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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ODC企业文化诊断

萧峰 — Thu, 18 Dec 2008 01:23:00 GMT

CNODC企业文化诊断报告目录一、引言（一）企业文化概述………………………………………………3 （二）企业文化的分析与测量……………………………………5 二、CNODC企业文化成因剖析（一）中国宏观经济及能源需求的影响…………………………7 （二）行业特点及行业传统文化的影响…………………………8 （三）改革开放与国际化的影响…………………………………9 （四）现有政治体制的影响………………………………………9 （五）企业领导者特质的影响……………………………………10 （六）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10 （七）小结：内外因素与可塑空间………………………………11 三、 NODC企业文化现状剖析（一）概貌…………………………………………………………11 （二）分论A………………………………………………………13 （三）分论B………………………………………………………16 （四）分论C………………………………………………………19 （五）分论D………………………………………………………21 （六）小结…………………………………………………………23 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建议（一）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已做工作及成效分析………………25 （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轮廓……………………………26 主要参考文献附录 CNODC企业文化诊断报告正文一引言二战之后以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企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出现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要背景乃是日本经济在二战之后的废墟上迅速崛起，在短短30年时间内连续超过英、德等强国，直逼美国。日本经济的突飞猛进引起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企业界与管理学界的高度重视与认真研究，后者最终认识到日本成功的一大因素在于其企业管理中具有某些特殊的“软性”因素——比如，相比美国企业，日本企业在家族主义式的“和”理念下鼓励员工忠于企业，与企业共命运；并以“终身或长期雇佣”、“年功序列工资”及“按企业组织工会”等制度予以保障——这些因素使得日本企业充满活力并进而创造出比其他国家企业多得多的价值，学者们最终将其定名为“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并把它上升到理论的自觉层次予以系统研究。通常认为，美国学者在1980年代之初的四本著作——威廉·大内的《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1981），帕斯卡、阿索斯合著的《日本的管理艺术》（1981）、迪尔、肯尼迪合著的《企业文化——企业生活中的礼仪与仪式》（1981）以及彼德斯、沃特曼合著的《追求卓越——美国管理最佳公司的经验》（1982）——宣告了企业文化研究的兴起。自此，企业文化的研究与实践循环互动、彼此提升，至今方兴未艾，且流传与影响范围尚在持续扩大。就中国而言，企业文化的思想自80年代中后期传入，并随着国内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得到学界及企业界越来越多的重视。那么，究竟什么是企业文化，它有怎样的内涵和外延？它的作用或功能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如何对它进行分析或测量？这是我们在本报告的开始首先需要予以初步了解的。（一）企业文化概述 1、企业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与“文化”这一概念的定义类似，对“企业文化”内涵的抽象定义相当之多（有人粗略统计有180余种），我们不可能也无必要对之逐一列举，只需给出少数几个看待企业文化的典型角度，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几点共识即可。威廉·大内等人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做事的方式或风格。企业的传统和氛围产生出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表明企业的风格，这些风格是企业行为、言论、活动的固定模式。企业管理者以自己为榜样把这个固定模式传输给一代又一代的企业员工。沃特曼等人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具有高度价值的目标感。这种目标感来自对生产、产品的热爱，提高质量、服务的愿望和鼓励革新，以及对每个人的贡献给予承认和荣誉。爱德伽·沙因等人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根本的思维方式。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融合过程中独创、发现和发展而来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而被作为正确的思维方式传输给新的成员，使其在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融合过程自觉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感受事物。查尔斯·希尔等人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企业文化是企业中人们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聚合，这些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构成企业中人们之间和他们与企业外各利益方之间交往的方式。综合上述的说法，我们大致可以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被企业成员认为有效而共享，并共同习得、共同遵循和维护的基本认识。它集中反映了企业的关键价值。而企业管理者对企业文化的奉行和传播具有重要作用。企业文化内涵的上述界定，或许可能使人感觉它无所不包而难以把握。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澄清其外延与关键构成。大致而言，人们似乎都能承认企业文化是一“洋葱”式的结构：由外及内分别是物质层、行为层、制度层与精神层；或者视觉体系、行为体系与理念体系。也有人把企业文化看作由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礼仪和仪式、传播媒介（或文化网络）等部分构成，但同样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基本理念与信仰的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所在。在本报告中，我们将聚焦于目标公司的理念与价值系统，适当兼及企业文化的其他构成部分，但对所谓的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则基本不予讨论。 2、企业文化的作用 “企业文化”之所以成为继“理性管理”（以流水线上的标准化、管理中的科层等级制为代表）之后的一次管理革命，在于它不再把人单单看作一生产要素，而认识到人的情感、认同、创造冲动等等非经济理性范围内的价值因素对于企业发展的巨大作用。比较具体地来讲，企业文化具有导向功能——对企业员工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导向作用；凝聚功能——使员工对企业的目标、准则和观念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励功能——激发和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约束功能——使员工自觉接受企业的规范和约束；塑造形象功能——向社会展示企业积极的精神风貌，赢得社会的承认与信赖；等等。在对企业文化作用的定量研究方面，科特和赫斯克特在1987-1991年间通过对美国22个行业中200多家公司长期经营历史的研究，发现那些重视各级管理人员的领导艺术的公司，其经营业绩远远胜于那些没有这些企业文化特征的公司，从而得出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以及企业生命周期）具有重大作用的断言。在此结论的基础上，他们预言企业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将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有人还进一步申论，作为一种软实力的企业文化在当今时代已代替高新科技，成为企业最难被人模仿的能力——核心竞争力。认识到企业文化的重大作用，并不意味着任何现实存在的企业文化都适应企业的内外环境，都有助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事实上，企业文化有优劣之分，上述两位作者的另一组研究结论认为：对企业良好的长期经营业绩产生负面作用的企业文化并不罕见，这些文化容易滋长蔓延，即便在那些汇集了许多通情达理、知识程度高的人才的公司中亦是如此。那些鼓励不良经营行为、阻碍企业进行合理经营策略转变的企业文化容易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缓慢地、不知不觉地产生，且往往产生于企业正获得良好经营业绩的时候。这种企业文化一旦存在就极难改变。因为这些文化不易被人察觉，同时还因为它们表现在对现存企业内部权力结构的维护上。同时，尽管企业文化不易改变，但它们完全可以转化为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增长的企业文化。这种转变错综复杂，需要时日，同时也需要与最杰出的经营管理能力不同的领导才能。正是因为企业文化存在优劣之别，存在虽然较为稳定但仍然可以改变的性质，所以便有企业文化建设或变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二）企业文化的分析与测量自从企业文化的概念被提出之后，对它的分析手段便循着由定性到定量，再到定量、定性紧密结合的轨迹发展。目前在企业文化的定量分析方面，已有较多的测量工具可供使用，以下我们将首先主要介绍本课题重点使用的两个测量工具，然后简要说明我们对在中国进行企业文化分析的几点补充意见。 1、企业文化测量的两个基本工具（1）奎因（Quinn）模型在早期大量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奎因在1988年提出他的基于“竞争性价值框架”的企业文化评估模型,该模型因其对企业文化关键要素的精练把握,因其方便实用及知行合一的优点,目前已在全球范围的相关业界和学界受到广泛运用。简单地说,在奎因看来,一切企业或组织无非是组织一群人干某件事,因而人与事便形成企业文化分析的两个维度:在人的管理上存在强调控制与强调灵活的两极,在事的经营上的存在注重内部与注重外部的两极。这两个维度垂直相交,形成四个象限也即企业文化的四种类型（见图1）。从左上顺时针旋转依次是：A——团队导向型（clan，也称宗族型）,以人之管理上的灵活授权与事之经营上的注重内部为特征；B——革新导向型（adhocracy,也称灵活型），以人之管理上的灵活授权与事之经营上注重外部为特征；C——目标导向型（market,也称目标型），以人之管理上的强调控制与事之经营上的注重外部为特征；D——规范导向型（bureaucracy，也称层级型），以人之管理上的强调控制与事之经营上注重内部为特征。对于上述每种类型，奎因进一步将其操作化为显著特征、领导风格、员工管理、组织凝聚、战略重点、成功标准六个指标予以详察，并制定出了测量的具体方法（详见本报告附录1）。（图1）奎因的这一模型可作多重解读。比如就一个企业而言，一般A、B、C、D四种类型的因素兼备，不过各自的比重不同，其中哪一类型的成分最多，我们便说该企业主导文化是属这一型的。这样，从静态的角度来看，不同的企业便可能有不同的主导文化类型，主导类型之所以不同的一个原因在于行业特点，比如IT行业倾向于B型，而国有垄断行业倾向于D型。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随着企业面临的内外环境的变化，企业文化的各类型比重乃至主导类型肯定会有发生变动的压力或必要。图1以企业文化实线轮廓与虚线轮廓的对比显示出变动的方向。由此可以说，奎因模型给我们的启发之一在于：没有在空间上或时间上绝对适当的企业文化类型。（2）丹尼森（Denison）模型测量企业文化的另一常用模型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丹尼森教授开发的模型。它与上述奎因模型同中有异，可以进行优势互补。图2 如图2所示，丹尼森模型仍是从人之管理上的灵活—稳定、事之经营上的重外-重内两个维度的交叉将企业文化分为四个象限，每个象限不像图1那样重视对角线，而是分作三份相等的圆弧，表示该象限被进一步操作化为三个中层指标。与图1之A、B、C、D相应，自左下顺时针旋转依次是参与性（授权、团队导向、能力发展）；适应性（组织学习、客户至上、创造变革）；使命感（愿景、目标、战略导向和意图）；一致性（核心价值观、配合、协调与整合）。同时，该图还画作五层同心圆式的形状，表示在各指标上的强度，居于圆心的则是难以明言的信仰与假设。对上述4个象限12个指标的定量分析方法详见本报告附录2。 2、对本课题分析方式的补充介绍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我们在定量分析方面重点借助上述两个分析工具：对CNODC的中层及高层领导，我们进行了奎因问卷调查；对CNODC的全体员工（含海外），我们则进行了丹尼森量表调查。这两种问卷错开进行，除了基于实际操作方面的考虑外，还试图达到对照研究结论的目的。定量分析具有精细化的优点自不待言，然而，它仍有可能失于肤浅，比如说，以上两个自欧美国家的企业文化研究经验提炼出的模型，事实上舍弃了诸多有关企业文化的质性因素，这便要求我们在课题的研究中结合定性方法，通过重点访谈、文献阅读、实地调研等方法对企业所处的政经等宏观背景、企业自身的历史、企业领导者的特质、优秀企业文化的案例等等进行深入考察与解读。二 CNODC企业文化成因剖析 [公司简介] 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本报告统一使用其英文简称CNODC）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使用其英文简称CNPC）旗下统一负责其海外石油投资业务管理与运作的全资子公司。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该公司认真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战略方针，按照集团公司“走出去”的战略部署，积极参与国际油气合作，实施国际化经营发展战略。短短十多年来，其国际化经营先后经历探索起步、迅速成长、加快发展三个阶段，公司规模和实力不断增强，海外业务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截至2006年底，CNODC海外投资业务已遍布全球26个国家，运行着69个项目，初步形成了非洲、中东、中亚、亚太、南美五大游气合作区。拥有原油生产能力6000万吨/年；天然气生产能力60亿立方米/年；原油管道输送能力5600万吨/年；炼油能力1160万吨/年。基本形成了海外油气勘探开发、管道运输和炼油化工与销售上中下游一体化的石油产业链。同时，经过十多年的油气项目运作，CNODC已跻身世界石油市场的重要一员。公司拥有能够从事国际油气业务、具有较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拥有能够有效勘探开发海外复杂油气田的独特的实用技术；拥有丰富的运作不同规模、不同合作模式油气项目的经验；拥有一套通过吸收各家之长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的、适合国际油气公司经营的管理流程和制度体系。以下我们具体结合CNODC的成长历程，重点选出几个方面来分析该公司企业文化的成因。（一）中国宏观经济及能源需求的影响 1993年，中国自五、六十年代之交成功发现并开发大庆油田、在历史上首次实现石油自给有余且有出口之后30年，一变而为石油净进口国，当年从海外净进口原油1000万吨。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旗下的CNODC，首次跨出国门进军国际石油市场，踏上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海外石油创业之旅。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并非偶然，而是深刻反映出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及能源需求对石油企业及石油人的召唤。众所周知，一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对能源有着很强的依赖关系，而石油作为五大常规能源类型中举足轻重的一种，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至今，GDP数值持续高速增长，对石油的需求也相应地持续高速增长，而同时期国内石油产量增长缓慢。这使得自1993年之后，中国石油消费需求与国内石油产量之间的缺口逐年加大（详见图表１），石油对外依存度随之逐年加大，进入21世纪后更是迅猛上升，2008年达到50％。据权威专家最近预测，到2030年中国石油需求量将达到5.9亿吨，其中3.9亿吨依赖进口，该进口量将占到世界常规石油贸易量的34％，届时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亦将超过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增大，将使中国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状况面临无法预期的变数影响，从而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一大隐忧。石油早已是最高当局的关注焦点。在应对石油安全问题的诸多举措中，由中国石油企业以各种方式参与海外油气勘探开发的做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事实上，这也是党和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针对石油企业制定“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基本考虑之一。今天回顾，CNPC及CNODC在开拓海外油气勘探开发市场的事业中的确起到了排头兵与主力军的作用。同时，走出国门开拓海外石油市场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国内有限的石油后备储量已构成石油企业发展的瓶颈,CNPC旗下的许多地区公司和专业公司，经常面临“吃不饱饭”的问题，走向海外无疑会给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石油队伍素质的提升提供新的广阔空间。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企业自身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石油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意义重大，其意义不下于30年前以大庆会战为代表的石油创业，因而被称作“二次创业”。可以说，二次创业赋予CNODC所有员工以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图表１：1986—2004年我国历年原油产量与石油需求量（单位：百万吨）（二）行业特点及行业传统文化的影响石油行业具有自身鲜明的行业特点，作为一个产业链，它包括所谓“上、中、下游”，具体而言则分勘探、钻井、采油、管道、炼化、运输、销售等等工序或工种，其中尤以上游野外勘探开发工作的艰苦、风险为行业特色的代表。这种行业的基本特征决定了石油企业文化的底色。而在中国上世纪中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大庆精神”，剔去其特有的时代烙印，其实正包含着石油行业的本质要求，是在今天石油国际化经营中仍能发挥其锐利作用的思想武器。在当年的大庆石油会战中，钻井工人王进喜吃大苦、耐大劳、临危不惧、不惜牺牲，提出并身体力行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堪称创业时期中国工人的杰出代表乃至民族的脊梁——毛泽东面对当时的国际反华大合唱，曾回答来访的斯诺道“中国有个石油工人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同样，在当年的石油会战中，有大批战士未来得及脱下军装就开赴大庆，指挥会战的领导如余秋里、康世恩、张文彬等也都是军人出身，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军队做派深深渗透进“大庆精神”。正是因为奠立在这种坚实的基础之上，大庆这面中国工业的旗帜虽然树立于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代，却在当今经过新的诠释之后仍能屹立不倒。此次我们为课题研究的目的去大庆实地考察时，仍能感受到铁人王进喜不但深入中年以上的石油人的人心，对年轻一代也颇具感染；而大庆精神在企业上下、尤其基层的细微之处都有着生动表现。考察CNODC这十多年在海外的创业历程，我们时时能看到发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传统精神，是其在激烈竞争的国际石油市场上能取得一席之地的一大法宝。有人曾给CNODC某成员所写的“一副重担，几多硬仗，长路在前”的祝词，几乎可以作为对企业员工的集体写照。（三）改革开放与国际化的影响经历过八九政治风波和随后的国际封锁之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确定了在经济上继续改革开放的调子。对于石油企业来讲，虽然对外合作早在1985年已经起步，但此前的合作主要限于“引进来”，即将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引向中国的陆上和海上石油。而正是在邓的南巡之后，中国石油企业才开始迈步“走出去”。就CNPC及CNODC来讲，试探性的第一步是93年中标南美国家秘鲁百年油田——塔拉拉油田的边际开采；而96、97年之交几乎同时取得苏丹、哈萨克大型油气勘探开发综合项目，则标志着海外业务很快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石油企业走出国门，可以说即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在国内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且延续至今的许多特殊待遇，而暴露于高度竞争性的国际市场环境中，用CNODC某领导的话说“搞海外事业，不进则退，与别人在国际上竞争是见血的……”。要在国际市场中立足，客观环境会逼迫企业遵循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学习国际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先进的经营理念与管理理念；由以前国内环境中只管“俯身拉车”转变到必须“抬头看路”，重视企业的长期愿景、中期战略、短期目标等等内容。总之，是由以前比较关注对内整合转向更加关注对外适应。当然，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有新与旧的摩擦。比如说，原本过大的监控力度可能限制了企业在国际前线的灵活机动。同时，走出国门不但意味着进入一个开放的环境，更意味着进入一个复杂的、充满变数与风险的环境，对企业员工尤其是负责者的要求便也更高，比如CNODC海外项目的经理往往集政治、经济、外交、社会责任、公共关系、伙伴关系、员工管理等诸多功能及责任于一身。在充满复杂性与竞争性的海外环境中锻炼并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建设国际化能源公司，这是CNODC为自己确立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向，而这对公司的企业文化品格将持续发挥影响。（四）现有政治体制的影响勿庸讳言，中国当今的改革，存在政治与经济的不同步现象，政治体制的改革动作谨慎而迟缓，同时，积淀到人心深层无意识层面的政治文化和心态更是轻易难以动摇，这都决定了经济改革的范围与深度（这似是木桶原理在国家层面的表现）。使得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内卷化现象，明白地说，这类企业尽可穿上现代企业制度的外衣，但深层的东西却可能基本未动。在二十多年的国企改革中，学者们对旧有体制弊端的指责几乎已成常识，比如说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模糊、政企不分、靠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机制运行、缺乏内部的激励机制与制衡机制，等等；相应地，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标准法人治理结构的呼声不绝于耳。就石油企业本身而言，十多年来在此方面也有不少动作：比如说，1988年，根据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的原则，国家将石油部组建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此前在82、83年已先后成立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1998年，进一步剥离了中石油、中石化此前仍然承担的某些政府职能，并结合上下游一体化、产销一体化原则将其重组为陆上两大石油集团公司；2001年，中石油（包括中石化）为境内外上市之目的进行内部重组，将各油田的资产分为主业与副业，将优质的主业资产整合起来，组成由集团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引发了买断风潮与诸多矛盾，2008年年初中石油对副业部分再行重组）。