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与书评

姜贵的长篇小说《旋风》与民国山东社会生活一瞥

张汉 — Fri, 21 May 2010 08:42:00 GMT

一、姜贵、诸城相州镇王家与《旋风》

由于翻译鲍德威教授的著作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 1890-1949，得以有机会了解到姜贵先生的《旋风》这部小说，因为姜贵先生的《旋风》以及《无违集》这两本书，都是鲍德威先生了解清末民初山东社会史的参考文献。

在完成Urban Change in China一书的翻译工作之后，我开始在空闲时间阅读《旋风》一书。读小说，这曾经是初中、高中的时候我最主要的生活内容之一，但到了大学阶段，这种所谓“闲书”的阅读大为减少。我在港大图书馆借到的这一版本的《旋风》，是由台北市九歌出版社于1999年再版的。由于该小说的反共色彩，自然在大陆难以觅得。我在香港待了快两年，因此阅读繁体竖排的书，也没有以前感觉那么吃力了。阅读的过程，既是了解山东近代社会史的过程，也是了解国共内战后跟随国民政府迁台的那一代人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的过程，对我来说，实在是崭新的一个认识过程。

“姜贵”实为作者的笔名，其真名是“王意坚”，1908年出生于山东诸城相州镇。而以短篇小说《七根火柴》为代表作的中共作家王愿坚，则是姜贵的堂弟，只不过两人相差21岁，所以并不曾见过。关于相州镇王家与《旋风》中人物的关系，王瑞华在其新浪博客上有文章专门进行了详细介绍（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674cd80100fv4t.html）。另外一篇介绍姜贵生平的文章也非常好（http://www.zcinfo.net/crt/tis/200704/32528.html）。诸城当时出了不少日后在近现代史上颇有名气的人物，比如康生、江青、臧克家、王统照等。

姜贵的伯父王翔千，清末在北京译学馆读德文。因为当时德国强租胶州湾，并借胶济铁路将其势力渗透到山东内地。所以读德文回山东比较容易找到差事。不想王翔千读德文却读来了马克思。这段读书期间，王翔千曾经认识孙宝琦。孙宝琦日后担任山东巡抚，曾经写信邀请王翔千做幕僚，但是王翔千置之不理。

民国初年，王翔千在济南的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做文案秘书。根据姜贵在《无违集》中的说法，王翔千是山东地区的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姜贵对于王翔千的共产主义倾向，是十分不解的。在《无违集》第77页上，姜贵写道：“这个人的浪漫气息如此之重，但你想他不到，他居然热心共产”。在第210页上，又写道：“生性奇懒。民十左右，忽然醉心共产”。而姜贵所表达的惊异之情，是在他描述了王翔千在五四运动期间反礼教传统的反叛和狂放的性情，以及“不修边幅，起居饮食无定时。用钱散漫，到手辄尽”（第77页），“国学根基尤甚，写作俱佳。擅游戏文字……善烹调，著有食谱多种行世。精篆刻，金石竹木，兴到为止，无不佳妙”（第210页）这些内容之后的。

王翔千是济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而广为人知的邓恩铭（时为山东省立一中学生）、王尽美（时为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生），虽然一直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被确认为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并且是参加中共一大的山东省代表。但实际上，他们二人最早应该只是王翔千于1920年创办“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时所吸引的骨干成员，而并非领导人。只看年龄，王翔千出生于1888年，而王尽美出生于1898年，邓恩铭出生于1901年。王翔千比王尽美和邓恩铭分别大10岁和13岁。长他们十多岁的王翔千，又是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文案秘书，应该没有被王尽美和邓恩铭这两个当时的中学生领导的道理。1921年，王翔千又与王尽美、邓恩铭共同组织起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而姜贵先生，也就是当时的王意坚，当时也是山东省立一中的学生，也被伯父王翔千吸纳进研究会。无奈姜贵在研习共产学说方面并不成器，后来借故转往青岛胶澳中学读书。胶澳中学的创办人王乐平，也是诸城相州镇王家的，他还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姜贵在胶澳中学读书期间，“顺便”加入了国民党。不过姜贵也并非是一个致力于实践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政治家，“他不是一个‘政治人’，他一生只想做一个商人”（《无违集》第78页）。加入国民党，实际上只是为了表达对王翔千作为长辈，强迫他研习共产学说的一种抵抗。对王翔千的不满，于是自然演变成了对共产主义的反感。

姜贵先生以后的生涯，自然是随着国民党的政治变动而起伏。1926年他前往广州参加大革命，1927年在汉口目睹了“宁汉分裂”，随后他在上海与严雪梅女士结婚，并开始文学创作。1935年在徐州供职于津浦铁路。1937年将家眷安置于重庆后，就随国军在鄂豫皖边区工作，一度担任战地视察。抗战胜利后，在上海退役并开始经商。1948年举家迁往台南。在描述迁台时的感受时，姜贵写道：“大陆变色，使我深感‘国破家亡’的痛苦”（《无违集》第240页）。这种描述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十分新奇乃至惊异的，因为我绝对未曾有这种政权大更迭的经历，也因此未曾把政权的更迭等同于“国破家亡”这种带有外敌入侵意味的状态。不过，对于当年随国府迁台的那一代人来说，这种感触，恐怕是普遍性的。姜贵在台湾经商失败，又因为负债吃了官司。现实生活的潦倒，恐怕是姜贵在后半生埋头创作的重要原因。《旋风》一书，是他于1951年9月-1952年1月写就，但直到1957年才由姜贵自费印刷500本，随后开始在台湾文坛上得到回响，包括胡适先生的致函。《旋风》最终获得“中华文艺奖”，以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暨台湾文学经典三十”。

二、《旋风》中的民国年间山东社会生活及共产主义运动之一瞥

《旋风》的故事全部都在山东展开，不过在全书中，很少出现真实的地名，全部用化名代替。这实在也是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纵使这些化名已经到了明显的有些自欺欺人的程度，作家们却依然不肯捅破这层窗户纸。但在文学评论中，大家却都十分公开的谈论这些化名的真实所指，所以，似乎也不是忌惮于让别人“对号入座”而招惹麻烦，而只是一种文学界的通行惯例。乃至到了现在，甚至在一些学术性的论文中，这种化名手法还得以通行，比如“对A省B市C区D街道E企业的研究”之类。故事开始于T城，自然就是山东济南（因为民国年间采用的邮政式拼音中，济南的拼写是Tsinan）。而书中的“贡院街中学”，自然就是位于济南贡院墙根北首的山东省立一中；“大名湖”，自然就是大明湖；“万佛山”，就是千佛山；“豹头泉”就是趵突泉；“玉凤纱厂”，就是鲁丰纱厂。而“T城这个地方，真正是家家流水，户户垂杨”（《旋风》第18页），则更是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对对泉城济南的直接描绘，只不过今天已经很难看到这种景象。而“C岛”，则是青岛，因为济南已经用了“T城”的化名，青岛的邮政式拼音虽然是Tsingtao，但同样以T开头，所以大概改用威妥玛拼音Chingtao，以C开头成为“C岛”了。而位于“C岛”的“惠泉中学”，就是位于青岛汇泉路的胶澳中学。之后的故事，绝大部分都在“方镇”展开，就是姜贵的家乡相州镇；而靠近方镇并且有火车站的“高家集”，就是高密县。

另一方面，书中的人名也全都是化名。仅以较为知名的人物为例：“方祥千”就是王翔千；“董银明”就是邓恩铭；“尹尽美”就是王尽美；“齐宝申”就是孙宝琦；“方通三”就是王统照；“张嘉”就是臧克家；“罗聘三”就是王乐平；“韩青天”就是韩复渠；“张中昌”就是张宗昌；“蓝平”就是江青。当然，因为小说创作的需要，这些虚拟人物的生平并不与其原型的生平完全相符，只不过基本脉络是取材于原型的。

书中还详细描述了一些山东地方习俗，其中很多我之前都并不明了。比如“T城人把水饺叫做扁食”（《旋风》第22页），我之前是闻所未闻。而描写方镇人过年“轮供”用“湖鱼”，也是一个有趣的习俗。因为方镇，也就是诸城相州镇，“向南距海边只有百十里路，吃海鲜鱼类极其方便……不但东西新鲜，价钱也便宜。穷人家吃不起肉，吃不起青菜，但多数人都能吃得起鱼和盐，因为这两样东西最便宜”（《旋风》第169页）。但大户人家的习俗却是，过年时祭祖，一定要用湖鱼，大概是觉得海鱼太易得反而显得轻贱，不足以显示对祖先的敬重。而湖鱼必须产于“徐州附近的微山湖……距方镇一千余里。方镇的鱼贩子，从腊月初头推着车子动身往湖上去……把鱼打在席包里，束在车子上，泼上水，连包带鱼结成一个冰块” （《旋风》第169页），带回方镇。而且轮供时，根据祖先的辈分、官职而地位不同，所需要的湖鱼的重量也不一样，越重越表示地位高，自然也比较难以买到。比如那年方祥千家要用12斤的湖鱼轮供五世祖，而方冉武家则要用20斤的湖鱼轮供始祖。

因为方祥千“要回到方镇去建立一个乡下据点……计划吸收大批的农民，做一个‘实力派’”（《旋风》第75页）。于是小说的后半部分描绘的是，方祥千在方镇复杂的地方环境下，凭借其家族在地方上的力量，利用姻亲、家族关系，对江湖绿林、地方武装的拉拢，以及对日本人和流氓无产者的利用等多种手段，最终在日军占领高家集，俘获并胁迫县政府成为汉奸伪政府，从而导致地方出现权力真空的时候，方祥千成功的在方镇建立了自己的“县政府”。方祥千在其中所用的手段复杂而高明，利用金钱、人脉关系、官场争斗等，因此《旋风》一书也被称为“现代《水浒传》”。其实在王尽美于1925年在青岛病逝、邓恩铭于1928年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31年在济南被国民党处决后，山东的共产党组织基本上已经在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被打垮。而真实的王翔千，在1925年邓恩铭被捕后，确实曾经回到家乡从事农民运动，但是到1928年底就已经与中共失去了组织联系（王翔千还算有善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经当选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山东省政协委员、省土改委员会委员，于1956年病逝）。所以《旋风》中所描述的方祥千的这一段斗争史，在真实的中共党史中应该是不存在的。姜贵应该只是将他所亲见及耳闻的中共斗争手法，移花接木搬到方镇来演绎了一番。而在方镇这种地方，并不像江西、湖南一带，有中共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积累起来的武装力量，自然更为脆弱。所以考虑到残酷复杂的斗争局势，姜贵所描述的方祥千所采取的这些似乎不择手段的斗争策略，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共来说，既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

而随后，八路军“海东纵队”来到方镇，完全控制了当地的局势。而方祥千的武装力量“县保卫团”，经过中共省委的认可，也改编为“旋风纵队”。大规模的分田、分财产和阶级斗争也由此全面展开。同时，方镇的共产党武装力量与日军也相互利用，共同打垮了国民党的省政府，使日军打通了铁路交通要道，而共产党则扩大了自己的根据地。同时共产党也极力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以保存壮大实力。

有一段关于共产党与日军的冲突及解决方式的描述，讲到汉奸伪县政府的县长因为实力下降，不受日军重视，于是改投旋风纵队，被任命为旋风队的副司令。日军与旋风队交涉，希望将伪县长带回惩办，被旋风队拒绝。结果“日军有个小的巡逻部队，开到城外了。海东纵队就以数十倍于日军的实力，对他们完成了包围”（《旋风》第529页），之后旋风队对该日本巡逻队进行缴械，让其进城，并准备盛宴款待。另一方面，旋风队队员则用日军的军装、武器做道具扮演成日军，拍照片，内有“骨瘦如柴的日军战俘，战利品，战斗时的火海，两军肉搏等等真刀真枪的表演”（《旋风》第530页）。待款待完日军后，旋风队奉还了日军的武器装备，并附送酒肉妇女作为礼物，让日军回营。过了一阵子，日军给旋风队送来匾额，上题“和平保障”四个大字。同时，中共省委根据旋风队所拍的照片，编制了“海东大会战”的新闻报道，声称“海东旋风两纵队联合击溃来攻的日军两个整师团，击毙敌五千人，生俘五千人，完成‘百团大战’以来的又一次大胜利”（《旋风》第530页）。

这一段的描述，对于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我来说，无疑是骇人听闻的。然而考虑到抗战期间极度复杂的战争时局，以及共产党发展壮大武装力量的迫切需要，类似的事件在历史上也是可能的。尤其考虑到“百团大战”之后八路军遭到日军的报复性大扫荡而损失惨重，这与共产党凭借抗日局势快速发展壮大武装力量的最首要目标背道而驰。在1945年“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为此还被迫做了检讨：“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根据维基百科）。因此，不触怒日军，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而是积极稳妥的扩大敌后根据地，同时打击国民党的威信和武装力量，这对于抗战期间的共产党武装力量来说才是更合理的选择。

而方镇的共产党政权随后的发展，却不是方祥千所能掌控的。党政军大权，完全控制在省委代表的手中，其激进左倾的政治斗争策略，以及个人生活方式（方镇的妓女成为他的姘头，还在党内担任要职），都不为方祥千所认同。而且方祥千的个人生活也受到了阶级斗争的冲击，伙食下降，日常起居受到控制，而且若干亲戚也因为地主成分而受到斗争。方祥千最终失势，被省委代表打倒，剥夺了所有军政职务。方祥千的儿子方天苡主持群众斗争大会，并亲自宣布他父亲的罪名：“出生于地主资产阶级，眼看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起来了，地主资产阶级没落了，就伪装革命，混进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列之内。窃据高位，把持地方武力，勾结国民党，妄想消灭革命势力，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特权，为帝国主义的亡华政策做开路先锋”（《旋风》第565页）。整部小说也就此完结。

在小说的这段尾声部分，也就是中共省委逐渐控制方镇之后，整个的描述基本上是以红色恐怖为基调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引发的虽则是社会底层一些人的翻身和得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但给我的感觉，更多的则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不可否认，姜贵的这段描述是明显的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其反共情结的表露十分明显。然而，此类政治斗争手法和策略并非凭空捏造，在中共党史上确实应该不同程度的存在过。比如王瑞华在其博文《兄弟难怡怡：王愿坚、姜贵在海峡两岸》中写到中共作家王愿坚的遭遇：“在土改时，山东极左的土改政策，不管他伯父（指王翔千，因为王愿坚的父亲王振千是王翔千的胞弟）是共产党创始人，因为他们是地主出身，他的父亲王振千就被扫地出门，在外逃荒要饭三年，姐姐被剃成阴阳头游街，其后几乎历次政治运动，王愿坚都没逃过挨斗的命运”。毛泽东以整风运动、“抢救”运动为手段重建中共，建立起一支政治上高度服从的党政军队伍，从而为抗战后3年击溃国民党做了充分的准备（参见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而在各地出现的极左、过激的政治斗争手段，也是整个重建中共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

三、作为伤痕文学的《旋风》与台湾外省籍人士的大陆情结

久已不关注文学了，所以在这里班门弄斧写这种类似文学评论的东西，实在是诚惶诚恐。不过实在是想在描述之后加一些感想，而不仅仅局限于对小说本身的评说。

台湾的反共小说，之前我自然全无了解。只是在读了《旋风》之后，我才略知一二。由于政治原因，这些反共文学作品在大陆自然无从发行，因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我们也自然无从了解，比如《旋风》中对讽刺小说风格的发扬，以及对民国年间山东社会生活的反映。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两岸处于紧张的政治军事对立状态，因而文学自然也成为政治的表现舞台。大陆这边，自然是红色文学大行其道，我们这一代人的语文课本中，依然充斥着这类作品，比如《红岩》。而在台湾那边，自然是反共文学最具有“政治正确性”，最易得到当局的认可。然则这写反共文学的故事情节，必然是发生在大陆，因而故事的展开，也是对前朝统治下的对岸的一种追忆，一种对“乡愁”的表述。比如在《旋风》中，姜贵如此不惜笔墨的描绘方镇过年的风俗，比如如何用湖鱼轮供祖先，如何供奉灶王爷，如何写春联等，这都与反共主题毫不相干。姜贵所用的“国破家亡”一词，确实反映了这一代迁台的大陆人士对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失势而被迫迁台所产生的深深的心理创伤和忧思。而在两岸政治分裂的格局日益巩固，国民党所宣扬的“反攻大陆”的口号日益成为意淫式的精神麻醉的时候，这种遥望对岸而不得归的乡愁则更为剧烈的刺痛这一代人的内心。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造成他们“国破家亡”的共产党，就自然为迁台人士所痛恨。而对于文学家来说，反共文学的写作，就是表达他们这种情感的最好方式之一。国民党在台湾解严之前长期视共产党为“叛乱集团”，以“汉贼不两立”的死硬姿态，拒绝与大陆有任何政治接触（参见《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而大陆这边，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前，则一直以“解放台湾”为口号，对武力统一台湾跃跃欲试。这都加剧了两岸的隔绝和对立。姜贵在《旋风》中对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手段的描述，虽然有其亲身经历的合理的经验依据，但也可以看到明显的夸大化的描写方式，以达到讽刺文学的艺术效果和反共的政治效果。在他的笔下，共产党组织在方镇成为恶魔附体式的邪恶组织，为了达到政治目标，手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而对旁氏妓女母子在共产党政权中得势、方天艾认妓做母以求投共、共产党与日军“亲善”以求打击国民党和自保的策略、以及作为方镇共产力量创始人的方祥千最后被打倒的悲惨命运的描述，都是将共产党刻画为为达到目标而无恶不作的“窃国者”。

姜贵也描述了传统宗法礼教的黑暗本质，尤其是以方冉武家的描述最为详细。比如方冉武母亲对西门氏姨太太的折磨，方冉武沉迷妓女耗尽家财最终死于非命倾家荡产等。姜贵也特别提及，方镇之前已经太平了两百年，而最近确实世道越来越不太平，土匪、军阀日益横行，所以地也不值钱了，房子也越来越失修了，方镇人也越来越面有菜色衣衫褴褛了。就在这种传统社会秩序日益瓦解、社会经济日益凋敝的状态下，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局有能力重建新的社会秩序，尤其是在社会基层普遍的重建社会秩序。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是一个统治软弱的政权。虽然在抗战之前，共产党在山东的力量已经被国民党的“清党”运动所消灭，但国民党同样未能有效的统治山东。山东是处于并不听命于南京的韩复渠的治下。而韩复渠邀请梁漱溟在山东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未能全面重建社会秩序。而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则是国民党走向衰亡的前奏，因为这场战争不但使得国民党的10年建设成果毁于一旦，而且战争所导致的统治削弱乃至真空，更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共产党发展壮大自己的最有利的环境。

政治斗争本身是不能用道德伦理标准去衡量的。共产党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是因为他们可以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基层重建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给国民党的统治最终一击。然而，对于作为“失败者”而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和百万迁台人士，他们所表达的乡愁之情和创作的带有伤痕文学特征的作品，在政治日益开明的今天同样应该得到我们的理解。以失败者的姿态退守孤悬海外的台湾，归乡之愿毕生未得实现，这是那一代人至深的痛。

“中国底层社会与民众文化研究计划”培训班见闻及听课感想

张汉 — Tue, 30 Mar 2010 06:29:00 GMT

2010年1月8号-17号，我在北京参加了名为“中国底层社会与民众文化研究计划”的培训班。该培训班由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哈佛燕京学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详见链接http://www.sociologyol.org/shehuixuedongtai/xinwengonggao/xinwengonggaoliebiao/2009-11-15/9106.html）。开始我并没有对这个培训太关注，一是感觉跟我的研究不是很相关，二是我当时刚从澳大利亚开会回来，还有不少事情要处理。不过在我们系里上课的时候，跟陈璐同学谈起此事，忽然觉得似乎可以试一下，不过回去一看，申请日期似乎已经过了。但是中国社科院的通知和港大的通知有两个不同的申请截止日期，后来一问才知道，香港这边的截止日期推后了，所以还可以申请。于是急急忙忙把我申请Fulbright的研究计划修改了一下，一是加上我逐渐感兴趣的法团主义的理论思路，二是突出关注中国城市底层治理的问题，好跟此次培训班的主体相符合。然后又让我的导师David Palmer和以前山大的高鉴国老师写了推荐信，终于在3、4天之内搞定了申请。

12月底，我先是去广州中山大学参加了政务学院举办的“变迁中的中国城市社会与城市治理”研讨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了我以法团主义的思路研究宁波老外滩城市治理的问题。之后回家待了几天，就在家的时候，收到北京方面的通知，我可以参加此次培训班了。之前本来是要去深圳参加“全球城市成长与全球经济危机国际研讨会”研讨会的。“香港城市研究室”作为主办方之一，发邮件给我们社会学系，要招募几个学生代表，到时跟与会学者交流一下，给我们安排食宿。不过也是在家里，又收到“香港城市研究室”的通知，说因为与其他主办方发生意见分歧，所以在深圳的会议没有学生代表这回事了，也不会给我们安排食宿了。我当时本想不去深圳了，就直接从山东往北京，这样可以在家多待几天。无奈我已经订好往深圳的机票，退票很不合算。而且深圳会议的参会者实在是众星云集，国内外城市研究界的顶级人物非常多，像Neil Brenner，Bob Jessop，林初升，刘卫东，曾刚，薛德升，Carolyn Cartier，Ngai-Ling Sum，薛凤旋，吴缚龙，邓永成，叶嘉安，姚士谋，冯长春，吕斌。所以最后我还是去深圳旁听这个会议。会议是在深航大厦举办，会议组织方连顿饭都不让我们吃，因为吃饭是要凭与房卡同时发放的餐券才行的。我住也是住在同去此次会议的家在深圳的同学刘开智那里。

