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学

我们的社会建设得跟上，不能再拖了-中青报专访2010/07/15

郭于华 — Fri, 16 Jul 2010 04:10:00 GMT

基本内容都发出来了，感谢中青报记者的努力。以下是原稿可与刊发稿对比看：

（主标）清华社会学教授郭于华：每个人都能够为建设公民社会而努力

本报记者王聪聪

6月下旬~7月初，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郭于华，一直在为自己带的博士生毕业事宜奔忙，因为对“博士研究生毕业前必须在国家权威期刊与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方可获得学位毕业”的规定有异议还试图约见清华大学校长。其实，不只是对身边的人，对其他社会群体受到不公正待遇，郭于华也一样敢谏直言：5月18日，郭于华和8名社会学者一起发出公开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去年12月21日，郭于华等6位社会学者，针对深圳尘肺工事件联名致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使事件的解决得以推进……

从事社会学研究二十多年的郭于华，为什么一直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为什么一直保持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怒”状态？“其实就是平常心和常识感。”近日，郭于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相互关联、休戚与共的，他人的痛苦并非与己无关；其实每一个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作为公民知识分子，我认为有责任通过调查、研究把事实和真相向学术界说清楚，也向社会和公众说清楚。”

（小标）政府应该拿出切实的举措，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

　　中国青年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受社会和媒体关注，很多人觉得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是心理脆弱的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突发事件也往往归因于此。你怎么看？

　　郭于华：和上一代农民工做简单的比较，新生代农民工的确有很多不同。大多数老一代农民工出去打工是阶段性的，就是为了挣到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供子女教育，在外面多苦多累也忍了，他们和土地有密切的关系，很多人农忙时节还要回去种地，土地也是他们仅有的保障。

而新生代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较父母辈要高，大多没有从事农业的经历，他们对农村、土地的感情很淡，更向往城市生活。但是，城市无论从制度安排上还是人们观念上对农民工都存在歧视，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于是巨大的矛盾就出来了。

所以，突发事件后只分析个体原因是不行的，还要找出新生代农民工脆弱背后的原因。这也不仅仅是某一个企业的问题，更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心理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郭于华：除了上述矛盾，还有一个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态的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性的丧失。人一定要有正常的社会关系，有社会支持网络。老一代农民工通常与亲戚、邻里、熟人一起外出打工，大家相互之间有照应，遇到困难可以找亲戚朋友帮忙至少也能倾诉一下。

而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是出了校门进工厂，在一些企业中，很多青年农民工同住一个宿舍竟然互不相识，谁遇到了麻烦其他人也不知道，谁来了谁走了大家也漠不关心。他们几乎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体，没有正常的社会生活了，这样的个体必定是孤独的、沉默的，也必定是脆弱的。他们离农村的家很远，城市又几乎没有“家”，会是真正的“无根”的感觉。

中国青年报：现在，一些省市已经出台了引导和鼓励农民工落户的规定。

　　郭于华：这是积极的举措。但也要看到，单纯开放户籍制度，大多新生代农民工依然不能在城市生活。很多农民工月工资不到一千元，他们怎么在城市落下来？住房、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怎么解决？这是很大的困境和困惑。他们看不到在这个城市以后会怎么样，也不愿像父母那样回到农村，很多人就会觉得没有前途，也没有退路。如果某个细节受到创伤，很可能就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青年报：你认为还应该从哪些方面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的问题？

　　郭于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政府在制度安排上做调整和整个社会的帮助。城市的发展繁荣是建立在农民工的劳动和付出上的，拿深圳市来说，2008年底实际人口超过1200万，其中户籍人口只有228万。政府应该拿出切实解决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方案，比如廉租房要向农民工开放、城中村不应全部铲除，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在成为“企业公民”的同时也能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当然这不是一日之功。

同时，政府也要让工人不再是孤零零的原子化个体，要让他们形成社会连接，拥有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这需要政府向社会开放合法性空间，需要工会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实现，是有助于社会稳定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经济发展这么快，社会建设也得跟上，现在不能再拖了，应该赶快着手去做。

（小标）社会建设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去努力

中国青年报：前不久，你在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上，提出“平庸的恶”，直指社会和公众的麻木。能具体说说吗？

　　郭于华：“平庸的恶”是思想家阿伦特的概念。举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我住的小区有一些业主将公共绿地圈为私有种瓜种菜。对此，有的业主在社区网上要求物业和有关部门进行管理，也呼吁广大业主起来抵制，言辞难免有些激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位业主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反而遭到不少网友以较之激烈得多的话语的反击。几个回合下来，反到是这位业主被版主以言辞“恶毒、极端”为由封了ID。侵占公共物品的不是恶，批评侵占行为的反而是恶？是不是人们丧失了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

这类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并非极端的恶行，这些自利的普通人更决非大奸大恶之人，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可以恰如其分地概括这类行为，就是因“不思想”而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在一个缺少合理而有效的制度的社会中，普通人就会逐渐趋于“平庸的恶”；不去侵占公共物品和他人利益就会觉得自己吃亏倒霉。这样的生存环境会让人们不堪其重，身心俱疲，而最后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或者称“社会溃败”。“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

中国青年报：在一些突发事件后，有人抱“看客”心态，这是不是一种“平庸的恶”？

郭于华：看客心态是“平庸的恶”社会环境下的结果，面对他人痛苦无动于衷。这里有一个怎么看待别人的苦难的问题。很多人觉得别人的苦难和自己没关系，但是很多事情会有连锁效应，比如三聚氰胺奶粉，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你的孩子；今天受害的是别人，明天伤害就可能落在你的头上。所以说每个人的苦难都是社会的苦难。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满足自身利益而又不伤害他人的生活方式，思考的结果就是制定公正的游戏规则。只有通过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在公共领域中确立规则，才能克服和抑制“平庸的恶”。

中国青年报：今年年初，你在接受《人民日报》有关“社会墙”问题的采访时，曾提到信任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前提，一个社会中若信任缺失，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冲突事件频发。现在应该怎么建立这种信任？

　　郭于华：应该通过社会建设和法治建设来重建社会信任。重建至少包括三个基本方面：首先是信息透明，有畅通的信息渠道才能实现公民的知情权——了解真相的权利；有真相才有信任。其次是利益表达，公民需要通过社会参与来实现和保护个人权利。一个健全的体制应该容纳各种合法的表达方式，应该尊重并鼓励人们在法律框架内表达利益诉求，进而均衡利益关系、解决矛盾冲突。第三是制约权力，这是最有效的重建信任的机制。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社会相互平衡的社会。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低而权力较大的情况下，会发生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很弱的情况下，则会导致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

我们社会学的工作就是让社会赶快成长起来。权力、市场、社会应该各自有独立的空间和边界，各司其职，各守本分，有相互的配合，同时又相互制衡。不可否认，在市场化改革中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很复杂，这是社会转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但是大多矛盾冲突，并不是不可化解的。而且必须意识到，政府并不能够包办所有事情，应该向民间组织开放合法性空间，使之能够参与进来，在制度和法律框架内真正发挥其社会作用。

 中国青年报：在三方平衡中普通人能做些什么？

　　郭于华：努力做好一个公民，有独立思考能力，必须知道是非对错和善恶。首先要知道自己作为公民有什么权利，如果权利受到损害，应该知道用合法、合理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要知道自己有什么责任和义务，懂得善待他人，尽可能帮助他人，不因平庸而作恶。

　　我总是说以现实为基础，用常识来思考，这就可以明白很多事，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公民社会是要靠每一个人的努力去打开的，我们都可以从身边的事开始做。我接触过一些维权的业主，在维权的行动过程中，依照法律、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实现自己的要求，人们会慢慢意识到维权的社会性和公共性，这就有可能是公民社会的一个生长点，这就是在做社会建设。走向公民社会并非遥不可及，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去努力。

社会学视角中的“黑社会”

郭于华 — Sat, 12 Jun 2010 10:12:00 GMT

黑社会概念尚含混不清，黑社会现象已层出不穷

    伴随着社会转型期人们愈发感受到种种风险的存在诸如遭遇团伙犯罪、生命财产受到侵害、拆迁或维权过程中常有“不明身份”者的暴力行为等等，加上近期重庆的“打黑运动”，“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进入公众的生活和视野。然而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和社会概念，“黑社会”在我们社会中的面目尚不十分清楚。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国的立法和司法机构似乎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存在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在官方话语中通常使用的概念是“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等，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 http://www.aisixiang.com )
    根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对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 http://www.aisixiang.com )
    2000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了如下具体规定：1、组织结构比较严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 ( http://www.aisixiang.com )
    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和生活秩序。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不难发现，上述对法律条文的解释——“称霸一方”、“为非作恶”、“大肆敲诈”也好，“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也罢，多是形容词和描述性语言，很难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界定清楚。至于有人将“中国黑社会组织”区分为劫匪型、打手型、地霸型、欺行霸市型、走私贩毒型、高利放债型等六种类型，则更类似于武林江湖之说，并不能说明黑社会的本质和危害。由此不免让人产生疑问，在黑社会的法律判定和社会界定尚含糊不清的情况下，“打黑”又该如何进行呢？ ( http://www.aisixiang.com )

    黑社会也是社会

    按照社会上主流话语的判断，黑社会组织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具有严密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是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反社会组织。将黑社会定义为反社会组织或具有非社会的性质可能会影响我们认识其真正的组织特性和运作机制。众所周知，人是社会性动物，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不独人类，许多动物也是靠社会性才能生存、繁衍和延续的。人类社会或社群内部有着复杂的结构、等级、规则和观念，并构成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互动。社会性的存在即成为社会的人才能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源和保护自身的权利，就此而言，以获取和保护利益为目标的黑社会，其性质也不是反社会或非社会的，它仍然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体现，无论其具体形式是帮、会，还是团、伙，都只不过是人的社会属性的非正常体现，即相对于正常社会的存在。在相当多的社会情境下，黑社会滋生或猖獗，是因为缺少正常的社会保护，社会底层、弱势群体、流民、生存绝望者只能求助于黑社会组织，参与其中或者接受其保护。 ( http://www.aisixiang.com )
    已成为社会学经典的《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是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威廉•富特•怀特在上世纪30年代对波士顿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非法团伙的研究成果，他通过与“街角社会”的密切互动和参与观察，深入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一个美籍意大利人社区的社会结构、帮派的社会基础、社会空间、内部的等级、互动与规则、与外部社会和政治的关系等。怀特在谈到科纳维尔的非法团伙时用的是“帮”这一概念，他发现“街角帮”的形成和作用其实在于该移民社区中人们的社会性需求，一方面在社区内部，“帮”组织了各种社交活动——形成同龄群体、结交女孩，以及保龄球、棒球、戏剧演出等社会互动形式；怀特所描述的一次团伙之间的冲突，起因竟是由于某一帮“找不到聚会场所”；而另一方面，“帮”作为有组织的社会也和外部世界即美国主流社会发生联系，如参与政治活动，成员的向上流动或者受到某种刻板印象的歧视。作为“街角帮”的非法团伙，在上流社会眼中与黑社会（underworld society）类似，但实际上亦是特定人群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 ( http://www.aisixiang.com )
    黑社会之“黑”在于其缺少正式的合法性，带有地下性质，通常在法律行使不到的地方活动，但既然是“社会”，则有组织性，甚至可以组织严密，有章有法，纪律严明；为了使其能够生存和持续，黑社会亦需获得非正式的社会认可的合法性并遵守某些社会规则，此即所谓盗亦有道。 ( http://www.aisixiang.com )
    如果从一个组织的视角来看，黑社会与一般的社会组织存在趋同性，我们知道，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人们的生活不是各自孤立的行为，而是需要通过与其他人的交往互动而实现的，即是在“组织”的框架中进行的。对于各种组织存在着相似的结构，“经济学通常从效率机制和交易成本角度进行分析，而制度学派则强调组织的制度环境，提出合法性机制的解释框架——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价值观念作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 http://www.aisixiang.com )
    纵观古今中外的黑社会或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恐怕不难发现它们的一些组织特征。例如，其发生过程多有制度性弊端突显、法制不昌、战乱、动荡或社会断裂作为条件。许多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并非大奸大恶之人，而只不过是在巨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正面前无法正常生活、无法保护自己权益的社会下层民众。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官逼民反造就的水泊梁山，还是清末民初以来各地的“匪患”，甚至闻名世界、屡剿不灭的意大利黑手党，都需从一个社会结构的视角加以分析。黑社会是被抛出正式社会结构之外的社会，是非法存在的社会，但其也是社会组织，其内部的高度组织化、有规则和纪律、行动的有效使之对整个社会发生重要影响。无论是杀人越货、为非作歹，还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其搅动整个社会、带给人们巨大不安的现实是让人无法忽视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黑社会通常具有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其与正式制度和官府的复杂关系。其形式无论是聚啸于山林的土匪，还是居住于市井的帮派，都或多或少地与官府相勾连，有时是被清剿的对象，亦时常被招安或被利用，甚至形成民众所深恶痛绝的官匪一家、兵匪一家、警匪一家的情形。即使在声称已经清除了黑社会组织、至今仍然不认为有典型黑社会存在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与正式权力勾结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甚至一些基层政府的黑恶化也已经不容忽视地提上了治理的议程。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不健康的社会肌体上的毒瘤

    中国当前的“黑社会”问题，无论我们称之为“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还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都已经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客观事实。黑社会是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恶疾，而且是不健康的社会肌体上的恶疾。如果用一个病理学概念作为比喻，就如同生命有机体的免疾系统出了问题，其正常功能丧失，无法抵御细菌、病毒，因而导致社会的癌症和顽症，且无法通过治标例如切除法而治愈。 ( http://www.aisixiang.com )
    对黑社会一定要将其放在体制或制度背景下才能看清其实质。中国当下所处的总体性社会或称为后总体性社会，是权力独大、权贵结合、权比法大的社会。具体而言，政府的力量和控制空前强大，市场亦受到权力的支配和影响，而社会受到权力与市场的合力挤压空间狭小、力量十分薄弱甚至缺如。在此情境下正常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组织必然十分稀缺和弱小，国家、市场、社会的三维均衡态势无从形成。这些社会结构性特点正是黑社会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 http://www.aisixiang.com )
    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中人们首先发现的是社会信任不复存在，特别是公信力丧失，而且越是来自官方的、专家的、权威的信息和说法公众就越是不相信。人们日渐发现，不仅身边的男人靠不住，女人靠不住，兄弟靠不住，公司靠不住，而且领导也靠不住，组织更靠不住。信任结构崩塌带来的明显后果首先是社会交易成本激增，社会交换和社会生活无法正常进行。这样的市场环境、社会生态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累，因为即使最普通的需求的满足也会让人感觉是处处是陷阱、防不胜防。没有足够的“精明”，只能自认倒霉。此外，就整个社会而言，没有合理而有效的制度保证契约信用关系和规范的市场，人们只好诉诸暴力，以暴力维持秩序，或者依靠暴力组织得到保护，而这必然带来黑社会的兴起。 ( http://www.aisixiang.com )
    孙立平在前几年即提出防止社会生活“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即是从社会信任问题着眼的。在这两个以意大利黑手党活动猖獗而著称的地区，人们普遍地缺乏相互信任，在这种自私和缺乏信任的社会中，由于不存在最基本的公认规则和信任、缺少正常的社会交往方式，人们若想在交换和竞争中获取利益或处于有利位置，只能仰仗暴力和暴力组织。“他们在争夺中最现实的目标不是战胜对手，而是伤害对手。人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里寻找特权，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强行要求特权，并把最小的一部份分给地位低的群体”。而黑手党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无疑是最适应这种环境的。黑手党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能够防御性地应对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用残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过不断地排外，把不信任变成有利的行动。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在尽可能大的领域内垄断尽可能多的资源”。黑手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造就了当地畸形的社会规则与秩序，“一种以强化不信任为机制、以暴力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暴力成了社会运作的主要机制，而同时存在的黑社会规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暴力的使用。因为仅有暴力的威胁还不够，合作必须依赖于经济利益这个更强有力的武器。而在群体内部，当面临被捕或生命威胁时，团结一致能减少违法活动的风险；在群体外部，则可以形成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如通过腐蚀公务员、向参选者提供支持等方式获取更大利益。这就是黑手党参与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原则。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不难想象，由黑社会组织来控制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必然使丛林法则盛行于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整个社会的西西里化。 ( http://www.aisixiang.com )
    其次，中国社会最危险的、引起人们忧心忡忡的是权力自身的黑恶化，以及由权力黑恶化所导致的社会溃败。权力的黑恶化主要体现为地方权力部门和基层官员的流氓化、犯罪化，亦即黑社会化。 ( http://www.aisixiang.com )
    体制内的违法犯罪行为一方面是指权力部门以违法的甚至犯罪的方式“执法”，近年来层出不穷、匪夷所思的案例诸如“处女卖淫”、“夫妻嫖娼”、“纸币开铐”，一连串的“躲猫死”、“洗澡死”、“做梦死”、“掉床死”、“发烧死”、“自缢死”以及最近的“喝水死”和警察枪毙村民，让人不由得感叹中国百姓真是生的平凡，死的离奇。凡此类事件均可视为权力失控而造成的犯罪，权力的黑恶化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使自身丧失其合法性，进而失去司法行政体制的社会公信力，导致尖锐的官民对立和社会冲突。事实已经表明，社会上每次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几乎都有上述“离奇”之举作为导火线。 ( http://www.aisixiang.com )
    权力黑恶化的另一重要表现是正式权力与黑社会的勾结。人们屡屡发现，一些政府部门在处理某些遭遇民众反抗的棘手事件时经常会雇用流氓、打手、混混等类黑社会成员，例如反抗拆迁、业主维权等活动，进行到一定阶段时总会有类似于黑社会人员出面打、砸、抢、烧，造成流血事件。基层政权与黑社会的勾结，一方面完全可能使原本尚不成形的黑社会组织壮大起来，另一方面当然是基层政权自身的流氓化、黑恶化。此外，一些官员与资方代表共同出入酒楼、夜总会、洗浴中心，动辄一掷千金、吆五喝六甚至欺行霸市，全然一副黑社会做派；更有一些地方不乏政府官员或执法人员与黑社会团伙合作，参股投资、提供保护开妓院或参与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已经被打击的多个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案件中，都不难看到官员甚至是相当高级别官员的身影。这也就无怪乎民谣所云：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过去流氓在市井，当今流氓在市府。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带来自身的腐败，而且导致整个社会的溃败。我在几年前的“黑砖窑”事件时曾经分析过失控的权力会带来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谋利型权力的实作逻辑是，有利则逐利、争利、夺利；无利则放任和放弃。21世纪的奴隶制黑砖窑现象是基层政权以黑社会方式丧心病狂地逐利、同时上级部门因无利而放任和渎职所造成的。如果没有权力的黑恶化，人性不会变得如此邪恶，人心不会如此麻木，资本之恶也不至发挥到如此淋漓尽致。制度、文化、人性恶性互动，共同在“黑窑”中沦陷。这是权力腐败导致底层生态的丛林化和整个社会生态恶化的典型个案。 ( http://www.aisixiang.com )

    从根本上治理黑社会问题需要依靠法制建设和社会建设。黑社会的产生缘于法治不兴：恶法当道，有法不依，权比法大。如果不依法治理，即使是正式权力使用非法手段去对付黑社会，也会把“打黑”变成“黑打”。此外，正常健康的社会的发育是消除黑社会土壤的治本之策。如前所述，权力不受制约是导致权力与黑社会勾结和权力自身黑恶化的主要原因，而能够制约权力的重要结构性维度就是社会，公民的社会权利要靠法律保护，要在社会参与中才能落实。公民社会的建设，正常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是消除黑社会现象的前提与环境；公民社会建设、公共意识形成、公开公正的社会机制才能对权力有所限制。其中的道理十分简单：没有公开透明，只会是黑箱操作；缺少公民社会，当然就只有黑社会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当前的中国社会面临着双重的组织困境：一方面是公民社会受到权力与市场的连手压迫不能正常形成、发育，其生存都缺少必要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是权力的黑恶化和为所欲为。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与权力控制社会、限制社会正常发育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黑社会现象频发即其表现之一。有鉴于此，唯有实行宪政民主，推进政体改革，权利制衡权力，建设公民社会，认同普世价值，汇入文明主流，从制度变革入手，建立制度、文化、人性的良性互动机制，开放社会空间，形成正常的公共生活，才有可能抑制权力腐败与社会溃败，从根本上解决黑社会问题。 ( http://www.aisixiang.com )

    2010年3月3日
    原载于《社会学家茶座》2010年第2辑总第35辑

孙立平：中国亟需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孙立平 — Sun, 07 Mar 2010 15:29:00 GMT

孙立平：中国亟需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2010-03-07 11:40 南方都市报　　从很多国家的历史来看，在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之后，社会的进步问题都会成为重要的主题。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有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当时美国所面临的情况，和我们今天其实有很相近的一面。它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虽然政治的腐败、经济寡头的垄断、权力和市场的结合、权力和资本的结合等等普遍存在，但是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这样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　　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其他方面，不尽如人意之处比比皆是，来一场社会进步运动，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需要。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三句话：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而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健康社会，需要社会的重建。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考虑，我觉得到了今天应该将社会重建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最近这几年，社会建设这样的提法在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多了起来，官方也开始在使用社会建设这样的提法，但是究竟建设什么，到现在还是一个相当空洞而笼统的概念。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社会重建至少需要六方面的内容。　　第一，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来解决和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问题。　　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在社会重建首要的内容。中国改革30年的时间，我们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前几年吴敬琏先生就在讲，这种市场将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问题。什么叫好的市场经济、什么叫坏的市场经济？按照我个人的标准，至少是三条。第一，在经济上看这种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完善；第二是这种市场经济是否有好的法制基础。最近这几年，吴敬琏先生、江平先生一直在强调好的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关系。我觉得还有第三个标准，就是有没有一个相应的和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　　最近这些年来利益关系的失衡有一个特点，吃亏的永远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这个特点人们经常在议论，但是很少有人去想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这种利益关系的失衡已经不是某些政策偶然失误的结果，如果是某些政策偶然失误的结果，它不会是吃亏的永远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　　2005年我写了几篇反思改革的文章，说了一些很重的话，我说改革已经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有人将这种情况说成是改革的失误。说失误我不同意，如果是失误，结果应该是随机的，这一次你得好处我得坏处，下一次你得坏处我得好处，但如果每一次都是你得好处，每一次都是我得坏处，这说明不是失误，失误怎么也没有将好处往我这里失误一回，怎么都失误到你那里去了呢？所以不是失误。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另有原因的，这个社会已经有了强势和弱势之分，强势的每一次都得好处，弱势的每一次都得坏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得有一套机制，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　　这套机制，我称为公平的利益博弈。市场经济当中，利益要能够均衡，必须得靠一种公平的利益博弈，得靠社会当中的各个利益主体去争取，社会需要创造的条件是如何创造公平的进行博弈的环节。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最近这些年利益失衡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劳动者工资收入在整个G D P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中央最近这几年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分享式发展，让普通劳动者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怎么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个机制只有一条，得靠他自己去争。因为现在劳动者的工资不是国家定的了，而是企业定的，如果工人没有为自己争取工资的能力，没有为自己争取工资的手段，分享发展的成果就是一句空话。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罗斯福新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就一条———工会。承认工会的合法性，工会可以合法地代表工人，和企业主讨价还价，就靠这一条来解决劳资关系的问题。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利益的博弈。　　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需要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再建立一个相应的利益均衡机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设，至少需要这六大机制的建立。　　第一是信息获得的机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相关的利益主体要能获得和这个利益相关的信息的机制，但是现在这个机制是严重缺乏的，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征地拆迁等等当中，信息高度的不透明。　　第二是要求表达的机制。他得有一种表达的手段、一种表达的渠道，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当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叫“表达权”。　　第三是要有利益要求凝聚和提炼的机制。一个社会要解决利益的问题，相关的利益主体提出这种利益的要求，要能够通过政府的政策得到解决，必须得有一个要求凝聚和提炼的机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国企改制的过程当中，失业下岗人员可以说是遭受了损失，现在一些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包括群体性事件、上访，这是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一对一地解决，其实很困难，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具体的要求五花八门。这样的事情假如发生在西方，这些人可能会成立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对他们的要求进行提炼和凝聚，成为议会的提案，在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上如何对这部分人进行适当的补偿。这样就能够在政策的层面加以处理，而且一解决就是一批人的问题。　　第四个机制，要有一个施加压力的机制。这个社会当中已经有了强势和弱势之分，强势群体拥有的资源多，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手段也多。但弱势群体不行。弱势群体要有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必须得有特殊的施加压力的机制。　　第五个机制是利益协商的利益。　　第六个是矛盾调解和仲裁的机制。这个机制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终止的机制。这个社会这么大、矛盾这么多，总得有一个程序，到了什么地方到此为止。我们司法上有一个叫终审，谁能够保证说到了终审就是百分之百的公平呢？谁也不能够保证，但是没有办法，它总得有一个到此为止的东西，所以到这里就算完了，哪怕不公平也只能这样了，这就是矛盾终止的机制。　　第二，我们需要有一种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　　几天前我曾经在一个帖子的后面看到一句留言，他说，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只有我亲爱的祖国需要维稳呢？这句话其实很让人们深思。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是比较多，但问题是怎么看待它。如果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思路出发，我们来看待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至少可以得到三个基本的结论。　　第一是现在的社会矛盾是比较多，但是除了极少数像“藏独”、“疆独”之外，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实际上是利益的矛盾、利益的冲突。人民内部矛盾基本上就是利益的矛盾，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最基本的基调，应该放到这个上面，是利益的问题，而不是政治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第二个结论，我们现在一些利益的矛盾、利益的冲突之所以会激化，转化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由于与利益关系解决得不好有关系。　　第三个结论，利益关系为什么解决得不好，是由于缺少一种制度化解决利益问题的机制，也就是前面我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　　如果这样来看，就有一个事情需要明了，就是说解决这样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一定要有一个双重的目标，解决社会矛盾，一方面要有利于社会的基本稳定，另外一个方面要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　　我这里讲的双重目标，绝不是因为一种理论上的兴趣，而因为现实当中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在现实中是只要一个不要另一个，只要一个得牺牲另一个，只要一个得压制另一个。我们要的就是所谓的稳定，而且这个稳定实际上是一时的天下太平，我们为了要这个，就得压制利益的表达、利益的均衡机制，最后的结果是恶性循环。要维稳，就得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要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利益关系就越是失衡，利益关系越是失衡，社会矛盾就越是尖锐，社会矛盾越是尖锐，就越得维稳。　　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结果，中国这个社会在这样的一种维稳的思路之下，最后将会成为一个完全没有规矩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说明显地在朝这个路走。为什么呢？我们维稳、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方式，反正你这里不能出事，我不管你怎么解决，不出事就行。这样的一个社会，政府解决问题的标准是什么呢？不出事就行。什么样的问题我才给你解决呢？会出事的问题我才解决。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有规则的社会，人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会想到规则，但是现在中国的社会是什么呢？你遇到一点事会想什么呢？首先第一步是找人，第二步是找不着人怎么闹的问题，因为你知道政府解决问题的标准就是这样，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就是这么来的。　　最后社会形成什么呢？你如果没有理，你会闹，最后你也能闹出一点利益来。你有理，你老实人一个，不会闹，没有任何人会给你解决问题。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谁给你解决？最后，维稳成了制造不稳定的根源。就是因为要维稳，维稳解决问题的标准就是你得威胁稳定，这个思路是走不下去的。走不下去了怎么办？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制度化的道路。这个制度化建设的目标至少有两个，第一个目标是增强我们这个制度容纳矛盾、容忍冲突的能力。一个好的制度与一个不好制度的区别，不在于当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容忍矛盾和冲突。我们现在实行的所谓一把手负责、一票否决，是建立在一个完全错误的假定基础上，以为没有矛盾，天下太平才是好地方、才是好制度。不是的，好的制度是能够容忍矛盾、容忍冲突的制度。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几百万人上街。我们要反问一句，他在战争状态下几百万人上街，没有人觉得这个社会要天下大乱了，为什么我们在和平时期，几十个农民工上街讨要被拖欠的工资，就如临大敌了呢？说明我们这个制度太脆弱。首先得让我们的制度能够坚强起来，能够容纳矛盾、容纳冲突，有一点这样的事情，不觉得受到威胁。　　第二，光能够容纳矛盾和容纳冲突还不行，还得增强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更重要。我们为什么一遇到点事就如临大敌呢，关键就是我们没有规则、程序、制度。没有就只能严防死守。第三，我们需要有一种有效的社会基础秩序。　　几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一对概念，一个是不可治理现象，一个是社会的基础秩序。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的问题已经是处于不可治理状态。最简单来说，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这就是我想谈的，要建立社会的基础秩序。这些不可治理的现象，最后的结果就是失控。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已经处于失控的状态。我举两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这些年，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各级政府也确实做了很大的努力，想来缓解贫富差距，但每年到年底算账，没有一年的贫富差距比上一年是缩小的，每年都在扩大。贫富差距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失控状态。第二个问题是腐败。腐败问题，我个人的看法也是失控，是不可治理状态。有人可能会说，怎么没有办法？你看党中央的决心有多大，每年处理的腐败分子有多少，每年处理的省部级的干部就有好几个。但是我要问一句，每年处理的这些腐败分子，有几个是你用制度化的方式发现的？　　贫富差距的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它简单也简单。贫富差距可能理半天也理不出头绪，但是真的就这么复杂吗？有的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也是不小的，收入最高的10%的人相当于收入最低10%的人的平均收入十倍十几倍都有，但是他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兴师动众，简简单单就把这个事解决了———个人收入所得税。税前相差十倍十几倍，税后相差五倍了，然后政府再把税收更多地用到穷人身上一点，五倍也不到了，四倍多了三倍多了，这不就挺好的。我们也有个人收入所得税，但我们是反向调节，富人的税基本征不来，工薪阶层的税基本一分不能少，就这么调节一下，贫富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肯定是扩大。　　这是政府热爱富人，不愿意征富人的税吗？也不是。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掌握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收入。在美国社会，一个人的收入可能自己都不清楚、太太不清楚、周围的朋友同事不清楚，但是有一个地方一定清楚，那就是税务局。我们正好相反，你的收入你清楚，你的太太最清楚，周围的朋友同事也差不多清楚，但是就一个地方不清楚，那就是税务局。这个事往前追，非常基本的东西，就是国民收入记录制度。美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至少保证了两点，第一，每一个人的收入是清楚的，第二，政府是掌握的。我们没有，所有的措施都无从谈起。所以我经常说，不要老盯着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基尼系数是多少，只要盯一个东西就行，就是政府要把国民收入的记录制度建立起来。政府不能说现在没有条件还建立不起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是在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就靠手工抄卡片的情况下，将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的，怎么我们就没有条件呢？这个人一年收入是5万，那个人一年是200万，我都认了，我就要求一条，200万是清楚的，这5万也是清楚的，然后200万的就按照200万的标准纳税，5万的按照5万的标准纳税。纳税之后，政府给这两个人一人一份社会保障，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就比现在好得多，这时有一些贫富差距哪怕大一些，大家也可以忍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贫富分化就由不可治理的状态转变为可治理的状态。　　腐败的问题也是如此。其实加大力度反腐败一点意义也没有，就做一件事情就行，就是规范的现金管理。有了规范的现金管理，腐败的问题解决了一半。这是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相当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普遍实行的制度。有了这个制度和没有这个制度是不一样的，没有这个制度，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可治理的状态，用制度化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发现腐败的。比如买官卖官，需要将50万送给某某，怎么送呢？晚上吃了饭将这50万往旅行袋里一放，自己开车给他送到家里去。用制度化的方式怎么会发现呢？如果有了规范的现金管理，那就不一样了。这时也会有买官卖官，但这50万直接拿过去就没有可能了，必须得想办法了。比如从银行里给他账号打过去50万，或给他办一张卡，里面存上50万，或者你给他买一套房。有人可能会说，这跟拿过去50万现金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大了。50万现金直接拿过去，没有任何的记录，就没有制度化的方式发现它的可能性，属于不可治理的状态。而刚才我说的几种办法，都有蛛丝马迹，都有制度化方式发现的可能。给他办一张卡，身份证实名制，第一个蛛丝马迹有了。如果借别人的身份证，但必须从另外一个账号转钱过来，第二个记录有了。另外，提款机有摄像头，消费还得签字，即使签假名字，笔迹也是他的。到处都有记录，都有蛛丝马迹，这才叫转入可治理状态。　　一是很简单的国民收入记录的制度，二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规范的现金管理，中国很多事就出在这个层面。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很技术性、很基本的这些东西，合在一起，我把它叫做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这些基础制度，就类似于城市的基础设施，马路、桥梁、路灯、管道、输电线路等等，基础设施出现了问题，一个城市的生活就玩不转了。　　第四，我们需要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　　这样一个社会结构能够支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我觉得就中国的情况来说，这个社会结构至少要有四层含义。　　一、要有一个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者的规模。中国的中产阶层从什么地方来？美国、欧洲的中产阶层主要是白领，坐在办公室里对着计算机的这部分人，但是中国有没有这个可能？我觉得如果完全走这条路，不太现实。几年前我在广西研究北部湾规划时曾经提过一个想法，通过政策的引导造就大量熟练的技工，然后使熟练的技工成为中国中等收入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更现实的路。　　二、保护底层的社会生存生态。上海浦东刚刚开发时，两口子生活在浦西的老城区，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一天煮100个茶叶蛋卖出去，一家老小的生计就有了。但是如果让他们搬到浦东，房子是改善了，但是茶叶蛋卖不出去了，一天煮20个茶叶蛋说不定还剩15个，生计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浦西这样的老城区和浦东这样的新开发区，给人们能够提供生存的社会生态是不一样的。现在现实的问题是，在城市建设中怎么才能够保护这个生态，乃至改善这个生态？我们现在是在不断破坏这个生态。现在的城市建设像是将一个烂泥潭改造成水泥地的游泳池，是比原来漂亮，也比原来卫生，也比原来游泳方便了，但小鱼小虾能够吃的东西也没有了。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一个人们容易找到生存的机会，找到一口饭吃的社会，特别是对于底层。　　三、在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如何使不同阶层的人能够形成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一个正常社会不可能没有阶层的分化，但是如何使不同的阶层能够相处得更为和谐一些，又是这个社会要解决的问题。其实从历史上来说，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传统，比如说过去北京的胡同，一条胡同里三教九流、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有达官贵人、有贩夫走卒、有公务员，也有卖豆浆油条的。在一条胡同里，有贫富贵贱之分，至少表面上还是很和谐的状态，为什么呢？它有一种互相的依赖。达官贵人也得坐车，早上也得喝豆浆，也得吃油条，他们之间有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的各个阶层互相是隔离的，越来越成为一个封闭的状态，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四、拓宽社会流动的渠道。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穷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他没有希望。科举制能使多少人真正成为秀才、举人、进士？其实很有限，但是它给无数的人提供了一种希望，好好念书就能够有飞黄腾达、出人头地的一天。一个社会总得给人创造希望。改革开放大变动时期，机会是最多的，现在中国的机会应当说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和80年代、90年代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机会在逐步地缩小，或者反过来说，现在门槛在越来越高。有了门槛之后，社会流动的渠道就开始变窄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保护，甚至拓宽社会流动的渠道，让人们得有一种希望，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我们需要一种公平和相对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这个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是公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经济生活、社会生活要正常运转，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安全环境，这个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保障提供的。从西方来说，社会保障绝不是一种奢侈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了，政府手里的钱多得不得了，才去搞社会保障。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美国是在最困难的时期搞社会保障的。1935年，美国还没有完全从大萧条走出来，就搞了社会保障，因为没有社会保障，经济和社会就运转不下去。所以我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也不仅仅是社会保障制度，而是让人能够在这个社会安身立命，又能够对未来比较确定地预期和判断的环境。现在我们讲扩大内需，但是增加了收入就会消费吗？增加了收入，没有买房的就想现在买房，买了房的，就想增加点收入把贷款早点还上，还完了收入再增加，想再买一套。解决了收入也不会消费，得解决社会环境的问题，得让人们的心真正安定下来，有安全感，觉得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这时我扩大内需才会真正的解决。　　第六，我们需要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系统，需要促进公民权利的落实、N G O组织的发展，增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政府、社会、市场的多元治理模式，很重要的一维就是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比利时有一次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环节问题解决不了，曾经有几个月没有政府，但社会生活有条不紊，人们该上班的上班，该度假的度假，该旅游的旅游，和有政府时候的生活，看不出太大的差别。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社会有一种自组织社会生活的能力。设想一下，我们这个社会有一天没有政府，会乱得一塌糊涂。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自组织的能力，这是社会建设的另外一个方面。而更具体的载体，就是社会当中的各种组织的发育，但是我们对社会组织有一种本能的恐惧，老以为有组织的力量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每一次都要打击这个组织的因素。刚才我讲利益表达时，曾经讲到了利益的凝聚和提炼的过程，这个凝聚和提炼靠什么呢？靠的就是组织。没有组织地民众就是一帮乌合之众，需要更多的体现它的建设性力量，需要自己组织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于组织的思路，又需要好好地反思。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筱赟整理，经孙立平本人审定）

