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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中国股民

玉壶冰心 — Sat, 06 Sep 2008 07:19:00 GMT

中国股民
    2008年9月5日，绝对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个日子的上午九点半，国骂声响成一片!这一天大盘突破上一轮牛市顶点2245点以2202点的惊报价低开。所有股民看盘的第一句心声就是：我操***。
    奥运结束了，股市刚刚稳定二天没有再继续大跌，甚至略有蠢蠢欲挺的感觉，许多人看好行情，纷纷小有投资，小迷糊左看看右看看，还真有不少买的，心想，要不也买点？也该见底了，损失那么多，早点捞回来一点是点。但心里还是犯嘀咕，到底行不行呢？老听人说底底，可俺们就没看着过底啥样的，也曾有反弹，反弹那天小迷糊买，然后第二天就开始跌，而且一跌就是好几天，挺不住的小迷糊就卖，小迷糊卖完的股票肯定是涨的，然后，他再买回来，然后就又是一番大跌……小迷糊曾经在天堂呆过，一不小心跌落人间，本想抄底而抄在了地板上，揭天地板还有地下室，抄到了地下室下面还有地窖，抄到了地窖下面还有地壳，抄到了地壳没想到下面还有地狱，拼死了抄到地狱里的，结果是死了也没想到地狱还真有十八层。小迷糊再往下一看，晕，黑乎乎的，莫非，无底洞？但小迷糊相信党，相信政策，更相信专家，信来信去，专家把他忽悠够呛，小迷糊是彻底迷糊了。得，还是问问高手吧，
    小迷糊来到了大客户区，探头探脑的扒门缝往里瞄，瞅人家，键盘拍的噼吧响，一个比一个忙，真利害，不愧为高手。小迷糊捏吧捏吧兜里的烟，心想，也不知人家嫌不嫌档次低，哎，将就吧，赔得烟都快买不起了，还不敢跟老婆要钱，那又将是一顿溪落，炒股挣钱那会，那小迷糊是从奴隶到将军，胸哺常常拍的叭叭响，腰杆挺得倍儿直，原来一米七五，那会儿都挺出一米七八了，老婆要啥买啥，感觉媳妇可乖了，让她往东她都不往西，谁料想时风一转小迷糊不但赔了，还赔大发了，房钱没了，车钱没了，现在烟钱也快没了，人也一下子变罗锅了，掐指一量，就剩一米七二了，这回，小迷糊一回家，大气都不敢喘，老婆掐腰往那一站，小迷糊立码上前讨教有何吩咐，现在是轮到老婆让小迷糊往南小迷糊不敢往北了。曾经大刀阔斧的自信的小迷糊，现在连最起码的自尊都没了。哎，钱啊，真是大爷，算了，谁让咱赔了呢，大不了等捞回来再翻个身呗。
    战战兢兢小迷边想着边往走进了大户室，掏出一根和他一样被挤兑得罗锅一样的烟递给一高手，讨好的请教未来趋势，那老哥也没客气，接过来一顿喷云吐雾，抽滴那是相当的过隐，小迷糊哪知道啊，那老哥比他赔的惨，二天没进烟气儿了，别说房子和车了，连老婆都没了。但此高手信心十足，非常中肯的给了小迷糊一支股，告诉他，有多少进多少，绝对涨。取到真经的小迷糊千恩万谢的跑出来，小心的输入几位数，然后就直勾勾的盯着那条线，唾沫都不敢咽一下。还真争气，甭管大盘怎么跌，这股总算是颤颤微微的挺住了，二天这股连续飘红，昨个，当盯到股票又呈阳线收尾时，小迷糊终于是挣了一毛，小迷糊这才眨巴了一下眼睛，感觉像一个世纪没眨眼一样，眼珠子都扎得慌，使劲咽了一下唾沫，由于积攒太多还差一点把自己呛着，咳嗽二噪子，顺了顺气，小迷糊笑了，转身拉起那高手，说什么也要请他嗟一顿。
    酒过三寻，菜过五味，高手也把小迷糊的烟给抽没了。搂着小迷糊说心里话，告诉小迷糊，对中国股市一定要有信心，别看赔了，那赔得光荣，知道为啥不？因为咱为国家作贡献了，说白了，奥运会是咱股民开起来的，几千个亿的交易税不是也有咱一份嘛，本来没赔那么多，但四川地震那会，为了给国家减轻压力，楞是挺着不卖，谁让咱爱国啊。说到动情处，高手是泪流满面，小迷糊感动着，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自豪感，原来，作股民可以这么伟大!高手拍拍小迷糊的肩，让他瞧好吧，今天出利好，明天肯定涨。小迷糊的心直痒痒，巴不得明天快点来。想着一大堆的钱，小迷糊喝不下去了，高手枪着买单，但翻遍衣兜，楞是没找着钱，小迷糊笑破肚子结了账，心想，原来，中国股市高手都是这样子滴。暗暗摇摇头扶着高手，二个摇摇晃晃的身影消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夜色中。
    小迷糊醉了，醉到早上九点，翻身一看时间，啵楞一下就起来了，脸都没洗就往证券跑，进门正好九点半，齐涮涮的一声国骂差点把小迷糊吓坐地上，扶住门框，小迷糊把目光转向了大屏幕，他刚刚挣了一毛的那支股票，以负五毛开盘。大盘再一次跌破支撑线，以意想不到的价位低开。小迷糊酒劲开始往上撞，他感觉人呈风车状向上盘旋，不，确切的说应该是向下飞落，小迷糊运了二口气，没挺住，一大口山珍海味和盘托出。弄得交易大厅臭气熏天。不过，没有人在乎他，因为，人们的眼睛都盯着比他更臭的大盘。
    小迷糊突然笑了，笑得身上一堆散肉乱颤，因为他突然想到一首歌：喜涮涮喜涮涮，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拿了我的给我会送回来……

梅志罡 :中国城市青壮年“啃老族”的社会学分析

斋主 — Fri, 05 Sep 2008 11:26:00 GMT

最近十余年，“啃老族”一词在中国的都市中流行。许多处于青壮年阶段的人，无论是否参加工作、有无收入、收入水平高低，都要继续依靠父母养活。这一现象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

　　一、有关NEET的内涵及文献综述

　　“啃老族”在中国是个新名词，也是个舶来品。它的前身是法国的“袋鼠族”，最早出现在1998年法国的《快报》上。“NEET”一词，原本的完整形式是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or Training，它源自英国，专指那些在义务教育结束之后，不升学、不工作、不参加职业培训的年轻人。由此可见，“NEET”所体现的内涵就是成年后不能独立，仍然依赖父母生活的人[1]。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有学者认为，随着就业压力增大，独生子女逐渐成年，中国“啃老族”的队伍还将扩大。而中国将在十多年后进入老龄化社会，“啃老族”很可能成为影响未来中国家庭生活的“第一杀手”[2]。这并非危言耸听，现实表明，“啃老”已从一种家庭现象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透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有关调查研究资料，可以检视中国NEET的大致数量及其特征。“五普”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失业率为 8.2%，失业现象主要集中在15-29岁年龄段，下岗失业人员所占比例反而很小。35-44岁（10岁间隔）的失业人口占失业总人口的比例相当于20-24岁（5岁间隔）失业人口占失业总人口的比例。15- 29 岁未就业人口的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其他人员供养，其比例占80.29%。从中国的家庭结构和现实来看，可以推知，这部分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年轻人，其供养人自然为父母。此外，15-29岁年龄段依靠保险生活的比例极低，仅为0.06%[3]。数据揭示，中国啃老人数众多，主要集中在青年、壮年阶段。