而CNODC作为石油部时期成立的一个对外合作的公司（93年之前负责中国陆上石油对外合作业务，94年之后转为专门负责海外业务），也全程经历了上述改革的整个过程，并因其所从事业务的关系，更可能受“欧风美雨”的濡染，但从我们的访谈印象来看，它仍然典型地体现出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诸多深层特征。只是我们认为，对这些深层特征的优劣得失，需要进行谨慎而细致的诊断。比如说，我们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管理企业，容易收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然而随着时间的延续，却必然凸现出运转不够灵活等等缺陷，构成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五）企业领导者特质的影响主要领导的能力、品格等方面的特质对一个企业的好与坏、成与败以及日常做事风格有着重大影响。这在通常会赋予领导者、尤其一把手以很大权力与权威的既有政治文化下,再加市场经济改革拓宽了其行动空间的新的环境下,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也使得我们有理由参照着对企业家的素质要求（比如：创新、冒险、合作、敬业、学习、执着、诚信、宽容）衡量我们的企业领导及其对企业兴衰成败负有的责任。 CNODC成功走出国门与吴耀文等领导的远见卓识与胆量气魄有很大关系。略带夸张地讲，吴耀文有点CNPC走向海外的“摩西”的味道。1994年，吴从国家计委能源司调至中石油，担任刚刚成立的国际勘探开发合作局局长，此后历任CNODC总经理、董事长（最近刚刚调任中煤集团董事长）。据曾与他共事的人介绍：吴极具个人魅力与吸引力，高瞻远瞩且很是务实，他很早即看到中国石油必须走出去才能做大做强，并能担当风险与责任将之付诸实行，对CNPC的海外发展功不可没。在我们访谈过程中不少人谈到，CNPC走出国门之初，曾经遇到很多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国家、确切地说是国务院上层态度谨慎。当时的朱镕基总理看到此前在国外投资经营的中国公司几乎无一成功（尤其1993年在秘鲁经营铁矿的首钢公司，因为缺乏对所在国环境的了解等原因，引发当地工人罢工，损失惨重），他认为有钱不难买到油，因而不甚主张石油行业走出去。且到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中国对外汇储备的控制收紧，使得CNPC刚刚获得的海外大型项目（尤其苏丹项目）遇到严重的资金困难。以吴耀文为首的领导班子顶住这些压力和困难，将开拓海外的事业坚持下来。在苏丹合作项目的关键阶段，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资金困难，吴不拘于当时的外汇管理规定，大胆“截流”中石油系统企业在苏丹项目通过反承包所赚美元充作中方作为出资方的出资数额，其行为很有气魄。除了关键时刻的决断之外，我们在日常管理——比如人员培训上的7/2/1构想、HSE管理的“两页十条”上面也能看到吴的企业家品质对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在CNODC的发展历程中，继吴之后先后担任总经理的周吉平和汪东进，是两位特别具有实干精神的企业领导。公司的多位中高层管理人员特别指出，汪是一位相当敬业的领导，日理万机，周六周末也不休息。为人极有修养，即使在内外交困之时也从容有度，对下属信任、宽容。这些个人品格使得他的领导班子富有凝聚力与战斗力，进而提升了整个企业的士气。（六）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企业发展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不容小觑。在CNODC的发展历程中，从最初顶着压力走出国门，到苏丹、哈萨克等大型项目的运作，到成功竞购PK公司等，都可称得上是重大事件。但最近引起公司上下普遍关注的重大事件，乃是集团公司正在实施的对CNODC的重新定位。这次调整的主要背景之一是CNODC已越来越难以有效承担海外业务扩展与壮大之后所伴随的巨大管理事务。因此，已经出台的调整举措是在苏丹、哈萨克、南美成立与CNODC在行政上同属局级的地区公司（不在法律上注册），由其各自负责各该地区项目的日常管理事务，而涉及投资战略、人力资源及财务方面的重大决策则由集团公司集中组织。剥离出三大地区公司的CNODC仍然直接负责剩余的其他项目，并在业务上对地区公司负有“指导”之责。目前的调整无疑留下不少空白与模糊之处，其中有些需要集团公司进一步出台相关决策，有些则必然要在实践中做到逐步明晰。不论怎样，CNODC目前的定位调整已对企业上下的心态乃至行为产生了影响。（七）小结——内外因素与可塑空间以上我们重点选择了影响CNODC企业文化六个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在这些因素中，有的更多地带有外在客观的色彩，有的则更多地具备内部主观的成分，而企业文化正是在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而这使得企业文化在具有客观环境决定、自然而然形成这一面的同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可塑空间——比如企业领导的倡导、对于传统的发扬、对于国际化的适应等等都会影响到企业文化的形态与质量——这种可塑空间的存在，正是我们能够谈论企业文化及企业文化建设的前提。打造切合实际、特色鲜明，而又具有前瞻性的先进企业文化，应是CNODC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但在此之前的一个基础工作是对企业文化现状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明了现有企业文化的强项和弱势各在什么地方，然后有针对性地展开或提炼升华、或改进完善之类的建设规划。三 CNODC企业文化现状剖析对于企业文化现状的剖析，我们综合使用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在定量分析中，使用丹尼森模型测量了包括CNODC总部与海外项目的各类员工对企业文化的看法，使用奎因模型测量了总部管理层对企业文化的看法；在定性分析中，我们则着重对总部管理层进行了深入访谈。以下的分析结论，一般首先给出定量的数据显示，然后给出定性的解读。综合奎因模型和丹尼森模型，我们将一切企业文化看作由经营和管理两个维度分割而成A、B、C、D四个象限，其中A-D一组注重内部的参与与一致（参与导向与规范导向）；B-C一组注重对外的适应与使命（革新导向与市场导向）。丹尼森模型进一步还将每个象限分作3个指标（共12个企业文化指标），每个指标在问卷中各以5个问题做出测量。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学历、来公司工作时间、海龄、岗位职位等个人变量当然影响其对特定问题的态度，我们将在综合考虑这些变量的同时，尤其注意岗位职位这一变量的影响。以下我们结合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给出CNODC企业文化现状的调查结果。（一）概貌 A参与性（或团队导向） B适应性（或创新导向） C使命感（或市场导向） D一致性（或规范导向） [数据1] 调查结果显示，从被测者总体来看，A>C>D>B，均值3.64，极差0.11（见下表，关于数值的具体意义，参见附录2）。而从被测者的岗位职位角度来看，则有：即（1）总部管理人员：C>A>D>B，均值3.68，极差0.16。（2）总部普通员工：C>A>D=B，均值3.56，极差0.19。（3）项目管理人员：A>C>D>B，均值3.59，极差0.21。（4）项目普通员工：A>D>B>C，均值3.69，极差0.10。 [解读1] 员工总体对企业A、B、C、D四项的认同程度都较高，其中B、D二项略低于A、C二项。而从岗位职位这一角度再做考察，可看到总部管理人员与总部普通员工对四项的排序相同，前者的总体肯定程度高于后者；项目管理人员与项目普通员工对四项的排序略有不同，后者的总体肯定程度高于前者。大体而言，企业在参与性（团队导向）与使命感（市场导向）上表现较强，在适应性（创新导向）与一致性（规范导向）上表现较弱，这大致显示出企业文化建设所应遵循的方向。 [数据2] 从所有被测者对12个具体指标的一般态度而论述，A中的团队导向（即下文的A2）、D中的核心价值得分最高（即D1）；D中的协调整合（即D3）、B中的创造变革（即B1）得分最低。12项的均值3.64，极差0.35（A2——D3）。 [解读2] 由上述数据可知，A与C中三项的表现普遍较强，而尤以A中的团队合作最为突出；D中的协调整合、B中的创造变革表现最弱。我们在以下的分论中将对其做重点描述。（二）分论A（四象限最高） A1授权 A2团队合作（12个指标最高） A3能力发展 [数据3] A2>A1=A3 A中15项的均值3.7，极差1.06（A1-1——A1-5，具体所指见下文）。 [解读3] 员工总体认为，参与性（或团队导向）在本公司中表现突出，而其中尤以团队合作尤为突出。另外，公司在注重授权和员工能力发展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 A1:授权（1>2>3>4>5，均值3.66，极差1.06） 1 大部分员工都能积极完成自己的工作 2 决策通常由掌握最充分信息的部门提出 3 每个员工都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公司发挥积极作用 4 每个员工都能得到工作所需要的信息 5 每个员工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日常管理决策的制定过程自迈出国门以来至今，CNODC的业务规模（包括油气的作业产量、权益产量，以及销售收入与利润总额）迅猛增长，而公司员工（主要包括总部人员与海外项目人员）数量历年仅有缓慢扩充，再加国际市场竞争激烈，项目分布遍布全球的特点，使得工作忙、压力大成为CNODC的一大特征。公司自最高领导以至普通员工，均能本着很强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积极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在我们的访谈中，不少人谈到“我们每周只休1天，员工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很少闲人”，“我们的工作特点是，无上下班概念，连轴转，所有业务不能停，随时有事随时就到。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员工，一心为了工作，舍弃很多对孩子和家庭的照顾，为海外事业奉献了很多”，“公司正是因为有很多很好的同志、可歌可泣的人物在不同的岗位干出了很多功绩才有今天，正是由于大家的努力和牺牲才有了今天”…… 大致而言，公司在部门之间分工较为明确，具备一套相应的授权体系。员工能在规定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公司的高层、中层领导对发挥所有人的聪明才智这一点都有相当的认识，鼓励大家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能够积极反馈。有些领导还能特别注意给年轻人以更多锻炼机会，在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上与其风险共担、权力共享。但相对来说，出于国企中较为浓厚的行政等级色彩，普通员工对公司日常管理决策的制定并不具有明显作用，单向地听从领导安排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 A2：团队合作（9>8>6>10>7,均值3.79，极差0.34） 6 公司积极鼓励各部门之间和员工之间通过合作来完成任务 7 公司里每个部门或项目公司是靠团队协作完成工作任务，而不是靠职权或命令 8 员工能够做到把自己当作所在团队的一部分 9 团队合作是我们公司事业发展的主要基石 10 通过工作的组织方式，每个员工都能明白本职工作与企业目标的关系总体而言，团队合作是企业文化十二个方面中最被认同的一个方面。稍加分梳，海外项目成员对它的认同高于公司本部成员，管理人员对它的认同高于普通员工。 CNODC作为一个正式成立日期较短、业务具有挑战性而人员精干的公司，注重团队合作是其事业得以取得突破性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海外创业纪实》收集的对秘鲁、委内瑞拉、苏丹、哈萨克等海外项目的报道中，我们对CNODC员工在海外工作中抱团、协作的优良作风深有感触。在我们对总部管理人员的访谈中，也了解到公司领导重视团队精神，人力资源部门组织还开设有团队建设的培训课程，有意识地在员工中培养团队意识。对于企业文化的研究，时间维度上的变化也需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就团队合作而言，即有被访者恳切指出前后的变化：“公司在96、 97年腾飞起来，当时是大量需要人的时候，集团公司给予大力支持，有一个好的环境，没有太多外部因素的干扰，当时大家的心劲高，团队精神好，体现出的企业文化积极向上。随着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达到一定规模后，对人的要求就有变化，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在晋升、户口、海外支调等等方面）减少，公司的空间缩小。从队伍上来讲，会出现难以把握的情绪。”同一位被访者指出，团队精神一定程度的弱化，除了客观环境所使之外，公司多少缺乏培育和引导也是一个原因。 A3：能力发展（15> 12>14>13>11，均值3.66，极差0.51） 11 员工在工作中有充分的自主权 12 公司重视员工的培训和教育，不断进行投入以提升员工的技能 13 在公司里，员工的能力被看作是公司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14 由于员工们具有完成工作所需的技能，工作中很少出现问题 15 员工的能力不断在提高公司领导一致认为海外最大的问题是人才问题，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他们并为公司这些年在锤炼人才方面取得的成绩而自豪：“公司多年来锻炼了一批懂海外、懂生产、懂项目、懂合作的一专多能人才，这是公司持续发展的基础。70%的人才经过大风大浪的洗礼，成长起来，成为公司海外石油事业的骨干，这是我们最大的成果。” 在海外打拼、竞争的过程中，公司意识到自己的员工与外国公司员工相比，优点在于单项技术好、外语好、身体好、品德好、能吃苦、心理承受能力强，富有爱国精神；但最大的一个不足在于综合能力弱于他人。所以，培养既懂技术、又懂资本运营与项目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一直受到公司的重视与强调。据人力资源等部门的负责人介绍，公司对员工的培训已经做到系统化、制度化、常态化，培训的内容包括管理培训、专业培训（比如HSE培训、项目编制培训、法律知识培训）、技术培训，并以学分制、考核等制度形式加以保障。另外，培训与员工的职业生涯挂钩，在新人的入职、员工的晋升、领导干部的提拔等各环节都有相应的教育、培训要求。总体而言，培训的投入力度较大，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公司已经构思成熟技术和管理双序列的晋升通道（辅以相应的制度和培训要求），并试图将其积极而谨慎地付诸实施。相关的负责者认为：这完全是外国式的评价方式，我们是想 “在土树上开洋花”，因此相应的细节非常重要，不能实行粗放式管理；同时，这种管理机制的革新尤其需要在适当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在人才的扩充与接替方面，公司面临一定的困难。在前期实行的行业内部借聘的方式难以为继之后，公司相应增大了社会招聘和高校毕业生招聘的力度，但并未有效满足需求。尤其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海洋石油的勘探开发上，仍须加大在国际范围吸引人才的力度。上述一点可能只是暂时的困难，公司在凝聚人才上还存在着深层的障碍。从理念上来讲，公司当然赞同企业整体目标与员工个人价值的双赢，赞同对员工的奖优罚劣或选优汰劣。然而，事实却是公司员工在国内与国外、公司总部和海外项目之间未能形成良性循环，不少人长期工作于海外项目的同一个岗位上，不但工作丧失了挑战性与刺激性，而且积累了较多的家庭问题。更加影响士气的是，公司对人员的激励机制远未达到科学、精确的程度，这便使得员工中出现了一定的“大锅饭”现象，在我们的访谈中，有被访者痛切指出：我们对不合适的人没有很好的筛选机制。不少人因这样那样的原因，看着别人干，而公司也没有有效的办法。按说“能干的上，不能干的下”，但还不是这么回事。有的人没干和干了的一样。正确的管理是萝卜加大棒，但目前只有萝卜，没有大棒。……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管理方面的问题”。（三）分论B（四象限最低） B1创造变革（12方面次低） B2客户至上 B3组织学习 [数据4] B2>B3>B1 B中15项的均值3.59，极差0.60（B2-36——B2-39） [解读4] 适应性（或革新导向）是CNODC在企业文化四大象限中表现最弱的一个，而其中又尤以创造变革上的表现不如人意。有论者指出，这其实是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相比的一大弱项，究其原因则在于二者价值观念的差异。一般而言，中国企业受政府行为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追求稳健、抵制变革，不敢冒大的风险，唯恐失败，因此常常难以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反之，西方的企业则敢于创新和冒险，鼓励变革，同时也有较强的风险防范意识，因此在新产品研制、新市场开拓、新方法运用等方面都能快人一步，使企业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在敢于革新、敢于冒险方面，CNODC乃至中国企业还有许多需要向西方同行企业学习之处。 B1：创造变革（32>35>33>34>31，均值3.49，极差0.07） 31 公司做事的方式很灵活，容易应对变化 32 公司能对竞争者和行业发展环境的变化能迅速进行相应的策略或制度调整 33 公司经常采用新的或改进过的工作方法或技术 34 公司里不同部门之间经常合作共同推进一项变革或创新 35 公司创新变革的努力很少遇到内部阻力对于CNODC来说，创新主要包括技术与管理两个方面。在技术创新与进步方面，就内部比较而言，公司取得的成绩可谓骄人：近10年来，取得国家重大科技进步奖7个，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获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被动裂谷盆地成油理论”（苏丹Muglad盆地1/2/4区高效勘探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工程院童晓光院士曾向我们介绍了这一理论的创新之处：“每个地区的地质结构不一样，你必须要针对一个地区进行研究，我们所说的创新是对这个地区的研究超越别人。苏丹那种盆地的地质条件恰好很类似于我们的渤海湾，我们对这种条件非常熟悉，而雪佛龙公司不熟悉。但它这个地质条件也有和渤海湾不一样的地方：渤海湾是地幔上拱的主动成油，而苏丹那个盆地经我们研究则是被动成油。——最大的基础理论是“裂谷盆地”，但对于这种“裂谷盆地”怎么聚裂的，那要你自己创新了。”正是这种地质理论和勘探技术上的创新，为苏丹项目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童院士在谈话中一方面特别强调创新对于成就事业的重要，一方面又慨叹总地来看中国的石油开发技术与国外的差距很大，“中国就是缺乏创新型人才，守旧型人才势力很大”。在管理创新方面，我们在公司看到的也是号召提倡多，真正的实效少。据介绍公司每年都评选管理上的创新成果。但当我们要求公司一位参与评奖者具体回忆印象深刻的一项管理创新成果时，她则告诉我们没有印象，并进一步说：“对于管理思路，领导经常有一些想法，未必成体系。包括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管理体系，有些东西停留在纸上，没有实实在在体现出它的经济效益，这个问题很难说清。” B2：客户至上（36>38>40>37>39，均值3.64，极差0.60） 36 在公司发展中，公司充分尊重资源国、合作方的意见和建议 37 服务方、供应方的意见会直接影响公司的决策 38 公司在决策中会重视资源国、合作方、服务方或供应方的利益 39 所有员工都深入了解资源国、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40 公司鼓励员工多了解和掌握国际市场环境和行业发展有关信息作为一个较晚进入海外石油市场的公司，CNODC在处理与资源国、合作方的关系中，只能是、事实上也一直是注重双赢或多赢。比如，苏丹项目给一片空白的苏丹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石油工业，培养了一批苏丹本土的石油人才。哈萨克的项目使濒临倒闭的阿克纠宾油田起死回生，并为阿州乃至哈国的税收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事例和成绩后来都被誉作中国与相关资源国合作的典范，受到了双方国家高层领导的肯定、赞扬。同时，CNODC的各海外项目，均对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积极投入，相比在国内更加看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企业形象的维护。在与资源国的关系方面，有受访者谈到随着资源国相关经验的增加以及油价变动等因素的影响，资源国变得越来越“精”，对石油的监管加强，给CNODC业务发展及员工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由于油价的变化，造成资源国调整其政策，如公司的整体结构（股份结构的调整，国有化）、各种税收、对当地的社会贡献增加（建学校、建医院），限制外国人到本地来（用签证或工资来限制你），此时我们的压力很大，就得与合作伙伴、政府联系，必须与他们去接触、解释、谈判。”在此过程中，合规合法、诚实守信、注重形象成为企业在处理人我关系时的最佳选择。另外，在与合作方的相处方面，CNODC的员工也意识到在真诚合作的同时需要斗智斗勇，这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 B3：组织学习（43>41>45>42>44，均值3.62，极差0.29） 41 在公司里，有奖励学习和创新的制度和活动 42 我们把失败看作是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43 在工作中我们会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避免事情陷入严重危机 44 公司人员之间充满积极鼓励及包容的气氛，很少有批评责难的情况 45 我们确保及时学习和掌握工作所需的最新知识和信息中国石油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意识与感受到自己与国际老牌石油公司的巨大差距的过程。公司一位受访者坦率地说：我们的技术不如人（比如深海技术一片空白，开发技术也差距很大），管理不如人（比如，国外500万吨的炼厂仅需三四百人，而国内同样规模的炼厂，需要几千人），之所以走了出去并取得较大发展，能抓住机遇是主要原因。实际上，意识到差距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包括CNODC员工在内的中国海外石油人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管理理念，学习西方的资本运营，学习相关的语言、法律，等等。就CNODC员工而言，这些年通过海外项目的锻炼，有时甚至是通过失败或付出代价的教训，学习到了不少东西。同时，如上所述，公司对于员工的培训也相当重视。可以说，建设学习型企业在公司中有着较好的体现。不过，在我们的访谈中，也有人坦率地谈到本企业最近几年相比以前，在学习风气上呈现一定的疲软状态，这与企业出现的其他问题其实是伴生的。不过，所有受访者几乎一致认定坚持国际化目标、坚持学习与吸纳西方企业的优点是CNODC的必然选择。（四）分论C C1战略导向 C2目标 C3愿景 [数据5] C3>C1>C2 C 中15项的均值3.66，极差0.69（C3-48——C3-47）. [解读5] 使命感（或市场导向）是CNODC企业文化中表现仅次于参与性（或团队导向）的一个方面。这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在国内原属垄断性的石油企业，在市场化及国际化的道路上走了多远。 C1：战略导向（51=52>53>54>55，均值3.66，极差0.25。） 51 公司对未来发展有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方向 52 公司有清楚的使命，赋予我们工作的意义和方向 53 公司的战略会影响行业内其它企业转变竞争方式 54 公司员工素质能够与公司的发展战略相适应 55 我很清楚公司的战略方向在CNODC迄今为止十五年的发展历程中，在战略的选择和决策上有颇多可圈可点之处。战略的制定与最高决策者的关系至重。有被访者这样告诉我们：“公司的战略虽然不是那么按部就班、那么有规则，但是多年来，从吴总到周总、汪总，把握这一块都是很好的，战略决策很好。早期投资谨慎，以开发老油田、有发现的区块为主；瞄准后短时间重大突破。如苏丹项目，97年没钱，国家不给钱，俯下身子，埋头苦干。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认准之后，打了一个短、平、快的胜仗……现在，一方面不轻易从市场上撤出来，一方面不断加强对风险的控制，在对风险的防御和应变能力上也比较强，在大战略上是成功的。”另外，比如说，在PK公司的成功收购一案上，我们也能看到CNPC及CNODC决策者把握战略的能力。战略虽说主要由决策者把握，但同时也需要员工普遍知晓、理解，并为本身的工作赋予方向感。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CNODC管理人员，尤其总部的管理人员，对战略的知晓度较高；而普通员工，尤其是海外项目的普通员工，对战略的知晓度较低。 C2：目标（59>58>57>60>56，均值3.64，极差0.20） 56 公司的发展目标在员工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支持 57 公司领导设定的目标既雄心勃勃又切合实际 58 我们不断对比既定的目标，总结取得的进步 59 公司领导层明确公布了公司要实现的中长期目标 60 员工们知道为了公司长远的发展需要做些什么公司的目标主要由集团公司以产量为核心衡量指标给出，并在公司的管理层中有很高的知晓度。