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热点评论最新随笔
李锐老的失误 毕可生 不久以前，网上和期刊上同时出现了李锐老号召向周有光学习的文章。也许网上发现了这篇文章的失误，很快被撤下来。但期刊上还是登了出来，也就永久摆在了那里。我不想谈周有光别的方面。因为他更多被学术界认同的是文改派的主将。八十年代，他还坚持汉字落后论。 当时，他最有名的根据就是画了两个园形图。把使用汉字与使用拉丁字母比，把使用汉字的地区与使用拼音字母的地区比。借以证明汉字落后。论者以为周有光为了证明汉字落后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连小学生都明白的不同类不相比的道理，周有光也不顾了。 周有光的主要成就是文改主将。所以要不李锐老才误尊他为“汉语拼音方案”之父。这种误称，别人不明白。周有光心里应该最明白。因为真正的汉拼之父不是他，而是瞿秋白。1931年瞿秋白制定了“北方话拉丁拼音文字”，还经过最高苏维埃的批准。当时及以后在中国个别地方还试用过。现在这个汉拼方案与瞿氏的方案，并无多少区别。 李老不知内情误尊了周有光，情有可原。周有光却安然受之，就很不合适了。这如何对得起先烈？！ 其次，对汉拼做出贡献的就该说是周恩来。他把原来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中的“文字”两个字毅然砍掉。算是勉强保住了汉字。但是周的作法很不彻底。迫于当时形势，他只能做到这一步。这样文改派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仍在不明不暗地为取消汉字，做准备。电脑上许多人都在使用的拼音输入法就是明显的证明。就各种输入法来说。拼音输入法是最坏的一种输入法。道理很清楚。因为汉字只有502个音，实用450个音。对应于现在使用的六千多个汉字（即GB2312字库，共6763个汉字）。同音字就非常多。可以说无字没有同音字。有的音的同音字甚至在现用汉字中多达一百多。这也是汉字拼音化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以之用于电脑输入法，则不论是微软还是谷歌汉拼输入法，比之于任何字形输入法，每个汉字的输入都要多加选字键和翻页键。如果同音字多，那么翻页键少则多加一两键，多则十余键。所以表面看起来操作很快。实际上许多击键都是无效击键。如果一个人写一千字的文章。那末除了输入必要的拼音字母键外，还要外加浪费的选字键和翻页键。这就是说至少五分之二的时间被浪费掉了。那末如果有50%上电脑打字的人，他们五分之二的时间都被浪费掉了。这是多么大的浪费！这只是其一，还有就是用拼音法容易纵容同音错别字连篇。这只要看看孩子上网的QQ里同音错别字连篇的短信就明白了。 对于微软和谷歌来说，他们编拼音输入法，一者可以省却支付形码专利费，二者又可以收进拼音法专利费，他们才不管中国人使用拼音法要浪费时间的问题。这是很清楚的道理。 当然，如王码这类形码输入法也有选择和翻页键。但这是选择联想词。其作用与拼音输入法恰恰相反。它是为了节省击键次数！ 那么为什么拼音法是浪费时间的输入法，却还有用电脑人的50%和用手机人的97%的人便用拼音输入法？（这是李锐老文章中的统计数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文改派的阴谋说起。 汉字的学习自古以来就是使用字形教学法。正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里所说：“国子八岁入学，教以六书”。为什么要用六书教识字？这是因为汉字按六书分类，则汉字的理据性特强。只要讲清汉字的六书归属及其理据性，则汉字既好学好记又不会写同音错别字。 许慎整理了九千多汉字的六书归属，被时人尊之为“五经无双许叔琳”。 所以，要改变汉字一条必经的途径就是从识字入手。 周有光在他的《文字改革概论》说：＂今后汉字要改为拼音文字，汉拼就不能像过去一样为汉字注音那样学习，要一点不能错．＂于是小学生一上学，不是先学汉字，而是以各种借口，先学汉拼．而且学习时间高达八十个课时。整个义务教育时间用于汉拼的教学时间，大体绝不会少于一百五十课时。这还不算学生用于自习抄写汉拼的时间。但是相反即使在学校电脑课上，也没有安排一个课时的电脑形码输入法的学习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有50%的电脑使用者要用汉拼法和97% 的手机使用者们，宁肯浪费五分之二的时间，也要使用汉拼输入法的根本原因。 不久以前，季羡林老临终以前留下两句有关汉字的遗言。他说：“汉字简化不是方向；汉字拼音化也不是方向！”季老终生研究多种文字。这是他衷心地发自肺腑之言。正当我期盼着有关当局，能有所觉醒，改变许多为汉字拼音化做准备的一些实际做法。却意外地看到了李锐老错误地号召。因此不揣冒昩地提出相反的意见。
超越“平凡的善”
郭于华
我想先谈一下，知识分子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当然了，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自由人，是一个公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起点吧。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与普通公众、与普通人没有区别。当然可能大家会说，今天很多公民权利都没有得到保证，我们还不能说我们是公民，但是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这一点我想是一样的，大家的角色是相同的，普通公民具有的素质知识分子都应具有，普通人能够做到的知识分子更应做到。作为公民，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在这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要能够合法、合理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非常基本的，也是大家会有的共识。
我平时也经常跟学生谈到这些事，其实很简单，很平常，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也不需要玄奥的哲理，我们在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应该以现实为基础，用常识来思考就够了。这使我想起阿伦特的“平庸的恶”的概念，相对于“平庸的恶”，上述的常识对我们来说，可不可以表达为“平凡的善”？即作为平常人、普通的公民都应该拥有的意识：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懂得用合理、合法的手段保护自己；同时意识到他人跟你有同样的权利，因而在实现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不能伤害他人。这是很正常、很平常的善，这也应该是知识分子角色的基础。
举例来说，在你的生活中、工作中，如果你遇到利益被损害、尊严被侵犯的时候，你应该去做点什么，应该知道怎么做。最近我就遇一件事：清华有一个不合理的规定，博士生必须在所规定的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才能获得学位毕业，这规定本身很不合理，而且操作时又没有任何合理的变通。为此我与学校“有关部门”发生了冲突，这当然也是抗争、维权的过程。几乎周围所有同事、朋友都说这么做是没用的，而且自己受伤害，想通过个案来改变规则是不可能的。像这样的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行动，而不是一味地向不合理的规则妥协。当然这可能跟是不是知识分子没有关系，作为普通人、作为公民就应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也要帮助别人。
我想说的第二个层面是，仅有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凡的善”还不够，我们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胸怀，更大的悲悯之心。知识分子应该对公共事物、公共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更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是什么角色？应该怎么做？我想我们很难直接参与决策、直接与社会的管理者、统治者发生联系。我们应该和能够做的一是要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去影响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我们需要通过社会和公众，与权力进行对话；我们有一个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进入公共领域的责任，不光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我们还需要有更大的担当。除了在专业领域中工作，除了应该有学术、专业上的贡献之外，还应该让这些东西能够有更多的听众、有更多的人了解，因为这些是跟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遇到难题、困惑而又很难明白症结所在，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工作把真相揭示出来，把事实背后的逻辑和机制展示出来，给社会一个解释、一个提示，这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任务。
我们社会学当中经常讨论这样的话题——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我们有一个“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的概念，应该把个体的痛苦看作是社会的苦难，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会有一些误区，比如一个人失业下岗了，人们会说这个人他能力差，文化水平低，可能身体也不好，年龄大，把失业的原因都归结到他个人，总之认为这个人没本事、混的不好，不成功就是没本事；但要放大一点看的话，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大规模地出现失业下岗、很多人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失去了工作，甚至大学生就业都困难，这就不会是个体原因。我们要把这样的个体的遭遇和个体的苦恼与一个更大的社会结构、更宏大的社会转型过程联系起来，看到个体苦难后面的社会原因。通过我们的研究、发表，把这些东西揭示出来，我们除了对学术承担责任，我们还要对公众把这些说清楚，让更多的人明白。毕竟，每个社会成员都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每个人的痛苦都是社会的苦难：只要还有人在承受痛苦，这个社会就是不幸福的（不是宣传所说的，我们的幸福指数很高，大多数人80%多都感觉幸福等等）；只要还有人在被欺压，整个社会就是不公正的；只要还有人在被奴役，我们就都是不自由的。
今天大家都在说知识分子犬儒化的问题，可能我们会说这是一种来自于外部的非常强大的、严密的一种压力造成的犬儒化，当然也有历史的原因。这么多年来的总体性权力和总体性社会，把知识分子的空间压缩的非常狭小。但我们不能把犬儒化仅仅归结于此，有一个命题叫作行动重于结构，是说行动比结构更有意义更重要。每个人都存在于结构当中，结构对你形成制约，对你的生长、自由、独立性都形成限制，但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怎么办？可能除了行动没有别的办法，行动就是关注和参与，积极参与公共事物，表达公共利益与公众诉求，关注和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工。
刚才各位所谈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在中国的总体性社会中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思考与行动。在我看来这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重建的问题，比如刚才金雁提到的宗教的力量，宗教也是社会范畴内的，还有NGO、行会的作用，也属社会维度。这些在中国都是空间特别小、生存特别困难的。我们这个社会号称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但我们的社会主义无社会，我们缺少社会这个独立的空间，那么我们行动的指向是我们应该把社会生产出来，建设出来。我们要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一个比较正常的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国家的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形成三足鼎立、相互制衡的状态，但我们缺了社会维度，而市场又是不完善的市场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权力控制的，权利和资本是一种密切结合的状态，把社会挤压的特别狭小。
我们需要对权力时刻保持一种警醒和批判。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甚至亲朋好友都会说：你们怎么就看到黑暗面？社会在进步啊，经济发展多么快啊，经济学家也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简直是奇迹，怎么你们就看不到这样的进步，你们只看到问题，看到社会不公正。我想任何进步，包括体制的、官方的任何进步，我们都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我们不必歌颂进步。如果体制合理，进步应该更大，应该有更多的人享受进步带来的好处。开个玩笑，当然应该进步了，猴都变人了，为什么不进步啊？再说，赞美和歌颂已经有太多的人和机构去做了，不需要知识分子再加入赞颂大合唱。更何况，执政党和政府不是用来歌颂的，而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若服务得不好、不够是可以用来批评的。批评得对并被接受会使其更加健康、强壮、有效；即使批评得不对，也可促使其警醒，防患于未燃，对其改善、进步有着莫大的好处。知识分子应该是批判的角色，永远保持批判的立场，睁大眼睛对权力保持警醒。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团结。包括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还是要关注知识分子的团结，当然做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在上述几点能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比如对于权力的批判立场，对于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于弱视群体应该做的事情等，在这些能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知识分子内部应该走向团结，而不是分裂，应该超越左右，忽略派系，共同面对权贵资本主义。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角色不同，专业领域不同，能起的作用应该是各有千秋；学界内部需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支持。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毕竟这个社会需要多元化、多样性，这是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力的所在。毫无疑问，困境和压力是存在的，但是不是在思考角色担当和我们能做什么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更积极的、更进取、更宽容的态度和方式。