　　就中国目前情况来看，大众传媒最先开始关注NEET的产生和存在状况。继而有学者对NEET加以关注。有的从个案访谈中了解“啃老”状况，有的从经济学、心理学的视角挖掘“啃老”的原因，还有的从中国传统的伦理孝道层次讨论“啃老”现象。但总的来说，学术论著为数并不很多。

　　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本文把NEET定义为：年龄在18-45岁之间，具有劳动能力，已经离开学校（包括毕业、肄业、退学），既不主动求职也没有接受培训，其主要生活来源或相当一部分生活来源依靠父母的青壮年人群。考研族、漂一族以及在校大学生等都不能算作NEET族。之所以把年龄的界限定为45岁，是因为“2030”人群啃老现象固然值得关注，可人们往往忽略了还有许多“4050”人口也在啃老，并且为数不少，程度不浅，他们也构成了NEET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在这里统称为“青壮年啃老族“。

　　二、NEET――社会化失败的产物

　　探究“啃老”问题，首先要挖掘其产生原因。中国城市青壮年“啃老”的产生原因，首先可以归因为社会化失败。社会化是社会学中十分基础却占有重要地位的专用术语。如荀子所言，“人生而不能无群”。个体的健康成长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化则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人的个性得以健全和完善。社会化是一个贯穿人生始终的长期过程[4]。

　　“啃老”是一个与家庭不能分割的概念。家庭是是个人社会化的开端，是所有人社会化必经的场所。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父母的教化下，孩子逐渐形成独特个性，适应社会生活。另外，社会化强调一种互动。家庭中的一对主要关系就是亲子之间的互动。因此在父母传授、教育、引导的同时，孩子也在主动接受和学习。父母的引导正确与否，关系到子女社会化的方向正确与否；孩子的主动认知和态度行为的形成合乎社会规范与否，也关系到其社会化的成败。城市NEET的出现，充分表明他们没有形成健全的个性，没有学习并掌握相应的角色知识，更无法适应社会生活，折射出家庭社会化和个体社会化的严重失误。

　　我们不妨先来关注一个个案。小静的父母都是老师，家庭条件比较优裕，自小受到娇宠，连学校打扫卫生都是父母代劳。小静2002年大学毕业后，一心想成为一名高级白领，做一份“压力不大，薪水不低，离家近，舒舒服服”的工作。但4年里，她面试了多家单位，都不合心意。但总是在家靠父母养着，小静也感到难堪。但小静的爸妈却总劝她说，没关系，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咱不去上那个班也行，家里养得起！但对于未来，小静真的没有什么信心去面对。……生活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家庭社会化的主体是子女，关键在父母，父母和子女共同构成了家庭社会化中两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如果说家庭社会化是失败的，那么原因也要从这两者中去寻找，不能只简单地归因于其中一方。

　　1、个体社会化的失误

　　首先来看子女。成为NEET成员的人，往往受到父母的百般呵护，缺乏独立意识，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差，也缺乏家庭和社会责任感。也就是说，在个体社会化的阶段，他们在精神上始终没有“断奶”，没有完成社会化中独立人格和个性的形成过程。这与个体接受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主体有关。他们“啃老”与否，主要并不是谋生能力或知识准备不足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格心理成熟度，或者说精神状态是否成人的问题。所谓“精神成人”，实际上指的就是一个人如何由生命个体成长为价值主体的过程；是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形成自己独立而完整的个性和人格的过程。一个人要想实现精神成人，绝不可能寄希望于外在的施舍或赐予，唯有通过不断发掘自己的内在价值潜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则，一个人不管他的生理年龄多大，坐拥多少薪水、物质财富，一旦丧失这种“求诸己”的人格价值取向与精神坐标，就很难走出“精神哺乳期”。

　　2、家庭社会化的偏差

　　父母在家庭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父母的教育理念、教养方式、教育态度和培养方案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雕塑着子女的形态。受传统观念影响，中国很多父母在观念上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孩子的幸福，自己早年没有得到的东西便想让自己的孩子全部拥有。而且，大多数父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养身”往往胜过“养心”。多数父母对自己子女实施传统的“养身之道”，对子女身体是否高大健壮等生理性指标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其人格是否成熟健康等精神性指标的关注。抚养子女的重点就是其衣着是否避寒保暖，膳食是否可口营养，而忽略了孩子人格的涵育，不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自我奋斗精神及家庭责任观。这一点导致家庭社会化产生严重偏差，是形成NEET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许多父母本身便没有让子女“精神成人”的意识，在社会化过程中不免打上保护、帮助、代替的烙印，使得家庭社会化和学校社会化、职业社会化等脱节，产生了那些精神上处于襁褓中的成年人。

　　有人把NEET族存在的责任推给了70、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认为“因为独生，所以啃老”。这种观点不尽合理。社会学家风笑天在研究独生子女时发现，独生子女在心理、能力、生存等各方面并不比非独生子女差，因此不能说独生子女一定会成为“啃老族”。即使是在多儿多女的家庭里，父母往往会偏袒某些子女，比如老大或者老小，因此这些子女极容易成为“啃老族”。可以肯定地说，现在青壮年“啃老族”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样的人，包括“4050”人员。显然，责任在于父母在家庭社会化方面的失误，是父母的教育方式和态度塑造了这样一批“啃老族”。

　　3、城市NEET的消费行为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正在经历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变。在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价值观念也进行了全方位的转换。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带来的物质文化发展和精神文化发展的严重不协调，也即存在着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提出的“文化堕距”，使得许多人变成了文化上的边际人。这也是城市青壮年“啃老”的重要原因。

　　随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有所提升。人们的物质欲望获得强烈刺激，消费水平提升的速度远远超过收入，诸如超前消费、过度消费、享乐消费、炫耀消费等成为青年一代中常见的现象。城市青壮年通常会因为经济生活难以自我满足而“啃老”。就职于天津市一家广告公司的文文，工作刚满一年。她每个月可以领到两份“工资”，一份是公司发的2,000元月薪，另一份则来自父母，每月末都有1,000元准时汇入她的银行账户。“没办法，我刚毕业，没什么经济基础，租房、交通、吃饭、买衣服，2,000元月薪根本不够花的。[5]”他们为什么有收入还要“啃老”，这恐怕与其消费行为有关。在经济社会学中，消费行为不单纯是一种个体的、纯粹理性的经济行为，更是一种嵌入于各种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往、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等的生产、传播与重新建构的过程[6]。