孙立平：中国亟需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孙立平 — Sun, 07 Mar 2010 15:29:00 GMT

转基因主粮来了！

郭于华 — Sun, 07 Mar 2010 07:37:00 GMT

原载《南都周刊》第395期

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作为转基因农作物上市最为关键的一环，安全证书的颁发意味着该品种的生产性试验结束并获得农业主管部门认可，技术方面的障碍基本扫除，接下来就可以申请生产许可证了。已进入中国多年却很少为公众关注的转基因食品终于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并且导致争论的热潮。

以大米为主粮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消费国，这是引发激烈争论的主要原因。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闸门”一旦开启，人们必然要问：食用这样的转基因主粮安全吗？当下试验无害考虑了长远影响吗？转基因作物对于生物多样性有所危害吗？研发推广该品种的最大利益何在？审批程序是否合法和透明？国外资本集团有无什么企图？……围绕着上述问题有人称“一场餐桌上的无硝烟战争已经打响”。

问题出在“悄然”而至

与任何新事物新产品问世一样，转基因产品也必然带来不同的看法和争论。简单概括一下，持赞成观点的主要依据有：（1）转基因技术可增加粮食生产、减少生产的投入，有助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粮食问题。（2）转基因农作物具有抗病虫害、抗除草剂的特性，可减少杀虫剂、除草剂的使用，有利于环境保护。（3）转基因技术可以通过利用某些基因，增加食物品种，改善食物品质，使食物更加可口。（4）转基因技术可准确地生产人类想要的动植物品种，克服传统嫁接及杂交技术的不确定性。此外癌症等顽症的治疗亦可望取得突破。

而持反对立场的观点则指出：（1）转基因技术使不同物种的基因相互融合，而对其后果却无法控制，因而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引起生物安全上的问题。（2）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毒性问题，对人的负面影响可能有很长的潜伏期，而其对人体的长期影响尚难以确定。（3）某些人对转基因食品存在过敏反应。（4）转基因食品的营养作用、对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对环境的威胁等问题尚未得到证实或解决。（5）一些实验已经表明了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影响。

到目前为止，转基因食品尚未能从科学原理上被证明完全无害或确定有害，支持和反对双方都不能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依照国际惯例是将选择权交给消费者，由其自主做出吃或不吃的决定。选择的前提当然是知情，是透明的决策过程和相关产品的标识制度，但是据报道：昨日上午（12月1日），记者发现，在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上，倍受争议的转基因水稻、玉米“悄然”出现在43个品种的末三位。（http://www.fjsen.com/g/2009-12/04/content_2334884.htm）

如此“悄然出现”、“悄然批准”，公众何以知情？又何以选择呢？

科学技术问题还是社会结构问题

在科学技术尚不能给出确定答案的情况下，决定转基因产品命运的将只能是各国的社会结构性特征、制度安排、利益关系和文化传统了。由此不难得知，关于转基因这一高科技生物技术的不同观点、争论和与之相关的各类政策、规则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有着各自潜在的、更为深刻和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原因。

在国际社会关于转基因的论战和博弈中，至少涉及到这样一些力量的较量：国家利益——不同的国度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转基因作物的生产特别是贸易做出抉择；开发转基因产品的大公司——无疑是这一新技术的最大获益者和主要推动力量；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主要为发达国家中的富裕农民）——因其生产成本降低也是转基因作物的重要受益者，但是由于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抗拒，他们也面临重新选择和调整种植策略的问题；因食品安全的考虑拒绝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以欧洲、日本、韩国的消费者为主）；以保护环境为主要目标的非政府组织（如以Greenpeace为代表的环保组织）——坚决而积极地抗拒转基因产品。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围绕着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产品，上述集团或组织依据各自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工具展开了被称为“全球食品战”的复杂博弈，时至今日仍方兴未艾。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转基因食品争战中处境独特，有西方学者用“拥抱”（embrace）一词形容中国对转基因产品采取的独特姿态。从中国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不难发现，主宰中国人主粮的力量只有政府相关部门和有关研发机构，其他的社会力量均告缺失：处于“无知之境”的消费者，缺少合法性发育不良的NGO组织，自身位于社会底层的农业种植者。

行政决策过程和高新技术开发都是权力的过程，二者相结合形成不无神秘感的知识-权力场域，这一空间是将普通民众排除在外的。我们不时听闻一些“专家”对公众参与决策过程、发表意见的拒绝话语，而这种“内行”“专业人士”的拒绝实际是站不住脚的。转基因产品从来不只关涉科学技术问题，大众餐桌上的主粮当然不能由某个利益集团说了算。消费者、农民、公民社会在转基因问题上的失语和无力无不是中国社会结构性特征的反映。

至于有人认为，中国批准转基因主粮是美国操控的结果、其利用基因武器甚至可致我亡国灭种云云，我想就不值一驳了，美国再强大、再专横、再狡猾恐怕也管不到中国人的餐桌上，中国人吃什么还是主人而不是外人决定的。

普通消费者如何做出选择？

许多外国人认为中国人胆大，在全球尚无一国以转基因作物为主粮的情境下，居然这么轻易、迅速地批准了作为13亿人主粮的水稻的转基因种植。其实关键并不在于胆大胆小，而是在于决策机制不为人知，信息传播缺少透明，而这都与权力不受制约、权利无从保证有关。如上所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背景下，普通消费者实际上外在于知识-权力场域，即使通过转基因产品的标签制度将选择的权力交予消费者，他们就能够进行自主的选择吗？他们有赖以做出正确判断的充足的信息吗？他们具备选择的知识和能力吗？更何况，科学至上的观念很容易使普通消费者对科技产品产生要么盲信要么恐慌的两极性反应。而对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对专家权威的怀疑更会加剧这种反应。科学神话亦完全可能崩溃于社会恐慌。不知情的消费者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

另一种常见的反应是公众的冷漠。转基因作物例如Bt抗虫棉、转基因大豆油、转基因番茄和甜椒等早在大约15年前就进入了中国，但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市场上已有的转基因豆油的标签甚至不为消费者所知。这是因为社会中存在着比转基因食品更为严峻和迫切的食品安全问题——三聚氰胺毒奶粉、“苏丹红”、“瘦肉精”……层出不穷的食物中毒、农药化肥污染、水资源污染、各类假冒伪劣食品和药品的直接危害，人们生活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迫在眉睫的、直接危及生命的危险远比一种可能存在、尚未确知的未来危险更可怕。

公众能够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做出自主选择的前提是就某一新事物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存在，是信息的完整、多样和充分传递，是可以参与和表达的决策过程，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社会，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所缺少的。处于知识-权力场域之外的普通公众是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在转基因领域，知识与权力的结合获得最为充分的显现。而在其中公众不可能达致真正的知情，或者说他们的信息、经验和知识是片断或支离破碎的，无法形成完整的知识链条。他们在面对转基因这种具有相当不确定性的陌生事物时的不知所措，正是被称为“基因暴力”（gene power）的知识-权力宰制公共生活的体现。

2010年2月20日

关于深圳尘肺门事件的思考

郭于华 — Sun, 07 Mar 2010 07:32:00 GMT

经过多日多方努力，纠结甚久的湖南张家界籍罹患尘肺病农民工的维权活动终于有了转机。今天的《中国青年报》以“深圳尘肺病农民工维权现曙光”为题较全面地报道了事件的缘起、过程和人们最关切的目前的结果：“在深圳市政府全部出资的前提下，这批153名维权的农民工全部进行了职业病身体检查。当场就有17名民工体检结果是健康状态正常。目前已有62人确认了劳动关系、16人进入工伤认定阶段、16人正在仲裁阶段。没有确认劳动关系的还有30人左右”。“按照国家规定，第一次拍片后要经过3个月进行二次拍片后才能确诊。目前深圳市政府考虑到各方面情况，将时间压缩到一个月，也就是从现在起到过年后的一个月时间内”。“今年1月29日，深圳市民政部门将派出大巴车，送工人们回乡过年，春节后再去当地民政部门把他们接回来。已经确认劳动关系的，接下来将按照程序一步步进入理赔程序；还没有确认的，也将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给予解决”。（见中青在线：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1/29/content_3065511.htm）

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心中仍不免百感交集。既不像通常情况下一个难题终获解决时的如释重负，也没有国人时常表现出的感激涕零。虽然我是属于“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和权势者的一类，但还是要为政府有关部门所做的一切给予充分的肯定，哪怕这样的帮助是多么微小，哪怕这进步来得太晚。

细想一下，事件终于进入解决的程序实在是各种社会力量推动的结果。身患重病的工人们在近乎绝望中的坚守是第一推动力，他们用韧性的抗争和执著艰难地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的学生调查小组以当前社会相对缺少的社会责任与良知为本，多次深入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中进行走访调查，写出翔实的调查报告，使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社会底层的命运；有良知的媒体和媒体人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没有这样一个信息平台，农民工的苦难和命运不可能为人们所知，社会的种种弊端很难进入公众的视野，而对公权力的监督更无从谈起。各方力量的互动、互助促进了社会性难题的化解，同时也体现了社会团结的力量。此外，我并不以为社会力量给予政府有关部门的只是压力，其实这也是给了他们一个好的契机——履行职能的机会、亲民行善的机会和建树形象的机会。

围绕尘肺门事件多日以来的忙碌、烦恼甚至寝食难安之后，静下心的思考还带来一些启发：事件确乎是一种博弈，博弈的双方不免有对抗性的争执、互不信任甚至激烈的冲突；但是双方都不应把对方逼入死角，全是一方的利或全是一方的理，事情就没办法解决，如同市场中的交换一样。博弈也是让步甚至妥协的过程，需要沟通、商量、讨价还价。双方都有退，双方才能都有进，而社会正是在这有进有退中获得改善和进步的。不是吗？

公民权利的获得与社会的建设路途尚且遥远，努力推动正未有穷期。让我们坚持。

2010-1-29

民工荒----一个时代的终结？

孙立平 — Tue, 02 Mar 2010 15:46:00 GMT

民工荒----一个时代的终结？孙立平春节刚过，民工荒的消息就从沿海发达地区频频传来。尽管也有可能是一些打工者还在路上，一些学者也说是否出现民工荒还要观察一段时间，但我们知道，已经是心急火燎的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都是这方面的“老江湖”，他们这么早就着起急来，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实际上，不管过一段时间具体情况如何，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必须加以正视了，这就是我们这些年的发展模式必须进行转变了。秦晖教授将这种模式称之为“低人权优势”。农民工是这个模式的一个核心要素。他们每年以极大的成本往返于打工地与家乡之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牺牲掉正常人很难割舍的家庭生活；他们在非常差的工作条件下，从事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几乎是一种常态，而且不能享受法律规定的双休日的休息；他们得到的是整个社会最低的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和福利只是近些年才得到有限的改善，受到社会的歧视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可以说，这是支撑这些年中国奇迹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这个因素，很难想象所谓的中国奇迹和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在分析近些年不时凸现出来的民工荒现象的时候，学者们总是力图用劳动力市场中的供给关系来进行说明。比如，有人就认为，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在发生重大转折，已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剩余”，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今后会经常出现。这当然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但我认为，实际上有一个因素比市场中的劳动力供给起着更重要的作用的，这就是农民工模式形成的现实基础。我们首先需要承认的一点是，农民工能够接受这样的条件出来打工，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生活所迫，不出来打工就没有出路。二是打工能够得到的工资尽管在整个社会中显得非常微薄，但对于农村的低成本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问题是，现在这两个因素都在发生变化。首先，近年来政府出台的惠农政策对于农民生存条件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次，农民消费支出的水平在提高，微薄的打工收入已经在失去过去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支撑农民工模式的基础正在坍塌，一个以农民工支撑的经济模式即将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需要做的，不能仅仅是临时抱佛脚式的那些具体措施，而是要创造条件，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民工荒也是一个机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形成新的发展模式的要素，是至关重要的。在这当中，至少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提上日程的。第一，构筑具有现代文明底线的工资关系。应当看到，过去在相当一批企业中，劳资关系是严重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的程度有时甚至突破了现代文明的底线。这还不仅仅是表现在工资低和福利缺失，在有的企业，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实行野蛮管理的事情并不鲜见。一位企业管理人员就说，企业要想发展得更好，应该要提倡留人制度。第一个要提高工资福利，第二个要文化留人，企业文化要有，第三个工作环境，包括住宿环境、洗澡设施方面比较有温馨的感觉，才能留得住。应当说这都是有感而发。当然，构筑新的劳资关系的核心是法律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以及劳资关系中讨价还价制度安排的建立。最近国家人保部负责人提出，要建立和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落实国家有关职工休息休假的规定，使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措施真正落到实处。第二，推进城市化的过程，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我们要预见到，靠流动人口来支撑中国工业化的路子已经要走到尽头了，我们需要形成并适应以城市化的产业工人来支撑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我们常常将流动人口作为中国特色，作为中国发展的优势之所在。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的。每年春节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奔波在打工地和家乡之间，使春运成为一种灾难性的现象；抛妻别子，无论是打工者本身还是他们的家属，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其中许多人失去正常的家庭生活包括性生活；打工者收入低廉且缺少保障，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作为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而存在，这个国家内需疲软，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庞大的制造业由于缺乏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而难以实现产业升级。这些代价如果说在发展初期还有容忍的理由的话，现在再继续这种容忍将被视为一种蛮横。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实现流动劳动者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也许有人会说，实现流动劳动力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哪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的条件从哪里来？具体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无理的。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均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城市化，怎么就我们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时代也许要终结了。我们需要为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做好准备，并且现在就需要着手。

在2010年2月28日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孙立平 — Tue, 02 Mar 2010 15:45:00 GMT

在2010年2月28日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怎么才有可能，第二个问题是调整了收入分配格局能不能解决内需问题。收入分配格局问题是应该解决，这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怎么解决？解决问题的基础是什么？解决问题的动力在哪里？关键是怎么做到的问题。首先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原来我就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现在中国的很多问题包括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现在，我们在中国一说到这个问题，好像就复杂得不得了，想解决都有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但是这事真的是这么复杂吗？其实从国外的情况来看，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最主要的我们简单化一点说，就是一个个人收入所得税问题。但是问题是在于他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一个基础的。这个基础是什么？最简单地说，对个人收入你得清楚的。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就没有，你就是真想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你连人们的收入都弄不清楚，你调整什么收入分配格局？所以中国现在在收入分配问题上，首先的问题还不是收入差距过大，是收入分配整个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整个制度已经崩溃了。社会当中收入分配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在规范的收入分配这样一个制度下进行的，你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建立这个基础，这个基础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具体的，就是建立国民收入记录的制度，得有一个国民收入记录的制度。但是我们一说到这个记录制度的话，又是种种技术的理由。但是我们想想西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建立这个制度的？是在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就靠人工抄卡片的方式建立这个制度的，现在他们已经到了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了。然后说这东西条件不具备，改革改了三十年说条件不具备。这个基础没有，我觉得别的一切无从谈起。人家从三十年代开始搞这个东西，离计算机还有半个世纪呢，这个是首先的一点，我们得建立这个基础，得把收入不公这个问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由不可治理的状态，转化为可治理的状态，建立这个基础这是第一个问题，首先得解决基础的问题。第二个，得解决机制的问题，大家都看到这个东西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能看到，这个社会现在拉大贫富差距，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这个劲儿，比扭转这个东西的劲儿大得多。尽管在这儿说，这个会开完了之后你看看，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拉大。政府拿钱的劲头，富人拿钱的劲头，这个你阻挡不住的。所以你不建立这个机制，你说的这些具体的办法只能是纸上谈兵、嘴上谈兵。这个机制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05、06年都在讲这个问题，都是在中改院讲的，一个叫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第二个叫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得有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新的一套办法了，而且这个办法得是一个制度化的办法，得是一种机制。刚才讲工会的问题，这是当中的机制之一，我觉得我们得完整地建立这种机制。但是最近这几年给人们一个假象说我政府多拿点钱，我多搞点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这事情有点缓解，但是这个路我们要有一个警惕的。这个路背后的一个假定还是说我是靠再分配来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对不对呢？对，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机制的话，再分配同样造成不平等，而且我们现在没有理由可以说再分配造成的不平等会小于市场当中首次分配造成的不平等。原来有一个国外的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究竟什么东西造成不平等？历史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市场造成不平等，一种是再分配造成不平等。这个学者认为，在一个国家这两个东西都是存在的，都是一个东西去造成不平等，一个东西去缓和。现在，中国是两个东西朝着一个方向走了，是再分配和市场一起加剧不平等。西方资本主义是市场造成不平等，再分配弥补一点不平等，原来咱们改革前的时候是再分配造成不平等，黑市市场因素弥补点不平等，只有现在的中国是一顺的，这可以解释说为什么这些年我们贫富差距拉得这么快，两个东西使劲。我们现在市场工资当中的首次分配是不平等的，这个差距非常大的，然后国家说这时候我多拿点钱，理论上来说，再分配可以抑制这种不平等，但是我们再分配造成的不平等，一点都不小于首次分配当中的不平等，特别是像比如说医疗。医疗的不平等比工资的不平等要大得多，这我只能说是一个假设，没算过。原来说的数我没敢信，至少说农民基本上得不到，基本上用在领导干部的身上，领导干部主要是用在长期住院的，以院为家的这些人身上。你没有这种机制，市场当中的不平等问题解决不了，再分配当中照旧解决不了，关键是这个机制。关键是机制的问题，一个是基础、一个是机制，这两个东西我想来回答，我们要解决收入分配格局的问题，你的着手点在什么地方。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解决了收入分配问题会不会扩大内需？解决内需的问题？我觉得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个人前些年，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没少写过，我是很早就写这种文章，而且写得很多，但是现在话说回来，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不见得解决内需的问题。开玩笑地说，前些年，我们政府是被经济学家忽悠了多少年。解决内需的问题，原来是从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这个角度，怎么产销对路啊。这几年有点被社会学家忽悠，最近这几年开始有点社会学的思路，收入分配的问题、社会保障的问题。但是我现在要说，丑话得说在前面，即使解决了这个问题，也不一定解决内需的问题。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叫中国内需悖论，微观消费热、宏观消费冷，今天没时间讲了。我讲的一个具体概念就是叫内需锁闭。中国是处在转型时期，刚才孔司长已经讲到转型，其实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中国社会开始从一个无产社会转向有产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富形成时期。但是在中国这个时期有一个特点，这个财富形成主要是以房地产为最主要的载体。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可以说其他的需求处于高度锁闭的状态。两个具体的数。去年这一年整个世界盖的所有的新房一半是中国盖的，这是一个数。第二个数，去年一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2万亿，一手房加上二手房总共卖了六万亿。这六万亿我们可以算一下账，不完全是真金白银，因为有的是现钱，有的是按揭。按揭这个数我始终也没搞清楚，去年上半年按照政府部门公布的是48%点几，这六万亿的房子按照这个来推的话，按揭不到50%。按照钟伟的研究25%左右，也就是一万五千亿。按照公布的去年新增的住房贷款的余额呢是8403亿，卖了六万亿的房子，银行里的住房的按揭增加了八千多亿，不到20%。也就是说这一年中国人为了买房子花的钱大约可能在四万亿到五万亿之间，至少也在四万亿左右。但是这不是所有花在房子上的钱，花在房子上的钱还包括往年买的房子09年付的按揭的钱，物业管理费、维修费、装修费、自建房、租金的费用等等。把这些加上，我估计可能和买房的费用加在一起，不会少于六万亿，总共整个社会零售总额是12万亿，12万亿当中政府采购可能是20%左右，两万多亿？肯定有重复计算，住房当中有一部分是计入零售总额的，计入的是一小部分。这么说吧，零售总额是12万亿，在房子上的开销，可能人们在这上面花的钱五六万亿，如果我们把这个数算到消费，怎么统计口径是另外一方面，确实是他自己真花的钱，和他的消费能力是互斥的，这样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很不一样。这样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样一个时代，可以说一业兴旺百业衰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是一个财富形成的时期。而且为什么人们这么急呢？这个财富形成时期的重要性在于09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年。90年代末，从社会结构来说一些人已经被甩出去了，原来国企的工人被甩到马拉松之外去了。09年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被甩出以房地产为载体的财富形成过程之外。这是人们心急火燎的重要的原因。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像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这是非常应该增加的，但是我们也要说也解决不了内需的问题，你增加他的收入他没房，他得千方百计说我攒点首付买个房子，他已经有房子了，他得想方设法把按揭还上，他已经还完了，他千方百计再攒点钱争取买第二套房，这钱还是用在房子上，不会用在其他的消费上。如果在个人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和内需的扩大之间建立一个联系在于什么地方？我觉得是社会的确定性。人们为什么会在中国表现出这么一个非常极端的房地产作为最基本载体的财富形成的过程，社会高度不确定。人们的职业高度不确定，哪怕是金领，一个月三万五万，四十岁，五十岁你工作都不见得有保障。第二是社会保障没有确定性，不知道老了谁给养老，有病谁给治病。第三个货币的高度不确定性。而政府的政策在千方百计地制造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多少有点依托，就剩一个房子了，他把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得集中到房子上，政府说你有房子也不行，我要让你买得起住不起。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他消费不可能的。根本的问题我觉得得营造社会的确定性，通过各种方式。这里可能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我觉得需要具体分析。比如说有房的，我们现在的商品房大约100万亿。我们应当让这一百万亿的财富成为促进内需的因素，怎么能够让有房人尽量地不买房了，得消费了。没有房的还得促进他买房。然后得解决这个掠夺性政府的问题，现在我觉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卖地慢慢地开始卖得差不多了，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过一段税费的负担的加重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然后社会矛盾，将来税费的加重会成为社会矛盾一个新的焦点。我们现在所有的调控最后都变成了政府的收入的增加。所以经济发展过热，政府得收钱，房价上升过快政府得收钱，汽车过多得收钱，所有的调控，现在最后唯一的变成了收钱。这是一个掠夺型的政府，掠夺型的政府的最后的结果是加剧居民的不确定性。现在物业税我也坚决反对，到最后所有的加税我都反对，现在是应该减税。应该给居民营造这种确定性，我觉得让这个过程尽早地尘埃落定，让老百姓尽快地过上正常的日子，让老百姓的正常的需求，能够正常地过日子，这样才能有正常的需求。

内需不足与置业时代的“需求锁闭”