以下是我们在访谈中听到的几位管理者对公司目标的理解： “集团公司给了公司很大的目标，所以压力比较大，过几个月就会把目标提一下，目前的目标与15年前相比几乎不可想象，现在正处于一个变动的阶段。” “集团公司对海外业务提出了很高的目标和要求。2020年要求达到2亿吨作业产量，发展目标非常宏伟，正在积极落实。前一个1亿吨差不多，另外的1亿吨计划再购买一些新项目、新区块。发展目标非常宏伟。但存在着挑战：高油价、政治环境（国家之间的竞争）；资源国对外合作的积极性降低；资源短缺对进一步发展造成挑战。开发新项目投资成本高，开发难度大，经营风险高。” “发展目标非常宏伟，到2015年成为集团公司半壁江山，如何成为半壁江山，这是个综合性指标问题，不只是生产数量问题，在生产、技术、社会责任、利润、公关、形象、项目方面都进一步扩大，获得长足发展。配合集团公司建设国际综合化能源公司的大战略，在新形势下应该客观科学地看待这个问题。目标能否达到，受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国家的宏观环境、资源国的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从目前来看差距很大，要有飞跃式的发展才行。” 据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在公司目标方面，总部管理者的综合认可程度最高，但对目标的切实性有所疑虑。而总部普通员工、项目管理人员及项目员工对目标在员工中的传播以及认同程度评价较低。这些问题表明公司在目标管理方面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C3：愿景（48>46>50>49>47均值3.69，极差0.69） 46 我们对公司的未来拥有共同的愿景 47 公司的短期目标服务于长期目标 48 公司领导有长期发展的远见 49 公司员工具有实现共同愿景的使命感 50 我们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景是使命感三方面中受到最高肯定的一个方面。员工们普遍对公司领导的远见以及企业的前景抱有信心。根据调查，在上述五个问题的平均得分上，总部人员高于项目人员，普通员工高于管理人员。如下访谈内容似能揭示其中的一部分原因。问：目前员工的离职率有多少？答：这个应该在5%以内。大部分员工属于石油企业借聘的，与国内企业比，待遇还是比较好的，工作比较稳定、可靠。总体来说，离职率不高。近两年来，高职领导离职率比较高。我认为，这是一种在创业之后还是选择离开，这是对职业的疲倦感。另外，我们公司是精英汇集的地方，都是人才、人物。在我们公司工作3、4年，4、5年，有时没有合适的岗位，有的人就到新的公司去了，职位上去了，薪酬也上去了。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允许他们离开公司。对于一般员工，还是薪酬问题，还有职业生涯发展。（五）分论D D1核心价值观（12方面次高） D2配合 D3协调与整合（12方面最低） [数据6] D1>D2>D3 D中15项的均值3.61，极差0.46(D1-16——D3-26)。 [解读6] 一致性是CNODC企业文化四象限中表现次低的一个象限，这此象限中，企业在核心价值观上表现之高与在协调与整合上表现之低形成一个较强反差。 D1:核心价值观（16>18>19>17>20，均值3.74，极差0.18） 16 公司的领导和管理者能够身体力行，“按他们自己所倡导的要求去做” 17 如果有人在工作中忽视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他不会得到公司的认可 18 公司形成有一套特有的管理模式和一套不同于其他公司的管理实践？ 19 公司有一套清晰、一致的价值观指导和约束我们做工作的方式 20 公司有一套倡导的道德标准，告知我们分辨是非，并指导我们的行为公司在价值观方面的较强表现，与多年来思想政治工作上宣传与倡导的力度有关。爱国、创业、求实、奉献；诚信、创新、业绩、和谐、安全等等都是集团公司明确倡导的价值观。据我们的调查，CNODC员工认为公司体现程度较高的几个价值观依次是安全、爱国、诚信、质量、发展、学习；而个人层次最希望实现的几个价值观依次是：安全、诚信、个人成长、个人收入、开放、责任。我们的访谈和调查都说明，公司的领导和管理者多数能按照所倡导的价值观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为员工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需要注意的是，按照我们以年龄阶段划分的调查，41-45岁之间的中年员工多少有些犬儒主义倾向。另外，海龄很短（0-3年）和海龄很长（10年以上）的员工，对公司在核心价值观的表现评价相对较低。 D2：配合（25>21>24>22>23，均值3.66，极差0.26） 21 当工作决策中发生意见分歧时，我们力求获得“双赢”的解决方案 22 全体员工广泛认同并共同具有公司所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 23 工作中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即使遇到困难的问题也是如此 24 每个员工对正确的工作方式都有清楚一致的认识 25 在工作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上，我和同事们通常都能达成一致配合一项主要考察公司内部是否具有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员工之间在处理问题时是否容易达成共识，领导者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让大家达成一致，并在关键问题上协调不同的意见。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总体而言，CNODC员工在工作中的关键问题上一般都能与同事达成一致；但在遇到困难问题时，要达成一致不太容易。另外，从岗位职位的角度来讲，公司总部管理人员对此项的肯定程度超过其他三类人员。这与我们在访谈中听到的对公司管理层“心齐”的评价是一致的。于此，正如一位访谈者向我们所说的，在进一步发挥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与领导班子形成更强的合力上面，还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D3：协调与整合（27>30>28>29>26，均值3.4，极差0.10） 26 公司里不同部门的人都有共同的目标和愿望，没有本位主义 27 公司不同部门间信息流畅，能彼此交流，相互支持与协作 28 每个员工的工作方式是一贯的，与人配合工作时，事先就能知道他会怎么去做 29 与来自于公司内任一个部门的人一起工作和与来自于其他企业的人一起工作是不一样的 30 公司里每个层级的人员都很好地制定了目标协调与整合是CNODC企业文化十二方面中被肯定程度最弱的一个方面，其中尤以部门本位主义表现明显，这显示出目前公司管理中亟待改善的地方。以下访谈内容对此给出了更清楚的说明。问：部门之间的职责界定是否清楚，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效率怎样？答：应该是比较清楚了。但好多情况下，也不是特别清楚。比如组织机构的设置原由人力资源部来做，而有一段时间交给内控部、战略发展部来做，感觉比较迷茫。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各个部门牵扯进来，大家各有各的想法，一件事本来两天可以做完，但半年一年也解决不了。（另一位受访者提到海外项目存在类似情况：“项目由于工作量太大，介入人很多，打乱仗，责任也说不清”）另外，企业发展到目前这个情况下，组织机构也需要优化。比如，我觉得内控部应该控制的几个关键点，不能为了程序而程序。例如，为一件事签多少字？立项、招标、合同文本审核、在合同文本上签字、付款，一件事情签五次字，工作没有效率。在合同审核上，根本不需要领导签字。该省的则省。内控也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益，但结果变成了形式主义，关键在于对内控的理解问题。问：为什么不座谈、互相沟通一下？答：每年测试两回，大家还是有很大怨气的。问：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答：这有历史原因。公司发展太快，一些基础的工作该做却没有做，本来一个部门的工作，你干一点，他干一点，结果让三四个部门去做。问：领导者的管理理念比较先进，但在实践中，整体的管理水平和企业发展还存在距离，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答：大部分领导在海外工作过，踏踏实实。但我们也有一部分人叫“忽悠”型的，让领导做某些事，习惯做表面文章，不注重实实在在的内涵。反思以后，对工作效率起阻碍作用的就该取消。上面的领导把握得比较好，效率低存在的问题在于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十几年前，我们曾做过一些流程的梳理。一起坐下来，节俭这个流程，提高工作效率，通过这个工作，我们的部门和岗位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环节。现在的问题是在对流程“固化”的同时必须进行“优化”。（六）小结以上我们根据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对CNODC企业文化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剖，并指出其中表现最强和最弱的所在，且对相关原因有所解析。略作总结，有三点应该引起特别关注。其一，企业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对企业文化现状有着重大影响；其二，在中西企业文化的比较方面，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虚骄自大，首先应真切地认识人我各自的优劣长短，在此基础上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当然最常见的是，长短乃同一硬币的两个方面，我们必然面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的艰难选择）；第三，企业文化建设的重心仍在向西方学习，走国际化道路，这样一条道路，或许可以更恰当地称之为“西体中用”。有关上述三点内容，如下访谈内容可供进一步参考。关于优劣互见问：CNODC今后在哪些方面需向国外大力学习？答：技术上有强项也有弱项，取长补短。关键是理念问题，应和国外公司多交流。因为国有企业理念还不太适应市场。中国的管理体制和国外不一样，也不能一下子就跨到国外。毕竟他是一个国企走向海外，他有自己的一套东西，有自己的优势（比如中石油的一体化使得我们的设计施工速度很快）。我们的特色还是要有的。这样挺好的。若让我们完全按照国际上的运作，那是不可能的。甲方业务很重（我们不但要开拓市场还有社会责任要带动劳工出口、技术出口、装备出口、照顾方方面面，这还是有利益的），看条件，成熟就做。理念还是需要拓宽一下。（G）我们有60万的职工队伍，实际上与西方不同，不是完全的油公司。我曾经在伊拉克工作过，见过他们的前能源部长瓦希德，我们当时改革的时候想灭了服务公司，完全走油公司道路，想甩开石油的责任，想甩开太多的劣势，当我们把油公司的优质资产发展，想让劣质资产自生自灭时，瓦希德告诉我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民族的石油工业没有服务业是非常危险的。从属公司不要觉得它是劣质。……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半技术、半服务、甚至包括石油院校，一体化的整体。苏丹项目如果没有我们的建筑队，没有我们的管道公司，那就拿不下来。就这样拿下了苏丹，油价上涨，我们就有了发展。拿下苏丹以后，如果设想我们就像西方公司，独独的油公司，没有服务公司，没有其它的技术支持的话，那我们早就衰竭了，一拨肯定就到。不过优势同时也是劣势，人多不一定都是精英，装备不一定就是优良的装备，技术不一定是先进的，但是毕竟我们有（X）我们的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带来的弱势是灵活性不够……我们石油系统受军队的影响，吃苦耐劳、奉献我们都可以，但资金运筹不行，我们还是不懂国际资金的运作。另外中国的核心技术还是不行。（J）关于制度与基础（续前）问：为什么感到工作没意义？答：最终领导讲的不是你想的，有制度，但执行不够，把基本的职能部门跨过去。很多项目都超计划，没有按照严格的规定去做，最后又没有得到公司的批评惩罚。日久天长，就会感到没意义……制度、流程什么都有，关键在执行这些规章制度时怎么来约束它，谁来破坏它？破坏的人他的影响力有多大？我部门的人破坏它，我会批评他。上面的人破坏它，这个管理理念不就散了吗？不就变成人治了吗？问：为什么责任不能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答：领导班子经常变，随时在变。今天派这个老板去，半年后派那个领导去。“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是公司的特点。面对这种情况，制度难以执行。问：针对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展开讨论？答：一年以前有过呼吁，像这样的公司，它的流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以经验代替管理肯定会乱。但一直忙于抓生产，顾不上。问：你认为这个问题怎么应对？答：从公司发展来讲，基础不牢靠，应注重基础。必须下功夫把基础工作做好。资料交接也好、流程规章也好，必须是固化的。在这个平台上才能稳固发展，不能随意性、个体性太强。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几个关键经理离职，这个公司再发展便有困难。（G）基础工作公司内部无人掌控，资料很难收集，怎么评审、怎么评估，这都是不清晰的。对基础工作不重视，就会伤害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就会觉得他的工作没有价值、意义。而比较表面性的工作，比如出去搞调查显得很重要。这些工作虽然很重要，但只重视这样的工作，员工就会认为公司不重视他，就会丧失积极性。（G）一个企业首先应把基础工作做好，但我们没有重视基础。但又是管理上必须干的事情，这就是难点，管理层要下大工夫去做。中石油根本上看的是生产，更看重的是产了多少桶，多少吨。但真正基础的管理工作，对企业家来说相对薄弱。薄弱的基本认识问题在于是急功近利还是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事情。（W）公司走过十几年，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去年有20、30亿美元现金流，在国内企业人均创利最高，公司业务增长快速。不足之处在管理上需要改进，激励机制上需要改进，都要我们跟外国公司学。（L）关于国际化：在我们对总计23人的访谈中，“国际化”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各位受访者有关的叙述这里难以尽述，但千言万语，总结一句话即是：国际化是CNODC必然要继续迈进的方向。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建议（一）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已做工作及成效分析自进入21世纪之后，CNPC日益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并已将文化建设上升到企业重要发展战略之一的高度加以强调，近年制订并下发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纲要（试行）》，《纲要》对企业文化建设做出了整体规划和部署，要求所属各单位在“四统一”的原则下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即规范使用集团公司统一的企业标识，大力弘扬统一的企业精神（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建立统一的核心经营管理理念（诚信、创新、业绩、和谐、安全），奉行统一的企业宗旨。《纲要》的颁布，标志着CNPC企业文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在集团公司相关理念的指导下，CNODC结合自身的海外业务特点，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效的工作：比如在各海外项目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建设，灵活机动地开展党的组织生活，实行民主对话，改善海外员工的生活工作环境，活跃海外员工文体生活。在与思想政治工作有一定联系、但含义更广泛的企业文化建设方面，CNODC同样进行了诸多切实的工作，包括大力弘扬中石油传统形成拼搏和奉献文化，为海外员工家属办实事形成独特的关爱文化，加强培训形成学习型文化，相互交流形成中外交流文化，注重公益事业形成互利双赢文化，按国际规范运作形成诚信文化，创立CNPC海外形象品牌等内容。可以说，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对CNODC海外业务的健康发展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举例而言，自2005年接管位于哈萨克境内的PK公司以来，CNODC进行的以多元文化融合为重心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做得非常有声有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更具体地，我们对公司员工的问卷调查显示出CNODC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效以及尚待提高之处。成效：总地来看，大部分被调查者（70%以上）认为本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经营业绩发挥了一定的乃至直接的促进作用。同时，被调查者对公司领导层和管理人员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评价较高，对公司在组织相关的文化活动、进行企业文化的宣传与培训方面的评价较高，对公司在对外合作理念、HSE理念和社会责任方面的贯彻执行情况比较满意。被调查者认为，与其他行业相比更高的收入、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公司工作能够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是公司凝聚员工的三大因素。不足：普通员工在主动践行企业文化方面的表现较弱。员工对企业文化的理解尚有提高的空间，对于企业倡导的理念知晓度和执行满意度，除了HSE理念、对外合作表现较强之外，其他理念，尤其经营管理理念及人才理念都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相应地，员工对自身工作以及待遇的满意度偏低（见上图）。被调查者认为，公司最重要的价值观多集中在生产经营的控制和提升方面，而在变革、内部关系方面的较少；人际关系复杂、信息沟通不畅、制度执行力不足是公司中表现较为普遍的三类消极现象；同时人力资源缺乏、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流程不规范是制约公司发展的主要因素。另外，在多元文化的融合及企业形象的营造上，也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以上不足显示出今后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所应着力的地方。（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建议根据以上对CNODC企业文化建设现状的剖析，我们初步提出如下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路建议。 1、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般原则（1）全面提高公司员工、尤其领导者对企业文化内涵的准确把握及建设企业文化的自觉意识。从CNODC本身的发展阶段来看，它已经过早期的原始积累和之后的外延式发展阶段，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企业文化的水准，可以说对企业的永续发展关系重大。然而，在我们的调查中，仍能看到不少员工对于企业文化的认识较为模糊，比如将思想政治工作等同于企业文化建设，甚至将文体娱乐活动当作企业文化的主要内容。因此，加强企业文化建设，首先应该求得公司员工、尤其管理层对企业文化的实质内涵有准确的理解。（2）建设公司特色鲜明的强势文化所谓强势文化，是指一个企业的理念被成员所信奉，并且成为指导企业各项组织活动的指导原则。企业文化的特点鲜明、主题突出。同时，强文化需要予以积极建设与传播。CNODC目前进行的企业文化建设，自然需要遵循集团公司颁布的《纲要》中规定的四统一原则，但结合本公司的业务特点，建设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文化才应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所在。（3）企业文化建设应抓住关键。企业文化包括的方面众多，头绪复杂，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应抓住企业面临的少数主要问题，进行有的放矢的企业文化建设。 2、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轮廓根据以上根据丹尼森模型所作调查，同时配合根据奎因模型所作调查，CNODC的企业文化现状轮廓为A（参与性，或团队导向）——C（使命感，或市场导向）方向长，而B（适应性，或创新导向）——D（一致性，或规范导向）方向短，略呈菱形。而受访者对未来企业文化的偏好则为A——D方向略长， B——C方向略短，略呈梯形。这表明了企业文化建设的重心应由注重外部向注重内部方向移动，由强调控制向强调灵活方向微调。也即需要在规范管理、激励机制、鼓励创新等方面多下功夫。对此，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进行细致研究。主要参考文献 1、迪尔，肯尼迪：企业文化—企业生活中的礼仪与仪式，李原，孙健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2、科特，赫斯克特：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李晓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3、组织文化诊断与变革：卡梅隆，奎因，组织文化诊断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4、许嘉璐：清醒地认识文化建设问题（高层访谈）载《学习时报》2008年11月17日，462期。 5、王璞，武凌：企业文化咨询实务，中信出版社，2003年。 6、刘光明：企业文化案例，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 7、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调查研究报告（2007-2008），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 8、王吉鹏：企业文化的39个细节，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年。 9、欧庭高，曾华锋：企业文化与技术创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谭伟东：西方企业文化纵横---当代企业管理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1、杨代利：企业战略文化，企业管理出版社，2007年。 12、戴万稳：跨文化组织学习能力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3、王超逸，高洪深：当代企业文化与知识管理教程，企业管理出版社，2007年。 14、企业文化师国家职业标准.企业文化师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编写专家组：企业文化建设案例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 15、杨艳英，李柏松：企业文化修炼案例，蓝天出版社，2005年。 16、王吉鹏，李明：企业文化诊断评估理论与实务，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 17、余世维：企业变革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8、李建军：企业文化与制度创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19、汪鉴定：论中国石油企业文化建设，石油工业出版社，2003年。 20、段万春.王鹏飞.仲崇峰：企业文化的构建及评价，科学出版社，2008年。 21、王吉鹏：企业文化理念体系构建实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22、郭鑫.毛升：海尔精髓---企业文化与海尔业绩，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年。 23、谷照明，阎红玉：海尔：中国的世界品牌，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 24、刘首英：对话：倾听46位世界级商业领袖的声音，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 25、宋光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6年。 26、钱学文等：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7年。 27、王基铭：国外大石油石化公司经营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石化出版社，2007年。 28、海外创业纪实编委会：海外创业纪实（上中下），石油工业出版社。 29、为中央新闻单位赴境外采访提供的素材——CNODC（2007年5月） 30、薄启亮：跨国收购企业的多元文化融合和国际化团队建设，2007年8月

