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心 the alienated academy一书
第六章 大学生活以及维持生活方式的花费
20世纪30年代，当西式的中产阶级大学开始顺从于国民党的压力时，公众对这些学术机构的态度真是莫衷一是。在大学毕业生经历了大萧条时期的失业打击之后，对教育体制的弊病的检讨更是充斥于各种报刊杂志。据1934年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报道，在1933届的毕业生中，近21.8%的人文和法律专业的学生，9.4%的教育学专业的学生，以及3.2%的工程技术专业的学生无法找到工作。1933年，在法律、人文和教育学专业取得学位的学生几乎占了当年毕业生总数的一半，这样算来以上专业的毕业生无法就业者总计达4500人，即毕业生总数的15%。如此惊人的数字导致了对民国高等教育状况的更多批评。但是公众对高校的批评涉及更为广泛的关注方面，而不单单是就业这个问题。
当国民政府试图管理和控制高等教育事务的时候，公共舆论却在抨击决定谁能进入高校的社会结构以及校园文化的社会意义。不仅学杂费被认为超出了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而且住校也由于隐含地要求维持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招致了人们对其昂贵费用的批评。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南京，从前清学堂到美国教会大学再到国民党的教育机构，费用和生活方式均有不同。在每一例中，高等教育的费用都包含了生活方式的因素。正如高失业数字引起了对高等教育与其大环境之间关系的关注，大学校园的城市生活方式也招致了批评者对现代大学经历的社会效用的质疑。
大萧条导致的失业及缺乏就业能力
3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生的失业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1931年，伊卡——一个以笔名发表文章的撰稿人——在一本流行的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讨论中学毕业之后该做什么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现在嘲弄学校的已经不再是一般公众了。学生们的热情消退，他们对现代教育能够提供什么失去了信心。…大学生们本身的恐慌和焦虑是同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一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整个30年代初期，关于现代中国大学生及其失业问题的讨论充斥于各种专业期刊、学生杂志和报纸社论。对大学生们来说，失业的可能对他们的自尊造成沉重打击。管怀琮，国立劳动大学的一个在校生在1930年春这样写道：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人都在说，一个国家的富强及其文化成就的水平首先取决于其教育水平和国民受教育的机会。… 大学生在一个国家的文化知识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大学生是“家庭的支柱”，“社会的支柱”，“国家的生命线”，“人类社会的精英分子”。…现代社会的大学生应该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能够为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做出巨大贡献，并能够给他们的家庭以充足的经济支持。这是我们一直确信不疑的。然而，现在的事实却恰恰相反。
20年代的很多毕业生在正在扩张的中国现代学校系统中找到了工作，做了教师或行政人员。还有很多人受惠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在党的系统或政府部门获得了职位。但是，30年代的情况已大为不同。管怀琮忧虑地写道，“今天大部分的中国大学毕业生都没有工作，发生了什么问题？…坦白地说，现在我们这些还在大学里读书的人一想到即将来临的失业就感到恐慌！”
像管这样的学生表达的痛苦和迷茫被各执一词的理论家们拿来阐述各自的政治观点。一些批评家把失业看作社会制度全面崩溃的征兆，他们认为现存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这种从资产阶级西方输入的制度模式所包含的特征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全不相干。这类批评极典型地把教育的失败与据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以及代表封建官僚利益的军阀政权的阶级剥削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影响联系了起来。因此，正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被看作是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原因一样，受大学教育者的失业也被追溯到同样的根本原因。古楳很受欢迎的两卷本著作《现代中国及其教育》，是这类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式批评中最为全面的一个，它把中国高校的可怕现状放在中国经济的总体衰退这个广阔的背景中来论述。大学生的失业被视为与本国棉花、烟草、面粉、火柴、茶叶和丝织产业中工人的失业相类似。学校的拮据被归因于军事开支挪用了教育经费，军阀的政治和军事剥削被看作是造成私人文化机构财源枯竭的原因。大学生和小学教师因而同属被压迫阶层，与中国的城市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有着共同的命运。
