缺陷也应该是真个中华民族一起来承担，一起来反思。而8090却表现出的优点才是真正社会去追求的。不要把孩子当成弱智了，他们可能在开始记事时就已经长大了，看过电影《狗脸的岁月》的人因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方式，看看人家是怎么和孩子交流的。他们似乎从来都不把孩子当成是孩子，从来都是以一个平等、真诚的和孩子交流。中国的父母总想着控制孩子，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己的孩子，要不就是好不容易有个孩子就不知道怎么养了，一味听之任之，娇惯的辈份颠倒。最后两种环境下的孩子不如意了，跟父母动起了刀子。这时又开始觉得孩子什么也不是，怎么就成了这样，开始担忧起孩子了！

体制弊端不除教授治校只是空想（多日上不来，补发文章）

郭于华 — Wed, 06 Jan 2010 07:26:00 GMT

原载于 2009年10月11日东方早报

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新近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先生，明确表示自己要实践 “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其核心内容是“去官化和去行政化”。在高等教育专业人士看来，这样的理念本是常识、常理，但在中国背景下，宣称践行常识却引起众声喧哗，原因在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大学生态已经太不正常了。

大学生态恶化，每个有正常感觉、正常思维和尚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都感同身受：以我所在学校为例，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完成学业都须经一项重要环节——社会实践，而这一活动是由学校行政部门统一安排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社会学系，所有学生毕业论文的完成都须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故此我们向学校有关部门要求自行安排学生的社会实践，以免将宝贵的暑假时间用于不关涉专业、不切合实际的“实践”过程。但是在当前的“全权”体制下，我们年年打报告，年年被驳回，专业和学术完全没有发言权。

行政安排社会实践其实只是大学生态全豹之一斑，“学术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界官场化，学者奴才化”的趋势体现在大学生态的方方面面，行政指挥棒每日在我们头顶打转：昨天是每个导师要给自己的博士生每人每月200元生活补助；今天是博士生必须在所谓核心期刊发表4篇论文方可答辩毕业；明天是研究生毕业论文要有中期报告、预答辩、正式答辩；后天可能又来了××评估检查；此外，还有种种招式层出不穷——申报硕、博士点，申报一级学科，申报××级重点学科，申办××基地，……，叠床架屋，花样翻新，似乎永远没个完结。而对于这些数不胜数的规定、要求、招式我们从来不能问一声：从哪来的？谁定的？依据何在？

大学生态的恶化和种种乱相来自于至上而且不受约束的权力。从课程设置，教学安排，教案教法，考试形式，到科研指南，项目申报，（尤其是）资源配置，以及教学与科研评估，无一不是行政主载、权力通吃。权力支配下的大学生态，人们貌似在搞教育、做学问，其实是在制造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捅就破不要紧，只要那五光十色能够带来官位、权势、利益。最后落空的恰恰是办大学的实质性目标——教育与学术，在这种氛围中，谁若拿学术当回事，就没人拿你当事；那些不想当官而只想好好教书、做学问的教师没有适合的空间而且没有尊严，于是大家都不免趋之若鹜地奔向权势，把学术场域变成官场、名利场和商场甚至战场。

从那么多教授、学者争当官员，在体制内谋取一官半职，从那么多官员想方设法获取学历学位、学而官或官而学，从那么多毕业学子看好公务员、甚至数千人争抢一个位置的现象中，我们不难窥出个中缘由。而作为官外人，作为体制边缘人，作为“ 白丁教授”，我们却不知所措，无计可施。面对一部庞大的官僚机器，我们甚至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指挥我们、监控我们、恶心我们。面对不合理的种种规定、指示、要求，我们通常的作法是想方设法、东拼西补，变通也好，妥协也罢，最后应付过去了事。而这次对付过去了，下次又不知会来什么“工程”、“计划”，但知道的是权力支配的学术“大跃进”一定会来。长此以往，工程、计划越来越多，越搞越大，而学术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逼仄，我们的人格、特性和锋芒也越来萎缩。就像朱清时先生打的比方：“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你跳车，即使安全着陆了，其他人也都不认你了，觉得你很不合群”（http://www.infzm.com/content/6192）。

教书与做学问是创造性的劳动，是追求卓越的事业，最需要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开放的心灵和舒展的精神，而服膺于权力的人格是扭曲的、灵魂是萎顿的、眼光是狭小的，又如何能够完成教育的使命？在围绕着权力打转的旋涡中浮于表面的只是光鲜而短暂的名利泡沫，而真正的大学精神、学术志业统统被卷入水底。“教授治校”的倡导是着眼于长远的、建设性的教育发展和学术创新，而实践这一理念必须从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着手，否则有人会说，现在的高校，从主任、院长，直至校长，无一不是教授，“教授治校”不是已经实现了嘛。概而言之，体制弊端不改，高等教育没有希望，教授治校只是空想。