　　城市“啃老族”的消费行为可以置于家庭消费行为中探讨。家庭生命周期（the family life cycle）将家庭消费行为分为6个阶段，分别为单身、新婚、育儿、成长、空巢和独居阶段。其中单身阶段可以很好地表明部分城市NEET产生的原因。单身阶段的消费主要是个人消费，消费者喜欢按照自我意志消费，彰显个性，其消费行为往往是冲动性的，具有追求时尚，追赶流行，重视商品的社会心理属性。这一点尤其可以表明许多年轻的NEET存在的理由。年轻人消费热爱彰显个性，往往无视消费是否理性化，不考虑成本与收益是否成比例，也很少去考虑消费行为的后果。无论是月薪5千的白领，还是收入微薄的打工仔，其工资总是不足以负担生活消费，一旦入不敷出，这些人就会转身向父母申请支援。父母则很少能眼睁睁看着子女生活拮据，通常会尽力提供帮助。即使家庭困难，也会先满足孩子的要求。

　　与此同时，中国人具有一种独特的面子观，是社会心理学中印象整饰的一部分。所谓印象整饰，是指有意识的控制他人对自己印象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个人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种特定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面子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能耐有关，它直接涉及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在他人心目中所处的地位。为了表现自己的能耐，为了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中国人热衷于“面子工夫”这种印象整饰。壮年人啃老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一是他们认为自己岁数不小，与年轻人共同寻找工作，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实际上是心理素质差、安于现状的表现。面对社会的竞争，人到中年的他们缺乏足够的自信心，害怕失败，因此主动躲进父母家里，成为名副其实的NEET；二是父母的保护。多数父母认为自己的子女已经是成年人，而且年龄也不小了，已经不再是小孩子，因此不能流露出责备的语气，怕伤及子女的自尊，不能不给子女留面子。而事实上，现代社会要求人理性化，人的自立自强，要求客观公正，这种面子观不能适应发展中的社会。传统的面子观在转型社会的现代与传统的轨道的夹缝中生存，不免产生了“啃老”类的社会问题。

　　面子观的另一个产物就是炫耀性消费，即通过追求品牌来攀比、维持、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现代社会中，商品一旦被确立为名牌，便超越其物理的特性而带有某种象征性，于是商品被“图腾化”。名牌商品象征着可靠、可信，它可以显示消费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因而在无形中就提升了商品的价值。人们对品牌的追求表明，人们消费的不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还包括它的符号价值与它的社会价值。这样的消费行为就超越了经济学中的理性化，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沟通的社会行动。在这种行动中，消费能力低下的品牌追求者盲目而不切实际的消费，导致经济生活拮据，转而寻求父母的援助，成为“啃老族”成员。

　　消费行为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它既能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也能对社会运行秩序产生极大的破坏力。消费行为发生的剧烈变化，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构了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啃老”现象。

　　4、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影响是中国NEET形成的重要原因

　　中国向来具有一种特殊的不同于西方的家庭观，这种家庭观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家庭的强关系。与社会上的其他关系相比，家庭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凌驾于其他关系之上的趋势。无论个人怎样发展，家庭永远同他站在一个立场上，家庭永远是他的港湾。“出门靠朋友，在家靠父母”。这句流传已久的民间俗语,似乎说明了中国人历来就有“靠父母”的传统。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靠父母”是件天经地义的事,伸手向父母要钱要物、取父母之所有、尽父母之所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也许正是出于这种传统。子女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投靠父母。父母此时更是欣然接受，因为不管在外面怎么样，父母家的大门永远为子女敞开。即使是那些生活条件不错的子女，父母通常也愿意让他们常回家看看。这就是家庭强关系引发的“啃老”现象。诚如奥格本提出的“文化堕距”所言，精神文化的变迁往往慢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中变迁最慢的又数风俗民德和价值观。中国人的传统家庭文化观念是一种延续千年的社会意识，很难在短时间发生变化。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NEET们需要“啃老”，中国的家庭文化更为他们提供了“啃老”的伦理支持。

　　三、社会转型期过度市场化的压力

　　“啃老”虽然发生在个体身上，但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化趋势日益增强，国家全能全包的单位制体制弱化，一切事物都由原先固有的从属处推向了市场。由于社会福利体制极不健全，这种变化不仅使大众失去了心理上的归属感，还为人们带来了许多实际困难。笔者认为。探究城市NEET产生的社会原因，有三方面的市场化因素：

　　第一，房价过高的压力。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福利体制还未发生变化，民众只要是“单位人”，住房可以仰赖单位分配，住房面积、质量则视单位级别与经济状况而定。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了住房市场化“改革”，市民买房要靠自己。近十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行情持续飚升，一套商品房的资金投入消耗掉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积蓄，还不敷所需。让父母为自己购房成为一批城市青壮年“啃老”的一种重要形式。按照中国房市行情，城市青壮年无法独立购房，无论是买房首期款还是月供款，由父母为其负担的不在少数。笔者认为，“房奴啃老”只是事情的表面，“房价啃老”才是事情的实质。可以说，正是超出收入水平很多倍的不正常房价迫使一些年轻人要“安家落户”不得不向父母求助。

　　但房价的压力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消费心理的因素。没有自己的房子难道就无法生存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房奴”们不顾自己的经济水平，非要买属于自己的房，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消费行为可视为追求时尚与流行。时尚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各种模型或标本的随从和追求，其主要手段是流行。时尚既要树异于人，又要求同于人，是两个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一致的心理过程。树异于人，是为了在各个方面表现出与他人的差别，体现个性；看到他人购房，自己总想买套比他人更大更好的房子，装修最好更加美观。这是求同于人，是从众心理的作用。不少青年人认为自己如果不能加入时尚的行列，不仅在众人面前显示了自己对事物的麻木，而且还表现了自己在某些方面劣于他人。它有时甚至是对个人尊严感觉到不满足时的一种补偿手段。因此中国的普通市民在结婚买房、买高档家具、婚宴上花尽了自己甚至包括父母的一生的积蓄。

　　第二，就业压力。近十余年以来，中国的就业压力一直很大。其一，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在2000万上下，而每年提供的就业岗位约为800万个左右，造成就业岗位增加与就业人口增长速度的不匹配，从而产生大量的新增失业人口。不少人甚至从未有过就业经历，他们的生存只能依赖家庭和父母。其二，中国的企事业单位普遍存在冗员，为减员增效，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幅度的减员裁员行动一直未曾停止。这些人由于技能年龄等的限制，很难再度就业。仅凭政府给的微薄的下岗津贴或失业保险金难以维系生存――许多人还根本领不到这类津贴。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回归父母身边。其三，中国的NEET当中，很大一部分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一技之长，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没有任何优势，只能在岗位要求较低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同时又有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镇寻找工作，他们成为城镇失业青壮年人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无论竞争成功与否，城市青壮年通常总是不满于自己的现状，有一部分觉得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而且自己的社会地位处于低势，因此干脆回家啃老去了。其四，从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已经出现就业难的局面，从2005年开始，每年有将近30%找不到工作。200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总人数为280万，200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为338万，2007年为495万，毕业生平均就业率水平一直维持在70%左右，每年有几十万毕业生不能在当年找到合适的岗位。