这一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描绘了一幅个体学生在某种扭曲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无理的经济要求的重压下苦苦挣扎的景象。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的利益启动了如此的非个人且不可预见的力量，以至于青年学生在其求学的每个阶段都极易遭遇完全无法预见的危险和困苦。上大学的费用如此之高，而收费机构又如此严苛，以至于一旦某个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恶化，无论他的学业处于哪个阶段，他都可能被迫放弃受教育的机会。公共开支经常被挪作军费，使得国家对文化教育机构的投入极不稳定，因而，学生甚至在交足学杂费之后也不一定能得到正常的教育，因为录取他的学校实际可能并未开课。最后，一个大学毕业生即使已经拿到学位也不大可能找到工作，除非他碰巧很有关系。那些最终争得小学教职的人发现，他们地位地下，收入微薄，工作环境枯燥乏味，且长期遭受失业的威胁。在这些批评者看来，现代教育并没有促进向上的社会流动，它实际上导致了受教育精英社会地位的下滑。这个制度虽然坚持启蒙与进步的虚假许诺，却使得大批学生饱尝焦虑与挫折。它对金钱的强调使得青年学生的求知需求受到挫折。这些大学不均衡的地域分布首先把学生们从其天生环境中连根拔起，然后又在他们毕业后把他们置于无法立足的社会环境。
一种批评观点称，失业的大学毕业生是由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阶级的利益所支配的无情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受害者；与此同时，另一种批评观点则将重点稍稍转向，用以说明现代教育体制是如何为统治精英的利益服务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又是如何被富贵人家的子弟垄断的。批评的重点在于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和“商业化”特点，而非整个社会制度的缺陷。在这里，由于财力不足而不能上大学的挫折比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的状况更能激起批评的愤怒。一种看法认为，目前依照西方制度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包含着像对金钱的盲目崇拜这样一些特点，而这正是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特征。当这种外国的教育体制被移植到中国之后，它就使中国的学校商业化，并把受教育的权利变成只有极少数特权者才能拥有的商品。在这种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中，上学的费用具有极大的制约性，以至于穷人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一切机会。
3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这样的观点，即认为现代中国的高校主要是为提升富人和特权者的社会地位服务的。古楳，广东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位教授，这样认为:
中国的新教育，本来是西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事事都讲金钱，因此受资本主义的教育，也必须以金钱为标准。换句话说，就是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从而有产阶级成为有识阶级，无产阶级变为无识阶级。这样的教育，根本是少数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而非无产大众所能享受的。……因此教育愈成为资产阶级所独占了。而一般工人阶级、无产大众，既无资产，只有观其独占了。
对于当代中国教育的阶级性质问题与古楳有着同样看法的人，并不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30年代曾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后来成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班子成员，最后又负责主持国民党《中央日报》的陶希圣，也同样注重财产与受教育机会的关系。他在30年代曾这样分析教育体制的社会性质：
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农工业儿童没有受初级小学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更就能够升学大学的来说，大抵是中资以上的富裕人家！一个大学已上升到所谓“上层社会”，即大地主，金融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阶级的境域。他们的子弟是最能住到大学的。