魏菲德9月14日病逝

萧峰 — Sat, 04 Nov 2006 11:34:00 GMT

Frederick Wakeman, Chinese history scholar, dies at age 68
　　By UC Berkeley Media Relations | 19 September 2006
　　BERKELEY – 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 an emin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emeritus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died at his home in Lake Oswego, Ore., on Sept. 14. He was 68. The cause of death was cancer, said his wife, He Lea Wakeman.
　　During the 1970s and '80s, Wakeman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opening of scholarly exchang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ccording to Joseph Esherick,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and one of Wakeman's former students.
　　In 1978, as educational adviser of the U. S. Inter-Agency Negotiating Team on Chinese-America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Wakeman helped ensure that the Chinese desir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exchang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matched by an opening of research opportunities in

China

for American scholar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Esherick said.
　　In subsequent years, Wakeman served on and chaired many of the committees that worked to expand cultural and scholarly relations with China.
　　But it was as a writer of influential books that Wakeman's influence was the greatest. His historical writings ranged from the 17th century origins of the last Chinese dynasty to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Mao Zedong's thought.
　　Considered by colleagues to be a meticulous researcher and a master of many languages, Wakeman was known for his detailed narratives of the complex social, political and personal dynamics that lay behind the critical turning points in Chinese history.
　　"Wakeman is one of the finest historians ever to work at UC Berkeley and one of the campus' greatest scholars of any discipline in the current generation," said David A. Hollinger, chair of the campus's Department of History.
　　Wakeman's first monograph,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1966), was a pioneering work of local history that explored the social unrest affecting the Canton region in the wake of the Opium War. His 1973 book,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explored the philosophical influences on Mao's thought - from Zhuangzi to Marx, from neo-Confucians to neo-Hegelians - probing sources ranging from the textbook Mao used in college to his poetr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keman's most famous work was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1985). This two-volume narrative history of court debates and literati culture was honored in 1987 with the Joseph R. Levenson Priz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which called it "a monumental work [of] extraordinary scope, ambition, and narrative power... a true history written with an awareness of world events and global connections."
　　In recent years, Wakeman's work focused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China,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Shanghai and the modernizing Chinese states' preoccupation with issues of public security.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1995), "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 (1996)," and his most recent book,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2004), explored the nature of Nationalist Party rule in the years before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Fred to me was always an enchanting mixture of troubadour and secret agent," said Yale University professor Jonathan Spence. "His finest books were large in every sense: in length and in spirit, jammed with incident, relayed with emotion. He was a total story-teller, and tracking his tales through their webs of detail and their unexpected juxtapositions was always a fascinating task.
　　"He chose, like the novelist he really wanted to be, stories that split into different currents, and swept the reader along, into and out of long, action-packed footnotes, into which he tucked whole subplots as glosses on his main text. To me, Fred was quite simply the best modern Chinese historian of the last 30 years."
　　Upon his retirement from UC Berkeley in June 2006, Wakeman was honored with the campus's highest award, the Berkeley Citation. Wakeman taught at UC Berkeley for his entire career, beginning in 1965.
　　Wakeman received many honors for his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He was elected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and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He served in 1992-1993 as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nd from 1986 to 1989 as president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Born in Kansas City on Dec. 12, 1937, Wakeman left the American heartland when but a few months old, and his youthful schooling was distinctly international. His father, Frederic Evans Wakeman Sr., was a successful novelist who led his family on a peripatetic life so that the young Frederic attended school in New York City, Cuernavaca, Bermuda, Santa Barbara, Havana,

France

and Ft. Lauderdale. Adjusting easily to instruction in Spanish and French, Wakeman picked up smatterings of Italian and Portuguese during summer vacations and learned some Latin at his British grammar school in Bermuda.
　　In 1955, Wakeman entered Harvard College, where he majored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dding German and Russian to his repertoire, and graduating Phi Beta Kappa. He turned to Chinese studies while studying at the 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in Paris, then earned his Ph.D. in Far Eastern history at UC Berkeley in 1965, mastering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process. Along the way, in 1962 he published a novel, "Seventeen Royal Palms Drive," under the name of Evans Wakeman.
　　Wakeman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He Lea Wakeman, of Lake Oswego, Ore.; three children, Frederic Wakeman III of London, England, Matthew Wakeman of Kensington, Calif., and Sarah Wakeman of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two grandchildren; and his sister, Susan Farquhar of Blacksburg, Va.
　　A memorial service will be held on the UC Berkeley campus in early November.
　　部分著作（Selected Publications）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Shanghai Badlands: Political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in Wartime Shangha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吉尔兹病逝（转载）

萧峰 — Sat, 04 Nov 2006 11:32:00 GMT

克利福德·吉尔茨教授于2006年10月30号去世

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终生致力于文化和符号阐释的卓越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教授于2006年10月30日在费城去世，终年80岁。格尔茨住在新泽西州的普林西顿，1970年以来一直在普林西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根据该院发布的消息，格尔茨死于心脏手术后的并发症。
   由于他在文化理论和文化阐释领域的卓越贡献，格尔茨被看成阐释人类学或者符号人类学的奠基者和宗师。但是他的影响已经超越人类学而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并且由于其文学天赋，他的作品迥异于大部分理论家和人类学研究者。
    他1988年的著作《工作与生活：作为创作者的人类学家》曾经获得了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奖。在这本书里，他追朔了人类学家的四位先辈：马林诺夫斯基、本尼迪克特、艾维斯.普理查德、列维斯特劳斯。
    格尔茨利用他丰富的历史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化批评的知识底蕴，分析并解释仪式、艺术、信仰系统、制度以及其它他所定义的“符号“的含义。1973年的《文化的阐释》成为其经典之作，曾被纽约时报书评评为二战以来最重要的100本书之一。
    格尔茨还有关于自己在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田野调查的大部头著作。在被收录于《文化的阐释》中的一篇被最广泛引用的论文《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里，格尔茨分析了在这种“深层游戏”仪式形式里被建构、强调和维持的亲属关系以及社会关系。在他的著作中，格尔茨小心翼翼将其文化概念与社会结构的概念进行区别，这使得其有别于功能主义学者——诸如列维斯特劳斯——他认为仪式、制度以及文化的其它方面可以被更好地理解成我们行动的目的。不同于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的、正式的、社会生活以及制度的形式，格尔茨说文化是“存于符号中的意义系统”，它提供给人们一套理解现实和勃兴生活的参考框架。格尔茨认为，文化弥补了那些使人类作为物种的生物特性与在一个复杂、独立和多变世界中行事的社会特性之间的裂缝。简单的说，在格尔茨的阐释话语中，对于文化现象应提的问题不应该是它们做什么，而应该是它们意味着什么。
    格尔茨也一直非常关注于人类学家的角色以及人类学的方法论问题。由于人类学的西方传统，处于一种文化的人要准确并深刻理解其他文化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他认为人类学家不应该只是一个被动的客观的观察者，而是要作为一个创造性的叙述者，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他1983年出版的《地方性知识》一书中，格尔茨关注了一种文化的成员能否客观的理解其它文化。对于他来说，人类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他所谓的深描的方法来阐释符号。因此，人类学家必须既是严格的经验研究者，也是有见识的理解者，类似于精神分析学者。在1972年，他写到：“文化解释是（或应该是）猜测意义，对意义的评估以及从更好的猜测中获取结论。”
    格尔茨1926年8月23日出生于旧金山，是克利福德和洛伊丝的儿子。二战期间，他曾在海军服役。1950年，他在Antioch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学位，也就是在那里，一位教授发现了他兴趣，并建议他去学人类学。然后他去了哈佛大学的社会关系系，在那里他和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社会学家帕森斯一起学习，并于1956年获得博士学位。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个人类学田野工作， 1952年到1954年他在爪哇中部一个派尔（Pare）的乡村度过。他早期的关于印度尼西亚的著作包含了传统的人类学和历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去殖民化后的经济和政治发展。
    他的第一本主要著作《爪哇的宗教》（1960），是关于爪哇宗教的一个民族志阐述。《农业内卷化》（1963）是关于印尼独立后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大图景展现，而《小贩与王子》（1963）则是对爪哇小镇Modjokuto和巴厘小城Tabanan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微观解读。关于Modjokuto一个世纪的社会发展成为了《一个印尼小镇的社会历史》（1965）的主题。与自己的第一个妻子—人类学家Hildred Storey—合作撰写的《巴厘的亲属关系》（1975）创置了在符号、模式和观念等文化领域中的关于巴厘亲属关系实践的潜在秩序。《尼加拉:十九世纪巴里剧场国家》（1981）检视了前殖民时代南巴厘人王朝的一个皇族历史，挑战了从马基亚维利到霍布斯到马克思的政治学的权力中心传统。
    格尔茨第一个妻子是Storey，她帮助他完成了一些早期著作，1982年他们的婚姻走向结束。现在，她是普林西顿大学人类学系的名誉教授。1987年，格尔茨与另一个人类学家Karen Blu结婚。
    格尔茨在哈佛开始他的学术生涯，他在那里担任研究助理和指导，1958年到1959年他在Palo Alto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员，随后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助理教授。1960年1970，格尔茨在芝加哥大学度过十年，并且在1964年成为正教授。1970年后，他加入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并成为该院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教授，期间1978到1979年曾经短暂的牛津授课。
    在他1995年的传记《追寻真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个人类学家》，格尔茨巧妙地将自己的实证研究与学术生涯融合在一起，并且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学是“一个极佳的享受生活的方式，让人着迷也遍布挫折，对人有益又充盈妙趣。”