　　第三，社会保障缺失的压力。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始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经费实行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担负的政策。如果没有单位，或者单位能力不足以支付部分费用，那么市民的社会保障就有了很大隐患。那些能按时领到退休金的老人大都能自给自足，加之人进入老年后，物质消费水平降低，这就为其后代“啃老”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而城市青壮年当中，那些工作未久的人与从未工作者，以及失业者（多为壮年人，称4050人员）这类人群，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福利和保障方面通常较低，甚至还不如老人，许多人甚至没有社会保障。而他们的父母中有许多人却拥有社会保障，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这样一来，年轻一代就有了“啃老”的藉口，有人甚至“啃”父母的生活最低保障金。

　　四、防止“啃老亚文化”的扩大

　　毫无疑问，由于啃老大军一天天的扩大，中国已经形成啃老亚文化。与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被全社会所接受的“主文化”相对，“亚文化”是被社会上少数人和部分群体所接受的文化。NEET由于长期生活在庇护之中，已经形成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诸如依赖意识、不愿意规划未来、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以及对现实的不满与逃避等等。啃老在中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啃老”现象存在――形成“啃老”亚文化――“啃老”亚文化指导人的思想和行动――形成并促进“啃老”现象。这种类型的亚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周围人、同辈群体、甚至自己的后代产生影响，成为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并代代相传。这种亚文化会给NEET们提供一种强大的保护伞，形成一股不良的社会风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碍于家庭和谐，影响社会意识的导向。针对上述归因分析，笔者认为有如下对策可以考虑。

　　1、改变以往不成功的社会化模式

　　家庭是孩子自立、自强精神的孵化器。在发达国家，父母普遍重视从小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和自强精神。美国的中学生有句口号：“要花钱自己挣”；日本人教育孩子的口号是：除了阳光和空气是大自然的赐予，其他一切都要通过劳动获得；在瑞士，父母为了不让孩子成为无能之辈，从小就培养孩子自食其力的精神；在德国，家长从不包办代替孩子的事情，法律还规定，孩子到14岁就要在家里承担一些义务。可见，及早进行“心理断乳”，培养子女们独立的人格是父母们的基本义务和责任。

　　那么，如何培养子女的独立人格？首先应该转变观念。将子女看成是家庭成员和社会成员的统一。他们既要履行孝敬父母的责任，又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义务。明确经济关系。在子女年满18周岁后必须明确他们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借贷父母的。父母对他们的任何投入都不是无偿的，而是需要偿还的。并且应该“立字为据”，为将来追偿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彻底消除子女“崽花爷钱心不痛”的“白吃”心态。

　　学校应当将提高学生的自立自强精神纳入日常的教育轨道，主要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在实践中培养自立自强精神。从小学阶段开始,就要求学生学会自理，如自己的衣服必须自己洗,零花钱自己通过劳动(包括家庭劳动和参加社会劳动)来获得。同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规定学生在假期或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必须参加力所能及的“义工”活动，如在所在社区完成一定量的公益劳动――帮助孤寡老人，搞卫生等等，累积到规定的时数，方可升入更高年级和学校。第二，进行公平教育。首先要排除学生的家庭背景的干扰，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让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避免先赋条件过多地影响学生，这样能极大地激发学生潜力的发挥和才智的展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逐步强化这样的认识：任何成绩的取得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付出；依赖别人、哪怕是自己的父母都是不足取的。第三，不能给学生灌输“精英教育”的思想，让学生懂得，成功者与普通人在人格上均是平等的，社会成员之间必须互相尊重。

　　此外还可以通过社区活动营造自立自强光荣、啃老可耻的环境和风气。这些可看作是扼制“啃老”亚文化形成的软件建设。

　　2、政府在化解“啃老”方面的责任

　　缓解“啃老”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整个社会关注。比如，日本在 2003年就专门设立了“年轻人自立挑战战略会议”，开始寻找解决对策；并在2005年的年度预算中，针对“啃老族”计划拨款810亿日元，帮助年轻人提高工作积极性。目前，为了避免“啃老”现象的恶性发展，政府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来。

　　改变“土地财政”，调整住房政策。如前所述，城市青壮年大量啃老与中国有关住房的公共政策缺失有关。房价的快速上涨制约了普通居民居住权益的实现，必将波及社会的稳定。有专家指出，房价飙升的背后，是地方政府职责的缺位。为了保证财政收入，不少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谋推动房价上涨。对房地产市场价格放任自流，甚至还利用政策托市，作为社会监护人的政府不能如此行事。现阶段，“平抑房价关键要看政府”。

　　整合社会资源，以有效解决“啃老”问题。社会政策应从中长期战略发展角度考虑如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除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之外，还要在初、高中乃至大学阶段增加职业生涯设计课程，增加对就业的认识，事先预防出现NEET。在宏观层面就教育、培训、就业等方面的政策导向上着手进行调整，以缓解“啃老”现象日趋严峻的趋势；政府可考虑成立专门机构帮助青壮年就业，建立“青壮年失业群体”的动态档案，以为妥善安排培训、就业打好基础；相关部门也应该对其进行有效的职业教育、就业心理辅导、社会培训等，不断加强引导，帮助“啃老”群体以健康心态找准定位，掌握一技之长，尽快融入到社会中去。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言很恰当地表明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即匹夫强则家庭强，家庭强则国家强。城市青壮年啃老一族的存在有碍于家庭和谐，有碍于社会和谐。希望通过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社会意识引导的连动机制之建立，争取创建和谐社会与和谐家庭。

　　【注解】

　　[1] 聂江、田建春,“关于中国NEET的分析”，《人口与社会》2005年第6期。

　　[2]李凡,《当代中国消费之迷——困惑与思考》，1990年版。

　　[3]王怀印、司利民,“大学生“啃老”现象与责任意识教育”，《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12月，第4期。

　　[4]张海峰,“中国 NEET 群体就业问题分析”，《法制与社会》，2006年9月。

　　[5]戴香智、侯国凤,“‘啃老’现象的社会工作视域分析”，《社会工作》学术版，2006年11月下半期。

　　[6]胡轶群等,“啃老族,你的心灵断乳了吗”，《健康》，2006年12期。

　　【参考文献】刘健,“大学毕业生‘啃老’现象原因透视”，《新余高专学报》，2006年第5期。

　　李虹，“当代中国啃老族理论探析”，《当代青年研究》，2006年第1期。

　　胡解旺：“大学毕业生啃老族现象”，《当代青年研究》，2006年第1期。

　　魏博、张罗云，“‘啃老族’现象的成因及对策初探”，《文教资料》，2006年11期。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朱国宏、桂勇：《经济社会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向德平编著：《城市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Bynner J.Parsons S,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The Case of Young People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NEE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2(60), p. 289.

　　Andy Furlong, “Not a Very NEET Solution: Representing Problematic Labour Market Transitions Among Early School”, Work, Employment & Society, 2006(20), p.560.