这些谴责指出，民国的教育是在巩固基于财富分配的社会等级。接受学校教育并不必然使人富有；但是，首先要有钱才可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传统的先后次序——起码在其理想形式上——已经被彻底颠倒。教育体制没能为贫穷但有才华的个人创造向上流动的多种渠道。反之，现代学校制度的作用是把知识分子的尊荣授予上层阶级；它未能起到缓和纯粹经济和政治影响的知识平衡的作用，而它曾理想化地假设它过去做到了这一点。
尽管两种批评立场都表现了对当代高等教育的社会特征的深刻不满，但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如何认识大学生的社会地位。当把关注点放在大学生的失业问题上时，他们被视为更庞大的经济政治势力的贫困而无助的受害者。但是，当关注点转向受教育机会的问题时，他们又被描绘成剥削阶级有钱有权者的子孙。在30年代的讨论中浮现的受教育精英的形象被第三种观点进一步复杂化了，这种观点把弊端丛生的高等教育和盛行于大学校园的城市生活方式及松散的个人纪律联系在一起。这些批评者大部分来自国民党右派，他们将文化损失和经济混乱归咎于个人而非制度性安排。
当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家们考虑高等教育问题时，他们立即认定学生文化的城市性质是所有学校问题的根源，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在1934年写道，学校生活徒有其表。教育部1933年的一份报告强调指出，上海（全国不少于三分之一的高等教育机构和三分之一的大学生集中于此）大部分大学校园的生活方式过于奢侈、轻佻。
这些大学生们从来不关心任何严肃的事情。他们过着娱乐休闲的生活。他们的衣着昂贵，饮食考究。他们消费进口商品。他们经常出入影院和舞厅。他们出门坐着雪佛莱汽车。他们既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关心他们的学业。
这些大学生们——特别是那些教会大学的学生，公认的富人家的子女——一年要花费数百元。他们花父母的钱，不是为了埋头学习，而是为了保持他们所追求的时髦的生活方式。潘公展写道，上大学读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拿到学位，学位成了一种重要的地位象征。
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家们大加攻击他们视为城市环境中腐化堕落的一面——其具体而微的代表是好莱坞电影的流行程度。盈利丰厚的美国色情电影的播放在保守的右派和激进的左派看来，代表了被商业文化的价值观念所污染，并被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退化所败坏的城市生活方式最为人不齿的方面。教育部长陈立夫写道:“好莱坞电影是让人颓废的陷阱！”潘公展沮丧地看到，大学生之所以最容易受到这样腐败的影响，无疑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英语程度。对青年学子头脑的毒害尤其令人悲哀，因为看电影所费不菲，而“大学生们把他们的父母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间接的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花费在了美国商业文化的宣传品上！”“进口电影是导致青年道德堕落和社会风纪败坏的一切邪恶的根源，它把我们的民族精神引入可悲的境地。美国和法国电影是把西方社会低等阶级的低级趣味和恶风陋俗输入中国的工具。我们的人民每天被如此邪恶的影响污染着心智和灵魂而竟不自觉！”
于是，新生活运动理论家们将学校的问题归咎于中心城市大学生堕落奢侈的生活方式，而不归咎于这些教育机构所依循的西方模式。大学生对西方（事实上是西方低等阶级！）精神污染的难以抵制，以及他们对社会责任的放弃，破坏了他们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支柱的地位，并使他们变成纯粹的消费者和社会寄生虫。大学校园的不良风气——无论是奢侈，浅薄，懒惰，贪图享乐，还是政治冲动——最终都对大学生所经历的磨难负有责任。
国民党理论家强调生活方式的问题，从而把失业问题重新定义为缺乏就业能力的问题。这些批评认为大学生的失业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人文、法律和经济专业大学生的高失业率不能反映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良好状况。国民党官员认为，严肃认真的学生本应该攻读能为国家的物质建设直接做出贡献的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专业，而不是像文学这样容易学的“软”专业。此外，大学毕业生本能通过在农村工作而避免失业。他们拒绝放弃城市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他们的失业。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家们明确认为国民党政府及其教育部的作用在于把大学生们从他们的软弱和愚蠢中挽救出来，并努力引导学生的兴趣从文科专业转向应用科学以及其它有关“职业性”和“生产性”的领域。同时，他们发起了一场激励运动以改革学生的校园生活，并劝说学生专注纯学术，远离抗议运动的政治空谈。
这些对当代高等教育的批评性评价清楚地表明了左派和右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分。那些赞成根本、全面的变革的人为大学毕业生所经历的挫折谴责整个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环境。另一方面，政府的理论家们谴责学生个人的道德败坏导致了教育体制的失灵。左派的论证强调，革命性的社会政治变革是改善高等教育的先决条件。右派的论证则把责任推给大学生自身，因为他们常常辜负了文化和社会对他们的期望。