（来源:经济观察报2010-08-07 略有删节，这里是原文）
汪晖（1959年10月－），江苏扬州人，中国大陆著名学者，通常被认为是“新左派”（中国当下语境意义）领袖。1966年入扬州市西门街小学，1971年入扬州市鲁迅中学（今扬州大学附属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1976至1977年间，先后当过一年半的临时工和徒工。1978年录取为扬州师院中文系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2007年被解职。在其任内，《读书》基本上成为被“新左派”把持的话语阵地。沈昌文曾在《随笔》2007年第1期中坦言，如果早知道汪晖的文风、学风后来变成这样，是绝对不会把《读书》交给他的。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5）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多种著作，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等。 汪晖的四卷本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卷帙浩繁，内容十分复杂。首卷围绕“理”与“物”的关系这一中心命题，探讨了宋明儒学的“天理”主题；次卷转向“帝国/国家”问题，先证明它们是西方（包括日本）在分析中国时使用的主导性的现代二元对立概念，再论证它们对理解清朝和民国的国家特性来说，具有基本的缺陷；第三卷对晚清和民初的重要思想家进行分析，并揭示出，在将旧的“天理”世界观重塑为“公理”世界观的时候，他们既纳入了西方式的科学公理观念，又保持了传统的对“天理”中的“理”的伦理—政治的关注；第四卷在上述背景下，讨论了现代“科学话语共同体”如何兴起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核心主题。四卷洋洋洒洒至一六○八页，仅“导言”一章，即长至百余页。可参见黄宗智的《探寻中国的现代性》。 2010年3月10日《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被指称《反抗绝望》一书存在多处抄袭，多名专家对此已有回应，称“抄袭说”难成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等多名鲁迅研究专家，曾就《反抗绝望》是否构成抄袭、汪晖是否梁(启超)鲁(迅)不辨、王彬彬的动机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人均表示，该书确实存在引文不够规范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但要说汪晖恶意剽窃恐难成立。王彬彬此前曾发文辱骂王蒙与清华大学中文系另一教授蓝棣之，因此有人对王彬彬的动机提出质疑，“派系之争”、“骂名人以扬名”之说均被提及。同时也有更多学者如林毓生、余英时、郑也夫等人表示需对此质疑做严肃的核查与处理。郑也夫更是直言“挺汪的第一波令人惊异，来者尽是鲁学的同行。不管对错，第一印象分明是，学界成了行帮。钱理群自白王彬彬的文章还没看完，却说：“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浙江大学陆兴华则认为“汪晖的问题是他写得错乱，他的整个写作是不成立的。说他抄袭，那是表扬他了。” 具体可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983394.htm?fr=ala0_1 汪晖“抄袭门”大事记 ●3月10日，南京大学学者王彬彬在《文艺研究》上刊发文章《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质疑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涉嫌抄袭。25日，《南方周末》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 ●3月25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称：“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 ●3月25日，汪晖给媒体记者回复短信：“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3月25日，网上出现钟彪《学术“私律”与“莫须有”》一文，批驳王彬彬。该文称：根据“偷意”这样一个极不严格的概念，几乎所有不做注的地方都可以戴上“偷意”的帽子，则所有学术文体都会崩溃。 ●4月3日，《北京青年报》发表汪晖著作的责任编辑舒炜《“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一文，舒炜说：“这样以人身攻击为目的的指控，几乎可以把任何学者的任何写作都定义为剽窃。” ●4月7日，项义华发表《规范的缺失与自我的迷失——也谈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在部分承认王彬彬批评有“偏颇之处”之后，该文也提出了“涉嫌抄袭的新证”。 ●4月9日，知名学者丁东发表文章，称自从中国有了现代学术以来，引用别人的著作不注明出处，从来都是不正当的，上世纪80年代也不例外。 ●4月28日，王彬彬在媒体发表《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仅限于第十二章第四节》一文，再次批评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有涉嫌抄袭内容。 ●6月8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林毓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尽快调查汪晖“抄袭门”事件，汪晖抄袭如不处理，清华校长应该下台！ ——2010年06月22日 09:52 来源：《广州日报》 其实早年在《读书》杂志的书评上，以及滨海大讲堂上接触过学者汪晖的文章，觉得他的文笔犀利、思想深邃、学识前沿，令人不由地相当折服。毕竟专业不同，没有对他的思想进行过详细的拜读和追溯，以致这种崇拜之情至今犹在。但前不久在网页上看到“汪晖门”三个字时，自己起初不敢相信是我们熟悉的大学者汪晖，内心经受着巨大的打击。中国最顶尖的学者都如此这般受到社会的考验，我们还敢期望在学术的领地上孰真孰假，谁是真正的权威和专家？莫非如今的学术界学者真如网友所调侃的是“叫兽”和“砖家”？这是属于一个共同体严肃的话题。 先前，在一次讨论学术聊天的过程中，我和几个朋友也谈到了学术腐败的问题。其中的一位用相当严肃和愤懑的口吻说道：“在中国，做学术就是人抬人。今天你方唱罢，明天我方登场。”这种平实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在李昌平的文字中寻到同样的佐证，那就是温铁军教授对他语重心长的建议：做学术，要自守自身的三亩地，别到别人的领域内逛。当时的李昌平对温铁军教授的话也是费解，随后我们也无法得知他得到温铁军教授的劝导后内心中的感触。但温铁军教授的这番话却给了我们两个暗示：一就是，我们这些做学问的不要过于言辞犀利，要善于尊重他人；其次就是对自己不懂的或非懂的领域要保留意见，才是本份之举。其实温铁军教授用他的学术一生给我们树立了严肃对待学术的榜样。这也许是一位对中国有深刻热情、对自身的学术有浓重爱好的大家，所顿悟的一生求学之道。“大家”之大，意同《中庸》对“天地”之大的诠释：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乃天地之所以为大。 近几年学术抄袭软件的出台，无疑激起了社会、特别是圈内不守份人士的层层担忧。当然调侃一下，这个检测软件的发明确实火爆了一群借此赚钱的投机商。当今全国各大网站都明码标价了对那些担忧的“大作”的检测标准。对这个软件的检测水平，我们的社会主流也进行过正反议题的辩论，但最后的结局也是不了了之。因为这牵涉到学术利益集团的自身操守、以及是否存在一个共同营造的学术体系问题。颇让人费解的就是，这个软件如今却成为了一项衡量整个后代新生力量成长的标尺：合格的就准入，不合格的就过滤。在这里我有个疑问的就是，像一些传统的引经据典专业，我们能一视同仁的用它检测吗？再言那些检测之人，也尽是一帮庸俗的所谓“检测专家”，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机械的对待。一项本该是作为监测学术行为的一种工具，现在反而成为了大行其道的魔杖，莫非真正地应验了“技术对学术的殖民”？ 一时，网上便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抄袭事件，记得我以前曾经为之震撼过。今天再次看到“汪晖门”，心底不由地发酸。这种事情，对于当事人的打击有多大，我们不可告知，但对于旁观者信心的培育却是致命的打击。我很佩服那些专门以此为“职业”的揭露人，因为他们内心中深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因为他们在若无其事的日常生活里掩饰着自己内心的虚伪，这真的像是一个“中国人”的品质。如果是当事人在查阅资料或真心拜读研习发现的行为，我们应该由衷地感谢他们。正是有了他们，我们圈内的灰尘才不至于污垢连连。先前的“各自自扫门前雪的训诂”才能被再次激发出来。 我不知道，当今中国有多少出名的学者是真正地可以经受住历史的考验的？在日子如佛尘般的翻天变化中，我们这些心目中的“神”还能坚守住他们的声誉多少年？尤其是那些被标榜为真正的学者、有良知的学者，能够经的住社会的“单景监控”不？不论是学术不端还是学术腐败等等充斥耳畔的话题，我们社会理智的标准不应再拘泥于他们的那些不算数的、令人反胃的文字，而应投向他们真正地为了学术而做出了多少贡献，对一个专业、一个学科体系乃至一个社会的贡献。我们真的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小小的瑕疵遮掩住他们应有的正义光芒，严肃中也许更需要点宽容。包容的中国社会，就应该关注他们的光辉普照了多少人。在这种司空见惯的事情上，我们能够包容他们的是他的奉献，而不是他们的人格。愿那些真正接受过被社会“教育”的他者，真正地自我反省，重新奉献。
您的文章《拒绝遗忘敏感词》已被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2010-06-04 03:33
以下是被删除内容：
拒绝遗忘敏感词
今天是敏感词。三七年前的今天，敏感词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敏感词，持续了五十天的敏感词被敏感词敏感词了，敏感词的血洒落在敏感词上，在那一天的暗夜和黎明。让我们记住，让我们期待：终有一天所有的敏感词都不再敏感，所有的鲜花都自由地开放。
四个月以前,国务院下发通知,决定撤销各级政府与国有企业驻京办,四个月后的今天,发现国务院的指令视乎不是一纸空文,各省陆续出台本省省级一下驻京办的实施办法,一切视乎都在朝着那个预想的方向发展. 可是,改革(姑且这么叫吧)走到半路,我却越发迷惑了,这个改革政策的本身目的越发弄不明白了.这一改革政策是为了什么呀? 依据政府的思维逻辑,竟是是想通过撤销驻京办来净化北京官场环境,减少贪污腐败问题!可是,企图通过撤销这一政策解决贪污腐败问题,简直就是在意淫! 驻京办职能比较多样化,可是,这么多年以来,驻京办除了维稳功能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在为获取中央投资与扶植中发挥作用,俗称:“跑部钱进”,就像去年的4万亿投资一样,中央政府这么大量的集中投资资金,各地方肯定对这块肥肉想入非非呀,可是对于全国来说,这4万亿还是太少,对于那些地方政府部门来说,4万亿还是不够,所以嘛,中央政府投资是越多越好.可是怎样才能拿到更多额投资呢?那就是通过底下活动影响手中握有分配权力的中央政府官员.就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往往免不了觥稠交错,免不了迎来送往,腐败就产生了! 可是,我们的政府天真的以为,这些腐败都是来源于贪污与行贿的我们的驻京办官员!因此,按照他们的逻辑,切断他们的行贿路径就行了呀!所以,他们就有了关闭驻京办的指令!可是,贪污腐败问题,北京官场风气问题,难道根源于那小小的驻京办吗? 非也!驻京办为何要进行大量的行贿活动呢?因为,长久以来,中国中央政府是一个强大的市场干预者,不断通过政治权力,取得了大量的资源分配权!成为了中国实际最大的利益分配者,而地方政府对这些资源又如饥似渴,也就是说地方各级政府对中央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有很大的需求,所以,如果中国的利益格局不改变,那么,地方各级政府与企业的需求就不会下降,也就是说这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有必要性!那么我们又如何堵得住这腐败的泉眼呢?以为撤销驻京办就可以掐断途径么? 其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规则体系并无完备，很多规则的规定是不严密的，不全面的！同时执行过程中,大量的政策可以依据执行者的利益大量扭曲!所以,这些手中握有分配权力的政府官员,就很有可能通过手中的权利寻租.也就是存在可能性! 我们发现,这一次的撤销驻京办的政策,并没有破坏行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当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时存在时,这一场改革难免成为一种新瓶旧酒的笑话,成全的是政府某些官员意淫的逻辑!!!
最近卫星信号比较流行的一档娱乐节目叫《非诚勿扰》，名义上是给广大的年轻人提供恋爱和婚姻的平台，而实际上却是一副自我炒作和作秀的节目。我们可以承认主持人的优秀风格和节目策划人的别出心裁，但不能容忍站在台上嘉宾无厘头的评议。站在台上的每位选手，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主动发言权，但你不可误导社会的大众主流价值观。
这档节目的娱乐受众对象主要是来自正在承担责任或即将承担社会责任的青年。他们正处在人生的奋斗和婚姻的抉择过程中，外在的干扰力量或心理打击可能会随时扭曲他们的认知。我们不管《非诚勿扰》栏目策划的背后真正目的是什么，虽然节目自我标榜为现代男女提供平台，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节目的发展历程来认识它。首先将它的节目置放在真实性这一角度来进行思考，即为广大择偶的年轻人提供恋爱或爱情的平台。那么我们看下，什么是广大择偶的年轻人？常识可以告诉我们，择偶的年轻人就是指可以承担婚姻责任并附有法律责任社会人，一般处在24—40岁之间。这区间有两部分群体组成：一是未相处过朋友的人；二是相处过但分过的人；三是婚姻离异过并想组合个完美婚姻的人。正如网名所非议的，首先就是想恋爱或结婚的人如果登上了节目去寻找那一半，多是在现实中受到心理打压的人；其次即使没有受到打压也是高调的戏弄爱情的人。我们从《非诚勿扰》的女嘉宾年龄上来看，都是些20出头的女孩，稍微大点的也无非就是在30左右点。20出头的女孩能对自己的另一半有个完美的认识？30左右的她们也能够接受再这个平台上选秀出来的另一半？我相信前者更看重的是理想而后者更注重的现实。这就是她们现实生活的真实选择。当然我们并不排斥中间有些可敬的女性是真实地冲着完美的爱情而去。而节目的策划者竟将学生列为女嘉宾并且显示出真实的职业。这中间只有一种解释，参加该节目的学生必定心怀鬼胎。