孙立平 — Tue, 02 Mar 2010 15:44:00 GMT

内需不足与置业时代的“需求锁闭” 孙立平内需的问题何以成为一种顽症？问：这次金融危机使得内需的问题更进一步突出出来，但有关内需的话题该说的似乎都说了，而有关的政策似乎收效甚微，内需不足的情况看不出有根本性的改观，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孙：我认为，讨论中国内需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是不能把这个问题仅仅看作是一种短暂的、由某些政策或具体制度因素造成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经济增长阶段必然会出现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的现象。由于中国的某些独特因素，这个现象表现得会更为突出，持续的时间也许会更长。这是我们在讨论中国今天内需问题时必须特别注意的。这里所说的“特定阶段”、“独特因素”不是故弄玄虚，具体的含义下面我们再谈。首先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些年来对内需的讨论思路以及这些思路是如何变化和碰壁的。中国的内需问题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开始出现并日益严重起来的。此后，种种的解释和对策也就不断被提了出来。应当说，在开始的时候，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比较简单的。我记得90年代末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学者甚至将过剩的原因解释为产品的花色品种不对路的问题。更靠谱一点的解释包括，一哄而上的投资模式造成了过剩的产能；东方人节俭的文化造成过度储蓄从而抑制了消费等等。特别是国外的一些学者就更是强调东方文化的因素，因为他们对东亚国家的高储蓄以及高储蓄对东亚模式形成的作用印象太深了。更有理论性的解释是从所谓短缺时代到过剩时代。对于中国来说，这些解释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其中的局限也是明显的，从实践的角度看，按照这些解释制订的政策也收效甚微。问：近些年来，社会学的思路似乎开始有了更大的影响，政府的政策制订也似乎更多地体现了这样的思路。比如强调内需中的收入分配、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等因素的作用等等。您自己在这方面也写了不少的文章。如何看待这种思路以及按照这种思路制订的政策的可能效果？孙：首先需要声明的一点是，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我们这个社会应当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但对于内需问题的解决有着根本性的意义，而且会关涉到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景。这都是没错的。但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就解决内需的问题来说，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正如你前面说到的，在强调纯粹经济因素的思路碰壁之后，人们的注意力又开始转移到社会因素上来，如收入分配特别是收入差距上，还有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内需的问题无疑是相当复杂的。近些年来，人们开始用最简单的设问不断来拷问这个问题：究竟是人们有钱不花还是根本就没钱？是笼统意义上的没钱还是有人有钱有人没钱，或者说是少数人有钱多数人没钱？正是在这样的拷问中，扩大内需的思路明显发生着变化。于是，改善收入分配的状况，特别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同时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就成为扩大内需的新思路。尽管也有人认为这多少有点远水不解近渴，但通过缩小贫富差距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内需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包括我本人，也在这方面写过很多的文章。这个思路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事情会是如此的简单吗？一些看起来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其实是很值得进一步来探讨的。中国的消费悖论问：关于内需的问题实际上一直有着不同的声音，有关的数据往往也很容易让人们得出互相矛盾的结论。对于目前我国的内需问题及特点如何进行准确的判断？孙：对中国内需不足问题的判断绝不能简单化。记得2006年初，我在贵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蹊跷的内需不足》。在这篇文章中我就中国内需不足的特点讲了四个并存，即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物价低迷与负担沉重并存，生活负担沉重与高储蓄率并存，高储蓄与高负债并存。也就是说，不能将中国的内需不足问题简单化。首先可以肯定地说，笼统地说中国崇尚节俭、不爱花钱，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几种重要商品的消费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首先是电话，中国的电话是在初装费高达2000-5000元的情况下开始普及的，我记得当时北京电话的初装费是5000-6000元，就是这样有的还得托人找关系，而当时人们的月工资只有几百元钱。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是在一个工薪阶层一年的收入才能装一部电话的情况下进入电话时代的吗？手机就更不用说了，在前几年中国手机的普及率就达到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再说汽车，当进入21世纪尤其是非典之后汽车开始进入市民家庭的时候，中国汽车的价格是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当时在中国买一辆桑塔纳的钱能在国际市场上至少买两辆，购买一辆一般的汽车往往需要一个家庭几年的积蓄。再说房子，目前中国的收入房价比是世界上最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却形成了持续的房地产热，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收入房价比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也是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这样的时候还说中国的老百姓太节约，太不爱花钱，实在说不过去了，还怎么样才算爱花钱？其实，对于中国“消费不足”的说法，一直有着质疑的声音。不久前，中金公司就发表了题为《谁说中国不消费》的研究报告，认为近十年中国居民消费平均年增长 12.1%，远超过其他消费大国的表现，主要原因是城市消费步入更新换代期、农村收入增加较快并开始追赶城市消费以及80后独生子女消费观念的转变推升房地产、婚庆和旅游等消费。对于这些结论可能还会有争议，但至少也可以说明内需不足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这令我们想到人们描述我国消费问题的另外一些说法，比如过度消费、超前消费、超消费等。这些说法可能不是很严格的，所指的也是不同范围的现象。但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不能用一种简单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消费不足的问题，不能将消费不足等同于老百姓不花钱。问：现在的问题就是老百姓在努力花钱，但中国的内需还是不足。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孙：要弄清楚中国消费问题的症结，需要注意一个现象的存在，这个现象可以叫作中国消费悖论，即微观消费热与宏观消费冷的并存。正如上面所说的，从居民消费这个微观层面来看，消费不但不能说冷，而且可以说是相当热的。对于这一点，从居民家庭负债的情况也可以看得出来。根据银监会的数据，截至2009年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为4.4万亿元，上半年累计新增个人消费贷款6508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3920亿元。实际上，根据中国社科院2004年的一项统计，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体负债率已经高于欧美家庭。具体来说，上海、北京两地居民的整体家庭债务比例已经分别达到155%和122%，青岛、杭州和深圳等中等城市的居民家庭债务比例也平均达到了90%左右。而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2003年的个人平均负债比例则只有115%。招商银行2009年中国城市居民财富“亚健康”报告也表明，我国三成家庭负债率高达四成。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我国的相当一部分家庭已经是债台高筑、寅吃卯粮。这些钱不是消费了是干什么去了？问题只是在相关统计中计入没有计入消费而已。如果考虑到家庭债务的问题，对中国的所谓高储蓄问题就需要重新进行评估。中国的储蓄率高，这几乎是人们所公认的。从2001年到2005年，中国的储蓄率从38.9%上升到47.9%，即使在经济危机和大量资金投入到房子上的同时，也没见到银行中的储蓄大幅减少。根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截至2009年11月底，我国人民币储蓄额为59.27万亿元，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有两个因素使这个印象大打折扣。第一，正如数据所标明的，近些年储蓄的增加主要来自企业和政府，居民储蓄增加的并不快。目前居民储蓄在全部储蓄中所占的比重为46.74%，约为27万亿。第二，如果将居民的债务考虑进去，居民储蓄余额差不多要缩水两成，目前的高储蓄现象将会大打折扣，扣掉债务后的居民储蓄大约为20万亿出头。但即便如此，对于这个20万亿出头的居民净储蓄，还是有值得怀疑的地方的。因为我们知道，我国公款私存的问题远不是个别的现象。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减掉债务后真正的居民储蓄可能连20万亿也没有。至少在城市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家庭为购房已经耗掉了过去多年的储蓄；即使有一些积蓄的家庭，也有相当一部分投入到股市之中，甚至就连一些退休的老人，也将作为养老之用的余钱投资于股票和基金当中。在储蓄长期是负利率，而房地产和股市又是如此红火的背景下，有关统计数据中的庞大居民储蓄余额是很令人怀疑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宏观的消费冷却是真实存在的。首先，近些年来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接近80%。中国80年代也超过62%，2005年下降到52.1%，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48.6%。其次，是居民消费率不但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其在最终消费中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我国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目前仅为35%，远低于国际50-70%的一般水平。在总的最终消费构成中，政府消费率则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由1988年的20.0%上升到2007年的27.3%。相反，居民消费则呈现下降趋势，由1988年的80.0%下降到2007年的72.7%。问：宏观消费冷，特别是居民消费所占比例不断下降，是否表明居民的收入水平太低？居民的收入不能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消费？孙：当然可以这么说。老百姓的收入过低，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是近些年来一个突出的事实。我们可以看看财富在劳动者、国家、企业间分配的情况。在2002年之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基本在50%以上，2003年下降到49.6%，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39.7%。如果只计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话，这个比例会更低。而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一般在54％至65％之间。与此同时，企业营业盈余所占比例则明显上升，由19.0%上升到31.3%。国家财政收入更是快速增长，是GDP增幅的两倍，2007年增速达到32.4%，预算内收入已经达到20％的比重。有人估计，国家全部财政收入可能达到30%甚至以上。换句话来说，我们现在国民收入分配在劳动者、企业、国家之间的分配比例大体是4：3：3。这当然是居民消费在整个消费中所占比例过小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人们经常用来说明收入低与消费不足之间关系的证据。但这个问题必须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和澄清。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在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最终转化为个人消费的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人们通常所说的“三公消费”就包括其中。关于这个方面的确切数字是不可能有的，有人估计在一万亿左右。尽管这种消费是极为不合理的，但对于整个社会的消费来说，公款消费和私人消费的意义是一样的。用公款买一辆汽车与用私人的钱买一辆汽车是没有差别的。其次，还要考虑到，在企业的成本中包含的隐性个人收入和个人消费所占的比重也会远高于其他国家。这包括一些私营企业主为了避税逃税将个人消费计入企业成本，一些企业将报销个人消费费用作为隐性工资，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向职工提供相当高的福利等。因此，居民实际消费的总量可能明显高于现在的35%的统计数据。如果考虑到上述因素，目前人们有关内需不足的印象是需要校正的。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与“需求锁闭” 问：您的意思是说目前我国的消费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不足”？那宏观消费不足的问题怎么解释？孙：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居民实际消费的总量可能明显高于现在的35%的统计数据。这似乎可以校正一些居民消费过低的印象。但不能校正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过低的问题。要客观评估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过低的问题，有一个因素是必须考虑的，这就是住房消费。中金公司所计算的居民消费中，应当是把住房消费计算在内的。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目前统计数据对住房消费是严重低估的。当然，目前的统计数据中是包括了居民住房支出的。但问题是，目前统计数据计算的是所谓居民住房服务的支出，包括租房和自有住房。前者按租金计算，而目前我国居民在租房上一年花了多少钱，并没有确切的数字。自有住房服务消费则按成本法计算，即自有住房服务消费等于当期发生的房屋维修支出、折旧费、物业管理费之和。按照这样统计口径，2008年，中国自有住房服务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的7.4%。如果加上居民租房服务消费，有关部门的数据是，居民住房服务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支出的7.9%。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数据，2008年居民住房服务消费，低于2008年我国居民医疗卫生消费占居民消费8.3%的比例。这当然不意味着这一年中国人在住房上花的钱还不如在看病上花的钱多。关键是购房的支出没有算在住房消费里面。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说，由于房产具有保值增值的特性，不少人购房具有投资目的，因此在统计学归类中，买房属于投资，并不属于消费，而与居住有关的支出才归为消费。据说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基本上都采用此种归类。但尽管如此，购买住房的支出是人们消费支出的一部分。在支出的意义上，用于购买住房的支出是与其他支出互斥的。根据国内一家机构的数据，居民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对GDP的贡献每增加1%，相应的消费贡献将减少0.28%。因此，这实际上只是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或统计口径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居民购买住房的支出加入消费当中，消费不足的印象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对此目前人们所说的内需不足，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一方面，内需不足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也确实是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消费不足的现象也可以部分地理解为是畸形消费的问题，即居民的支出和消费过多地用在了居住，尤其是购房上。带来的结果就是住房消费挤占了其他消费，在产业上的含义就是一业兴旺百业衰。问：这可以解释我们经济中尤其是内需当中的一些矛盾的现象。问题是，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还是一种长时期的现象？孙：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就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即中国开始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最简单地说，就是从柴米油盐时代进入房子、汽车和家用电器时代。在进入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一系列的新问题，我们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和这个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内需不足的问题也是如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可能要经历一个至少20、30年时间的置业时期，这是中国从一个无产社会向有产社会转变的时期，也是一个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的财富形成时期，尽管以房地产为主要甚至唯一载体的财富形成过程是比较畸形的。在这样一个时期，除住房以外的其他需求会处于一个高度锁闭的状态。这里有一些数据，2009年这一年世界上建的新房的一半是中国建的，2009年中国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12万亿，而当年一手房、二手房加在一起的销售总额大约6万亿。当然，这6万亿是不能算到12万亿里的，而且这6万亿也不全部是人们花掉的真金白银，有一部分是按揭。但根据一些地方的情况来看，按揭率远远低于50%，根据钟伟教授的说法只有25%，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则是2009年新增个人按揭贷款8403亿元。就按30%的按揭率算，这一年真金白银也至少花了4万多亿。除了这4万多亿之外，还有这一年人们付的往年按揭的月供、装修的费用、维修的费用、租房的费用、自建房的费用、物业管理的费用等。加起来应当不少于6万亿。而这一年我们社会的消费品零售总额才只有12万亿。也就是说，人们在住房上的花费相当于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一半。如果刨去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集团消费的部分，则住房消费部分已超过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一半。换言之，在2009年，老百姓每花掉15元钱，差不多就有6元是花在房子和居住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一业兴旺百业衰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有它的必然性，但是在中国也有其特殊的原因。我们原来是一个无产的社会，现在开始向有产转变，这个产就是不动产。同时，我们目前又是生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人们只有觉得这房子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给自己提供一点安全感的东西。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加之传统的置房子置地观念的影响，就使得房子成了人们生活中最核心的东西。我在网上看过一段话，是一个老太太说的，她告诉她的儿子，战争年代国家是枪本位，老百姓是金本位；在和平年代国家是金本位，老百姓是房本位。在这样一个时期，人们将可以支配的钱主要用在购房上，而紧缩其他的消费和需求，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这就是我在这里要提出的“需求锁闭”这个概念的基本背景。现在社会上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呼声很高，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写了很多文章。这无疑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直接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即使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是把多得到的钱用到买房子上。也就是说，要真正解决内需的问题，除了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之外，还要创造条件使增加的收入能够用到消费上，特别是住房以外的消费上，解决一业兴旺百业衰的问题。营造确定性和安全感问：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的内需问题，可以判断得更为准确一些。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个阶段我们应当怎么度过？出路在什么地方？孙：可以肯定地说，想越过这样一个时期是不可能的。应当说，目前中国社会中的房地产热是一种很不正常但又有其根据的现象。我们只能适应这个时期，采取措施降低其消极影响，并尽快度过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最关键的问题是确定性的问题。应当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极端不确定性的时代。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是我们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个因素对于人们的经济社会行为有着莫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能够给人们提供较为稳定的预期？首先，高度不稳定的用工制度和劳资关系，使得人们对职业具有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不知道什么时候工作没了，包括那些现在收入状况比较好的金领和白领的上层。因为现代社会知识和技术的更新和淘汰是非常快的；第二对社会保障没有一种确定的预期，哪怕是目前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将来社会会不会给你养老，会不会给你治病？特别是由于现代人寿命的延长，养老所需的费用大大增加。你不知道有多少积蓄才能够养老。有一次我问一个大的跨国公司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当时她年龄50不到。我说假如你现在失业了，也不继续就业，但有一千万的存款，你心里有没有安全感。她说没有。当然，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一千万也许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但对于一个高级白领来说，要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远不是一笔哪怕数量大一点的存款能解决的。第三，对货币本身缺少信心。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以年通胀率5%计算，今天的100万元10年后实际价值将变成61.39万元， 30年后100万元变成了23.14万元，损失了77%。当然这没有计算利息等因素。所以说，现在噢们是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社会中。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说你给他加点工资就消费了？不可能。所以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建立一个具有确定性的经济社会环境，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只有正常的生活才有正常的消费。问：如果要造就这样的一种环境，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尤其是在政策的层面。孙：其实有的时候不要把一些问题想得那么复杂。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回归常识。站在常识的基础上，可以说，中国需要一个尘埃落定的过程。我们是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很多重要的变化交织在一起。在这30年中，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无产社会到有产社会，从柴米油盐时代到房子汽车时代，我们是在同一个时间里经历这些变迁的过程。在这样的大变革时代，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缺乏明确而稳定的预期。人们就是在这样不确定的环境中考虑自己的生活和选择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充满了恐惧感。只有当经济社会环境变得确定了，人们才能正常地生活。因此，我们要促进这样一个确定性环境的到来。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现在人们讲的比较多的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有如下几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促进大规模财富形成过程的结束，保护财产的确定性。前一段媒体上提供的一个数字是，中国住房总价已经超过90万亿，现在可能已经超过100万亿。90万亿是个什么概念呢？是2008年中国居民总收入（12.98万亿）7.01倍。当然，在这一笔财富中是包含着按揭。其中的按揭有多少呢？在目前我国个人消费贷款中，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大约占90%。到2009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个人消费贷款余额4.4万亿元，如果按90%计算，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大约有4万亿。也就是说，在这100万亿的不动产中，绝大部分是纯粹的个人财富。这是一个相当不小的数字。在房地产政策上，我们过去注意的多是房子的居住功能，而没有对房地产的财富形成功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应当通过具体的制度和政策，让人们对这笔财产有信心，并通过对财产的信心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但我们看到，一些政策取向似乎是在加强财产的不确定性。第二，要形成财富形成的多种渠道，改变以房地产为唯一载体的财富形成过程。前面我们讲过，目前中国的财富形成过程主要是以房地产为载体的，这种载体是很单一的，这是一种有些畸形的财富形成过程。因此，有必要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渠道。有人会说，不是有股市，有基金，有债券，还可以投资黄金嘛。不错，但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投资渠道，能够和房地产并驾齐驱的只有股市。而中国的股市很难成为老百姓投资的场所。首先，目前中国股市的首要功能是圈钱，而且是没有分红、没有回报的圈钱；其次，这个股市非常不规范，股市中的运作得靠权力，买卖股票要靠消息。这些年来，一般的散户是鲜有从股市中挣到钱的。你可以说现在房地产也有泡沫，也有不规范的地方。但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这是他们唯一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自己可以把握的东西。因此，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像一些人主张的，在其他规范的投资市场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消除房地产的投资功能，而是健全其他规范化的投资市场，改变由房地产充当唯一投资品的状况。第三，约束政府从社会中抽取资源的行为。按照一般的估计，现在政府每年拿到的收入，相当于GDP的30%左右。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实际税负位居世界第二。但问题是，这些收入用到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部分相当有限。政府直接投资和养活行政机构，占据了行政开支的大部分。现在我们要搞社会保障了，可以预期，今后的若干年当中，税费的负担会进一步加重，税费负担的加重可能会成为社会矛盾新的焦点。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现象，所有的调控最后都是落实到税费的增加上。汽车多了要用税费来调控，房价高了要用税费来调控，贫富差距扩大了要用税费来调控，低碳了要用税费来调控，最后的结果都是政府收入的增加，反过来就是居民收入的相对减少。在今年一些地方的两会上，更是各种加税的声音此起彼伏。正如有的评论者指出的，不知道为什么人民的代表却在那里亢奋地喊增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应当是减税，而不是加税。尤其是目前社会上议论纷纷的物业税，一定要慎之又慎。其实，现在人们所说的多套房，是在不确定时代寻求确定性的一种努力，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老人或即将步入老年的人们用养老钱购置的。再过若干年时间，中国城市中四二一家庭开始普遍化，两个年轻人要抚养四个老人，我们再把老人用多年积蓄购置的房子再征收一遍物业税，不但会强化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且将造成极大的社会恐慌。第四，就经济本身来说，要适应并逐步扭转一业兴旺百业衰的格局。目前我国的房地产业占GDP的7%左右，占投资的四分之一。7%左右的比重似乎并不大，但房地产业的关联度很高，带动力强，直接相关的产业多达60个，建筑、钢材、建材、家电、家具等行业的发展与房地产有着密切关系。如果考虑到间接的带动，涉及的行业就更多。在以房地产为主要甚至唯一载体的财富形成时代，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具有某种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要完全扭转这种情形是不可能的，政策需要考虑的，一是如何利用兴旺的“一业”带动其他的产业，而是如何尽早促进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向正常的产业结构的转型。

中国还处在置业时期今后税负会加重（2010年1月14日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的发言）

孙立平 — Tue, 19 Jan 2010 06:57:00 GMT

中国还处在置业时期今后税负会加重（2010年1月14日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的发言）说明：原文是速录稿，个别文字有改动 2010-01-14 14:34:23　来源: 网易财经　跟贴 5 条手机看股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网易财经1月14日讯首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NAEC)今日在北京举行，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首次共同来华，与厉以宁、茅于轼等国内50位顶级经济学家共同对话和交流。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在“富国与富民”分论坛上认为，中国即使解决收入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内需还是启动不了。中国还处在置业时期根据孙立平教授的判断，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要经历一个至少20、30年时间的置业时期，一个置业时代的“内需锁闭”，或者是叫做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财富形成时期，他举例称，比如我们即使解决了收入的问题，原来买不起房的收入提高了，现在就琢磨得买个房子，已经买了房子当了房奴的，就想早一点把贷款还上，贷款还完了收入还增加的话，就想着怎么再买一套房子。孙立平认为，中国不可能完全扭转“内需锁闭”时期，这个时期只能适应，无法改变，需要创造具有确定性、人们可以预期的经济社会环境，尽早的渡过这个时期。今后税负会加重孙立平认为，中国目前还是穷国中的富政府，政府手里现在确实拥有大量的资源，而且资源越来越多。现在政府手里掌握的财富应该用来营造这个环境，包括社会保障、减税，而且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尤其是不能加税。孙立平称，现在我们要搞社会保障了，今后的若干年当中，税后的负担会进一步加重，税费负担的加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需要努力解决税费用到什么地方的问题。三个明显的趋势孙立平说，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不是截然相反的过程，它也许是整个过程当中的不同环节。现在最担心是这一段国退民进把这个分了，过一段国进民退，再从社会当中把大量的资源弄到国家手里，再过一段又变了，又国退民进又分了。如果形成这样的循环，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孙立平认为，一个社会的资源是在政府手里，还是在老百姓手里，从理论上来说也并不重要，关键是有一个机制。在政府手里，政府只要能承担社会福利的义务，相当一部分资源在政府手里也无所谓；在民众手里，他通过纳税来形成第二次分配也可以。不过，孙立平非常担心是机制的问题。孙立平认为，在现在的机制下，有三个明显的趋势：一、资源向政府手里集中；二、社会保障要推进；三、推进社会保障的资源来源主要还是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民众，税费负担加重。担心社会保障最终变质孙立平说，我非常主张社会保障，包括我写的很多文章一直在强调社会保障，但是现在要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我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心，在现在的情况下，社会保障最后会不会变化这样的情形：我给你一件T恤，但是我得从你身上扒下一件羽绒服来？因为现在政府拿到的资源不仅仅是国有资产的问题，包括税费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资源了。原来周天勇计算的，说2007年中国的GDP大约30万亿，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拿到的将近10万亿，包括税收的、卖地的、收费的、罚款的、社保缴费的，还有国有企业的盈利等等。我们13亿人口，平均一个人7000、8000块，三口之家两万出头，四口之家将近三万，这是相当大的数量。但是现在的社会保障水平非常低，我们现在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但钱不够了，然后得更大量的加税。但是加了税之后，可能只有一小部分用到社会保障上了，剩下的大部分又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了。我觉得现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不是国有资产的惠民问题，现在我反倒担心会不会有一种更坏的情景。担心税费不能用之于民孙立平说，税负的问题原来秦晖有一个观点我是很同意的，税负的本身其实并不能够说明它合理不合理，其实国家拿多少税、干多少事这两个东西只要对等的就行。问题是现在我们拿了这么多的税、这么多的费，办的事太少了，主要是用来养自己人了。我们现在讲的所谓三公，我们议论这么多年了，有关部门一直说没那么多，但是他自己一直不说有多少。但是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确切的数字，公车一年两千亿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他自己说的数。我们就在北京开车可以看到，都不是说一般的公车，就说军车，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看到大街上这么多军车？我们把军费都花到什么地方了？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一个税率的绝对水平是百分之三十还是百分之四十合适，有一些福利国家比我们还高，关键是这个赋税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税费的负担很高，但是这个税费只能取之于民，不能用之于民，这是我担心的问题。惠民最主要有三个途径孙立平说，惠民最主要是三个途径，第一是社会保障，第二是兴建社会的各种公用设施。第三点税费的问题。税费里边有两个我担心的问题。第一点，我们现在的税制是高税率低征收，这个税费负担的加重在什么地方？就是把该收的都收上来。去年一年、09年一年，企业、尤其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大大的加重，不是说明的税率提高了，而是说原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税都收上来了，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完全不用提高税率。还有一点，我们地方的财政基本上靠卖地过日子。2009年我看到的数据，不知道是不是准确，一万五千亿，但是地卖得差不多了，地卖完了，地方政府是不能不过日子的，这个钱从哪来？所以对税费负担的加重，我觉得这种担心不是不现实的。而我们现在的一些税赋是很重的，老实说我们有时候没仔细想这一点，就拿北京的二手房交易来说，如果不是有一个优惠政策，北京一个两百万、三百万的房子很正常的，在北京二手房的税收得多少？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要用这样的资源营造一个具有确定性的、人们可以预期的社会环境，我们要渡过这个时期。刚才我讲了，这个时期内需高度锁闭。有一个数据，去年这一年世界上建的新房的一半是中国建的，去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12万亿，去年的一手房、二手房加在一起的销售总额6万亿。当然，这6万亿不是算到12万亿里的，而且，这6万亿人们不是实打实的花了，有一部分是按揭，但是根据一些地方的情况来说，按揭率远远低于50%，也就是说真金白银至少花了3万多亿，除了这3万多亿之外，还有这一年人们付的按揭，就是月供、装修的费用、租房的费用、自建房的费用、物业管理的费用等。去年这一年我们社会的消费品零售总额12万亿，在买房、装修等等上面就得有4、5万亿。所以我刚才说了这是一个一业兴旺百业衰的时代，问题是我们怎么渡过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有它的必然性，但是再中国也有特殊的原因，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人们只有觉得这房子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给自己提供一点安全感。我们可以想像现在的国人第一对职业具有一种很强的不确定性，不知道什么时候工作没了，这个收入没了；第二社会保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没有社会保障的确定性，不知道小孩的学费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将来谁给自己养老，不知将来谁给自己治病；第三对货币本身没有信心，具有一种很强的不确定性，就是四十、五十岁的人了，手里有一百万够养老吗？不知道，十年以后一百万能养老吗？不知道，是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说你给他加点工资就消费了？不可能。所以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建立一个具有确定性的经济社会环境，而国有资产可以在这里发挥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

认清公正性的本质

鲁戈 — Sun, 17 Jan 2010 03:13:00 GMT

最近写了一篇《一个真正中国人,不应该支持谷歌》，结果与几位网友争论得比较厉害，结果一条一条回复，有一点看不清我的整个理论构架是怎么样，我的推理逻辑了！这一次再写一篇整体的文章，以正视听！但是，我要说明的是，我关于谷歌退出中国这一事件，我本人不能认同这是一个公正性问题，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可是，我们的同志们已经这么认为了，我也只能顺着他们的道路，于他们辩论一番，即使，这些争论已经早早的出了谷歌事件本身所代表的意义！我们的同志们，支持谷歌，反对谷歌推出中国，是出于一种什么逻辑考量呢？他们认为，谷歌在搜索引擎排名上是按照比较公正的，比较客观的规则进行的，而我们中国国内的最大搜索引擎百度呢？是按照竞价排名的，这明显缺乏公正性。这一点，我们深有同感，并且本人强烈反对不公正的网络环境。可是，我们有几点却要弄清楚！第一：谷歌中国的搜索表现出可观的公正，可是，中国的公正的环境却不能由谷歌带给中国。郎咸平先生有这样的一个理论：西山老虎会吃人！中国证监会曾经为了改善中国的证券环境，为了减少所谓的证券的内幕交易，所以在中国引进国际投资者，这样的逻辑和我们大部分同志的逻辑是一回事儿!没有看到事情的本质！就拿上面的事件来说，是国外的法制商业环境造就了公正的公司与行业规则，是美国的严刑峻法造就了一个法制化环境很好的证卷投资环境，也造就了操作正规化的证券投资公司。可是，反观中国的证券投资商呢？内幕交易，欺骗股民，什么都干，甚至是什么违法，什么不公正干什么！说得实在点，公正的确和中国的证券市场没什么关系！！！我是经常进行证券操作的，这一点我和清楚！那么，按照我们的同志们的观点，既然国外的机构投资者更具公正性，操作更据合法性，所以我们要引进国外投资者，以净化中国的证券环境！这就是犯了一个倒因为果的错误！！！公司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公正性从来不是公司需要考量的事情，他们其实只能表现出客观的公正性！但是，永远不能祈求那个企业能给我们带来公正，更不能奢求国际寡头能带来！正像郎咸平先生说的，一只老虎，在西山的时候，为什么不吃人呢？因为西山的环境，西山的法制不允许它吃人！可是，如果这只老虎到了东山，东山的环境可是允许吃人的，或者说，即使禁止吃人，可是，实际东山的老虎吃人是潜规则，那么，这只西山的老虎，到了这个东山的环境中，你认为它还会是素食主义者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要明白一个公正行为的企业，是严格的法制环境塑造的，而不是相反，公正的环境是由公正的企业塑造的！同样，我们已经这一逻辑来看这一个事件，我们的同志们支持谷歌，其实支持的是公正本身，而不是谷歌，只是某些幼稚的同志把谷歌看出了公正的化身了！可是，这样的逻辑是严重的错误！谷歌的公正性只源于两种原因，第一，出于习惯，谷歌在美国的确是有公正性的传统，所以在刚刚接触中国市场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习惯中国的环境，也就是说，这只西山的老虎，还收西山的习惯的影响，现在还吃着素！第二：出于竞争力的考量！谷歌为了提高市场份额，为了保持对百度的竞争力，所以打出公正性的概念！也就是说，这只西山的老虎，由于首次来到东山，它为了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为了与百度这只已经在东山多年的老虎竞争，它要摆出一副与百度本质的不同！可是，同志们忘了，老虎终究是老虎，本性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说，企业对利润的追求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我们要塑造一个公正性环境，那怎么办呢？我们要为老虎们带上笼头！让他们必须只能吃动物，但是不能吃人！我们必须给他们订立规则，并且有一个有效的执行机制，以保证实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商业环境的公正性！否则，今天的百度，就会是明天的谷歌！！在一个实际允许吃人的东山，不管那个山的老虎过来，都会最终造成老虎吃人的事实！谷歌不是公正本身！更不是公正的化身！谷歌所表现出来的客观的公正性不能为我们的商业大环境带来新的公正性！我们要做的是改变中国的商业环境，推动法制，立法与有效的执行系统的建设！！！借用郎咸平先生的那句话：西山老虎会吃人！