听完这次会议，我又来一个南北折返跑，从深圳直接往北京。这是我第三次到北京，当时正是最冷的时候。1月初北京刚闹暴雪，幸好我去的时候天气已经不影响交通了。整个中国这个冬天好像都特别冷，香港也不例外。当时的深圳，还是满眼的绿树，而在飞机将要降落在北京时，我又回到了北方萧瑟的寒冬，满眼没有绿色，除了道路清扫出来，其他地方都被白雪所覆盖。坐着机场大巴通州线到通州北苑，惊讶于依然远郊区的感觉，心想为何要安排在这么偏的地方。不过早就在地图上查到，这里已经离培训班举办的月亮河假日酒店不远。在下车的地方等了半天，发现根本没有遇见正规出租车的可能性，于是去问明显是开黑出租车的几个车主，张口要价就是20块钱，觉得这价格太扯淡。最后还是坐了一个机动三轮，极具中国特色的公共交通工具，只要10块钱。那个月亮河酒店就是个度假村，整个一个大庄园的感觉。到了大门口，保安看我坐这个三轮过来，非常疑惑的问我来干嘛。进了大门，还需要走不短的一段路才能到酒店大堂。

进去才知道，这里真是别有一片洞天，酒店内的豪华程度，实在超乎我的想象。单是酒店各处可见的用于装饰用的明清服饰、刺绣、工艺品等（当然真假不知），就知道这里够水准也够有背景。里面的设施更是齐全，会议室、保龄球、酒吧、洗浴、餐厅一应俱全。外面更有一个月亮河美术馆，还有一些同期开发的公寓。我们就在这里开始了接近10天的培训。裴宜理 (Elizabeth Perry) 老师和于建嵘老师负责整个培训的协调和组织工作，讲课的老师包括Martin Whyte（哈佛大学）、Grzegorz Ekiert（哈佛大学）、萧凤霞（耶鲁大学）、陆学艺（社科院）、张晓山（社科院）、张静（北大）、赵树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乐天（复旦）、周怡（复旦）。本次培训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群体性事件、上访、社会运动、农村治理等问题，大概只有萧凤霞老师的一个讲座涉及城市研究，就是她对香港的社会运动的介绍。不过对于我来说，这些东西也已经听的很多了，所以也没有特别吸引我的内容。倒是这次培训接触到国内的年轻的学术同行，让我受益更多一些。我们大多是在读博士生，也有几个已经工作的年轻教师。应该说，都是学术界的希望之星。除了我们3个港大的，还有来自复旦、华中师范、上大、北大、南开、郑大、武大、中大的同行，跟他们的交流很愉快，无论是学术上的交流还是其他话题的闲扯。在香港，因为交往圈子比较小，跟香港人又总是有些隔膜，所以从未有过这么长时间的开心交流。

培训中间，我们还组织到宋庄画家村参观。本来对此次参观之行还是很报期望的，不过整个过程实在很仓促，就是到几个点看过就走，路上花了很多时间，只参观了一处画家工作室、一个茶艺社+餐馆和一个可以放映影片的沙龙。再加上那天天气实在太冷，在外面完全站不住。不过我还是趁着间隙的时间自己跑到外面多看了一些地方。就宋庄这么大的规模来说，如果想仔细看，恐怕一天都不够，以后有机会再来看吧。培训之后我还去北大出版社见了徐文宁编辑，谈了谈David Buck研究济南的那本英文书的翻译情况。等到我回到香港，居然感到有些不习惯了。这次大陆之行，从12月25号到广州，然后回山东，然后再到深圳，再往北京，直到1月19号返回香港，一共在大陆待了25天。

下面的内容是我写的听课感想，是负责组织的社科院的陆雷老师让写的，也算是大概记录了一下讲课内容吧。

1月10号

回应陆雷老师的提议，我将今天的学习情况作简单总结，与大家共享。

Ekiert和赵树凯两位老师分别对社会运动理论和目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问题做了介绍，丰富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当然由于这些问题涉及面很广，所以我们学员还需要针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延伸思考，探索如何能在具体的研究分支和研究主题上进行应用和扩展。

关于对该培训计划的建立，我非常同意陆雷老师的观点，培训内容其实更应该侧重由专家根据自己的实际调研经历介绍如何具体展开研究工作，比如Ekiert教授对波兰问题的研究过程。另外对于一个实证研究导向的培训计划而言，除了课堂讨论之外，集体组织实地参观调研也可以适当增加，包括座谈、参与式观察等形式。可以安排2-3条线路，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比如在北京，如果就艺术空间来说，可以有798、草场地、宋庄等。与我们平时的走马观花不同，安排一些与艺术家交流以及深入创作幕后过程的机会，这是十分宝贵的。

关于我本人的研究兴趣，我一直集中于城市研究。目前在做的博士论文是以民族志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浙江宁波老外滩城市更新个案的考察，探讨当代中国的城市转型，尤其是在微观、基层的层面，面对新城市空间、新社会群体、新治理问题，基层城市治理是如何转型的。目前我试图在借鉴一些关于统合主义或称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研究，考察城市治理结构的形成和变化。尤其是基于中国乡镇企业发展而形成的地方政府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的理论，是否可以延伸用于解释中国城市治理中，城市政府对城市经济事务和城市空间生产的主导性作用，以及城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与私营经济部门在城市基层层面的关系。

所以关于学员交流的形式，大家可以根据专题组成不同的讨论小组，互相交流研究心得。当然我注意到在此次培训计划中，对农村研究的关注度要比城市研究多。

1月11号

今天的课程Ekiert教授讲公民社会的问题。这也跟我目前非常关注的法团主义理论有密切关系。Ekiert教授对我的问题的回答讲到，欧洲大陆和东亚国家的国家-社会关系是比较符合法团主义理论的描述。我自己也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建立起的以儒家思想为伦理基础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在1949年之后国家社会主义的建构与转型中继续得到新的体现，因而法团主义对于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具有相当的适用性。不过我并不关注宏观国家体制，我的研究时在一个非常微观的城市街区层面。地方政府法团主义的研究随着乡镇企业现象的式微而逐渐淡出学术界，但是我认为依然有重构这种理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那就是在城市研究领域的延伸性运用。

陆学艺老师的课程给我最大的体会是，如何正确认识西方理论对中国研究的应用价值和局限性，以及如何深入的做扎实的调查研究。虽然我对农村研究不了解，也不打算做，但是他提出的这些思路同样可以应用于城市研究中，其实也是我目前的博士论文在做的工作，就是以人类学家的态度和方法，从微观层面对城市开展个案和比较研究。我认为这其实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做城市研究最大的优势，尤其是在中国学术界，虽然城市规划和地理学对城市的研究更多，影响更大，但是他们在研究方法的训练上明显欠缺。

晚饭后与夏璐、王平、罗锦文、秘舒、陈露、周凤华进行了讨论，大家分别陈述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在大家都还需要时间对这些讨论进行消化。讨论成果将由王平进行总结。

1月12号

今天的课程Whyte教授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社会分层的大概的历史。他提到的房改的问题，虽然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方面，但却是我十分关心的，而且目前我的论文也会部分的涉及房改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一个制度性背景。单位制的逐步解体和土地的市场化，为房改创造了前提。但房改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化改革，而是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所造成的既有的社会不平等，也就是根据城市居民所在单位以及在单位中的职位而产生的差异。

张静老师讲的是方法论，对于我的研究尤其有用，因为我所采用的正是一种定性研究、一种个案研究。目前的研究中所存在的一大问题，就是我所研究的个案涉及的问题太多，我总是希望能够对整体的转型过程作全面的解释，但是这样工作量会非常大，而且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主题。

1月13号

今天的课程Whyte教授继续讲与社会分层相关的话题，这次是中国人对社会分化、贫富差距的主观认识。这是另外一种视角的社会学研究，也是社会学传统上一直非常关注的话题。讲演结束之后的休息时间，我又与教授就中国的房改问题进行了讨论，而且也延伸到中国整个的住房制度。因为在房改中受益较大的群体，本身已经是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而房改作为一种社会主义遗产，又在市场化过程中成为他们在市场中获利的手段。比如房改得到国家的极大补贴，与市场价差距极大，仅凭这一点，这些群体就可以通过出售、出租房改房，再加上自己的储蓄和贷款，就可以承担第二、第三套房。教授也提到香港的公屋制度，也是我关注过的问题，整个有趣的现象就是，1950年代的殖民主义的港府，比当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政府，更为关注低层市民的住房问题，并且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中国政府却采取如此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全面市场化的住房制度。

周怡老师讲的主要是她的博士论文对华西村的研究。作为市场化改革中农村经济的一个神话，华西村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兴趣。周老师对其研究思路、文献梳理、理论建构和实地调研的详细介绍，使我对博士论文的研究程序和方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月14号

今天终于可以走出月亮河的范围，到外面实地考察一下，呵呵。

京郊一带我一向并不了解。此次参加培训，首先有机会接触到通州北关独具特色的黑车、大运河以及度假村，今天则直接进了更靠东的农村宋庄。

之前我已经在网上查阅了于建嵘老师与宋庄画家村的故事，所以心里有些大概的了解。

先到于老师家著名的“东书房”。这里除了书，还有大量的油画，内容当然不是山水风景，而是各种人物肖像，主题基本与上访和民间疾苦有关，好几个“冤”字已经很直接地说明了主题。这反映了于老师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关注。

然后在村里一条街上走，路旁随处可见画家的工作室，基本是独门独院的布局，租用当地村民的房子。农业社区与当代艺术相结合，产生一种略显质朴乃至狂放的感觉。而张伦老师的工作室，则是在另一处集中建设、集中布局的类似创意产业园的地方，显然已经是后期的产物，此时的宋庄已经有意识的对艺术产业进行推广和扶持，因此，城市与乡村的界限在此已经模糊，城市营销的几乎所有因素都可以在宋庄找到。

宋庄美术馆的参观，其实没有让我特别感到印象深刻的作品，因此此类艺术馆我已经在上海、深圳参观过不少。甚至去年在山东艺术学院展览厅参观的该校艺术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作品，对我这个外行来说，似乎也与宋庄的作品不相上下。最吸引我的，倒是美术馆门口的三幅大宣传牌，讲述北京的艺术空间分布，我还记得的有798、草场地、环铁、东营等。因此在想，北京的特色在文化资源的扎堆，因为别处实在找不到如此的规模。宋庄艺术空间的尺度，已经可以算是巨大，虽然由于布局的分散，所以其密度会略低。如此高产出，与之配合的是同样高的消费需求。联想到月亮河度假村内居然也有一处独立的美术馆，而且月亮河公寓售楼处门口也有极具艺术风格的雕塑。

吃饭的同里香是一个将茶社、饭馆、书屋相结合的多功能空间。而最后观看纪录片的地方，则是一个微型的放映室和独立电影作品展示厅，外加酒吧式的服务，所以也是聚会、研讨的好场所。而距离此地不远的米娜餐厅，也是类似的空间。艺术家们显然对此类公共性的交往空间有很大需求。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在宋庄发现了两处地方，墙上涂上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这样的文本出现在这样的空间里，有何所指？理解当代中国，显然不能忽视共产主义文明的独特实践，而在当代艺术空间中，对革命话语的后现代主义解构，是一个普遍的有趣话题，比如798里对中山装、吉普车等元素的解读，比如上海M50里对毛泽东的形象的颠覆性重塑。《义勇军进行曲》在这里，是指人类对社会压迫和不平等的一种普遍的反抗？

最后我们所到的地方，建筑都颇有包豪斯风格，同时又映衬着华北的冬日里的冰天雪地和树叶掉光的树。这是否是中央所期望的那种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

1月15号

今天的课程有沈阳、张耀杰、张乐天、萧凤霞和李人庆多位老师的讲演。

沈阳老师讲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问题，我之前了解很少。因为我博士论文所调查的宁波老外滩有一个天主教堂，通过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对天主教有一定的了解。当然因为那是天主教宁波教区的主教座堂，所以整体情况要好的多，并没有看到国家机器对宗教群体进行明显的挤压，而且有时看到的是一种积极的合作关系。比如位于天一广场的另一处教堂，在重建时在底层建了底下停车库作为人防和停车配套，后来发现使用率偏低，教会希望能够该做商用出租出去，但这涉及土地利用性质的改变。在宁波市宗教局的协调下，最终完成了这样的改变，目前一直出租给五星电器作为卖场使用，从而成为教会稳定的收入来源。当然国家对教会的控制也是明显的，比如禁止办学、办慈善机构，禁止与国外教会有私下来往。这也必须考虑到，梵蒂冈一直是一个强烈反共的国际政治实体，因此必然导致中国政府对梵蒂冈势力的厌恶。

张耀杰和张乐天老师分别讲小岗村和联民村的研究。我对农村研究知之甚少，学到了不少东西。

萧凤霞老师的讲述虽然同样是农村研究，但是她讲到的其中一点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是对传统知识结构和话语体系的消灭或重构，因而传统性知识的代际传递断裂，从而在需要理解传统的时候，出现了知识和话语的缺失问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他们家旁边的宗祠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只知道它曾经是个鞋厂。宗祠里办鞋厂，这是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普遍现象。而这只是对宗祠进行功能上的消灭和重构。当然还包括物质空间上的彻底消灭。前几年一直对北京自1949年以来的旧城改造问题很感兴趣，也在博客上贴过几篇文章。一些网友回帖说，他们之前根本不知道北京还有城墙，看了我的小文才知道，二环路原来就是以北京城墙的地基为基础建起来的。我们可以发现共产主义的实践对整个城市生活的知识话语体系的改变同样是颠覆性的，因为单纯的工业化，并不必然需要彻底拆毁城墙，比如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依然保留了绝大部分的城墙。社会主义中国的拆城墙运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将城墙比拟为需要革命的封建主义象征。

李人庆老师所讲的庶民学派研究，我也比较感兴趣。我是1月初在深圳的“全球城市成长与全球经济危机国际研讨会”会议上，才知道这个名词，因为有一帮印度学者在讲这个事情。庶民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理论支撑是后殖民主义。这对于印度这样的国家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分析框架，而且从学术上来说，也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但是我的疑问是，庶民学派在中国有没有适用性？我首先质疑“后殖民主义”对中国研究的适用性，因为中国的民族国家框架，即使在遭受最严重外来入侵的历史时期，也从未如印度一样彻底崩溃。而前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上是消灭殖民主义元素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对“后殖民主义”的基本背景缺乏足够的关注，仅仅看到庶民研究关注低层的特点，实际上就已经脱离了庶民学派的本意。在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依然具有高度控制力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底层社会和低层政治，恐怕庶民学派也无法给中国完美的解释框架。

BOOK REVIEW: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张汉 — Fri, 28 Aug 2009 04:48:00 GMT

这是我上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必修课Modern Theory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的课程作业，该课程由黄伟邦(Dr. Thomas Wong)副教授主讲。黄老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社会阶层与社会发展，香港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

我学社会学，自始至终没有对理论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自小学开始，真正感兴趣的是历史和地理，初中开始又梦想当作家，到了大学虽然选择了社会学这个自己不太讨厌、很多人也觉得合适的专业，但自始至终是个不务正业的社会学学生。本科4年，前2年还是在看文学，大三开始对城市产生兴趣，但最初的学科视角仍然是城市历史学和城市地理学，甚至是建筑学，而社会学对城市本身也没有特别专一的研究，我看芝加哥学派的东西也是到大四才看到的，印象也并不深刻。直到考研结束之后才逼着自己看了几本社会学经典理论的书，像《社会学的想象力》，无奈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硕士3年更是挂着羊头卖狗肉，身在社会学系，可上课最多、听讲座最多的地方是城市与资源学系。社会学的书除了上课、写作业必需之外基本不看，城市规划、城市地理的书倒是看了一大堆，而且因为准备考博，看的还颇为系统。

跨专业考博的愿望破产之后，自己居然幸运的得以在香港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一个学年下来，收获最大的，是由于导师的耐心指导（以前读研的时候可完全没这种环境），我对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了很多认识，目前在宁波做的调查也是积极的使用这种方法，虽然并不一定算是真正的民族志研究。但在社会学理论上，我依然提不起兴趣。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有时觉得一些理论实在过于虚幻，完全是建立在思辨基础上。不过同时有些理论则建基于分支社会学研究，比如福柯的医学社会学研究。心想这种研究是如何可以成为社会学理论，而城市研究则从来不入社会学理论的殿堂呢？

黄老师发给我们的tutorial阅读书目以欧洲社会学为绝对主导，或许与他留学牛津的背景有关。而我自本科以来接受的社会学理论课程的教育，现代部分都是以美国为主的。作业分为tutorial陈述和讨论，以及最后的读书报告或论文。我选了一个据说比较易懂的、而且老师也比较看重的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不过tutorial的时候这本书我还只读了一半多一些，后面的只好急慌忙促的浏览一下，自然更没有时间回顾，所以tutorial的陈述相当粗略，而且大量的是我就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理论分析进行延伸，举一些城市研究方面的实证资料进行陈述。不过最终的作业终究是要认真对待的，而且时间还充分。我于是认认真真把全书又看了一遍，边看边在旁边做笔记，用中文写下本页的大概意思以及自己的些许想法。读书过程实在是相当痛苦，尤其是吉登斯不厌其烦的反复讨论信任(trust)和亲密关系(intimacy)的讨论，我是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而我所感兴趣的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以及空间转型的问题，我感觉吉登斯讨论的并不充分。

不过收获肯定是有。首先这是我完整仔细的阅读的第一本英文原著学术书籍，恐怕也是我迄今为止读的最认真的社会学的书籍。其次，吉登斯的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理论和空间分析，对我的城市研究是有一定帮助的，虽然他本身的讨论还不充分。但是我依然要说，读这种很“社会学”的书，我从中获得的收益与我所花费的时间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因为里面大段大段讨论的都是对我的研究基本没有帮助的东西，而这可能恰恰是该书的作者所着重讨论的。吉登斯的这本书也有很多问题，我的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对历史、地理等人类社会发展维度的忽视，吉登斯完全沉浸于自己创建的radicalized modernity的四维度模型中。

我并非忽视理论。每当我看到一些从建筑学、城市规划、城市地理的角度所做的城市研究，本来选题非常好，但是由于理论水平的有限，以及调查工作的缺乏，却没能做更深入的分析，实在可惜，尤其是很少能够从理论建构的角度作出自己的贡献。现在我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已经建立起高度的认同感，因为我在自己的城市理论阅读过程中发现，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是真正能够一针见血发现城市本质的理论体系。所以我的阅读方式是直接阅读城市的理论，而不是阅读宽泛的理论。而阅读的范围更主要的是在现代城市理论，也就是二战之后的理论，特别是1970年代末西方经济大危机之后的城市理论。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性十分明显，所以城市理论的同样应该跟上步伐，推陈出新。芝加哥学派的很多理论早已经陈腐不堪，甚至简·雅各布斯的理论，也都需要注意以同样批判性的态度去阅读了。

This book is based on Raymond Fred West Memorial Lectures delivered by Gidden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n 1988. As Giddens said, therefore, the book “takes the form of extended essay” rather than formally divided chapters. And the book is more like a social commentary in terms of writing style and overall structure.

There are six sections in this book. In the following parts of this book review, I will firstly detailedly go through each section to report the points of Giddens’ writing, and then give some general comments.

Section Ⅰis a general discussion on modernity as a whole, in which several important concepts and perspectives are presented, such as distanciation, disembedding, and reflexivity. Those terms are actually pillars for Giddens to build up the framework for his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modernity.

First of all, he gave an approximation of “modernity” as “modes of social life or organization which emerged in Europe from abou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nwards and which subsequently became more or less worldwide in the influence” (p. 1). This is a starting point given by him for further discussion, because the nature of modernity is far from wholly identified, instead, just as he said, “stowed away in a black box” (p. 1).

Then he moved on to a widely-discussed transition from modernity to a new era, for which a variety of new terms have been put forward. Two types of terms are identified: one refers to a positive emergence of new social system (“information society” / “consumer society”), and the other, which is the majority, refers to an ending social system (“post-modernity” / “post-modernism” / “post-industrial society” / “post-capitalism”). Among the debates on this transition, epistemology is the focus. As Lyotard presents it, post-modernity implies the dissolutions of “grand narrative” (p. 2) and linear history. “A plurality of heterogeneous claims to knowledge” replaces generalized and systematic knowledge.

Giddens argues that we cannot make further discussion regarding the aforementioned debates until we realize that all those result from a lack of full grasp of modern society. So it is not a good approach only to invent new terms. Instead, our task is to probe into “the nature of modernity itself” (p. 3). He claimed that we are moving toward an era in which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are becoming more radicalized and universalized” (p. 3). The contours of post-modern society can be detected, but i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post-modernity” discussed so far by many social scientists. Giddens also associated his frequently emphasize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modernity with a broader concern with shortcomings in established sociology. Through the whole book, we can clearly see his endeavor to make this critique.

Giddens saw a discussion on the discontinuities of modernity as a precondition for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This is the first subtopic in this section. Modernity is a very clear watershed which makes modern society so different from all traditional orders. The transformations brought about by modernity are so profound and dramatic that all knowledge of transformations in pre-modern era becomes pale. Modernity alters both the globe and our day-to-day life. The extensionality and intentionality of those transformations culminate in human history so far. He proposed to get rid of social evolutionism and keep in mind that history is not a unity with the totalized form. Then several features of the discontinuities are given: the pace of change, the scope of change, and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modern institutions. He used the city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specious continuity” apart from obvious discontinuity. It is a very illuminating perspective to help understand the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Beijing in PRC history, since the post-1949 Beijing is functioning according to totally different principles from those of the ancient Beijing despite the same locale.

Then Giddens moved to the second subtopic to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ecurity and danger, trust and risk. This topic occupies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p. 7) the whole book, and will be discussed in much more details in Section Ⅲ and Ⅳ. He firstly revealed modernity is double-edged. The positive side of modernity was more or less highlighted by the three founding fathers of sociology. But none of them fully anticipated the darker side of modernity. Large-scale destructive force in relation to the material world, totalitarianism, “industrialization of war” (p. 9), especially the invention of nuclear weaponry, all those negative effects of modernity makes the world we live today “fraught and dangerous” (p. 10). And it is just what justifies Giddens’ later discussion in detail regarding security and trust.

The nex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ology and modernity, in which Giddens also show this critique on several widely held sociological conceptions dating back to classical social theory.

The first conception is a “single overriding dynamism” of modernity. Marx proposed capitalism, in which investment-profit-investment circle and declining rate of profit force the system to expand. This approach is the most familiar one to common Chinese people who have been exposed to regular communis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urkheim’s explanation is industrialism, in which increasingly complex division of labor underlies the “industrial exploitation of nature” (p. 12). Weber put forward his “rational capitalism”, in which rationalization and bureaucratization are the impulses. After those brief retrospections, Giddens proposed that modernity is “multidimensional on the level of institutions” (p. 12), and the aforementioned factors are not exclusive.