另外从策划的角度来看，这档节目的成功就在于抓住了现代年轻的男男女女的爱情冲动和社会主流的爱情婚姻的颠覆。其实成功了策划者却牺牲了社会的主流价值。也许有人会反驳：每个人都是拥有理性的，你何必在庸人自扰唯恐天下不乱？在这里我只想简单地用一个“三人为虎”的典故去解释。《非诚勿扰》也会晒晒女嘉宾的自我简介和人生价值，但呈现给我们关注的，无非就是她们为了日后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衣食无忧的白马王子。可节目在事实的演播过程中，女嘉宾总是先以以貌取人，然后再根据男嘉宾的回应是否符合她们的价值观进行删选。但最后剩下的往往就是那些真实渴望爱情的女嘉宾却又被短暂的“第一印象”所斥退，造成了选秀的悲剧。其实《非诚勿扰》栏目有许多可以受到社会质疑的地方：
首先就是栏目组是否找好了拖进行节目录制，故意炒作？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几档节目的安排上面来看待。其中有同一期节目同时选上同一个女嘉宾的所谓的马诺档、马伊咪档、闫凤娇档。试问：作为一个概率的现状，理性的人都明白在同一种可供选择的大背景下，同一期节目中五次同时命中一个对象的可能性是多么的小？但节目组却依然频频地出现。就像我们在平时的考试测试中一样，如果在4选1中连续出现过五个C，我相信即使是正确的答案，难免你也会心慌下回头去检验它的正确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寻找到一条合理的理由去解释它：编导在故意地剪裁或安排节目。通俗地讲，就是编导在迎合受众者的品味去处心积虑地剪裁节目。日常生活中的太多单调总是让我们寻找不到生活的新鲜感，以新奇博取爱好这就是策划者的真实目的。
其次就是女嘉宾的自身素质也值得商榷。有位网民评议道：在那个本来纯净、平等的舞台上，为什么只能允许她们尖酸没品位对男嘉宾评头论足，而不让男嘉宾进行简单地反驳和质询。当女选手遭遇到内心充满疑惑而有深感莫名其妙的男嘉宾反问时，为什么会出现对话高于男嘉宾的姿态发话：你们为什么不能绅士点？记得有期男嘉宾冠以广大网名的申讨声，理性和平和地对话马诺的真实人格时候，马诺却掩面而退。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胆地肯定，退场的马诺才是真实的马诺。她的哭泣时因为在质询中寻找不到虚假的内心安慰，当时全场的其他大数女嘉宾都对男嘉宾的质询采取了沉默，就连马诺认为最好的朋友马伊咪也选择了保留意见。我记得男嘉宾说：在这里我们选姻缘的应该是能够现实点的平平淡淡、美满地生活，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却还在高调地认为自己很执着、很理性。同时又不肯放低自身的空想追求。平平淡淡才是生活、才是婚姻，这是中国历守的传统美德，包括一直延续到现在，而现实的马诺却要求的是在宝马车里哭泣。针对这条，男嘉宾很理性地给了她回应。如果你要求这么高，为什么不去参加选美比赛？那里欣赏和观看你的人绝对比在这现场的有金、有地位有品调。尴尬的主持人在转移话题问马伊咪时，马伊咪也承认不发表意见。无怪乎马诺在受到真实的理性轰击时，不得不委屈地出场。因为马诺做回了真实的自己，现实就是委屈和快乐并存着。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最近网络爆出其中的女嘉宾的不雅照时，她竟然要求公安机关去严惩发照者。试问：如果她本人不故意去拍这些照片，谁会去传呢？自古有句成语就是“正本清源”，但现实的社会却被这种形式上的理性所误导着。不论是“艳照门” 、“兽兽门”还是“日记门”等之类，我们的社会应该追讨的是作为源头的始作俑者，而不该去严惩那些以这种娱乐自嘲的带有不尊重人权的所谓“自我监督者”。我们应该做的是告诫和教育那些所谓的“监督者”，因为他们还了我们一个虚伪的人性和真实的世界。而在宣扬尊重人权的社会主流里，应去严惩那些自我炒作、道德恶化的源头始作俑者；同时社会的法律更不能容忍的就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人为地损害他人名誉、制造类似门的肇事者。显然，我们不应去追讨发放女嘉宾艳照的所谓“监督者”，惩罚的矛头应直指自我炒作的她们。因为她们在误导整个社会的正常成功途径价值。
社会的主流价值在更新和变迁，在这个怪事频发、怪才丰裕的社会里，我们确实不应抱残守缺，但同时也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能接受。记得广电总局先前封杀了热映和评议较好地现实题材的电视剧《蜗居》，而竟然疏忽对《非诚勿扰》的监督和评审。在这里我并不是说《非诚勿扰》节目策划粗制滥造，相反我反而敬重背后的策划人，因为他抓住了现实我们扭曲的心灵。《当代中国小说的信仰叙事》一书中，荆亚平敬重地佩服了张承志、史铁生和北村的小说叙事风格。因为他们挑战了文革之后的社会思潮无信仰状态，通过现实的挖掘重倡我们归入传统的心灵信仰，在内心中寻找到像西方人耶稣、默罕默德的真诚。社会再也不是信奉传统的 “敢说而又敢做的魏征”或者“敢做又敢说的李云龙”人物，相反确尊重“敢说不敢做的浮夸之人”或“敢做不敢说的老实之人”。我们缺的是什么？我相信社会大多数人承认：我们缺的不是生活的乐趣，而是生活的一份真诚和善意。
通报一下湖南张家界籍尘肺病农民工目前状况：(整个事件参见本博前文 关于深圳尘肺门事件的思考)
共153人，其中已确认劳动关系的71人（有合同、社保记录、工资发放证明）；劳动关系存在争议的9人（有爆破证、工地出入证等）；未确认劳动关系（只有自述）73人。经体检查出有问题的有六十多人，这六十多人是参与维权的，其他的人都回老家了。
这六十多中有社保的18人，包括工人代表王兆和，他被确诊为尘肺三期，获得社保基金23万的赔偿。其他人获得数额不等的赔偿，少的只有两万多。这是深圳当地出台的标准，说剩下的让他们找公司去要。
第二类是有劳动关系证据的包括爆破证等，这部分人也有十几个，包括工人代表钟加泉，他们在走劳动仲裁程序，已经确认了劳动关系，但是公司无一例外都上诉了，走程序很艰难，公司就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拖下去。
第三类是什么证据都没有的，目前他们已经在职业病医院进行了复查，有些人拿到了结果，包括向杰，尘肺二期。还有七八个人证明劳动关系的可能更渺茫，医院方面拒绝给他们出示检查结果，这部分人包括王茂盛，他们现在的愿望就是得到政府的人文关怀。
工人们还在坚守，跟媒体有过联系，但都不积极，觉得难以再出手。这件事被挖掘的差不多了，已经很难再找到新闻价值了。工人们说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的，只要经常去政府那里交涉，总是能够给政府一些直接的压力。再就是指望老师们和卫生部、人保部的交涉了。
这个社会真是病入膏肓了，溃败了！
会杜甫《春望》之意赋诗一首：
国在山河破，城春沙尘落；
北方雨加雪，南方枯与涸；
二会连三月，网禁走谷歌；
仰首问星月，何日青天阔。
（有推友建议在最后一句之前加上“疫苗害童命，毒奶重翻波”，特记于此以呈谢意。）
地震，还会不会再来？！
地震，还会不会再来
无容置疑
还会再来
会在何时何地再来
能否预防伤亡
及早预测预报
可预防，可避难
而滑坡、房屋坍塌呢
滑坡无法抗御
房屋呢，就没法吗
不，房屋可更牢固
特别是公共场所
比如校园、医院等
设计、建设须达到
更高的级别
这样，即使地震了
伤亡虽难免
但将大大减少、减轻
大自然在变
星球在轮回旋转
地震还会再来
或许不知何时何地
我们唯有能做的
就是修建抗御较高震级
的房屋
尽管影片《2012》只是幻想
尽管玛雅人的预测不会发生
尽管有的地方可能不会地震
但也可能发生
做好地震的准备
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这，是杞人忧天吗
不是！
为了不让鲜活的生命
受伤，不被坍塌的房屋夺走
我们必须这样做
而且从今开始
绝不能再拖了
尽管这样的造价太高
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为了不再伤痛
为了不再悲痛
我们别无选择
2010.2.22
附录：
近年国内大地震
2010年4月14日 青海玉树7.1级地震
2010年3月 台湾高雄6.7级地震
2010年3月4日，在台湾高雄县、屏东县发生6.7级地震，造成数十人受伤和基础设施故障及部分民居损毁等财产损失。
2009年7月 云南姚安县6.0级地震
2009年7月9日，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发生6.0级地震，31个乡60余万人受灾，轻伤295人，房屋倒塌1万余间。
2008年8月 四川攀枝花6.1级地震
2008年8月30日16时30分，四川攀枝花市发生6.1级地震，攀枝花市倒塌房屋5000余间，受损房屋10万余间。
2008年5月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2007年6月 云南普洱6.4级地震
北京时间2007年6月3日，云南普洱县发生6.4级地震，震中宁洱县城老城区，造成3人死亡562人受伤，百万人受灾。
2003年12月 新疆昭苏6.1级地震
2003年12月1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6.1级地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死亡11人，重伤26人，受灾人口1056人。
2003年10月 甘肃张掖6.1级地震
2003年10月25日20时41分左右，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山丹交界处发生里氏6.1级地震，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2003年8月 内蒙古赤峰5.9地震
2003年8月16日，内蒙古巴林左旗和阿鲁科尔沁旗间发生5.9级地震，震中位于赤峰市北190公里，距通辽市西200公里。
近年世界大地震
2010年4日 墨西哥发生7.2级强震
2010年4月4日，墨西哥北部下加利福尼亚州当地时间发生里氏7.2级强烈地震，美国邻近墨西哥的几个州均有震感。
2010年2月 智利发生8.8级地震
2010年2月27日，智利发生8.8级特大地震，并引发海啸，802人死亡，近200万人受灾，经济损失达300亿美元。
2010年1月 海地发生7.3级地震
海地政府统计的数据显示，海地地震造成27万人死亡,48万多人流离失所，370多万人受灾。
2009年9月 萨摩亚群岛8.0级强震
2009年9月30日，萨摩亚群岛地区发生里氏8.0级强震，造成100多人死亡。
2009年5月 洪都拉斯里氏7.1级地震
2009年5月28日，洪都拉斯北部海域发生7.1级地震，8人死亡，数千房屋倒塌，近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亿美元。
2009年4月 意大利发生5.8级地震
2009年4月6日，意大利罗马以东拉奎拉发生5.8级地震，近300人死亡，约6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严重。
2009年1月 哥斯达黎加6.2级地震
2009年1月8日，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附近发生里氏6.2级地震，造成25人死亡，12万人受灾。
2008年10月 吉尔吉斯斯坦强震
2008年10月5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吉中边境地区发生里氏6.8级地震，造成至少72人死亡。
2008年10月 巴基斯坦连续两次强震
2008年10月29日，巴基斯坦奎达市附近连续两次地震，第一次震级5.0级，第二次6.5级，300人死亡，3.56万人受伤。
2007年7月 日本中部发生6.9级地震
2007年7月16日，日本中部地区发生里氏6.9级地震，造成新潟、长野、富山三县9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
2007年4月 所罗门群岛8级地震
2007年4月2日，所罗门群岛发生里氏8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至少两个村落严重受灾，近20人死亡，多人失踪。
2007年3月 日本石川县7.1级地震
2007年3月25日，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1级地震，造成至少110人受伤。
2007年1月 印尼东部发生地震
2007年1月22日，印尼东部的巴布亚省发生两次地震，震级分别为里氏5。5级和里氏6级。
2006年5月 印尼发生5.9级地震
2006年5月27日，印尼日惹和中爪哇地区发生里氏5.9级地震，造成至少6000人死亡，约2万人受伤，20万人无家可归。
2005年3月 印尼附近海域8.5级强震
2005年3月28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8.5级强烈地震，造成900多人死亡。
2004年12月 印尼7.9级强烈地震
2004年12月16日，印尼苏门答腊岛海域发生7.9级强震并引发海啸，20多万人死亡或失踪，数十万人无家可归。
不能将孩子“户籍权”与违规生育行为捆绑在一起！
虽然重庆市垫江县黄沙镇冷小丽两个女儿已来到人世几年，但至今未上户口，原因何在？追根究底，在于冷小丽与同居“丈夫”不具缴纳社会抚养费等的经济能力，未缴罚款，当然免谈。
其实，对违规生育行为的处理，先交罚款，再上户口，早已是多年来沿袭的套路。户籍警察很为难，不出示已处罚依据，就不能上户口。这种程序，表面上有道理，违规者也没有异议，你违规在先，当然要先处罚行为，才轮到该行为的后果——孩子上户口。实际上，却有要挟的嫌疑。
先交罚款，才能上户口的惯例，就是将违规生育行为与该行为后果捆绑在一起——如果你不缴罚款，那就不得行。然而，这种捆绑是否正当呢？
违规生育行为固然不当，应受处罚。然而，违规行为受处罚是一回事，只能针对违规人进行处罚，而该行为“后果”来到人世，容不得他们选择，母亲孕育了，该生产了，那就得降生。所以，“违规行为的后果”上户口又是一回事。众所周知，该行为后果是实实在在的人，而且，该“后果”只要一诞生，就享有基本的宪法权利，就当然拥有中国国籍。
将二者捆绑在一起，把违规行为的处罚作为前置条件，就可能限制孩子的户籍权。试想，如果违规者确实无能履行缴纳罚款的义务，那是不是意味着，违规生育孩子将永远没有户籍。
人，任何人，都应有户籍，这是宪法权利。时下，像冷小丽两个女儿这样的“黑人”不计其数，虽然原因很多，但因缴不起罚款而无户籍，是主要的情形，也即将违规行为与户籍权捆绑的结果。如再任由该惯例继续，必将继续侵害那些无辜的计划外生育孩子的户籍权，事实上，因户籍权的限制，还将延伸到其他诸如教育、社保、卫生保健等权利。这一连锁反应，势必造成一些无辜孩子更大的侵害。
总而言之，违规生育行为该承担法律责任，那是计划外生育孩子父母的事情，即使他们的父母无力承担该责任，也不该让幼小的孩子担当。计划外生育的孩子，拥有户籍权等权利，那就应受到尊重，任何人也不能剥夺。因此，将孩子“户籍权”与其父母违规行为捆绑，实际上限制了孩子上户口的权利，事实上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应予立即刹车！
新闻链接：http://tangxing.fyfz.cn/art/609694.htm
新闻事实：2005年，垫江县黄沙镇永进村6组的曹启春23岁，同组的冷小丽18岁，这一年，冷小丽生下了大女儿曹斯闵。2007年，冷小丽又生下小女儿曹斯媛。2009年，因冷小丽精神出现间歇性问题，同居的两人便矛盾不断。2010年2月，经法院主持，双方解除了同居关系，两个女儿归曹启春抚养，曹启春给付冷小丽2万元经济帮助费。目前，冷小丽回到穷困的娘家，由其母亲照顾，并接受精神治疗，而她的两个女儿都几岁了，却至今未上户口。