将致国家和民企均重创的决策是刹车还是加速？

坚守良知 — Mon, 07 Dec 2009 14:34:00 GMT

将致国家和民企均重创的决策是刹车还是加速？

在我国走向法治的漫长进程中，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坚持按社会规则决策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值得喝彩，但是，当其行为将导致国家和民企均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的同时，在该具体个案中，政府还存在过错，而民企是无辜的。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政府是不计后果的加速执行，还是暂缓执行，待审慎该行为的后果后采取补救措施？

毫无疑问，一个开明而真正依照社会规则决策的政府，在作出具体行为时，应先检讨自己的过错，再权衡该行为将让国家谋受多大的损失，审视对政府的形象损害有多大，更要分析该行为对本地经济发展、投资环境，特别是对无辜的民企将会造成多大的伤害。这才能避免国家与民企的巨大损失，才是真正践行科学发展观。

本文的观点来源于一个将对当地交通业、物流业、商业等产业产生积极作用的码头，该码头重建后经过招投标租赁给当地一家民企经营，结果，该民企刚投入160多万巨资完成了码头必需的附属设施建设后，正准备将本土和周边的商品通过长江销往下游地区，再运回本土需要的商品或原材料时，码头的管理者受上面指示，被迫拆除了码头的部分围墙，还欲将码头的围墙和货仓全部拆除并解除租赁合同。

这个具有喜剧意味的码头就是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长江左岸的复建码头。2005年，该码头经渝北区港航处投入巨资重建。于2009年3月竣工，当时有约1万平米的码头平台。当月30日，渝北区交委召集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地勘单位、设计单位、区移民局、区环保局、洛碛镇政府、市港航局、建设单位即区港航处、质监单位等部门对该码头工程进行竣工验收，并形成会议纪要，到会单位均认为该工程合格，洛碛镇政府有关负责人还提出要在码头修建围墙，不准闲杂人员进入，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随后，区港航处修建了围墙。

经过招投标程序后，2009年7月1日，重庆金宗禾建材公司（下称金宗禾公司）与渝北区港航处达成《货物堆场租赁合同》约定，区港航处将洛碛复建码头围墙内的平台堆场租赁给金宗禾公司，租赁期5年；第一年租赁费66万元，以后以每年5万元幅度递增等。随后，金宗禾公司便给付了保证金150万元，并进场修建了11个货仓和传输带等附属设施。

岂料，7月9日，曾参与码头竣工验收的洛碛镇政府给渝北区港航处送达《违章建筑停工通知书》称，未办理规划、建设许可手续，擅自修建附属设施，责令立即停工，并于7月16日前拆除。

11月26日，区港航处给金宗禾公司发出拆除码头围墙的通知称，根据区委、区府11月24日关于洛碛镇新农村发展会议精神，按照区交委关于限期拆除围墙的指示，限在一周内拆除码头围墙。见自己从事正当经营，并有相应的经营许可手续，合同合法有效，投入巨资还未见效就拆台，因此，金宗禾公司断然拒绝了该要求。

11月29日下午，区港航处强行拆除了部分围墙。昨日，即12月2日，该区交委、港航处与金宗禾公司协商时再次表示，迫于上面的强硬命令，必须在12月5日前拆除码头围墙和货仓，并解除合同。金宗禾公司虽理解两部门的难处，但自己目前已投入300多万元，还与几家大客户达成了供货合同，一旦码头没了，必然无法履行供货义务，那么，每个合同的违约责任将达百万以上。如改到其它码头出货，成本大增，则无利可图。所以，坚持继续履行合同，以尽早收回投资。目前，租赁方和承租方陷入僵持状态。

金宗禾公司认为，导致今天不利局面的是洛碛镇政府，肯定向上面做了不实汇报，才导致区领导做出拆违决策。当初进行码头竣工验收时，该镇党政领导均到场，还是其提出修建围墙的。而且，在围墙被拆报警时，被指点去找该镇某领导。结果，昨天，该镇某负责人竟然不认账，声称竣工验收会议纪要系伪造公文。更喜剧的是，该领导先说对码头的事情一概不知，警方指点要找的官员也不知情，而后来对码头的情况了如指掌，还好意提醒，洛碛镇要查载重车，接着改称要查超限车，所以，金宗禾公司的运煤车到江边可能困难。

货仓是码头堆放货物的必备设施，围墙是保障码头工作人员人身安全以及财产安全的必备设施，并可预防闲杂人随意闯入造成人身损害，何错之有？而目前，仅有港航部门和洛碛镇政府作出拆除码头附属设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港航处尽管是租赁方即码头的管理人，但应依法履行合同义务，且无权对违章建筑作出任何具体行政行为。虽洛碛镇政府曾作出限期拆除的行为，但并未按法定程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见其行为存在法律瑕疵。