The second conception is “society” as the focus of sociology. Giddens see “society” as a “distinct system of social relations” with its certain boundary and inner unity. Since “society” is associated with modernity, society is always nation-state. Before looking into “problems of order”,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prime task for sociologists, we should be more clear about the boundedness of social system. Meanwhile,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crosscuts different bounded nation-states. Therefore, a bigger question is to understand “how modern institutions become ‘situated’ in time and space” (p. 14).

The third conception 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modernity. The output of sociology is believed to be utilized for prediction and control. “Reflexivity” and “double hermeneutic” (p. 15) are precisely used to refer to this circ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ts subject-matters in human societies. Therefore, this kind of immense practical impact of social sciences is an integral part of modernity.

On the basis of foregoing discussions, finally, Giddens generalized three sources of “extreme dynamism and globalizing scope” (p. 16) modernity: separation and recombination of time and space, “the disembedding of social systems” (p. 17), and “the reflexive ordering and reordering of social relations”. They constitute the discussions in the rest of Section Ⅰ.

He began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ordering of time and space. In modern society, time becomes emptied due to the invention of uniform time by mechanical clock and functional division of time catering to the need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control. Therefore, different from the conditions in pre-modern worl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modernity, time is not necessarily related to specific place, which makes the “emptying of space” (p. 18) possible. Since activities happening in one place might have no relation with this specific place, but formulated and manipulated by distant forces, the space no longer belongs to this place. Therefore, specific places lose their privileged positions to represent space; instead, they are highly substitutable in this respect. Meanwhile, time and space are reorganized, for example, by timetable. Giddens argues that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is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modernity, because (a) it is the precondition of disembedding, and generates “manifold possibilities of change by breaking free from the restrains of local habits and practices” (p. 20); (b) it paves the way for rationalized bureaucracy to connect the local and global in an unprecedented way; (c) through such assistances as the Gregorian calendar and world map, almost every historical happening can be precisely positioned in a “genuinely world-historical framework of action and experience” (p. 21), upon which “historicity” is established.

Giddens then moved to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disembedding. He defined “disembedding” as “the ‘lifting out’ of social relations from local contexts of interaction and their restructuring across indefinite spans of time-space” (p. 21). Firstly he held that the concepts of “differentiation” or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are not adequate enough to interpret the dynamism of modernity. Then he distinguished two types of diembedding mechanisms: symbolic tokens and expert systems. The former means universal media of interchange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specific participants of the interchange, while the latter means “systems of technical accomplishment or professional expertise” (p. 27) that organize our physical and social world. Giddens used money to give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n symbolic tokens along with a brief review of writings on money by Marx, Simmel, Parsons, Luhmann, and Keynes. Marx’s distinction between use-value and exchange-value is also the most familiar approach to common Chinese people. Parsons hold that money, as well as power and language, is among several types of “circulation media” (p. 23) in modern society. Keynes distinguished between “money of account” and “money proper”. Giddens defined money in modern societies in terms of “credit and debt” (p. 24). Money makes deferral and self-mobility of wealth possible. Only so, the economic dynamism of modernity can expand, like what we have witnessed, to a global scope. Giddens precisely put the functions of money in his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framework in this way: “a means of bracketing time-space by coupling instantaneity and deferral, presence and absence” (p. 25). In order to achieve a reasonable understanding of expert system, Giddens argued that the continuous impact of expertise upon laypersons is much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ose obvious phenomena like consultations with lawyers or doctors. Expert systems provide guarantees across distanciated time-space. In this way, social relations are removed from their respective local contexts.

Since both the two disembedding systems entail trus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whole systems, Giddens could not help talking about trust in this subtopic, rather than reserving it in the following special part on trust. The modern nation-state is the guarantor of the value of money issued, therefore, the trust involved in money is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issuing government” (p. 26). In the case of money, through a review of Simmel’s writings, Giddens argued that trust is “a form of ‘faith’” based on “vague and partial understanding” (p. 27). It is also true for expert system: we assume that the knowledge generated by expert systems can tackle potential risks. But actually we do not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occurrenc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ose risks, not to mention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Giddens agreed with Luhmann’s distinction between confidence and trust. According to them, trust is specifically related to risk, coming from unintended results of human activities. So trust itself entails an awareness of potential risk. On the contrary, confidence is more like a “taken-for-granted attitude” (p. 31), neglecting the potential risk, both because of the low occurrence, and because there is no way to eliminate or stop the risk. In terms of alternatives, this distinction is also clear. Alternatives are consciously kept as part of trust, but it is not the case for confidence. Meanwhile, the emergence of modernity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risk and danger, because we better know that contingenci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human creations.

However, Giddens is not fully content with Luhmann’s framework. To be exact, Giddens regarded trust as “a particular type of confidence” (p. 32) rather than a distinct phenomenon. He developed a complex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rust and related issues in ten points. I try to condense these points as follows. Trust is related to a lack of full grasp of information, bound up with contingency. Trust is “the link between faith and confidence” (p. 33). Trust necessarily entails neither a mastery of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nor the faith in the morality of people who operate the system. Instead, trust is a faith in “the correctness of abstract principles” (p. 34). So trust is limited in scope and applicability, only concerning “a given set of outcomes or events” (p. 34). The concepts of chance and risk emerge simultaneously in the conditions of modernity. Danger always goes along with risk, and risk does not necessarily entail a completely clear awareness of the precise level of danger involved. Trust is a means to reduce dangers, because “patterns of risk are institutionalized” (p. 35), and corresponding technology and change can considerably reduce risk. So risk becomes quite calculable. Security only means some certain dangers have been kept at a considerably low level, “a balance of trust and acceptable risk” (p. 36). The scope of risk and security can be from individual to global.

After this detailed but far from completed discussion on trust, Giddens moved on to reflexivity of modernity. “Reflexivity” is not a brand new term invented by Giddens. However, Giddens is among the pioneers who made this conception “both an issue and a solution in modern approaches to the problem of structure and agency” (Wikipedia). He regarded reflexivity as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all human action” (p. 36), because human action always includes an awareness of behavior and corresponding contexts. Then he traced som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societies in this respect. At that time, tradition was an integrat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Specific human action can be located in this time-space system formulated by tradition; meanwhile, human action can also reshape the whole system. Writing enhanced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and made human action can spread across larger historical-geographical scopes. However, rapidly accumulating knowledge in modern society replaces tradition to be the major force for shaping people’s day-to-day life. Tradition can be maintained due to inertia, but this ostensible continuity of tradition is justified by the reflexivity of modernity rather than tradition itself. Human action is continuously checked and reshaped by new knowledge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e scope of this process expands to an unprecedented degree, even including reflexivity of reflexivity itself. People believe reason, rather than tradition, should be the reasonable means to obtain knowledge. However, since knowledge is subject to constant restructuring due to reflexivity of modernity, knowledge also fails to give people a sense of determ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The knowledge generated by social sciences never stop to re-enter into the contexts where it came from, and further constantly restructures human life. Part of this circular process has even become the basis of certain activities: doing business in the market, governmental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and even marriage. This process also makes modern people universally reflexive, and scientists are only “one step ahead of” laypersons. Therefore, the universe of social events can never be completely controlled and manipulated, as this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life and knowledge will never stop. Giddens further generalized the major factors impacting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in human society: differential power, role of values,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p. 44). Power relations can directly impact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Values are always ready to change, since there are no universal values that can transcend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s. So the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values and knowledge will inevitably impact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The human society keeps changing. Furthermore, the reflexivity of modernity intensifies this mutability.

The last subtopic prior to summary in this section is a clarification of the term “post-modernity”. He distinguished post-modernism from post-modernity as follows. Post-modernism is an aesthetic means to represent modernity, whereas post-modernity means to transcend modernity. Post-modernism only implies an awareness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is transition from modernity to post-modernity, but not necessarily means its actuality. Post-modernity often refers to the dissolutions of certainty and progress, as well as the increasing ecological concerns and social movements. However, Giddens denied that we could no longer obtain systematic knowledge of human society. Giddens did not think the transition from modernity to post-modernity is happening, one of the reasons for which is that we are not able to draw a coherent historical map and pinpoint our current position on it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we are within the transition. Giddens saw breaking away from foundationalism as “modernity coming to understand itself” (p. 48). He even associated modernity with Christian culture in the West. In his point of view, divine providence never died out, instead, it has transformed from divine law to science. And the western dominance over the world coincided with this transformation to be the backing force. Giddens then touched on nihilism once more, and stressed that sense data is questionable evidence for knowledge, especially in conditions of modernity, when sensory observation is wholly penetrated by diverse theory, and much farther from empiricism. He regarded those developments a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reflexivity, in which both the circularity of reason and circular justification of reason are enigmatic, especially when tradition and dogma become increasingly weaker. Giddens argued that modernity entails the “end of history” (p. 50) and stress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historicity. Historicity is recorded history, not myth or legend. This conception allows discussion regarding how the form of history is interpreted (Wikipedia). Therefore, historicity is “one version of modernity’s reflexivity” (p. 50), reshaping or reinterpreting the past in the light of the principles of modernity. This future-oriented conception brings about “futurology”— envisaging available futures. Finally Giddens raised his core argument in the whole section. He regarded the current transition as the radicalization of modernity rather than post-modernity replacing modernity. Globalization is a key element of this radicalization, in which the west gradually loses its hegemony due to the wider spread of modernity and the increasing power of NIEs elsewhere. Therefore, modernity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regional civilization. Giddens stressed again that post-modernity means “immanent transitions away from” or “beyond” (p. 52) modernity, which has not been the reality nowadays. Rather, it is surfacing, of which some aspects can be detected.

Section Ⅱis an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modernity. Giddens negated reductionism holding that there is a single dominant institution for modernity. He argued that modernity is not simply equal to capitalism or industrialism.

Giddens developed a set of four dimensions of modernity. First of all, he distinguished industrialism and capitalism, both of which are among the four dimensions.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ism developed by Giddens are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the Marxist ones: commodity production, wage labor, competitive market and price signal; whereas those of industrialism are inanimate energy, machine production and “regularize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p. 56). Giddens regarded capitalist society as a subtype of modern societies, and he gave four institutional features of this subtype: (a) the economic order mentioned earlier; (b) the insulation of economy and other social institutions; (c) the separation of polity and economy; (d) the state’s reliance upon capital accumulation. Capitalism is international in scope from the beginning due to its expansionist character. However, capitalism is territorially confined by nation-state system and subject to corresponding coordinated 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on depends upon surveillance, which is the third dimension. Surveillance can take such obvious forms like prisons, but more probably make use of the control of information. The fourth dimension is the control of the means of violence, which implies nation-states monopolize the means of violence. And military affairs become industrialized: weaponry,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knowledge are systematically produced.

The four dimensions have complex interconnections. Among others, some points should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The first is the relations between surveillance + military power and capitalism + industrialism. The latter party cannot survive or develop into the current state without the former party as supporting forces. For instance, modern machine production cannot function well without a set of complex surveillance systems composed of taskmasters, electronic monitors, attendance recording and the whole factory bureaucracy. And the nation-state monopolizing violence is always there ready to deal with tougher problems regarding the sustaining of production, such as strike negotiation or repression. The second is industrialism as the “the main axis of the interaction of human beings with nature” (p. 60). Industrialism so profoundly transforms our living environments that “pure nature” is almost nowhere. In created environment under human manipulation, human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with the nature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quite different way because the context is not the same with that in pre-modern societies. This transformation justifies more ecological concerns in modern societies. The third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capitalism and industrialism. Capitalism is the earlier one to emerge. Since then, due to the expansionist character of capitalism, the modern society has become much more productive in terms of economic capacity, but also more restless, because the static equilibrium in the economic system cannot be achieved and maintained. Industrialism is an extremely powerful impetus for capitalism to upgrade its means of production. However, we may now say that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some signs of the transition from industrial capitalism to a new phase of capitalism can be detected, to which some new terms like “information society” can be used to refer. The fourth is the “abstract labor power” (p. 61) involved in capitalist labor contract. In pre-modern society, class system can be maintained by violence in a way, for example, in the instance of pre-modern Tibetan serfdom. However, capitalism has transformed class system to be primarily an economic system, in which nominally free wage labor is incorporated into capitalist production. In this context, no obvious use of violence is involved, and wage labor is not controlled by capitalists as the “whole person” (p. 62) or slave. So labor contract is the “focal point” (p. 62) of capitalist class system. The last one is the nation-state as one of the greatest promoters of modernity. The concentrated administration of nation-state enables it to mobilize diverse resources for spreading modernity.

Then Giddens moved on to a discuss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He held that “modernity is inherently globalizing” (p. 63). He held that “modernity is inherently globalizing” (P. 63). For sociology, undue reliance upon the notion of “society” should be replaced by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Only so can we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local transform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latter part of which means the global spread of modernity and the networking dynamism. Globalization may either diminish or intensify local nationalism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stretching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cross time and space often stimulate more concerns on local autonomy and identity.

Then two approaches dealing with globalization were distinguish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system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states are the sta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ich are originally independent entities enjoying complete sovereignty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political borders, but become more integrated with others along with the formation of world system. Giddens criticized this approach because it only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one dimension of modernity, and it cannot account for those widely spread social relations crosscutting nation-states’ borders. Actually,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states and the formation of world system are interdependent. The worlds system is subject to continuous changes which give rise to uneven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the waxing and waning economic capacities between western countries and NIEs.

Giddens regard the “embracing conception of globalization relationship” (p. 68) and an awareness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modernity as two of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Wallerstein in his world-system theory. As Giddens interpreted, Wallerstain held that the pre-modern world economic relations were base on the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of several great empires, whereas the world capitalist economy is integrated b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rather than a political centre. But I think this understanding is questionable because (a) Ancient China in Han Dynasty had maintained “Silk Road” trade with Roman Empire for a long time, in which large parts of the trading road (in central and south Asia) was not directly administrated by Han Empire or Roman Empire, and Parthian brokers were the people who benefited the most in this trade, (b) the early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from Europe to Asia cannot be sustained were it not backed by the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of British Empire, which made those Ancient Asian Empires like Mogul Empire and Qing Empire who rejected this expansion like glass jaws under the British modern weaponry made through machine production, (c) in the face of communist spread start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after World War Ⅱ, the U. S. replaced the U. K. to be the political centre of world capitalism and strived to restore capitalism on the rui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 as well as other peripheral places both the two blocs scramble for, like Korea and Vietnam, and capitalism cannot be like what has shown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 if the U. S., who is often called “Roman Empire Ⅲ” or “New Roman Empire” did not play such a role as the political center of capitalism.

According to Giddens’ interpretation of Wallerstein,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always disregards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it is primarily an economic order. So he regarded the fact that colonialism in its classical sense disappeared but world capitalism still sustains as the proof of this nonpolitical characteristic. However, I do not agree with this kind of simp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colonialism” because it equates political order to “colonialism” which has a strong connotation of use of violence. If we take a look at the new imperialism which is much more common than violent colonialism after World War Ⅱ, we can find that use of violence has been replaced by new means of intervention, conquest and control, for example, peaceful evolution and color revolution targeting former socialist bloc and nowadays Community of Independent States, the contest between the U. S. and Japan regarding U. S. dollar-Japanese Yen exchange rate, many Asi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colonized and self-colonized by English language imperialism, or even China’s new imperialism represented i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scramble for the control of commodity markets and strategic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resources in Africa. Those phenomena are by no means of no political significance. Wallerstein was right in that he noticed the possible mismatch of one country’s economic power and its political or military power. In other words, an economically weak country can be politically and militarily quite strong and vice verse. The two possible mismatches are respectively true for Maoist China and post-war Japan.

The last subtopic of this section is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globalization, which is quite similar with that of modernity done earlier. Giddens listed four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world capitalist economy, nation-state system, world military order and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cannot rival nation-state in terms of territoriality and control of means of violence despite the startling economic capacities of some empire-lik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like Microsoft and Toyota. Although the power of any nation-state is strongly conditioned by its wealth, the nation-state is not a pure economic machine, and other concerns like fostering national culture and geopolitical involvements have never been erased from its agenda. The coordination and concerted actions among some member states in those multinational organizations like NATO will probably compromise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tates involved, but may also enhance their abilities in achieving some international goals,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targeting some outsiders. Giddens regarded the socialist bloc as an enclave in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Of course he has not witness the collapse of socialist bloc and spectacular fruits of China’s state capitalism when he finished this book.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due to the nuclear deterrence, worldwide war was suspended, but partial wars in peripher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never completely disappeared, in which superpowers were backstage directors and other troops like guerillas were the actors. This was more or less applicable to Chinese civil war, Korean War and Vietnamese War. For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giddens here mentioned another aspect: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as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different economies. NIEs emerged along with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Given this increasing interdependence in world economy, Keynesian economic policies are less applicable in this context. For the all-encompassing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ity, Giddens here added the impact of mechanized technologies of communication upon people’s self-identity, interaction pattern and the spread of knowledge along with reflexivity.

Section Ⅲ is a discussion on trust and risk in conditions of modernity. First of all, Giddens introduced the notion “reembedding”, which means “the reappropriation or recasting of desembedded social relations” (p. 79),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pinpoint the disembedded in the local space-time structure. Then he distinguished two types of reembedding: facework commitments and faceless commitments. The former exists in “circumstances of copresence” (p. 80), while the latter concerns abstract systems, including symbolic tokens and expert systems.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s were made by Giddens with frequent references to some relevant theorists like Simmel, Goffman and Garfinkel, which made large part of the discussions quite microscopic and psychological. Starting from Simmel, Giddens distinguished the meanings of “strangers”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societies. In conditions of modernity, a stranger is no longer understood as a “whole person” (p. 80) representing heterogeneous cultures, instead, as a representative or operator of the concerned system or agent, who is expected to fulfill certain type of duty. Giddens then borrowed the notions “civil inattention” (p. 81) and “unfocused interaction” (p. 82) developed by Goffman to elaborate the interaction skills with strangers in modern societies, which are regarded as the basic type of facework commitment. Those seemingly simple and taken-for-granted skills actually includes very subtle and sophisticated management of facial expressions, eye contacts, bodily gestures and positioning, the function of which is to convey the nonexistence of hostility. In the interactions with strangers and acquaintances, “tact and rituals of politeness” (p. 82) are used as mutually “protective devices” (p. 82) for the two sides, but usually only on the level of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p. 83).

Then Giddens moved on to an analysis of trust in abstract system, in which “trustworthiness” (p. 83) is the focal conception. Trustworthiness exists in two types of relations: intimates and acquaintances that have kept contacts for a long time and affirmed the other party’s reliability. The trust in abstract systems does not necessarily include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operators o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ystem; nonetheless, usually lay persons do have encounters with those people, for example, a medical consultation with a doctor, or meetings with a lawyer regarding a legal case. Those encounters are termed “access points of abstract system” (p. 83) by Giddens, which are the “meeting ground of facework and faceless commitments” (p. 83). On the part of representatives of expert system, managements of demeanor at access points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sustaining the trustworthiness of the whole system, especially when the risk involved in the system are open to view by lay persons. Giddens termed this as an attitude of “business-as-usual”, or “unflappability” (p. 85), of which the solemnness of the judge can be an example. The demand for this management is derived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ust in the system and the trust in the flesh-and-flood people who are operating the system, or in other words, between expertise and the expert. Giddens used Goffman’s conceptions “frontstage” and “backstage” to facilitate his arguments, in which the threshold between the two can be regarded as the access point. The level of trust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experiences at access points.

Due to the reflexivity of modernity, the future is highly open to changes. In this circumstance, the trust sanctioned by lay persons upon expert system is more like “a calculation of benefit and risk” (p. 84), a belief that the concerned expert system will help condition or even create the universe of events. Because many of such encounters are periodic or transitory rather than regularized, the trust sanctioned by lay persons should be quite cautious. Besides, within the abstract system, there is also a question about how to sustain trustworthiness, or in other words, how to establish trust and integrity among the operators of the system. In this context, collegial trustworthiness can be established and updated through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facework commitments providing encounters and rituals. Therefore, the popularity of seminars and conferences in academic circles can be easily understood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next subtopic i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rust and expertise. Modernity produces new social practices and ideas, which generate a strong pressure for common people to be more reflexive in order to obtain better adaptation, and also a demand for lay persons to develop trust in those new thing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ir application in our day-to-day life. However, lay persons’ attitudes toward expertise that they do not have a complete grasps are quite ambivalent. Just because of this, they need trust to release the tensions between expected respectfulness and inevitable skepticism toward expertise within their minds. “A bargain with modernity” is a commonly adopted pragmatic approach dealing with this problem. Trust does not necessarily entail a conscious commitment; rather, it is a tacit acceptance of the fact that other alternatives are foreclosed.

Updating of knowledge provided for lay persons and professionals through media and other sources continuously brings changes to trust in abstract system. Upon seeing the failure of abstract system, there will be two approached to deal with: cynicism and disengagement. Bu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completely disengage from abstract system due to the pervasiveness of modernity.

The next subtopic may be the most micro one: trust in persons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Ontological security implies the continuity of people’s self-identity and social and material environments in which people’s actions are conducted. Ontological security is more an emotional than cognitive phenomenon. However, ontological security does not bring deep anxiety to common people’s life. Some rare cases of such deep anxiety may usually be understood as mental illnesses or supersenstivity. For example, fear of nuclear war day and night.

Giddens then mad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rust building in infant-mother rel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infants may potentially encounter such ontological puzzles as “who am I” and “where do I come from”. However, infants will gradually become immune to such problems thanks to mother’s or other caretaker’s rearing. This is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basic trust” (p. 94), which entails both the reliance upon the consistency and continuity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s and the trustworthiness of oneself. Through this process, a stable self-identity can be built up subsequently. Trust is a mutual experience, which means not only the reliance upon the consistency of others and the environments, but als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liability and trustworthiness of oneself. In this perspective, therefore, bizarre behavior and deviance can be easily understood as a mirror of the unreliability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s where those behaviors come from. A feeling of the reliability of others and the environment is “central to a sense of continuity of self-identity” (p. 97). And the trust on nonhuman objects is based upon trust in persons.