　　（原刊于〈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2期）

在网上看到这个，给补充几条：

郭于华 — Thu, 04 Sep 2008 19:57:00 GMT

文章提交者：竹子开花加帖在猫眼看人【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几种常见的脑残文法（转） (原作者不详)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家那鸭蛋更难吃，你咋不说呢？ A：这鸡蛋真难吃。 B：请拿出建设性的意见来，有本事你下个好吃的蛋来。 A：这鸡蛋真难吃。 B：下蛋的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 A：这鸡蛋真难吃。 B：比前年的蛋已经进步很多了。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就是吃这鸡蛋长大的，你有什么权力说这蛋不好吃？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这么说是什么居心什么目的？拍脑门的功夫只想起这几种文法，以后如果想起了更多的再补充。我来补充两条： A：这鸡蛋真难吃。 B：米国鸡蛋好吃，你有本事去米国吃啊？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的素质只适合吃本土特色的不好吃的鸡蛋；不爱吃就是不爱国。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鸡蛋里挑骨头，是汉奸卖国贼！

奥运会的问题制度性反思

姜利标 — Wed, 03 Sep 2008 16:00:00 GMT

奥运会的问题制度性反思 2008年的中国，莫过于灾大于幸了，而且还是一个罕逢的困苦之年。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时空大爆炸。但那毕竟是痛苦的永恒记忆痕迹，相信它将会化成结构性的动力催醒中国人的反思。在这个痛定思痛的关键时刻，我们的国家还是平稳的迎来了奥运会的和平落幕。虽然国家与国家的战争并没有在这个和平与民主的全球性区域内断绝，但那毕竟是一种利益的抗衡。暂且不论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过程，因为人们可以理性地认识到那最后的国家行动结果。网络化世界的变化，不象以前那样明显，而是相应地转化为一种潜在的利益争夺。结构化的背景迫使我们去时刻警惕。 29届奥运会在中国这块场所进行，网络媒体的奥运赛事的过热相应地“冷化”了国际变化。中国的人民大多数是处于国内奥运会的金牌热呼吁状态中。作为国际新闻的主播台《新闻联播》也不象汶川大地震那般“热膨胀”，对国外的重大新闻最多只是浅显的附带。那么这种大众性公共平台是否值得我们去信任呢？记得江西电视台有个节目是《井冈先锋》栏目，今年有期节目叙述的是一个当时正值30岁左右的女党员，为当地的男残疾人夜以继日地服侍了40多年。这种默默无闻的事迹才是真正的情感触动。而中国的媒体却为什么总在大家关注的事件上颠覆半天呢？可能的解释就是：处于中国大政治环境下的媒体驱风现象的存在。这次奥运会固然留给我们不少的喜悦，但也同时显现出了不少值得我们去制度性反思的地方。首先是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省，为什么在以往的政治主张中称谓的中国领土的部分，而以所谓的中华台北队参加项目呢？而香港、澳门却是中国香港和澳门？中国的古老民族的确是中华民族，但这种民族成份是否会在我们这代80后甚至以后的代际中仍然将台湾视为中国的领土呢？其实这是一种地域名称称谓，也没必要纠葛，关键是台湾群众或大陆的后辈真正的能否体验到大陆宝岛一家亲的感觉；其次就是，新闻媒体过度的关注金牌的数目，并且排行榜的颁布也是以金牌数目排序。莫非奥运会就是“金牌之战”？可能会有人说国际是按这种规则进行公布的，但那毕竟是国际规则，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将金银铜一视同仁呢?勇于拼搏，奋力进取的目的和最后的结果难道就是为了最后的金牌?如果真的是将奥运会的精神退化为这种世俗的功利思维，那奥运会的价值就可以彻底地衰退了。人类的成绩毕竟是那么点点差距，这并非是挑战极限，打破世界记录的精神所能带动的，是一种先天遗传或固定的差别，简单的就像男女生来的区分一样。可为什么有些运动员为那点点的失臂而自责或后悔呢？再次就是运动员的职业莫非就真的天性是角色固化？其实我们还是比较支持李宁的角色改变的。在自己的职位上尽自己的职责，人生的筹划并不限制在运动员的身份上。网络上流传的视频将参加3届奥运会的运动员列为北京奥运会的十大悲剧之中，其实这种方式是滑稽的。我们可以从双面来看待这起事件。运动员参加，那是一种人文奥运，人人皆奥运的精神的再现，可运动员如果仍执着于奖牌的获得，其实这已经脱离了奥运的精神，就是一种角色固化。如果确实那样，我们倒不妨给他们设立个铁牌，借此满足他们12年来的心愿。以上仅是简单性的提出些感触。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奥运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利益，但背后的制度性缺陷却不容我们疏忽或忘却！

武心波:贝克汉姆PK张艺谋

斋主 — Tue, 02 Sep 2008 10:39:00 GMT

贝克汉姆PK张艺谋
——从京奥闭幕式看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与东方的集体至上主义
武心波

2008年8月26日的《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伦敦8分钟，中英所见略不同》的文章，该文作者从短短的8分钟，发现了中英所见的不同，但遗憾的是该文并没有揭示出这种不同背后深层的文化原因，笔者在此略作补充。

　　先看一下原文：

　　北京奥运会已经闭幕，有关闭幕式的话题在网络上也成为热点。不过，热点却不是被很多正式报道关注的“记忆之塔”，而是“伦敦8分钟”。围绕这8分钟的表演，中国网民们展开各种解读，不过多数都是肯定的意见。与此相对照的，却是来自英国本土媒体的批评。

　　如此相映成趣的情形，或许给处于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机会：奥运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我们从奥运中学到了什么？

　　国内网民：平民化8分钟有特色

　　“很有伦敦特色”，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伦敦8分钟”给了很多中国网民眼前一亮的感觉。从昨天开始，新浪博主“邰邵”一篇题为《解读“伦敦8分钟”的“平民化”》的博文开始在网络上流传，文章从“等车的各种肤色的人”、“双层巴士”、“流行音乐”、“雨伞”、“街舞”、“贝克汉姆”等十个角度出发，认为其展现了伦敦的多元化和大众化国际都市的特色，“我认为伦敦8分钟最大的特点就是三个字‘平民化’”。文章的观点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认同，事实上，这篇文章也成为转载率最高的来自民间的全面解读文本。

　　此外，相比于张艺谋导演的宏大绚丽的开幕式，“伦敦8分钟”的简单自然风格也受到很多中国网民的热捧。有网友指出，这种简单的风格实际上与英国此前的申奥宣传片一脉相承。在那部片子里，城市的街头变成了运动场，街头的物件变成了运动器械，路上的行人变成了运动员，其朴素亲切的风格曾得到一片称赞。

　　在“伦敦8分钟”里，就连伦敦市长的一些细微动作，也被一部分网友解读成了轻松的“以人为本”的体现。“大大咧咧的伦敦市长，一会系扣一会挥手，接过奥林匹克会旗时打不开，用手一阵拨拉，这是市长？”

　　“真实，没有任何错误，为了奥林匹克的旗帜飞扬，上手拨拉几下，没什么不对的……强大，应该是一种自信，一种平和的自信，”一位新浪网友这样写道。

　　英国媒体：炒了那个蹩脚导演

　　然而，这样一段在很多中国网民中间叫座的8分钟表演，却受到了来自英国本土媒体和网民的批评。其中，8月25日出版的伦敦《每日电讯报》一篇评论文章中，先是在开头对英国代表队取得的金牌第四名进行了称赞，既而以更大的篇幅将矛头转向了“伦敦8分钟”，文章把表演中巴士站的各种肤色的人形容为“蹩脚的舞者”，而巴士顶层展开后露出的伦敦地标，在作者看起来也是“不可辨认”的，至于受到很多中国网友欢迎的吉他手JimmyPage（吉米·佩齐），其发型也遭到奚落。