但是，批评者们为服务于其意识形态利益而作的评论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歪曲和自相矛盾。上大学的费用明显地限制了小康人家的孩子接受体面的高等教育——因此，在对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控诉的同时，也有反对教育体制的固有阶级偏见的呼声。然而，失业受到严重关注这一事实表明，大学校园中有相当多的人来自较低阶层，所以才弥漫着对教育能作为向上爬的垫脚石，而不仅仅是巩固原有地位的期望。尽管高等教育的内容被攻击为徒有其表，高等教育的实质也受到道德水准和社会功用方面的挑战，但是很明显，人们对上大学的要求还是非常强烈，以至于失去这一机会被当作一种重大的挫折与悲哀。最后，尽管激进的批评者把受大学教育者的大量失业同中国本土工业基础的结构性缺陷联系起来，后者又被归因于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但是统计表明，30年代青年学子的失业明显出现在与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无关的领域——人文、法律、教育领域，而不是商业和工业领域。确实，在工程技术和医学这样的现代专业中受过精密训练的学生，较少面临供大于求的失业问题；较多面临该问题的是那些从传统专业毕业的学生——那些被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家们描述为“自以为是”，“自我中心”，浅薄且易冲动的人，他们把精力和金钱浪费在难以令人尊敬的城市生活的琐屑小事之中。
意识形态的争论混淆了对高等教育状况的讨论，因为对问题的描述可以与对社会特征和文化价值的判断混到一起。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没有任何单一原因的分析可以满足各种发自内心的牢骚，这样的辩论才会出现。在学杂费问题上，真实的一组组数字显示了高等教育所需费用的水平。然而，这些数字本身并不能显示人们是如何承受缴纳学费的实际负担的。有一点很重要，即30年代很显著的一部分公众观点不仅宣称高等教育是富贵人家的特权；而且也将这一制度描述为在起源上是“资本主义的”或“西方的”。当然，财富、文化教育和高级官职之间的联系在西方到来之前早已有之。在30年代，当对城市大学所代表的一切的不满日益高涨的时候，私人讲学的传统书院和机构被理想化了；它们被认为具有多种优点：诸如对社会需要的负责和对德育的重视，收取学费时间上的灵活性，以及根据个人家庭经济状况收取数额不同的学费。换句话说，西式高校受到批评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收取学杂费。公众对高等教育“商业化”的愤怒不仅反映了对费用收取方式的反感，也反映了害怕那种基于学费的合约式关系会很快侵蚀教育过程中人的交往的意义。30年代对传统书院的颂扬提供了一种与之正相反的评论，它把注意力引向了公众对西方模式的高校的普遍不满。
学杂费
关于民国时期的学费已有资料显示，在那些年上大学是很昂贵的。只有能够承受现代教育多年的高额费用的少数人才能上得起大学。在20年代，大学生每年的开支从220到400银元不等。这个数字在30年代早期一直在稳步上升，某些学校在抗战前夕已达到600元。那时，数百元是家庭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西德尼·甘布尔（Sidney Gamble） 在1926年对283个北京家庭的收入所做的研究表明，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工薪家庭的收入在每月20元以下。李景汉在1928年所做的关于体力劳动者和手工业者的独立研究在很多方面证实了甘布尔的结论。虽然这些数字主要针对的是北京地区的情况，但对更大范围的情况也有参照意义。甘布尔指出，工薪是当时第一重要的收入来源，占家庭总收入的73％；一个中等规模的家庭有四口人，所有家庭的平均人口则是4.6人。这些工薪阶层的家庭——接近北京城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不得不以每年少于300元的收入度日；而同时，在北京近郊燕京大学读书的一名学生住校学习10个月的费用就是350～400元。
如人们所料，学杂费构成上大学费用中很主要的一部分。讨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学杂费，不但要考虑前十年与后十年的区别，还要考虑有着不同资助来源的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在民国时期，除了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和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其它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要收取学费。在20年代，国家资助的公共教育机构每个学年的学费是40～60元。国立北京大学，这个从前清京师大学堂演变而来的最重要的公共教育机构，收费也是最昂贵的。其学费在1917年定为60元，并在整个20年代保持在同一水平上。清华在1927年的收费是40元，在那一年清华不再是由庚子赔款基金资助的中国学生留美预备学校，而被立为大学。南京的东南大学——长江下游唯一不重工科的公共教育中心，在1923年的收费是40元，并且为了回报江苏财政对学校的支持，对江苏学生只收取一半的费用。上海的南洋公学——模仿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工程技术管理学校，只收30元。