Giddens also borrowed the term “potential space” (p. 96) to refer to trust sustaining when caretakers leave and let the infant alone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hich definitely entails the infant’s capability to accept the caretaker’s departure and how to behave properly on his/her own. The base upon which this capability is developed is largely the belief that the caretaker will come back, and the short-time departure does not mean a withdrawal of love.

Giddens regarded trust as a persistent and recurrent human need with regard to the familiarity and reliability of others and the social and material environments. Ontological security and routine and closely connected due to the pervasiveness of habit. Although routine is relaxing for our day-to-day life, it also demands “constant vigilance” (p. 98) on a level of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so as to maintain itself and avoid misunderstanding, puzzlement and other bad feelings, which may emerge when routine is violated or neglected. In short, careful maintained and continuously sustained routine is the basis for the daily updating of trust.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subtopic, Giddens posed the question about “what is the opposite of trust” (p. 99). He did not regard “mistrust” as the antithesis of basic trust, because this term is too weak to convey the correct meaning of that opposition, given the fundamental importance of trust for our self-identity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environment. He held that “persistent existential anxiety” (p. 100) would be the outcome of a lack of basic trust.

The last subtopic of this section is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trust and risk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societies. The to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ocieties largely derive from the discontinuity made by modernity.

In pre-modern societies, ontological security is connected with contexts of trust and forms of risk, and can be precisely positioned in localized time-space framework. There are four major contexts of trust: kinship, local community, religion and tradition. Role expectations and obligations designated by kinship systems make kin people involved to help other members and show trust; those conducts are not necessarily based on personal feelings toward specific member. So kinship plays a prominent role in providing a stable network upon which people can rely most of the time. The similar can be said of the local community. This kind of social relation is organized in the light of local or place, and has not been transformed by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The limited spatial scope of local community enables the community to be stable in time. The large majority of people in pre-modern societies stick to their lands, rather than often migrat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Meanwhile, different places are isolated from one another,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for people in different places to know other potentially shocking or disturbing lifestyles and ideologies. Thi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their ontological security. Relig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reliability of people’s day-to-day life is established, and we obtain a set of formalized interpretation and reaction mechanism with regard to most daily happenings. And more or less, the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on a personal level is connected with those within social groups and religions. Giddens regarded tradition as the organization manner of beliefs and practices across time. He stressed the notion of “reversible time” (p. 104) developed by Levi-Strauss to refer to the tradition’s central role in organizing the future through repeating the past. Therefore, tradition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present practices through this continuous representation. This is based upon the past-orientation or “backward-looking” (p. 105) of tradition. In sum, as Giddens said, tradition sustains trust by maintaining the continuity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nd represents such continuity through routines. Finally Giddens paid some special attentions to religions. Religion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entirely a refuge from real tribulations because religious doctrines also include the record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human sufferings.

But Giddens did not romanticize tradition societies as pastoral odes because risks did exist, some of which are even more pervasive or uncontrollable than those in modern societies. The first is the hazard of material environment, which can be indicated by rate of infant mortality, death rate of parturient, spread of infectious illnesses and endemics, not to mention those natural disasters like floods, typhoons, hurricanes, storms and droughts. The second is the wide spread human violence of which there is no effective and persistent control. All agrarian civilizations are based on their military force; however, those states could not monopolize the means of violence, which brings about the real existence of threats from invading enemies, bandits, pirates and so on. So it is different from modern societies where forces against violence monopolized by the nation-states are far stronger.

Due to the dynamics of modernity, trust is disembedded from the local contexts. The local is no longer the primary element for shaping itself, and cannot resist those global forces that are quite distant from it. Somehow, the local can be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global. Therefore, the stability of the local not only depends on its loc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depends on the stability of disembedding mechanisms of modernity. Giddens held that tradition is more supplanted by the reflexivity of modernity than religion, because tradition is more directly opposite to reflexivity, the implications of which include positivism, logic, material technology and so on.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sm,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and material environment has been changed, therefore, the environment of risk has also been changed. Ecological threats are more outcomes of human activities than naturally made. In the field of military violence, despite the wide spread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cross the world, many nation-states achieved internal peace thanks to the monopoly of means of violence by nation-state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territories. Risk and danger have also been secularized and can be assessed in the light of inductive knowledge, which repels the dominance of religion. The concept of “risk” is more understood with regard to the indelible possibilities of things going wrong, rather than something determined by Deity. However, that concept of “fate” won’t disappear entirely, in particular, in environments of high risks.

Section Ⅳ has overlaps with the previous section, such as trust and security. But Giddens wanted to mor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modernity upon personal relations, or “intimacy”, and touch on different approaches coping with modernity or “juggernaut” which makes the world a “runaway” world.

Giddens once again used air travels as the example to illustrate how trust is vested under the pervasive impact of abstract systems. The point is that we vest our trust upon those abstract systems without a full grasp of the operating principles under the backdrop of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Trust on abstract system has been something taken-for-granted, and certainly it has been testified more or less by frequent practices in our day-to-day life. Then Giddens put forward his theorems that globalizing modernity is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p. 114), and construing oneself becomes a reflexive action.

After repeating his preceding arguments 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ntological security and emphasizing that abstract systems do not provide mutuality or intimacy as personal trust relations, Giddens distinguished three ways in which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modern and pre-modern societies in terms of intimacy and social orders. are elaborated. The first one is conservatism, which depicts the rupture of community and attendant destructive forces towards personal relations. Due to the dominance of modern democracy and mass society, personal relations have been “deinstitutionalized” and therefore,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ner subjectivity in order to find the meaning and stability of life. The second is sort of Marxist, arguing that life-world is taken over by modern institutions, and its inner meaning has been deprived, only reduced to be a hobby or leisure. The third is a more optimistic one, which argued that modern institutions create new means for communal life; therefore, community will not decline, but on the contrary, still survive or revive. Giddens regarded those debates as problematic because the overall backgrounds for this discussion should be put in the first place, namely, the very nature of “community” has changed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Given the fact that “place” is separated from space and loses its autonomy, it can be said that, as the synonym of place, community was destroyed. And similar can be said about kinship.

Then Giddens began his discussions on intimacy, especially friendship and sexual intimacy. He held that the nature of friendship in pre-modern society should be understood together with community and kinship. In this context, “insider” and “outsider” is clearly distinguished, and the prime function of friendship is to build up alliance targeting potentially hostile groups. In this way, therefore, friendship becomes institutionalized. Friendship definitely entails sincerity and loyalty, but also support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some dangerous endeavors like take revenge on enemies. In modern society, on the contrary, friendship becomes a reembedding mechanism, but has no direct connection with abstract systems. The antonym of friendship is no longer “enemy” or even “stranger”, but “acquaintance” and some other words conveying a lack of well-knowing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others. Basic trust in pre-modern society can be anchored into personalized trust relations based on community, kinship or other local ties. Emotional intimacy is institutionalized framework in which trust is operating by different codes of sincerity, loyalty and so on. Trust on a personal level is a means of establishing social relations beyond the scope of local ties.

However, in modern society, trust upon impersonalized principles and anonymous individuals is contradictory to basic trust. The tissue and form of life-world is reorganized by distant forces, for example, routines are reorganized by abstract systems. In this process, personal relation becomes part of the institutions of modernity and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Personal life has been closely connected with distant abstract systems. Personal trust no longer concentrates on personalized ties based on community and kinship, and it becomes a project to be “worked at” (p. 121) rather than pre-given, the operating codes of which include warmth and openness. He then took love and erotic involvement as an example to elaborate the mutual self-disclosure which is needed to establish personal trust. Giddens regarded erotic involvement as a progressive pattern of mutual disclosure, which also entails self-enquiry and self-discovery. The searching for self-identity is part of the collapse of pre-modern communal order, which gives rise to narcissism hedonism due to the feeling of powerlessness in the arenas of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Giddens argued that those activities searching for health like fitness, dieting and psychiatry are not personal discoverie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imply the lost of interest in the outside world, but rather, the reappropriation of expert knowledge by lay persons. It just represents the pervasiveness of the outside world which has been largely reshaped by modernity.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subtopic on trust and personal identity, Giddens generalized five points of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p. 123-124), which I won’t repeat here.

The next subtopic for discussion is risk and trust in modern society. He depicted the risk profile of modernity composed of seven points. The first four points are with regard to the objective distribution of risk, whereas the remaining three points are about the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risk.

The first point is the globalizing intensity of risk. Along with the spread of world-wide risk, there is no “others” who can be stay out of the global risk profile, for example, in the face of the threat of nuclear war. Meanwhile,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some certain groups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some inferential risks in terms of social status, income,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so on. The second point is the global extension of risk, which makes the global risk beyond the control of any specific individual or group. Sinc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re no longer completely controlled by the local, local contingencies cannot be tackled efficiently all the time. And above all, the failure of disembedding mechanisms is the biggest risk. These two points together concern the scope of risk. The third point is regarding the changed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 namely, the “socialized nature” (p. 127), which itself is the source of a variety of new risks. And the fourth point is the institutionalized risk environments such as stock market. These two together concern the changed type of risk environments.

The fifth point is the good awareness and recognition of risk by both experts and lay persons, which even gives rise to psychological numbing. No risk can be assessed in a totally strict sense. Risk derives from the imperfections of disembedding mechanisms, and more importantly, become a close and institutionalized universe of action. Giddens borrowed game theory to depict this universe of action, in which competing actors attempt to outguess the strategy of others and hereby make their own decision, and in the meantime, they all know that their competitors are doing the same things. In traditional society, high risk can be concealed by religion or magic, thereby, a sense of security can be created. In modern society, however, those techniques will not word at all due to a strong and universal awareness of risk. The limitations of experts are also well recognized, which raises kind of “public relations” problems to experts: how to sustain the trust on abstract systems and experts themselves. The worst thing is not that some experts attempt to conceal the risks, but rather, that experts themselves have not really realized the risks.

Then Giddens once again discussed ontological security. Given the profound impacts of risks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e end of “others” of the global risk profile, not specific individual or group, but rather the overall modern institution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creating risks and negatively impacting our ontological security. Modern risks cannot be controlled or predicted in a strict sense, therefore, few people always consciously keep them in mind, and they are assured by abstract systems and themselves that the occurrences of those risks are considerably low despite their serious consequences once they happen. This sense of “fate” can help people be released from long-time apprehensions,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 rationality. The cost of this relieving method is on an unconscious level, since the dread involved has never been dissolved but repressed. Giddens argued that “low-probability high-consequence risks” will persist in modern society,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knowledge system that is particular to modern society cannot be eradicate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will only lead to endless technological race, which further intensifie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Modern risks are always there as real beings, but nobody has adequate experiences of their real occurrences, except for several rare cases like Chernobyl Incident. Meanwhile, the perceived “unreality” of modern risks by common people has narcotizing effects.

Subsequently Giddens discussed the fourfold adaptive reaction to the risk profile in modern society. The first is “pragmatic acceptance” (p. 135), which focuses on short-term benefits, because the overall trajectory of modernity cannot be controlled. The cost of this approach is psychological anxiety, and the attendant may either pessimism or emergence of new hope. The second is “sustained optimism” (p. 136), sort of continua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which obtain its optimism from the faith in providential reason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some religious ideals. The third is “cynical pessimism” (p. 136), which directly concerns the anxiety deriving from risks. This approach serves as a means of blunting anxiety, objecting to the future-orientation of modernity and more or less advocating “delights of the here-and-now” (p. 136). Pessimism cannot become a formula for action because there is no concrete content within it. Combined with cynicism, however, it becomes a guide for practices. The last approach is “radical engagement” (p. 137), which implies “practical contestation towards perceived sources of danger” (p. 137), in order to minimize or even transcend their impact. The major means is social movement.

The next subtopic is a phenomenology of modernity. Firstly, Giddens identifies two types of perceived contours of modernity that dominated in sociology. The first is given by Weber, the elements of which include the strengthening of rationality, iron cage of bureaucracy,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ofessionalism. The second is given by Marx, which regarded modernity as a monster, an irreversible and unfinished project, whereas it can also be tamed. Capitalism is an irrational way for the operation of modernity. Then Giddens gives his alternative contour: juggernaut. Giddens held that human beings can ride this juggernaut to some extent, but also have to remember another possibility that the juggernaut may get out of control and becomes ruptured. It is not an integrated machine, but instead, one that is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forces. Thus, it is difficult to form a sustainable ontological security. The overall background of all those phenomena is the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of modernity.

Giddens present his phenomenology of modernity as four types of experience that are dialectically connected with one another.

The first is “displacement and reembedding” (p. 140). Displacement of place by modernity is a double-layered process and the experience of space itself has been changed. The familiarity we obtain in our day-to-day life is also influenced by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no longer a pure presentation of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local. In the global cultural an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familiarity does not necessarily conform to local ties. Those activities that have few intersections in pre-modern society can juxtapose in modern global community. People might be very familiar with very distant happenings thanks to electronic media. Thus, familiarity no longer only depends on spatial distance. Reembedding is the counterpart of displacement, which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ime-space reorganization by creating new communication spaces or patterns, or promoting small-size and informal social relations. The previous time-space limitations set up by local community or kinship in traditional society is therefore transcended.

The second is “intimacy and impersonality” (p. 140). Since trust environment has been dramatically changed by modern institutions, intimacy and abstract system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closely. Apart from traditional types of intimacy based on local community and kinship, due to the insertions of abstract systems, new types of intimacy crossing space emerges, such as pen friends who keep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via email across perhaps continents, and there ar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establishing new personal relations. In relations of intimacy, trust is always ambivalent, and is likely to be dissolved or transformed into impersonal contact. Self-disclosure not only creates as sense of security, but also incurs anxiety, because trust-building demands mutual self-understanding, self-expression and emotional support, whereas any imbalance in this process will incur distress and frustration.

The third is “expertise and reappropriation” (p. 140). Giddens argued that the fact that expertise has been part of intimacy in modern society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a colonizing process of life-world by abstract system. One reason is that the changes in life-world also influence reembedding systems, so the two parties have a dialectical interplay. Another reason is that nobody can be versatile in all sectors given the high complexity of abstract systems; meanwhile everybody needs to learn some rudiments so as to interact with abstract systems in the simplest way; therefore, everyone might be both an expert and a lay person, and thus, expertise is subject to this kind of continuous reappropriation by lay persons. Neither experts nor lay persons as individuals have full grasps of modern institutions. Modern life often implies dealing with something almost every day but never knowing their fundamental operating principles, for instance, using Windows XP PC operating system without any knowledge about how does Microsoft develop it. This proces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ocal knowledge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ies of local community, which is just the case in pre-modern society. Modern life is a complicated rather than one-way process, in which expertise is reappropriated by lay persons and applied to different spheres. Furthermore, those practices might become routines in the long run.

No matter how profoundly those practices facilitate their life, for common people, a greater sense of security has never been guaranteed, because the concerning scope of self-fulfillment and security has been largely expanded, the needs of which become much more difficult to meet. Modernity has made human activity to reach an unprecedented level in terms of scope and capacity. For example, nuclear deterrence exists only because the real threat of nuclear war is aware of by us. Nobody can be sure about whether it will function all the time. What we know it that until now, it works and nuclear war still did not happen. But the inherent uncertainty of the whole thing can be detected. Risk is not something distant from us. Instead, risk has been part of the core of our day-to-day life. Meanwhile, risk often coincides with opportunity,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decide to want extent should we vest our trust, or should we suspend or withdraw our trust.

The last type of experience in Giddens’s phenomenology of modernity is privatism and engagement, towards which Giddens held a somewhat optimistic attitude. He held that most of us will show a positively participatory stance due to the pervasiveness of modernity and the fact that nobody can be totally “others” survive without the spectrum of modernity. Thus, modernity might more arouse positive activism in the framework provided by nation-states and other collective organizations.

The last part of this section is Giddens’s criticism of the conception of post-modernity and his alternative account of the current era: “radicalized modernity” (p. 149), which is a series of generalized arguments elaborated in the preceding parts of this book.

Section Ⅴ and Section Ⅵ are concluding remarks, proposing Giddens’s approaches regarding how to transcend modernity, especially the dark sides, and his expected contours of post-modern social order.

Giddens used the term “Juggernaut” to describe modernity largely because of its uncontrollable feature, which makes itself differen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envisions. There are four major factors severing as the explanation for the defects of modernity. The first is “design fault”. Modernity is intrinsically connected with abstract system, the design faults of which make modernity deviate from its originally designated path, given the fact that any social organization is expected to achieve certain goals, which can serves as the criteria for assessing the efficiency of modern institutions. The second is operator failure. Operators of modern institutions cannot completely avoid mistakes. Wherever people are involved, operator failures will persist. Besides, no calculation can effectively incorporate operator failure, because this kind of failure is actually unpredictable. The more important reasons are the remaining two: unintended consequence and the reflexivity.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activity and other systems that are interacting with the system in question brings about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modern institutions. Reflexivity has been well discussed by Giddens, which continuously alters the form, nature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Thus, the social life cannot be completely controlled by human beings. Besides, reason does not refer to value differences and other differential factors like the use of power. Those factors can bring about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the operations of modern institutions, for which empirical research.

Then Gidden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ion of “utopian realism” and his systematic framework for envisaging the possible post-modern social order. The overriding objective of minimizing high-consequence risks transcend all divisions of values and power, therefore, there is no privileged social group in this context. Giddens emphasized that utopian realism never reject the use of power, because beneficial changes often take place by virtue of the privileged group, and many such changes actually are realized undesignedly. Social transformation needs to be connected with institutional possibilities. This should be the criterion for distinguishing realism from utopia; howe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ty blur this distinction. The very nature of “utopian realism” exactly refers to the balance between utopia and realism.

Giddens appealed to establish a sociologically sensitive critical theory, which is sensitive to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s driven by modernity, and “geopolitically tactical” (p. 156). In the context of high risks, moral commitments may be dangerous in themselves in terms of the consequences they cause. “Models of good society” (p. 156) should transcend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states and single dimension of modernity with regard to both emancipatory politics and life politics. Individual benefits and broader social and global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well coordinated, through which some broader connections can be the means or conditions for self-actualization. In summary, Giddens depicted four dimensions of utopian realism: life politics, emancipatory politics, politicization of the local and politicization of the global. Due to modernity’s impinging upon other countering trends, Giddens believed that this scenario is also applicable to thos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Giddens then discussed the role of social movements in his framework of utopian realism. The importance of labor movement has dramatically declined because the labor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terest groups and social movements reflected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 of modernity. Labor movements derive from capitalism, or the economic order of modernity, aiming to control the workplace and the state apparatus. Labor movements were the major carriers of fighting for freedom of speech and democratic rights; however, because those struggles do not derive capitalism in their natures, but rather, the surveillance system, the labor movement is not the only means. Peace movements concern the means of violence, the root reason of which i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war, especially the high-risk war like nuclear war. Ecological movements concern the created environments. Since capitalism was not well distinguished from industrialism, plus the collective destruction towards traditional lifestyles, ecologically movements often combine with labor movements in their early phases.

Giddens regarded social movements as the provider of the possible future scenario, as well as the means to realize it. But he held that social movements are not the necessary preconditions and sole base for improving the society. Utopian realism recogn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owerful, and does not regard them as always the naturally harmful. The division of interest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may impact social movements, but the power is not necessarily the tool for some groups to oppress or exploit other groups. In general, the power is the means to achieve certain goals, but also needs to be used concertedly in order to maximize opportunity and minimize risks.

Although Giddens reject the misuse of the conception “post-modernity”, he positively depicted his contours of a post-modern order, the implications of which are the transcendences of four dimensions of modernity. To Giddens, four dimensions of post-modern order are multilayere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post-scarcity system, demilitarization and humanization of technology (p. 164). The transcendence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are not necessarily synchronous, and need participations of various agents. With regard to economic order, Giddens held that socialism in its Marxist interpretation will by no means be the dominant order in post-modern society, because it is clear that complex economic order cannot be managed in the light of “cybernetic control” (p. 164), but rather, the signals given by specific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the bottom of the whole system. The transcendence of capitalism implies the transcendence of class divisions, and declining importance of economic criteria in defining people’s life circumstances. Giddens put forward the term “post-scarcity system” to generalize this post-modern economic order. In this kind of economic order, market is not the means of exploitation but only a signaling device, thus, the dilemma of whether or not to make the market to be subject to governmental control is dissolved. Since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cannot be endless due to the unsustainable resources, it is urgent to stop this accumulation and avoid the self-destruction. The concept of “scarcity” is a relative one based on specifically defined social needs and lifestyles. Thus, a post-scarcity system needs a change of modes of social life: stop the undue expectations towards endless economic growth, redistribute the global wealth, and make the growth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majority of people. The global economic organization is more a provider of information for economic policy-making than a regulatory agent. Giddens generalized the four dimensions of post-scarcity system as follows: socializ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coordinated global order, transcendence of war and system of planetary care (p. 166).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urveillance gives rise to more demands for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The government becomes mor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people’s participations in governmental procedures and the timely and response to people’s preferences. Modes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will go beyond the limited scope of nation-states and perhaps emerge more on the local and global levels, such as workplaces and mass media. Global cooperation is more stressed in coping with key issues of global impacts. The increasing production of weaponry persists, and employs more technology. But war can be prevented, given the stabilizing of nation-states system,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and common interests. Consta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partially derive from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military consideration, but also have its own dynamics. In other word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comes a routine with strong inertia. It continuously generates “solutions”, but it is still a big problem whether we really have those questions by which those solutions are justified. The serious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caused by this phenomenon make it necessary to incorporate moral considerations into the created environment.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nature should not be totally instrumental. Giddens introduced the “Gaia hypothesis” to illustrate the planetary basis of more ecological concerns. In this point of view, the globe is a single organic unit, sustained by decentralized ecological circulations.

Modernity is full of risks, which has been fully discussed in preceding parts of the book. Four dimensions of risks in modernity can be generalized as follows: collapse of economic growth mechanisms, growth of totalitarian power, nuclear conflict or large-scale warfare and ecological decay or disaster (p. 171). In transition to a new order beyond modernity, diverse direction can be identified, all of which are full of risks. Despite consta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the self-adjustment mechanisms of the market, capital accumulation cannot transcend resource limitations and resolve the problem of externality. Besides, due to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urveillance, totalitarianism is likely to emerge, with which modernity has an inherent connection. And technology escalates modern wars in terms of destructive power and affecting scope. We can see, therefore, another scenario of post-modern order, namely, the complete destruction of human life.