　　文章最后还特意提到了伦敦市长，其在那位中国网友眼里的轻松举动也遭到质疑：“市长大人，俺有两个锦囊妙计贡献给你：一、在如此盛大高端的场合下，应该把手从你那兜兜里掏出来；二、赶紧炒了那个端出‘伦敦8分钟’这么一锅垃圾的责任人，2012年英国办开幕式闭幕式的时候一定要雇些演艺圈里的专业人员———万不得已的时候从赌城拉斯韦加斯找也成。咱谁也受不了到时候再来那么一出让人尴尬到脚趾都抽抽的演出”。

　　这篇文章被网友转载到国内论坛里，成了部分网友反对为“伦敦8分钟”叫好的有力证据。甚至还有网友提出，即使从成本上看，“伦敦8分钟”也不“朴素”，“据称，为了这8分钟，伦敦奥组委花费了200万英镑，相当于每分钟30万英镑”。

　　中国与世界：彼此更多地了解

　　对此，有网友呼吁，奥运倡导不同文化的沟通和交流，这也应该是理解“伦敦8分钟”的基本原则，“不过是不同文化不同角度而已，没什么好争的”。实际上，奥运会刚闭幕，诸如“奥运会带给中国什么”的话题就已经在网络上吵得热火朝天，其中“宽容”、“沟通”、“理解”则成了关键词。

　　“

　　英国和中国不一样，中国有中国的文化历史，气势宏伟适合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而英国是欧洲国家，不是气势磅礴就会适合它，英国的表演反而让我觉得一个普通的群众都能参与奥运，很亲切，”百度的“贝克汉姆吧”里，一位网友跟帖写道。

　　罗格在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上说，“通过本届奥运会，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中国更多地了解了世界”。或许，这应该是奥运会带给中国最大的影响，也应该成为最珍贵的遗产。

　　贝克汉姆的个人亮相，与张艺谋的大型集体表演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该做何文化解读呢？

　　东西文化是文化属性相异的两大互补性的文化，与东方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相比，西方更重视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由此而自然演绎出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东方人习惯于整体思维，西方人则擅长于分析性思维，东方人重视大、群体、全局、而西方人则重视小、个体、局部，东方人见森林而不见树木，西方人则是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文化价值归属上是各取所需，截然不同，形成了两大对立且又互补的文化体系。

　　这一文化原理，渗透到东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例不胜枚举。而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视角来看东西方文化不同的案头大作，近代以来也如汗牛充栋，比比皆是。京奥闭幕式的伦敦八分钟，则又以一个东西对比的全球大亮相，为我们的案头研究增加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南方都市报捕捉到了这个两点，及时地加以了报道，值得称道。但文章的作者见到了差异，却无法道出其中的原委，实感遗憾。倘若能从上述文化原理出发来挖掘其中的深层原因，该文就会如一块足金的金牌一般，更加精彩了。

　　伦敦八分钟的看点不在广场舞，就在贝克汉姆身上，他的出现，代表了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西方所崇尚的个人主义，一种英雄主义的个人价值观，让一个饮誉全球的名人登上双层车，用他所熟悉的足球（相对于地球，这只是个小球），来展示他的才艺，以此来撼动观众的心。这样的表现方式，符合西方人的认知规律和审美需求，但却与东方相差甚远。试想，如果中国的闭幕式以凸显个人的手法来结构全局，比如让姚明担钢主角，让所有的演员都围绕着他转，其结果如何不用说，大家也心知肚明。显然是所有人都无法接受，因此也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向来擅长于依靠群体优势来营造气势恢弘场面，重视的是群体的力量，这比较符合中国人审美需求和认识规律，也是中国整体思维惯性的必然追求和自然产物。中国导演，喜欢大场面，调动千军万马，来演绎一场场面壮观的宏大开幕式和闭幕式。

　　西方重个体，重微观，重局部的文化价值诉求，决定了伦敦八分钟的内涵，必然是以小见大，从 “等车的各种肤色的人”、“双层巴士”、“流行音乐”、“雨伞”、“街舞”、等小型场景出发，最后归结到个人英雄主义的核心价值主题上，这就是“贝克汉姆”的出场，此前都是为这一主题的隆重推出所做的必要铺垫，是在用西方所熟悉和喜爱的语言在表述着伦敦的思想，和对奥运会的看法。

　　中国缺少这样的思路和视角，因此感到新奇，十分地赞赏（张艺谋迷恋这样的西方视角，如同印象派巨人毕加索迷恋东方脸谱艺术一样），这种赞赏绝不亚于西方人被恢弘的开幕场景和数千人集体一致的划一行为所彻底征服所发出的由衷感叹，东西方都缺少彼此所拥有的那种天赋，在尽情地表到了自我自后，便会发现，对方比自己要强，要好，欣赏对方的同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谴责自己。

　　张艺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无论是导演电影还是奥运会的开闭幕式，都十分强调和突出传统中国，将传统演绎得如火如荼，几乎到了土得掉渣的程度，那色彩的运用，那演员的装扮、表情，以及出身农民对乡土气氛所特有的感悟力和描述能力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将中国文化以近乎原生态的方式和盘托出（甚至被人骂为在丑化中国人），奉献给了世界，让缺少这些的西方人大加赞赏，连连称道，正因为张艺谋读懂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知道西方人渴望认识和了解一个他们所不知的东方世界，也是他们的文化中所不具备的这样一种文化模式，他才通过打中国牌而成功的敲开了西方的大门，跻身于了世界艺术名流的行列。这次，他又一次地获得了成功，如愿以偿地成功导演了开、闭幕式，使中国文化再次通过他独具匠心的艺术手法展现给世界（主要西方），赢得了世界的喝采。对张艺谋的成功，很少有人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而更多地从其个人的能力和才华来认为，都以为张艺谋才华出众，其实并非全然，中国具有张艺谋这样才华的导演有许多，担具有张艺谋这样对东西文化有如此深刻理解的导演则寥寥无几。张艺谋是中国导演中唯一一个发现了东西方秘密，最知道中国和西方的导演，其成功的秘诀不在导演功夫内，而在导演功夫之外，农民出身帮了他大忙，中国文化帮助他征服了世界。

　　此外顺便说一下，与充满了阳刚之气的西方男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更具有阴柔的女性典雅之魅力，张艺谋发现了这个秘密（已故著名画家陈逸飞也发现了这个秘密，他的东方淑女画也同样征服了西方），经他发现并能影响世界的女演员层出不穷，而具有同样影响力的男演员可以说是一个也没有。

　　张艺谋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十分欣赏西方的艺术，因为这是中国文化中所缺少的，对伦敦八分钟，张艺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一点也不奇怪，符合东西文化审美互补的定律。

　　可见，张艺谋的大型人海战术吸引了西方人的眼球，而贝克汉姆也挑战了东方人的底线，都是本色，未加任何的粉饰，张扬的是自我，表达的是各自的最高诉求。

　　贝克汉姆与张艺谋各自代表了他们分属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世界，但世界总归要走向全球化，其路径多多，但最佳的选择，也许莫过于中国在开幕式上奉献给世界的那个充满魅力的汉字——和，东西方各自的诉求如能通过“和”而走到一起，便可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形成一个共同的世界的呼声。
转载于：学术中国