认清公正性的本质

鲁戈 — Sun, 17 Jan 2010 03:13:00 GMT

争辩谷歌退出中国

鲁戈 — Sun, 17 Jan 2010 03:13:00 GMT

很不好意思，我们把战场放到了邓福全的空间上去了，也不知道小邓通知是不是很生气~~不过好多年没有遇到可与之一辩的人了~~ 今日，将这段争辩写成博客，以为纪念~~ 梦云随花梦云随花梦云随花 0 发纸条加好友送礼物回复引用举报 1楼梦云随花 2010-01-15 12:28:41 不能完全这么说，谷歌在很多地方的确比百度雅虎好，尤其是对科技论文方面的搜索，百度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杯具。谷歌也更公正，会让我们搜到我真正要的内容。百度许多在前的都是收费的 ----------------------------------- 该评论来自手机Qzone 我的回复： 1月15日 12:39 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公正问题,如果谷歌是因为反对中国不公正的搜索环境,要退出中国,我欢迎,可是,其实却不是,他们却在哪里质疑中国的法律,在中国的土地上,他要和中国的法律来谈判,好让黄色信息流入,好让他们自由的侵犯中国人的版权,让他们取得独霸的地位!如果,谷歌想通过这一行为改变中国网络市场不公正的现状,我们欢迎,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却不是那个,如果他们真的比百度好很多,那么,他们为何要走呢??他们既然有这么多有点,那么他们应该很希望留下,因为他们更有竞争力!他们将获得更多收益!一个公正的环境,不是由一个外来的搜索寡头能改变的,他们也不想改变咋们中国的环境!当然,客观上谷歌的引入可以增加竞争,可是要增加竞争,更多的国内国内搜索商就可以做到! 删除梦云随花的回复： 1月15日 13:14 过滤的确是好事，但事实是百度这些同意过滤的**更多，这更需要从源头做，搜索引擎是过渡，而且谷歌的确更有竞争力，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寡头，是因为人们认同它，都用它。百度利用中国情节在发展，而它是外国的，它注册在外国。删除梦云随花的回复： 1月15日 14:08 百度是中国的吗？虽然，Baidu在美国上市使用了“中国的Google”这么一个概念，说真的，我知道的Baidu和Google最大的共同点也许就是他们都是美资公司。Baidu公司注册于英属开曼群岛，Baidu的创始人李彦宏持有美国绿卡，Baidu启动的资金是美国的风险投资，现在美资在Baidu中占有51%以上的份额，所以百度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美资公司。删除梦云随花的回复： 1月15日 14:08 。根据Baidu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F-1文件，Baidu分为海外部分和在中国的部分。海外部分一家在英属开曼群岛注册，一家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他们是美资的，然后是Baidu在国内注册的子公司。注册这样的子公司大概是为了规避政府的关于外资不能进入新闻广告等领域的法规。删除我的回复： 1月15日 14:44 是吗?你这个中间有几个明显的错误,我们要怎样定义一家公司是不是民族公司,第一,百度的创始人,拥有美国绿卡,说明他在美国有居住权,这就更说明他是中国人了!!第二,他的注册地,的确是英属开曼群岛,没错,可是,这是许多中国公司的一贯做法,就像汇源是在所罗门群岛注册的一样!可是,年初可口可乐收购的时候,我们的商务部仍然可是否决!这叫什么?这叫离岸公司,目的是为了避税,这个在全世界的所有的企业大部分都是那几个太平洋国家的了!这样,你认为的上面两条其实都是错误的,风险投资的确占有百分之五十一,可是,风险投资是不能参与日常运营的!!我们回到原来的那个问题的本质,我们开始讨论的是一个公司的归属权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那就是控制力的问题,这才问题的本质,我认为,由于美国对谷歌有足够的管辖权,所以,美国存在通过操控谷歌的运营,影响到我国!但是,百度却不是,我们不管百度在哪儿注册,可是,它的主营业务主要在中国内地完成,那么,它的名门就恰在中国的手里,也就是说,中国对他的影响力应该在全球来看最大,也就是可以认定,中国对百度拥有管辖权!同时,百度虽然大部分股权归属美国风险投资,可是,绝大部分的业务运营删除我的回复： 1月15日 14:51 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完成的,管理与决策都是在中国做出的,整个风格与文化都是适应中国的!我们还要讨论一个问题,谷歌的技术真的先进多少吗??那么我们也要来看这个问题的本质,那就是竞争力问题,服务行业的竞争力核心是什么呢?顾客的感受性!技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谷歌的技术先进,那么谷歌可以取得一部分人的好感!可是,我们千万不要迷信外国公司,至少不要崇洋媚外吧?在今天的世界,技术绝对不是什么大问题,至少应用技术再简单不过了!事实可以说明一切,谷歌2006你进入中国,可是百度与谷歌的市场占有率差距是越来越远的,这最能说明问题! 删除梦云随花的回复： 1月15日 17:59 谷歌在中国的占有率下降并不是技术和认同感问题，这从谷歌能得到全世界的认同可以看出，不好能成为全球最大搜索公司？能让微软感到恐惧？百度发展好很大程度还是由于习惯和许多链接是百度以及中国人的爱国排斥情结。谷歌的公真（当然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说了些有损我们感情的话，当在搜索内容上更为公真）与创新才是真正用户要的。那些看色情网的人根本不在乎用什么搜索引擎。很多科技方面的搜索百度的确不行这是事实。我们攻击谷歌地图详细到令人恐惧时，要反思我们的确还不够。删除梦云随花的回复： 1月15日 18:15 当然谷歌以次为要挟的确很不对，有受政治影响，但谷歌选择离开我们要反思，谷歌离开了，百度还会怎样？独大隆断的局面从房地产电信电力公路可以看出，我们能监控管理百度？央视两次报导百度问题是为什么？搜索引擎只是中间，我们不能很好指责，也不能指责。现在过滤的作用也很有限，漏洞很大，限制又不可能太严，否则什么也搜不出来了。从源头才是真理，和引擎纠缠不要太多删除我的回复： 1月16日 16:03 一个公司的竞争力是综合性的，作为服务业，现在的时代，技术绝对不是决定性的，就像郎咸平说的那样，中国人是太过于迷信技术了，在今天的世界中，技术是可以通过市场化获得的，只要有市场，什么技术都不是问题，尤其是应用性技术！我不认同你中间的许多推断，你说“不好能成为最大的搜索公司”，你弄反了逻辑顺序，倒果为应，一个技术好的公司可以在竞争中占到技术优势，但是，在竞争中占有优势的公司却不一定是最好的，这一点微软删除我的回复： 1月16日 16:12 的成功最说明一切，微软的windows从技术上说，很多地方更本没有Linux完善，可是，windows的普及率却是非常成功的，为什么？因为有系统化的优势！技术的成功并不能说明客户的体验感是成功的！微软在谷歌视乎没有恐惧吧？相反，他们是相互渗透的，现在微软也推出了自己的搜索引擎！你把谷歌的公正性归于谷歌是大错特错的！！！与谷歌相对的百度，为什么在搜索上体现出不公正性，是因为中国的商业环境问题，法制问题！删除楚戈楚戈楚戈 0 发纸条加好友送礼物回复引用举报 2楼楚戈 2010-01-15 12:39:34 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公正问题,如果谷歌是因为反对中国不公正的搜索环境,要退出中国,我欢迎,可是,其实却不是,他们却在哪里质疑中国的法律,在中国的土地上,他要和中国的法律来谈判,好让黄色信息流入,好让他们自由的侵犯中国人的版权,让他们取得独霸的地位!如果,谷歌想通过这一行为改变中国网络市场不公正的现状,我们欢迎,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却不是那个,如果他们真的比百度好很多,那么,他们为何要走呢??他们既然有这么多有点,那么他们应该很希望留下,因为他们更有竞争力!他们将获得更多收益!一个公正的环境,不是由一个外来的搜索寡头能改变的,他们也不想改变咋们中国的环境!当然,客观上谷歌的引入可以增加竞争,可是要增加竞争,更多的国内国内搜索商就可以做到! ----------------------------------- 该评论来自手机Qzone 楚戈楚戈楚戈 0 发纸条加好友送礼物回复引用举报 3楼楚戈 2010-01-15 14:51:38 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完成的,管理与决策都是在中国做出的,整个风格与文化都是适应中国的!我们还要讨论一个问题,谷歌的技术真的先进多少吗??那么我们也要来看这个问题的本质,那就是竞争力问题,服务行业的竞争力核心是什么呢?顾客的感受性!技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谷歌的技术先进,那么谷歌可以取得一部分人的好感!可是,我们千万不要迷信外国公司,至少不要崇洋媚外吧?在今天的世界,技术绝对不是什么大问题,至少应用技术再简单不过了!事实可以说明一切,谷歌2006你进入中国,可是百度与谷歌的市场占有率差距是越来越远的,这最能说明问题! ----------------------------------- 该评论来自手机Qzone 楚戈楚戈楚戈 0 发纸条加好友送礼物回复引用举报 4楼楚戈 2010-01-16 16:20:12 郎咸平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西山老虎会吃人！！”怎么说呢，就是说，由于中国商业环境，商业潜规则，法制问题，造成了很多西方公司看上去具有比中国公司更有公正性，可是，这样的公正性不是出于该公司本身，而是西方的法制环境！！！如果，西方那些看是公正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取得了中国支配性的地位，那么，西方的那些标榜公正的公司一样回想中国的那些不公正的公司一样，甚至可能变本加厉。

一个真正中国人,不应该支持谷歌

鲁戈 — Sun, 17 Jan 2010 03:12:00 GMT

前天,谷歌总部官方博客爆出由于不原意对搜索结果再进行过滤,所以考虑退出中国市场,此消息一爆出,当天晚上就有网友去谷歌中国鲜花,点蜡烛.这些鲜花的同志们,你们可以再蠢一点!!!当然,我觉得你们已经很难再怎么样愚蠢了吧~作为一个中国人,真的不应该去支持一个对待中国傲慢的全球搜索寡头!!!!我们来看谷歌准备离开中国的几个原因,第一,反对中国政府对搜索内容进行过滤,可是中国政府是根据中国法律,要求所有的搜索引擎进行过滤的,当然,我们对中国政府根据意识形态进行一部分过滤是不支持的,可是,过滤是多方位,例如:黄色信息等,退一步,中国政府的过滤是完全不合理的,可是,中国政府的行为却是依据中国法律来进行过滤,那么,谷歌不接受中国政府合法的过滤,就是对中国法律的蔑视!谷歌企图通过威胁,谈判来改变这种过滤的现状,可是,中国的法律是谷歌可以通过谈判改变的吗?中国的法律是中国权利机关制定的,谷歌没有指责的权利,只有服从的义务!这是公然质疑中国人们制定的法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权威!这是不可以被接受的!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是不是要取消过滤,应该中国法律说了算!谷歌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第二个离开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声称收到了中国黑客的攻击,可是,全世界每天又多少网址收到了攻击呢?百度前几天就受到了攻击,服务一度关闭!我们再看看美国政界的反映,我们就知道谷歌在干什么了!谷歌退出中国市场的信息一传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马上就跑出来指责中国政府的政策,当然,我们可以猜出后面的那一句了,那就是,这是中国的人权问题!然后呢?美国参议院马上搞了一个对于中国听证会,并且要质询中国政府,可是,本人愚昧,殊不知中国政府何时归属美国参议院管理了?那么美国参议院有什么资格质询中国政府呢?难道美国参议院对中国法律有管辖权不成?这是什么,硬生生的侵略,完全的蔑视!我们要了解,谷歌总裁就是美国总统的技术顾问,同时谷歌退出中国是谷歌中国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做出的决定,那么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一个公司如果要退出一个市场,那么怎么会没有深入的讨论呢?连具体处在岗位的职员,甚至谷歌中国负责人都不知情!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可以定性,谷歌中国这一次的行为,是美国政府策划的,对中国法律,中国主权的蔑视,侵犯,谷歌的谈判要求,退出中国市场威胁,是对中国的最后通碟!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有半点智力的中国人,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有良知的中国人,请你们不要再去支持谷歌了,如果谷歌要滚出中国,那么,好,我们中国民族就应该放鞭炮庆祝,请它以最快的速度,以及其圆润的方式,滚出中国!!

一个真正中国人,不应该支持谷歌

鲁戈 — Sun, 17 Jan 2010 03:12:00 GMT

深思重庆打黑

鲁戈 — Sun, 17 Jan 2010 03:11:00 GMT

——社会紧张下的有组织犯罪思考【摘要】运动式的重庆打黑,虽然振奋人心,可是,由于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泛滥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系统各组成部分互动的失衡导致的社会紧张,所以这样的打黑运动解决不了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有组织犯罪问题. 一：引言当时间就要来到新中国的60个年头，中国最西的直辖市重庆市进行了一场大快人心的打黑除恶运动，大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袒护与勾结黑社会性质的官员被清除，这场运动规模之大，斗争之深入，打击之彻底，似乎为九州大地上深受黑社会性质犯罪困扰的民众带来了曙光，“人民的好书记”薄熙来，“打黑英雄”王立军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的确，薄熙来与王立军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但是，但我们欢呼英雄的出现时，我们也要思考，中国现在的黑社会问题，是单纯的靠几个打黑英雄能够解决的吗？二：重庆打黑过程 ① 作为重庆打黑的前奏，2008年3月，重庆市委表决通过，决定对包括渝中、九龙坡、渝北等7区县主要领导干部作出调整。仅仅一个月之后，包括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原副局长梁晓琦，九龙坡区原区长黄云在内，7名县区级官员涉嫌贪污、受贿先后被“双规”。 ② 作为打黑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2008年6月,时任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不带“一兵一卒”,只身来到重庆,担任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正厅局级) ③ 正式开始：2008年7月10日。 ④ 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据公安机关统计，截至10月28日，共抓获涉嫌黑恶及其其他犯罪人员共2954人，缴获各类枪支79支，子弹1482发，手雷4枚，管制刀具221把，冰毒62.01公斤；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17.43亿余元。长期盘踞我市的重大涉黑团伙受到毁灭性打击，陈明亮、龚钢模、陈坤志、岳村、黎强、王天伦等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无一漏网，160多名骨干成员全部被缉捕归案。 ⑤ 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至2009年10月29日，重庆检方共立案查办在打黑除恶斗争中暴露出来的职务犯罪案件47件52人，其中涉及贪污贿赂犯罪案件44件49人，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件3人，涉及县处级以上要案20人，厅级干部10人，涉及政法干警29人，行政执法人员4名。 ⑥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首恶进行司法审判，下面是重庆司法系统对黑社会性质组织首恶审判的结果：姓名罪名项目供罪情况庭审判决黎强 9项罪名否认犯罪择日宣判谢才萍 5项罪名要求上诉 18年刑期李义 11项罪名否认涉黑 20年刑期张波 5项罪名否认犯罪 17年刑期张涛 5项罪名否认犯罪 17年刑期杨天庆 10项罪名要求上诉死刑刘钟永 8项罪名要求上诉死刑三: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点这一次重庆打黑运动,截至8月15日,一共有14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仔细分析这14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犯罪组织基本具备我们以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点: ① 犯罪手段的原始性.以往的犯罪组织一般习惯性的再犯罪中使用暴力,而且很多情况下都是恶性暴力事件.一般从事抢劫,盗窃,贩毒,组织嫖娼,开设地下赌场等操作相对简单的非法经营. ② 组织形式的初级性,大部分组织并没有形成严格的等级与规则制度. ③ 犯罪成员的边缘性,参加这些犯罪组织的成员很多是一些社会边缘群体,如下岗职工,不良青少年等. ④ 活动地域的局限性,我国并没有形成全国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都只是”称霸”一方而已,影响力一般不会超出一定的地域.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已近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① 黑社会组织程度有明显提高. 这一次我们从重庆的涉黑组织中,绝大部分都具有明确的领导者,而且这种组织是长期化的,同时内部控制极强,这些组织对成员都有较为严格的审核程序,以张波,张涛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例,他们会对新进入组织的成员进行试胆练习,同时他们会对成员配发统一制式的大砍刀. 大部分涉黑组织都已经具备了严格的规章制度,甚至已经到了接近公司规章制度的程度,形成了严格的服从于被服从关系. ② 犯罪手段显著提高. 在这一次被打击的黑社会组织中,一些黑恶势力"老大"为了谋求"可持续发展"，早已不再是"满脸横肉"的"凶相"，而是表现得很儒雅，表现得很热心时政、热衷慈善. 他们中间很多人早就不是主要从事哪种喊打喊杀的行业了,他们很多人转头换面,表面上看上去,他们甚至更像一个合法的民营企业家,他们从事着像食品,能源这样的合法的行业,下表是几个已经完成了转变的黑老大从事行业情况: 姓名企业行业黎强渝强实业有限公司交通运输行业王天伦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食品（猪肉加工）行业岳宁重庆万豪白宫夜总会高端服务龚刚模重庆银刚集团销售公司销售行业陈坤志万贯财务公司金融行业陈明亮重庆市江洲实业有限公司制造行业马当大正集团物流他们披着合法民营企业家的外衣，通过暴力手段，或者欺行霸市，或者为其不正当经营做掩护。以王天伦为例，他的两家公司依靠暴力占据着重庆猪肉市场41%的份额，并控制了重庆市场70%以上的生猪供应源，还曾经获得重庆市“致富能手”的称号。 ③ 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保护系统。这一次打黑行动中，一共有10名厅级官员，县处级以上的20多名被双规，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以文强为首的官员保护系统。同时，很多涉黑组织的组织者本身往往取得了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样的头衔，已经在想政治系统渗漏，企图通过参与政治，为自己的不法活动提供掩护。四：黑社会性质组织爆发的原因：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国际上泛称为：有组织犯罪集团。国际刑警组织定义：任何具有有组织的控制结构的，以通过不法活动来获取钱财为其主要目的，通常以恐怖活动与腐败活动的经济来源为生的群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行为：有组织犯罪的最典型形式，是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有组织犯罪的最高形态，被联合国大会宣称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由于中国刑法没有黑社会组织罪，所以国内称之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行为。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短短的三十年内不断爆发,对社会的危害一步步深入,已近渗入了很多像食品,能源这样的民生行业,甚至有多大十名的厅级官员作为保护伞,这仅仅是几个公民道德败坏,仅仅是几个官员思想堕落吗? 我认为,中国现在之所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猖獗,而且基本上是越打越黑,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系统出了问题. 帕森斯把社会行动系统分为四大子系统，即：AGIL模型：社会系统（适应功能adaptation），人格系统（目标获取功能goal attainment），文化系统（社会系统具有整合功能integration）行为有机体系统（模式维持latency）。帕森斯认为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互动单位的正常关系受到干扰时,这样的社会比较容易产生偏差行为,帕森斯把这种情况称为:紧张.这需要有效地社会控制加以校正. 究这三十年来黑社会性质犯罪日渐严重,原因主要是社会行动的四大子系统的正常的互动关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所以导致了我国社会的紧张. ① 适应功能与社会整合功能之间的非正常互动.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在短短 2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虽然“贫富差距突限” 在“合理的限度”只是一个模糊概念，但是显然，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莫顿的失范理论认为:失范是当个体所接受的社会规范与社会现实相冲突时,个体所承受的压力,对于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与现实他们的有限手段之间的张力. 这三十年来,中国的价值观最大的变化就是更加承认效率与富裕.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有资源的人不断成就了致富的神话,原有资源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下一步的资源分配,因此富有者更加富裕,平困者更加富裕. 这个时候,有一部分人,按照莫顿的观点:这一部分人应该叫做”革新”者,他们接受了这一社会认可的价值观, 他们不具备其他正常的优越的生产要素,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合理的途径实现富裕,为此他们采取了异样的手段,以图达到富裕的目的,他们发现,暴力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资源,尤其是当社会控制严重不足的时候,这种暴力资本是他们最容易寻求并且最廉价的资源,因此,就形成了一部分其他使用暴力资本寻求富裕的状况. 由于经济领域的贫富差距问题日渐严重,导致了适应系统与社会的整合系统的不正常互动,社会整合的系统的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② 目标获取功能与社会整合功能之间的非正常互动. 我这儿指的目标获取功能指的是行政机构系统.整合功能指的是司法系统的社会整合功能. 长期以来,中国三权分立一直是一个大问题,由于中国没有实现三权分立,结果造成了行政权力独大,长久以来行政权力缺乏一个合理的约束方,已实现平衡.同时,在行政权力分配中,没有实现基本的分权,结果造成行政系统中的某些掌权者有影响政权机关整体的能力,这些掌权者依靠自己在行政权力,在本系统内,以权谋私,同时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影响司法系统. 在重庆打黑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文强在警察系统内巨大的行政权力,所以他可以不受限制地操控警察系统的运作,为黑社会犯罪作掩护,同时,他利用行政机关在公权力系统中的强势地位,影响了司法系统的正常运作. 由于中国三权分立系统的不完全,行政权力系统内部的约束不足,结果导致相对弱势的司法系统受到了不法的行政官员的侵蚀,当然,司法系统内部也不乏贪腐的官员,这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也是司法系统内部权力的不平衡. ③ 模式维持功能与社会整合功能的非正常互动. 模式维持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的社会化,由于中国社会在社会化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了中国社会整合功能受到了削弱. 重庆打黑运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延续了我国以往黑社会组织的常态,那就是低龄化.在本次被打击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中,以张波,张涛犯罪组织为代表,他们从组织者到参加者,基本上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平均年龄不超过23岁. 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低龄化的原因最主要是由于我国青少年的社会化问题,在整个青少年社会化系统中,问题最大的是家庭与学校.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节奏不断加快,这样的结果就是父母缺乏足够时间和子女经行交流,同时,由于农民工进城工作的人数越来越多,大量的农民工被大量留在了农村,这一部分留守农村的农民工子女的社会化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这样,家庭在青少年的社会化中的作用被严重削弱了. 中国长期以来采取应试教育,因此长久以来,分数已经成为了青少年评价最为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结果长期以来,学校往往忽视了对青少年的思想问题的教育,而只重视可以拿高分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教授. 在仅有的一些政治思想教育的课程中,它们的目的往往是进行思想形态的引导,可是这样的引导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中不断地失真,丧失了公信力,最终这样的思想教育的结果就是流于形式. 中国一直以来的精英教育理念,导致了大量成绩不突出的同学的社会化问题被严重忽视. 家庭与学校在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中的缺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低龄化,社会整合力量受到削弱的重要原因. 五:中国抑制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探讨对于本次重庆打黑运动,欢呼着有之,喝彩者有之,可是,像重庆这样的打黑模式真的能解决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真的能抑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发展吗? 重庆打黑有两大特点: 其一:旋风式的恶打. 其二:运动式的打黑. 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猖獗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系统上出了问题,像重庆这样的打黑性质可以对已知的黑社会性质形成打击,可是这只是铲除了”黑社会之草”的叶子,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系统的缺陷,有利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整体社会系统缺陷依旧存在,”黑社会之草”的根还在!这样的打黑的结果只能是越大越黑. 也许,一个薄熙来与一个王立军能将重庆的民众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魔掌中拯救出来,可是,我们谁能祈求省省都有薄熙来?市市都有王立军?不能,可是如果我们合理地解决了我们的社会系统,黑社会性质组织就难以在这样的土地上生长,即使生产出来了,那么权力分配合理的公权力系统,每一个党委书记都可以成为薄熙来,每一个公安局长都可以称为王立军.如果他们没有成为,公权力系统就会给他们施加足够的压力. 我们要抑制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有几步一定要走好: 第一:建立一个合理的公权利系统,实现三权分立,同时,个权力系统内部要有足够的控制.一句话,要合理地约束权力. 第二:建立公平的社会环境,减小贫富差距. 第三:改革教育系统,重视家庭教育,改进青少年的社会化问题. 六:总结我们期待英雄的出现,可是,社会系统的问题还是要通过系统化的改革来解决!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努力解决不了社会系统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起新的制度,并且严格执行,推进社会的法制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很好的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 【笔者按】英雄的出现,我们可以得到稍许的安全感和安慰感,可是,要企图依靠这些英雄为我带来一个清静的世界,犹如镜花水月,就像我们由于痛恨腐败,而怀念朱隆基总理一样,就像我们由于痛恨不平等,我们推崇金庸式的大侠一样,总理在各种压力下,默然走下了政坛,而大侠重来没有出了在书籍里面和电视里面出现以外地方.当我们深刻的认识到社会系统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种反常态的力量将我们拯救,我们需要使用我们的力量,改革这种社会系统! 【参考文献】侯钧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安东尼.吉登斯著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徐跃飞著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凤凰网重庆打黑专题经济观察网重庆打黑专题中国经济网重庆打黑专题

群体性事件与信息黑洞

郭于华 — Wed, 06 Jan 2010 07:36:00 GMT

（原载《社会学家茶座》总第33辑 2009年第4辑）

胡锦涛总书记向全体人民发出的“不折腾”号召似乎未能得到很好的响应，近年来中国愈发进入了一个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时期。据《2005年社会蓝皮书》和《瞭望》周刊等报道，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2004年则上升至7.4万起，2005年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概览部分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不难发现它们有一些相似之处：总是有行“打、砸、抢、烧”暴力行为的不法分子存在，总是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造谣挑动，总是有“大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其挑动而盲目参与；近期还出现了一种“无直接利益相关者”（指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事件的原因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大规模参与其中的“社会泄愤事件”。这些共同之处使人不难想到，群体性事件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中，信息的发布、传递、接受的渠道和方式出了问题。人们不禁会问：多数群众为什么总是“不明真相”？少数“别有用心者”为什么一煽动就奏效？“无直接利益相关者”为什么会积极参与？正如有网友所问：“你们掌控着一切宣传资源，怎么却煽动不了人呢？”

信息高度不对称

多数人不明真相首先缘于信息高度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因为信息垄断——不公开、不透明因而无真相。信息不对称本是经济学概念，主要指经济活动中不同的利益相关人掌握有关信息的程度不对等，因而一方可以利用信息优势损害对方利益，同时使自身利益最大化（George Akerlof，The Market for Lemons, 1970）。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件中也同样大量地存在，它表明社会不公正的程度，而且同样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恶果。

以08年的“6.28瓮安事件”为例，一位少女的离奇死亡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愤怒的游行人群向警方投掷矿泉水瓶和泥块，先后烧毁警车和点燃公安大楼，在七个小时的骚乱中，共造成县委大楼、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全县43万人口的户籍资料被全部烧光。骚乱共造成150余人受伤。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大量的现场图片和各种版本的“事件原因”通过网络等非正式渠道发布出来；而同时正式的报道只有新华社对瓮安事件发出的一条308字的消息，称其为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其后，官方提供的过程描述中的“俯卧撑”一词不胫而走，但这一关键词在一个女孩的非正常死亡和如此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之间实在难以建立合乎逻辑的关联，公众仍无法获知事件如何发生的真实信息。

瓮安事件之后，贵州省委书记三次向百姓鞠躬道歉，并明确指出：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女中学生之死，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事件被定性为“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直接插手参与，公然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黑社会组织被称为是导致事件暴力升级的罪魁祸首；一些本地帮派如“玉山帮”、“鸡家帮”也被“从辣椒罐子里刨了出来”。至7月初，瓮安事件专案组共查获涉案人员116人，排查出涉案人员共计249名。虽有如上之解释，仍不难看出，这一解说和查证仍有语焉不详之处，仍存在信息缺环。

在两会期间，贵州省委书记总结了瓮安事件的经验教训：事件发生之初，网上有许多谣言。但是通过媒体披露事件真相后，群众的质疑得到了回应。坚持信息透明是迅速平息瓮安事件的最重要原因。他同时强调，主要领导干部第一时间到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呼声，并借助舆论监督、启动干部问责制，才能平息事态。然而这一“经验教训”并未被很好地记取，其后不久的“石首事件”再次“在种种传言的发酵下酿成冲突”：同样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案，面对诸多疑问，官方的解释亦未能成功地说服死者家属和广大公众。在数天内，政府的新闻发布模糊不清，据不完全统计，代表政府立场的新闻稿只有3篇；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大量非正式信息在网络上传递，网友以各种媒体方式发布信息、追寻真相。某网站的贴吧中出现了近500个相关主帖；在一些播客网站，也出现了不少网友用手机拍摄的视频。

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后果已经被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了，“石首事件”一周后《人民日报》指出：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和主流新闻媒体仅仅发布信息还不够，还必须迅速了解和把握网上各种新型信息载体的脉搏，迅速回应公众疑问，这需要政府尤其是宣传部门具有快捷准确的舆情搜集和研判能力。如果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缺席、失语、妄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则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人民日报》2009/6/24）

其实早在2003年的SARS事件中，就有相关官员因瞒报疫情的信息责任而引咎辞职，说明信息透明的重要性已经提上日程。此后，汶川地震的紧急救援时期，比较有意识地注意了灾情和救灾工作的信息透明。而信息相对开放的结果被认为“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也提高了政府的威望”。今年的成都公交车起火事件，更是被有关文章称为“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成都样本”：在“第一时间公开信息”，成了应对这场危机的一项基本原则：两日内的五场密集新闻发布，随着事件轮廓的逐渐清晰，公众不安与恐慌的情绪得到缓解。（《瞭望》）