The last topic discussed by Giddens is whether modernity is equal to westernity, or in other words, is modernity particular to the West. The roots of two most significant organizational complexes in the four-dimension contour of modernity are all in Europe: nation-state and systematic capitalistic production. The astonishing power genera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complexes enables Europeans to expand globally and devastate almost all other countertrends. Modernity is inherently globalizing. But Giddens did not regarded globalization as the oppression made by western institutions towards other cultures. Instead, globalization creates new forms of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and global awareness. Globalization is still in its process of intensification; therefore, there will be diverse reactions based on the diversity of world cultures, and the inequality of wealth and power still persist to influence this process. The reflexivity of modernity distinguishes modernity from all previous eras and cultures. This discontinuity is realized by cultural commitments rather than reason and rationality. But power cannot resolv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reflexivity. This is well displayed by discursive argumentation disregarding culture and value differences. To this kind argumentation, there cannot be anything particular to the west. Giddens opposed this arbitrary reasoning, and through the preceding affirmative but also blunt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posed by Giddens himself, we can find that Giddens cautiously confirmed the western features of modernity, at least in its origin; meanwhile, he also confirmed the wider-spread of modernity and attendant declining western dominance of modernity.

In concluding remarks, Giddens tried to generalize his major arguments in the shortest words. High modernity dissolves the sense of security provided by tradition and the dominance enjoyed by the west. Since the collapse of certainty established by “peestablished dogmas” (p. 176), doubts involved in modernity has been institutionalized. There are two-fold circulation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s: one implies that the knowledge is subject to constant corrections, the other refers to practical circulations of knowledge in and out of social life. The inherent reflexivity of modernit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give rise to new risks. Modernity combines large-scale organizations with individuals dielectrically on both local and global levels. Subjectivity transforms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future-orientation of modernity provides the basis for utopian realism, namely, the prediction and orientation of the future. Utopian realism combines the prediction of the future with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trends.

Through the voices of utopian realism, finally, Giddens advocate the post-modern order in his mind which opposes reflexivity and temporality of modernity and sets a baseline to the currently endless expansion of modernity. This transition may give rise to the resurgence of tradition more or less, and intense reorganization of time and space locally and globally.

General comments

Giddens showed his excellent grasp of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ies in this book, a large part of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dialogues with three founding fathers of sociology, as well as other social theorists who are relevant to his arguments. However, I do not think these dialogues are enough for this general discussion of “radicalized modernity”, since the modern societies have dramatically changed, making the contexts for this discussion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when Weber, Marx and Durkheim were doing their work. When talking something particular to “radicalized modernity”, it is easier to be critical of those classical theorists, part of whose arguments have been proved to be obsolete. The most obvious example is Marx’s undue expectation on socialism as transcendence of the dark sides of modernity and the labor’s role in realizing this ideal. Giddens did not touch on enough modern social theorists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studies of modern societies and late capitalism, such as Talcott Parsons, Daniel Bell, Robert K. Merton, Jürgen Habermas, Herbert Marcuse, David Harvey, Henri Lefebvre, Manuel Castells, etc. This kind of inadequacy makes this book sometimes is like soliloquizing. It is understandable, however, because this book is not a systematic study but a collection of his lectures. So he did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consult those relevant theorists one by one and make dialogues, comments and critiques.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is a novel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modernity, transcending traditional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 terms of the control of resource and domination of some social groups over others. This conception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study of space, which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hotly-debated issue in social sciences. Not until around recent 4 decades do social scientists began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the conception of space in analyzing modern societies and the necessary transcendence of single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time arrangement of modernity. Time-space diatanciation is particularly useful for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in a global era, given the fact that globalizing and localizing are interplaying in transforming the time-space arrangements across the world, generating novel pattern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lifestyle. Those new terms like “glocolization” remind us of the importance of adjusting to those novel time-space organizations of radicalized modernity.

Giddens attempted to work out a univers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modernity regardless of the particularities of specific places, peoples, land features and countries. To him, those features deriving from certain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s have either been transcended or lost their importance in radicalized modernity. In other word, along with the wider spread of modernity across the world, those particularities no longer matter so much. Some kind of Eurocentricism can be detected in this book, although Giddens always tried to avoid this accusation through his statements with regard to the role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in reacting to modernity. It is not exaggerating to say that his arguments on modernity are largel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the West, particularly the UK. Other societies that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societies in which he is doing his work are not interesting enough for him to account for. In his point of view, those particularities are going to be transcended or minimized at last when radicalized modernity engulfs the whole world.

I do not think it is reasonable to take Giddens’s scenario of radicalized modernity for granted, because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understanding the past, shaping the present and predicting and orientating the future have been largely denied. I do not use the two terms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the sense of modern scientific disciplines. Instead, they are two sets of total knowledge of human beings in terms of time-space arrangements. In other words, history and geography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the two fundamental dimensions in determining human beings. If we are blind to the two sets of total knowledge, we can never completely understand anything in which human beings are involved.

For example, the impact of Mongolia invasion of East Europe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underst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apitalism in Europe, and even the details of the war between Mongolia troops and South Song Dynasty are relevant to understanding why Europe finally survived from the disastrous Mongolian invasion rather than being conquered and become part of the universal Mongolian Empire. Only since then did Europe recovered from the darkness of the medieval era and launched early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This part of history can therefore make Giddens confidently say the origin of modernity is in Europe. Let’s assume, if Ogodai Khan of Mongolian troops did not die in the eve of the general attack on Europe, and Mongolian troops at the gate of Vienna did not withdraw because of the scramble for the position of Mongolian Khan among several Mongolian princes, the natural fate of Europe will be similar to that of Abbasids and South Song. There is no reason to doubt the possibility of Europe’s collapse under Mongolian general invasion, given the history of what Huns and Goths have done to the Roman Empire.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European origin of modernity, therefore, is subject to be doubt in thi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part of geography, a convenient example is the contrast of the unbelievable success of Great Britain and Japan in establishing modern nation-states and launching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long-time turmoil 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France and extreme difficulty of modernizing of China in modern history.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island nations of Great Britain and Japan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which can help avoid frequent foreign intervention, for instance. Let’s recall how many times France suffered from intervention by coalition of Austria Empire, Prussia, Great Britain, tsarist Russia, Spain, Ottoman Empire, and how many times of foreign invasions obstructing China’s endeavors of modernizing, such as the shelling Nanjing (1927) by British, Japanese, American and French warships, and the Jinan Massacre (1928) by Japanese troops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Likewise, the astonishingly rapid growth of the USA is partially thanks to its geography: isolated continent, only two neighboring countries with mild character, and rich resources which have never been fully exploited by American Indians.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on the one hand, Chinese exceptionalism should be avoided, but on the other hand, western theories on modernity should 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especially those with Eurocentric features. China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 uninterrupted recorded history in the world. In this context, history matters more in terms of shaping Chi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peoples’ identity. This has been well illustrated by endeavors of recoding, making, changing, fabricating and spreading some parts of history for a variety of purposes. In this specific case of Giddens’s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bearing in mind of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can help us go beyond his shortcomings in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modernity,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diversity of modernity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罪错可以宽恕历史不能含糊

郭于华 — Tue, 12 May 2009 10:21:00 GMT

读完章诒和先生的两篇泣血之作《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卧底》，完全能够体会到她最初听闻告密之事的反应——“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这样的感受缘于那些告密者也是值得同情的“好人”，而且与被告密者为朋为友或者同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甚至双方有着“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如父如兄”般的“融洽亲密”。

揭开历史的真相，如同撕开未曾愈合的伤口，很痛苦，也很丑陋。更何况“告密”与“卧底”的根本原因不在个人的德行，而在“政治运动”的绞杀机制。那些告密者“活到今天，人性已经复苏，回首往事，会羞愧到无法正视自己”，由此有人认为“这个创疤揭不得” （张鸣，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0d2ii.html）也是不难理解的。

也有人认为章诒和的文章表达的是“对历史的情绪性的怨愤”，“感觉到她的怨愤盖过宽恕，一望而知是受害者的反应”；并将其视为剥皮、“鞭尸”之作，而且她的揭露对象若非已经过世就是耄耋之人，对这些文化老人下手未免“太不厚道”；甚至有人将章诒和所为称作“新告密”。对于这样的指责，指责者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在被“阳谋”设计的年代，在几十万知识分子、几百万他们的家人遭受创痛和屈辱的时候，可有人说过对人应宽容？在红色恐怖的年代，在神州大地生灵涂碳、文明浩劫之时，可有人想过做人要厚道？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中揭示历史真相的作品究竟是多了还是太少？面对历史敢于忏悔反思者究竟是多如牛毛还是凤毛麟角？更何况，章诒和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感受到的“裂骨锥心之痛”难道不是既为了受害者的痛苦，也是为了那些“告密”和“卧底”的“好人”之痛？痛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也是受害者；而在那样一种“运动”机制下，“好人”与“坏人”之隔有时只在一念之差。

章诒和之所以令人钦佩，在于她尽管面对“伤天害理之灾”，感到“裂骨锥心之痛”，可谓身心俱焚，但还是义无反顾地担负起这历史的重任，如同戴着荆冠前行——追寻真相，说出真相，做真正的人、大写的人。面对种种指责章诒和说：“我没错”，是的，您何止没有错，而且不由得人不大赞一声：伟哉，章诒和！壮哉，章诒和！

面对“告密”和“卧底”事件，可以引发我们关于历史的思考：

首先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历史？章诒和说过，“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宽恕罪错，泯灭恩仇都是应该和可能的，但如何宽恕罪错，又如何泯灭恩仇，唯有了解真相。只有知晓事实，只有记住历史，悲剧才能真正结束。正如冯骥才先生在《一百个人的十年》新版序言中所言：“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否则历史悲剧就难免会重演。了解真相，辨明是非，才有宽恕与和解的可能。其实章诒和又何尝不是这样对待历史的？她看到，“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他无力探究一生，只有公开那段日记。他所说的最后一本书，难道就是这本《悔余日录》？他没有勇气直面我，选择公布于社会，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就此她其实已经宽恕了这个被制度逼迫而“卧底”的好人。

悲剧的根本原因何在，其始作俑者是谁，直到今天依然不能明言。而不明真相，如何做制度性反思？不厘清具体的人物事件，又如何明晰历史、追究真凶？所以说，就个人而言，直面历史，反躬自问，才有可能“走出阴影，结束内心的黑暗”；就群体而言，明辨是非，牢记历史，才会脱离黑暗，走向光明的前景。

接下来的问题是，个人应有什么样的历史担当？每个人在历史中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作为，也相应地承担不同的责任。章诒和所为正是在做这样的历史担当。她因特殊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所接触和了解的历史比一般人更宏观也更深入一些。她将自己所见所闻、所知所感记录下来，表达出来，就是在承担历史的重任，尽管这历史沉重得有如“滔天巨浪”，会将她“击倒在地”，但或许这就是她的历史宿命。

更多的普通人，例如“四大恶霸地主”之一“周扒皮”（若用其真名周春富，可能许多人不知所指）之曾外孙孟令骞，出于对真相的追讨，出于生之为人的尊严，也出于不甘自己先人所蒙受的耻辱，历时五年，千辛万苦地寻访历史真相，终于写出《半夜鸡不叫》一书，交给读者一份历史真相的答案。这，也是作为小人物孟令骞的历史担当。对此，有人说他“翻案”，有人骂他对“名著”《高玉宝》“下蛆”。孟令骞对这些都不以为意，因为他“只关心真相”。他的努力向人们昭示，草根的历史也是历史，而且因为一直被权力精英的历史掩盖而尤为宝贵。

即使“卧底”的主角之一冯亦代先生，在晚年，将反思历史、“反躬自问”作为“新生的希望”，他出版“人生的最后一本书”《悔余日录》，也同样是在承担历史的责任。仅此一举，他也是让人钦佩的，亦堪称有勇气直面历史、担当历史的“好人”。而他自身也终因此而得到精神的解脱。直面历史，也是疗治心灵创伤的最好方式。

不难理解，以往正式的、官方的历史是权力的产物。由于精英掌控着表达权、话语权、解释权，他们因而甚至可以控制社会事实或改变历史真相。而没有权势的普通人被剥夺了讲述和书写历史的权力，由此他们在历史中无形无迹，无声无息，或者只作为数字存在。在历史中消失，就是他们的历史宿命。直至今日，历史以垄断方式存在的状况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正如张鸣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还无法自由的言说，所有的档案还不能自由的查阅，正常的讨论也无法展开”，正缘于此，人们才会担心：“如果非要揭某些人的疤，很可能会形成一场新的混战，所有人都把视线集中在个人的品德上，从而放过了对运动本身的批判”。

我认为，突破历史霸权的方式之一就是去发现和书写普通人的历史，即无数小人物的历史。章诒和们，孟令骞们所写下的历史就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就此而言，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份量，每个人的历史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所以，每个有历史能力的普通人，都应该记下自己的、家庭的、家族的、社区的乃至更大范围的历史事件与经历，为自己与民族的生存做见证，也为改变历史的（垄断）存在状态尽一份力量。

更为重要的问题还有，个体经历与社会结构、个人记忆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如何？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个人生活的模式和世界历史的轨迹之间有一种微妙的接合，而造成个人烦恼的结构变迁是人们无法控制的。只要经济结构和秩序出现整体性的衰败，失业便不再是个人所能化解的问题；只要战争成为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工业化不均衡的内在属性，人们对此带来的困扰便无能为力……。人们需要的，乃是一种能够帮助他们运用资讯和发展理智的能力，以使他们清晰扼要地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一种能力或者说一种心智品质，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运用这一想象力，我们就可以在个体与社会、微观与宏观之间进行穿梭，明了造成苦难与困惑的机制。

联系到“告密”和“卧底”的历史，我们都明白不能只追究个体的责任而放过制度的弊端，但是，如果没有对个人行为、事件过程和具体情境的清理，又如何能涉及更大的社会历史过程？没有事实真相，如何去反思“运动”的罪恶和制度的问题？那些在“运动”中选择了告密、揭发甚至大义灭亲的人们，其实只是做了他们当时所能做的最识时务、最能自保安全因而也是最“正确”的选择。而这正是阿伦特意义上的“平庸的恶”——恶的动机只是普通的人性的弱点，例如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例如胆怯自保和向上爬升，甚至以为自己正在从事正义正确的事业，……。极权专制的暴力经常以崇高美好的理想或者冠冕堂皇的名义施行，人们因而很容易丧失判断是非的思想能力。阿伦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促使我们思考“平庸的恶”是如何形成的，告密和卧底的制度根源与组织、机制又是什么。这尤其需要我们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能够洞察个体经历与社会历史结构之间的关系。

一段独特的文明的历史和文明的转型应该也可以从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经历和常识常理（common sense）来理解和分析。将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卑微琐碎的经历和讲述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可以成为宏大历史的有机部分。毕竟那是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命运，而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

揭开历史的真相让人痛苦，但还是要揭开；记忆惨痛的经历令人悲伤，但还是要记住；每一代人都不得不承担自己的历史任务与使命。而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追究过来人的功过善恶，而是追索究竟是什么能够如此扭曲人的心灵，让人自觉地建造起精神的牢狱？是什么使得原本普通、平凡也不无善良的人们丧失了人性中最宝贵的情愫？又是什么最大限度地把人性中的邪恶培养出来、发掘出来？对于历史真相的追索应该成为每一代亲历者的责任，也应该成为后来人持续的任务。故意模糊历史、扭曲记忆甚至假造历史会使一个民族丧失基本的判断力，这样的民族决没有光明的前途。面对那的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过往，罪错可以宽恕，真相不可含糊；恩怨可以泯灭，历史不能忘却！

2009年4月30日

炎黄子孙与鲁迅之间的沈重“隔膜”

野草谷 — Sat, 04 Apr 2009 07:29:00 GMT

炎黄子孙与鲁迅之间的沈重“隔膜”——鲁迅先生的大悲之一（节录）鲁迅先生说：“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这也是鲁迅先生终生的“大悲哀”。鲁迅式的悲剧，是平民的代言人和平民之间那种难以言传的深深的隔膜。也就是所谓：“孤独者注定要为大众而献身，同时注定了要同大众进行不停息的战斗，直到在‘无物之阵’中衰老寿终，不论是战斗还是静止不动，孤独者永远是为迫害他的大众而死。”（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改革的先驱，真正的社会精英和平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关系，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鲁迅和平民的“隔膜”颇具民族特色的悲怆性。这里，又是一个鲁迅式的悖论。“婚变”（结婚和再结婚）及与民众的深厚的“隔膜”，是鲁迅的两大心病，也是我们了解鲁迅思想情感世界的两个“阿基米德支点”。一度曾经被炒得沸沸扬扬，神秘莫测的，所谓鲁迅的 “负罪感”，鲁迅的“原罪意识”尽源于此。孤独者和大众的关系是鲁迅政治文化思想中一个普遍而永恒的主题！鲁迅先生又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写在〈坟〉后面》①284。)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上海的《申报》上登载，南京总理墓即将竣工，市民谣言，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因此，家家孩子左肩各悬挂一块红布，求避凶险。红布上往往写有这样的歌诀：“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等等。鲁迅沉痛地说：“虽只寥寥二十个字，但将市民的见解：对于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经写得淋漓尽致。……‘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史。”……“近来的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掩藏黑暗，但市民却毫不客气，自己表现了。”(《太平歌诀》④103。)鲁迅是中国三千年文明史上最具有人民性的思想家，他赋有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居民申辩，呐喊，呼告，为穷人思索和忧患的天性。他正像罗素所说的那种人，鲁迅的一生“是由三种单纯而强烈的热情支配着，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探索，以及对人类苦厄的难以遏制的同情心”。有史以来，鲁迅第一次以平视甚至是仰视的角度去对待穷人，鲁迅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平民的甦醒和崛起。可是，鲁迅先生并没有象通常情况下，别的人那样，对于平民采取了单纯的附和，赞赏，讴歌，辩护，甚至利用的态度，相反，鲁迅先生对于平民的政治思想，社会价值观，心理素质，生活习俗等，坚定地持有一种异常令人注目的尖锐的批评态度，他直面民众的陋习和病态的社会心理，对之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攻讦。他猛烈地抨击说：平民“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革命时代的文学》③422)。他们往往成为“权势者的留声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⑥316。)“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有人骂议员，说他们受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通讯》③22。)“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娜拉走后怎样》①162。)“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实与民意相去太远，要收获失败无疑。(《通讯》③24)。“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咀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娜拉走后怎样》①163)。“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上海文艺一瞥》④302。）“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即小见大》①407。)“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①366。）……。野草谷yecaogu@yahoo.cn

炎黄子孙与鲁迅之间的沈重“隔膜”

野草谷 — Sat, 04 Apr 2009 07:29:00 GMT

鲁迅先生的“叛孝情结”

野草谷 — Sat, 04 Apr 2009 07:23:00 GMT

鲁迅先生的“叛孝情结”——大悲哀之二（节录）　在去世前的最后两三个月里，对朱安的回忆和反省，使鲁迅始终被一种追悔莫及的沉痛情绪笼罩着，内疚噬食着鲁迅破碎的心。鲁迅最后一次“......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但是，“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鲁迅思想是每一个中国人自我剖析的手术刀。在鲁迅思想的门口，正象在地狱门口一样，必须提出如下一个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在这里一切的疑惧都须抛弃；一切怯懦的念头在这里都须化除。”《神曲》原文--但丁），鲁迅思想是中国人在挣脱了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文明的羁押后，对三千年梦魇的痛苦反思，所以它不得不具有一种壮怀激烈的革命形式，因为，它是对以往那些，被所有的人们视为神圣而庄严的东西的亵渎和反叛，是对世人至今梦寐以求的那些事物的唾弃。进入鲁迅世界必须通过忍受那种常人难以想象的鲁迅式的创痛的考验，鲁迅式的创痛，是一个东方人因对自身被迫染有的，古代传统精神文明中的反人道内容的，影响和痼疾的反思和忏悔，所引起的割裂或切除的剧痛。鲁迅说：“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坟•写在’坟’后面》）鲁迅的痛苦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最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痛苦，就没有新的思想，没有新的思想，就没有新的时代。当三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寿终正寝的时刻终于降临时，大众却仍处于麻木之中，于是鲁迅先生送来了痛苦，鲁迅先生人格的伟岸，恰正在于此。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坟后面’》）又说：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野草•’墓碣文’》）“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译文序跋集•’文艺政策’后记》）这是何等惨烈的自我拷问啊！又是何等沉痛的忏悔啊！这种完全出于自发的人性的反思，在中华民族三千余年茫茫的历史长河中，除了鲁迅，还能有谁？（鲁迅的痛苦，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精神财宝，正是依靠这类的财宝做阶梯，人类才得以逐渐摆脱动物的本性，进化成真正意义上的人。）　对鲁迅的心病，经常守候在弥留中的鲁迅身旁的萧红女士作了如下叙述：“这一次鲁迅先生保持了很长的时间，没有下楼更没有到外边去过。在病中，鲁迅先生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的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的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许先生告诉我的，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鲁迅回忆录•一集》）显而易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鲁迅深悔当年，自己为了“孝”顺母亲的欲望而没有给朱安以自由，这点，本来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野草谷yecaogu@yahoo.cn

鲁迅先生的“叛孝情结”