主要著作：
1、 1957年，《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个爪哇案例》（"Ritual and Social Change:A Javanese Example."）
2、 1960年，《爪哇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Java）
3、 1963年编，《旧社会与新国家》（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4、 1963年，《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迁过程》（ 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5、 1963年，《小贩与王子》（Peddlers and Princes）
6、 1964年，《作为文化系统的意识型态》（"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Apter,D.(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7、 1965年，《一个印度尼西亚城镇的社会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an Indonesian Town）
8、 1966年，《作为文化系统的宗教》（"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Banton, M.(ed.),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9、 1968年，《伊斯兰观察：摩洛哥与印度尼西亚的宗教发展》（Islam Observed : Religion Development in Morocco and Indonesia.）
10、 1973年，《文化的诠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中译本：1、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2、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1、 1975年，《巴里岛的亲属关系》（Kinship in Bali (with Hildred Geertz).）
12、 1975年，《作为文化系统的一般认知》（"Common Sense as a Cultural System." Antioch Review）
13、 1975年，《土著观点：关于人类学的理解》（"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American Scientist, 63: 47－53. 另见于K.Basso and H. Selby (eds.), Approaches to Symbolic Anthropology, Albuqerque）
14、 1976年，《作为文化系统的艺术》（"Art as a Cultural System.",MLN,91:1473-99）
15、 1979年，《摩洛哥社会的意义与秩序》（Meaning and Order in Moroccan Society (with Hildred Geertz and Lawrence Rosen).）
16、 1980年，《尼加拉:十九世纪巴里剧场国家》（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中译本：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7、 1983年，《地方知识 : 诠释人类学论文集》（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中译本：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杨德睿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18、 1984年，《反「反相对主义」》（"Anti Anti－Relativis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86(2):263-278.）
19、 1988年，《工作与生活：作为作家的人类学者》（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20、 1995年，《追寻真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个人类学家》（After the Fact---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台湾社会经济史专题讨论课程安排（转载）

萧峰 — Fri, 27 Oct 2006 02:32:00 GMT

臺灣社會經濟史專題討論

2004 學年春季班

任課老師：柯志明 (中研院社會所，TEL: 2652-3362, 26523402，E-mail: ka@gate.sinica.edu.tw)

課程目的：

本課程研讀並討論有關清代與日治時代臺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文獻。課程安排的主要精神除了讓同學們從文獻裡熟悉臺灣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議題與相關辯論外，並期待修課者透過學期報告的寫作，實際演練結合理論與經驗研究的過程──從找尋臺灣社會經濟史上有意義的理論問題，形成研究假設，到完成可行的研究設計。

課程要求：

(1) 每週輪流報告指定讀物及引發討論。報告者應準備簡要的大綱並附上自己的心得與批判。報告時間請勿超過二十分鐘。未報告同學請詳閱指定讀物並積極參與討論（我會經常請教你的意見）。

(2) 選修課程者須交一篇與本課程主題相關之期末報告。請於期中交出報告大綱並與授課老師約定時間會面討論。

(3) 旁聽者除期末報告外其他義務與選修課程者相同。

計分：課堂討論 30%，期末報告 70%。

時間：星期五上午九時－十二時。

地點：中研院社會所。

（第一堂課先暫訂於臺大社會所研一教室會面，上課時間、地點再議。）

*柯志明 2001 社會學家們，回來作歷史研究吧！臺灣社會學會通訊 43: 39-48。

一、清治臺灣：國家、族群與土地安排

（一）移墾社會

*陳其南 1987 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文化。頁 1-182。

戴炎輝 1979 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頁 1-343。

艾馬克 (Mark A. Allee) 2003[1994] 晚清中國的法律與地方社會──十九世紀的北部臺灣，王興安譯。臺北市：播種者。

*陳秋坤 1980 臺灣土地的開發 (1700-1756)，臺灣史論叢第一輯，曹永和、黃富三編。臺北：眾文書局。

*Shepherd, John R.（邵式柏）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 6.

*施添福 1989 清代竹塹地區的「墾區莊」：萃豐莊的設立和演變，臺灣風物 39 (4): 33-70。（收於氏著 2001 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頁 37-64。）

（二）土地制度

*戴炎輝 1963 清代臺灣之大小租業，臺北文獻 4 (8): 1-45。

*柯志明 1995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Taiwan: Land Tenur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1895-1945. Boulder, Calorado: Westview Press. ch1.

張彬村 1984 十六、七世紀中國的一個地權問題：福建省彰州府的一田三主制，食貨：95-107。

（三）國家與社會

戴炎輝 1979 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 615-730。

*Meskill, J. M. （麥斯基爾） 1986 霧峰林家，林淑琤譯。臺北：文鏡。

*劉妮玲 1983 清代臺灣民變研究。臺北：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林偉盛 1993 羅漢腳－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臺北：自立。

*Shepherd, John R.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 7 and 8.

（四）國家與族群

*Shepherd, John R.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Introduction.

*施添福 1990 清代臺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69: 67-91。（收於氏著 2001 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頁117-142。）

*施添福 1998 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的土地拓墾和族群關係，發表於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研討會。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柯志明 2001 番頭家：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第一章、第二章。

戴炎輝 1979 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頁 345-613。

施添福 1995 區域地理的歷史研究途徑：以清代岸裡地域為例，空間、力、與社會，黃應貴主編，頁 39-72。臺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施添福 1995 清代臺灣岸裡地域的族群轉換，平埔族群研究論文集，潘英海、詹素娟編，頁 301-332。臺北：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程士毅 1984 北路裡番分府的成立與岸裡社的衰微。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五）熟番地權之形成與流失

*黃富三 1980 清代臺灣漢人之耕地取得問題，臺灣史論叢第一輯，黃富三、曹永和主編，頁 193-220。臺北：眾文。

*陳秋坤 1988 清代前期對臺少數民族政策與臺灣土地的傳統權利，1690-1766，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編，頁 1023-1040。臺北：中研近史所。

*陳秋坤 1992 十九世紀初期土著地權外流問題－－以岸裡社的土地經營為例，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陳秋坤、許雪姬編，頁29-56。臺北：中研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

*陳秋坤 1991 平埔族岸裡社潘姓經營地主的崛起，1699-177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 1-35。

陳秋坤 1994 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臺北市：中研院近史所。

*柯志明 2001 番頭家：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研院社會所。第三至六章。

（五）族群關係與地域分劃

*施添福 1990 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臺灣風物 40 (4): 1-68。（收於氏著 2001 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頁 65-116。）

施添福 1991 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番界圖，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 19: 46-50。

*柯志明 2001 番頭家：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研院社會所。第七至九章、第十一章。

（六）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

*Shepherd, John R.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 9.

*柯志明 2001 番頭家：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研院社會所。第十至十三章。

柯志明 1998 族群政策、土地租佃關係與開墾：十八世紀臺灣的番政變革與岸裡社的危機，發表於臺灣社會學社與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合辦之國科會 84-86 學年度社會組專題計畫補助成果發表會，一月，中研院，臺北。

二、日治臺灣：帝國主義與殖民發展

（一）前資本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轉型過程

*東嘉生 1985 臺灣經濟史概說，周憲文譯。臺北：帕米爾。後篇，頁 105-215。

*林滿紅 1978 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臺北：臺灣銀行。

*矢內原忠雄 1929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周憲文譯。臺北：帕米爾。頁 1-186。

*柯志明 1992 糖業資本、農民、與米糖部門關係－－臺灣 (1895 - 1945) 與爪哇 (1830 -1940) 殖民發展模式的比較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12。

（二）企業官僚模型

*Chang, Han-yu and Ramon H. Myers 1963 Japanese Coloni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Taiwan, 1895-1960: A Case of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2 (4): 433-449.

Peattie, R. Mark 1984 Introduction, in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p. 3-5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o, Samuel P. S. 1984 Colonialism and Development: Korea, Taiwan, and Kwantung, in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p. 347-39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江丙坤 1972 臺灣田賦改革事業之研究。臺北：臺銀。

鹽見俊二 1954 日據時代臺灣之警察與經濟，臺灣經濟史初集，中譯。臺北：臺灣銀行。

*森久男 1980 臺灣總督府糖業保護政策之發展，臺灣史論叢，洪奠元譯，黃富三、曹永和編，頁 357-426。臺北：眾文。

（三）帝國主義模型

*矢內原忠雄 1929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周憲文譯。臺北：帕米爾書局。頁 187-263。

（四）市場均衡模型

*川野重任 1942 臺灣米穀經濟論，林英彥譯。臺北：臺銀。第四章與第九章除外。

（五）民族對抗模型（土著立場）

*凃照彥 1992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李明俊譯。臺北：人間。

（六）連屬模型

*柯志明 2003 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導論與第一─二章。

（七）米糖體制

*川野重任 1942 臺灣米穀經濟論，林英彥譯。臺北：臺銀。第四章與第九章。

根岸勉治 1959[1935] 日據時代臺灣之農產企業與米糖相剋關係，臺灣經濟史七集，張粵華譯。臺北：臺銀。

張漢裕 1955 日據時代臺灣經濟之演變，臺灣經濟史二集，頁 74-128。臺北：臺銀。

*凃照彥 1992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李明俊譯。臺北：人間。頁 89-120。

*柯志明 2003 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第三章。

（八）米糖相剋與階級支配結構

羅明哲 1977 臺灣土地所有權變遷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 28 (1): 245-276。

張漢裕 1956 臺灣農民生計之研究，臺銀季刊 8 (4)。

蔡培火﹑吳三連﹑陳逢源等 1971 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第九章。

*柯志明 2003 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第四─五章。

悼念

萧峰 — Fri, 13 Oct 2006 01:50:00 GMT

在清华读书时住在我对门的同学，患肺癌去世了。我在报上看到他得病的消息，本打算很快去看他，不料听说他已然去世十多天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听说他的家境不好。这些年他携妻带女，先在吉林读书，后到清华读书，生活很是艰苦，人却非常勤奋（他几年来一直专注于三农问题研究，文章发表得不少），心底也很善良。毕业两年，生活刚刚安定，却遽然离世……

这两天我走在路上，感觉似乎抬头就能猛然碰到他。

杂录

萧峰 — Sun, 20 Aug 2006 03:17:00 GMT

人不能通过增长知识来洞悉自己。只有在他面对自己所提出的课题时，他才能够发现自己。——安德烈/马尔罗

本质性的思想家，往往只探究一个课题。——海德格尔

随感一则

萧峰 — Sat, 01 Jul 2006 07:49:00 GMT

以浅持博，以一持万，自知者明，自胜者强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姜进教授与费侠莉教授的对话

萧峰 — Wed, 28 Jun 2006 13:52:00 GMT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姜进教授与费侠莉教授的对话

目前任教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的女性主义学者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受斯坦福大学博士、最近从美国回国任教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姜进的邀请，近日来到上海，在华东师范大学作了题为“女性主义视野下明清时期的性别、医疗与身体”的演讲。费侠莉教授是美国中国研究领域里的一位资深学者，她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走在学术发展的前沿，是在中国学领域内妇女史、性别史和文化史等前沿性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她用性别和文化研究的方法对明清时期的医疗和性文化的探讨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深广。费教授在沪期间与姜进教授就女性主义学术与中国历史研究等问题有一系列的讨论，现部分摘录于下。

宇宙框架中的“身体”

姜：您在华东师大的精彩演讲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女性主义学术视野中的明清时代的医疗和性。但因时间关系没有能讨论您的大作，《济阴：中国医疗史中的性别，960——1665》（A 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960－1665）。我们是否可以来讨论一下您这本重要著作？

费：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可以说是质疑现代生物学及其对性别的认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翻译。中国古代医学医疗理论的出发点是宇宙论，而不是生物学。作为一个讲英语的美国人，我对中国医疗解读的出发点只能是渗透于我的文化中的现代生物学。现代生物学与中医中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而中医中药的理论和实践是不能用渗透了生物学的英语语言来介绍批评的。

姜：中国的宇宙论，中医中药渊源流长。您能不能确切描绘一下您所理解的中国宇宙论框架中的“身体”呢？您又是怎样摆脱生物学的框架而进入中国宇宙论系统的呢？

费：中国人认为人的身体是由气，各种的阴阳组合（如血与气，气与精），和对应于五行的器官构成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宇宙也是这样构成的，而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对身体持这样一种理解的人，对人所处的大环境，如对“天”，也有类似的理解。而中医对性别的理解也是建立在阴阳这对概念上的。与西方生物学将性别看作是动物的固定特征不同，中国的阴阳观念是流动的，相对而言的，和可以互相转化而重新生成的。中国的阴阳说给了性别构成的可能性以更大的空间。在明清时期的医案中，我读到大量的有关性别的描述，其中有阴阳人，石女，同性恋者，生而为男却长成女身的，或女人变成的男人，等等，都可以用阴阳说来解释。这同我们西方现代在生物学、生理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倾向于将人体和性别固定化和绝对化的认识有相当大的不同。为了摆脱生物学而进入中国的宇宙论系统，我的首要方法就是回到原文，以对中文文本的阅读使自己从生物学系统中解脱出来，而真正进入中医宇宙观的系统。在这一努力中，对我最有帮助的是中国古代的大量医案。

姜：为什么是医案，而不是如《黄帝内经》等中国古代医学理论著作呢？

费：《黄帝内经》这样的医论确实很重要，提供了中医的理论框架、概念和特殊的词汇。但我对医案有兴趣是因为医案及其叙述记载了对这些基本概念的具体运用。医案记载了不同时期的人们是如何对中医的基本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又如何运用这些基本概念来解决具体的问题。仔细阅读医案使我了解到宇宙论的概念和词汇是怎样在不同情况下获得了不同的解释并被灵活地应用。我认为不同时期的医案表达了不同时期的医疗理论和实践，揭示了中医理论体系并非如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从古到今一脉相承，一成不变。虽然《黄帝内经》所用的词汇，如阴阳、气血等，一直为后代医学所沿用，可是这些词汇所阐述的理论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义。正是基于对医案的大量阅读，使我看到中医传统的丰富性，从而对传统vs现代这样的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截然分为两节的简单看法提出修正。

姜：我在给美国学生开的课程“现代亚洲：传统与转型”中也提出“多次性转型”这个概念，指出亚洲历史上有多次可与最近两百年的现代转型相比较的大转型。比如印度佛教在东亚的传播改变了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文化，而唐宋时期中国所经历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的震荡性和影响力恐怕不比我们所经历的现代化差多少。“传统vs现代”的模式把传统与现代都绝对化了，一方面忽略了历史传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一方面夸大了现代化的影响而反倒看不清这最新一轮现代化的特殊性。

不过，在解构“传统”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对传统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作一番审视呢？就我们现在谈论的中医的问题来说，似乎中医确实有一个与西方现代生物学不同的传统，即：与以生物学的语言来解释人的身体相比较，中医是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语言来描绘身体和性别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一种语言及其特定的语法词汇的传承就是构成一个特定传统的最基本要素。语言是传统的载体，同样的语言在不同时期会有变化，会建构不同的意义系统，从而构成系统内部的断层。断层之间的隔阂可以是很深的，跳出我们自己所处的意义系统进入历史上的意义系统，就像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一样，可以是很陌生的。

费：是的。我在复旦讲演时，一位学生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她说，我仔细读了您的文章，觉得您所描绘的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陌生的世界，我觉得很奇怪，我是中国人，怎么会对您所描述的过去的中国那么陌生呢？我希望我的中国读者从我的研究中得到一个启示：要对把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类型化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要质问这些类型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其权威性又来自何处。

姜：您这本书是继高罗佩之后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力作。您以中医宇宙观来解读中国古代对身体、性、性别的理解，对中国的性文化作出了与高罗佩完全不同的解读和描述。

费：我认为高罗佩对中国古代性与性别的解读是从佛洛伊德性心理学出发的误读。他在看中国古代性文化时问的是佛洛伊德的问题，即中国人是禁欲的还是纵欲的，中国人对性带来的快感是否如西方人那样有道德上的负罪感从而发展出禁欲的倾向来。这些问题都不是中医理论体系所关心的问题。在性与性别的问题上，儒家的医学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和谐，而道家理论则将其置于养生术的框架之下。