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带来的诸多弊端已经被充分意识到的情况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依然缺少透明度，依然看不明白其中的逻辑，这向决策部门、治理部门和整个社会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挑战：信息相对多元了、丰富了，但同时混杂无比，公众依然无法得到清楚的真相，无从做出合理的判断。人们要问为什么信息多元了还是没有真相？为什么信息相对公开了，事件反而越来越模糊？官方从严密控制封锁信息到主动公开一些信息，但却仍然缺少公信力，这又是为什么？

信息黑洞

如同《人民日报》就石首事件所提到的：“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有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这对舆论引导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官方也承认信息透明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有利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但是在多起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人们仍不难看到，一方面是官方的失语和权威信息的匮乏，另一方面则是与之成鲜明对照的网络上各种传言“巨浪滔天”，各色人等出于各种目的发布各类消息，其中难免包括不实信息，甚至也有人为吸引眼球、吊起胃口而夸大、扭曲和编造消息，就像“石首事件”发生时，一些网民连死者的性别都没搞清楚就跟贴起哄的情况。

信息多元了但依然不透明，传闻丰富了却还是没真相，信息的接受者和搜寻者迷失在稠密浑浊、鱼龙混杂的信息大海中。受众所面对的是一个信息黑洞：其内部密度极高，其中隐匿着巨大的引力场，这种引力大到任何东西、甚至连光都逃不出它的手掌心，因而黑洞内部的事物无法被外界看见，只能通过受其影响的周围物体来间接地了解它。从信息的高度不对称到信息黑洞的出现，应该引起我们更深入的社会学思考。

首先，面对大量信息人们依然无从判断缘于他们不相信——林林总总、数量巨大的信息反而让人们无所适从，这意味着社会信任的丧失，特别是公信力的丧失；我们不难看到，公众经常宁愿去相信各种“来路不明”的消息，也不时有网民在综合各类消息的基础上进行主观演绎、推断，但他们却不愿相信来自正式渠道的信息，而且越声称是权威的、官方的、专家的信息和解释，人们就越不相信。虽然，“在互联网、移动通信支撑的社会多元表达平台上，政府发声和舆论引导有过成功的经验，例如汶川地震救援时期，政府一天一场、有时是好几场新闻发布会，主流媒体放开新闻报道，互联网、手机、无线电、卫星通讯等新技术传播媒介也各显神通，保障了灾情和救灾工作的高度透明”，但是，这种紧急危机时期的信息有限公开的做法并未能应用在群体性事件中，强调“宣传”的作用总是超过告知真相。例如“瓮安事件”所总结的“五大教训”之一“权威信息失语，虚假信息泛滥”并未成为前车之鉴，在距其一年后的“石首事件”之后，有关领导在总结相关经验教训时仍未注意到信息公开和告知真相的重要性，反而着力强调“要抓住事件中关键的人，掌握主动，利用各种主流宣传媒体进行正面宣传”。（http://news.163.com/09/0626/11/5CNVJ7CR000120GR.html）

其次，人们对主流媒体和权威信息失去信任是长期信息垄断甚至虚假信息的必然结果。当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惯习时，还能指望民众的公信吗？当空泛虚假新闻每日充斥耳鼓的情境中，还能指望人们相信偶然有之的真实消息吗？更何况，谎言的荒谬与编造的离奇时常超出人们的想象：尽管在利益无涉的情况下大多数国民都属于“打酱油”一族，但如果谎言过于污辱人们的智商，还是会遭遇激烈的民意反弹，不信可以看看每次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流行语”、“关键词”：从“瓮安事件”我们知道了“俯卧撑”，从云南晋宁事件我们了解了“躲猫猫”，从杭州飙车撞人事件我们听闻了“七十码”，从上海“在建楼房倒塌事件”中我们懂得了“压力差”；此外还有层出不穷、惊诧不断的“做恶梦”、“洗澡澡”、“发烧死”、“自缢死”……这些说词的突出特点在于离奇——远离常态，挑战常识，违背常理，超乎想象。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比文学还文学，比虚构还虚构，而且虚构得太离谱——因为虚构也需要合乎逻辑、符合常理，而现实却是如此地令人匪夷所思，频频挑战人们的想象力。如果对照阿伦特“平庸的恶”的概念，这种离奇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离奇的恶”，而且值得思考的是，什么造成了“离奇的恶”？

再次，“离奇的恶”将会导致民心丧尽的恶果，因为这种“离奇”和“恶果”来自于不受制约的权力。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群体性事件？为什么“邓玉娇”吸引了几乎全部的同情和支持？为什么人们总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激烈行动、逢官必反？这无疑都来自于对权利失衡的不满，尤其是对不受制约的权力的痛恨。以“邓玉娇案”为例，当一弱女被“三条男子汉”亦即“三个淫官”逼迫时，她只能在屈从和“手刃”这两极之间选择时，权力的失控和横暴已然显露无遗。而该案审判后张思之律师所言“一审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愚以为出于高手点拨，来自高官指挥，我从中感到一些人的政治智慧在增长，在提高；只是没有看到独立审判的影子”则更揭示了权比法大的现状。

权力的失控即“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如此上无约束，下无监督，左右无制衡，作恶和枉法就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的状态。权力失控导致权力合法性的丧失，各种潜规则支配着社会的实际运作，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造成严重侵蚀；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公众的信任感和社会认同急剧丧失；进而越来越多的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部门，在遭遇侵害时诉诸暴力，手起刀落。

社会学对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的研究都将制度作为冲突的解决之道，即认为一个健全正常的制度应该具有容纳冲突的常规能力，并且应该有制度化解决冲突的方式。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公民获得知情权与表达权。就此而言，信息权应该是公民权也是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因为在充分了解信息、知晓真相的情况下人们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以保护自身的权益，实现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同时，通畅的信息渠道和充分地知情也是公民监督、批评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先决条件；这些都是从根本上解决群体性事件、化解矛盾冲突、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2009年8月31日

需要的只是一点诚意和魄力

孙立平 — Sun, 13 Dec 2009 12:27:00 GMT

需要的只是一点诚意和魄力孙立平重庆市开始在司法系统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举措，引起舆论界的高度关注，被视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上具有突破意义的进展。但这种突破是指什么，是首先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上升至省级机构层面？是对于申报的内容做了更为全面的规定？这些当然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下两点。第一，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变成一种立法行动。参与这项制度设计，并曾经多次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建议》的韩德云先生指出，这次重庆试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这个制度虽然也是党内推动，但其已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正式制度将在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后实施。这意味着这项制度将是一项地方性的法规，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这也将是全国第一次从法律层面上确定财产申报制度的合法性。应当说，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变成一种立法行动，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其实，对官员行为的约束，本来就应当由法律来实施。但多少年来，诸如此类的规定，往往都是以党内文件或政府规则的方式实施。只有当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变成一种法律，至少是地方性法规，才可能具有可靠的制度保障。第二，公开化与社会监督。根据制度草案设计，担任这些岗位的官员的财产一年一次申报后，在市人大官方网站和官方指定的报纸上公示。如查实申报不实者，就地免职。公开化与社会监督，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精髓之所在。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有关试点之所以存在很大的局限甚至有名无实，关键是在这个问题上缺少有效的突破。新疆阿勒泰的做法曾被称之为“两本账”。浙江慈溪的做法是只在单位公示栏公示3天。而这一次重庆的做法则是“在市人大官方网站和官方指定的报纸上公示”。如果真的能够不打折扣实施的话，我们总算在官员财产申报上看到了一丝希望。其实，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本身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正如我多次强调的，这本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诚意和魄力。更进一步地说，中国的许多事情，说起来是千条件万条件，但最基本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诚意与魄力。也就是说，关键的问题是你究竟想不想做，是真想做还是假想做。而我们的社会往往故作深沉。每一次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呼声高涨起来，每一次地方性的试点实施之后，就有一些专家学者故作深沉之状，开始论述条件和配套措施。不错，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需要种种的配套措施，如金融实名制、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制度。问题是将这些配套措施当作什么。如果是在申报制度建立之后，努力进行上述制度建设，当然人们是不会有异议的。但如果将这些配套措施当作前提甚至借口，或以为只有当这些配套措施具备了，才有可能实施申报制度，就大错特错了，结果只能是将这样一个重要的举措无限制地拖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建议》的韩德云更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当记者在采访中问及对一些地级市试行财产申报制度的看法的时候，韩德云直言不讳地说，我不看好任何地市级别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早晚都会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关键的问题是公开化和社会监督。正如韩德云指出的，“有限”的公开肯定过不了关。实际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完全是可以“简单”甚至“简陋”一些的，只要一些基本的规定就可以。只要这些“简单”甚至“简陋”的制度能够和公开化及社会舆论监督相配合，就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换言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最需要的配套措施与其说是那些具体制度，不如说是公开和监督。当然，这不是说那些具体的配套制度不重要。更进一步说，整个反腐败制度的建设也是如此。公开化的缺位，社会和舆论监督的缺位，能够抵销所有内部化、神秘化反腐败措施的努力。这是过去多少年反腐败越反越腐真正的症结之所在。

倒牛奶事件深度思考

鲁戈 — Wed, 09 Dec 2009 03:04:00 GMT

倒牛奶事件深度思考 -----现在中国市场状况的一个镜像【摘要】 2002年开始,中国各地相继出现将未加工的鲜牛奶倒掉的事件.细细思索,才发现在“倒牛奶“这是选择的背后，却是两个不同原因，这就像一个中国市场状况的一个镜像，透析出中国发育不全的市场本质。一：引言市场化不是一撮而就的，市场化是一个过程，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奠基。改革开放开启了现代中国新一轮的市场化，这是一个几乎与新中国历史上推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体系，市场化的过程，是中国生产效率起飞的过程，一个社会进步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是必须经历苦难的过程，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体制的诞生，不与之相适应者必然会着受苦难，仿佛凤凰涅槃。由于是一个过程，市场化必然是一个缓慢推进的过程，一步步推进的过程，在这个时代，新旧参杂，市场化不完全的烙印，与我们如影随行。二：事件概述 2002年04月份，南京、成都、石家庄等地相继发生奶农把鲜奶倒入下水道的事件。 2004年07月份，浙江乐清市160多户奶农也频频把鲜奶倒入水沟，有时一天内就倒掉14吨。 2007年11月13日新华网讯：黑龙江肇东市一位奶农一怒之下把9吨鲜奶倒进了壕沟。 2008年09月份，由于受三鹿奶粉富含三聚氰胺事件的影响，河北奶农遭受严重的损失，每天都在倒奶。从9月14日到16日，河北全省损失生鲜奶5936吨，除少量以每吨200元（原均价为3000）贱卖外，绝大多数都被奶农忍痛倒掉。 2007年4月1日上午，在天津武清农场第二养殖场，数家养殖户的４吨鲜牛奶被整车倒进了沟中。三：事件剖析在数年中经历的数起“倒牛奶“事件中，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痛恨者有之，怒骂者有之，悲呼者亦有之；有人高呼，资本主义来了，这是资本主义吃人的本性；有人忽悠道，中国的倒奶事件是“中国特色的倒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的“倒牛奶”事件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我看来，在这看似相同的选择中，却有着不同的原因。造成“倒牛奶”的原因，从本质上说，不过两种：其一：正常的市场销售路径受到了非市场行为的影响。非市场行为者或者企图通过干预市场的行为从交易中获利，由于长期在一种非市场的不公平的状态下交易，交易的一方的正当利益受到严重损伤。在这一类型中，2007年11月13日黑龙江肇东市与2004年4月1日天津市武清区出现的“倒牛奶”事件是最为典型的。在中国牛奶市场中，可以包括这样的几个利益主体，奶农，牛奶收购商，奶制品工厂还有地方政府。这四个利益主体，奶农由于其小生产的地位，组织程度的不足，成为了整个牛奶利益链中最为弱势的群体，他们的利益往往受到其他强势利益群体的侵蚀，在黑龙江肇东市的“倒牛奶”事件中，由于当地政府为了保护当地牛奶企业，采用行政力量阻止奶农向外地的高价牛奶收购商售奶，最终引起奶农严重不满，奶农愤而倾奶。在天津市武清区发生的“倒牛奶”事件中，区域的牛奶收购商采用强力阻止奶农向高价收购商送奶，结果导致了牛奶变质，奶农不得不将牛奶倒掉。或者政府采取非市场的行为企图引领市场参与者按照自己设想的方向行为，由于引导者本身的判断力不足，结果由于市场的判断失误，最终导致牛奶滞销，不得不将生产过剩的牛奶倒掉。其二：市场性的生产过剩。生产增长过快。牛奶行业对于中国农业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产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饮食结构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牛奶摄入量的增加，这样的改变为中国的牛奶行业带来了巨大市场需求，自然也就包含了大量的利益刺激。这样由于先进入牛奶行业者获利巨大，尾随着必然蜂拥而上，同时牛奶生产的特殊性，牛奶很容易变质，鲜牛奶生产出来以后，必须在2~3天内进行加工，所以牛奶行业需要就近生产，这样，很容易导致局部的生产过剩，这种因素也是“倒牛奶”事件的主因之一。需求突然下降。2008年中国牛奶行业发生震惊海内外的三聚氰胺“毒牛奶”事件，引起消费者对国产奶制品的严重不信任，随之而来的是国产奶制品的大量滞销，导致了中国三大奶制品巨头的河北三鹿集体倒闭，由于需求的突然下降，鲜奶生产出现严重过剩。上两种“倒牛奶”危机的本质，反映了中国现在是一个不成熟市场的现状：第一：由于中国市场化的进程没有完成，也就是市场化的程度严重不足，结果导致了市场中大量参杂了大量的非市场行为，正是这些非市场的力量在干扰正常的市场交易。第二：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化的时代，市场方式已经成为了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市场需求引导生产的机制已经基本形成。但是，市场是有风险的，尤其是中国奶农整体素质不高，市场的信息不通畅，市场洞察力不足，很难规避市场因素导致的风险。四：问题解决的探索要谈解决之道，我们一定要先弄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导致了“倒牛奶”事件。那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危机呢？是谁的错呢？或者说是谁错的比较多呢？非市场行为的大量干预市场，在市场风险面前，奶农不堪一击，这是谁的责任？很显然，这很大一部分责任是政府（我这里指的政府是指整个政权概念上的政府，不仅仅是指新政机构）的不作为与乱作为！构建一个稳定的，自由的市场氛围是政府不可推迟的责任，但是，由于政府结构的不作为，结果导致了大量非市场行为干扰正常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主体进行正常的市场交易受到干扰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力量在哪里？我们的政府是怎样作为的？以天津市武清区的“倒牛奶”事件为例，当牛奶收购商采用暴力阻止奶农向其他牛奶收购商送奶时，政府维持秩序的力量在哪里？事后，政府力量对违法事件的问责，惩罚力量又在哪里？政府的权利应该是有边界的，不能够不作为，更不能乱作为！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本身就是非市场行为的最大行为人，为了本部门的利益，经常很习惯地干扰正常的市场行为，这个时候，行政力量的制衡者----法权在哪里？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宏观上的调控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用政府力量去干预市场主体自主行为，这个时候，也许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政府并不是一个专业经济组织，政府的判断能力在微观上不一定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很多时候，政府在微观上的作为都是错误的。市场本身是存在一些风险，并且这些风险是自身不能克服的，这就需要政府的作为。要解决这个问题，症结正是在政府，要减少这断断续续的“倒牛奶”事件，政府有两件事情必须做：第一：深入推进法制化，用法律的力量来约束非市场行为，包括政府本身的非市场行为，我们需要保证，当非市场行为干扰市场交易的时候，法律的力量足以打破这种干扰，同时，我们必须通过惩罚这种非市场干扰行为者来禁止其他非市场行为的发生。第二：我们的政府要积极作为，为奶农克服市场风险作出努力。我们的政府需要向奶农提供的便捷的市场信息服务，而不是要指导实际的生产；为我们的奶农的组织化停供便利，而不是包办奶农的组织化，将本来应该是民间团体的利益代表最终弄成一个类行政化的结构；我们的政府需要在市场危机的时候，保障奶农的正当权利，维持小生产者基本的生存。【笔者按】当我们拿起我们手中的显微镜，我们发现，我们显微镜下的“倒牛奶“事件仅仅是中国现在市场现状的一个镜像，奶农的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很多生产者都会遇到的情况，最多是具体的情况不同而已，但是，有一点却是不会改变的，在这样的市场不成熟的市场中，非市场行为干扰市场，政府的配套工作做得不够，很多本来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的市场风险最终眼睁睁地看着最终发生在我们面前。要避免这样的局面发生，政府应该合适地担当自己的角色，而要使政府合理作为，法制化是必然的选择，用法律的手段明确权与责的边界，用法律的手段训练出市场行为者的契约精神，自由市场理念。

绝望比贫穷更可怕

孙立平 — Fri, 27 Nov 2009 04:13:00 GMT

绝望比贫穷更可怕孙立平（说明，本文不是我写的，可能是有人根据我某次讲演整理的。有的地方不太连贯，有的地方表达也不是很准确，但大体符合原意，特此说明） 2009-11-26 14:43 南方报网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作者：孙立平一个社会当中，仅仅是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一种绝望的感觉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在迅速发展，我们也不能否认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在改善，但是同时我们不能否认近些年来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是有恶化的趋势。为什么?简单地说，即是弱势群体已经被这个社会分离出来，在社会中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往往是以牺牲弱者的生存生态为代价的。比如说以前上海曾取缔了大量小食摊、小饭馆，一般市民的感觉是吃早点没有过去方便了，但更为重要的是，十几万人可能就因此失去了谋生的机会。马路上的摊贩实际上涉及到了几十万人的生计。当我们对有碍观瞻的“城中村”、“贫民窟”、“城乡结合部”进行改造时，可能又有无数的人要丧失立锥之地了。但实际上，我们都是“脏乱差”、“城乡结合部”的受益者。比如，有人说现在的蔬菜价格贵，但我说却算是便宜了。因为运菜、卖菜的人就是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中，生活成本很低，才能用这个价格把菜卖给你。如果运菜的都住在二居室里，菜价提高一倍也是不够的。说现在的房价高，但现在建房子、搬砖头的人都是睡在工棚里。如果他们都住在二居室里，那房价又将是个什么水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生态的受益者，但是我们忘恩负义，成了拆掉“脏乱差”的积极鼓吹者。但同时，我想强调的是，这样说，并不是指城市不需要秩序。我们城市需要秩序、需要管理，这没有错，但是问题就出在我们的管理上。马路上没有秩序行吗?北京一年机动车增加40万辆，现在上班，路上没有小摊小贩，车都走不动，如果都是小摊小贩就别上班了。但是，每天每个时段、每个路段都这么塞吗?有没有这种可能，在平时不怎么塞车的特定路段，早晨上班高峰过去后，10点钟开始可以摆摊，但到下午4点收摊，且要打扫干净。如果这样，一个大城市，可能一下就能多为几十万人提供生存的机会。因此，关键在于管理。现在我们要么是放任，要么就一刀切。不但弱势群体的生存生态在这样的城市管理中不断恶化，而且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北京曾有一个崔英杰杀了个城管，但回想起来，这也应属于“黑砖窑”同样的悲剧：扎和被扎的人都是谁呢?也都是弱势群体。如果真正有门路的，也不去当那城管了;如果有门路的，也不会去卖烤肠了。那位被杀的城管其实是一位恪尽职守的城管。而杀人凶手崔英杰也不是个坏蛋，原来在部队上还是优秀战士，复员后先当保安，但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就借了300块钱买了辆新车卖烤肠。城管人员没收了他维持生计的车，活路没有了，一刀进去，造成了两条生命的悲剧。现今社会，如何来保护，甚至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生态，已显得非常重要。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就业问题。而更重要是在于要优化社会结构。通过社会流动，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你可能贫困但不至于绝望。社会当中有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弱势群体应当是一个虽然贫困但还有希望的群体。如何造就这种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流动机制。我们这个社会目前门槛太高了，穷人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少了。前几年，我们就有一个词叫“第二代富人”，也就是财富的继承、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传递，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同时，最近几年里也出现另外一个词：“第二代穷人”，这表明贫困的继承和传递也已出现了。如今的社会已经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如何在贫富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形成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用它来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负面效应。其实，一个社会当中，仅仅是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一种绝望的感觉。但是，应当说这样的一种趋势在我们当前的社会当中是存在的。(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中国报道》2009年第6期