今天是3月5日，四十年前的今天，一个年青的身躯在初春的寒风中倒下，而他的灵魂永生在我们的记忆中。
原计划是在今天前往宋庄美术馆为遇罗克献上一束鲜花，但由于大家心照不宣的原因只能提前到3月4日。此前徐晓被谈话要求她不得参加5日有关遇罗克的一切活动，她回答说：当年是《光明日报》首发为遇罗克平反的文章，今日若此你们应该公开承认当年做错了。4日中午崔卫平被吃饭，要求她承诺不参加5日的活动，尤其不许去宋庄。不无喜感的是，当我们去接卫平时她是答应了“5日一定在家呆着”后从饭桌上跑来的。梁晓燕，4日到今天一直受控，无法前往。
献给遇罗克
——写在遇罗克被枪杀四十周年之际
遇罗克，我们前排的兄弟。在最黑暗的年代，你用自己的头颅和身躯，点燃了思想的火把，自由的火把，人的尊严的火把。当你倒在血泊之中，我们整个民族倒在耻辱之中。
如今，这耻辱还没有褪去。我们带给你的，并非是胜利的喜讯。我们当中有人被告知，不能前往来看望你，不能在你的面前，献上一束花。
四十年了，你仍然让人感到害怕。好吧，你们这些刽子手的后代，你们来吧，除非你们把我们全都看管起来，否则，我们一定要来到你的身边，与你站在一起，与你一道承受头顶上的风暴，承受失去自由的痛苦，承受对这片大地的热爱，对真理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
你站在这里，成为一座雕像。你是无限坚持的，我们也是无限坚持的。你是不屈的，我们也是不屈的。
把你那不能说出的交给我们吧。连同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的激情。我们是你后排的姐妹，你的战友，你的爱人。
徐晓 崔卫平 郭于华
新世纪的头十年快要过去了，我们确乎进入了一个“被××”的时代。各种各样的“被”层出不穷，有些令人颇为惊诧，甚至匪夷所思：“被代表”，“被和谐”，“被喝茶”，“被强拆”，……已然不足为奇。至2008年3月，多次举报阜阳市颍泉区豪华办公楼“白宫”的李国福在安徽省第一监狱的“被自杀”（2008-04-22 07:20:47来源: 中国青年报），使“被”系列的惊人程度达到极致。不独如此，还有不断涌现的“被”之种种：
“被失踪”：2008年12月，《网络报》记者关键在山西太原采访土地违规，失踪14天。15日，山西省公安厅确认，关键因涉嫌受贿于12月1日被张家口经侦支队带走，而关键被带走后家属及单位，都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经媒体披露之后方通知家属，张家口经侦支队民警在电话中称是办案需要。（2008-12-16 04:41:26 来源: 四川新闻网）
“被自愿”：重庆市铜梁县有学生家长反映，孩子读小学要交9000元“教师节慰问金”。学生家长反映至县教委后，被告知“要退钱就必须退人。”铜梁县教育局局长接受采访时称，此事系家长“自愿”缴纳。（2009-05-29 04:11:00 来源: 广州日报）
“被捐款”：汶川地震后，一些单位或组织强迫个人捐款，以至出现个人重复“捐款”。北大哲学系教授王海明赞同震后每个人都必须被强制捐款：“很多人是把捐款当成善行，没有理解成责任和义务。”“在非常时刻，为国家做贡献更是一种责任，而不仅仅是善行，不捐献是不履行责任和义务。” （2008-05-22 16:13:10 来源: 金羊网）
“被就业”：有应届大学毕业生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就业了，就业协议书上赫然是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公司名称和该公司的公章。还有多所高校的毕业生在网上发帖，交流“被就业”的经历和感受。除了“被瞒着就业”，部分高校的毕业生甚至“被要求就业”，即学校要求没就业的毕业生自己随便找个章盖在协议书上证明自己就业。（2009-07-20 02:33:41 来源: 京华时报）
“被小康”：2009年2月，江苏省对南通市辖下各县市的小康达标情况进行随机电话民意调查。当地政府要求受访群众熟记事先统一下发的标准答案，如家庭人均年收入农村居民必须回答8500元，城镇居民必须回答16500元，“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或保障”必须回答“参加了”，“对住房、道路、居住环境是否满足”必须回答“满意”。于是，那些原本在小康达标水平之下的群众，一夜之间就“被小康”了。（2009-07-21 14:57:00 来源: 中国网）
“被开心”（被幸福）：本月初，一种新奇的测试装置出现在10个公交站点，市民通过拍打“笑脸”或“哭脸”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测试城市的“开心指数”。“开心指数”测试昨天结束。经主办方统计，参加测试的6个城市中，北京以0.5个百分点的优势超越此前的头名上海，摘得“最开心城市”的桂冠。（2009-07-20 02:45:00来源: 北京晨报）
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被”，真不知还有多少“被”等待被发明出来？
“被”是与“自”和“主”相对的概念，被××的只能是客体，是对象，而不是主体。不是主体，当然就无法自主选择和主动行动。一个民众屡屡“被××”的社会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难了解，一个健全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国家、市场、社会三种力量鼎足而立、相互支持同时也相互制衡的社会；而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却是权力与市场紧密联手、高度结合，挤压和占领社会空间，如此情境下，普通民众当然没有了“自”和“主”，只剩下“被”的命运。就此而言，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社会学研究者勉力而为的“重建社会”的努力，根本上都应着眼于自主性的培育。社会建设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从“被”到“自”的过程，从被动的客体到自动的主体的过程。自由、自愿、自主、自治、自律、自觉的公民应该是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
强调人民的“自”和“主”并非放任自流、无法无天（无规矩无信仰）。其实真正无法无天的恰恰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自由和自主当然是宪法保护下的也是法制约束下的自由和自主。为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公众可以而且应该被代表，但前提是这代表是公众经自主投票选举出来的；公众也可以而且应该被管理，但这须得是经公众同意、接受和认同的管理；社会需要得到治理，但治理社会的不能是一权独大、不受监督的统治者。
生命安全、生计保障、私有财产，本是个人最不可让度的权利；志愿、慈善、意见表达、心理感受，更是主体的意志和思想。而在我们的社会中，最不能“被”的“被”了，最应该自主的不能自主，纠其原因，在于公民权利的缺失。我们历来只有人民群众，他们在不同的时代或是草民、臣民，或是顺民、刁民，或是良民、暴民，抑或是当今的屁民、蚁族，却唯独不是公民。不是公民就避免不了“被”的命运。“被”的泛滥和荒谬，是公民合法权利的被剥夺，是公权力的无限扩张与胡作非为，是公民意志的被强奸，也是社会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同理，公民权利、公民社会也不可能被赋予，被恩赐，而一定是主动要求、积极行动方能获得的。被动地等待只能等来更多更离奇的“被××”。
我们真如有人所说的进入了“被”时代吗？是否人们今后的见面问候要变成“今天你被××了吗”？
2009年12月22日
新世纪的头十年快要过去了，我们确乎进入了一个“被××”的时代。各种各样的“被”层出不穷，有些令人颇为惊诧，甚至匪夷所思：“被代表”，“被和谐”，“被喝茶”，“被强拆”，……已然不足为奇。至2008年3月，多次举报阜阳市颍泉区豪华办公楼“白宫”的李国福在安徽省第一监狱的“被自杀”（2008-04-22 07:20:47来源: 中国青年报），使“被”系列的惊人程度达到极致。不独如此，还有不断涌现的“被”之种种：
“被失踪”：2008年12月，《网络报》记者关键在山西太原采访土地违规，失踪14天。15日，山西省公安厅确认，关键因涉嫌受贿于12月1日被张家口经侦支队带走，而关键被带走后家属及单位，都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经媒体披露之后方通知家属，张家口经侦支队民警在电话中称是办案需要。（2008-12-16 04:41:26 来源: 四川新闻网）
“被自愿”：重庆市铜梁县有学生家长反映，孩子读小学要交9000元“教师节慰问金”。学生家长反映至县教委后，被告知“要退钱就必须退人。”铜梁县教育局局长接受采访时称，此事系家长“自愿”缴纳。（2009-05-29 04:11:00 来源: 广州日报）
“被捐款”：汶川地震后，一些单位或组织强迫个人捐款，以至出现个人重复“捐款”。北大哲学系教授王海明赞同震后每个人都必须被强制捐款：“很多人是把捐款当成善行，没有理解成责任和义务。”“在非常时刻，为国家做贡献更是一种责任，而不仅仅是善行，不捐献是不履行责任和义务。” （2008-05-22 16:13:10 来源: 金羊网）
“被就业”：有应届大学毕业生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就业了，就业协议书上赫然是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公司名称和该公司的公章。还有多所高校的毕业生在网上发帖，交流“被就业”的经历和感受。除了“被瞒着就业”，部分高校的毕业生甚至“被要求就业”，即学校要求没就业的毕业生自己随便找个章盖在协议书上证明自己就业。（2009-07-20 02:33:41 来源: 京华时报）
“被小康”：2009年2月，江苏省对南通市辖下各县市的小康达标情况进行随机电话民意调查。当地政府要求受访群众熟记事先统一下发的标准答案，如家庭人均年收入农村居民必须回答8500元，城镇居民必须回答16500元，“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或保障”必须回答“参加了”，“对住房、道路、居住环境是否满足”必须回答“满意”。于是，那些原本在小康达标水平之下的群众，一夜之间就“被小康”了。（2009-07-21 14:57:00 来源: 中国网）
“被开心”（被幸福）：本月初，一种新奇的测试装置出现在10个公交站点，市民通过拍打“笑脸”或“哭脸”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测试城市的“开心指数”。“开心指数”测试昨天结束。经主办方统计，参加测试的6个城市中，北京以0.5个百分点的优势超越此前的头名上海，摘得“最开心城市”的桂冠。（2009-07-20 02:45:00来源: 北京晨报）
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被”，真不知还有多少“被”等待被发明出来？
“被”是与“自”和“主”相对的概念，被××的只能是客体，是对象，而不是主体。不是主体，当然就无法自主选择和主动行动。一个民众屡屡“被××”的社会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难了解，一个健全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国家、市场、社会三种力量鼎足而立、相互支持同时也相互制衡的社会；而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却是权力与市场紧密联手、高度结合，挤压和占领社会空间，如此情境下，普通民众当然没有了“自”和“主”，只剩下“被”的命运。就此而言，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社会学研究者勉力而为的“重建社会”的努力，根本上都应着眼于自主性的培育。社会建设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从“被”到“自”的过程，从被动的客体到自动的主体的过程。自由、自愿、自主、自治、自律、自觉的公民应该是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
强调人民的“自”和“主”并非放任自流、无法无天（无规矩无信仰）。其实真正无法无天的恰恰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自由和自主当然是宪法保护下的也是法制约束下的自由和自主。为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公众可以而且应该被代表，但前提是这代表是公众经自主投票选举出来的；公众也可以而且应该被管理，但这须得是经公众同意、接受和认同的管理；社会需要得到治理，但治理社会的不能是一权独大、不受监督的统治者。
生命安全、生计保障、私有财产，本是个人最不可让度的权利；志愿、慈善、意见表达、心理感受，更是主体的意志和思想。而在我们的社会中，最不能“被”的“被”了，最应该自主的不能自主，纠其原因，在于公民权利的缺失。我们历来只有人民群众，他们在不同的时代或是草民、臣民，或是顺民、刁民，或是良民、暴民，抑或是当今的屁民、蚁族，却唯独不是公民。不是公民就避免不了“被”的命运。“被”的泛滥和荒谬，是公民合法权利的被剥夺，是公权力的无限扩张与胡作非为，是公民意志的被强奸，也是社会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同理，公民权利、公民社会也不可能被赋予，被恩赐，而一定是主动要求、积极行动方能获得的。被动地等待只能等来更多更离奇的“被××”。
我们真如有人所说的进入了“被”时代吗？是否人们今后的见面问候要变成“今天你被××了吗”？
2009年12月22日
（这里是我的原文，可与《人民日报》文（已由文章变成对谈）做个比较。其实我的原意是社会都没有，哪来什么“社会墙”？anyway，理解媒体人的工作和努力，《人民日报》谈此话题已属不易，大家共同努力，慢慢来。
以社会建设来重建社会信任
郭于华
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信任危机已经是朝野上下有目共睹和共同忧心的现象：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各存戒备，体制内外互不信任，官民之间尤其互不相信。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一个社会中若是基本的信任结构崩解，人类活动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惊人，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重，身心俱疲。不仅如此，信任结构缺失还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冲突事件频发。
对于信任危机的存在人们虽有共识，但是关于造成危机的原因和化解危机的机制可能就意见分殊了。我认为，一般性地将信任缺失归结为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利益分化、人口流动、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恐怕并不能真正解释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特点和内在逻辑。毕竟，任何社会的发展变迁过程也同时是建立和完善规则（制度）的过程，基本的游戏规则如果建立不起来或者只停留于纸面，人们当然不能相互信任，共同的游戏（社会的运行）也当然没法玩下去。