阴阳建构了社会性别的话语系统

姜：我想问的是女性主义学术与您的研究之间的关系。您在华东师大讲演时，有同学问您是怎样看自己的，女性主义学者，后现代学者，后现代的女性主义还是女性主义的后现代？您说您对各样的标签不感兴趣，但却又强调自己当然自认是女性主义学者。中国学界目前对女性主义学术很有兴趣，对女性主义的论点及其重要性和影响也有认识，但对女性主义学术究竟是怎样具体地影响学术研究和我们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却仍不甚了然。您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中医史中的性别”，而您的材料又都是有关女医生、女病人的医案。您是否可以说说女性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又是怎样地影响了您对中医史的研究的？

费：我这本书是由三条线索交织而成的：医疗史，性别的社会史，和身体的历史。而女性主义对女性的关怀，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及其性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指导了我对古代中医系统的解读。

妇女在历史中的缺席其实是在历史学家著作中的缺席，历史上的妇女就像今天的妇女一样是不缺席的。如果历史学家认为只有帝王将相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是重要的，他们就会对有关女性的资料视而不见。但一旦将目光投向社会、日常生活、文化系统，你就会接触到大量有关女性活动的材料。一般大家的印象里都认为医生是男性的职业，而我在医案里却看到大量有关女医生的记载。女医生与男医生不同，她们一般不出诊，而是在家坐诊。来看病的一般都是妇女，有很多与月经、妊娠、生育及产后调养等方面有关的妇科及妇科杂症。凡涉及女病人的医案常常都记载了医生与病人和病人家属的交谈，这些交谈是非常有价值的。在这些故事中，女性是从来不缺席的，女性和女性的活动是这些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姜：女性主义的很多研究都表明女性在明清社会中是很活跃的，包括您看到的在家坐诊的女医生，也有高彦颐所研究的在上层人家家庭给女孩儿教文学的家庭女教师，她们中的一些有名的因受多家延聘而常奔波于旅途之中。更有许多曼素恩著作中研究的女诗人女词人，杜芳琴研究的农民女词人双卿，等等。以前错误的印象是似乎中国古代妇女既不参与社会活动也没有社会影响。另一个神话是中国古代妇女似乎都是在父权制压迫之下的牺牲品，是在苦难中等待着解放的可怜虫。这是一个很大程度上由男性知识分子构造的话语，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前提假设，但却并不反映历史真实。而您的和其他女性主义研究则从各个侧面揭示了历史上妇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费：我的研究就是要以历史上女性的具体而丰富的活动来还她们以主体人格和选择行动目标与方式的能力。女性主义学者这方面的努力也不是没有问题。人们对我说：您的研究事实上证明了而不是挑战了传统的说法，因为您所描写的女性都是生活在父权社会及其规则之中。她们确实有主体人格，有技巧技能及对目标和策略的选择能力，但她们并没有把自己从父权制下解放出来。确实，女性主义学术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怎样才能说明父权制为什么长期延续并继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女性主义的运动至今未能改变父权制这一基本社会和家庭结构。有关父权制的起源和数千年的延续的讨论至今仍未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女性主义学者从这个主题转移而关注实际历史情境中女性的角色和地位，却没能解决有关父权制的争论。

姜：在我看来父权制的讨论与确立历史上女性主体人格和能动性是两个有关联却不同的问题。确立女性主体人格和能动性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学术放弃了对父权制的批判，或者接受了父权制。相反，把女性视为牺牲品是现代父权制所建构的一个话语系统，女性主义学术对这一话语系统的批判是其对父权制批判的一部分。父权制并不一定就使男性在每个层面中每个家庭中对女性有绝对的统治权，与父权制的权威几乎同样重要的还有道德权威和感情因素。因此在父权制的框架下女性掌握家政实权处于主导地位的例子比比皆是，严母孝子或“妻管严”的情况并不鲜见。女性主义学术强调女性的人格主体和能动性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把父权制绝对化和将其统治权威无限放大的倾向。

费：用性别分析的方法就可以解除这样的神话。性别分析不仅关注女性，也关注男性，关注女性与男性、同性之间、甚至于阴阳同性人和石女这样的不能用男女两性来界定的人群。性别研究打破了把男性等同于压迫者，女性等同于受压迫者的神话。阳尊阴卑、男尊女卑都并不是绝对的。我所研究的医案表明阴阳是一对很模糊的概念，而不同历史时期中以这一对概念建构起来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可以是不同的。我发现阴阳概念所描绘的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性的差别，阴阳是一种语言，建构的是有关社会性别的话语系统。

女性主义学术应该有社会力量的支持

姜：您在华师大的报告中提到美国女权主义学术是在1960——197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之后开始发展的，所以是以一个广阔的社会运动为背景的。如今，美国女权主义学术蓬勃发展，波及科学、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已经成为美国大学常规教育的一部分。女性主义的视野以及性别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概念也已渗透于大众文化领域，其深入人心可以以2003年好莱坞主流影片《时时刻刻》（The Hours）为证。这部电影是根据一位男作家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叙述的是著名英国意识流女作家，也是第一批女性主义作家伍尔芙和她笔下的女性人物的故事，很有震撼力。有意思的是，男性作家也参与了女性主义的书写。

如果美国女性主义学术是在一个女权主义的社会运动的支持下产生发展起来的，那么在中国现今的情况下，女性主义学术在没有这样一个广泛社会运动支持的背景中是否也能壮大发展呢？

费：虽然中国目前似乎不存在女权运动，那么有些什么可能响应支持女性主义话语的社会力量呢？

姜：女性主义的基本理念是性别平等，我想大部分中国女性及认同男女平等的男性都会不同程度上认同于女性主义的话语的。目前中国社会中存在许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比如在生育期而未生育的女性找工作就特别困难。法律规定雇主要承担员工生育的有关福利，更不得因员工怀孕或生育解雇她们，但法律没有对雇主聘用员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性别、年龄的歧视做出明确的规定，这就造成了育龄期女性在劳动市场上受歧视的问题。女性主义学术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就是建构一种女性主义的话语体系，通过传媒影响社会，提高社会对性别歧视的意识，并提供女性以反对这种歧视的一套语言来为自己说话，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美国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理想激励了一代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那么中国革命高举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旗帜相信也会激励新一代的中国女性为此理想而奋斗。女性主义学术应该是有社会力量的支持的。

费：有美好的理想，就会有人们去为之而奋斗。我相信女性主义学术会在中国繁荣发展的。

如何从医疗史的角度理解现代政治（杨老师天则演讲）

萧峰 — Sat, 24 Jun 2006 08:49:00 GMT

如何从医疗史的角度理解现代政治

杨念群：我对天则是久仰了，这是个非常活跃的研究所，也非常有影响。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首先是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再造“病人”》，为什么要谈病人的问题？最早病人的问题实际上是被医疗史所垄断的，也就是说我们正常人为什么要去谈病人？病人是医疗的事情，它是专业性很强的，尤其是我在清史研究所，给人的感觉很不可理解，为什么搞历史的人跑去谈病人？我就记得这里面涉及到学科划分的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10年前考虑要去做这个题目的时候，经常被人误解，而且也经常被人听错，我那个时候说我要研究西医东传，往往被人听错，被人家听为西学东传，这里面就涉及到医疗一直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外，有这么个现象出现可能跟我们现在的学科划分是有关系的，大家都非常固定地在某一个学科或者某一个方向里面研究问题。

那么这里要谈到我为什么要去搞医疗史？这个问题说起来时间也比较长了，10年前就有这个契机，当年我是搞思想文化史的，基本上注意的是近现代和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我当年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三个空间和地区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一会要谈到的空间问题也是和这个有关，就是对湖南、江浙和广东地区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比较，在近代以后他们跟各大运动到底有什么关系？当我转型要研究新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我陷入一种新的困惑，就是说我下一个方向到底是往哪走？有个人类学家确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他说西医进入中国对中国人身体影响之大是难以想象的，他认为比科学技术的影响还要大，认为改变了中国人的身体状态，他说整个社会是由人来组成的，那么人的身体状态都改变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改变的程度和状态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有了这个启发之后，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搞这个？那时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确实面临着这样一个转型的问题，正好我去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后来我由此得到一个感觉和启发就是说当代中国人的身体到底在什么样的位置和状态下被改造，因为我们原来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传承就是说我们自身对“东亚病夫”有自卑感，我们怎么样去除这种“东亚病夫”的自卑感导致的民族的自觉？这是可以被认为我们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主题，但是我们往往把这种“东亚病夫”的克服和怎么脱去这个帽子看作是一个外在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过程，而没有看到实际上最重要的改变恰恰是从我们中国人自身的身体开始的，这是我想要特别谈的我的一种状态，就是为什么从这样一个角度开始。

为了方便谈我的主题，我大概概括了五个环节或者说五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身体政治，第二个主题是空间，第三个是身体和空间如何变成了一个制度化的运作过程的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关系社会栋梁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第五个是关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地方传统怎么样转变的问题。我想把对这五点的思考向大家作一个非常简单的勾勒。

关于什么叫身体，我当时有个特别的感觉就是当时的很多医生不是纯粹的医生，是由传教士来扮演这个角色的，他们治疗中国人的一个前提是希望你信仰上帝来拯救你的灵魂，但是在拯救的过程中会发现一些奇妙的变化，当第一把手术刀切入第一个中国人的身体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现代性的事件。曾经让我感到非常震撼的是我曾经在耶鲁神学院看到几十幅油画，当时的传教士画了很多长了大瘤的油画像，他主要是为了达到宣教的目的，现在我们已经很少看到这样的画，因为自从西医传入以后，这样的情景已经越来越少或者不复存在了。但是在西医进入中国之前或者最初的阶段，这样的现象应该说是非常多的，就是我看到一幅画里头他的瘤子和他的身体一样大，那么这个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医或者中国人对这个瘤子是没有办法的，只能靠中医越养越大、维持生命的存在，但同时他又画了另外一幅画，就是说做了手术之后中国人独立的没有负担的形象，当时我就想其实西医传教士画这画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出于好奇或者仅仅从美术的角度做了一张所谓的素描，他从这里想暗示什么？中国人在瘤子的切除过程中得到了再生，当然西医传教士的目的还有灵魂的改变，但是灵魂的改变在中国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就是中国人往往在瘤子切除以后，反而不去信仰上帝，认为这些西医传教士的目的就是切除瘤子，而不是去做灵魂拯救的工作。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的书里也讲过，我不想展开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当西医传教士进来以后，当时有一种现象叫做“采生折割”，就是专门去剖腹挖心，用人们的心来做药，据说能治麻风病。我想岁数大的人可能都有这个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在五十年代的时候的反帝爱国的宣传报道里面曾经有大量这样的故事，就是描写一个教堂里面很多传教士把小孩肢解，然后去炼药，引起了周围的中国人的极大的反抗，由此引起了义和团这样的一些事件。那么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身体被采割的程序一直被依附在了西医传教士的身上，教堂里面相对封闭的环境和从事宗教信仰的活动导致了人们会附着一种想象就是整个过程是“采生折割”造成的一种后果。

我想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剖腹挖心的过程，实际上它涉及到怎么样通过身体的改造来理解当代的空间的问题，那么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空间”，实际上西医在传入中国的时候，跟中医有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对空间的不同理解，中医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空间实际上是相对开放的，他可以登门去看病，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实际上中医扮演的角色是比较开放的，跟其病人之间有一种互动的关系，我们知道如果大家有中医治病的经验的话，可以发现病人可以参与到治病的过程，甚至病人自身都可以改变药方，换了药后达到的效果可能跟医生开出的药方效果有很大的不同，这个过程是在传统的背景之下的，但是到了西医进入中国以后，这样的空间的关系实际上完全被改变了，首先是西医必须要建立起它绝对的权威，也就是说如果西医开了一个方子的话，病人是没办法直接参与进去的，它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完成治疗的过程的，所以我们说西医的进入实际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空间的想象和身体在空间中位置的安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们曾经发现很多这样的故事，在古代或者在前近代的过程中，医院实际上是非常恐怖的，因为首先医院本身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就是说拒绝病人的亲属进入到这个空间，它是由经过专门的技术训练的人在一个封闭的、不可知的状态下完成医疗的过程，我们现在觉得把个人交托给医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但是这在前近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把病人托付之后就变成了一种制度的安排，委托到一个陌生的空间实际上多少隔绝了他跟原来生活的空间的一种基本的生活关系，这样在前现代的情况下，我想改变这样的一个空间想象的观念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其实这里边包含着很多谣言，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所谓的“采生折割”的问题，当然清代对“采生折割”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在依附于传教士身边、变成了教堂里面阴森幽暗的对中国人的屠宰场的时候，这实际上跟非常漫长的空间想象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如何被建立起来？就是说使对于医院空间的想象合理化变成了一个不仅是医疗史的问题，而且也变成了一个当代的、身体的、政治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所谓的空间的政治问题，这是我研究的医疗史怎么来理解现代政治的第二个进度。

我想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也就是说当西方的医疗空间进入中国的时候，不但要强化它权威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同时为了使中国人接受，它必须要协调或者妥协，这样才能在中国形成它一定的生命力。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当时一个西医传教士到一个村子里的时候，他要做一个眼科手术，当时他就发现在做手术之前出现了很多的谣传，而在这个谣传的压力之下，这个手术就基本没法做了。后来他就发现如果要做成这个手术而也要得到当地人们的接受的话，必须采取一个基本的方式，就是要妥协，我们知道外科手术必须在一个封闭的相对无菌的环境下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而中国人认为穿上白大褂就像墓地的幽灵一样，他们所有穿戴得东西都很容易引起很大的误解，所以他采取一个办法，首先在服饰上不能用白大褂，至少口罩不能戴。第二，这个手术不能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进行。所以到最后是在一个大树下搭了一个手术台，然后村里几百人全部在这围观，然后他把小孩的坏眼睛取出来以后，专门放在一个瓶子里，这个瓶子里泡满了福尔马林，意思是把这个郑重地交给了孩子的母亲，他这个动作表面上好像很自然，实际上预示着这里没有做“采生折割”，没有通过这个去炼银子，这样的过程形成了非常奇妙的感觉，他在这个村子里做这个事一定要形成一种妥协。我觉得这里面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对空间的联想会通过什么样的状态得到改变或者说达到某种妥协？所以这个是我所提到的关于什么是空间的问题，如果再升华一点，我觉得对于空间的认识实际上是通过医疗治疗的手段加以改变的，它改变了中国人对自身身体和周围世界的关系，也改变了他们对空间的一个基本想象，到最后中国人去医院看病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进入到医院以后，就涉及到一个现代医疗权威的事情，就是说把自己托付给一个陌生的空间之后，中国人自身的角色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也就是说中国人没有权利对整个医疗参与过程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但是胡适也在讨论，他认为中国人对西医没有耐心，我们知道中国人在挑选中医的时候是非常没有耐心的，如果这个人在开完方子后不能马上见效果，他们就会换掉这个大夫，让另一个医生重新治疗，在不断地换的过程中，整个病人周围的家属可以全程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去不断改变这个导向，但是这被胡适认为是中国人最不具备现代特征的一个行为，所以他认为中国人首先要自己有资格做病人，你患了病以后首先要耐下心来信仰科学带来的权威的美好的东西。所以耐心、信仰都是可以被规范出来、训练出来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过程。相反，中医可以不对诊疗的对象负责任，比如说这个人死了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中医是要负责任的，但是由于病人的家属不断地参与到诊疗的过程之中，在中医的状态下这种责任是共同承担的。但是在西医的概念里面，西医首先是要对病人的生命负责，当然这跟西方的很多理念有关，比如对生命的认识、对价值的认识、对道德的认识都有关系，但是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当时的知识分子首先要求中国人做一个好病人，其次他们要中国人意识到当你成为一个好病人以后，给你治病的西医的大夫就会对你的生命负责任。我想这个也不仅是医学伦理的问题，它也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其他综合因素，比如说科学和科学主义怎么样在一个非常复杂的运作中对中国人的身体发生非常致命的影响。第二，通过对中国人的身体发生非常致命的影响后，怎样通过某种方式转化为中国人对于空间的不同的想象，这个空间实际上非常复杂，不仅是医疗空间的问题，还涉及到社区的空间以及西方的空间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接受空间的问题。

我觉得还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民国初期，去医院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我看了很多的档案，那些生育的妇女打死也不去，他们说去了医院以后，周围晃动的全是穿白大褂的幽灵，所以很多人宁死也不去。这和我们原来的一些理念相反，我们原来认为医院应该是充满了现代科学和文明的，实际上生孩子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空间再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产婆还会给孩子祝福，通过拜佛拜神来给孩子各种各样的祝福，我觉得这不仅是习俗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空间之下，孩子的生育过程被赋予了某种现实的文化的意义。