社会结构视野中的市场（2009年11月11日在第六届市场研究行业双年会上的演讲）

孙立平 — Tue, 24 Nov 2009 04:30:00 GMT

社会结构视野中的市场（2009年11月11日在第六届市场研究行业双年会上的演讲）孙立平各位下午好！感谢主持人，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盛会。今天我想来谈一个问题，我把它叫做“市场：一个以社会结构为中心的解释”，我是搞社会学的，我是关心社会结构，各位是搞市场的关心的是市场。我想用这样一个题目能够把这两个兴趣之间能够建立一个联系，这当中的一些想法还是很初步的，然后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来进行探讨。什么叫一个以社会结构为中心的视角呢？我想说一个现象，在最近这些年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感觉，在政府的一些政策当中，只要涉及到穷人和富人的关系，往往就有这样一个倾向，这个政策如果照顾一点穷人的话一定伤害富人；如果顾忌一点富人的话一定伤害穷人。尤其是带我们房地产的政策当中，这点会看的非常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如何来看待你的社会成员？在这个当中缺少了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现在我们叫社会成员也好，叫人们也好，已经不是一个铁板一块，而是已经是一个分层的社会。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政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往往把这个社会看成一个无差异的社会，虽然尽管人们现在也经常说现在有穷人有富人，但是真正把这一点落实到政策上，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就拿房地产来说，在一个分层的社会当中，实际房子对于不同人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富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大的扑克牌或者是一个麻将，对穷人来说就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所以，就中国的情况来说，这个富人最高端的房子，其实我们老是有这样一个假定，我们最高的房价一定要抑制，为什么呢？这个房子如果要高了，说这样就很容易把低的房价拉上来，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奔驰、宝马再贵也把夏利的价格拉不上来，夏利该是3万还是3万，该是4万还是4万。所以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是一个应该有区别的政策。富人这边刚才也说了，最贵的房子是做一个财产的符号，财产的符号其实完全没有必要限定他的价格，14万算什么，你有能力炒到140万，政府收税就是。然后比这个更低一层的，像大学我这样的，年龄也比较大一点，我们在座的也属于这个情况，尤其是年龄大一点，但是我看年龄大的不多。要保证，至少要鼓励他有两套房，为什么？因为我们社会保障高度不健全，然后这些人相当一部分有了房改房，一套住，一套租，身体好我们拿来旅游，身体不好用来补贴看病等等。但是，我们政府这几年一直发出信号，我要让你买的起养不起，然后在下边还有年龄更小的，你要保证他说先能够租房，然后能买小一点的房，低价格的房，然后这个社会还应当有一部分人，这个房价再低，租金再低也是买不起，住不起的。这样就有政府来解决住房的问题。所以，一个社会我们建立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分化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分层的社会。那么，这个政策应该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些政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倾向，一照顾点穷人就伤害到富人，一照顾点富人就伤害到穷人，我们还是忽略了我们是一个分化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很多问题，我今天要谈的是以一个社会机构为中心的视角，我们看政府的政策也好，看市场也好，这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视角。我把它叫做以社会结构为中心的视角，这个社会结构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由于不同的特征，社会当中有不同的人群，这些人群以及他们所结成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的模式以及这个关系的模式叫做社会结构。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实际上是建立在社会差异的基础上，这种社会的差异可以是财富，也可以是权利，也可以是威望，也可以是年龄，也可以是性别，也可以是种族，也可以是城乡的不同身份等等。所以，这样我们以社会结构为中心我们去一些问题，可能就能看到一些从其他视角很难看到的问题。我记得刚到清华的时候，我现在是在清华，原来是在北大，我是2000年的时候到清华的，那时候刚刚开始建系还没有学生，我们就给全校的学生上选修课。有一次上课我讲了半道有一个学生就站起来了，他就问孙老师我听您这个课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我是学环境工程的，我这一辈子也不太可能搞社会学了，你给我说说我听社会学对我搞环境工程有什么意义没有？我当时想了想这么回答的，不同的学科他往往研究的不是不同的问题，而是对同样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比如环境的问题，完全可以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去看。环境工程虽然我不太明白，但是我估计清华是一个文科学校，主要是以技术为主，什么样的工艺造成什么样的污染，技术上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怎么减少污染，我估计这至少是环境工程当中应当研究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视角，环境工程的视角，或者说是工科技术的视角。但是其他的学科呢？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面对同一个问题，比如经济学，经济学他在面对环境问题的时候，他的角度，他要看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了。经济学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什么叫经济学？在我看来经济学就是研究什么东西上算，什么东西不上算的学科。所以经济学当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成本和收益。所以，他用成本和收益来衡量一件事情上算还是不上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看环境问题，他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上算不上算，如果环境污染造成的代价大于他的收益，这样他看来是不上算的。如果一个项目他带来的收益大于他环境污染的代价，这是上算的。所以，经济学看这个问题他往往可能这就是一个角度。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的东西又不一样了，因为刚才说了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上算的应该存在，不上算的项目，比如一个小造纸厂就应该取消，一年收益是50万环境污染的代价是100万就应该取消了。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小造纸厂一年造成的污染损失是100万，收益只有50万，但是它就在那顽强的存在着，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是完全不合理的，但是它就在那存在的。为什么？这就是一个经济学的思路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社会学的思路带进来，刚才我把以社会结构为中心的视角，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代价和收益。我们往往把它当做一个抽象的东西，但是如果把社会结构的视角带进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收益的获得者和代价的承担者不是一个主体。这个收益的获得者可能是这个企业，这个企业家再加上政府的税收，但是这个代价的承担者可能是河流下游的农民，也就是说代价的承担者和收益的获得者不是一个主题。那么他的社会力量就不一样了，这个收益的获得者他虽然收益本身只有50万，但是一个是企业，一个是政府，他的力量很强。代价的承担者他虽然承担着100万的代价，但是是河流下游的农民，他的力量很弱，所以这样一个小造纸厂他究竟能够存在还是被关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经济学的抉择，他上算不上算，而是取决于背后涉及的利益主题力量的强弱。这就是刚才我讲的社会结构的视角。所以，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我们看到的问题可能是不一样的。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去看，我们能看到刚才这样的一个角度问题。假如说我们再把同样的角度转移到市场上来，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探讨能不能看出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几年前刚才何建新，就02年、03年他还在央视调查中心的时候，他当时曾经拉我去参与一个汽车项目的调查，当时应当说他本身这个汽车的项目是东风日产的项目，已经进行几轮的调查，而且是最后的调查。我们知道关于汽车的市场调查很多了，当时请了两个顾问，一个是经济学的顾问，还有一个是我们社会学的顾问，然后我们就商量究竟怎么来做这个调查，后来我和建新就想能不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设计这个方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设计这个方案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一个行为逻辑。社会结构中国的情况和国外的情况我们看市场的时候还不一样，比如说美国、英国，你看他的汽车市场、社会结构有时候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那个社会已经定型了。他那个汽车市场和中产阶层的关系，中产阶层已经是相对稳定了，你把他当成一个常数就行了，中国不一样，中国在很大程度中国的中产阶层有多大，汽车市场就有多大。中国的中产阶层特点是什么，汽车特点可能就是什么，中国是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这样我们来考虑中产阶层的发育和汽车市场的关系就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当时我记得买了老陆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报告，当时日本的几个专家和中国的几个专家学了这个报告，几次开会都在研讨。第二个行为逻辑，这个行为逻辑，社会学的角度看问题可能很经济学有点差异，比如说汽车市场。经济学看问题可能更多看的是一堆钱和一堆车之间的关系，但是社会学看这个问题他更多是看拿着钱的这些人和汽车的关系。这里多了一个人的因素，多了一个人的因素在这里就具体体现为一种购车逻辑，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内容，比如说车房顺序，是先买车还是先买房，还是车房一起买，这是很多人在购车或者买房的时候要做的一个判断。但是，究竟是先买车还是先买房取决于什么呢？消费的偏好当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社会结构在这里作用更为重要。比如说家庭结构，当时我们就提出叫“家庭的生命周期”一个家庭处于一个什么生命周期，对于他车房顺序的选择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家庭是把小孩的教育看成至关重要的，而我们好的教育资源又是集中在老城区，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假定当然不是绝对的，如果一个家庭他有孩子正是处于上学或者即将要上学，他可能更多倾向于先买房后买车，或者在城里买一个贵一点的房不要车。但是，如果一个家庭已经过了这个阶段，或者他即使是年轻的夫妇，但是人家根本就不想要孩子，就是丁克家庭，假定他在郊区买一个便宜点的房再加一个车的可能性更大。当时这个调查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社会学的框架，最后我记得你打电话给我说日本东风很满意，看来买车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行为，还是一个社会学的行为。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这个市场，能够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再比如说，现在人们最关心的房地产市场，我觉得社会结构仍然可以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因为我们在研究房地产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国外的一些研究房地产的最基本的工具在中国往往都是失效的，收入房价比，租售比等等。人们的收入是这么的低，房价是那么的高，收入增长是那么缓慢，但是房价上升是那么的迅速，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从收入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是一种解释，但是我觉得社会结构的角度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解释。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些在国外通行的工具在中国行不通呢？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中国人买房的模式，中国人买房的一个常见的情景我们各位都知道，前面走着两个年轻人，后面跟着四个老头老太太，这四个老头老太太可不是看热闹的，得给出首付的。所以这表明什么呢？中国人的一种独特的购房模式，或者更明白的说中国实际上是6个劳动力三个家庭支撑一套房。我们收入房价比算的是一个家庭他的收入和房价的关系，但是中国就不是一个家庭在买房，是三个家庭在买房。为什么中国会三个家庭6个劳动力支撑一套房呢？还是讲中国的传统观念一步到位，其实这个解释力很小。哪个国家的人能够一步到位他也不愿意两步到位。关键是中国的家庭结构，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假如现在一个家庭平均5、6个孩子，然后说结婚，后面跟着4个老头老太太跟着我给你出首付就不太可能了，那么多的孩子结婚的时候给来台电视就不错了。所以，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家庭结构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购房模式，这个购房模式各位想一想你收入的增加和减少是一个加法的关系。而刚才我说的这种购房的模式三个家庭6个劳动力支撑一套房，实际上是一个乘法的关系，一个家庭的收入还得乘以3，所以这个因素起的作用要比加法的关系起的作用要大。同时能够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因素，我们的城乡关系和区域之间的布局，这个我们没有时间细讲了，他把全国的资源集中到少数的大城市。所以，我们说看汽车市场也好，房地产市场也好，这个社会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不但看这个问题，看其他的一些问题，如果从这个视角去看可能会颠覆我们一些习以为常的说法。再举个例子，我主要想说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再比如说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大学生就业难，是这个社会目前最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们讲大学生就业难，我们一般都会怎么说呢？都是把这个责任推到汤敏那去，说大学扩招，产业化。大批量怎么解决就业问题，这个话听起来有道理，但是你仔细琢磨一下，这一年500、600万的大学生，我们可是13亿人口，13亿人口一年有500、600万的大学生，就相当于一个1亿3千万的人口一年有50、60万个大学毕业生，相当于一个1千3百万的人口一年有5、6万个人口的大学生。我估计这在世界上算一个中等国家，排在60、70位不算问题，这么一个不小的问题一年有5、6万个大学毕业生，他再落后，再是一个农业社会多吗？不多。为什么一个1千3百万的国家，一年有5、6万个大学生不算多，你13亿人口有500、600万的大学生就觉得多呢？问题在什么地方，不是一个绝对数量，问题在于我们的区域发展高度不均衡，城乡之间高度不均衡。真正能够吸纳大学毕业生，说是13亿人口其实很有限的地方。至少是地级以上的城市，主要是沿海地区，就这么一点地方。而这个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到我家里来，我问他最近书读的怎么样，他说不行就业的问题闹心读不下去。我说你师妹在美国刚给我打电话，早上读书读到6点，你怎么就不认真读呢？他说她不一样，她没有就业的问题，我就业闹心。我说你就业闹心，我给你找个工作行不行，他说行，我说某某大学在全国至少能排到第5、6位，但是不是北京的，是外地的，那边我给你找个教职行不行，他说不行我不能离开北京。就哈佛一个博士在北京前几名的大学找个教职就已经很高兴的跑去了，但是我给你找了这么一个在全国前5、6名的大学你还闹心。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中国由于地域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学术的资源高度集中在中国，甚至都有一个说法就在上海有的时候一些学术界的朋友说，在上海做学问都没有这个气氛。美国你可以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办在一个小镇里，但是中国的这些学术资源主要集中在这个城市，北京、上海顶多在加上广州，很少数的地方。所以，刚才我说就业的问题看起来好象是一个数量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结构的问题。我说的意思是说，我们从一个社会结构的视角出发，我们看到会看到一些其他角度非常不一样的东西。下面，我想再把它推进一步，我们来看看一个很纯粹的经济现象，它可能背后这个社会结构在当中所起的作用。什么东西呢？我想用社会的结构来解释一下这个产业周期，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产品，任何一个产业都有他的生命周期，从无到有，从最初的出现到它的一个产业发展成熟，一直到消亡。但是，一个产业的周期会怎么走，和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面这几个图我不会画图，刚才上面几位PPT都做的非常好，我这个做的非常差，大家凑合看，这几个图形就是不同的社会的社会结构。这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就是说少数富人，王公贵族，然后绝大多数都是穷人，这个我通常叫金字塔结构或者三角形结构，他的意思是说明富人比原来多了，但是仍然是少数，穷人比原来少了但仍然是多数。这个我们说是西方现代发展国家他们的图形，富人是少数，穷人也是少数，所谓的中产阶层占了大部分。第四个是我们现在中国的情形，大体上可以说和第一种差不多，或者从第一种到第二种的一个初步的过渡阶段。我说这几个图形的意思是说我们看一个产业的周期，一个产业的发展在这几个不同的图形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实际上和这个图形有着密切的关系，假如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平板电视刚才也有朋友讲了，电视、手机、屏幕，我们就说屏幕，平板电视这算一个高科技的产品，前期研发力度比较大，市场推广的费用也比较大，然后我们可以说他开始的时候价格一定是很贵的，这样我们来看假如我们把它放到不同结构背景下，看它怎么走呢？不同的结构背景下它会走的非常不一样。假如说在这个图形当中，当代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图形当中，开始这个东西很贵只有上面一小部分的人能够消费，然后有了一部分人消费以后，他的成本就会摊底一些，价格也会降低，到中间这个肚子都可以消费了，这个产业就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了。接着还往下走，到了肚子的下半部分，小肚子这都可以消费了，那这个产业也就说到了一个高度成熟的阶段，这时候他就可能规模不会再长了，可能还有所收缩。由于更新、换代才使得产业能够保持在一定的规模。但是在这个图形当中可以看到，这个产业有很小，一点点发展规模不断的扩大，然后到这块最大，然后有所收缩，在稳定到一定的规模，它走的是比较平稳，比较平缓。但是，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是这样一种产品，在这种图形当中怎么走，我们中国现在是和第一种图形很类似，它在这里会怎么走？前面会走的差不多，先是小三角上面能消费，小三角的中间能消费，小三角的底下能消费，但是小三角消费完了走的就不一样了，这个产业这时候会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这个时候意味着什么呢？小三角已经消费完了，长方形还接不上，换句话来说买的起都买了，没买的也都买不起了，这个时候产业会处在一个非常难受的时期。你说往前走东西卖不出来，你不停产东西卖不出去，你说停产不干了后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在那摆着。所以，这个时候他非常艰难的一个时期，企业、产业会处于一个比较彷徨的状态，但是市场的压力你必须想办法，想办法的最后结果这时候我们会听到“咣当”一声，价格下来一大块，意味着长方形开始接受这个价格。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长方形他内部还是比较平均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长方形当中的某一部分人开始接受这个价格，也就意味着其他的人接受这个价格为期不远了。或者我们在夸张一点说，这个长方形是在一夜之间开始接受这个价格，进入产品的消费者行业。昨天都买不起，今天差不多都买的起了。这个时候他会产生一个什么呢？会产生一个极大的需求，同时给出一个极大的信号，这个需求非常大。这个时候就到了什么时候，就到了这个产业开始大干快上，上项目的时期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长方形可是在一夜之间进入消费者行列的。他的饱和也将会在某一天突然之间就到来了，所以饱和的到来会非常的突然，等他饱和到来的时候，刚才也说了大干快上项目的时候，那行动比较慢的，信息不太灵通的，动作比较迟缓的，这个项目还没有上完投产呢，这边已经过剩，原来给的项目太大，上的项目太多，接着就是产能的大量过剩。所以，中国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去看，凡是和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那些产品几乎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最典型的就是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各位可以想一想，冰箱、彩电、洗衣机在中国怎么走？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初期之前，基本上是这小三角的的事，小三角当时得是腹部以上，那时候司局长也很少。在这之前凡是结婚的讲什么，三小件手表，缝纫机还有自行车，但是突然之间到了80年代中期，叫个人结婚就得冰箱、彩电、洗衣机，什么意思？市民在一夜之间进入消费者行业，然后叫个人结婚都得这样，那结完婚的就不需要了吗。突然之间发生的，然后彩电没票就买不着了，买一个票和买一个电视的价格差不多，于是从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开始大干快上，一个城市同时生产几种彩电，至少上海就有上海，凯歌，飞跃，金星，现在据说就保留了一个金星。刚才讲他是一夜之间进入消费者行列的，但是他的饱和也将在某一天突然之间就到来，什么时候，90年代初，没几年的时间，冰箱、彩电、洗衣机开箱率已经降了。现在什么产业到了这个程度呢？汽车的一声响是在2003年非典那一年，由于非典的因素，这个声音就变的比较清脆，所以非典那年增加40万辆私家车，非典使得这个界限非常的鲜明。我觉得在2005年元旦的时候在北大有一个论坛，不知怎么就说到汽车了，因为当时在那之前就骂汽车，说现在的国产汽车，印象当中一辆桑塔纳有15、16万，大家就说国产汽车贵，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打个赌5年之内美国会对中国的汽车提出反倾销，当时我打赌是无知者无畏了，当时也有经济学家说5年太短了，10年差不多，我说无知者无畏就5年了。但是，各位想一想，这几年的时间汽车到了什么程度，又是这个过程。然后，这一声响了之后现在是我们25个省自治区在生产汽车，多少汽车的品牌、型号在中国同时生产，将来又是这个过程。所以，当时我就说了，我打这个赌的意思是说几年以后汽车的价格，你现在骂国产汽车贵几年之后将会降到你不认识的地步。然后汽车市场竞争会非常的惨烈，前几年我记得有一个国产汽车的老总就用了这话，现在国内市场的竞争非常惨烈，我是搞微型车的，现在微型车已经按公斤卖了，多少钱一公斤28块钱一公斤，这是他计算的。然后到了这个时候，这些厂家都出来说了，不可能再降了，再降赔本赚吆喝了，我说别信这一套，中国的产业周期就这么着降价的空间大着呢，24寸的彩电怎么过来的，前几天我买了一个显像管32寸个头特别大，把门框都弄破了一块，才2千块钱。为什么？你可以看看背后的因素是什么，社会结构的因素。所以，我说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市场，我觉得我们能不能把这两个之间能够建立一些联系，从这个角度我们能不能看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实际上也不仅仅是刚才说的产业，就中国的经济大起大落，忽冷忽热和我们的社会结构因素其实有着密切关系。就像有的企业家所讲的，中国的企业就像北京一样，没有春天除了冬天就是夏天，除了穿背心就是穿羽绒服，不是冷就是热，为什么？和这样一个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刚才我也说了用社会结构我们来看这个市场可能会看出一些东西来，这个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是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呢？有哪些趋势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呢？我觉得我把这种趋势大体上概括为叫“变迁与定型的交织”，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到今天为止是两种趋势的交织，一个是这种结构在剧烈的变动，在这个变动当中我们至少可以注意这么几点，一个是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底层社会的形成。这个我想对于我们这个市场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一个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将来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高度抑制化的市场，8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书《第三次浪潮》有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就按照这三次浪潮来说，他说一个国家总是第一次浪潮，第二次浪潮，第三次浪潮这么走过来，中国第几次浪潮？哪次浪潮都有。像我们这个北京至少上地，海淀，朝阳这边我估计三次浪潮没有关系了，刚才我讲了数字化，信息化。但是，一些更多的城市可能是工业化第二次浪潮了，广大的农村还第一次浪潮了。极少数边远的地区，刀耕火种的还有，有的一次浪潮还没有。这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每到一个阶段发展不同，看他的文学阶段就可以看出来，在生产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人们有很多美好的幻想但是实现不了，这时候产生了诗歌可浪漫主义，后来生产力发展了社会不公也出去了，批判现实主义，批判到后来包括穷人日子也过的不错，精神又空虚了，叫后现代黑色幽默。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一个主题，但是中国现在各位想一想，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是这几种东西高度的杂糅在一起。大学生这边80年代就开始后现代了，当时萨特，尼采，然后那边还有什么地摊，文学，还有很传统的戏剧，你看不出来一个时期有什么主题。为什么？这一个社会高度抑制性的社会，几度浪潮的人并存在一个社会当中，这对于一个市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高度多样化的抑制性非常强的市场。假如说在美国的社会当中，欧洲的社会当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市场也会有差异的，但是那个差异不会像中国那么大。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这个贫富差距拉大，以及高度抑制化的市场，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我把他叫做城乡二元结构的叠加，以及在这个背景下的准城市化的过程。这个城市化应当说又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重要结构的变迁之一，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种变迁是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个特定的背景我把它叫做两种二元结构的叠加，这个对我们市场有非常大的影响，今年春天也是德寰教授他们那召开的会议，我解释那次危机讲了耐用消费品时代来进行解释，耐用消费品的时代和柴米油盐的时代，汽车的时代对解释这个城乡关系也非常困难。我们改革之前就是一个二元结构，那时候二元结构的伸延到了城乡不通婚的地步，那种二元结构是由制度造成的，城乡是有分隔的，但是城里人挣的钱是足够他到农村走一圈的，农村人每个月柴米油盐绝大多数是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农业品。也就是说，他挣的100块钱当中有60、70块钱到农村走一圈。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我们进入一个房子、汽车耐用消费品的时代，这个城乡结构可能比二元结构弱化了，但是实际上更深化的一个结构，你现在如果两个人挣了8千块钱也就1千块钱花到农村去了，绝大多数城市人挣的钱已经不到农村去走圈了，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个城乡市场的分割其实是我们这些年来正在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然后，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在讲城市化将会改变中国，城市化的程度增长1%。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他形成的可能是一个准城市化的过程，而这个对于市场有什么样的意义，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来讲了。第三个，比重不大，但是绝对数量不小的中产阶层的形成。这个中产阶层是大家议论比较多，但是争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究竟怎么来判断中产阶层的发育，我个人看法发育缓慢，但是绝对数量不小，所以这也是我们面对市场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因素就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形成以及人口的逐步老化和银发市场的出现。从社会结构的演变角度来讲，我觉得对市场的影响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对于市场的意义将来还可以进一步的探讨，今天我们只能说变化这一面，但是在变化一面的同时，尤其是最近10年左右这个社会结构的演变，在他剧烈的变动同时，另外一个趋势又出现了。就是这个社会开始，这个社会结构开始定型化，这个定型化说的简单一点，我们80年代开始出现的贫富差距到90年代逐步的拉大，但是现在有点什么呢？贫富差距开始固化为一种社会结构。换句话来说，现在贫富已经开始落实到人头，谁是穷人，谁是富人现在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变不太容易了。在座各位年轻的朋友比较多，年轻的朋友肯定充满希望，变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经常说，到了我这个年龄的，现在还没有富起来的够呛了，这就是社会结构开始定型了。但是，十几年前90年代下海热的时候，那时候可不一定，你今天看起来还毫无希望，明天遇到一个机会，说不定突然就发起来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社会定型化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至少现在可以说我们在居住上可以看的出来，第二个就是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和阶层已经出现了边界。尤其现在包括和城市化有关的，现在我们可以看的很明显，我们已经出现了像西方分区的形式，但是和西方是弄反了，西方的穷人和富人的分区是和两个东西连接在一起，一个是高速公路的普及，把市中心留给了穷人，这时候他中心还是中心，富人办事经常还得进城，最后的结果富人经常看到穷人怎么生活很有成就感。穷人很少看到富人怎么生活，眼不见心不烦我们现在给弄反了，把穷人给弄到城外去了，穷人整天看富人怎么生活。各位想仇恨的意识，阶级的意识不就油然而生了吗。第二认同开始出现，一种你们和我们的意识。这个原来是你和我，现在是你们和我们这个东西开始有了，这事就比较麻烦了。如果仅仅说是你我的问题比较简单，但是你们我们这事就比较麻烦了。第三个，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了，原来像房地产有的房地产商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知道最开始的时候借了5万块钱成为了房地产商经常出来发表演讲。现在给你500万搞一个房地产试试，我们调查业其实也是如此，调查业90年代开始起步，最早起步的时候我也认识一些朋友。那时候3千块钱我知道，有的3千块钱注册一个公司打的都没有了，然后我招工给一个很高的报酬，很多人来报，报的人太多了，1万多人来报不行我得考试，考试每个人交50块钱，其实他一个也不招，就这么公司开成了。各位想一想，我记得前两年我们调查业有朋友给我说，现在你在北京没个几百万的投入办个调查公司没有可能，甚至几百万的投入连整个行业的产品都做不了，只能做行业当中的一部分产品，门槛高了。这就意味着流动少了，第四个社会排斥和阶层的再生产，这个就没有时间讲了。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来探讨的就是说，在社会结构定型之后它对市场的影响是什么？这个问题我没怎么想好，但是原来也有朋友问我，他说我们是卖手机的，你老讲社会结构定型化，定型化，你说对我们卖手机有什么影响，我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有一点，阶层之间的边界不是很明确的时候，互相之间在流行的这种时尚等等，互相之间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当阶层的边界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互相之间的影响要更小了。也就是说，包括消费的风格，流行时尚的多样性可能形成了。就拿手机来说，如果是阶层分化，边界不是很明显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比他低一层的人使用更高一层人使用的手机来表明我的身份比我实际的身份要高，这是阶层影响比较大的时候。如果区隔比较大了，那么互相之间的影响就减少了。大学生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群体，大学生使用风格受社会的影响其实很少，在社会当中我可能不是老板，也弄一个挺大个，比较高级，但是又比较便宜的我也差不多像个老板。大学生就没这套，花花绿绿尤其是发短信比较方便的，这个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不怎么受这个影响，因为他跟那个比较隔离。所以，我想一个社会定型化之后他对我们的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今后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我的想象力有限，我们以后可以共同探讨，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以上内容，由速记公司提供，未能核实，错误之处请见谅。 2009-11-17 01:29:47

走向社会重建之路（在“后危机时代的新兴经济体——新挑战，新角色，新模式” 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孙立平 — Fri, 06 Nov 2009 19:39:00 GMT

走向社会重建之路在“后危机时代的新兴经济体——新挑战，新角色，新模式” 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孙立平 2009年11月1日（根据演讲速记稿整理）我今天想谈的问题是关于社会重建的问题。在应对金融危机、反思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究竟是重建权力还是建设社会，需要进行抉择。也就是说，现在究竟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来包打天下，还是要形成一个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但是又能够互相配合的多元社会治理模式，这个问题可以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尖锐。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在一些有关的争论当中，人们更多的是把它看作思潮、主义、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上来考虑的比较多。我们现实经济社会当中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实际上更多的是经济和社会生活变化本身造成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我们现在经济社会生活正在面临着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和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市场经济的实行、全球化的过程、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消费等等都使我们的经济和生活变得日益复杂。伴随着经济社会生活变得日益复杂，整个社会的风险尤其是系统的风险可以说越来越大，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来应对这种日益复杂而且又充满风险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实际上需要一种更强的治理能力，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缺少其他机制，比如市场的机制、社会的机制，这种对更强的、更有效的治理能力的呼唤就很容易转换为更强大的、对治理权力的呼唤，需要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日益复杂而且充满风险的社会。我们原来的想法是不是过于简单化了，当我们实行市场经济之后，我们总是会假定只要有了市场经济就有了产权的多元化，这个权力就一定会受到制约，权力的作用和范围就会更加规范，但是实际上我们应当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希望一种更强大的权力。如果出现这种趋势就很可能会出现一种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强的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如果缺少其他机制的制约，尤其是公民社会缺少充分发育的情况下，这种独大的权力会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制约会越来越失控。这在某种意义上会面临着一种风险，就是权力的强化和权力的失控并存，这是需要正视的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究竟是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重建社会究竟重建什么东西？过去这些年时间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模糊的。在这里我想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社会重建的框架，我觉得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的机制，用这种机制来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问题。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内需问题被人们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而且人们看到内需的背后实际上是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解决利益关系、利益格局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讲分享式发展，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如果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很容易做到，你让谁分享，谁就可以分享，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你怎么能够实现这种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解决利益关系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利益均衡的机制指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套有关公平的、利益博弈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当中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首先应当是平衡的，要创造种种条件使他们的能力更为接近，为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我觉得我们社会建设首先需要这个东西。第二，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能够支撑经济社会生活正常的运行。在这里之所以把社会结构问题提出来，我觉得我们要看到利益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在90年代中期之前，利益关系的问题、贫富的问题，还更多的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问题；90年代中期之后，利益关系开始固化为一种社会结构。贫富的问题开始固化到个人，而且不太容易发生变化，这意味着调节社会中的利益关系仅仅靠一些政策的调节已经不够了，得优化我们的社会结构。优化社会结构至少有四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扩大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规模，这一轮应当说不但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经济能够得以正常运行的条件。但是在中国的情况下，如何来形成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几年前我曾经有一个想法，走欧美的路、靠白领来支撑中产阶层不现实，我们能不能考虑通过政策的引导，造就大量熟练的技工，使大量的技工能够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主要部分，哪怕是中等靠下的部分也凑合。第二个是应当保护和改善底层社会形态，为更多的人营造生活家园。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进步，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我们的城市高楼大厦越来越高，马路越来越宽，现代化设施越来越多，但决不是人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一口饭吃，尤其是穷人，说不定还不如原来。这种情况下，保护和改善底层的生存生态，保护和改善他们生存的社会条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三是要促进不同阶层之间互惠互生的空间。第四要拓宽社会生存的渠道，哪怕是穷人仍然能够对生活有信心。人不怕穷，最怕是没有希望，而希望来自于社会流动的渠道。第三，我们需要一种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群体，社会的组织能力应当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去年还是前年，比利时由于选举几个月里没有政府，但是人们该上班照常上班，该度假照常度假，说明一个社会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有条不紊的生活了几个月，这个有条不紊的生活来自于社会的组织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一种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系统、增强社会的自主能力对一个社会来说非常的重要。第四，我们需要一种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的方式。现代社会矛盾确实是比较多的，但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时候，我觉得应当具有一种双重的目标：一方面要利于社会的基本稳定，第二要有利于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这是我们面对社会矛盾时的双重目标。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个目标压倒了另一个目标，一个目标要以另一个目标的牺牲作为代价，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边越是维稳，那边正当的利益越是不能表达；正当的利益越是不能表达，利益关系越是失衡；利益关系越是失衡，社会矛盾越是尖锐；社会矛盾越是尖锐就越要维稳……恶性循环。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双重目标，唯一的途径是制度化的建设，这种制度化建设是解决社会矛盾方法的制度化的形成，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方法。在这里面要注意两点：第一，要增强这种制度能够容纳矛盾、容纳冲突的能力，我们现在的制度太脆弱了，制度太脆弱也导致了人们的思维太脆弱；第二，要形成制度化解决矛盾的措施。第五，我们需要一种公平和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制度最近这段时间引起人们高度重视，但是对他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带来的结果也会不一样。如果仅仅看作是一个公民的问题，可能还会觉得可以悠着点来，但是这次危机明白的告诉我们，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化、尤其是我们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要过这个坎的重要制度保障。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这个问题上至少有两点：一是我们现代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不仅仅是投入高水平的问题，在加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时候，要是权力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话，最后会不会给你一件T恤，但是从你身上剥下一件羽绒服。第六，我们需要一种有效的社会基础秩序。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处于不可治理状态，制度的效率很低，或者制度失效，但是问题的根源在制度的不完善。实际上我们有些制度已经相当的完善，而世界上真正起作用的制度往往是非常的完善，关键是底下的机制，这种情况下重建社会基础秩序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把社会建设的问题提出来，但是社会建设究竟建设什么东西，我把这六个方面的内容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走向社会重建之路