野草谷 — Sat, 04 Apr 2009 07:23:00 GMT

历史在中西方文化的烙印

鲁戈 — Sat, 21 Feb 2009 12:49:00 GMT

                                                   历史在中西方文化的烙印
                                  ——我在《律政俏佳人》中看到的西方文化差异
        有人说历史是一阵风，但我认为，即使是一阵风，也会留下其中的一些或绝美或丑陋的烙印！而当我们细细品味《律政俏佳人》，你会发现，这些刻印在现今依旧清晰，如一条界河，在日益模糊，日益融合的世界中鉴别中西！那样深刻！
       看过《律政俏佳人》,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的行为中心，和我们中国人是不同的，在他们的行为艺术中往往以个人为主题，而我们却习惯在行为上更靠近家庭，家族！这就是为何中国人不明白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弟弟仍住在平民窖,穷困潦倒!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这不是风中飘舞的梨花，飘到哪都仅仅是偶然！这就是历史在中西方文化中的烙印！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差异的巨大，我以中国学生贷款制度的改变来进一步深化！最初的中国学生贷款是照搬西方模式，有学生直接和银行签订贷款合同，以学生个人的信誉作为贷款担保！这在西方社会本来没有什么不合理！大学生作为一个成人，有自主行为能力！但要看到在西方，个人信用体系非常完整，如果一个人逃债，那他受到的信誉损失是十分巨大的！而中国却是一个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信用体系非常不完整！加上现在的人才流动有很快！大学生毕业后经常变动工作单位和地点！引起大学生毕业后逃债的代价非常微小，而获益颇丰！这样就造成逃债行为风行！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我国对贷款制度进行了改革，在新的贷款制度中，贷款的人变成了贷款的大学生的父母，以父母的信用为担保！从而引起大学生贷款信用度大增！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好效果呢？这次改革看似仅仅是贷款行为人的变化，其实却是一次绝妙的改革，真正是中国实际，中国文化相符！由于贷款实际人变成了大学生父母，那么，即使大学生毕业后能不断变换工作单位与地点！但其家庭，至少父母的住址是不会经常变化的！而且，逃债会对家庭，家族的声誉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在中国文化中，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家庭家族是行为中心！即使一个人能受辱，也绝不能辱及父母，家族！家庭家族的利益是至上！这样的改革，造成了逃债的风险极其巨大，得不偿失！
        这样的差异，体现了即使是现在，中西方社会在形态上是不同的！这样大的文化差异正是有这种形态不同造成！西方社会如果可以定义为现代市场工业社会，那么中国社会可以定义为传统宗法社会末期！
       这种不同是由于中西方进入工业，市场经济时间不同引起的！西方在18世纪就进入了工业，市场时代！而中国呢？虽然在19世纪开始近代化，但真正进入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只能从1979年开始算起！不过短短几十年！
       在传统宗法社会中，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必须以家庭，家族为整体合作完成!而且在这个阶段，法律制度不完善，一个人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依靠家庭家族力量！这样家庭家族自然成为个人行为中心！而在市场工业社会，开始了社会化生产！人的关系以业缘关系为主，家庭家族在生活中的作用大大下降!人的行为中心从家庭家族转向个人！
        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不是偶然，是历史的烙印！

历史在中西方文化的烙印

鲁戈 — Sat, 21 Feb 2009 12:49:00 GMT

在差异中找到差距

鲁戈 — Sat, 21 Feb 2009 12:47:00 GMT

                                在差异中找到差距
                          ——中西方文化在重实际，重理论的分异
    虽然我不赞同中国应该全盘西化的观点，或者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全部看成差距，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些差异中，的确深藏有差距的因素！
    我们经常说，要实事求是，要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然而，在真正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习惯中，大都仅仅重视了实际，而严重缺乏重视理论的精神！因此，往往在办事中变成了完全以实际为中心，最多是变通了的理论，歪曲了的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西方人是很重视理论的。而且有时重视的让人吃惊！让中国人完全无法理解！我们也许无法想像，在一艘装满了食物与衣物的荷兰货船上的人会被全部饿死！那个故事发生在几近17世纪的欧洲，那是个充满了探索与奋斗的时代！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航线相继被开拓后，人们一致认为北冰洋是最后的处女地！是最后的机会！作为那个时代的后起之秀，荷兰冒险家对此垂涎三尺！1596年，一个叫巴伦支的船长开启了他的旅程,一次通向永远的旅程！他计划从北面探索到达亚洲的新航线，当他经过了三文雅，但是他们在那儿被冰封的海面困住了。三文雅地处北极圈之内，巴伦支船长和17名荷兰水手在这里度过了8个月的漫长冬季。他们拆掉了船上的甲板做燃料，以便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保持体温；他们靠打猎来取得勉强维持生存的衣服和食物。最后在这样恶劣的险境中，8个人死去了。但荷兰商人却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私毫未动别人委托给他们的货物，而这些货物中就充满了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食品！如果这样的是发生在中国，很可能会被认为刻板和傻蛋！这就是典型的西方文化！
    荷兰作为西方传统的商业强国，很能代表西方在商业上的理念！在西方商业理论中，诚信是根本！是一切商业行为的基础，是商人的立身之本！他们对诚信理论的信奉，甚至超过了其生命！这样的重视，在一次两次的特例中的确是不利的！但从长远来看，其效用是十分明显！作为一个西欧一个弹丸小国，即使在争霸战争中一败再败！虽然在一战二战中都是重要战场！但终不失商业强国地位，是什么支撑了它？正是诚信，更是他们对理论的重视！
    反观中国，从来不乏变通之术！诚信是理论上的，盈利才是实际的所以三鹿可以在明知其牛奶已然造成大量消费者病危死亡的情况下，漠视公理与天良，将诚信直接扔到垃圾桶里，脸不红心不慌的否认一切！公民权利是理论上的，经济增长，政绩才是实际的，所以山西省相关部门能对黑砖窑不闻不问不管！交通规则是理论上的，方便才是实际的！所以在生活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车辆闯红灯，行人从不走斑马线！
    在重理论与重实际的两端，我并不反对将二者综合！但中国文化很多时候仅有名义的综合！纵观中西方文化差异，中国的确需要进一步审视其对实际与理论的态度！也许，这就是差距所在！找到了差距，并改进才能更好通向辉煌！

正视《论语》

鲁戈 — Sat, 21 Feb 2009 12:46:00 GMT

正视《论语》论“半部《论语》治天下         最近，我国有一次兴起了一阵古文化热。其中，孔夫子的《论语》是其中的热点中的热点，从于丹到易中天，儒童，潇水！因而又有人将“半部《论语》知天下”这样的妄语从垃圾堆里捡出来了。
        首先，我必须承认《论语》作为我国春秋时代的著作，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文献，其对而今的中国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今天的思想界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是，认可儒家思想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并不代表“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言存在半点的真确性。半部《论语》治天下？仅仅依靠《论语》就能治理天下》？半部《论语》可治何时之天下？半部《论语》可治天下到何种程度，或说何为言论者的“治”？
        半部《论语》治天下！？可治今天治天下么？谁都必须承认：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看春秋之世，虽然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即使到了春秋末年人口不过500万;那时国土面积狭小，能被称为“天下”的地方，仅仅是关中，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社会分工还很初级，不过士农工商；阶层分化也很简单，总体上仅能分为奴隶主阶层与奴隶阶层；人类种群交流范围还很狭小，华夏族正真有广泛交流的地区仅仅是中原地区。然而，在看看现在，茫茫九州，人口超过十三亿，数百倍于春秋时期；面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数倍于春秋时期；社会分工已然十分复杂，有三百六十行之称，从洗脚按摩师，到股票分析师，从足球裁判到拾荒者；而阶层风化多至数十层！这样巨大的变化，建立在春秋时代的《论语》观点还能适用于今天的时代？《论语》的视角广度还能覆盖今天的世界？即使一个两个观点仍然适用，每一个观点都适用？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种社会思想都是以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为基础的，很少有思想能涵盖整个人类过程，除了某些初级简单的原理，由于支撑其成立的基础十分简单或易得，因此其存在的基础能长期存在。然而，《论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体系，其中很多观点的现实基础已然早已消失！不能适用现实，依靠《论语》必然不可能很好治理今天的天下！同时，今天的人类活动广度大的多，人类的视角也在不断扩展，很多的东西早已超脱《论语》的视角范围，如果仅依靠《论语》治理，就会发生很多事件根本没有理论依据！举一个最为简单的例子，《论语》有没有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应对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投资应几何？消费应多少？利率多少最合适？股市多少点最合理？《论语》能不能让我们清楚，中国是否需要航母？潜艇和航母谁更有效？出兵索马里打击海盗合符中国利益么？这些都是治理而今天下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如果这些事情不能依据《论语》找到答案，我们怎能仅仅依靠其治理天下？纵观中国历史，秦始皇用法家一统天下，汉高祖用道家休养生息，汉武帝用儒家实现“大一统”！宋代出现理学，明代又创立心学！时移势易是异而已，仅仅靠《论语》半部不能很好治理天下，正如商鞅所言：”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觽。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半部《论语》治天下！一家一人之言足以治天下？还有一句话和这句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华国锋所提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须知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的智慧是及其有限的，尤其是在滔滔不绝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任何人的智慧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有限的，这是由于一个人的精力，时间，兴趣，能力等资源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不可能支持他看透思尽人类进程的深度和广度！正如俗语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任何人的个人思想都是有局限，有谬误的！如孔子自己说的一样：“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此一家之言，不足以治理全天下！深思“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以一人一家之言治天下的实例在中国历史上不只一次，然而结果如何？秦始皇迷信法家，二世而亡；四十年前，国民维毛泽东之言为真理，最后酿成十年文化大革命之祸！半部《论语》治天下,果真到治国维以半部《论语》之时，就是天下打乱之日！
        半部《论语》治天下？靠《论语》半部终不能治理天下！我们必须正视《论语》，在看到《论语》的价值的同时，万不可将其高高放在神龛上，每天顶礼膜拜，早晚三注香，那最终只有两个结果，或误人误己误天下,或《论语》像他面前的香一样，灰飞烟灭！

正视《论语》

鲁戈 — Sat, 21 Feb 2009 12:46:00 GMT

互联网：第二向度的出路——读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都都 — Wed, 04 Feb 2009 03:32:00 GMT

一、何谓“单向度的社会”

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是马尔库塞继1941年《理性与革命》和1955年《爱欲与文明》后的又一本著作。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强调黑格尔哲学的实质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精神，而这种精神也是马克思学说的思想根源，不言而喻，马尔库塞的这一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卢卡奇开创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而《爱欲与文明》则标志着马尔库塞思想的一个转折，这时的马尔库塞试图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补充马克思的学说，并在其文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而《单向度的人》的出版则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其一，这本书标志着马尔库塞思想的再一次转变，在这本书中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的文明思想中走了出来，再次投身到了以黑格尔主义的怀抱中，并发展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中批判工具的合理性、模糊手段和目的的区别等方面的观点。其二，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由纯哲学的研究机构向社会学研究的转变。在纳粹铁蹄的践踏下，这个被迫迁移的哲学学派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领导人在继承了霍克海默、阿多诺这些人的理论思想的基础上把这些理论和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相结合，进而形成了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而《单向度的人》这部著作正是马尔库塞将黑格尔的批判理论和美国的社会现实的完美结合。

这本著作的基本思想是：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随着生产技术的迅速发展，批判意思已经消失殆尽，统治已经成为全面的，个人已经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成为一个仅仅拥有服从和宽容能力的“单向度的人”，而这个现代社会也因此变成了一个被机械控制的“单向度社会”。马尔库塞本意是想通过这本书揭示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弊端的。他的本意是寄希望于苏联的公有制生产方式的，可是苏联的“极权”统治让马尔库塞大失所望。现在，我们撇开那些强烈的意识形态问题，但看马尔库塞关于“单向度”的表示我们就不难发现，“单向度社会”的种种表现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在我们的当今中国也是处处可见的。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各种社会力量的整合。在马尔库塞看来，现代工业社会利用科学技术将自己组织起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有效地支配了人和自然。技术进步扩展到了整个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除了一个以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社会控制形式，把所有真正的对立整合起来，从而建立了一种舒适、温和、合乎情理且民主又不自由的发展中的工业社会。这是一个对个性和整体压抑的机械化的过程。马尔库塞在书中指出：“在这个压抑整体的统治下，自由能够转变成一种有力的统治手段。向个人开放的选择范围，在决定人的自由程度中并非决定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能够选择什么及究竟选择了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并不意味着自由的扩张，而更多地体现了物质、技术等外在因素对社会的限制。随着这种物质条件的普遍提高，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方式也出现了同化的趋势，各个阶层的分界线已不是那么明显，在这些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现代工业社会走向了充满包容却忽视批判的“单向度社会”。而这个社会中的人也似乎也成了那种丧失了主动性的“单向度的人”。针对以上出现的新情况，马尔库塞似乎并不认同，他认为，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掏空了对立面的批判内容，所以它能同化各种各样的对立面，而不会给自身造成危害。它能满足大量的人类需求，但这些需求本身都是虚假的，是唯利是图的剥削者为了使不正义、贫困和侵略现象永远存在下去而强加给个人的。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能仅以传统的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标准为尺度，还必须从新的角度，着眼于人类的全面解放。

其次，传统的工人阶级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在马尔库塞看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产品、服务质量的提高，原本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无产阶级工人群体的性质也在发生了转变。机械化的发展减少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花费的劳动力的量和强度。同时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正在提高。劳动力剩余价值学说似乎正在本机器剩余价值的概念所取代。资本主义剥削的基础似乎被动摇了。正如马尔库塞写道：“ 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在维持剥削的同时，对劳动者的机械化日益完善，这就改善了被剥削者的态度与地位。”马尔库塞也因此推断：技术变化趋于消除个人生产工具和作为“绝对单元”的机器，这就似乎取消了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概念以及与这个概念相伴随的剩余价值理论。同时，随着职业分层的趋同，大量“白领”阶层的出现，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剧烈。他们夺取权力的方法也趋于合法化，暴力抗争的日子似乎已经过去。伯恩施坦式的观点似乎在这个时代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工人群体已经被从对立的群体中划去。而知识分子大学生、妇女、少数民族这些在工业化过程中被排挤和边缘化的少数人群，却被推上了斗争的第一线。对于工人阶级性质变化的论断，马尔库塞显得十分地悲观。

最后，技术理性单一了“高等文化”的种种影响因素。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理想与现实同化；理想化的王国逐渐缩小；理想在物质化。在高等文化成为物质文化的转变中，失去了大部分真理。在发达工业社会里，犯罪、无赖、恶棍等仍然保留在文学艺术中，但他们不再是“破坏性角色”的形象，而变成“相同生活的典型与样板”，“对既定秩序起着巩固而不是否定的作用”。在这段论述中，其对弗洛伊德的研究发挥了作用。他认为性欲的加强必然引起侵略性的减弱。如果社会允许局部与定域性欲的释放，那么非升华的性欲与升华的侵略性形式的增长相容。在这种物欲性蔓延的社会，原先那种纯精神和理想型的“高等文化”似乎已经没有了市场。它也不失为“单向度社会”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马尔库塞认为，这样的文化生活绝非值得向往的“天堂”和“乐土”，而是一个应被否定的社会。

二、“单向度社会”的原因和评价

马尔库塞认为，双向度社会与单向度社会对立的哲学根源是辨证思维与形式思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柏拉图赞美同经验对象相比较的规范性概念具有无比的重要性，而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一种“不结果实的”形式逻辑，从而 “把真理同现实割裂开来”。而实证主义，特别是分析哲学和操作主义则被马尔库塞看作形式思维的扭曲的代表而被认定为“单向度社会”形成的罪魁祸首。

但是在马尔库塞解释关于“单向度社会”产生的原因时，我们却能看见马克思的影子，作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大力推荐者，这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学者在本书中通篇强调了“异化劳动”的发展在“单向度社会中”产生的重要影响。马克思首先从当时国民经济中异化的现实表现入手，“劳动者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他越是创造价值，他自己就是贬低价值……”，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作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劳动产品是一中异己的力量，它不依赖于生产者，且与劳动对立，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为劳动的对象化和非现实化（即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这中劳动就是异化劳动，这过程就是异化的过程。简单的说“异化”就是指被生产者创造出来的事物反成为了控制生产者的工具，进而奴役生产者的过程。而现在大工业社会中的“机器文明”和趋同型的价值观似乎就是这个方面的体现，人的思维正在被那些越来越先进的机器所控制。同时《资本论》中 “剩余价值”的观点在马尔库塞的书中也有体现，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剩余价值”似乎被淡化，文中更加强调了是“机器剩余价值”的概念。科学和技术在马尔库塞的书中似乎充当了一个既是奴才，又是管家的奇怪角色。而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人和社会趋于“单向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关于工人阶级蜕变的问题，笔者觉得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以及韦伯关于理解行为中的经典论断均可以找到理论依据。1893年, 涂尔干依靠《社会分工论》获得了自己的博士学位，也也因此奠定了自己在社会学历史上的地位。在这本书中，涂尔干强调现代社会的分工是一种互补式的社会分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当代社会的有机团体。在这个团体中，人们由于分工的细化而很难单独地生存下来，为了能够更好的和别的生产领域进行交流合作，一定程度上的趋同是不可避免的，工人阶级也不例外。当然这中趋同也是有度的，这就是涂尔干通篇强调的法的作用。通过对加洛法罗自然特征的法的批判，涂尔干强调法是一种群体意识，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准则成为了人们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而这种大众性的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满足作为工人群体的利益，工人的斗争性自然下降了。而韦伯的相关理论似乎更能阐释清楚这个问题，在工业社会发展的今天，社会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人的生活状况获得了巨大的改善，首先工人的收入水平有了飞速的提高，他们的工资除了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之外还可以满足自己更高的要求，同时工人自己的劳动强度和劳动环境也获得了改善，工人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同时“白领”阶层的出现更预示着工人的社会声望的提高。而现在逐步完善的西方政党制度似乎为工人们获得权力提供了更加缓和且有效的权力。工人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上升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斗争性。毕竟在这个理性的社会中，目的性和价值性的社会行为仍然是社会的主导行为理想类型。而这些都预示着工人阶级的蜕变和转化。

同时关于马尔库塞的相关研究，他同时期的美国同仁们似乎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关于批判在这个社会趋同性的社会里是否真的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呢？对于这方面戈夫曼似乎有话要说。1959年，戈夫曼发表了他最著名的社会学作品《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从此也揭开了他关于“拟剧理论”的研究。其实“拟剧论”作为一个社会学的研究方向，早在吉·莫雷诺时期就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戈夫曼对其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改进。在他看来社会就是一场戏，我们作为舞台上的演员都是根据一些表演框架而规范自己的行为。而这种框架可以用托马斯提出的“情境定义”定义概念，即 “根据支配事件——至少是社会事件的组织原则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主观投入做出的。”而在此基础上包括剧本期望、剧情、剧组、表演区域等一系列的外部因素就成为了我们这些演员的影响因素。戈夫曼反复强调的主题是：当别人观察某人或某些人时，他们是如何表现自己的。戈夫曼认为，人们之间的互动就是各人表演“我 ”，不是表现真实的“我”，而是表现伪装起来的“我”。“我”就是一个“藏在假面具背后的人”，而这个“假面具”，是与社会公认的价值、规范、标准一致的前台行为模式，是一种角色面孔。这让我想起了早先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自我”概念的开创性分类：一是“生物自我”，指对个体生命的存在有决定意义的肉体部分；二是“社会自我”，指个体在与别人交往中所产生的本身感；三是“精神自我”，指赋个体以典型特征的总的认识方式和能力。在当今的工业社会中，“社会自我”的表现似乎更突出，这也是美国的老一代社会学家库利提出“镜中自我”的理论基础。可是这并不妨碍“精神自我”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迅速发展着。换句话说，那种社会趋同性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抱怨和批判并没有在这个社会中消失，而是转入了地下，成为了一种私下亲密群体间的交流题材。现代工业社会表现出的是一种表面为 “单向度”，实质仍为“双向度”的特殊形式。

关于这种“私下亲密群体”，各个社会学家对其的称呼是不一样的。涂尔干以“氏族”这个名字定义它，库利则提出了“初级群体”的观点，而威廉·萨姆纳关于“我群”的定义似乎更加强调了那种群体的归属性。涂尔干的“氏族”概念主要是指这样一种社会联结纽带，它通过强烈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的个体结合在一起。并且强调在有机团体发达的“城市”，仍然有大量的“氏族”关系被保留了下来。库利则认为“初级群体”是人们的自我观念发展的摇篮，是“人性的养育所”。他指出“初级群体”的特点是：人们亲密无间，有面对面的直接交往与合作，这种群体为个人的社会性与个人的理想奠定了基础。最常见的初级群体包括家庭、儿童的友伴或游戏群体、成人的邻里或社区群体，以及友谊群体和职业环境中的工作群体。而萨姆纳1907 年在《民俗论》中提出的“我群”中关系是一种团结一致的合作关系，“我群”与“他群”之间则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这些观点似乎都在向我们展现一个和现代工业社会格格不入的社会类型，可是他们却是活生生地大量存在的。批判的传统在这些私密的群体内部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三、互联网：批判向度的出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和互联网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它们在为科学技术提供帮助的同时，也为批判向度提供了一个舒适的温床。马尔库塞试图想向我们展现一个包容的“单向度社会”的形象在此时收到了强大的冲击。有人要问，小小的互联网有这么大的能力么？可是事实上。它做到了！由于互联网匿名性和跨地域特点，他然许多批判性的观点突破了“私下亲密群体”的藩篱，越来越为人们所了解，并引起人们的共鸣。匿名性可以让人拜托机械和物质的法律和责任对人性的控制，让人们敢于以自己的本来面目示人，同时也让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为世人所知。同时，跨地域性的特征更容易让这些拥有共同思想的个人在互联网这个纽带的帮助下，以最快的速度联系在一起。并逐渐的引起了整个社会团体的共鸣，可以这么说，互联网正在试图打破“单向度社会”的束缚，恢复原先那种思辨和形式、认同和批判相结合的“双向度社会”的合理状态。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现在的互联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单向度社会”发出了挑战：

首先，网络批判风潮的兴起预示着“第二向度”春天的到来。近些年来，被网络炒作上天的事情比比皆是。最早的包括胡戈恶搞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无极》，芙蓉姐姐现身网络，到现在的“最牛钉子户”事件、周正龙“华南虎”事件。这类事件每次出现都会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响，而在西方国家，这样通过网络而被置在评论的峰尖浪头的事件更是比比皆是。米尔斯在其《社会学想象力》中曾经强调社会学所关注的研究课题是那些“群体困境”。换句话说，社会学家对个人并不感兴趣。因此，我们在撇开这些事情的表象以后不难看出，与其说对于上述的网络事件是一种纯粹的社会评论之外倒不如说这是“批判向度”所掀起的一种抗争，是思辨思维和形式思维的一种论战。而且这些论战的结果或多或少地似乎能左右了社会发展变化的方向。科学技术在对劳动者本身进行了“异化”的同时，似乎也被人类那创造性的思维好好地“异化”了一次。