我想谈第三个问题是从身体的政治到空间的安排如何被制度化，我在书里面也特别谈到了这点，就是说当第一个手术刀切到身体后，它变成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不是只针对个人的，而是针对整个群体的，对于空间的想象以及身体在周围空间的想象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我觉得也是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来完成的。大家都知道协和医院，很多人去做协和医院的研究，我是想研究协和医院到底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它作为一个机构摆在中国最繁华地带王府井的时候，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三十年代的时候，来了一个中国名为蓝安生的人，他是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的系主任，他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认为医院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要把协和医院周围的社区当作一个大医院，而不是仅仅把协和医院本身当作一个小医院，也就是说我们的医院要开放，如果做不了北京市的大医院，至少也是部分的大医院，所以他设立了6个卫生试验区，把内城和外城的大部分人口都覆盖到了，有趣的是很多专家主动出击，不是关在医院里面，他会主动去敲门，我的意思是整个协和医学院从一个封闭的东西变成一个跟社区结合的概念之后，对中国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协和医院变成了一个社区，是把医疗监控的区域变成了一个实际的区域，也就是说医院医疗的空间和生活的空间被迅速结合起来了，中国人原来的节奏被打乱了，原来你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就算了，但是卫生区建立起来后他不断地去登门，这个监控就变得非常制度化而且这个卫生区建立起来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模式，在上海、天津、南京、广州这些地区都建立了类似的卫生区组织，也就是说在中国各个地区都建立了蓝安生控制的方式，这就是说空间被制度化，我觉得这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在乡村里面实现它的控制？这里头正好有个契机，就是兰安生的一个学生叫陈志潜，他就认为兰安生模式适合大城市，但是对于农村肯定不行，因为投入太大、收益小，这个时候就涉及到经济学的问题了，他计算了一下，每年协和医学院的投入是几十万美元，有时甚至是上百万美元，如果要向农村扩展的话，这个成本几乎是难以达到的。所以他设计了一个模式，叫“三级保健系统”，就是说在县一级有医院，县一级往下就是诊疗所，再往下就是保健员，每个村都有，还有就是他认为到了保健员这一层就能极大地降低成本，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成本降低以后，没有把中医系统纳入到这里面，也就是说这里面是不包含中医的，他是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农村改革和医疗改革，但是他“中国乡村医疗改革之父”的名声是当之无愧的。这样我就考虑到一个问题，从身体到空间到制度安排，这背后有什么样的逻辑在里边？这个逻辑跟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和地方性资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肯定是需要加以考虑的。

我想谈的第四点是从身体到空间到制度安排仅仅是某个地区试验的结果还是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转化为一种全民性的生活方式？这里我想到一个题材，我们知道1952年美国投了很多细菌，现在对于细菌战的规模现在的争议非常大，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反细菌战在当时是国家作为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军事型到来加以实施的，所以当时在安排反细菌战的时候，划分了军事防御区，比如东北，据说细菌投到了青岛，但是我觉得这恐怕是有疑问的，但是后来发现反细菌战引起普遍的恐慌，在地方上很多人认为比原子弹还厉害。后来发现如果能把细菌战作为一种常规的运动来动员起来的话，实际上卫生的行为方式会渗透到农村去，变成政治的一部分，所以我其中有一章专门写道怎么样在反细菌战的过程中，通过民族动员的手段把细菌这样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变成一种“颠倒的想象”，我们都知道近代以来，东亚病夫是我们自身不卫生、不干净、跟世界的潮流不接轨造成的，然后我们中国人就很自卑，老觉得我们是东亚病夫，我们要摘掉这个帽子，但是后来在520细菌战里面，其实这种想象是可以颠倒过去的，就是说这个细菌不是我们自身产生的细菌，是美国人通过朝鲜战争丢给我们的，使我们变成了病人，那么疾病的来源被转移到外界之后，通过一个颠倒的想象变成了一个激发我们民族之一情绪的很有力的工具，就是反美帝国主义变成了我们中国人对细菌以及细菌传播渠道的认知，中国人通过反帝国主义来拨反细菌，变成了通过强身健体使我们的民族国家树立起很强大的形象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我们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星期天早上居委会老大妈就会叫你起床拔草，我想这种经验是不断被反复提示传播的，所以我想这个怎么样被行为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说，我想说的是从身体到空间的想象到制度的安排最后是通过国家由上至下的社会动员的手段、通过民族主义的方式来变成正规化的渗透到生活空间或者生活安排里的一个因素，这些因素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我想说的第四点。

最后我想谈政治意识形态和地方传统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谈到医疗的现象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现在我们谈医疗改革，我们都无法忽略一个很重要的名字，就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在我们那个时代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赤脚医生”到底在当时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表面上看，实际上他是文革的产物，“赤脚医生”救了一个人之后马上就会想到毛泽东、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现在我们很多人也都是从这样一个政治的角度来理解“赤脚医生”扮演的角色，但是我觉得“赤脚医生”不完全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后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赤脚医生”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如果药品便宜的话，他用的是西医的方法处理，但是如果药品太贵的话，他用的是中草药。那么从“赤脚医生”的来源来说，我觉得是从“三级保健系统”开始的，最基层的所谓的保健员实际上就是后来的赤脚医生，但是有个重大的区别就是那个时候的保健员从来都是用西药的，基本上排斥中医，但是到了“赤脚医生”那，我们发现他把中医的东西纳入进来了，中医的框架被纳入到西医的系统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当然如果从传统来看，“赤脚医生”有点像陈志潜那个里面的平民教育学生，就是他从村子里派出去，在县里面经过短期培训后又回到村里面扮演民间医生的角色，他跟周围的邻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认为这种关系在中医里面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在西医里面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赤脚医生扮演的角色跟中国的中医的角色是比较接近的，我觉得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另外我想就是对“三级保健系统”的一个延续，把中医纳入到医疗的体系里边去，这都是比较高明的地方，在最后形成的这样一个医疗的系统比较接近中国乡村的基本生存状态，我还是坚持不能把“赤脚医生”仅仅看成一种政治的产物或者政治的符号，他本身的角色和中国乡土社区的联系和传统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值得加以注意的，我想这是我所谈的最后一点，就是地方政治形态和地方传统之间如何建立起一个关系，如果我们评价医疗史的时候，以上我谈的五点虽然谈的是医疗，但是不是谈医疗本身，我认为我的是从医疗史理解现代政治转变的一个问题，也包括社会变迁的问题，这个大致是我从医疗史的视角来理解现代政治的基本看法和基本逻辑，由于时间关系，我讲的非常粗略，我想听到大家的批评和讨论。

茅于轼：非常感谢杨教授的精彩发言，我们确实有很多事情过去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回想起来，从前医院是个很恐怖的地方，现在越来越开放，但是还有点害怕，我们下面先请王铭铭教授来发表一下看法。

王铭铭：正像茅先生所说的，今天的演讲能使我们记忆起很多相关的事情。他这一说好像就特别有意思，我对这本书的总体理解就是它想通过对私人的身体的关注来关注中国的公共的政治，他从五个角度来说，但是紧紧相扣，我还是蛮喜欢的。我感觉现在我们有一些东西还是可以互相交流的，第一个比较大的值得我们继续考虑的是所谓近代科学这种观念的兴起以及对西方医疗制度的影响，如果没有西方的科学的话，就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理性地去看待我们的身体，因此我觉得有一步要做的是区分科学的发现和我们中国人的感觉这两个之间感觉是有矛盾的，在我看来，西方更多的是为了发现疾病，而并非是为了达到治疗的效果，它跟科学一样是一种知识的追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传统既可以说是近代科学的发现，也可以说跟西方古代的思想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特别是希腊传统里面人体解剖的关键，我们中国人没有他们那么细致，我们更多的是动作，我认为这种传统的差异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古代也是很重要的，一种细致入微的描述、一种发现的哲学和中国的注意大体上如何、注意感觉如何这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对知识的不同看法从你的研究里面本来也可以呈现的，但是我认为你主要还是关注故事本身，我觉得在这点我们还可以继续探讨。

我当然不是认为比较文化就一定有理，中西方的绘画很不一样，但是这种不同也牵扯到我们对于身体和世界的理解有很多不同。你这本书关注的是19世纪末的情况，但是有一段更长的历史可以表明这两种传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比如它可能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比如说利玛窦更多地是关心天上的星星，他是想通过关心身外之物、宣扬身外之物的存在来摧毁中国人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天人合一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一个初级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和鸦片有关的，因为这个东西一旦被我们吸进去，我们就会被麻醉，然后国际贸易格局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鸦片的输入跟中国国际贸易的成功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的外贸当时不是那么成功的话，英国人也不急于采用鸦片的手段，但是我不是要说这个历史，关键是说鸦片跟我们中国人身体的相关的中西文化交往的关系和历史。有可能鸦片到了19世纪末才被身体的医疗所取代，但是显然这本书因为是个断代史，他已经做得很精彩了。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你在谈到治疗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许多疾病是公共性的，比如传染病是最明显的，我们都经历过SARS，我想在你说的西医中国化的过程中，也还是有传染病的事件，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瘟疫不断，这些新来的医院如何处理这些公共性的传染性的疾病？比如说对于鼠疫西医可能比中医厉害，那么有没有例子说明这个事情？它的效果如何？当时收到民间的反映如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你也可以分析这方面的东西。我大概就说这三个方面。

赵杰：我想简单说一下几点意见。我想你今天分析问题的视角都是很有意义的，结合你的研究，我提出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我们现在搞医疗体制改革，我更多地从现实的角度来肯定你对医疗史的研究，我想从这个角度提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从现在来看你对过去研究的价值，我们医疗体制改革有“再造病人”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的病人观念需要进行梳理、介绍、评析，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或者从西医的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都知道医学是信息不对称的，而我们的病人观念也不是很清晰，或者说我们的病人观念不是很丰满，那么我们怎么能建一个适合中国人的医疗体制呢？所以说关于病人观念我是很感兴趣的，我觉得您的介绍有这个味道。这种病人的观念背后有福利保障制度、医疗体系对病人有多种影响，所以关于病人观念的研究即时在现在也是有意义的，这是我对您的研究很感兴趣的一个角度。

第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医疗资源的空间布局是不合理的，按照西医的大型的仪器、巨额的投资在协和医院的例子中就能找到，它自然地就是在大城市集中的，而中小城市就只能是你说的“赤脚医生”的方式，而我们现在医疗体制改革已经提出医疗资源的配置向大中城市倾斜，这也是我们对医改诟病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的医改当局已经做出努力在调整它，就是说现实的医疗资源的配置是不好的，那么在你的医疗史的研究中，有关于医疗资源配置的合理性的一面也是很有意义的角度。

第三，医疗和政治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一个看法，就是说直接地来讲，我觉得医疗和政治的关系当中政府能为一个社会里的人的健康状况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除了它运用的医疗治理路径的制度安排以外，很重要的就是它在财政上愿意为国民身体素质支付多少，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关于你对医疗史的研究，更多地体现民族国家甚至皇权在财务上的一种责任，我觉得这样搜索一下也会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因为我们现在从结论上讲，或者说从统计数据上来讲，虽然我们的人均收入跟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但是我们在这个指标上也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我们知道美国用于福利的比例是很高的，而我们国家很低，好像他们为老百姓承担的责任比我们还多，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因为它这样的话，更多的是关于选票斟酌的东西，所以我想如果从医疗史的角度、从老百姓选票意义的角度、从合法性的角度如果有一些案例的搜索，能够有些历史故事的讲述，我们才能建立关爱生命的和收入结构相对应的制度。所以我准备最近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

听完你的讲述，我对医疗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觉得在我们对医疗史的搜索过程中，怎么建立适合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最后怎么在公共财政的意义上建立跟这个相对的医疗供给的体制，我想这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回头一定会认真拜读您这一片关于医疗史和政治的著作，我会认真体会里面的很深动的故事。

刘海波：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就是一个法律人，医患之间出现了纠纷。赵博士回答的是公共政策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你要把公共卫生的体制建立成什么样子呢？要给人民多大程度上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保证？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其他的历史研究都为这个问题提供服务，以前是怎么做的？有什么成功的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而如果不是这样想问题的话，那么就觉得匪夷所思了，我想主要是因为和你的不同视角造成了说话不一样。我想赵博士是在政治和法律里边来谈这个问题的，这是一种内在的视角，尽管政治和法律的制定肯定是内在视角来做的一个事情，但好像外在视角也给我们一些很大的启发，比如听杨教授讲，好像一下子就对很多以前没有注意的事情深思起来。所以我个人感觉，杨教授的视角也不能说完全偏，我是说这些搞政治法律的人不应该完全地否定他，但是对其他领域的人很有启发。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我对杨教授讲的一些很微小的问题提点问题，因为我没有读杨教授的书，也不对这个历史熟悉，只是凭着我的常识感到这些有些时候这些问题比较微妙。比如病人参与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读小说的时候发现皇家经常是这样的，中国古代是儒医不分，因为读书人觉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现在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觉得对于法律和政治都懂。还有就是西医和中医的比较，西医的引进是不是还是可以看作一种技术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对当地的人未必有根本的冲击性。这是我的看法，在我相信中西比较的时候肯定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西方的冲击对我们来说确实是3000年未有的，给原来的连续性的、有规律可循的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动。我就说到这里。

盛洪：刚才听了一下还是很受启发，首先是不仅把医学或者叫做医疗这样事情看作一个技术的事情，而且还看作一套制度，确实是扩展了我们的视野，实际上一种技术路线到了新的国度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相关的人和人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制度的变化，广义来讲，文化也是一种制度，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有很好的讨论。第一点，实际上技术和制度原本是不太分的，因为刚才讲到西医最开始和天主教的传教相关，在我看来这个观念是很古老的，就是说它本来是不分的，只是在近代以来大家把它在概念上分开了，比如说《旧约》里就讲到这些问题，基督为了建立威信，往往通过给老百姓治病，通过这种神迹来征服人心，所以医和教都是连在一起的。推衍到近代以来，西方到中国的渗透，我觉得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应该是很古老的一件事情。那么涉及到西医在中国的传播，我觉得刚才那一点讲得非常好，实际上它有制度障碍或者文化障碍，你刚才讲中国人比较习惯于医生到家里来的，我还是比较相信这点的，因为这跟中国传统哲学相关，中国的传统哲学就是家族制度，或者说是与以家族为基础的制度，这种制度其实和中医的行为相吻合的，因为既然是家族制度，在中国的文化概念中，个人是家庭的一部分，那么个人的病不仅是个人的，而且也是家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通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中医这样一种看病的方法也是颇有道理的，因为中医从来都是从整体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病的，而这个病不仅是一个个人的整体，而是它跟环境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关系，所以这样一种和家庭的互动可能就会更准确。而西医的逻辑显然是在个人自由主义的社会成长起来的，它只把个人作为个人，这很接近西方的现实，因为西方的家族不很成熟，也不稳定。

第三点涉及到近代以来西医在中国的确立，涉及到所谓的“东亚病夫”的概念，我觉“东亚病”不只是身体的概念，还是个国家力量的概念。什么叫“东亚病夫”？就是说中国人打仗老输，但是是不是就是说中国人的身体不好呢？实际上不是的，还跟国家的实力有关。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沿着念群的思路来广泛地理解“身体”。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其实也包含了很大的文化含义和国际政治含义，为什么西医在中国传播？因为它夹着西方军事上的胜利、经济上文化上的优势，我觉得这个是很相关的。以前我看过一本关于医学的书，它说实际上西医看错病导致死亡的数占1/4到1/3，这个数字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这么高的失败仍然存在？显然它背后是政治，实际上如果我们把每一个西医失败的例子记录下来，那么西医就没法活了。而中医在技术上是比较简单的，它不会有越来越昂贵的设备，总是用中草药来解决问题。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套路线跟西医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因为西医的路线会越来越贵，最开始依赖于教会来帮助穷人治病，而中国过去没有这套，但是一般来讲中医本身就是一种慈善机构，它本身就是一套实施歧视性价格政策的制度，也就是说对富人收点钱、对穷人甚至免费的制度，它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的医疗问题。到了现在恰恰是在中国，因为农村不像西方的大城市那样人口聚集，这样就导致了比较昂贵的医院不可能是遍地开花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医的这套制度可能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是一套分散的、游医式的制度，可以解决比较偏远的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在农村恢复和推广中医这套制度。当然这又涉及到中医和西医的冲突问题，我觉得这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讲两种制度能不能融合，中间有没有过渡带的事情，因为两种制度背景不一样，所以它必然是断裂的、跳跃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中医和西医的差别可能会一直存在，就是因为这两种技术路线代表了两种制度，这两种制度中间不可能有一个平滑的过渡带，所以在中国可能会长期出现中医和西医的冲突，以后可能就是我们在农村推广中医，在城市保留西医，然后中间还有一个过渡带，这是我的一个猜测，谢谢。

张曙光：我想谈这么几个问题，我觉得你的这个是一个路子，那些专门的固定的东西可能研究的人很多，但是从这些边缘上去做的人不多，而且从边缘上去做可能要求还相当高，你需要有多方面的积累，我想这个路子艰难，但是做出来的东西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鼓励你这么做。