从理论上说，一个正常、健全的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社会三种力量鼎足而立、相互制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会发生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很弱的情况下，则会导致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不难看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即是权力与市场紧密结合，挤压和占领社会空间，使得“社会”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内涵无从形成。如此情境下，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正是解决社会信任问题的根本方向。
具体而言，社会建设至少应包括或可始于三个基本面向：
首先是信息透明，有畅通的信息渠道才能实现公民的知情权——了解真相的权利；有真相才有信任。近年发生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群体性事件几乎都与信息的发布、传递、接受的方式有关。公众经常宁愿去相信各种“来路不明”的消息，却不相信来自正式渠道的信息，而且越声称是权威的、官方的、专家的信息和解释，人们就越不相信。公信力的丧失是信息垄断甚至虚假信息的必然结果。当说假话、空话已经成为一种惯习时，还能指望人们相信偶然有之的真实消息吗？
其次是利益表达，承认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公民需要通过社会参与来实现和保护个人权利；常规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也必不可少。一个健全的体制应该容纳各种合法的表达方式，包括信访、上访和通过各类媒体的意见和批评的发表，也包括集会、游行、请愿、对话等法律框架内的抗争表达方式，而不是一味地严防死守、草木皆兵。就此而言，和谐社会正是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存在、这些群体能够保护自身利益并且表达各自利益诉求的社会，这需要体制具有包容和化解社会冲突的能力和肚量。
制约权力，最关键也是最有效的重建信任的机制。权力的失控即“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如此上无约束，下无监督，左右无制衡，作恶和枉法就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的状态。权力失控会导致权力合法性的丧失，各种潜规则支配着社会的实际运作，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造成严重侵蚀；与此同时，公众的信任感和社会认同也会急剧丧失；进而越来越多的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部门，在遭遇侵害时诉诸暴力。
简而言之，和谐社会的重心在于“社会”。
（这里是我的原文，可与《人民日报》文（已由文章变成对谈）做个比较。其实我的原意是社会都没有，哪来什么“社会墙”？anyway，理解媒体人的工作和努力，《人民日报》谈此话题已属不易，大家共同努力，慢慢来。
以社会建设来重建社会信任
郭于华
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信任危机已经是朝野上下有目共睹和共同忧心的现象：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各存戒备，体制内外互不信任，官民之间尤其互不相信。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一个社会中若是基本的信任结构崩解，人类活动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惊人，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重，身心俱疲。不仅如此，信任结构缺失还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冲突事件频发。
对于信任危机的存在人们虽有共识，但是关于造成危机的原因和化解危机的机制可能就意见分殊了。我认为，一般性地将信任缺失归结为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利益分化、人口流动、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恐怕并不能真正解释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特点和内在逻辑。毕竟，任何社会的发展变迁过程也同时是建立和完善规则（制度）的过程，基本的游戏规则如果建立不起来或者只停留于纸面，人们当然不能相互信任，共同的游戏（社会的运行）也当然没法玩下去。
从理论上说，一个正常、健全的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社会三种力量鼎足而立、相互制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会发生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很弱的情况下，则会导致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不难看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即是权力与市场紧密结合，挤压和占领社会空间，使得“社会”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内涵无从形成。如此情境下，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正是解决社会信任问题的根本方向。
具体而言，社会建设至少应包括或可始于三个基本面向：
首先是信息透明，有畅通的信息渠道才能实现公民的知情权——了解真相的权利；有真相才有信任。近年发生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群体性事件几乎都与信息的发布、传递、接受的方式有关。公众经常宁愿去相信各种“来路不明”的消息，却不相信来自正式渠道的信息，而且越声称是权威的、官方的、专家的信息和解释，人们就越不相信。公信力的丧失是信息垄断甚至虚假信息的必然结果。当说假话、空话已经成为一种惯习时，还能指望人们相信偶然有之的真实消息吗？
其次是利益表达，承认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公民需要通过社会参与来实现和保护个人权利；常规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也必不可少。一个健全的体制应该容纳各种合法的表达方式，包括信访、上访和通过各类媒体的意见和批评的发表，也包括集会、游行、请愿、对话等法律框架内的抗争表达方式，而不是一味地严防死守、草木皆兵。就此而言，和谐社会正是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存在、这些群体能够保护自身利益并且表达各自利益诉求的社会，这需要体制具有包容和化解社会冲突的能力和肚量。
制约权力，最关键也是最有效的重建信任的机制。权力的失控即“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如此上无约束，下无监督，左右无制衡，作恶和枉法就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的状态。权力失控会导致权力合法性的丧失，各种潜规则支配着社会的实际运作，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造成严重侵蚀；与此同时，公众的信任感和社会认同也会急剧丧失；进而越来越多的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部门，在遭遇侵害时诉诸暴力。
简而言之，和谐社会的重心在于“社会”。
今天，我们如何送温暖？（《人民日报》对话，这里是我校过的原稿，发表时有所删节。呵呵）
主持： 姜 赟 本报编辑
嘉宾： 杨 团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郭于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送温暖如何提高公众主动参与度
问：元旦刚过，春节将至，正值访贫问苦、扶贫济困的“旺季”。您二位如何评价年关送温暖活动？同时，我感觉，如今的送温暖活动中，无论是单位员工还是社会大众，在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并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是什么因素造成的？该如何调动公益热情呢？
杨团：送温暖是我党和政府在文革中期开始采取的重要公益行动，由民政部门发起，各个机构参加。这是当时没有低保制度环境下的产物。由于没有低保制度，改革开放后，我们仍没有制度化方式来扶持新出现的贫困群体。送温暖的出现本身有一段历史，能够看到党和政府在城乡群众出现困难时，想尽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努力。因此，在低保制度启动之前，送温暖起到很大的作用。
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主动参与度不高呢？我认为，政府机关或单位组织化捐赠次数有点多，形式上则从上级往下级布置，这种方式如今已经与员工需求不相适应了。
其次，一般政府机关、单位捐赠的路径也不适应员工需求。一般来说，先通知哪里有灾需要捐助；接着募捐；然后将募捐物资整理好送往民政部的捐助站，剩下的事情，单位就不管了；最后由民政部送往受灾地区。整个过程，单位也无法及时向员工反馈信息。捐赠方无法感知捐赠效果，因此热情就可能被削减。
再说非营利组织。公民献爱心给社会，谁代表社会来回应公民呢？当然是社会自治组织，它有权接收公民捐赠，按要求发放物资，并及时反馈。这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社会权力的要求。因此，慈善机构则有责任有义务将透明、反馈做到位，受捐后，哪怕是非常小的一笔捐赠，只要有指向性的必须按照捐赠者要求去做，并及时反馈。
郭于华：不限于年节，任何时候送温暖活动都是有必要的，还应该做的更多，做的更广。毕竟还有很多困难群体，没有可依靠的单位、组织，不在制度保障范围内，甚至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若还有许多人仍在“寒冷”中的话，这个社会是缺少温度的，因此，需要更多人参与到送温暖的活动中来。送温暖，带有大庇天下寒士的普世价值理念和实践。
送温暖固然好，但如今的送温暖应该更多地考虑与时俱进。在单位里，以行政推动的捐赠应该减少，这与捐赠人的志愿精神和公益精神有一些不协调，没有充分尊重捐赠人的捐赠选择和意愿，不利于维持公众的公益热情。
而慈善机构，在做公益过程中，更应该做好公开透明和信息反馈工作，这是慈善机构的权利和义务，并应有法律框架来约束，可惜的是，有些机构做的不是很到位。
（2）送温暖如何让人觉得更温暖
问：诚如二位所说，做公益、搞慈善需要尊重捐赠方的需求。然而，送温暖是不是也要问需于困难群众呢？有个别地方送温暖的同时配合媒体报道，让受助方感到被贴上标签，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不妥？
杨团：个别地方送温暖过程中，出现了“送的没人要，要的没人送”的现象。是因为一年一度的送温暖，根本没有可能了解低保户和困难群体他们需要什么，只有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捐赠的东西都平均送点。因此，若要送得有效率，必须调查他们的需求。虽然调查需要人力，但完全可以发动社区志愿者来解决。
同时，受助方需求不一样，但是我们首先保障其吃饭穿衣基本需求，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度，比如医保、养老、失业等保障制度来得到满足；而基本需求之外的其他需求则可以通过社会和市场来实现，这就需要公益组织从中协调帮助实现。
此外，送温暖要特别注意不可忽略受助方的隐私权。这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呼吁了，尊重受助方的隐私即是尊重他的个人尊严。
郭于华：时代在变，社会在变，送温暖的形式和内容也应该有相应变化。如今的送温暖不能千篇一律的“送两件棉衣，拍两张照片”，应该真正满足困难人群的实际需求，解决困难群众的实际困难，而不能沦为形象工程。这就需要各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送温暖的内容和形式进行调整。
很多地方的送温暖活动，都会结合媒体报道。但是，要维护受助人的权益，他们也有尊严和隐私，需要尊重，不容侵害。媒体在报道送温暖活动时，也要以人为本，莫让受助人感到不适。
（3）送温暖到底该怎么送？
问：不错，送温暖也应该与时俱进。那么如今的送温暖该如何送呢？是否一定非要年底扎堆送？能否温暖时时送？
杨团：低保制度后，送温暖就应该改变了。当初，由政府和事业单位来带头送。今后的送温暖，第一应该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第二应该送的更有效率。若要从社会层面解决温暖时时送的问题，我建议，应该在每一个街道建立慈善捐助站。现在的捐助站都是由民政部，一个区域（市、县）才建两三个，覆盖面太广，人力却有限，很难满足供需双方的需求。若在街道、居委会所辖的社区内建立捐助站，就能解决慈善物资流转问题，物尽其用，让有需要人得到合适的物资。这个捐助站，应有一套规则来指导运行，此外还可以配套一个便利店。
那么如何运行呢？捐赠物资通过捐助站来接收，并负责发放。若捐赠物资并不是受助者需要的东西，可以放到便利店里向社会售卖，所盈之利再投入帮助困难群体的公益中，当然便利店里其他东西也可以低价卖给低保户。运行人力问题则可以由社区内志愿者、义工、低保户来解决，便利店还可以招低保下岗人员来做。而监管则由本地志愿者、居民来实施。
送温暖的关键是让供求对接，引入公益经济的做法，用商业手段，达到社会公益的目标。
郭于华：其实，政府平时也应送温暖，比如低保制度，比如今年将农民纳入养老保险体系。送温暖活动仅是缓解困难群体的一时之困，要根本解决问题还在于消除他们的致贫因素，同时通过制度化方式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应该逐渐淡化季节性、运动式的运作。
此外，除了政府之外，民间还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我国对民间慈善的潜力挖掘的还不够。政府并不能够包办所有事情，应该向民间组织开放合法性空间，使之能够参与进来，在制度和法律框架内真正发挥作用。政府要做的是监管，而不是限制。只有民间慈善力量被充分调动起来，才能满足受助者多样的社会需求。
谈到细节问题，我举个例子，我每年都参加我们小区的捐衣活动，这是完全由志愿者组织的帮助贫困孩子的慈善活动。有几个因素让我一直参与捐助活动：首先，捐赠物以社区对村庄或学校的方式直接送到受助者手上，捐助过程和结果的信息及时反馈，让人捐的放心；其次，捐助活动体现了志愿、自愿的社会意义，增强了参与者的社区认同；而且，捐赠点分布于社区，非常方便。其实，如此草根式的慈善，组织成本低，运作简便，收效却很大。应该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部分。
警察拘传记者——是在挑衅谁？