二十四所左右著名的私立高校——包括本国学校和教会学校，收费比公共教育机构高得多。在20年代，私立学校的学费在70～100元之间。周恩来的母校——天津的南开大学，以及上海的复旦大学，收费都是100元。福建的厦门大学，由在东南亚致富的海外华人陈嘉庚捐资创建，收费70元。上海的同济大学，一所有德国背景的医学与工程技术大学，收费极高，每学年学费为210元。
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间，主要公共教育机构的学费没有明显的增长。实际上，无论名义上的学费是多少，北大和清华在1928年之后已被允许不收学费。通过强调国立大学公共的——因而就是开放的——特点，这些大学的学生要求免费接受高等教育，这一理想被假设为真正共和国家的特征。在关于钱和高等教育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大学当局有充分的理由与学生达成默契。当时一些曾在前清公共书院学习过的学生力图表明，传统的教育考试制度如何落实教育社会精英是国家的责任这一观念，而官办教育机构又是如何慷慨地免去聪敏勤奋的学生的一切学习费用以资奖励。缘此，北方各主要公共大学被允许间或不收学杂费。
与此同时，国民党人在各省会城市新建的公共大学，如杭州的浙江大学，武汉的武汉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或孙逸仙大学，其学费之低引人注目（每年20元）。在南京时期，这些教育机构迅速地在生活费用较低的地区中心城市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学生。一些直接由国民党创建的学校——如用以训练高层次党政干部的国立中央政治学校——不收学费，并免费提供食宿和制服。
另一方面，私人教育机构的收费在30年代上涨了。当北京和各地区中心城市的主要国立大学减低并放松收费的时候，上海和天津的私立学校却提高了学费，并加紧了收费工作。同时，当国立大学对不交学杂费采取一种宽大态度的时候，上海的私立大学却形成了一种习惯做法：给学生送以严苛的通知单，要求他们按时交费；威胁他们如有拖欠将受到经济惩罚，有时甚至不予注册。
除了收学费，私立大学还特别规定了针对各种违纪行为的不同的罚款额度，包括上学迟到，更改名单，以及考试作弊等等。有的学校还收取特别附加费用。上海沪江大学的一年级新生要交10元的“入学费”。复旦的新生要交5元的入学考试费，以及10元的“建筑建设费”。同大夏大学相比，复旦的建筑费还不算昂贵，因为前者的“建筑建设费”是每个学生每学年10元。
在那个学生骚动不安、政治激进的时代，国立和私立学校都有一个惯常的做法：在学生入学时收取25元的“破坏保证金”。如果一个学生从未打碎过教室玻璃，也没有损坏过学校的设备，能平安无事地离校，那么这笔钱会在毕业时退还。实验室设备、乐器、体育器材、医疗、校园报纸以及学校年鉴都要收费。这些费用总计每年10元左右，实际收费视情况而定。私立学校还收取图书馆使用费。复旦大学的“图书馆费”是每年6元，厦门大学4元，沪江大学10元。而国立大学的图书馆则是向公众开放的。
因此，民国时期关于高校收费的一些恼人问题涉及的是私立大学，而不是国立大学。是厦门和燕京这样的私立大学引导了30年代的高收费。这些私立大学还以各种学生违纪行为为借口榨取附加收费，并且对此孜孜以求。在南京时期，根据受不同收费方式影响的学生数目来看，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受益于国民党在首都以及南方城市——如杭州、武汉、成都和广州——设立的低学费低生活费的大学。另有三分之一受益于北方的行政松弛。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要求及时缴纳昂贵的学费，并且生活在上海和天津这样高消费的都市。
缴费和收费
肯定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对30年代公立和私立学校之间经济差距的拉大起了作用。北方的公立教育机构在20年代晚期不收学杂费，部分原因在于北洋军阀统治后期国立高等教育体系的全面衰落，以及向南京政府过渡时期的动荡局势。教育部对北方国立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及在1927年合并为国立北平大学的国立医学院，工程学院，农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和外语学院——的投入，由于军阀政府一直忙于派系争战，从20年代早期就中断了。在学杂费方面，这种状况可能给学生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收入的匮乏严重影响了大学的运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在1925～1927年之间跌到最低点，当时正是北方军阀混战时期，北京的控制权在段祺瑞、吴佩孚和张作霖军队的争夺中几易其手。北京9所主要高校愤怒的教职员工涌到教育部抗议拖欠工资。在国立北京大学，电力公司威胁要切断电力供应，因其拖欠电费达数月之久。同时，游泳池也因得不到维修而弃置不用。
南京政府成立后的头几年，国民党人依然关注于军事问题，并且将教育经费挪作军事开支，所以这些大学的财政状况并无明显好转。在大量的教员罢课和学生抗议的影响下，1933年情况有了重大变化。国民党人从此致力于稳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资金被迅速地投入高校——特别是那些直接由国民党创办的大学——以改变校园里的士气消沉。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的第一轮财政资助中，由于国民党分裂为广东和南京两派，广东的国立中山大学比其它受党支持的教育机构获得的资助要少得多；因为四川仍然在封建军阀控制之下，所以国立四川大学完全被忽略了；对国立北平大学的资助超过了北京大学；国家津贴的最大部分给予了国民党主办两所大学——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它们均位于南京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