孙立平 — Fri, 06 Nov 2009 19:37:00 GMT

走向社会重建之路孙立平重建社会已经是当务之急在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个年头的今天，重建社会已经成为一件愈益迫切的任务。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形成的今天，通过社会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社会治理体系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其次，在现实中，一种相反的趋势似乎开始若隐若现，伴随经济上的国进民退，以压制社会为代价强化权力的迹象依稀可见，而对金融危机的错误反思，似乎为强化权力提出了新的论证。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是重建社会还是重建权力？是用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治理的模式？应当看到，重建权力的趋势不能仅仅看作某些思潮推动的结果。根本的原因是经济社会生活变化的本身。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整个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大众消费社会来临等因素，使得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空前复杂化。我们刚刚经历的金融危机，我们不时面对的种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等，大多是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形成应对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能力，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这意味着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更强治理能力的要求。在缺少其他相应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对有效治理的呼唤很容易转换为对更强大的权力的呼唤。甚至会要求一个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更强大的、更无孔不入的、更精致的总体性权力。从理论上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取决于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平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很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最后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发育很低的情况下，则会形成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在这样的时候，势必会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强的治理机制，而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都很弱小的情况下，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需要权力来包打天下；另一方面，在缺少其他机制的时候，尤其是缺少社会的充分发育的情况下，独大的权力会由于缺少有效的制约而越来越失控，并最终失去治理的效能。这无疑是我们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且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的今天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困境之一。因此，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此基础上强化权力的治理能力，应当是我们的明确目标。然而，在最近几年中，尽管社会建设的话题开始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视，但究竟什么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基本内容？应当说还是非常含糊不清的。因而，社会建设的概念往往给人们一种空洞虚幻的感觉。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关于社会建设的基本框架，以深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本文认为，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社会建设至少要包括如下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在我国，贫富悬殊并且这种趋势日益严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问题不仅是当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根源，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人们通常所说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就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如何抑制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势头，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这就需要一种社会性的机制。要看到，这种贫富悬殊的状况是在我国市场取向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形成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只有两种可能可供选择。一是退回到过去的再分配经济，二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如果退回过去的旧体制不可能成为我们的选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就成为我们唯一的出路。在我国，经过30年的努力，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确立。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这个市场经济究竟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什么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我认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至少包括下面这三部分内容：从经济的角度说，标志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否相对完善，相对完善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从法治的角度说，标志是法治是否基本健全，法治基本健全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从社会的角度看，标志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否建立，形成了这种利益均衡机制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形成一种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种使得利益格局能够大体均衡的机制，将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所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社会主体平等利益表达权利的制度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较为公平的利益博弈。换言之，利益的均衡要靠公平的利益博弈来实现。这当中最首要的是利益表达以及追求自己利益的平等权利。利益格局的失衡源于社会权利的失衡，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可以说，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不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表面上看是避免了一些麻烦，但结果是使利益格局进一步失衡，并为更严重的社会冲突埋下祸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信息获得机制、要求表达机制、施加压力机制、要求凝聚机制、利益协商机制、矛盾解决机制。优化社会结构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有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这是经济社会生活能够正常运作的基础。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说，社会结构的优化至少有如下三层含义。一是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共识。在近几年调整贫富差距过大的利益格局时，我们又看到，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也是缓解贫富差距过分悬殊的重要措施。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中等收入者不能占一个较大的比重，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将会是不可避免的，贫富悬殊的问题也是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但客观地说，我国中产阶层发育得还相当缓慢。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之外，中产阶层还是踪影难觅，中等收入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还很小。从根本上说，中产阶层的发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有关，比如产业结构、受教育水平等。我认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是，可以考虑将技术熟练工人，作为支撑一个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结构空间。有资料显示，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即使是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高级工的比例也不足7％，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如果在技术熟练工人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使其收入水平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将会对我国社会结构的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防止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从而限制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二是需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调整贫富差距的牺牲品。二是要保护乃至改善下层生存的社会生态。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固然是缓解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但要根本改变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仅仅有再分配是不够的，需要通过切实的措施改善其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如果不能改善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其脆弱的生存状态就是无法改变的。改善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最重要的是谋生的机会。而谋生的机会是存在于一种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因此，要改善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就要保护这个社会生态系统。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就像要把一个烂泥塘建设成一个水泥底的游泳池，比原来干净、漂亮、卫生，游泳也方便了，但是小鱼小虾吃的东西没有了。现在城市中高楼拔地而起，城市的马路越扩越宽，现代化的设施越来越多，但是底层的生存生态不见得比原来更好，这是非常突出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的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中，人们生存的社会生态，特别是贫困群体生存的社会生态，不仅受到普遍的忽视，甚至在遭到严重的破坏。在有的城市中，为了城市的美轮美奂，营业面积达不到多少平米的小饭馆和小食摊被一律取缔。这样一来，不仅人们吃饭特别是吃早点非常不方便，而且使很多人失去谋生的机会。而在这背后的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城市发展美轮美奂的追求。在这种追求之下，一切有碍观瞻的事物，比如棚户区、城乡结合部等，都在改造清除之列。而事实上，这些地方可能恰恰是下层的安身立命之所。三是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渠道。从理论上说，只要社会中存在着分层现象，只要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存在上下之分，世袭与继承就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在一个社会中，继承与流动需要保持大体的均衡。尤其是在一个贫富分化较大的社会中，一种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较多的流动机会，则是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机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当我们在今天讨论继承与流动问题的时候，也许需要注意到一个特殊的背景，即我们今天正在经历一个空前的财富分配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更进一步固化近些年来正在定型化的财富格局和社会结构。种种迹象也表明，近年来，由于我国社会结构开始处于定型化的过程中，社会流动渠道缩窄的趋势开始出现。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就出现了“富二代”的说法，最近几年中又出现所谓“穷二代”的说法。而今年“官二代”则成为一个网上流行的词汇，以形容公职的世袭现象。这提醒我们，在一些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社会中，如何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渠道，特别是下层人向上流动的机制，就成为优化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促进公民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在改革开放初期，民间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无疑还是非常弱小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能否最终促进和培育民间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成长，并最终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的功能体系，开始成为对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挑战。这里所说的社会具有双重的含义。对于社会，过去我们更加强调的是公民社会的概念，公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应的。但在此之外，其实还需要有一个与市场相对应的社会，这就是著名人类学家波拉尼提出来的能动社会。这个社会是用来和市场相抗衡的，用来矫正市场的消极作用的。市场化是我们过去30多年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正确选择，是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坚持下去的方向。但市场和政府一样，如果它的力量处于一种不受制约的状态，就会带来种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一个能融合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双面”因素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仅是政府和市场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时也是组织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但市场经济并不一定必然带来社会的发育，相反的趋势也是可能的。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呼唤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和机制。而在缺少其他相应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对有效治理的呼唤很容易转换为对更强大的权力的呼唤，会要求一个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社会。尽管这样的权力在应对某些挑战的时候具有明显的优越之处，比如在应对这次的金融危机以及大的自然灾害上，因为这种权力模式的动员力量会显得更为有效，但在处理常规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问题上，仅仅依靠这样的权力而没有相对发育的市场和社会的配合，这种权力往往会捉襟见肘。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中为什么人们觉得权力过分强大而在治理社会的时候又觉得权力很不够用的原因。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在经历30多年的改革之后，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开始形成，但这个市场的自主性程度还是相当低的，而社会的发育则是更为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两种威胁，一是权力独大以及造成的滥用和失控，二是过分强大的权力与自主性程度较低的市场的畸形结合。换言之，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失控的强权力与弱市场的畸形结合，换言之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近些年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多次呼吁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而能够制约权贵资本主义的，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的方式改革造成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社会矛盾会增加，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对此，需要澄清几个基本的问题。首先，要准确定位社会矛盾。要看到，现在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确实是比较多，但是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实际上都是利益的矛盾、利益的冲突。这种定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准确定位才能正确认识目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性质和特点。要看到，基于不同因素形成的矛盾或冲突的性质和特点是不一样的。可以说，由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宗教因素、民族因素、文化因素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非常剧烈的，也是不容易化解的。而基于利益的冲突大多是理性的冲突，涉及的更多是有无多少的问题，如征地拆迁和移民中的补偿标准，劳工权益等问题都是如此。这样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方式解决的，其中演变成足以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很少。其次，现在一些地方社会矛盾突出，责任与其说在民众不如说在政府。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所谓1000到3000美元是矛盾多发期的说法。这个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说法产生了非常有害的误导。大量的调查表明，现在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大多是征地拆迁、劳工权益受到侵犯、农民工工资拖欠等因素引起的。这些事情和1000到3000美元有什么关系？谁能证明一个社会1000到3000美元就会大量地拖欠农民工工资？谁能证明一个社会1000到3000美元就必然这样野蛮地征地拆迁？谁能证明一个社会1000到3000千美元就必然大规模地侵犯劳工权益？这些事情与其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如说是工作上的失误。而政府成为引发利益冲突的因素，原因不外乎政府职能定位有偏差、发展主义背景下的政绩压力以及政府成为利益主体。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我们需要将社会矛盾的解决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联系起来考虑。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双重的目标，一方面要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要有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现在我们将其作为群体性事件加以防范和处理的，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正常的利益博弈。当我们将这些利益博弈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时候，正常的利益博弈中断了，能够及早暴露社会问题的机制被消灭了，结果是问题的进一步严重化。试想，如果农民工在工资拖欠的问题上有和企业的正常博弈，有表达利益要求的制度化途径，如果农民工的抗议不是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何至于问题积累到前一段的程度？何至于要总理出面为农民工讨工资？基于上述认识，我们需要形成关于社会矛盾的新思维，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方式。面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是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把这些问题捂住压制住，还是通过制度创新为规范和解决这些问题创造制度性条件。那种想把利益矛盾、利益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思路是行不通的，而只能走制度化的道路。制度化的道路意味着如下两点。第一，增强制度对于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容纳能力。第二，增强用制度化的方式去解决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能力。在有的国家，社会矛盾也很多，但人们不会如临大敌，为什么？因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就像在渠里流的水一样，人们知道到什么地方流得急一些、什么地方流得缓一些，什么地方会拐弯、什么地方会泄下去一点。对这些会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因此，我们需要准确判断社会问题，以信心、魄力和智慧建立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机制。促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罗斯福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于是就有了1935年的《社会保险法案》的通过。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至此之后，福利开始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项基本契约。而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障的问题不仅仅是投入少水平低，而且不公平。我们现在不但市场成为扩大贫富差距的一个地方，连社会保障和福利都成为扩大不平等的一个因素。有资料表明，目前我国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根据2005年两会期间有关媒体披露的数据，我国人均门诊费年增长13%，人均住院费年增长11%，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2%，44.8%的城镇人口没有医疗保障；79.1%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在退休制度上，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提供的资料，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退休双轨制”，待遇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到2006年底，全国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平均高出企业两倍多，随着津补贴改革的到位，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2007年上海某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企业高工，月退休金2006元，某民主党派机关一个普通司机退休金为2550元。华南某市部分企业副高职称的退休专家养老金约为930元，仅仅相当于当地机关事业单位清洁工工资的一半。自2005年起，国家连续3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但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海指出，在2000年至2004年的5年间，全国企业职工的退休金年均增长6.31%，而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增长速度分别是13.45%和11.67%。1990年，我国企业和机关职工年人均离退休费分别为1664元、2006元，差距并不大。2004年则分别为8081元、16532元，前者仅是后者的48.8%，差距十分明显。在社会保障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得从社会中抽取的资源更好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看到，在我们的社会中，权力受不到有效的制约，政府的财政支出是不透明不受监督的。这样，在社会保障的问题上，还特别需要防止给你一件T恤扒掉你一件羽绒服现象的出现。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我前几年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不可治理状态。目前我们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比如腐败，一些腐败现象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也就是说，腐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高度隐秘的状态，靠正常的制度化的办法，已经没有办法发现这些腐败现象了。对于这类目前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的问题，首先要使其进入可治理状态。怎么进入可治理状态？关键是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的建设。比如规范的现金管理。如果我们有一个规范的现金管理，超过一定标准的交易不允许现金结帐，必须通过银行走账，事情就会大不一样。有一个例子，美国中情局的一个官员因消费大大高于收入，被怀疑出卖情报而受到秘密调查。调查人员通过对该官员个人银行帐号中资金往来的调查，发现其收入来自与某敌对国家有关的机构，进一步调查显示该机构与该国间谍机关有关系。调查人员立即对该官员保管的情报进行监控和调查，最后揭露出一起出卖机密情报案。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推测，如果没有相关的现金管理制度，没有政府对社会金融活动的有效监控，这个案子是否能被破获，是很难说的。规范的现金管理在发达国家已经是普遍实行的制度，在已经进入计算机互联网的今天，技术上也没有什么很难的。关键是你做不做。基础制度，规范的现金管理只是其中之一，再比如说我们的账目管理、票据管理、收入记录等等，都是属于这种基础制度。这些基础制度就相当于我们城市中基础设施，道路、桥梁、路灯、管道、输电线路等。一个城市如果基础设施除了问题，这个城市就玩不转，社会也是如此。一个社会的基础制度出了问题，一个社会的秩序就无法保障。可以说，我们现在许多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里。我曾经研究过“制度是如何失败的”的问题。制度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更直接的是制度设计和安排本身的问题。但有的时候，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作为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有人曾经对我国现有的反腐败措施与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措施进行比较，发现在一些领域中，我们的反腐败措施并不比西方国家更为粗疏，相反，有的甚至更为复杂和严密。但问题在于就是不起作用，原因就是基础秩序的缺失。不仅反腐败的问题是如此，其实有很多有效的规则，其本身都往往是很简单的，甚至是很粗疏的。正因为如此，有人到了西方国家后曾经感叹，在那里要钻制度的空子是太容易了。为什么一些粗疏的制度能够有效运转而没人钻制度的空子而导致制度失效呢？关键是制度的基础。因此，要使我们的制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必须重建作为制度运行前提的基础秩序。

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孙立平 — Fri, 06 Nov 2009 19:37:00 GMT

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孙立平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距1911年的辛亥革命100周年还有两年。可以说，这60年是上述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历史的一部分。回顾60年乃至100年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以及要努力的方向。近代史上的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在绵延近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多次改朝换代而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不变，原因就在于朝廷、贵族—士绅、民众三者之间基本关系的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因此，两千年间，皇帝的姓氏在变，但社会的制度与结构却相对稳定。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能持续两千多年的谜底。但从晚清末年开始，维持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的基础条件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侵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及新式学堂的创办，特别是科举制本身的衰败及最后被废除，原来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最主要的部分——士绅—地主集团，开始沿着四个方向分化：一部分转变为近代工商业者，一部分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一部分转变为新式军人，还有一部分仍然留在农村的，后者大多成为土豪劣绅。这实际上意味着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两千余年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三层结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的分裂与解体。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的解体，同时在更深的层次是社会结构的解组，即由于社会结构构成的变化，社会失去了自组织的能力。在中国近代史的最后岁月里，呈现给人们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结合在一起的局面。对此，有人将其称之为总体性危机。此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缺乏能定型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社会力量，社会制度缺乏内在的稳定根据。最终结果，就是频繁的社会动荡。加之帝国主义的入侵，社会正常发展的条件丧失殆尽。从这种意义上说，此后的诸种革命与变革，都是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一种反应，是应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一种努力。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这样我们也许就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际上是应对上述总体性危机的结果。而这种背景也就决定了这个新的体制模式的品格。正因为如此，也许我们可以将由应对总体性危机而形成的体制模式称之为一种总体性社会。如前所述，总体性危机的特点是政治解体的同时伴随着社会解组。而我们知道，社会结构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这对于应对当时的总体性危机来说显然是远水不解近渴。因此，通过重建政治整合来实现社会整合的重建，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这样，到50年代中后期，这种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总体性社会模式基本形成。总体性社会是指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 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社会政治结构的横向分化程度很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行政权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特征。总体性社会迅速而有效地化解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总体性危机，频仍的战乱结束了，一盘散沙的社会被高度组织起来，强大的动员能力使国家快步走上经济建设之路。同时这也形塑了总体性社会的一系列特征：国家动员能力极强，但民间社会极弱，社会生活的运转只能依赖行政系统；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缺少缓冲；社会自治和自组织能力差, 中间组织不发达,，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很弱；社会中身分制盛行，结构僵硬；总体性意识形态同时承担社会整合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功能，由于功能要求的矛盾性, 产生一种互相削弱的效应；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 民众的意见凝聚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这样的社会体制，虽然有利于解决1949年前后中国所面对的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并存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并适应了早期的以扩大规模为基本内容的外延型工业化的需求，然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也就由此而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这种体制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改革成为必然的选择。市场经济与社会的初步发育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改变社会体制模式的重要力量。市场化取向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含义，是稀缺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即从行政化配置到市场化配置，原来国家垄断几乎全部资源的配置体制为资源拥有多元化的体制所取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由市场和社会支配的“自由流动资源”开始出现，市场和社会开始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这不仅造就了社会发展的新动力，而且使得相对独立的社会因素得以发育。与此同时，由“政策允许范围内”构成的“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形成并不断扩展。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催生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的“自由流动资源”和所提供的“自由活动空间”相联系，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而这种资源和机会的提供与交换，是以市场中交易的形式进行的；一个与国家相分离的、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公共领域的正在开始形成，自然的民间社会开始得到恢复，公民社会在开始萌芽。这就直接意味着社会的重建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同时，以体制外资源的出现为基础，中国社会的中间层在开始重新出现。这里所说的社会中间层，是指身处国家之外的社会精英。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个社会精英集团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民营企业家阶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包括部分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二是知识分子集团，特别是各个行业中的专家。三是地方行政精英群体。后一种精英虽然其身分是政府官员，理论上并不属于民间精英，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其主要特点更多具有地方社会含义，日益成为地方社区的代表人物。体制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型。在整个充满生机的80年代，社会活力迅速迸发出来。在分化与放权两个因素的作用下，社会的那些单元，工厂、机关、学校，由于部分地获得自主性而开始成为社会中活跃的主体；在勤劳致富预期的激励下，人们用更加积极的劳动，为自己和社会创造着财富，甚至那些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人们，有的成了被称之为“个体户”的成功者；社会中的思想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自信；同时，多样性导致的社会的弹性也在增大。此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潜力释放的结果。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但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民间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无疑还是非常弱小的，特别是初步发育的社会因素与一个相对自主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社会还是两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能否最终促进和培育民间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成长，并最终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的功能体系，开始成为对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挑战。就此而言，如何处理权力和社会因素的作用，是转型期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下述背景下就显得更为突出。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整个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加快，以及大众消费社会来临等因素，使得我们的经济生活空前复杂化。这次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受到的影响，就是这种经济生活复杂化的一个体现。与此同时，转型期的变革也需要在国家或整个社会层面上对许多问题做出决策。这意味着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更强的治理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形成应对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能力，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是重建总体性的权力，还是重建社会？是用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治理的模式，已经到了需要做出抉择的时候。即使从经济的角度说，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相当发育程度的社会，这是已经被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所谓一个相当发育程度的社会，不是空的，它的实质是通过多种形式的机制，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组织和整合；同时也意味着，在利益分化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利益对自己权利的行使和自组织。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利益分化基础上新的利益整合和社会整合。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这里所说的社会具有双重的含义。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于社会，过去我们更加强调的是公民社会的概念，公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应的。但在此之外，其实还需要有一个与市场相对应的社会，这就是著名人类学家波拉尼提出来的能动社会。这个社会是用来和市场相抗衡的，用来矫正市场的消极作用的。市场化是我们过去20多年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正确选择，是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坚持下去的方向。但市场和政府一样，如果它的力量处于一种不受制约的状态，就会带来种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一个能融合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双面”因素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仅是政府和市场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时也是组织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要看到，在总体性社会的时代，我们的权力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但那时候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是相对简单的，需要处理的问题也很有限，比如在经济上，当时最主要的是生产资料的调拨，以及种类有限的产品生产和分配计划的制定。但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远不是那时候能够比拟的。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完善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和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这就会造成对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的需求，会要求一个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社会。尽管这样的权力在应对某些挑战的时候具有明显的优越之处，比如在应对这次的金融危机以及大的自然灾害上，因为这种权力模式的动员力量会显得更为有效，但在处理常规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问题上，仅仅依靠这样的权力而没有相对发育的市场和社会的配合，这种权力往往会捉襟见肘。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中为什么人们觉得权力过分强大而在治理社会的时候又觉得权力很不够用的原因。以社会重建制止社会溃败经济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呼唤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和机制。而在缺少其他相应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对有效治理的呼唤很容易转换为对更强大的权力的呼唤。在这样的时候势必会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强的治理机制，而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都很弱小的情况下，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需要权力来包打天下；另一方面，在缺少其他机制的时候，尤其是缺少社会的充分发育的情况下，独大的权力会由于缺少有效的制约而越来越失控，并最终失去治理得效能。这无疑是我们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且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的今天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困境之一。从理论上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取决于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平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很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最后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发育很低的情况下，则会形成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现在的情形是，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在经历30多年的改革之后，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开始形成，但这个市场的自主性程度还是相当低的，而社会的发育则是更为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两种威胁，一是权力独大以及造成的滥用和失控，二是过分强大的权力与自主性程度较低的市场的畸形结合。而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则将导致社会的溃败。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一种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任何一个社会都要求对权力的基本约束，这种约束可以是来自外部，也可以是来自内部，更理想的方式当然是两者兼而有之。在改革之前，我们社会对权力的约束主要是来自权力体系的内部，力图建立权力外部约束的努力基本都没有成功。但在那个时候，由于前面所说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相对简单化，在权力系统内部实现有效的约束是比较容易的。但在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的今天，完全依靠权力的内部约束，已经越来越困难，结果就是权力的失控。前一段时间媒体披露，在最低工资标准只有每月400多元的辽宁省辽阳市的一个区，区委书记和区长一个月的车补竟高达近7000元。深圳市某些机构，竟然用红头文件规定干部洗脚按摩的报销范围。在一个权力受到起码有效约束的社会，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这些事情虽然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也可以说明权力的失控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权力的失控必然会削弱权威的基础，并损害社会治理的效能。前几年我们社会中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开始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在此背景之下，由地方和部门掌握的权力开始“私化”。在最近几年中，转变发展方式成为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但人们经常感叹发展方式转变之难。其实，特定的发展方式是与特定的权力模式相联系的。如此狂热地追求GDP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任性的结果，而在权力受到民众有效制约的社会中如此不惜代价地追求GDP是不可想象的。在权力失控的情况下，腐败也必然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应当看到，腐败只是失控的权力的必然结果，没有对权力的有效约束，任何反腐败措施都是不可能奏效的。更为严重的是社会的公信力严重丧失，政府的公信力在丧失，司法的公信力在丧失，媒体的公信力在丧失。在一些地方，只有政府说这是白的，人们才能相信这是黑的。公信力的丧失意味着社会治理能力的根本性瓦解。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强权力与弱市场的畸形结合，换言之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近些年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多次呼吁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先生说，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路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结果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畸形发育，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应当看到，这个因素已经开始成为危害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力，造就和激化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前一段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社会溃败的根源即来自权力的失控和失控的权力与市场因素的畸形结合。然而现在我要说的是，比社会溃败更危险的是对诸如此类现象的错误反思。在由于权力失控导致的治理效能下降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的一个思路是进一步强化权力。但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在缺少对权力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强化权力，结果只能是权力的进一步失控。并由此导致恶性循环。因此，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此基础上强化权力的治理能力，应当是我们的明确目标。

群体性事件断想

孙立平 — Fri, 06 Nov 2009 19:36:00 GMT

群体性事件断想孙立平群体性事件是一个过于笼统的概念最近几年时间，群体性事件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众人关注、非常敏感但又缺乏充分讨论的问题。而之所以缺乏充分的讨论，又恰恰是在于它的敏感，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往往被有意回避掉。但这样一来，对于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理，很难形成一种成熟的认识和做法。于是，用一种相当僵硬甚至笨拙的方式处理群体性事件，就成为我们社会中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其结果是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方式反倒成为造就甚至激化群体性事件的因素。实际上，目前人们通常所说的群体性事件包括了非常庞杂而其性质可能完全不同的内容。在这个笼统的概念之下，既包括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也包括某些滋事的治安事件，甚至违法犯罪事件；既包括纯粹的利益问题引起的社会抗议，也包括带有某种社会和政治含义的事件，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非直接利益冲突事件”；既包括针对当地政府的抗争，也包括由劳资等民间关系引起的冲突事件。此外，与民族和宗教因素有关的社会冲突也都被纳入群体性事件的名目之下，甚至前一段河南开封市杞县因传言钴60污染而导致的成千上万民众离家出走的事件，有关方面也将其当作群体性事件来对待和处理。将性质和特点完全不同的事件放到“群体性事件”这个名目之下一勺烩，导致了极为有害的后果。其一，夸大了群体性事件的严重性，把整个社会特别是政府的神经弄得高度紧张。在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国家，把这些性质不同特点不同的事情放到一起来统计，自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有害的误导，群体性事件的问题被弄得越来越敏感。社会对群体性事件看得过于严重，政府对群体性事件防卫过当，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更进一步的，在对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矛盾估计过于严重的情况下，开始形成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僵硬稳定观。各级政府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维稳工作，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少见的。根据笑蜀先生的数据，上海金山区1996-2006年政法的总投入为124609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5.6%，财政拨款年均增幅17.34%。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比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要多出许多。更重要的是，由于对社会矛盾和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估计过于严重，一些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不敢去做了，一些重要的改革举措也被推迟延误。其次，将性质和特点完全不同的事件放到“群体性事件”这个名目之下一勺烩，形成了一种单一而僵硬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这种方式的突出特点就是将群体性事件刑事化、政治化。这就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误导。许多在其他社会中很正常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被当作刑事治安甚至政治问题加以处理。这就使得我们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产生了一种整体性的偏差。从某种意义上说，将群体性事件政治化或刑事化，也许更适应一些政府或官员处理社会矛盾的习惯性方式。与民众打交道，特别是与有不满情绪有自己利益要求的民众打交道，至今是我们政府能力训练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现在许多政府官员所熟悉的处理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里形成的处理阶级斗争方式的一种沿袭。这种处理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其作为政治或刑事案件加以硬性的镇压。如果一些群体性事件不存在政治或刑事因素，人们反而不知道如何来进行处理。而将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些过激因素人为加以放大，甚至激化出某些过激行为，则很容易将这些事件纳入习惯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准确定位群体性事件近些年来在国内广泛流行一个说法，即所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候，是一个矛盾多发期。在现实生活中，这个说法已经并正在继续产生多方面的误导。其实，在国际学术界，这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说法。不错，在有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是存在类似的现象，但如果分析一下原因，就可以发现，那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民主和参与的要求就会增强，并由此导致对现有制度框架的某种挑战。也有的国家是在这个时期由于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导致民众不满增加。但即便是如此，这也远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许多国家经历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候，社会矛盾并没有明显增多。从表面上看，近年来我国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明显增加，这似乎印证了上述的说法。但这是很表面的现象。只要具体分析一下我国目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就很容易弄清楚这个问题。大量资料表明，在最近几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受侵犯，往往是引发问题的主要原因。但由上述原因引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与其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不如说是我们工作中某些失误造成的。有谁能够证明1000美元到3000美元就一定会如此大规模地拖欠农民工工资？有谁能够证明1000美元到3000美元就一定会用如此的方式进行征地拆迁？有谁能够证明1000美元到3000美元劳动者的权益就一定要受到严重损害？可以说，近年来增多的社会矛盾，与1000美元3000美元的问题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是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与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很好处理这些问题有关系。而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社会矛盾凸发期的说法，不仅成了一些人推卸责任的借口，而且还造就了一种紧张的社会气氛，从而妨碍了正常的利益表达和与此有关的制度建设。如果从问题的背景来看，我国近些年来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加，更主要的背景其实不是什么1000美元3000美元的问题，而是我国的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过程。现在必须认识到的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而且，在体制变革、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处在剧烈调整的过程中，社会中的利益主体也越来越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利益的博弈，将会成为一种常规性的社会现象。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职能的紊乱，特别是政府充当市场利益主体，不但导致社会矛盾的增加，而且使得政府往往成为社会冲突的对象。但无论如何，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社会矛盾定位于利益矛盾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定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准确定位才能正确认识目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性质和特点。要看到，基于不同因素形成的矛盾或冲突的性质和特点是不一样的。由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宗教因素、民族因素、文化因素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非常剧烈的，也是不容易化解的。因为这些矛盾往往是充满感情，甚至是你死我活的。而基于利益的冲突大多是理性的冲突，涉及的更多是有无多少的问题，如征地拆迁和移民中的补偿标准，劳工权益等问题都是如此。这样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方式解决的，其中演变成足以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很少。换言之，这样的矛盾与冲突，与社会政治的稳定，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有的利益矛盾看起来好像也很剧烈，也很吓人，但其实质仍然是利益的问题。群体性事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这种定位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只有通过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而这种机制只能建立在各种利益主体表达权的基础之上。说得更直接一点，目前的许多群体性事件实际上就是一种利益表达，而这种利益表达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过去30年中国改革取得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建立了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体制框架。但是正如吴敬琏教授一再强调的，这个市场经济将会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好的市场经济的内容或者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至少有三个：一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本身来说应当是健全的，如果是健全的可能是好的市场经济，如果不健全可能是坏的市场经济。二是法制基础，如果这个市场经济有一个好的法制基础，可能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一个好法治基础，则可能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利益均衡机制，可能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将会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以及利益主体之间的均衡博弈。在利益不断分化，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企图将利益冲突和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是不现实的，并且会使自己处于越来越被动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消灭利益表达会妨碍利益矛盾的解决和利益关系的协调。其实，现在我们将其作为群体性事件加以防范和处理的，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正常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当我们将这些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时候，正常的利益表达和博弈过程中断了，能够及早暴露社会问题以及能够达成利益妥协的机制被消灭了，结果是问题的进一步严重化。试想，如果农民工在工资拖欠的问题上有和企业的正常博弈，有表达利益要求的制度化途径，如果农民工的抗议不是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何至于问题积累到前一段的程度？何至于要总理出面为农民工讨工资？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关键是首先要承认其合法性，然后把它制度化。这个制度化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信息获得机制、要求表达机制、施加压力机制、要求凝聚机制、利益协商机制、矛盾解决机制等。这里尤其应当强调的是要求凝聚机制和施加压力的机制，因为这两个问题过去人们讲的比较少。当利益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时候，要有一个要求凝聚的机制，只有通过凝聚的机制才能使散射的利益要求接近决策的层面，否则，散射性的要求在决策的层面上是无法加以处理的。比如说国企改制中的失业下岗问题，如果没有经过凝聚，可能表达就是一片骂声，但如果经过利益要求的凝聚，最后可能变成一个提案，比如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上如何对这些失业下岗职工进行补偿。再比如施加压力的机制。利益的表达，尤其是弱者的利益表达，必须有施加压力的机制，没有这个机制的表达往往是没有意义，不起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许多群体性事件，往往就是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的形式之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群体性事件往往又是一种规范化程度很差的利益表达形式，原因就在于，你不承认这种表达的合法性，也就无法从制度上加以规范。现在一个基本倾向是，我们总是试图用国家的作用来取代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觉得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是一种危险。这种思维方式严重阻碍了利益表达制度化的过程，也是今天大量群体性事件或不规范的利益表达大量发生的原因。走向制度化之路在利益关系凸显、社会矛盾增多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形成一种关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新理念新思维。这种新的理念和思维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好的体制和一个不好的体制的区别，不在于其中存在不存在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而是在于如下这样两点，第一，这个制度和社会能不能容纳冲突，容纳冲突的能力有多强，第二，有没有制度化的办法去解决矛盾和冲突。我特别想强调容纳能力的问题。一个社会制度有没有对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容纳的能力，有了这个能力，发生了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个制度会很有自信，在种种矛盾和冲突面前我自岿然不动。而在缺少这种容纳能力的社会中，一些矛盾和冲突还在萌芽的时候，就惊慌无措，草木皆兵。在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我们从电视上都看到了，几百万人上街反对当时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包括欧洲许多国家也如此。当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你会说美国完蛋了，美国社会不稳定了，美国要天下大乱了？许多人都不会这么想，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为什么他在战争状态下几百万人上街不觉得对它是很大的威胁，而我们在和平时代，几十个农民工上街讨要拖欠工资，就感觉如临大敌呢？说明我们制度容纳能力太差，制度太脆弱。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因为脆弱而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还是当作正常的现象强化你的容纳能力呢？这是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思路。答案无疑是后者。而制度对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容纳能力直接取决于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形象一点说，我们可以把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看作是水，在有的社会中，水来了，有时你甚至觉得水势很凶猛，但觉得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水在渠里面流，往什么地方流，在什么地方拐弯，什么地方急一点，什么地方缓一点，什么地方会泄掉一部分，到什么地方泄的差不多，人们有可预测性。关键的问题是，要有“渠”。这个“渠”是什么，就是规则和程序。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没有那个“渠”，水来了，不知道往什么流。于是，只能在可能流到的地方和根本不可能流到的地方都到处筑坝。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由于缺少制度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没有规则，没有程序，就只能严防死守。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要修“渠”，建立规则，建立程序。在缺乏制度化解决问题方式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对此，我称之为“不稳定幻象”。不稳定幻象就是一种以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矛盾很多很严重、社会动荡发生的可能性很大的感觉。在这样一种幻觉之下，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性矛盾和冲突都很容易被视之为“不稳定因素”。应当说，这种“不稳定幻象”在我们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影响了我们对目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看法与处理方式。换言之，这种“不稳定幻象”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表面上看，这种“不稳定幻象”的形成似乎不是没有根据的。比如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种种矛盾与冲突数量的增加，一些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的群体性事件中出现打砸抢的行为甚至演变为局部性骚乱，一些诸如围攻基层政府等比较暴烈的社会抗议事件的出现，在矛盾和冲突中基层政府往往成为矛盾的焦点，还比如一些重要时刻上访的集中出现等。在这样的一种幻象中，人们会觉得我们的社会面临严峻的社会不稳定的威胁，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一种强调严防死守的僵硬处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方式随之形成。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看待这些现象，它表明的是社会不稳定程度，还是制度的缺陷？要看到，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制度化非程序化的，于是，一种所谓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逻辑开始形成。比如平时的上访往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或者很难解决问题的，只有在重要时刻的上访才能解决问题。这样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真的表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相反，表明的是我们处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上的制度性的缺陷，即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我们制度化解决问题和矛盾的水平太低，法治化的水平太低。因此，不能以此夸大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而是要通过制度化的建设，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制度化、程序化的机制。