曾被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在严格的新闻管制下，本身就是戴着镣铐的舞者，笔者常称作为记者的自己是夹着尾巴在工作。尽管如此，但在中国的新闻体制下，新闻媒体受党的领导，代表着党和人民对公权力行使宪法监督权利，因此，记者的背后有党和人民这个坚强的后盾。然而，近年来，因记者行使舆论监督时触怒有恃无恐的官员，于是，滥用权力报复记者的事件频频发生。
据新京报报道，2010年1月19日晚，新华社旗下《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正在广西阳朔县美瑞宾馆一房间内采访荔浦“1·12”警民冲突事件的3名当事村民时，在当地宣传部副部长证实情况下，仍被荔浦县公安局搜查并拘传。这是一起因征地行为引发的事件，而其中还爆发了警民冲突，多名警员受伤，一辆警车被烧，而警方击伤5名袭警村民，“1·12”事件也被当地定性为“打砸烧暴力抗法”。
表面上，这是一起村民妨碍司法的事件，而实际上是公权力在抢夺农民的土地。为什么要这样说？行政和司法都代表着强权，当公权力要强行征用农民的土地时，必须将强权变成一种权利，就是说要让征地合法化，并依法与农民签订有关协议，还要给予农民相应补偿，农民才负有迁出土地的义务，这也是动用强权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个条件具备，而农民拒不执行，则可动用强权驱赶。而实际上，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这个只有当地政府才能证明。农民为何要烧警车并袭警？难道真的遇到了土匪一样的刁民？如果农民没理，为何要求助记者，还是来自北京的权威媒体？
记者虽有舆论监督权利，但手无寸铁，当公权力要对其动武时，必须具备动武的合法条件，那就是记者违法甚至涉嫌构成犯罪，但记者不过在用纸笔记录民意，而非在煽动暴乱之徒，并非是在宣扬邪恶思想，更非在合谋颠覆国家，且出示证件并向当地新闻官验证身份，因此，警察有何理由拘传？
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其下属的《瞭望东方周刊》也是属于国家所有的新闻媒体，受党的领导和监管，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担当者预防公权力越界的神圣使命。记者赶到基层调查新闻事实，并非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新闻媒体，代表着党和人民，只要其行为未超越法律规范，而是遵守宪法和法律以及有关职业纪律，任何党外的机构或个人均不得干扰其正常的采访行为，更不得对其实施非法侵害。否则，对抗记者的行为，就不能仅仅简单定性为不当，而是一种践踏宪法和法律的行为，藐视党和人民的行为。总而言之，新闻媒体及其记者行使舆论监督权利时，代表着党和人民，因此，可以说，凡是非法干预或打击报复记者的行为，均是在挑衅党和人民，挑衅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对于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尽管尚无《新闻法》可约束，但我党应坚定地捍卫记者的权利，否则，这个社会，还有多少记者敢于说真话，如果都不敢说真话了，这个社会会怎样？相信仔细研究以下历史即可明白。
警察拘传记者——是在挑衅谁？
曾被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在严格的新闻管制下，本身就是戴着镣铐的舞者，笔者常称作为记者的自己是夹着尾巴在工作。尽管如此，但在中国的新闻体制下，新闻媒体受党的领导，代表着党和人民对公权力行使宪法监督权利，因此，记者的背后有党和人民这个坚强的后盾。然而，近年来，因记者行使舆论监督时触怒有恃无恐的官员，于是，滥用权力报复记者的事件频频发生。
据新京报报道，2010年1月19日晚，新华社旗下《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正在广西阳朔县美瑞宾馆一房间内采访荔浦“1·12”警民冲突事件的3名当事村民时，在当地宣传部副部长证实情况下，仍被荔浦县公安局搜查并拘传。这是一起因征地行为引发的事件，而其中还爆发了警民冲突，多名警员受伤，一辆警车被烧，而警方击伤5名袭警村民，“1·12”事件也被当地定性为“打砸烧暴力抗法”。
表面上，这是一起村民妨碍司法的事件，而实际上是公权力在抢夺农民的土地。为什么要这样说？行政和司法都代表着强权，当公权力要强行征用农民的土地时，必须将强权变成一种权利，就是说要让征地合法化，并依法与农民签订有关协议，还要给予农民相应补偿，农民才负有迁出土地的义务，这也是动用强权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个条件具备，而农民拒不执行，则可动用强权驱赶。而实际上，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这个只有当地政府才能证明。农民为何要烧警车并袭警？难道真的遇到了土匪一样的刁民？如果农民没理，为何要求助记者，还是来自北京的权威媒体？
记者虽有舆论监督权利，但手无寸铁，当公权力要对其动武时，必须具备动武的合法条件，那就是记者违法甚至涉嫌构成犯罪，但记者不过在用纸笔记录民意，而非在煽动暴乱之徒，并非是在宣扬邪恶思想，更非在合谋颠覆国家，且出示证件并向当地新闻官验证身份，因此，警察有何理由拘传？
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其下属的《瞭望东方周刊》也是属于国家所有的新闻媒体，受党的领导和监管，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担当者预防公权力越界的神圣使命。记者赶到基层调查新闻事实，并非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新闻媒体，代表着党和人民，只要其行为未超越法律规范，而是遵守宪法和法律以及有关职业纪律，任何党外的机构或个人均不得干扰其正常的采访行为，更不得对其实施非法侵害。否则，对抗记者的行为，就不能仅仅简单定性为不当，而是一种践踏宪法和法律的行为，藐视党和人民的行为。总而言之，新闻媒体及其记者行使舆论监督权利时，代表着党和人民，因此，可以说，凡是非法干预或打击报复记者的行为，均是在挑衅党和人民，挑衅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对于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尽管尚无《新闻法》可约束，但我党应坚定地捍卫记者的权利，否则，这个社会，还有多少记者敢于说真话，如果都不敢说真话了，这个社会会怎样？相信仔细研究以下历史即可明白。
学校有一学生因为四六级考试被冤枉作弊而选择自杀，有同学带有蔑视的口吻嘲笑：傻吗，就这样都选择死，就是如何如何我也不会去自杀。也有其他学生附和，以此为玩笑。前一段时间又有一研究生自杀，学校有老师就评论说：愚蠢，纯粹是弱者，有吃有喝不就行了，就是杀人也不能自杀；这是自绝于社会，自绝于亲人，和为民族大义完全两码事，为国家自杀无可厚非，这样只能是弱者。
对自杀的偏见可见一斑。不可否认的是，自杀者身上绝对有自己性格方面的原因，但如果简单的斥之为懦弱、愚蠢，这绝对是一种无知的表现。自杀是一种逃避，是一种绝望中的唯一希望；但自杀者者的心声是我希望有所选择，有其他路可走，但我做不到，其他人也没有帮助我做到。因此我选择了这样一条可能会医治绝望的药方。就像一个人得病快要死的时候而同时又没有医生的帮助，他会选择一些药物，哪怕是毒药，他也会去尝试，他不是为了死，恰恰是为了摆脱痛苦，获得新生。
我自杀，但我不想死。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偏见，是因为我们跟们没有相似的经历和感受。我们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无知的自负；我们从来都是以自己才是正常的标准，其他的就只能是变态；我们总是喜欢诉说，让别人了解自己、认可自己，可从不会去理解和认可和我们不一样的别人。
我自杀，但我不想死。我不想懦弱，但我已然如此；我不想想到死，但自杀的念头却不断的涌入我的脑海；我不想抛弃我的父母，但我认为这样也许是对他们最大的尽责；我不想把面子看得那么重要，但每一个人首先看到的就是你的面子，也只是关心你面子上的东西；我不想悲观、厌世，但我看到的尽是阴影，没有阳光，我看到的只有冷漠，没有关怀；我承认这是有些不负责任，但我没有办法，只有自杀并且认为自杀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我自杀，但我不想死。我也渴望爱、关怀、尊重和有意义的生活，我也有我的生活理想，我也曾经梦想过幸福、快乐的生活，但现在一切好像都只能是虚幻的梦境，离我是那么遥远，那么的可望不可及。所以我选择有可能充满温暖、爱和关怀的世界，有可能实现生活理想的美满人生，有可能过上无忧无虑生活的地方；最起码我可以逃离现在的烦恼、压抑，逃避现在的责任、压力，逃脱这充满冷淡、毫无意义的人生。
我自杀，但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后还要承受人们的谴责和责骂；我不想死后被认为是那么的懦弱，其实做出自杀的决定我下了很大的勇气；我不想死后还被人当作傻逼，其实我比谁都渴望活着；我不想死后还被认为没有丝毫的责任感，其实我的选择恰恰是为了卸下我爱的人肩上的重担。
给活着的人多一些关怀，给死了的人多一些理解。也许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活着。
学校有一学生因为四六级考试被冤枉作弊而选择自杀，有同学带有蔑视的口吻嘲笑：傻吗，就这样都选择死，就是如何如何我也不会去自杀。也有其他学生附和，以此为玩笑。前一段时间又有一研究生自杀，学校有老师就评论说：愚蠢，纯粹是弱者，有吃有喝不就行了，就是杀人也不能自杀；这是自绝于社会，自绝于亲人，和为民族大义完全两码事，为国家自杀无可厚非，这样只能是弱者。
对自杀的偏见可见一斑。不可否认的是，自杀者身上绝对有自己性格方面的原因，但如果简单的斥之为懦弱、愚蠢，这绝对是一种无知的表现。自杀是一种逃避，是一种绝望中的唯一希望；但自杀者者的心声是我希望有所选择，有其他路可走，但我做不到，其他人也没有帮助我做到。因此我选择了这样一条可能会医治绝望的药方。就像一个人得病快要死的时候而同时又没有医生的帮助，他会选择一些药物，哪怕是毒药，他也会去尝试，他不是为了死，恰恰是为了摆脱痛苦，获得新生。
我自杀，但我不想死。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偏见，是因为我们跟们没有相似的经历和感受。我们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无知的自负；我们从来都是以自己才是正常的标准，其他的就只能是变态；我们总是喜欢诉说，让别人了解自己、认可自己，可从不会去理解和认可和我们不一样的别人。
我自杀，但我不想死。我不想懦弱，但我已然如此；我不想想到死，但自杀的念头却不断的涌入我的脑海；我不想抛弃我的父母，但我认为这样也许是对他们最大的尽责；我不想把面子看得那么重要，但每一个人首先看到的就是你的面子，也只是关心你面子上的东西；我不想悲观、厌世，但我看到的尽是阴影，没有阳光，我看到的只有冷漠，没有关怀；我承认这是有些不负责任，但我没有办法，只有自杀并且认为自杀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我自杀，但我不想死。我也渴望爱、关怀、尊重和有意义的生活，我也有我的生活理想，我也曾经梦想过幸福、快乐的生活，但现在一切好像都只能是虚幻的梦境，离我是那么遥远，那么的可望不可及。所以我选择有可能充满温暖、爱和关怀的世界，有可能实现生活理想的美满人生，有可能过上无忧无虑生活的地方；最起码我可以逃离现在的烦恼、压抑，逃避现在的责任、压力，逃脱这充满冷淡、毫无意义的人生。
我自杀，但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后还要承受人们的谴责和责骂；我不想死后被认为是那么的懦弱，其实做出自杀的决定我下了很大的勇气；我不想死后还被人当作傻逼，其实我比谁都渴望活着；我不想死后还被认为没有丝毫的责任感，其实我的选择恰恰是为了卸下我爱的人肩上的重担。
给活着的人多一些关怀，给死了的人多一些理解。也许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活着。
说不清楚，美国人和咱们中国人的差距，不过是人家一走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人家怎么活得那么自在呢？奥巴马无疑是美国精神的代表，美国梦的又一个实现者：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黑人站在了美国金字塔的顶端，不管是否有作为，他都将作为一种精神载入史册：第一个美国黑人总统，这从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一种张力，活力四射的美国精神，有所为，有梦想，给了美国人又一种清新的东西，而与此同时又给中国人另一种话题。奥巴马访问中国其中有着的不只是更多的经济政治含义，我们更可以把其理解为中美高层的互动之间展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而已：奥巴马深身上下充满活力，激情的演讲好多都是即兴而为，而更为可贵的是他的演讲话题之中展现的更多的个人风采：他不是一个符号，他虽然代表着美国人民所谓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可是，他一样是这一个，是一个独一无二有着自己的观念和理想并且为着这个观念和理想而奋斗努力的这一个，在他上任之初，他的就职演讲和就职典礼就让国人唏嚅不已：他与夫人的相爱至极，他可以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他对夫人的爱意：这份爱同样支撑他在人前快乐无敌，在他当上总统之前他一样和他的夫人尽情享受人生的真意，和他的前任克林顿相比，我想他给国人更多的是一种欣慰：也许克林顿的丑闻只是代表了一种人生另类的享受而已，而真正的人间爱情我想世人从奥巴马身上可以窥其一二：真正的感情如此惟一，而这种惟一更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在百转千回中，我们一直在追随的是人生的意义，爱人，爱己，爱人类，更要爱这个给我们丰富人生意义的社会。和美国人相比，我们中国人也许在表面上更为循规蹈矩，可是，表面上的循规蹈矩却蕴含着更多的背后的不可理喻：在南方众多官员嫖宿幼女案里，我想我们中国人感到的不只是这些领导的愚昧，而是一种悲哀：没有了人格和尊严衬托起来的这些党员干部，哪里还能代表着伟大的共产主义必将实现的共产党呢!可是，官场丑闻屡屡袭来，弄得这个社会也跟着不知所以，人生本是一出戏，只是中国和美国人所演的戏太不一样了，美国人的戏是摆在面上了，克林顿先生闹绯闻得向全世界人民谢罪，咱们中国一个小小的基层干部包二奶找情人却成了自然的事情了：两相对比，怎不让人感叹中国的某些党员干部确实了不起呢!
奥巴马精神抖擞地来到中国，带走的是中国人对他的热情与尊重，留下的却是数不清的话题：多少政治经济方面的合作以及理念上的沟通在国人看来都不是主要的，奥巴马女郎却成了网络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的是什么呢？我们国人的心理状态怎么这么难以琢磨呢？中国人到底是冷漠还是热情还是谨小慎微？谁也说不清的，而我们只知道，奥巴马走后我们还是该怎么地还怎么的，他来刮会旋风跟我们什么关系？他爱对着全世界说他对他夫人的爱意是地老天荒的，跟我们中国人什么关系？中国的好多有点身份和地位的人现在讲究的红旗不倒飘彩旗的，弄得没有什么身份和地位还羡慕人家情妇成堆的只好找小姐玩三陪唱歌跳舞找美女，再次一点的人只有恨恨而已，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生理念，能给我们下一代带来什么呢，难怪好多中国人有点本事都跑国外去了：爱国爱家不是空言一句，也要值得爱才可以!