学术讲座中的“有效提问”

成朋（be friends） — Sat, 30 Aug 2008 14:31:00 GMT

学术讲座中的“有效提问”

参与学术讲座，是大学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有效地参与学术讲座将极大地关系到学生自身知识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培养。曾记得一位英语培训老师这样讲到：怎样才叫会听讲座？一要，会提问；二要，会鼓掌。无疑，“提问”构成了学术讲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对一次讲座而言，通常留出给听众提问的时间总会显得十分短促。这就使得有效提问变得尤为关键。何谓有效提问？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先分析下常见的提问类型。就个人有限经验而言，常见的提问方式大致有五种类型：

1、演讲式提问：提问者通常会概化、重述演讲者的主要观点，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者干脆夹叙夹议式地说，让人搞不清他到底要问什么。这种提问方式不仅比较‘占用’大家的时间，而且不利于演讲者明确回答你的问题。由于没有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问题，演讲者也只能对你说的话有所回应。

2、评论式提问：提问者通常会提炼出演讲者的关键论点，然后给出评价。这种提问方式，不能说不好，也需要提问者具备一定的水准，但严格而言，有越俎代庖之嫌，这本是讲座主持人的事。

3、自答式提问：自己提问自己已做回答，问题中自带答案。这种提问显得有点多此一举，有哗众取宠、炫耀卖弄之嫌。

4、质疑式提问：从学术脉络或学术理路中，发现演讲者论点所存在的问题。这种提问主要是抓住演讲者所述观点中存在的薄弱、疏漏、甚至矛盾之处，进行质疑，要求演讲者释疑解惑，做出回应。这种提问，要求很高，对学术研究的推进则至为有益。

5、一般式提问：有具体、明确的问题，但通常提的是“是什么”、“如何”“怎么样”的问题，而很少是“为什么”的问题。

以上五种提问类型，严格而言，只有4和5是真正的“有效提问”。而所谓“有效提问”，至少要达到以下三个要点：（1）、有明确、具体的问题；（2）、这个问题是个真问题；（3）、通过提问—回答有助于释疑解惑、增进智识。

大腿拧不过胳膊

甲壳软体 — Thu, 28 Aug 2008 21:27:00 GMT

    房地产市场上的矛盾，是基层政府放任和中央政府调控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小企业倒闭风潮和股市震荡，越来越多的基层变化已经使宏观调控变成了掐死民间资本的黑手，如今若非奥运的缘故，恐怕中央政府已经把持不住，早已放开资本市场，任由热钱鼓荡了。
    历史已经证明，凡是宏观调控（比如机构改革），必然引发新的利益分配和争夺，调控不成便会引发新一轮更加厉害的反弹。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就，大资本大利，小资本小利。而如今，大资本撤退，小资本垂死，中产下滑，常此以往，社会动荡是很可能的。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重新放松宏观调控，回到市场经济的路子上。
     在这里，一定看清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有所区别。最根本的就是，作为空手套白狼的股东，基层政府开支中要有4成左右来自地产市场。经过股市滑坡、房地产有价无市之后，加之奥运期间各地维稳，政府财政开支恐将愈加难以为继。于是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将会有一大批基层政府官员到中央哭穷，于是盘活地产市场，成为下一时期的地方政府经济主轴。这一次，恐怕还是大腿拧不过胳膊，不信咱们等着瞧吧

大腿拧不过胳膊

甲壳软体 — Thu, 28 Aug 2008 21:27:00 GMT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探析

地狱男爵 — Mon, 25 Aug 2008 05:36:00 GMT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探析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量的农村年轻人开始涌入城市，他们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但是，由于自身经历和经济、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他们产生了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游离出农村社会体系和城市社会体系，成为心灵上“漂泊的一代”。社会认同不仅影响着个人的行为、观念，还会影响到个人的社会化进程及未来发展等，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探讨，可以为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社会资本；社会融入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在理论界一般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16周岁以上进城打工的年轻人，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思想活跃，向往城市生活，对外出有着强烈的冲动，在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然而，自身资本的不足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不仅影响了他们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同，也使得他们的认同目标和实现可能之间出现了冲突、断裂，甚至导致了一些社会失范行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的话，不久的将来，极有可能会演变成新的社会问题，并影响到我国的社会进步和和谐社会建设。

一、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理解

社会认同的含义有很多种，既包括社会成员对自身行为、身份等自身特性的“确认”或“归类”，又包括社会成员对所属群体、外部环境等周围世界的认同和评价。在这里所谓社会认同，包括：“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1]社会认同是一个过程，是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的持续磨合中，在自身经历、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相互碰撞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可以看做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特殊的经历和社会环境下，在农村和城市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所表现出的对自身特性、心理归属、未来发展及所处社会环境的主观性态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源自于自身的特定知识、经历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等。进城前，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生活在一个依靠血缘、地缘联系在一起的村落共同体内，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对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外部环境很容易定义；而进城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经历和面临的外部环境与第一代农民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经历了两种不同社会环境的反差对比之后，不仅很难形成和第一代农民工相似或相同的社会认同，也使得他们的社会认同倾向于一种模糊和不稳定的态势。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到歧视和排斥后，还能在家乡找到归属和寄托的话，新生代农民工则已经无法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对家乡产生强烈的认同了。因此，在这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对进城前后两种境遇对比过程中，内心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一种认知态度，是对自身身份、地位、行为和特定环境中的价值、文化、观念的一种“确认”或“归类”，是“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2]同时，也是一个随着个体自身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断被建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

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表现类型

社会转型期背景下，一方面城市文明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吸引着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另一方面城市又通过种种屏障阻碍着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和融入。他们在逐渐失去对农村社会认同的同时，并没有在城市中寻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处于一种主动性认同和被动性适应相矛盾的状况，并通过心理活动和日常行为表现出来。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制度性身份的不认可

人是社会中的一员，要想在社会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确定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即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个问题却很难回答。首先，从职业上讲，他们不再从事农业劳动或根本就不懂农活，而是和工人一样在工厂做工，从事着和农业毫无相似之处的劳动，同时，除了从事工业领域劳动活动外，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着第三产业的劳动活动，这些劳动活动既不同于农民，也与传统工人的劳动活动存在着差异；其次，从地域上讲，他们常年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对农村的生活已经日益疏远，甚至对农村的某些生活方式和习惯已表现出某种不适应；再次；从生活方式和社会联系上讲，他们更接近于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交往结构开始由单纯地依赖初级社会关系逐步转向依赖次级社会关系。但是，无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领域、职业和人际关系与以前有着怎样的变化，其法定身份依然是农民，农民身份的“社会标签”已成为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制度性的身份认同、城乡居民的习惯性认定和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的不一致，使得他们开始不认同农民身份，渴望通过经济、职业等外在条件的改变来重新认定自己的身份。

（二）对家乡认同的减弱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务农经历或只有短暂的务农经历，在经历了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强烈反差对比之后，他们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开始逐渐减弱。新生代农民工与家乡的联系更多的是维系在对家乡亲人的感情寄托上，而对于农业劳动则明显缺乏兴趣，对农村的一些生活习惯、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等比较反感，甚至持有批评态度。一方面他们对农村土地的感情日渐冷淡，与农村生活日益疏远；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魅力又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他们更加愿意离开农村，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