其次，这种双向度的发展表现在批判团体的扩大，在马尔库塞的书中他提高现在最具有批判性的群体是包括大学生、失业群体和少数民族在内的那些利益受到压制和排挤的少数群体，可是网络的发展着实改变了这样的情况。由于互联网的种种特性，这些少数群体可以通过网络很快的联系在一起，而网络也可以让他们的思想和教化更加便捷的为大多数人所了解，原先的那种消息封锁式的旧文化模式在互联网络发达的今天已经显得苍白无力了。而这些思想传播的直接后果就是那些曾经受到了或者正在受到类似剥夺和困扰的群体以及那些对这些群体有着同情感的人群能够迅速地对这些利益受损群体的思想产生共鸣，并且可以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少数群体的批判和抗争已经逐步演化成了一种全民性质的批判抗争活动。换句话说，只要你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只要你有相似的经历你都有可能成为这种抗争的一分子。2007年福建省厦门发市生的关于反对“PX”项目建设的“集体散步”活动就是通过手机短信这个互联网络而组织起来的。我们撇开法律法规的限制，这个事件让我们逐步认识到了网络的神奇力量。

另外，互联网让一些传统的文化获得了重生。在与形式主义的论战中，一些被人们逐渐遗忘的传统道德似乎又被人们重新拣了起来。从那些网络时间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法律规定的限制和自身条件的影响，人们对那些被热炒的时间更多的是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谴责的。传统的集体意识和伦理道德在这一刻瞬间复活了。物欲的文化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稳稳地占据了主导地位，传统文化开始复苏了。这些变化都是在网络这个新的媒介的作用下而实现的。而一些网络评论对当今社会运行方向产生的影响更为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信号。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借助网络这个武器逐渐地回归了历史的舞台。“双向度社会”重现的趋势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四、不断的反思

写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互联网拥有这么大的威力，那么它是否能成为当今现代工业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主导力量呢？笔者认为这是不成熟的，网络在显示了它在文化价值观和批判、评价问题上的优越性的同时似乎也暴露出了许多其自身的缺陷。由于匿名性的原因，人们在摘到自己的假面具对社会现实进行合理的评价和批判的同时，其自身的一些自然本性也不断地暴露了出来，利己思想似乎有冲破理性的牢笼的趋势。网络中产生的信任危机、嗜血的文化都在一遍遍对人类的本性进行拷问。同时由于缺乏规范的管理，这些各式各样的网络思想和行为活动很难被有效地控制，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似乎和它带来的优势一样多。人类原始的一些生物性的弱点似乎也在各种互联网的活动中暴露无遗，它似乎又要再次逃脱人类的控制，这是我们不愿意看见的。同时过分的依赖网络也预示着另一种畸形的“单向度社会”的到来。人们一味的评论、批判社会事物，缺少适当的形式主义思想也是不可取的。一味地坐在家里评论这个、批判那个，却没有真正从事各种事物似乎也是不合理的。另外脱离了物质生产饿着肚子想问题似乎也不是大家所愿意看见的。针对这个现象，政府机关采用了各种措施来健全网络社会的管理，实行网络实名制就是其中最有争议的一条，网络实名制的实施一方面是可以限制人的本性活动，让人们的各种行为再次回到相关的法律法规限制的范围之内，可是这样的实名制的实行势必会使生活在网络中的人们再次带上那假面具。批判向度似乎要遭受到再次重创，这对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是无益的。

涂尔干曾经说过：“只有在特定的法律的限制下才会出现真正的自由”。互联网作为一把“双刃剑”在促进合理的“双向度社会”形成的同时似乎也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控制它，这个程度应该如何掌握，还有待于各位学者的深入研究。

后记

浑浑噩噩地完成了这篇学期论文，乱七八糟地写了这么多，似乎原来的主题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了。总的来说自己对它不是十分满意，主要还是理论水平有限的缘故吧。许多问题说得不是很清楚。关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这本书，中国的学者对其褒贬不一，以刘少杰老师为首的学者认为它是对现代工业化资本主义世界生活方式的批判；而宋林飞等老师却把它描写成了西方安定生活方式的鼓吹者。同时就这两个向度究竟代表了什么大家也是意见不一的，我这里采用的是刘少杰老师的定义，即既要有对事物积极因素肯定、认同的一面，又要有对事物消极因素进行否定、批判的一面。另外，各个学派关于类似问题的研究也是十分多了，由于个人知识水平和篇幅的限制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另外由于理论部分写得过多，真正到了文章主体的网络部分我却觉得无话可说了。这个文章的中心并不是很突出，文章结构也头重脚轻，十分难看。可是这毕竟是我的一些想法和思考啦。我也愿意把这个“四不像”似的东西交予老师审阅，希望在他们的帮助下能够不断提高自己。

最后感谢现代社会理论课黄建新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导，黄老师儒雅的风范很合我的胃口，他对我的指导也是全方位的。跟着黄老师学习让我感受颇多，希望在以后的时间里我能得到他更多的提点。

主要参考书目：

【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影印版.

【奥】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哲学》[M].北京：九洲出版社，1997.

【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0.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M].北京：三联书店，2005.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非常高兴，加入社会学博客

花不飞 — Sun, 28 Dec 2008 07:22:00 GMT

很高兴，在网上找到了社会学的博客。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打开网页很慢很慢，但是看了几篇大家的文章，感觉真的很值得注册，所以我就开通了。

就我自己来说，不是一个文笔很好，很喜欢写东西的人。但是我有些时候是很喜欢看到感兴趣的东西的，而且如果真的对什么有兴趣了，就会写出来几句，嘿嘿。常常觉得我想的东西是不成一个体系的，没有大的方面上的逻辑，常常是一个观点，一个观点，就是罗列不起来。

读社会学的研究生已经一个学期了，可是由于我很懒，没看几本书，看的几本书也没有读透，读透了的也不是社会学的书，哈哈。

希望能在以后的时间里，了解到社会学最精华的东西，然后，能够运用它们为社会做点什么贡献。

老师布置了篇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的作业，现在先说两句吧：

韦伯的东西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理性化，科层制的发展，官僚制的确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走向一个理性化的社会。理性是多么褒义的一词儿，到了韦伯这里，前景却是理性化的“樊笼”，人到头来追求的理性却把自己关进了铁笼，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

社会发展到了现在，法制越来越健全，人的各种行为都成为有章可循的了，但是人本身天生的那种追求未知的本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抹杀了。比如法律，道德，规章制度，人的周围总是充满了这些东西。自由是和限制并存的。理性却是和科层制互斥的，科层制程度越高，人类社会就越不理性。

读到这些，我觉得很迷茫，为什么人追求理性，而且觉得自己也很理性了，但却离理性越来越远呢？

是否理性是应该看人自身的感觉呢，还是应该用韦伯的那种看法，当科层制充满社会的每个角落，人的理性就荡然无存？

是不是人自己认为我觉得我很理性，我就很理性呢？

知识社会学的进路及其困境——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探微

一帆 — Thu, 21 Aug 2008 09:31:00 GMT

注：一篇本科时代的习作，虽然文字及思想水平略显稚嫩，但向往学术研究之情依然忠实！

知识社会学的进路及其困境——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探微

The Process and Embarrassment of Sociology of Knowledge：A Study on Karl Mannheim’s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eory

封积文

[摘要]：曼海姆作为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其贡献无疑是重要的。他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挑战，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曼海姆对于知识社会学讨论，主要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价值问题与知识阶层问题。他关于当代社会的诊断，以及他针对现实而开列的医治社会的良方，对后来学者的研究也具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现代性；知识社会学；曼海姆；价值；知识阶层

现代性问题是一项复杂的问题。对现代性的诊断、剖析，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系列争论，一方面反映出，现代性问题是当下社会理论的焦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视角对现代性问题的介入路径的差异。总体观之，现代性之概念在两个层面上得以铺陈：一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30、40年代的文艺现象；二是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政治现象。[①]曼海姆对时代命脉的把握以及现代性问题的认识，是建立在其知识社会学理论基础之上的。曼海姆的现代性诊断确切地说是对社会政治现象的认识和揭露，他所提出的“非意识形态化”，是挑战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次尝试。曼海姆用这一标准来批评马克思主义，恰恰证明了这一标准本身是一种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标准，未能从本质上超越意识形态，与其说是为“通向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出的一条途径，不如说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掩饰，最终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曼海姆其人

匈牙利裔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是继舍勒之后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贡献最大的理论者之一，他“几乎单枪匹马地对知识社会学的出世作出了自己的反应” [1]( p412)，说他是知识社会学的真正缔造者不会引来太多的争议[2](p56)，正是他的理论建构奠定了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体系化基础。曼海姆在社会理论的众多方面都有所建树，思想活跃、视野开阔，这也是他著作主题分散，前后难以贯一，较难综合把握他思想脉络的原因之一。美国著名社会学家Lewis Coser如此评价到，“虽然卡尔·曼海姆充满活力的大脑使他在社会学许多领域内都有所建树，但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曼海姆有关知识社会学的论述是他全部著作中最有价值和最不朽的部分”[3](p474)。当代美国知识社会学权威彼得·伯格说，只是自曼海姆之后，“知识社会学才成为一种可用于研究人类思想所有方面的实证方法”[4]。但无论是国外学术界，还是国内学术界对曼海姆思想研究的还很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学术界才开始真正重新重视曼海姆的学理思想，并由此掀起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热潮。[②]

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了知识结构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样，新知识的不断涌现也对社会结构带来了空前的影响力。对知识的社会功能、知识与社会结构关系、知识与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探讨，显得意义重大而深远。本文不逮全面地论述曼海姆的学术思想，只是就其在知识社会学理论上的建构努力作总体述评，旨在厘清作者的思想脉络，为知识社会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参照。

问题意识

（一）知识社会学如何可能？

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在其《自传》中这样说到，“不可能仅仅根据一个人所说的或写的陈述句子来探知他的意思，即使他是以完全符合语言要求的方式和完全诚实的态度来说或写的。为了理解他的意思，你还必须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即他心中的问题，也是他假设存在于你心中的问题），因为他所说的或写的东西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2](p46)。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的探讨，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曼海姆所思考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看待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知识社会学的精神背景可以追述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正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命题，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历程中，他曾试图建立哲学、一般观念同它们所处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因为他要摆脱黑格尔的“泛逻辑体系”的束缚。马克思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5](p23)。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即着手分析观念或思想同现实社会结构之间与某个拥护者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关联。他进一步明确了，当时的社会主导思想乃是一种绝对思想，是康德的“绝对律令”，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绝对精神”的外化。然而，在马克思看来，思想是相对的。所谓某种思想是绝对的、永恒的真理，其实不过是持有这种思想的思想家们的阶级利益直接或间接的表现[3](p56)。在这一基本命题的前提下，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的知识社会学范畴，如“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等[4]。马克思认为，一种思想不仅可以通过起自身的功能系统去阐释，而且它还与个人的社会角色和阶级地位相联系，“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人和历史”，我们就会误入歧途[3](p58)。

一切思想根源于现实的社会环境，社会存在决定知识的来源。这不仅体现为社会科学知识获得，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也同样来源于社会存在的决定。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对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也不得不承认到，“知识社会学实际上伴随马克思而出现，他的深刻的富于启发性的洞察，深入了事物的本质”[6](p315) 。

在马克思之后，对知识社会学有着重要的贡献的马克斯·舍勒(1874-1928)，他在这一问题上阐述较马克思来说更加详细，主旨更为明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舍勒第一次创造性地使用了“知识社会学”一词，它的诞生预示着知识社会学正式进入社会理论视野。舍勒本人所建构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但这并不能抹去其内涵上的社会学的创意性。不仅如此，使他有别于同时代的曼海姆理论建构方面的是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4]（郭强，2000）。在舍勒看来，严格地说，“它（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不是思想的真理性，而是它的功能，它同各社会集团和利益的关系”[7](p303) 。他写到，一切精神活动，“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必然受社会结构……的条件制约”[7](p303)，因而，知识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思想史研究，而是在分析过程中注重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探询知识的起源的特定社会结构因素。但是由于受到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在知识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舍勒的理论立场不知不觉地带有唯心主义的倾向。“的确有许多不同的真理”，他如此说道，“但它们都来自对一个观念和价值律令的最高领域的感知”[7](p306)。正是在这一唯心主义哲学基本思想的感召下，他的理论带有浓厚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究其一生的学术兴趣和学术研究，舍勒主要是一位哲学家或者说是一位社会哲学家，建立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哲学人类是他终其一生的追求。在他那里，知识社会学只不过是完成这项宏大工程中的一个“辅助性”工具而已[4]。

与舍勒同一时代的另一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同样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贡献，他就是马克斯·韦伯。韦伯是当今社会学界所公认的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奠基者之一，他一生著述甚丰，并且在各个领域——诸如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都做出了一个伟大的理论者应有的理论贡献。韦伯在知识社会学上的贡献主要是涉及到了它的核心问题——价值问题。众所周知，韦伯是“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立场的倡导者，即主张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要贯彻“价值中立”立场，避免研究者自身的主观价值涉入。韦伯的这一主张在社会科学发展中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性，这也是他本人学术思想中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

正是在马克思、马克斯·舍勒和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影响下，曼海姆发展了自己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他们的理论在曼海姆的社会学理论中融于一炉，他在知识社会学领域里做出了欧洲人的主要贡献[7](p306)。

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分支。在曼海姆看来，知识社会学本质上是“研究思想的社会条件或存在条件的理论”，“知识社会学一方面是一种理论，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6](p271)，“作为理论，它寻求分析的是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它要追溯在人类知识发展过程中上述关系所采取的形态。”[6](p269)知识社会学的以上两个根本目的是与它的形成过程分不开的。知识社会学在现代思想危机中产生，它所要探讨的是各种复杂的、日趋明显的相互联系，特别是理论与思想方式间的社会关系。 “一方面，它旨在发现确定思想与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切实可行的标准；另一方面，它通过对此问题自始至终进行彻底的、毫无偏见的思索，希望发展一种适合当前形势的理论，这种理论将论及知识中非理性的制约因素的意义”[6](p269) 。那么，知识社会学是在什么背景下成为可能的？什么因素促成了知识社会学分析视角的获得？

曼海姆认为，主要存在四个因素：（一）思想的自我超越和自我相对化（self-transcendence and self-relativization）。思想的自我超越和自我相对化在曼海姆看来，主要指称这样一种事实，即思想是从属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存在，正是存在着的其他是事物塑造了个体的思想。因此，我们要从存在的事实来确认思想；（二）“作为反抗性社会学”的形成（G.布林克曼语）；（三）一种新参照体系的出现，即社会领域，从而思想被认为与社会领域有关；（四）从“总体化”愿望出发，将整个观念体系与基本的社会实在相联系[8](pp.4~14)。只有在这四种因素的相互结合和作用下，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学科才成为可能。

（二）理论立场

知识社会学是建立在丰富的社会理论基础之上的一门新兴学科。曼海姆认为，对知识社会学理论建构有着重要影响的思想和理论立场主要有：（1）实证主义哲学思想；（2）形式先验论立场；（3）质料先验论立场（即现象学的立场）；（4）历史主义。在曼海姆看来，实证主义是一种非哲学的哲学思想。社会学自孔德以降，逐步确立了实证主义的立场，这一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立场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倾向基础之上的，代表人物有孔德、斯宾塞以及涂尔干。他们主张，社会科学研究要向自然科学一样，应建立一种基于在观察、实验和寻找规律基础上的方法，并把这种方法广泛地运用于当今仍受神学和形而上学控制的，即用某些超人的、某些现象的实质或现象的最近的一些原因所解释的所有领域[9](p61)。它反对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将一切实在化（实体），所强调的是社会现象取决与一种严格的决定论，然而这一主张本身就陷入了一种形而上的立场。形式先验论主要强调思想，但它却忽视了“在”的考虑，只是就思想论述思想，最终走上一种虚无主义。而质料先验论立场（现象学的立场）和历史主义两个学派，“第一次使我们能真正把握有关知识社会学和认知社会学（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cognition）的关键性问题”[8](p22)。曼海姆之立场仍立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运用经验调查和分析的方法，观察社会关系是以何种方式实际地影响着知识的形成。换言之，曼海姆乃是基于经验调查的基础来证实“知识的社会决定论”之论断。在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的研究上，曼海姆倾向于经验的立场。[③]

劳丹对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提出的批判，主要集中于经验理性主义的观点：即所有的知识是否都具有曼海姆所谓的社会存在约束？在我们看来，劳丹的这一指责是对曼海姆理论一种误解。其实，在曼海姆那里，“知识社会决定论”与马克思理论仍存有不一致的地方，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存在决定知识，不仅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同时也包含自然科学知识；然而在曼海姆那里，自然科学知识是不包含在“知识社会决定论”当中的，而劳丹却未看到这一点。

核心问题的讨论

（一）价值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它是有关科学，特别是社会历史科学方法论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命题。长期以来，社会历史科学方法论中主要存在着这样两种假设：一是“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本身，在价值上是否（或能否）是无涉（value-free）的或中性的？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或客观态度，是否就是在科学研究中表现为对价值和评价的回避或‘悬置’？”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为之争论的“价值中立”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假设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非意识形态问题”[10]。

关于“价值中立”的争议从本质上反映了我们如何看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认识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整套完整的认识论、方法论体系，主张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我们应该去发现自然的本真面目，探求规律性的认识，它说明事物是什么，而非事物应该（或能够）是什么，这其中就涉及到价值判断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这一认识标准或曰之为认识规范得到了一致的认可。然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争论却此起彼伏，难以统一。有人主张社会科学应该和自然科学一样，追求一种价值无涉的立场，从而达到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有力把握；另一些人则认为，社会科学中的价值中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本质上涉及到人们的主观认识以及认识主体所预设的价值立场。

科学认识中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影响着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马克斯·韦伯首先将“价值中立”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规范性原则引入到社会科学中来，并对此作出系统而严格的阐述。在韦伯看来，从科学观点看待事物与从价值观点看事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科学是在描述和断言某种事物事实上是什么，人们因而能够做什么，而不是事物应该是什么，人们应该怎样做。价值观点是一种规范性的认识，是人们理想中事物的形象。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韦伯的价值中立看法并不是把认识中的价值因素从根本上排除出去，相反，他认为价值并非无足轻重，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不可能避免价值判断[11]。首先，在社会科学家确定他所要研究的问题时，必然会受到诸如这位社会科学家的学科兴趣、知识储备、现实关注程度等等主观因素的限制，即社会科学家在选题阶段上必然也是有必要地进行价值判断，避免人力、物力的浪费。但是，一旦研究者选题确立之后，在正式进入研究阶段时，他必须要严格按照事物本来面目揭示其本质，而不能掺杂任何主观判断；其次，当社会科学家研究所得到结论用于解释或指导现实社会实践时，我们会看到这一过程同样具有不可排除的主观价值判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否应用这一结论乃是社会科学家本人的主观意愿。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价值中立”思想在韦伯那里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它只存在于社会科学家正式研究阶段之中。曼海姆在价值问题上的认识继承了韦伯的基本认识。在曼海姆那里，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当然要贯彻“价值中立”的立场。在他看来，价值存在于知识的背后，我们要透过知识进一步认识到价值问题。然而，价值又是由各种利益所支配的，是各种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表达。因此，他提出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发出挑战。然而，曼海姆所谓的“非意识形态化”仍逃避不了意识形态的阴影，他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提出的挑战，并未从根本上超越意识形态理论的范畴，只不过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掩饰而已。

（二）知识阶层问题

和价值问题紧密相连的是知识人或知识阶层问题。一旦我们在做出价值判定之后，必然地要考虑知识人本身的社会地位和持有的价值立场，因为此考虑涉及了对知识人价值判定的有效性的判定。知识社会学之所以对知识人（或曰知识阶层）问题予以关注，因为它本身已被纳入到社会理论的视野之中来，知识人并不是某种能够超越知识形式之外的立法者和阐释者[2](p45)。那么，在曼海姆的视角下，知识人或曰知识阶层的历史角色如何形成？当下处于何种社会地位？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何谓“知识人”？顾名思义，“知识人”的首要条件是具备一定知识背景，那么具备一定知识的人是否都是知识人？他们的联合体是否就是一个知识阶层呢？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理论家L.科塞对“知识人”有过这样的看法。他认为，知识人是操守一定理念的人，虽然理念人在社会上屡遭拒绝与蔑视，但却一直充当人类思想发展道路上开路先锋的角色。现实中，我们仅仅凭借着智力、兴趣、教养、以及学术资格还不能确定知识分子的特征，知识分子的根本特征在于“对现存的思想形式和习惯的那些事物持批判态度，他们的政治目标在于按一整套思想改造现实”[12](p269)。从这一意义上说，知识人是实践论者，是对社会现实持有永恒批判意识的实践者。然而，曼海姆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一直摇摆不定。他时而强调知识分子仅仅是某个特定社会集团或阶级特有思想的表达者，时而又强调知识分子不再仅仅是一个特定阶级被动支配的工具[7](p314)。尽管他在这一问题上呈现摇摆性，但在相关的论述中，知识分子所具备的“相对疏离”之特征贯穿于他的论述始终。

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中的精英，探讨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及与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是我们所面临的深层问题。历史性地看，知识分子的共同属性在于他们都受到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隐含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中；（2）与社会地位的紧密联系：自由职业（free professional）和工作（trades）之间的区分；（3）受过教育者和未受过教育者之间的区分；（4）在科层制下形成的证书制度和应用性知识操守者[8](pp.161~228)。