看着奥巴马到了中国后的各大媒体，对话中展现的是他的一种美国人的智慧，而在这其中又有多少是居高临下的东西？无人能说得清的，在美国人持续以人权问题打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就对此做点反思呢？五代出贵族确实是一个真理，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要真正立于世界之林让人从心里敬佩要走多久呢？
中国风向有变化
（兼回复一剪梅的“风声鹤唳 法治安在？”）
从判刘小波到一剪梅讲的几个人的几件事，可以看出，中国风向有变化。我认为，变化的原因，比这里朋友们讨论的，要宏观得多，要巨大得多。
就国际形势而言，中国崛起，已成定势。今年中国总值超过日本，不用到年底。二十年之后中国总值超过美国，也没有什么大的悬念了。美国政府的强势干预，使苏联解体后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垄断局面土崩瓦解。美日欧经济全面下挫，中国经济逆势上扬，世界现在要解决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中国了。当然，西方遏制中国，也会变本加厉。
就国内形势而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三十年来，成就巨大，但缺点错误也是明显的。经济建设模式不对，不是自主创新，而是利润很小、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国防建设八五年到九五年停滞了十年，吃了大亏。人民币国际化搞迟了，两万亿美元捏在美国人手里，中国自己给自己脖子上套了一根绞索。文化上面，除了体育之外，和三十年前相比，在世界上地位更低了。不仅在世界经济、国内市场部分成了西方经济殖民地，国内文化领域、文化市场有更多的部分成了西方文化殖民地。教育改革收钱，搞坏了，不得不纠正。医疗改革收钱，搞坏了，不得不重搞。祖国统一大业，和三十年前相比，没有多大进步，还是遥遥无期。户口问题到现在都不解决。《官员财产申报法》，搞了十几年了，还是没影儿。对这些不足之处，政府的不满是一方面，而人民的不满更甚于政府。
为什么犯这么多错误？原因很多。就思想原因而言，错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本能缺陷。三十年来，中国有两大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新左派。客观说来，中国三十年来的许多成就，都是中国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化改革取向的成就。有一段时间，新左派成了过街老鼠。可是，三、五年来，国际国内，攻守之势相异也。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对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军事、国际文化战略形势的估计，有很大的偏差，在政策制定上，有很大的缺陷。而新左派的一些看法，现在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两、三年来，国内新自由主义全面下挫，新左派全面上扬。新自由主义的成就，新左派的缺点，现在反倒不显眼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聪明人，都在躲猫猫，都在明里暗里总结新自由主义的经验教训，自我完善新自由主义。同时，新左派的聪明人，也更加顾大局了，说话也不很难听了。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完全错估了国际国内形势，不但不检讨新自由主义，反而在这个时候，在政治上找死，搞《零八宪章》，搞万人签字，公开要求共产党让权，要在中国搞美式民主。无论放什么人当政，都必须要抓要判。三十年了，新自由主义想了这么多错事，说了这么多错话，鼓吹制定了这么多错误的政策，造成了这么大的恶果，自己不检讨，还要在政治上翻天，号召推翻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真是匪夷所思。国内右派中，确实有聪明人，但也确实有人如刘小波愚昧无知到了极点。这一点，从雅典学园一些右派的表现，也可以看出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80后90后这样的词汇，“8090”从此登堂入室，这群人就此“被代表了”。更可笑的是“8090”之后跟着叛逆、玩世不恭、反传统等等，这些莫名的符号。8090弱智在哪里呢？ 第一，是谁给这两代人附加了这些符号，为什么附加？到底是他们真的做错了什么，还是无病呻吟。8090听说是社会学家提出的，但是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研究新闻论坛等文字领域，使用这一词汇的人往往是这个社会具有话语权、解释权的群体，他们用这一词汇来诠释着两代人的特质，并担忧他们的将来，他们的价值观。这些拥有话语权、解释权的人就是中国现在的中坚力量——“6070” 来看看中国的中坚力量是怎么成长得，刚刚恢复高考后他们成为社会瞩目的高材生，进入大学开始受到西方化思想的影响，听着邓丽君的歌曲，看着崔健的演唱会，看着王小波、王朔等人的书。有幸者还经历一下八九动乱，砸砸坦克、打打可怜的士兵，口喊着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人今天基本上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其中的牛人已经在政治、经济、教育、娱乐等领域已经成为掌舵者。他们年轻时的放荡不羁哪去了，他们的将来是否经历的打架斗殴、游行、穿牛仔裤所毁灭。答案是否定的，不管你是谁，你是哪代人，都要面对生活的压力，面对成长。 今天我们可怜的8090将面对的压力可谓是空前吧？人口红利正好让我们赶上，房价不断攀升，工作不好找，经济发展还是出现一定的波动，一进大学我们面对的压力只有一个找工作，维持生计成为根本。实际很浅显的道理，每代人都有年青的时候，都有玩世不恭的时候，都有青春期的反叛，为什么到8090就变得这么大惊小怪了呢？今天社会发展也是前所没有，自然很多是没有见过，尤其网络时代的道理，对社会空间的真个变革，一些羁绊应该平和对待。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的那些年轻人难道很安分守己吗？ 其次、我认为中国最被西化的可能就是经历过76年改革开放到90年这段时间的年轻人，他们今年也不小了吧！平安夜，沈阳的圣诞气氛相当浓厚，堪比春节，太原街、中街两大商业街的主干路集成一团。小车一辆辆，快乐过圣诞！而我们的这些穷大学生都挤在学校吃吃饭，唱唱歌丝毫不敢踏进雷霆半步，不然又去无回。听说在那里晚上是打不到车的，所以玩通宵大学生就给考虑成本了。坐公交车回学校的路上，由于堵车让我足足在公交车上比往常多站半个小时，随口骂了一句，“破圣诞节，大学生都没有几个人过的，一帮四五十岁开着破车过什么圣诞节”这话一出两个大妈级人物看了我两眼，在北行商业街下了，当时是晚上六点半多。不尽让我猜想那些过圣诞的是什么人，四五十岁的大叔开着车带着孩子或者带着小蜜，往各种高级会所奔去。 而我们这代人从小受到的思想教育一直是比较严格的小学时思想道德教育、中考考政治、高考考政治、大学了一进校门开了两年政治教育必修课，考研继续进行政治考试，不断更新，不断深化。所以中国的当代的愤青、民族主义者也不足为奇了。8090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也绝不是什么大逆不道、颠覆传统、不可接受的，他这两代人无非是发生在中国迅速变迁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也是以往不可想象的，信息化的到来，很到冰上一脚的奇闻乐闻往往在网络时代中夸大。各种“门”自然会在网络曝光，之所以曝光也无非是迎合变态的需求。也没有真正关注孩子的成长，心理辅导。 最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搞明白，就给这代人附加8090的一系列符号。到底因该担忧8090后还是担忧国家的中坚群体，我只相信社会在发展，将来一定比现在要好，我们这些8090后在将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时一定比现在的人做的好。例如：腐败问题，大学小社会，现在都是大学辅导员制，一些同学刚进学校辅导员说送礼，之后的大学生各项评比和职位竞争，我们的一些同学给辅导员送礼送钱，得到了辅导员的欣赏。听说很多父母还真的带着孩子给导员送钱。可是我看到的是更多的同学对这种行为的鄙视和不屑，很多同学看到这种事情，更是洁身自好，不与其同流合污，荣誉不要了也不给你送钱。“8090”很多青年人还是相信竞争、能力得。依靠自己还是可以闯出一片天地的。听说90后更是一个独立意识强的群体，他们上了大学后，很可能对一些腐败的现象更加不屑，而是更强调自我的独立、能力的追求。毕竟他们进来要进入社会，面对生活的压力。而可怜的中坚群体却在制造一种混沌的社会环境。大学校园学术腐败、任人唯亲的现象已经很普及了。 到底是谁抛弃了传统？是我们还是你们？我们从小的教育基本上就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教育，大学语文都没有了，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就是看看小说上上网，什么儒家学说，民族文化，知道多少。紧邻韩国，从小就进行民族文化教育，不时和中国争抢文化遗产，他们的对民族文化的追崇，不是对光停留在口头上，不是只对青年人的埋怨，而是真正的采取行动。 到底是8090是让人担忧的两代人，还是社会环境让人担忧？我还是担忧中坚群体能否有之种反思自身的能力，推进教育发展、社会进化。8090的所暴露出来缺陷的绝不仅仅是他们自身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父辈的教育和社会环境，这部分缺陷也应该是真个中华民族一起来承担，一起来反思。而8090却表现出的优点才是真正社会去追求的。 不要把孩子当成弱智了，他们可能在开始记事时就已经长大了，看过电影《狗脸的岁月》的人因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方式，看看人家是怎么和孩子交流的。他们似乎从来都不把孩子当成是孩子，从来都是以一个平等、真诚的和孩子交流。中国的父母总想着控制孩子，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己的孩子，要不就是好不容易有个孩子就不知道怎么养了，一味听之任之，娇惯的辈份颠倒。最后两种环境下的孩子不如意了，跟父母动起了刀子。这时又开始觉得孩子什么也不是，怎么就成了这样，开始担忧起孩子了！
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新近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先生，明确表示自己要实践 “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其核心内容是“去官化和去行政化”。在高等教育专业人士看来，这样的理念本是常识、常理，但在中国背景下，宣称践行常识却引起众声喧哗，原因在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大学生态已经太不正常了。
大学生态恶化，每个有正常感觉、正常思维和尚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都感同身受：以我所在学校为例，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完成学业都须经一项重要环节——社会实践，而这一活动是由学校行政部门统一安排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社会学系，所有学生毕业论文的完成都须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故此我们向学校有关部门要求自行安排学生的社会实践，以免将宝贵的暑假时间用于不关涉专业、不切合实际的“实践”过程。但是在当前的“全权”体制下，我们年年打报告，年年被驳回，专业和学术完全没有发言权。
行政安排社会实践其实只是大学生态全豹之一斑，“学术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界官场化，学者奴才化”的趋势体现在大学生态的方方面面，行政指挥棒每日在我们头顶打转：昨天是每个导师要给自己的博士生每人每月200元生活补助；今天是博士生必须在所谓核心期刊发表4篇论文方可答辩毕业；明天是研究生毕业论文要有中期报告、预答辩、正式答辩；后天可能又来了××评估检查；此外，还有种种招式层出不穷——申报硕、博士点，申报一级学科，申报××级重点学科，申办××基地，……，叠床架屋，花样翻新，似乎永远没个完结。而对于这些数不胜数的规定、要求、招式我们从来不能问一声：从哪来的？谁定的？依据何在？
大学生态的恶化和种种乱相来自于至上而且不受约束的权力。从课程设置，教学安排，教案教法，考试形式，到科研指南，项目申报，（尤其是）资源配置，以及教学与科研评估，无一不是行政主载、权力通吃。权力支配下的大学生态，人们貌似在搞教育、做学问，其实是在制造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捅就破不要紧，只要那五光十色能够带来官位、权势、利益。最后落空的恰恰是办大学的实质性目标——教育与学术，在这种氛围中，谁若拿学术当回事，就没人拿你当事；那些不想当官而只想好好教书、做学问的教师没有适合的空间而且没有尊严，于是大家都不免趋之若鹜地奔向权势，把学术场域变成官场、名利场和商场甚至战场。
从那么多教授、学者争当官员，在体制内谋取一官半职，从那么多官员想方设法获取学历学位、学而官或官而学，从那么多毕业学子看好公务员、甚至数千人争抢一个位置的现象中，我们不难窥出个中缘由。而作为官外人，作为体制边缘人，作为“ 白丁教授”，我们却不知所措，无计可施。面对一部庞大的官僚机器，我们甚至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指挥我们、监控我们、恶心我们。面对不合理的种种规定、指示、要求，我们通常的作法是想方设法、东拼西补，变通也好，妥协也罢，最后应付过去了事。而这次对付过去了，下次又不知会来什么“工程”、“计划”，但知道的是权力支配的学术“大跃进”一定会来。长此以往，工程、计划越来越多，越搞越大，而学术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逼仄，我们的人格、特性和锋芒也越来萎缩。就像朱清时先生打的比方：“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你跳车，即使安全着陆了，其他人也都不认你了，觉得你很不合群”（http://www.infzm.com/content/6192）。
教书与做学问是创造性的劳动，是追求卓越的事业，最需要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开放的心灵和舒展的精神，而服膺于权力的人格是扭曲的、灵魂是萎顿的、眼光是狭小的，又如何能够完成教育的使命？在围绕着权力打转的旋涡中浮于表面的只是光鲜而短暂的名利泡沫，而真正的大学精神、学术志业统统被卷入水底。“教授治校”的倡导是着眼于长远的、建设性的教育发展和学术创新，而实践这一理念必须从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着手，否则有人会说，现在的高校，从主任、院长，直至校长，无一不是教授，“教授治校”不是已经实现了嘛。概而言之，体制弊端不改，高等教育没有希望，教授治校只是空想。
将致国家和民企均重创的决策是刹车还是加速？ 在我国走向法治的漫长进程中，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坚持按社会规则决策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值得喝彩，但是，当其行为将导致国家和民企均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的同时，在该具体个案中，政府还存在过错，而民企是无辜的。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政府是不计后果的加速执行，还是暂缓执行，待审慎该行为的后果后采取补救措施？