关于官员财产申报问题的赘言

孙立平 — Fri, 06 Nov 2009 19:35:00 GMT

关于官员财产申报问题的赘言孙立平接连写了两篇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短文，似乎该说的话已经都说了。但总还是有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其实，早在我写这两篇短文之前，各种媒体上无计其数的相关文章，可以说就已经把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都说到了。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件多么复杂多么困难的事情，俄罗斯说搞就搞了，阿富汗这样落后的国家也说搞就搞了，就更不用说许多国家是在技术条件更差的没有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时代就建立了这项制度。而这里言犹未尽的感觉，其实并不是关于这个制度本身的，而是与这个制度的出台相关联的那些事情。尽管参与这项讨论的人们对这项制度能够在短期内出台几乎都不抱乐观的期望，但我们还是要说，事情已经到了需要做一个抉择的时候了。近年来，对于腐败可以说是越反越腐，说明没有根本性的制度措施是不行了。而国内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表明，民众对腐败的忍耐，已经接近极限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腐败已经明显在侵蚀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肌体，瓦解着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在诸多的所谓群体性事件中弥漫的对腐败的愤怒、对公权力的不信任，不但表明造成社会矛盾的深层原因正在形成，而且我们体制解决问题和维护秩序的效能在不断丧失。在这样的情况下，是牺牲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将真正有效的反腐败的措施和制度加以实施，从而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一个基础；还是仍然在这个问题上打太极拳，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将真正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无限拖延，最后可能造成我们的体制甚至整个社会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无疑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个抉择，也是一个我们绕不过去的坎儿。应当说，无论有关部门如何的言之凿凿，关于条件和配套制度的说法已经不被人们所接受，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人们心知肚明。如果继续重复这些理由和论证，结果只能是政府公信力和威望进一步受到损害。而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来说，显然是一个过于沉重的代价。有网友在相关的留言中称，“什么都不要说了，根本不是条件的问题，这个制度能不能出台，是检验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是否是真的执政为民的试金石”。试金石虽然是个老话了，但用在这里却是非常妥切的。其实也不仅仅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这样的试金石，公车改革等其实也都是这样的试金石。这块试金石能够试出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反腐败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改革能不能在碰到既得利益阻碍时能不能推进的问题，这块试金石能够试出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某种状态：人们通常所说的利益集团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某些“阻力”是不是已经到了能够阻碍必需的社会变革的程度，我们这个社会还有没有克服这种“阻力”的能力。或者换句话来说，这块试金石检验的是民众对政府和体制的信心，检验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会不会左右这个社会的进退取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这里说的是公开申报，其实质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于社会。这些年来我们社会中的反腐败的力度不能说不大，领导层对腐败危害的认识不可谓不足，甚至一些反腐败的制度也不可谓不细，但尽管如此，这些措施和制度却收效甚微，其根本的原因是将反腐败设定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民众和社会不能介入，要靠“内部人”来解决。而在“我们”的框架内，反腐败就不能不受到多方面的掣肘，一些根本性的反腐败措施就会因不合时宜而被束之高阁，对一些大案要案的查处就不得不出于某种考虑而虎头蛇尾。因此可以说，如果不能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反腐败的路就会越走越窄，就是一些看起来严密的制度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而当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就会简单得多，就是一些看起来简陋的制度，也会有效发挥作用。在这次关于财产申报制度的讨论中，有人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你们假装申报，我们认真监督。尽管这句话中也透露出某种无奈，但可以说也触及了事情的关键之处。一些人总是将制度的完善作为推迟制度出台的理由，其实包括像财产申报制度，关键的问题不是完善不完善，而是有没有公开和外部的监督。之所以要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是因为没有来自社会对权力的监督，反腐败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还能有基本的秩序的话，都必须有对权力的监督与约束。不过，权力制约实现的机制是不一样的。一种是外部的约束，主要来自于社会，一种是内部的约束，主要是来自权力系统本身。有效的约束当然是两者的结合。在我们过去的传统中，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由于权力的集中，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然而，近些年来，在外部约束无法形成的情况下，内部约束的效力却在明显下降。这不仅仅是权力系统本身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场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多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已经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的失控。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一些地方权力演变为骄横跋扈甚至恣意妄为的力量。而腐败不过是失控的权力的外在表现。从最近这些年的情况看，在我们的社会中，可以说，反腐败的措施制度化进展缓慢，而腐败却在开始制度化。如前一段披露出来的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天价车补的方案，书记、区长每年补贴高达7.6万元，最近更披露出，该市弓长岭区委书记和区长从2008年4月开始,就已经开始享受一年8万元的车补待遇了。有人将其称之为腐败的制度化。而在对这种天价车补的所有论证中，似乎只有一个理由，即相关的经费减少了节约了。减少了相关经费就可以成为坐地分钱的理由，只有权力已经由于不受约束而恣意妄为的情况下才能说得出口，一个保姆能够说我为你买菜省了钱就可以将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吗？可以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灵魂是在于公开。然而，在一些地方开始进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试点中，人们却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即公示范围出现越来越小的趋势。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全国最早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公示的范围是最大的，当地1054名干部的财产申报状况，被放在阿勒泰地区廉政网上，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全国第二个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试点城市浙江慈溪市，在公开的范围上就打了很大的折扣，官员申报的内容，被张贴在各单位的公告栏上公示3天，公示范围基本是本单位的人。而不久前开始进行试点的四川高县，则基本取消了公开的内容。“填好的表格，将由专人收集并送达县纪委，最后放入专柜保管。整个过程中，公众根本无从参与了解”。但据媒体透露，湖南浏阳市拟议中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则可能是申报和公开得最彻底的。这个方案拟将申报者的工资收入以及大宗财产实行彻底公开，并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然而这个方案最终是否能够不打折扣地得以通过，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无论这个方案的结果如何，财产申报结果的公示，都应当是坚定不移推进的方向。这些年财产申报制度酝酿和争论的过程告诉我们，这项制度的出台，不是取决于制度制定的技术性过程，而是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博弈，取决于社会对于既得利益的阻止能力。而这项博弈的结果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将会有着重大的影响。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在这次关于官员财产申报的讨论中，特别是网络上那些随意的跟贴中，对不久的将来能够出台这项制度，大多不抱希望。换句话来说，就是人们很失望。这种失望，实际上是一种不信任感。而对于这种不信任感，我们决不能继续掉以轻心了。如前所述，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表明，民众对公权力的不信任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这种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使正常的社会秩序失去了基础。因为在一个社会中，没有一种对公权力的基本信任，社会的秩序就失去了基础。但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将公信力的丧失与社会中的信任危机混为一谈，将前者作为后者的一种特殊表现。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财产申报如何才有可能？

孙立平 — Fri, 06 Nov 2009 19:34:00 GMT

财产申报如何才有可能？孙立平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人这样说，抗日战争只用了8年时间，而我们出台一个财产申报法用了20年还遥遥无期。有关部门的解释当然是条件不具备。但我们稍为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所谓的条件不过是一个借口。实际的情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台这项制度的条件不是越来越好了，而是越来越差了。这就如同我们有些其他的改革一样，总是在推进这些改革的时机和条件还不错的时候，将这些改革一拖再拖，一直拖到进行这项改革的条件很不好甚至是无法进行这些改革的时候，即使后来是勉强实施了这些改革，整个社会已经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台的最好时机，是应当在利益集团形成之前，或是在腐败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原因不是因为那时候所谓的条件更好，或者是所谓的配套措施更具备，而是因为那时的阻力比较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制度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出台，其阻力绝没有今天这样大。在今天可能已经成为一项相当成熟的制度。其实，在改革中，尤其是在渐进式改革中，改革举措出台的时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渐进式改革中，对于这种时点的一个基本考虑，就是不能把在利益集团形成之前需要做的事情拖到利益集团形成之后。在过去30年改革过程中，这方面的教训不可谓不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只不过是处在正在进行时的一个例子而已。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台的长期拖延甚至陷于僵局，无疑是因为遭遇了巨大的阻力。这个阻力有多大？我们可以顺着这样一个思路来推断。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中，社会稳定已经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我们已经几乎到了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程度。最近有文章透露，部分地区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为普遍现象。如上海金山区1996—2006年政法总投入124609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5.6%，财政拨款年均增幅17.34%。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比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要多出许多。湖南津市因政府财力有限，虽然维稳经费在财政拨款中已经占了较大比例，仍不能满足需要。无奈之下，只好口中挤食，强令所有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压缩20%的开支，挤出财力保证维稳经费。甚至不惜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拨到政法委集中使用，以确保专业巡逻人员工资的发放。而我们知道，现在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频繁发生，特别是往往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就酿成一场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与社会中的腐败现象严重存在以及由此造成的官民关系紧张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在我们的社会中可以说是一个共识，有关部门其实也是心知肚明。在这样的情况下，用官员财产申报这样的制度性举措来约束官员的行为，抑制腐败现象的进一步蔓延和严重化，可以说已经是别无选择的事情，是我们现在还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可以采取的能有效抑制腐败蔓延的措施之一。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有关部门经常制定一些幼稚甚至搞笑的反腐措施，而对真正能够收到实效的制度性措施却一拖再拖，一拖就是20年。比如，有的地方开设所谓的廉政帐户，据说一个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收到十多万元的“贿款”；有的地方开展“小眼睛盯大眼睛”活动，让还是学生的子女监督有职有权的父母，据说为此还向有关学生发放了监察员的聘书；有的地方则用发送廉政短信的方式进行反腐败教育，如一段时间里某省近3万名副处级以上干部的手机每月都能收到三次省纪委发出的有关反腐倡廉的短信息，例如：“口渴时觉得能喝下整个大海，这叫贪念……”；还有的地方专门制作了一种“反腐扑克”，将52种职务犯罪的罪名、特点配上漫画展现在52张扑克牌上，据说这样可以寓“廉”于乐。此外还有妻子监督丈夫，编唱廉政歌曲等，不一而足。这些措施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不起作用。但有关部门为何对制定这些搞笑而无用的措施乐此不疲，而对真正有效的措施谨慎再三。关键的问题是要实行诸如财产申报这样真正有效的反腐败措施“阻力太大”。”而冠冕堂皇的说法就是所谓条件和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一个被广泛援引的数字是，97%的官员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这里所谓的官员其实并不是一般的干部，而是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这个数字表明了财产申报制度陷于僵局的真正原因之所在。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形成了，越是没有财产申报这样有效的制度腐败就越是严重，而腐败越是严重，这些有效措施出台的阻力就越大，甚至“负作用”就越大。是什么样的利益形成了这么大的阻力，以至于当腐败已经威胁社会稳定这样“压倒一切”的大事的时候都不能出台？可以说是巨大的利益。这个利益有多大？就拿与财产申报直接有关的所谓灰色收入来说，就是一个相当巨大的规模，还不要说黑色的收入。几年前，经济学家王小鲁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根据王小鲁先生的界定，所谓灰色收入是指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其合理性值得质疑的收入，及其他来源不明的收入。根据他的计算，“（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中的隐性收入可能高达4.8万亿元，按现有统计数据约相当于2006年GDP的26%。灰色收入可能占其中的主要部分。”而我们知道，灰色收入一般是到不了普通民众的手里的。而我们每年腐败所涉及的财富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有人说中国的腐败已经进入千万元级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利益，形成了阻碍申报法出台的巨大阻力。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利益已经在一定的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共识”，一个可以互相掣肘的力量。在这个氛围中，即使是一个领导者带头想申报自己的收入和财产，也会收到这个“阻力”的巨大压力。一位镇党委副书记曾经这样说过，我真希望公布自己的财产，让群众监督。“作为一名基层党委的领导，每天面对的是群众，知道不透明、不公开的制度是百姓最痛恨的，就算是我们把每一样事情都办好做好，不贪污一分钱，只要不公开，群众总认为有腐败存在。作为一个政府，也在要阳光下运行，群众才会相信、才会拥护。我把我的基本情况，包括工资、家庭财产情况都在我们本地的论坛、贴吧上公布过，得到了网民的认可，也得到多数人的理解。但只有我一个人的行动，没有制度的支持，一些官员认为我是在作秀，甚至会出现一些对我不利的潜规则，后来也只好作罢。” 对于申报个人财产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相关人员财产申报持反对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立法是不是就因为相关人员的反对而难产。正如有人所说的，如果这个理由成立，相信那些污染企业也完全可以让环境保护法律难产。我们可以想一想，在过去改革的过程中，有许多改革措施就是在面临很大阻力和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强行推行的。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和国企改制，失业下岗人员没有反对吗？国企改制不是照样推行了吗？而且，对于这项影响到很多人生存和饭碗问题的改革，有过什么配套措施吗？是条件成熟的时候才出台的吗？都没有。实际上，关键的问题是构成对财产申报法出台的“阻力”的相关人员的意见的分量太重，对立法过程的影响太大。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这种“阻力”为什么会如此强有力地其作用，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克服这种阻力。这与我国目前的立法制度有关。我国目前的立法制度可以说是，政府主导，部门立法，而且立法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封闭而不透明的过程。这样立法过程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民众很难对立法过程进行实质性的参与并发挥影响力，相反，却为各种利益集团影响立法过程提供了可能。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考虑在现有体制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建立以人民代表大会或“两会”制度为平台的重大立法和决策的听证会制度。这种听证和辩论，又应该以公开和透明的方式来进行。从更广泛一点的意义上说，凡是重大的立法和决策，都应该在人民代表大会或“两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公开的听证和辩论。可以说，这是保证公众对立法和决策过程参与的重要措施，也是阻止利益集团过分干扰甚至阻碍立法与决策过程的重要措施。要看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一些利益集团的力量，是由决策和立法过程的过渡神秘化赋予的。而在公开和透明的环境中，民众的力量才可以显示出来。过于，在涉及一些重大立法和决策的事物时，我们往往是某些部门的负责人出来庄重而神秘的一句“条件还不具备”，事情就算结束了。而在这样的听证会制度中，事情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有关部门不是说条件不具备吗，那就请你到人大会议的有关听证会上来仔细阐述你的理由，究竟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如何才能建立，有没有相关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现在的问题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究竟是哪些条件不具备？这样的一项制度不能像有人建议的那样先上车后买票，在实践中健全和完善吗？然后就这些问题进行听证和辩论。实际上，在人大代表中，就曾经有一些代表和委员为此进行过长期的努力，在这方面做过很多的准备。如果建立了这样的听证会制度，无疑可以促进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是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才真有可能。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否需要条件？

孙立平 — Fri, 06 Nov 2009 19:34:00 GMT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否需要条件？孙立平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问题，曾经引起无数次的讨论，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随着这次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的落马，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再次被提了出来。有论者指出，像许宗衡这样的腐败分子有一个特点，即都是官场中的“长期潜伏者”。也就是说，其腐败的行为都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而最后之所以能够败露出来，往往是由于某些很偶然的因素。如这次的许宗衡，据说就是由于某明星的形迹可疑，许的问题才得以发现。这说明我们缺少常规化的发现或揭露腐败的机制。比如说，如果我们平时有制度化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像许宗衡这样的腐败分子也许就不可能这样毫无顾忌、肆无忌惮。即使是出现了这样的腐败现象，也更容易被发现。然而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据有人查证，在我国最早提出官员财产申报立法动议是在1988年，距今已经有20多个年头。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将官员家庭财产公开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此后，各种媒体上的呼吁不断，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在年复一年地提出议案和提案。仅韩德云代表就已经连续四次提出了同一提案。但结果仍然是只听雷声响，不见雨点来。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举步维艰，真正拿得上桌面的原因，不外乎是所谓的条件问题。据韩德云披露，监察部给他的答复是，正在积极研究这件事情，但条件不太成熟，还在等待时机出台该项制度。今年2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前夕对网民们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正在积极准备之中。但接下来的两会中，中纪委、监察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的有关负责人多次重申，正在研究论证这一制度，同时又强调，需要一些配套措施，不能仓促出台。而所谓条件，有关部门的说法往往语焉不详。目前看到的最详细的官方解释，也不过是寥寥数语，“官员财产申报，牵涉面很广，操作起来比较复杂，不是短期内就能办到的。”在全国政协联组讨论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所谓条件不成熟即指金融实名制等配套措施还不具备，无法保证申报的真实性，怕仓促出台的效果不好。值得注意的是，不但是有关方面，就是申报制度的那些积极倡导者，似乎也都同意这个制度的出台需要一些配套的制度或条件。这样的说法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因为许多制度的有效运作确实都需要一些条件甚至配套制度。就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来说，人们所列举的条件或配套措施，概括起来说不外乎如下一些。一是申报的范围与内容的确定。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及公开的范围是什么，包括家庭财产哪些内容以及哪些家庭成员的哪些财产内容等，内部申报和公开申报的界限等。二是申报的具体规则。申报、公开的方式和拒绝、拖延申报或做虚假申报的法律责任及追究责任的方式等。三是在配套的制度条件上，主要指金融实名制、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等。于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就是，在这些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无法出台的。上述条件或配套制度一定是需要的吗？其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对于上述说到的条件或配套制度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申报的内容和范围，当然是需要确定的。但这不应当是太大的难事，以至于十几年的时间都确定不下来。记得新疆阿勒泰地区制定的《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试行）》文件中，就对“党政官员财产申报范围”做出详尽规定，主要包括以下11项：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从事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申报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接受与申报人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现金（礼金）、有价证券、各类支付凭证、贵重礼品情况（含以婚丧嫁娶、各类节假日、子女升学、乔迁、工作变动等各种名义收受的）；申报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接受与本人职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食、宿、行、乐方面的馈赠、款待和各种由对方给予的补偿、好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单笔额度在10万元以上的动产、不动产购置、交易、租赁情况及资金来源；股票、证券、期货等交易收入及资金来源；由继承、赠与、偶然所得等获得的财产；与本人职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人单笔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债权债务；本人认为需要申报的其他收入。这个《规定》界定的内容与范围当然可能有不尽完善之处，但加以修改和完善应当不是太难的事情。所以问题应当不是在这里。真正能够摆到桌面上来的，实际上主要是那些配套制度，如金融实名制、不动产实名制等。把这样的理由已拿出来，似乎人们就无话可说了，因为这些配套的制度确实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立起来的。于是，申报制度的无限拖延也就理所当然了。其实，这个理由是似是而非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是一个过程。在其初期的阶段上，财产申报的一个主要的作用是“录以备考”，也就是说，你要对你申报的结果负责。甚至出现漏报瞒报都是没有关系的。比如，一个官员现在有5套房子，今年可能只报了一套。这无疑是瞒报，但没有关系。“录以备考”的意义就在于，你今年报的可是只有一套房。其他的房子你明年报不报？如果报，就需要说明购买这些房子的收入来源。如果不报，还是没有关系，你可以一年复一年地继续瞒报下去。但事情是清楚的，你历年申报的可是只有一套住房。而其他的房产，只要一旦被发现，就说明是“有问题的财产”。对于其他的财产，道理也是同样如此，如储蓄、股票等。因此，有人总是担心瞒报的问题，还有人总是指责一些试点地区的申报是形式主义走过场。其实，只要申报的不仅仅是工资单的内容，而是那些应当申报的“财产”，瞒报、走过场、形式主义，都是没有关系的。能够弥补这些制度缺陷的，一是公开，二是舆论的监督。有了这两条，缺少配套制度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解决。为什么瞒报会使财产申报失去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瞒报的本身，而是在于“内部申报”与瞒报的结合。试想，如果能将官员财产申报的结果部分或全部加以公开，将这些申报的结果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很多瞒报的结果就会被举报或揭露出来，瞒报者也就不敢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地进行瞒报。根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以来，率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已公布了千余名官员的财产情况。公布之后，已有部分群众对官员所申报的财产不实这一现象进行了举报，纪委也已经展开调查，发现了申报中部分官员虚假申报的情况。同样重要的就是舆论的监督。即使是在所谓配套措施比较完善的地方，一些官员申报不实的问题，也往往是通过舆论的监督揭露出来的。从2008年8月至2009年2月，台湾当局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进行查核，先后有68人受到处罚。这68人包括“中央官员”、“中央民代”、地方民代等。而这些虚假申报的发现是和舆论的监督密不可分的。当然，随着整个社会制度化建设的推进，官员财产申报所需要的那些配套制度如果能够不断建立和完善起来，申报制度将会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配套制度并不能成为拖延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理由或借口。

公权力不合理使用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

鲁戈 — Tue, 03 Nov 2009 03:51:00 GMT

公权力不合理使用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

——山西省煤炭企业大重组的深度思考

2009-10-28

【摘要】：在这一次山西省煤炭企业大重组中，山西省政府在公权力的利用上存在严重的不合理，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利，破坏了本来就应该遵守的原则和准则，同时又缺乏应有的程序理性，这样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将不可避免受到侵蚀。

一、引言

在金融风暴的大潮中，民企在其中苦苦支撑，如履薄冰，但是，有一个群体，却似乎没有多少的担心，即使他们做的实在只有这么好。可是，他们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他们背后的，是几乎没有约束的政府公权力。他们要做的，只是在政府权力的支持下，在国有银行资金的支持下，大肆从可怜巴巴的民企手中夺取那些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蛋糕，这，就是正在中国经济中上演的“国进民退”。

在这一场“国进民退”的浪潮中，以山西省煤炭企业大重组表现的最为突出，他们利用国内市场煤炭需求下降，虚高的煤价回归的关口期，开始了他们的呼风唤雨。

二：过程

2009年8月，山西省政府下发了10号文件：《山西省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企兼并重组有关问题通知》，在山西省全境开始了这一场煤炭资源领域“国进民退”运动。

按照该通知的要求，山西省这一次大整合运动将由行政权力推动，各级政府将对整合结果负责，同时将通过年度考核来进行评定。

到2010年底，全省矿井数量控制目标由原来的1500座调整为1000座，兼并重组整合后煤矿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300万吨/年，矿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年，且全部实现以综采为主的机械化开采。

《实施意见》规定：大力支持大型煤炭生产企业作为主体，兼并重组整合中小煤矿、控股办大矿，建立煤炭旗舰企业，实现规模经营。同时，允许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公司、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公司等省属煤炭生产经营企业作为主体兼并重组整合地方中小煤矿，建立煤源基地。其实质上是确立阳煤集团，晋煤集团，同煤集团，潞安集团，焦煤集团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公司、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公司为整合中小煤矿的主体。

到9月初，在这短短的几十天里，山西省11个市的超过70%的煤炭企业，都已经签定了重组协议，目前重组行动已经进入到正式的实施阶段。

三：深度剖析

当我们认真审视山西省这一次煤炭企业大重组，我们会发现，这样一场行政权力推动的运动中，充斥着大量的公权力的不合理利用，这样的不合理权力运行行为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韦伯认为:合法性统治由三个基础：理性基础，传统基础，卡里斯玛的基础。法理性基础应具备下面的几个特征：

⑴有着明确的责任权限。

⑵办事程序法规化，条例化，任何法律条文一经订出所有成员都应遵守。

⑶统治形式只是由于法律的认可才有效，统治者只有根据法律规定暂时拥有权力，服从者服从的是法律，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那一份由山西省政府制定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晋政发〔2008〕23号)，是山西省政府推动整个煤炭企业大重组运动的唯一的法理依据。

但是，这样的一份《实施意见》通过，颁布过程，是否能说明山西省政府推动的运动已经进行了合理必要的法律程序呢？这一份称之为《实施意见》的文件是否足能成为山西省政府推动该运动的法理依据呢？同时，最为重要的是，这一份《实施意见》本身是否符合中国现行的法律呢？

①山西省这一场煤炭企业大重组运动根本就没有通过合法的程序，同时权力的行使未获得必要的授权。

公权力是公民授予政权为维护和增进公益而设的权力。它来源于私权力，是私权力实现的手段与保障。

这场运动的重心就是煤矿资源的使用开采权的转变问题，其实质上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私权利的运行，那么作为公权力的授予源，在私有权都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是否能完成权力的授予呢？山西省政府作为山西省省级行政机构，是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由于本次大重组运动已经涉及了所有制的问题，同时由于整个运动的浩大，其本身是不具备独自决定和完成这样的大规模改变物权所有权的运动的权力授权的资格。由山西省政府颁布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不能成为发起这场运动的授权依据。这样重大的改变应该由私有权力所有者的直接利益代表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而不是由行政机关独自决定，这样的过程显然是缺乏必要的合理的法律程序的。山西省政府在这场煤炭企业大重组运动中，其实已经严重超越其本身具有的权限，在权力运行中，办事缺乏程序法规化。同时，这样没有得到权力机构授权的政府行为竟然可以大行其道，这些都依然严重背离了韦伯关于政权统治合法性的理性基础理论，不具备理性基础的应有特征。

②这一场运动已经严重违反了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性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依据物权法第四条：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一百一十八条：国家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以及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单位、个人依法可以占有、使用和收益。第一百二十条：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规定。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在这一场山西省煤炭企业大整合中，绝大部分被整合的企业都已经向国家缴纳了资源税款，并且在当地的工商局完成了注册，完成了安全性验收。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其实是合法享有它们所属的煤矿的开采使用权的。按照物权法规定，这些被整合的企业应该享有权本企业所属的煤矿直接支配和排他性的权利。

但是，在《实施意见》中，山西省政府已经明确规定了兼并重组的主体，也就是说，那些企业要被重组，其实已经是没有选择的，在整合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被重组的煤炭企业是迫于行政压力，政府甚至通过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被整合企业接受重组，许多整合协议在签订时甚至没有赔偿条款，没有具体补偿金额，这样的协议不可能是合理的市场条件下能够出现的，更进一步说，该《实施意见》其实已经剥夺了被整合企业支配所属企业煤矿开采使用的权利。

同时，在重组过程中，山西省政府要求各整合主体严格实行山西省政府公布的补偿标准，否则将被给予整合主体进行备案。对于政府的补偿标准，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补偿标准是高于市场的实际价值，另一种是补偿标准是低于市场的实际价值的，政府需要用公权力进行强迫。前一种可能性的结果是国资的大量流失，这样的政策是不可以被接受的！但是，我们从政策规定的倾向上，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这一设置是对于高于标注的整合行为进行设定的，其实，也就是说，政府的整合标准其实是低于市场实际价值的。

从实际的情况上看，根据当地资产评估公司对各家小煤矿的资产评估结果出来:年产15万吨的煤矿资产基本上在4800万元左右。按照山西省的有关政策，此次小煤矿被并购的补偿分三块，资产、已缴纳矿山资源费1700万元的返还和其他损失补偿，加起来每座投资亿元以上的小煤矿能得到5000万元—8000万元的补偿。

也就是说，政府的这样的强制整合行为是违背市场运行的价值规则的，他们企图利用政府公权力强迫民营的中小煤矿企业接受低于市场价值的整合补偿，这样的政策实质上已经构成了作为整合主体的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对中小型民营煤炭的掠夺，已经严重的侵害了私有财产的所有权。

这样一场震惊中外的所有权改革运动，竟然是在违反现行法律的条件下进行了，政权的统治权利在法律以外运行，在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情况下运行，这样的行为违背了韦伯关于合法统治的理性基础理论。

四：结论

纵观这一次山西省政府主导的煤炭企业大重组运动，我们看到山西省政府在权力的运行中没有遵守应有的程序，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独自行使权利，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不遵守现行的法律，更加可怕地是在山西省政府违反了现行的法律后，政权的其他部分严重缺乏必要的约束，这些必然会侵蚀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笔者按】

值得注意的是，在山西省发起的这一场运动，已经成为了其他省份政府推行相似政策的合法性依据，现在内蒙古，河南等省份相继采取相近的政策。甚至，这一场完全经不起推敲与深度思考的运动竟然得到了中央部门的大力赞扬，已然有席卷整个中国，席卷整个资源类行业，甚至可能出现席卷整个经济的局面。

也许，我们都说，山西煤老板赚了“黑心钱”；也许，我们都说，民营小煤矿是山西省官员腐败的源头；也许，我们都说，民营的小煤矿没有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的要求，经常性的发生矿难；甚至，我们可以说民营小煤矿进行掠夺性开采！是的，如果我们要找到一万个关闭小煤矿的理由，我们可以找到一万零一个。从情感上说，民营的小煤矿，煤老板得不到我们的多少同情与支持！但是，我们要支持的不是小煤矿，煤老板，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的制度，我们必须关注的是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我们必须关注的是政权统治的合理性基础，我们必须关注的是我们国家的国本。这样的国本不能因为某些人利益改变，不能因为人们的情绪受到冲击，不能因为某一问题在这一国本的前提下不能很好，很快，或者很轻易的解决就遭到破坏！

也许，经过我们这样的一场运动，我们长期以来的小煤窑问题，矿难问题，甚至财富分配不合理问题都能得到一些解决。但是，这样的运动伤的，是国家的根本，违反的是国家的基本制度，破坏的是国家运行的基本原则。我们在一个小的方面的确看似解决了问题，可是，这样的后果却是造就了系统性的风险，让整个政权统治的合法性遭到侵蚀。社会是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相互独立的单元的集合，这样的一种行为，这样根本的遭到破坏，可怕地不是制度本身的被破坏，而是在其他的领域遇到更多的困难与问题，甚至在这一领域的也不会减少其他的问题。最为可怕的是，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在一个又一个的这样的政策中，一点点被侵蚀殆尽，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整个社会，整个统治的大崩溃！而这，正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

社会是一个系统，我们不能因为某部分的问题，而破坏整个系统赖以维持的基本准则，这样的结果，将只可能危害整个社会的安全，滋生新的问题，导致系统性的风险。

其实，现在的中国，不管是政治上的贪污腐败问题，经济上的收入分配不均，贫富悬殊问题，利益集团侵蚀市场化，社会上的矛盾此起彼伏，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这些都不是单个政策，单个社会，政权的组成部分可以解决的，最为根本性的，是一定要采取系统性的革新，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著者：马克斯.韦伯（德）经济与社会学商务印书馆

作者: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主编：张立升社会学家茶座第3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编辑：肖欣欣 21世纪经济报道第2009.10.27辑第6版

凤凰网财经版山西煤炭企业大重组专题

http://finance.ifeng.com/topic/news/sxmqcz/index.shtml

公权力不合理使用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

鲁戈 — Tue, 03 Nov 2009 03:51:00 GMT

公权力不合理使用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

——山西省煤炭企业大重组的深度思考

2009-10-28

一、引言

二：过程

按照该通知的要求，山西省这一次大整合运动将由行政权力推动，各级政府将对整合结果负责，同时将通过年度考核来进行评定。

到9月初，在这短短的几十天里，山西省11个市的超过70%的煤炭企业，都已经签定了重组协议，目前重组行动已经进入到正式的实施阶段。

三：深度剖析

韦伯认为:合法性统治由三个基础：理性基础，传统基础，卡里斯玛的基础。法理性基础应具备下面的几个特征：

⑴有着明确的责任权限。

⑵办事程序法规化，条例化，任何法律条文一经订出所有成员都应遵守。

⑶统治形式只是由于法律的认可才有效，统治者只有根据法律规定暂时拥有权力，服从者服从的是法律，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

①山西省这一场煤炭企业大重组运动根本就没有通过合法的程序，同时权力的行使未获得必要的授权。

公权力是公民授予政权为维护和增进公益而设的权力。它来源于私权力，是私权力实现的手段与保障。

②这一场运动已经严重违反了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性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四：结论

【笔者按】

【参考文献】

著者：马克斯.韦伯（德）经济与社会学商务印书馆

作者: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主编：张立升社会学家茶座第3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编辑：肖欣欣 21世纪经济报道第2009.10.27辑第6版

凤凰网财经版山西煤炭企业大重组专题

http://finance.ifeng.com/topic/news/sxmqcz/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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