（三）对城市社会认同的渴望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有着强烈的融入渴望，尽管他们一直没能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但是，他们已经不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将自己与城市对立或隔离开来，而是开始逐渐认同城市社会，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宁愿留在城市里遭受各种歧视和排斥，也不愿回到农村。频繁接触的城市文化正逐渐地改变着他们对城市的固有看法，并不断地消解着他们对家乡仅有的社会记忆，强化着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但是，由于社会系统、制度系统和文化系统的不完善，以及“非公非农”的生活处境，使他们无法享受到最基本的国民或市民待遇，只能以一种“边缘人”的状态在城市中存在。

（四）对未来归属的迷茫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意味着一个新的生活空间，能否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关系着自身及家族的前途和命运。虽然根在农村，却对农村生活日渐疏远，渴望融入城市，但来自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各种障碍使得他们无法被城市所接纳，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更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究竟是应该继续留在城市里拼搏，还是等挣了钱就回农村？城市的不接纳使得他们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而对农村生活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又使得他们不愿或无法回归农村，而只能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做“钟摆式”的循环流动。

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

社会认同既可以是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也可以是外部强加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是与其本身所拥有的资本状况相联系的，即资本的利用和开发状况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认同状况。资本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期望在市场中获得回报的资源投资，也就是说是一种能够带来某种收益的资源集合体。按照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分类，资本可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①]而理论界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目的，对资本有着不同的分类。结合到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特性，在这里，只探讨几种与新生代农民工关系比较密切的资本，并试着提出几点消减新生代农民工消极社会认同的建议。

（一）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投资所形成的一种资本，包括劳动者先天的资质和后天所获取的知识、技能和体质等。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主要是表现在年龄特征和受教育程度上。2006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16～30岁的占61％，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6％；平均年龄为28.6岁；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接受过各种技能培训的占近24％。^[3]因此，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年龄优势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增值潜力明显优于第一代农民工，再加上新生代农民工较强的适应能力，更使得他们对自身身份、地位及未来归属等有着较高的认同目标，从而也进一步深化了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程度和热情。尽管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相对于城市居民仍旧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城市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之间存在着诸多不相一致的地方，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认同目标和实现可能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也直接影响到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看法和态度。

（二）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最早由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是指：“个人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得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4]换句话说，社会资本可以看做是社会关系网络，即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通过人们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而获取资源的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集合体。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前和进城之后，社会关系有一个明显的由单纯依靠血缘、地缘等初级社会关系向次级社会关系寻求资源的转变。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殊的人力资本和面临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他们比第一代农民工能够更好地获取和利用社会资本。当仅有的基于乡土社会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不能够满足自身的需要时，新生代农民工会积极地拓展自己的社会交往空间，通过最大限度地扩充自己的社会资本而达到适应城市生活的目的。对他们来说，通过追逐和建构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取社会资本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理性选择。通过社会关系的再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接触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这必然会对他们的经济地位、工作和未来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最终会影响到他们还没有定型的社会认同。

（三）制度性资本

制度性资本表达的是个体从其身处的社会制度中（如组织、制度和规范等）中可以获取的资源，也即是刘传江所讲的“契约型社会资本”或“制度资源”。[②]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性资本主要包括政府、社团组织及自身所处的群体所能够提供的一切资源。然而，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能获取的制度性资源相当有限。首先，农民工群体本身就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就很匮乏，其数量和质量根本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其次，当前我国的社会团体组织发展还不是十分的成熟，其本身的发展壮大，还需要源源不断地从外部获取资源，根本无法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外部资源；再次，政府本应该是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提供最后保障的一方，事实上，国家也尝试着通过制度和政策的调整、改革来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但是，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同时也没有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可。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较与第一代农民工，无论是在工资待遇、还是工作环境都有了质的变化，无奈的是他们至今仍无法享受到本该属于他们的国民或市民待遇。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经指出：“来自于一个山村或来自于一个小城市中的新来者，经常被大城市的特殊的冷酷或是大城市的冷漠的方式的对待所打击”。^[5]确实，新生代农民工在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过程中，尽管发生了生活场域、职业、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改变，因其制度性身份没有改变，再加上自身获取资源能力的限制，及外部环境的不理想等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对他们的心理活动、日常行为产生影响，反映到社会认同上就是社会认同处于一种不明确和不稳定的状况。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改变的话，一旦形成“内卷化”[③]的社会认同，也就意味着他们只对自身内群体认同，对农村社会、城市社会等其他外部环境则表现出诸多的不信任和不认同。

社会认同状况不仅仅是心理活动的表现，更是直接影响着个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关系着当前和未来的社会稳定。因此，要消减社会认同的消极影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社会，首先，从经济层面上，应在社会分层体系结构中给予他们一定的社会地位，并通过进一步改革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规范用工制度等方法提高和保障农民工收入，使他们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流动循环；其次，从社会层面上，完善和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消除政策壁垒，使新生代农民工平等享受城市中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当地的选举或其它社会活动，多渠道拓展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发展空间，促使他们形成一种和城市居民相接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逐步缩小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最后，在文化、心理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还处于一种低水平的阶段，并容易随着自身经历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还处以一种待定型状态。所以，营造一个平等、共享的社会氛围，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个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善自己物质境遇的环境，不仅可以逐渐消除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文化隔阂，还可以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理解和融合，鼓励他们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

四、结语

由于自身特性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新生代农民工在对农村社会的认同减弱、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又遭遇阻碍的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形成既不认同农村社会，又不认同城市社会，只认同自身内群体的社会认同，而这一特性又是与其自身所拥有的资本状况密切相关的。他们希望在城市中寻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但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非均衡性，及社会政策、社会规范等制度性资本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调节，使得他们无法在城市主流社会中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只能借助于内群体的非正式力量和方式来建构自己的生活秩序和社会，解决自身的问题。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的话，将会在城市中形成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两种社会形态，且随着边缘社会的不断扩大，势必会对主流社会产生强大的冲击，甚至会产生社会隔离和边缘化累积问题。

[①] 引自卜长莉.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1页。

[②] 引自刘传江，徐建玲.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第187页。他们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体从社会网络和其身处的社会制度中所可能获取的资源”。并把社会资本分为“社会网络关系”（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制度资源”（契约型社会资本）。

[③] 引自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3)。内卷化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 提出,核心含义是在外部扩张和变化被锁定和约束的情况下转向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转引自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 2004第5 期)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内卷化包含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对城市社会缺乏认同感,或者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第二，对农村社会逐渐失去了认同感或者不被认同。第三，逐渐转向对自己内群体的认同，或被自己群体所认同。

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2、Tajfel H.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apters1～3［M］.London:Academic Press,1978.

3、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R].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4、Bourdieu,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PP.241～58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edited by John G.Richardson. Westport, CT.:Greenwood Press,1986

5、[英]齐格蒙特·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6、刘传江，徐建玲.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第187页

7、刘林平.关系、社会资本与社会转型——深圳“平江村”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8、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J].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