洛碛复建码头的前身早就存在，对洛碛镇、渝北区乃至重庆的各项事业，特别是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三峡水库蓄水后，港航处历尽艰辛进行了复建，达到了三峡水库蓄水的要求，可见港航处具有远见卓识。在市委、市府提出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等一系列长远目标的今天，交通业、物流业是实现该目标的基础条件，而洛碛复建码头就具有这些基本功能，可对打造开放内陆高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正在码头要开始运转时，有人却故意阻碍码头的启动与正常经营，此举明显与市委、市府的发展方向和思路背道而驰，且该行为未经合法的程序，就涉嫌有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旦码头搁浅，国家和民企都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可观的税收将擦肩而过。金宗禾公司将承担外地客商的违约责任，还有资金占用、人力物力的投入等损失，而金宗禾公司在该租赁关系中无任何过错，那么，其损失必然要国家承担。同时，又会严重损害洛碛镇乃至渝北区的投资环境，更会损害国家机关的形象，这对内陆开放高地目标无疑会产生负面效应。

鉴于拆除码头附属设施或解除租赁合同将导致的巨大损失，退一步说，即使码头围墙、货仓的建设需要办理许可手续，在已经建成的情况下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为何不解放思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不让区港航处完善有关手续，既让码头尽快的投入使用发挥其功能，又让民企得以良性运转，更避免了国家和民企的巨大损失，这种一举多得的思路，难道与科学发展观相悖？为何某些部门和领导就不能这样设身处地的为国家、为民企着想，而非要把投巨资复建的码头推向死亡，让无辜的民企从曙光走向绝望？

在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今天，民企坚持依法经营，作为公权部门，也要遵循最基本的社会规则，绝不做损害国家利益和民企权益的事情，否则，就是对宪法和法律的藐视。更要增强服务意识，为企业排忧解难，而不要落井下石，更不要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以行政的手段去伤害民企。

不过，悲剧还未酿成，损失还在进行时，此时刹车还可避免国家与民企的重大损失，那就看政府有没有知错就改的气度，有没有真正为国为民分忧解难的良心。

公共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社会——公共住房

熏草 — Tue, 10 Nov 2009 06:24:00 GMT

本人正在考研，这时候瞎写东西，好像有点不目正业。有人说中国社会学学术才是正道，可是很多人不一定都能考上硕士博士，最后走入学术领域。那么社会学其不离大众很远了，例如我考不上研究生了，也就远离社会学了吗？米尔斯、布洛维所倡导的公共社会学不仅是开启新的社会学领域，而且应该是给公民对社会、对社会学有兴趣的人指出了一条路。毕竟从事专业社会学在中国是有条件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入那个高高在上的学术圈子。可能将来中国社会学的公共社会学不再停留在社会学专业课上，成为一种公共选修课之类的。不过可怜的是现在公共社会学本科也没有开了，大多数社会学本科生学完了一个没有知识体系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分支学科的专业，四年之后书本一合，告别大学，再问他社会学是什么？结果两眼一抹黑。希望除了专业社会学还好有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能够让一些人知道社会学存在的价值，社会学使命和公共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似乎只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却忽略了公共社会的保障问题。随着与世界经济接轨，一切的商品化，中国人也逃不过房奴、车奴的命运。以前单位制别管单位分的房子有多小，可是有住房保证，而今不管你钱包有多鼓，也顶不住女朋友要房要车。房地产成为一个真正的权力场域，权力一、政府要经济增长，要高税收，偶尔在满足几个贪官。权力二、开发商通过房地业不断翻升自己股票和资本，成为社会的寡头。“权力三”、也就是最没有权力的人物，虽然是消费者，但是他们不能左右价格，只能眼看房价不断攀升。房地产，是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证明着自己才是纯商品。政府似乎也不太在意房价攀升对社会主义性质的挠痒。慢慢大家忘记了一个名词——公共住房，住房与环境、医疗、社会保险、教育、最低工资等等，不再是一家人了。所以可以开医学药品听证会、火车票定价听证会，就是不能开住房价格听证会。住房已经不再是一个公共性的问题，只是商品化的问题。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似乎并不在乎大家能否有块地住，而是关心GDP别掉下8。在公共住房这一问题上，社会学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就是发言了房价也不会收到控制，这时我就特别想中国应该像日本一样来个房地产大泡沫的破裂，可是中国的房价还没到那种程度。但是住房似乎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求公共性的参与，毕竟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可怜的老百姓还没有分享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就开始了负债的命运。公共领域的缺失，社会主义“社会”本来面貌，已经让人摸不清楚。甚至社会主义的名词也只是由党校去弄清楚。这时候公共社会学契机能否出现，有待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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