那么，如何认识当代知识人的社会地位？曼海姆认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较以往时期普遍有所下降。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知识分子数量上的迅速膨胀，“脑力劳动市场上的人比社会今天所需要的从事脑力工作的要多”，“这种过分供给的意义不仅是智力职业丧失其社会价值，而且还是文化和智力活动本身为舆论所轻视”[13](p82)。少数人民主的时代，知识分子供求只来自于贵族阶级或有产阶级。财富和教育密不可分，知识分子在“上流社会”确立了地位。即使在18世纪那些多数来自较下层阶级的学问高深的人也获得了“上流社会”的认可，然而那是一条荆棘满布、艰辛跋涉的路途，因为他们必须得依附于贵族或有产阶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以牺牲自己的独立性来换取地位上的被认同。近代自中世纪的枷锁解除以来，知识不再被特定阶层所垄断，知识分子逐步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层相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的繁荣”[13](p83)。知识的繁荣带来了知识人在社会大舞台上的活跃，然而，正如曼海姆所指出的，这种繁荣的背后有着令人担忧的景象，因为“现代的、通过教育扩大和社会升迁的第一个消极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13](p82)。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经济地位上的不独立、存在依附性。因而，知识阶层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阶层。

曼海姆一方面指出了知识阶层作为一个“相对疏离的阶层”从社会整体结构中分化出来的事实，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作了客观的描述，认识到知识分子地位普遍下降的趋势。但是把这一结果归结为知识分子数量上的膨胀是不妥当的，他没能从深层次上意识到，决定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因素在于经济基础，即知识分子在经济上仍不能独立，仍依附于有产阶级或社会统治阶级；另一方面，他对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研究，即知识分子作为特殊阶层存在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对今后有关知识分子的研究仍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社会之诊断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社会走向碎片化。社会由一个整体走向分裂，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别被赋予了各自的意义，支撑着系统的功能维持。分殊化带来的一个明显特征，即社会意识形态或曰之为思想形态的多元化、认识论的多元中心，人们不在局限于一种认识，固守一种价值立场。认识论上的多元去中心化，一方面促使社会思想意识形态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思想认识上的相对主义倾向，即有关判定知识真理价值的绝对标准的丧失。那么，曼海姆所提出的知识社会学的一些基本论题——即所有知识都是与社会环境相密切联系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状况——是否也陷入了相对主义的窠臼？针对这一问题，曼海姆提出了知识社会学中的“关联主义”，用于区别传统意义上的“相对主义”。

传统意义上的“相对主义”归纳起来，有这样一些特征：（1）极端地强调变动性，否定确定性；（2）极端地强调主体的主观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作为认识结果的客观真理；（3）强调过渡和转化，否定区别和对立；（4）由于过于强调主体的主观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客观真理，所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很少形成主流，处于主导地位；（5）重要侧重于强调存在于认识过程和结果的形成方面和相对主义特征，很少直接主张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内容具有相对性。其实，在传统的相对主义那里，最根本的特征是否定一切判断标准。曼海姆所提出的“关联主义”区别于相对主义的地方，主要在于它并不否认讨论中的是非判断标准的存在，而是坚定地认为所有标准都是与一定的社会背景相关联的。

曼海姆并非一个书斋式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下，他有着强烈的改造社会的抱负感，对现代社会发展所出现的危机始终保持着独到的敏感性。可以说，他的社会学理论正是在对现实社会危机的深刻揭露和剖析下构建起来的。思想是人们对社会现实反思的产物，社会现实的困境必然会在思想领域里被反映出来。[④]

在他看来，当代思想领域存在的主要困境在于：从被束缚的严密的彻底的组织中释放出来的思想，一方面获得繁荣发展，人们逐渐从集体无意识中苏醒；另一方面，也正是人们认识层次的提升，思想的统一性和永恒性的信仰体系被打破，思想再度被控制也成为可能。因而，思想在获得自由的同时，有同样面临着被套上枷锁的命运。从深层次上进一步概括：就精神危机而言，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实证的知识替代了其他一切知识，非实证的知识遭到怀疑、排斥，普遍被认为是不完善的；就社会危机而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的欲望不断得以膨胀，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来，人类已达到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层面（阿尔多诺语）。

如何应对我们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曼海姆认为，我们必须具备一种“质疑的精神”，这正是当代思想认识中普遍缺乏的因素。“质疑的精神”是每一个真正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的感悟和体会，当先前的社会规范和解释面临粉碎时，我们只有对所出现的矛盾提出疑问，并做出透彻思考，才会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他认为，“质疑的精神”是对现时代社会现实的不确定性的认识，这种不确定性认识将导向我们时代思想的复兴，而非象征着世界的普遍衰败。不仅如此，曼海姆还提出了社会重建的计划：一要重建社会技术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强调社会技术发展以及社会系统整体发展的计划性。他说到，“在我们目前这一时期，计划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自然希望它将采取的形式与专政所体现的形式完全不同。一个有计划的社会系统的性质和功能并不要求牺牲我们的真正自由或民主自决的思想”[13](p4) 。社会技术体制的改变并不必然对政体系统产生影响，因此二是对现有政治制度的重新构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社会。显然，所有这些计划的构想都是在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背景的支撑下进行的。

综观曼海姆的社会学理论，特别是他为知识社会学理论建构所做出的努力，向后人展示了一个真正学者对社会现实倾注的深刻思考。现今重提他的学术思想，不仅仅在于厘清他的理论思路，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所处时代出现的现实问题，能够提供一种理论参照，为我们寻求解决时代弊病的药方指明方向。

[参考文献]

[1]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2] 徐彬.诸神之争与知识人：经典知识社会学中的两个核心问题.[J].社会学理论论丛（第一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 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M].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 郭强.论古典知识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建构.[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曼海姆.曼海姆精粹.[M].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 艾伦·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M]. 陈伟、冯克利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8]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9]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M].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0] 齐修远.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的两个假设.[J].哲学研究，1996，（7）

[11] 顾肃.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J].江苏社会科学，1998，（1）。

[12] 科塞.理念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3] 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M]. 张旅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14] 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15]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

[16]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方在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①] 刘小枫对启蒙及现代性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刘认为，在曼海姆那里，所谓的现代性就是群众造反资产阶级，详细论述可参见其论著《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02~610页。

[②] 曼海姆主要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1929）、《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1940)、《知识社会学论文集》(1952)等。汉语界对其相关著作也都有出版，而且有关知识社会学这一门新兴学科的研究，已初步显示出其理论发展的广阔前景。

[③] 对此，他谈到：“……这种旧方法妨碍我们认识社会进程对思维领域的渗透。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这种先验假设的缺陷，不断增多的具体案例清楚地表明：（a）对一个问题的每一种陈述，只有通过涉及这个问题的人类先前的实际经验才有可能；（b）当从众多的数据中作选择时，便涉及到认知者的意志行为；以及（c）产生于活生生的经验的因素，对于处理问题时所遵循的方向是重要的”[6](p272) 。

[④] 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曼海姆写到：“……与中世纪的情况对照，现时代决定性的事实是，由教士特权等级把持的对于世界牧师式的解释的垄断权已经被打破，取代一个严密地彻底地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是一个已经兴起的自由的知识界。它的主要特征是：它正越来越多地从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生活条件中补充人员，它的思想模式不再受一个类似的等级组织的管理支配。”[8](p11)；另外，“教会对知识垄断的崩溃迅速带来了空前丰富的知识的繁荣。但是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下述事实：自古以来就一直坚持的对思想的统一性和永恒性的信仰再一次动摇了，这归因于统一的教会组织的瓦解”[8](p13) 。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布洛维“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郭于华 — Mon, 16 Jun 2008 04:14:00 GMT

载于《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与史云桐合著（篇幅较长放入文章栏）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布洛维“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郭于华 — Mon, 16 Jun 2008 04:14:00 GMT

载于《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与史云桐合著（篇幅较长放入文章栏）

通向未来之路

桔子窝 — Wed, 23 Apr 2008 14:52:00 GMT

通向未来之路我看GIDDENS 之一

一传统与现代

在社会传统的问题上，GIDDENS有自己的看法。在我们普遍认为的传统的固定不变的的认识论的基础上，GIDDENS则提出了自己的新的看法：认为传统是人为创造的，而且本身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人们在讨论传统在世界中的作用时，应当改变一种观念，既应该认识到，实际上极少有传统是来自纯自然的方式，所有的传统最早都是被发明出来的，都来自于对过去事物的连续不断的再创造。而且，大多数的传统都与权力有关，都有炒作、设计、创造之嫌，而所有这些都不应取消其作为传统的资格。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信念和实践，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的东西，这就是传统，而不管它存在的时间有多长。”

当然，GIDDENS的这种说法的提出，本身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其前提是，现在的社会在从传统中寻求一种心灵的自我皈依。就如社会人到了迟暮的年纪开始回忆自己的过去一样。但现代社会中，对于传统的维护都带有浓重的商业的味道。很多的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是在社会经济利益的趋使下发展和创造的。现代的对于传统的维护也多多少少带有一种附庸风雅的味道。

而社会仍旧有另一种声音，即“原教旨主义”。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下，其宣扬的精神内容对于我们社会结构的稳定和持续的再生产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而GIDDENS看来，是另人头痛的问题之一。“如果你只有一种观点，拒绝听取批评，你准备不惜使用暴力来维护你捍卫的东西，那么你就陷入了原教旨主义的教条中去了。”

不管是在商业的目的下还是在原教旨主义的教条中，不可避免的涉及到现代性。就是因为有了现代性，才有了传统和现代的冲突，才有了我们论述的问题。那在现代和传统的这场较量中，究竟谁是胜利者？我想，从现在来看，恐怕没有。而冲突的牺牲品，却是我们的社会的道德的集体的丧失。

在传统受到现代冲击的时候，我们的传统观念受到了不可避免的挑战。虽然如GIDDENS所说的传统是一个人为的发展过程，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传统往往是过去完成时，是我们在重复的一个仪式，并内化为我们生活与行动的指南。当传统受到挑战，我们的生活的网络结构也遭到了瓦解，而由于现代性对于我们这个历史深厚的大国来说，是一个完全的泊来品，没有其原本的一个基础，结果便是，旧有的传统面临着崩溃而新的传统还没有完全的成行。社会的行为和思想就空前的混乱，社会就集体的到了一种失范状态的边缘。

而造成现代性的发展不能完全的原因，似乎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文化的二元性。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种二元性的状态在发展。我们很多的思想道德的基础和行动的规则往往是按着旧有的传统来运行，成为社会当中普遍认同的隐性的规则。但是我们的表面的形式是现代性的，是完全按照泊来的西方的社会制度来运转。就如同是新瓶装旧酒。由此，旧有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却在此基础上增添了新的社会的问题。
我很自然的联想到我们在保护我们文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今年的一个大的变动便是新的假期制度的实行，而且我们已经过了第一个假期：清明节。今年的清明节，可以说是声势浩大。从国家新闻媒体的广泛的宣传和关注到市场的文化产品的积极运作。似乎，我们重拾了清明节的原久的记忆。但，社会当中的反应和回馈是最重要的。我们是否真正的梦回唐朝，清明折柳、郊外踏青、拥有了中国古代的一种朴素的自然主义的情怀，亦或是在文化的高尚的外衣下的一种积极的商业运作行为？

作为现代社会当中的经纪人，我们已然没有能力来重新拥有中国古代人的那样的一种闲逸的心态。我也不是在说我们重视自己民族的节日错误。说到这里也有点远离主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传统和现代的断裂。在这种大的趋势的面前，我们拿出一点注意力来关心我们的文化是很正确的，那是我们的生活之根，可是，问题是，我们用形式的东西来对付一种无形的观念意识的冲击，这样的反击力究竟有多大？有多少人来买帐？我也只能以GIDDENS疑问做结：传统的作用是什么？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传统的作用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传统在未来可以以非传统手段得以某种程度的保护吗？

菊与刀思考中国当今面对的一个问题

熏草 — Tue, 22 Apr 2008 14:57:00 GMT

没有细致完整的读完《菊与刀》，但是思绪颇多，先记录一下此刻的想法。作者本尼狄克特通过对日本有关的大量文献进行研究，运用一定的比较方法（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文化特质和心理特征等等进行比较），虽然有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有贬低其他文化的倾向，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其对日本文化的认可，对其价值体系的认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研究学习了西方发达的技术和先进的思想,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在自己的变革中却没有抛弃本国的独有的文化（传统文化），实现了民族强盛。即使在二战失败之后，战胜国也没有废除其天皇制度。在保留和继承本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自己资本主义制度，似乎是那么完美。而其他西方国家也在其慢慢的历史发展中认可了日本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日本也通过市场经济实现了本国文化价值的升值。

回头看看我们伟大的祖国，奥运火炬的传递中，西方国家却重炮打击着我们，CNN记者更肆无忌惮的攻击中华民族。其中不乏西方世界对中国慢慢强大的一种恐慌心理，“为什么以前被我们欺负的国家，今天却能举办奥运会了呢？"可是更本的是西方世界对我们价值体系的不认可，文化的不认同，才会如此的攻击我们，不简简单单的是政治目的和民众的无知。

中国在今天的境遇该怎样展现自己是值得思考的，难道我们只是要通过奥运会告诉世人我们富了吗？通过奥运会来上一下T型台，再下去吗？我们需要冷静的思考，把中国几千年文化精髓展现给世界人民，而不是简简单单告诉世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只是简单的SHOW一下。西方世界在这次事件里已经充分暴露对中国的不了解，对中国的不认可。现在我们除了让自己强大起来外，还要告诉世界人民，我们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我们的传统是什么样的，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样的，等等！谁来肩负这样的责任呢？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媒体、每一个中国非政府组织和中国政府。好好的SHOW一下自己，全面的真实的SHOW一下。

菊与刀思考中国当今面对的一个问题

熏草 — Tue, 22 Apr 2008 14:57:00 GMT

继续中国科举制度的社会结构层面分析

桔子窝 — Wed, 16 Apr 2008 12:12:00 GMT

继续中国科举制度的社会结构层面分析

最近看了一篇论文，《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以社会流动为视角》，写到中国科举制度对于中国社会的整合的功能。正好是和上次写的东西有所联系。所以这次就继续写写这个内容。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预设：对于中国科举制度的考察，可以用来分析旧中国社会的社会阶级情况。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的话，也就是从一个社群的分析来显示整个社会的结构状况。当然，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用这样一个内容为指标，来衡量旧中国的社会结构状况？在这篇论文当中，在一二两个部分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以下就直接讨论中国科举制度对于社会整合和分化的作用的问题了。

文章是把制度层面上的内容还原回了社会生活的层面上。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因为，就作者本身在文章当中指明的，通过科举制度实现自己地位改变，即，成功实现自己地位流动的比例才是当时人口数的百分之一。但是人不是生活在孤岛上的，所以通过考科举的人的广泛的社会多层次的联系，就可以知道，科举制度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中心的内容，十分具有代表性。所以，可以把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各个年龄段的人整合在旧的社会制度下，使得社会制度可以存续，即再生产。

这样的逻辑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问题在于，在我们分析整合的积极作用的时候，科举制度本身只是一个政策形式。真正起到整合作用的并不是一个形式，而是其背后的实质内容。文本当中本身就列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证明当时社会对于科举制度的一种近乎狂热的痴迷。分析看来，完全是由于科举制度背后的巨大的社会及经济的利益的驱使。即使这样的一种社会流动的形式不是十分的公平，但是普通人民起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是这样的一种内在的生活的保障的动力使得科举制度可以继续再生产。

但从科举制度而言，恰好是处在尴尬的角色上。

1.它本身起到启迪民智的作用。如同文本当中的数字所说明，在明清时期有多少的人去读书，求取功名，但是，这也正好是作为权利机关的政府所担心的。秦的焚书坑儒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这正好说明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当中的一个角色。实际上，如大家所知道的，直到近代，仍然出现了这样的事。知识，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就相当于了一种权利。尤其对于封建的社会制度而言，大批的人拥有知识对于统治者来说，觉得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2.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对于过去由士大夫阶层所垄断的，很难上下流动的社会制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民主的进步。但是随着政通人和，社会人口的激增，科举制度就不能满足社会人口的需求了。尤其是在农、工、商都不发达当时的社会情况，加上重农抑商的社会规则，很难安排被科举制度淘汰下来的读书人。全国的读书人又被单一的社会流动渠道所调动。这样的社会情况，很难想象社会结构是被这样的一种制度所整合的。

所以，即使社会结构是整合的，也是表象的整合。就如同黄河的凌汛一样。在表面平静的冰层下，早已是激流涌动，破冰也只是时日问题。如果是冰层自话还算安全过度，如果是被水流冲击，那么不发生危险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个人认为,关键的问题不是科举制度的整合，而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怎样的群体思想维系并延缓了社会结构的崩溃。恐怕，这一点，就要从中国的历史哲学，和中国人性的形成上找出原因了。

继续中国科举制度的社会结构层面分析

桔子窝 — Wed, 16 Apr 2008 12:12:00 GMT

继续中国科举制度的社会结构层面分析

但从科举制度而言，恰好是处在尴尬的角色上。

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与文化

桔子窝 — Tue, 08 Apr 2008 16:07:00 GMT

最近买了本书，古代中国的历史于文化,劳干著。这本书是它的学术论文的集子，从第一次看到后就爱不释手，中华书局出的。但是由于价钱的问题，还是犹豫了很久，最后有了点闲钱就下定决心买下了。
    简单介绍下，劳  干（1907—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湖南省长沙人,1907年出生于陕西省商县。193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49年去台湾,兼任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教授。1958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年到美国加州大学任教授。1975年从加州大学退休后为荣誉教授。1982年被聘为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
    他一生治学甚勤,曾在甘肃西部的敦煌及宁夏的居延海做过古文物考察王作,行迹直达新疆东界;还到过四川及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抗战前后在南京住过一段时间,对中国的西南和南方有不少了解,扩大了视野。
    他的研究范围以汉代为中心,上及上古,下及北魏晋南北朝。任职中央研究院时,敦煌的木简以及居延的木简都已发现。敦煌木简已有王国维、罗振玉等人的研究成果。居延汉简是一个更大的部分,尚需人开始研究。到了近些年,新的发现不仅是汉简,而且秦简也发现了,足见其从前以汉代为出发点是有眼光的。
    他对于汉代前后的研究,主要以制度方面为主,原因有二:第一,在材料方面,汉代木简涉及制度的较多;第二,在传统的史学研究上,官制和地理,被一般学者视为畏途,在这方面应当有所启发。他做了不少有关秦汉的政治制度研究,写了不少论文,从中央官制到地方官制都有所论列。如《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既找出了汉代中央机构决定权所在,又找出了汉代宦官和外戚所以能够掌权的关键。如《秦汉九卿考》,说明了秦汉九卿制的演变。睡虎地秦简发现以后,证明了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此外,还著有《居延汉简考释》、《汉晋西陲木简新考》、《秦汉史》、《敦煌艺术》、《成庐诗稿》、《劳干学术论文集》、《魏晋南北朝史》等重要著作。在中央研究院集刊、院刊、清华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其中部分在大陆报刊上发表。台湾出版的《湖南文献》以《中央研究院湘籍院士劳干先生访问记》为题介绍了他的治学经历和主要成就。

看过后，感觉真的很好。由于由中外的学术背景，所以写的东西不是中国历史式的枯燥无味。当初买的时候，主要是上卷的内容吸引我，关于中国历史社会的政治制度，思想社会等。

今天主要是想对第一篇：中国历史的周期及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这篇论文当中的某些点说说自己的感想。

1.政治组织的积弊

在一个君主专制政府之下，主要的是靠“人制”，一切政治制度都是表面的。

所以，作为皇帝，就要使自己享有无上的权利，同时抑制身边众臣子的权利。这也是一种政治上的相互的搏弈。皇帝为了限制大臣的权利就要将法律多加改动或是在政府机构中增加附属的机关。由此，代代如此以往，则政府的机构越加臃肿而相对的办事的效率则却越加低能。成了一个反比的关系。政风越来越差，国家不能维持。

2.士大夫家族的问题化与朝代的灭亡

这个是要好好的说说，因为和社会学关系很密切。放在后面。

3.人口问题与朝代兴亡

按书中的分析，这也是一个推动的因素。理由是：农业生产力有限为前提——人口的少——政通人和——人口的激增——土地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发生民变——改朝换代

主要是想说说第二点。我先摘抄几段原文：科举时代。科举取士的标准，不论其为辞赋为策论为经意为八股，都是按文章的好坏来定去取，而文章好坏的绝对标准是没有的，只凭主试的好恶甚至是临时的好恶来决断，”文章自古无凭据，唯见朱衣暗点头“已经成为应试的口语，所以应试的人多少带点投机和赌博的心理。试问把全国的人都引诱入赌博之途，这种政治如何可以走到正确的路线上去？

因为科举把天下聪明才智之士都限制在这一条道路上去，必须真能使多数得到满足，才识安定政局的好办法。

如果以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的话，科举制度确实是给人们一条向上流动的道路。但是，取得相应的资格以后，如何在社会上找寻到与自己资格相匹配的角色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在资格和地位之间的反差过大，则不可避免的使的人性产生裂变。因为他的角色丛原本就是不匹配的。如同是贫穷的人家却用着镶金包银的筷子在吃饭，实在是浪费。这个浪费就是双重性质的。

读书笔记与书评

姜贵的长篇小说《旋风》与民国山东社会生活一瞥

一、姜贵、诸城相州镇王家与《旋风》

二、《旋风》中的民国年间山东社会生活及共产主义运动之一瞥

三、作为伤痕文学的《旋风》与台湾外省籍人士的大陆情结

“中国底层社会与民众文化研究计划”培训班见闻及听课感想

BOOK REVIEW: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罪错可以宽恕 历史不能含糊

炎黄子孙与鲁迅之间的沈重“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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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叛孝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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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中西方文化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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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中找到差距

正视《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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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第二向度的出路——读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非常高兴，加入社会学博客

知识社会学的进路及其困境——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探微

注：一篇本科时代的习作，虽然文字及思想水平略显稚嫩，但向往学术研究之情依然忠实！

知识社会学的进路及其困境——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探微

The Process and Embarrassment of Sociology of Knowledge：A Study on Karl Mannheim’s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eory

封积文

曼海姆其人

问题意识

（一）知识社会学如何可能？

（二）理论立场

核心问题的讨论

（一）价值问题

（二）知识阶层问题

社会之诊断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布洛维“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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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未来之路

菊与刀 思考中国当今面对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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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中国科举制度的社会结构层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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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与文化

罪错可以宽恕历史不能含糊

菊与刀思考中国当今面对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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