另外，我看到你提身体政治，医疗是身体政治，但是身体政治有两条路子，你这是一条路，医疗把身体政治作为一个对象化的东西，所以因为你的身体是一个对象，看病的医生是把你作为一个对象来看待的，所以你后边讲的细菌战的动员这些东西都有一个从上到下的路子。但是另外的身体政治跟这个不一样，大家想一个超女、一个木子美，而这个恐怕不是一个对象化东西，而是主体化的东西，最后身体变成了社会关系里边的了，而且这一种政治不是从上到下要动员的，而是从下到上的。因为你提到身体政治，所以我想把这两个比较比较。所以我觉得从这些边缘的模式上去观察研究，对今后的学术发展非常有利，因为现在分工越来越细了，大家都钻到一个路子上去了，所以我觉得你做的东西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政治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一般来说，现在把政治学分成一个私人领域，还有一个政治领域，私人领域简单地对应于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领域对应于人们的政治生活，其实这个分法可以但却也是简单了，其实在这两个之上还有一个伦理生活在里边，而伦理生活不是国家的政治生活的那个公共领域，它又是一个制度的公共领域，我觉得它确实与我们转型的过程关系十分密切，我最近看有一个人写了一篇东西讲这个问题，咱们现在市场化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政治领域的问题相当多，基本上还没有走出路子来，另外伦理政治领域不光没有走出来，而且还瓦解那些东西。所以我想咱们讲得“身体政治”恢复到这些领域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就拿医疗来说，这里面包含了个人的决策，也有政府的管治，我觉得这里头也是可以讨论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西医和中医的问题，其实盛洪刚才讲得那个我觉得是理想化的，没这个可能性。你刚才也讲到了中医病人要参与这个过程，而西医的病人基本上是被动的，所以西医和中医的这种被动就牵扯到一系列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西医是发现病，而中医不是这个思想，中医没有病人，它基本的治疗也不是把你的病兆去除，在现在西医的强势地位之下，要成为一个名中医要比名西医难多了，因为西医的知识可以编码化，但是中医的知识是一种实践性的，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如何使得中医不衰落？恐怕如你讲的，西医它是政治，中医不是，可能他们发展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也说不清楚，谢谢。

茅于轼：人们对医疗的认识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克服了很多的成见，从不懂、害怕慢慢发展到今天，从认识的发展来看，其实有很多例子说明人的认识怎么困难，一个就是日心学说，这个斗争很厉害，死人的啊！跟这个有类比的一个观点就是人们惧怕西医动手术，但是你反过来看，不管哪个民族都有拿人来做牺牲来拜太阳拜神的，这是普遍现象。我觉得从认识过程来讲，有很大的教训，反过来看，我们今天有没有很愚昧的认识？我觉得是有的，有很多认识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说别的，就说以公有制为主吧，说得更邪乎一点，我觉得国家的方面是除了好大的问题，原子弹就是国家制造的，恐怖主义就是反对国家的，而不是反对人的，所以我觉得国家观念是由来已久的，但是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国家观念还有多少价值？我觉得从认识的发展来看，有很多的老观念束缚着我们的思想，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告很有意思，能够启发大家的想法。

杨念群：我觉得西医传教士实际上跟新教有关，甚至跟美国传教士都有关系，到了医学传教的阶段已经是比较后期了，而且面对的是大众、面对的是乡村，跟利玛窦的阶段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也有很多人去做传染病的工作，但是我想我在做的时候还是尽量避免这个，因为这很容易跌入到医疗史的套路中去。当然我觉得赵杰博士和刘海波博士说得非常好，刘海波博士提得非常对，我基本上是从一个历史的视角来的，所以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写道改革开放啊？到了85年就不写了？我觉得85年就使“赤脚医生”解体变成个体医生以后，中国的体制就完全转换了，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把握，包括现在的医疗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非常多，所以我给自己定的任务就是给医疗改革作基本的历史的梳理。我觉得作为一个搞历史的，要让我直接去面对这些问题，恐怕也没有能力，当然我觉得两位提出问题的启发性还是很大的，给我的启发主要就是考虑问题的时候有两个角度，一种角度就是从历史本身，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去追溯当代问题的源头，我想二位是从后面的角度给我提出一些建议吧。另外我想各位，包括盛洪先生、张曙光先生和茅先生都是对我的这个做了一些延伸和评论，也是非常有启发的，包括盛洪提到的从技术和制度不可分的角度，这实际上跟我当时的一个出发点也是很有关系，就是从空间问题来讨论群体怎么跟个人之间发生互动，而不是个人面对医生或者病人这样的关系的问题。然后包括政治、成本在这中间怎么起作用的问题，但是我市特别的外行，我觉得医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制度成本，就是说西医的制度成本是非常高的，中医相对要低一些。而中医士适合乡村、西医适合城市确实在近代以来就有这么一个划分，但是是不是就是说城市完全适合西医，因为城市的收入相对比乡村要高一些，但是是不是就是看得起病？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

茅于轼：非常感谢杨教授，我们今天到此为止。

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高丙中）

萧峰 — Sat, 24 Jun 2006 08:46:00 GMT

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高丙中

2006年对于世界人类学界来说有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事件，这就是理福斯(W.H.R. Rivers)发表《托达人》(The Todas) 一百周年。理福斯是人类学学科化历程中第一个以自己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完成民族志专著(monograph)的人类学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西方人类学界会怎样纪念这部大作的百年贡献。但是，现代西方人类学以它的海外社会为对象的经验研究已经积累了一百年的成就的事实却强烈地激发我们认真思考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方式。有意识地到国外开展民族志研究的问题，在我们当今形势下已经无可回避。

英国所代表的古典人类学在知识生产方式上有一个分工，它的资料来源和研究论著经由两种人分别进行，一边是传教士、殖民地官员、探险家、商人关于海外民族的奇风异俗和遗闻佚事的记述，一边是有专业修养的知识分子利用这些资料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古典人类学的集大成者泰勒和弗雷泽都是依据庞杂的他人二手文献进行学术研究的。这种不在现场甚至从来不到现场的人类学研究在1900年前后的几年里被改变了。从1898年开始，英国剑桥大学的哈登（A. C. Haddon）率理福斯、赛里格曼(C.G. Seligman)等人在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在澳大利亚同伊里安岛之间）周围对土著的体质、心理、语言、艺术与工艺、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实地考察，开创了学术研究者自身到实地调查的先例，并在1901年至1935年间出版了哈登主编下多人撰写的六卷本《剑桥托雷斯海峡人类学探险报告》。托雷斯海峡土著探险的集体考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理福斯从中得到了锻炼，并具有了对于一种新的人类学方法的信心。这种方法在当时被表述为对于一个民族或者地区的“民族志普查”（ethnographic survey）、“强化研究”（intensive study of a limited area），也就是后来流行开来的民族志方法。《托达人》对印度的托达人的生产活动、社会生活、信仰、亲属关系以及与周边民族的联系进行描述的时候，展示了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新方法：到异国他乡一个社区居住相当长一个时期（理福斯在印度的这个部落呆了半年），调查既要全面也要细致，以此为基础写成叙述性的著作，达到描述透彻、细节精确的专业水准(Rivers 1906: v)。他的著作为他们的第一代学生发挥了示范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类学界已经有海外调查经验的人士所培养的十多个学生分别到世界各地进行这种实地调查（Stocking 1995: 118-9），随着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在1922年各自出版《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人》，以亲身实地调查为资料基础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就普及成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人类学的学科基础。

在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比较发达的英国和美国，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对于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一方面是对于特定地区、国家或社会的研究，如非洲研究、太平洋岛国研究、南亚研究、中国研究、农耕社会研究、游牧社会研究；另一方面是以此为前提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和对于人类普遍性问题的关怀，如萨满教研究、馈赠研究、经济理性研究、社会组织研究。人类学的这种学科定位不仅使它成为社会科学之中的一个具有独特对象和方法的独立学科，而且使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优秀代表：其一，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后来为多个学科所沿用，民族志就成为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除了与人类学相通的民族学之外，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乃至传播学都在做这样的民族志。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志既是一种文体，也是对于社会科学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其二，人类学以整体观(holism)看待社会，把一个社区当作微型社会来研究，包含关于对象的政治、经济、宗教、亲属制度等各个方面的调查研究，甚至本身就发展出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的分支，俨然就是微型社会的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其三，人类学关于特定社会的民族志著作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积累关于该社会的经验事实，提供第一手的经验材料，使该国的其他学科的专门研究有了一个共同而共通的经验资料的基础。

所以说，关于国外社会的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的学科核心，又是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实力的基础。这是我们今天把《托达人》放在一百年的历史里能够彰显的事实。我们从这个事实出发回应“繁荣中国社会科学”的呼声，能够从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基校区的阎云翔教授、柏克莱校区的刘新教授，日本爱知大学周星教授，韩国国立首尔大学金光亿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庄英章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李沛良教授、陈健民教授，清华大学的沈原教授、郭于华教授，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麻国庆教授和欧阳光教授、康保成教授，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云南大学的何明教授、黄泽教授、马京教授和杨慧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教授、张海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罗红光教授、翁乃群教授、色音教授、何星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等同仁交换过一些意见并得到诸位的教益。我和他们谈到同一个话题，就是“中国人类学当前应该有一个新的转向”：以整个世界为实地调查的田野，而不再局限于以本国为田野。我们学界应该从理论和个案两个方面推进这种转向，并借此促进中国社会科学以新的知识生产机制获得进一步发展，增强中国知识界在学术和文化上的主体意识。

在这个时间里，我们单位内部也就人类学学科建设反复交换意见，达成了“建设面向全球社会的实地研究平台”的共识。树立这个发展方向首先是为了培养一代具有新的知识生产能力的年青学人，让他们有机会到国外我们关心的地方开展符合学科规范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在这个过程中锻炼成长。我们相信，这种人才的增加以及相应成果的积累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都是有重大价值的。从应用的方面来说，这是为中国与世界和平共处提供有关国家的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系统知识，增强国人对其他社会与不同文化的理解，提高国人开展跨文化交流的知识基础和对话能力；同时从学科发展的方面来说，这将有助于开创一种新的学术格局：中国学者的实地调查研究也开始以国外世界为对象，以此为基础，中国人也开始作为独立的学术主体开展以自己的价值和需要而划分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在国际上从事以自己亲自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创新。

人类学的学者和学生开始认真思考到国外进行田野作业的可能性和实施方案，斯其时也。从理顺人类学本身的定位来说，人类学视野和活动空间的内敛性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界的遗憾与无奈。中国的人类学前辈当然知道人类学是以世界而非限于国内为田野的。但是，多方面的历史条件制约着人类学家的选择。其一，中国的国力（课题资助能力）使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直顾及不到把资源投到耗费不菲却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国内急迫问题（如围绕温饱问题的物资生产与分配斗争）的人类学课题上；中国政府的外事机构就没有设计过针对自己的公民在外国的社会之中自由行动进行管理和服务的功能。其二，中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社会心态、集体意识不便于学者到国外社会开展调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并长期伴随着外来入侵造成的众多的生命牺牲和“国耻”的不断累积，国人在心理上与西方主宰的外部世界的关系是紧张的、过于敏感的。自尊与屈辱相纠缠的集体情感在缓和乃至超越之后才有利于学者到外部世界进行学术研究。国家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需要在国内用意识形态凝聚人民，分类并刻板地看待外部世界，就不会鼓励学术的“求真意志”。可喜的是，这一些制约条件在过去几年都发生了转变。一些学术课题的资助能够支持到一些国家进行一周年的田野作业了。学者和学生出国已经很方便了。中国的发展水平造就了民众比较自信和平和的对外心态，奠定了接受充满差异的真实的外部世界的心理基础。

关于全球社会的实地调查或者国外社会的民族志研究显然已经是日益急迫的对于中国人类学界的知识需求。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人和中国货已经扩散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急速地增加着占据密度，中国的时间和空间框架里都纳入了外来的大量要素。这个格局在中国孕育着对于外部世界的巨大的知识需求，在国际社会则孕育着让中国学者积极主动参与当代世界知识生产的需求。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和对于外部世界的表述大致有三个形态。传统的中华帝国有一套获得海外经验、表述海外社会的途径（如朝贡体系、宗教与文化使者）和方式（史志、小说），统治者和百姓以此轻松自信地想像外部世界。近代以来，西方所代表的外来器物和思想靠强力侵入中国社会，中国人以混合自尊和自卑、推崇和怨恨的矛盾心理想像他们的社会。现在，大量的人出国做工作性的和休闲性的旅行，在国外社会获得丰富的个人经验；另外还有更多的人与“外事”、“外贸”、“外教”、“外企”、“进出口”发生联系。在集体的想像和个人的经验之外，以参与观察为基础的对于外国真实而复杂的社会的知识就成为国民越来越急迫的需求。在国家和政府的层次，无论是长期的国际战略还是短期和局部的外交政策，都有赖于人类学民族志式的对于国际社会的深入的调查研究。

国内和国际的学术发展也都需要中国人类学界大力推动国外经验研究。国内一些相关的学科，如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在研究对象、议题上一直都是交叉重叠的。随着这些学科在专业化程度不断增强的趋势下彼此分工、区隔的必要成为学科发展的压力，人类学界把注意力转向国外社会、转向海外民族志，就成为一个选项。从西方人类学的立场来看，殖民主义的历史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的兴衰(Asad 1973)。对人类学在西方作为权力和知识的双中心的历史中发挥的作用的反思，使西方学者单向的国外民族志田野作业陷入知识和伦理的困境。从合作和互惠的角度思考民族志的新的可能性（Lassiter 2005），就成为国际人类学同仁谋求的一条解决之道。在知识上主动和被动的双方要合作，主体与对象、自我与他者的对立要转向互为主体。非西方的人类学家走出国门，到西方国家乃至世界各地进行实地调查，使过去人类学知识生产关系中的对象国也是知识的主体。这是世界人类学的机会，也是人类文明健康、公平发展的一个知识条件。中国，一向作为民族志的田野，现在转变为民族志实践的主体，这应该是世界人类学的振兴所需要的。当然，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对象”不是容易成为“主体”的。但是，只要我们勇于开始，我们就会有无限的希望。

中国从“独立自主”到融入国际社会，许多学科的学者在讨论中国的市场转型、政治改革，但是没有给予必然与这些过程相伴随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以足够的重视。中国人类学能够进入世界，中国的社会科学才有机会成为当前世界的学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体制是一种双轨结构：一条轨道是学科(disciplines)，一条轨道是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研究性综合大学在组织上有一个以院系为单位的系列，还有一个以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为单位的系列。前者以学术性的学科教育为本，后者以应用性的地区研究为务。教师大多兼具双重归属，一是某个学科（如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二是某个地区研究（如非洲研究、中国研究、南亚研究）。这种双轨结构在运行上表现了明显的比较优势。学科系列有利于学术知识的传承、积累与创新，地区研究系列则便于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专门知识服务，也便于获得资源反过来为学术与学科建设服务。美国的学术繁荣固然得益于国家实力，也得益于这一学科体制。这一体制其实不过是人类学学科特点的制度化和泛化：不仅人类学民族志研究要到国外的一个地方做，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涉及到特定社会的时候也要扎进当地做实地调查，没有这种调查的知识生产是不能被接受的。中国的社会科学要有一个大的发展的话，有必要借鉴这一双轨结构。整个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都要借鉴人类学的学术规范开展必要的海外实地调查研究。“我要研究什么就亲自去收集相应的资料”，在独立自主性上和可信性上完全不同于“我能够找到什么（二手、三手）资料就做什么研究”。中国已经生存在国际社会之中，中国的社会科学也需要借助双轨制证明自己也是以国际社会为背景的学术。

2004年12月，我们按照这种设想培养的第一个博士生通过学位论文（龚浩群2004）答辩，郑杭生教授、杨圣敏教授、景军教授、郭于华教授、麻国庆教授、王建民教授、马戎教授等答辩委员针对该文，就国外民族志对于中国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的意义进行了充分的阐发，并提出了许多很重要的问题。当时是学生答辩，不是老师之间的研讨会，对于一些值得深究的问题，大家也只是点到为止。我现在就利用这个纪念人类学民族志专著问世一百年的机会用文字来回应他们的意见。

我对国外民族志的兴趣，首先是在考虑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年度重大项目《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身份建构的人类学实证研究：多国的比较》。本项目是要通过对多个国家的公民身份实践的实地调查，来思考中国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而又如何建设的问题。我们还要借此机会实施学科建设的一个抱负：建设更规范、更健全的中国人类学。规范要从博士生做起，他们必须使用当地语言，作为课题组的成员分别深入到多个国家（不同经济发达程度和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的主流社会的基层社区，在一整年的周期里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深度观察，建立不同社会公民身份的建构方式和发展水平的若干个案。这些个案一方面作为完整的关于对象国的准确、具体的知识提供给我们的中文读者，另一方面作为比较的资料和参考的维度，为我们共同思考建设中国公民社会的问题做好资料和知识的准备。我们目前已经有三个博士生完成了对于三个国家（泰国、蒙古国、马来西亚）的特定社区的一年周期的田野作业，另外两个博士生正在印度和澳大利亚实施同样的调查，计划在2006年5月完成实地调查工作。我们今年就以五个规范的海外民族志田野作业、三部海外民族志专著纪念理福斯发表《托达人》一百年。

引用文献

Asad, Talal 1973, Anthropology & the Colonial Encounter,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Lassiter, Luke Eric 2005, The Chicago Guide to Collaborative Ethnogra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ivers, W. H. R. 1906, The Todas, London: Macmillan.

Stocking, George 1995, After Tylor: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1888-1951,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龚浩群 2004，《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