毫无疑问，一个开明而真正依照社会规则决策的政府，在作出具体行为时，应先检讨自己的过错，再权衡该行为将让国家谋受多大的损失，审视对政府的形象损害有多大，更要分析该行为对本地经济发展、投资环境，特别是对无辜的民企将会造成多大的伤害。这才能避免国家与民企的巨大损失，才是真正践行科学发展观。
本文的观点来源于一个将对当地交通业、物流业、商业等产业产生积极作用的码头，该码头重建后经过招投标租赁给当地一家民企经营，结果，该民企刚投入160多万巨资完成了码头必需的附属设施建设后，正准备将本土和周边的商品通过长江销往下游地区，再运回本土需要的商品或原材料时，码头的管理者受上面指示，被迫拆除了码头的部分围墙，还欲将码头的围墙和货仓全部拆除并解除租赁合同。
这个具有喜剧意味的码头就是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长江左岸的复建码头。2005年，该码头经渝北区港航处投入巨资重建。于2009年3月竣工，当时有约1万平米的码头平台。当月30日，渝北区交委召集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地勘单位、设计单位、区移民局、区环保局、洛碛镇政府、市港航局、建设单位即区港航处、质监单位等部门对该码头工程进行竣工验收，并形成会议纪要，到会单位均认为该工程合格，洛碛镇政府有关负责人还提出要在码头修建围墙，不准闲杂人员进入，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随后，区港航处修建了围墙。
经过招投标程序后，2009年7月1日，重庆金宗禾建材公司（下称金宗禾公司）与渝北区港航处达成《货物堆场租赁合同》约定，区港航处将洛碛复建码头围墙内的平台堆场租赁给金宗禾公司，租赁期5年；第一年租赁费66万元，以后以每年5万元幅度递增等。随后，金宗禾公司便给付了保证金150万元，并进场修建了11个货仓和传输带等附属设施。
岂料，7月9日，曾参与码头竣工验收的洛碛镇政府给渝北区港航处送达《违章建筑停工通知书》称，未办理规划、建设许可手续，擅自修建附属设施，责令立即停工，并于7月16日前拆除。
11月26日，区港航处给金宗禾公司发出拆除码头围墙的通知称，根据区委、区府11月24日关于洛碛镇新农村发展会议精神，按照区交委关于限期拆除围墙的指示，限在一周内拆除码头围墙。见自己从事正当经营，并有相应的经营许可手续，合同合法有效，投入巨资还未见效就拆台，因此，金宗禾公司断然拒绝了该要求。
11月29日下午，区港航处强行拆除了部分围墙。昨日，即12月2日，该区交委、港航处与金宗禾公司协商时再次表示，迫于上面的强硬命令，必须在12月5日前拆除码头围墙和货仓，并解除合同。金宗禾公司虽理解两部门的难处，但自己目前已投入300多万元，还与几家大客户达成了供货合同，一旦码头没了，必然无法履行供货义务，那么，每个合同的违约责任将达百万以上。如改到其它码头出货，成本大增，则无利可图。所以，坚持继续履行合同，以尽早收回投资。目前，租赁方和承租方陷入僵持状态。
金宗禾公司认为，导致今天不利局面的是洛碛镇政府，肯定向上面做了不实汇报，才导致区领导做出拆违决策。当初进行码头竣工验收时，该镇党政领导均到场，还是其提出修建围墙的。而且，在围墙被拆报警时，被指点去找该镇某领导。结果，昨天，该镇某负责人竟然不认账，声称竣工验收会议纪要系伪造公文。更喜剧的是，该领导先说对码头的事情一概不知，警方指点要找的官员也不知情，而后来对码头的情况了如指掌，还好意提醒，洛碛镇要查载重车，接着改称要查超限车，所以，金宗禾公司的运煤车到江边可能困难。
货仓是码头堆放货物的必备设施，围墙是保障码头工作人员人身安全以及财产安全的必备设施，并可预防闲杂人随意闯入造成人身损害，何错之有？而目前，仅有港航部门和洛碛镇政府作出拆除码头附属设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港航处尽管是租赁方即码头的管理人，但应依法履行合同义务，且无权对违章建筑作出任何具体行政行为。虽洛碛镇政府曾作出限期拆除的行为，但并未按法定程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见其行为存在法律瑕疵。
洛碛复建码头的前身早就存在，对洛碛镇、渝北区乃至重庆的各项事业，特别是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三峡水库蓄水后，港航处历尽艰辛进行了复建，达到了三峡水库蓄水的要求，可见港航处具有远见卓识。在市委、市府提出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等一系列长远目标的今天，交通业、物流业是实现该目标的基础条件，而洛碛复建码头就具有这些基本功能，可对打造开放内陆高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正在码头要开始运转时，有人却故意阻碍码头的启动与正常经营，此举明显与市委、市府的发展方向和思路背道而驰，且该行为未经合法的程序，就涉嫌有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旦码头搁浅，国家和民企都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可观的税收将擦肩而过。金宗禾公司将承担外地客商的违约责任，还有资金占用、人力物力的投入等损失，而金宗禾公司在该租赁关系中无任何过错，那么，其损失必然要国家承担。同时，又会严重损害洛碛镇乃至渝北区的投资环境，更会损害国家机关的形象，这对内陆开放高地目标无疑会产生负面效应。
鉴于拆除码头附属设施或解除租赁合同将导致的巨大损失，退一步说，即使码头围墙、货仓的建设需要办理许可手续，在已经建成的情况下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为何不解放思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不让区港航处完善有关手续，既让码头尽快的投入使用发挥其功能，又让民企得以良性运转，更避免了国家和民企的巨大损失，这种一举多得的思路，难道与科学发展观相悖？为何某些部门和领导就不能这样设身处地的为国家、为民企着想，而非要把投巨资复建的码头推向死亡，让无辜的民企从曙光走向绝望？
在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今天，民企坚持依法经营，作为公权部门，也要遵循最基本的社会规则，绝不做损害国家利益和民企权益的事情，否则，就是对宪法和法律的藐视。更要增强服务意识，为企业排忧解难，而不要落井下石，更不要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以行政的手段去伤害民企。
不过，悲剧还未酿成，损失还在进行时，此时刹车还可避免国家与民企的重大损失，那就看政府有没有知错就改的气度，有没有真正为国为民分忧解难的良心。
本人正在考研，这时候瞎写东西，好像有点不目正业。有人说中国社会学学术才是正道，可是很多人不一定都能考上硕士博士，最后走入学术领域。那么社会学其不离大众很远了，例如我考不上研究生了，也就远离社会学了吗？米尔斯、布洛维所倡导的公共社会学不仅是开启新的社会学领域，而且应该是给公民对社会、对社会学有兴趣的人指出了一条路。 毕竟从事专业社会学在中国是有条件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入那个高高在上的学术圈子。可能将来中国社会学的公共社会学不再停留在社会学专业课上，成为一种公共选修课之类的。不过可怜的是现在公共社会学本科也没有开了，大多数社会学本科生学完了一个没有知识体系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分支学科的专业，四年之后书本一合，告别大学，再问他社会学是什么？结果两眼一抹黑。 希望除了专业社会学还好有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能够让一些人知道社会学存在的价值，社会学使命和公共参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似乎只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却忽略了公共社会的保障问题。随着与世界经济接轨，一切的商品化，中国人也逃不过房奴、车奴的命运。以前单位制别管单位分的房子有多小，可是有住房保证，而今不管你钱包有多鼓，也顶不住女朋友要房要车。 房地产成为一个真正的权力场域，权力一、政府要经济增长，要高税收，偶尔在满足几个贪官。权力二、开发商通过房地业不断翻升自己股票和资本，成为社会的寡头。“权力三”、也就是最没有权力的人物，虽然是消费者，但是他们不能左右价格，只能眼看房价不断攀升。 房地产，是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证明着自己才是纯商品。政府似乎也不太在意房价攀升对社会主义性质的挠痒。慢慢大家忘记了一个名词——公共住房，住房与环境、医疗、社会保险、教育、最低工资等等，不再是一家人了。所以可以开医学药品听证会、火车票定价听证会，就是不能开住房价格听证会。住房已经不再是一个公共性的问题，只是商品化的问题。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似乎并不在乎大家能否有块地住，而是关心GDP别掉下8。 在公共住房这一问题上，社会学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就是发言了房价也不会收到控制，这时我就特别想中国应该像日本一样来个房地产大泡沫的破裂，可是中国的房价还没到那种程度。但是住房似乎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求公共性的参与，毕竟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可怜的老百姓还没有分享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就开始了负债的命运。 公共领域的缺失，社会主义“社会”本来面貌，已经让人摸不清楚。甚至社会主义的名词也只是由党校去弄清楚。这时候公共社会学契机能否出现，有待期待！
本人正在考研，这时候瞎写东西，好像有点不目正业。有人说中国社会学学术才是正道，可是很多人不一定都能考上硕士博士，最后走入学术领域。那么社会学其不离大众很远了，例如我考不上研究生了，也就远离社会学了吗？米尔斯、布洛维所倡导的公共社会学不仅是开启新的社会学领域，而且应该是给公民对社会、对社会学有兴趣的人指出了一条路。 毕竟从事专业社会学在中国是有条件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入那个高高在上的学术圈子。可能将来中国社会学的公共社会学不再停留在社会学专业课上，成为一种公共选修课之类的。不过可怜的是现在公共社会学本科也没有开了，大多数社会学本科生学完了一个没有知识体系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分支学科的专业，四年之后书本一合，告别大学，再问他社会学是什么？结果两眼一抹黑。 希望除了专业社会学还好有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能够让一些人知道社会学存在的价值，社会学使命和公共参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似乎只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却忽略了公共社会的保障问题。随着与世界经济接轨，一切的商品化，中国人也逃不过房奴、车奴的命运。以前单位制别管单位分的房子有多小，可是有住房保证，而今不管你钱包有多鼓，也顶不住女朋友要房要车。 房地产成为一个真正的权力场域，权力一、政府要经济增长，要高税收，偶尔在满足几个贪官。权力二、开发商通过房地业不断翻升自己股票和资本，成为社会的寡头。“权力三”、也就是最没有权力的人物，虽然是消费者，但是他们不能左右价格，只能眼看房价不断攀升。 房地产，是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证明着自己才是纯商品。政府似乎也不太在意房价攀升对社会主义性质的挠痒。慢慢大家忘记了一个名词——公共住房，住房与环境、医疗、社会保险、教育、最低工资等等，不再是一家人了。所以可以开医学药品听证会、火车票定价听证会，就是不能开住房价格听证会。住房已经不再是一个公共性的问题，只是商品化的问题。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似乎并不在乎大家能否有块地住，而是关心GDP别掉下8。 在公共住房这一问题上，社会学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就是发言了房价也不会收到控制，这时我就特别想中国应该像日本一样来个房地产大泡沫的破裂，可是中国的房价还没到那种程度。但是住房似乎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求公共性的参与，毕竟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可怜的老百姓还没有分享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就开始了负债的命运。 公共领域的缺失，社会主义“社会”本来面貌，已经让人摸不清楚。甚至社会主义的名词也只是由党校去弄清楚。这时候公共社会学契机能否出现，有待期待！
中国迈向胡锦涛时代
李 毅
根据党章、宪法规定，胡锦涛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任期快到的。但党章、宪法规定，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中共十八大军委主席是否易人，一、两年来，成为世界中国研究学界的关注焦点。今天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闭幕，没有任命新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在五中、六中全会上，任命新的军委第一副主席，从而在十八大接替胡锦涛的可能性，很小了。中国现在还不是胡锦涛时代，现在这个常委班子，还是江泽民时代搭起来的班子。从十八大开始，中国可能进入胡锦涛时代。从十八大开始，胡锦涛可以搭自己的班子，干自己的事了。
胡锦涛对当今世界形势、中国形势是很清楚的。全会公报说：“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作为一个草民知识分子，胡锦涛掌舵，我信得过。首先，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联系实际、切实可行的。第二，台湾问题，牵动中国整个战略格局。九六年台海危机，李登辉当选，九九年李登辉两国论，零零年、零四年陈水扁两次当选，大陆对台政策，要点不清。胡锦涛上来以后，出了九字诀：争取谈，准备打，不怕拖。一下子就摆明了对台政策的要点。第三，从几件小事情上看，如非典、地震，等等，胡锦涛应该有应付未来大小危机的能力。
作为一个草民知识分子，我对胡锦涛时代寄予厚望。2007年，中国总值超过的德国，世界第三。2009年或2010年，中国总值可能超过日本，世界第二。中国总值超过美国的时间，一直是列强朝野主要研究机构的重点研究课题，现在一般认为，在2025年之前。但今日中国有三个癌症一样的重大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第一，经济建设上不能自主创新。第二，在社会建设方面，城乡隔离、地区隔离、种族隔离的现行户口制度一直没有废除。第三，在政治建设方面，《官员财产申报法》一直不能颁行。就长远而言，这三大问题，有一个长期得不到解决，中国就要出大事。就长远而言，这三大问题长期都不能解决，中国就有崩溃的可能。衷心希望胡锦涛在胡锦涛时代下决心尽快解决这三大问题。
热烈庆祝新中国国庆六十周年！
遥祝祖国早日超日赶美！
祝胡锦涛先生身体健康！
（李 毅 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