在中央政府的教育部和其他部门的走廊中，各国立教育机构的头头们忙于为各自的大学争取更多的预算。20年代后期，在关于如何使用美国、英国、日本和苏联政府退还的庚子赔款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中，至关紧要的问题是一个学校相对另一学校在规格和声望上的升降。公共基金的慷慨投入推动了国立中央大学的发展，使之成为了在许多学术领域都有杰出成就的重要机构。同时，当一些学校的声望上升时，另一些则在下降。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尽管有着相当激进的历史但还是停办了，这实际上是由校长易培基的离职造成的。易在兼任农矿部部长时，能够直接把农矿部的资金调拨给劳动大学——虽然与财政部摩擦不断，但还是绕过了教育部的监督。
尽管对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管理者来说，筹款都是当务之急，但是这种关注的性质和结果却是不同的。在30年代，公立大学的管理者并不寻求以增加收费的方式解决当务之急，因为他们认识到公立高等学校的财政增长依赖于当前的政治发展和派系之争。另一方面，私立大学的管理者绝少能获得国家资助。这些教育机构只能向开放的市场寻求经济来源。
20年代私立教育机构的经济开支和运营预算主要依靠三个来源：永久捐赠，私人捐助以及收取的学杂费。1933年，在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美国投资的减少导致了燕京大学收入的锐减，这促使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是否可能将燕京大学重组为一个中学。其它学术成就不太突出（或者，一种更愤世嫉俗的说法是，与洛克菲勒基金和中国基金这样的私人资助机构未能建立良好联系）的私立高校——其中包括大部分集中于上海的高校——发现他们来自私人捐献的收入正在枯竭。结果他们不得不依靠增加学杂费来弥补开支。1931年到1935年间，像复旦和光华这样的本国私立教育机构收入的80％来自学杂费，同时一大批其它的教育机构（比如大夏大学，苏州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收入的50％来自学生缴纳的费用。从学生方面增加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违纪罚款数额的增加，以及招生规模的明显扩大。由此，上海大部分私立大学对学杂费收入的严重依赖，与反对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呼声以及对文凭制造厂的愤怒批评正相吻合。
文凭制造厂
当那些获赠较多、课程设置合理、学生的校园活动组织得好的教会大学尽力宣扬教育机构的使命感，以多少避免被人讽刺金钱崇拜的时候，本国的私立大学则激起了对其“惟利是图”和专注经济问题的谴责。这些教育机构承受着人们对高等教育“商业化”的指控的冲击。公众对上海私立大学的拜金倾向的讽刺被写进了像万迪鹤的《中国大学生日记》这样的当代小说中。日记的作者，一个来自某省的大学生，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记述了他缴完学费和违纪罚款之后，在到校的第二天就已身无分文的经历。各种书籍、戏票、文化活动和其它活动大大超出了他的财力；付第一个月的食宿费用完了他的最后一分钱，他不得不向家里写信要钱。秋天叶落时节，家中来信带来了收成不好和粮价下跌的消息，他把他的校服一件接一件地送到了当地的当铺。期中考试的时候，他向一位高年级学生打问情况。被告知不用为期中考试担心，但要注意期末考试。对此的解释是，成绩的给定与大学当局从学生那里搜刮金钱的渴望有非同寻常的联系：
“你要明白，这是我们校董会的‘应用经济学’在起作用，”他解释道。“期中考试在期末成绩中不占多少份量，因此这些考试不值得让忙碌的主管花费珍贵的时间和注意力。期中成绩是指导员给定的。这些指导员都是按小时付费的兼职职员；他们知道把成绩给得太低对自己没什么好处。所以，期中考试时我们用各种方式作弊：抄旁边同学的，或者抄书，诸如此类。没人管你。期末考试就大不一样了。考题很难，而且校长亲自监考。只要往旁边溜一眼，就会马上被赶出考场。如果没有期末成绩，你就只好在第二年补考。”“怎样补考？”“每门课交两块钱。”“如果我在毕业班呢？”“那你得重修这门课，收费30元。去年有40个学生重修了课程。”
《中国大学生日记》激烈地批评了教育体制最糟糕的一面。大学的董事会和管理者被鄙视为心胸狭隘的贩卖文凭的街头小贩，他们经营着学术商店只是为了获利。教授们被描绘成兼职挣工资的人，他们为了课时费而讲课；同时他们还是对学生的疾苦全无同情心的麻木不仁的反动分子。大学生们不是被描绘为头脑空虚、贪图享乐、不负责任（所以要对他们自己的困境负责），就是就描述为受到不可控制的环境的侵害而心情焦虑。
进一步的批评是：因为商业化的运作不断地创造利润，有意的欺骗也就成为必要了。学校大加宣扬自己办学有方以不断吸引大量的申请者填充他们的教室，这一点很关键。于是人们注意到，在每学年之初，私立高校都会在上海的报纸上自我吹嘘。中山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古楳注意到，这些广告都列出具体的规划，以显示其学术上的可信性。董事和学校管理者们——那些规划学校财务的人——无一例外地被称颂为具有对公共事务的贡献及高学历。教师名单上全是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名字，目的是为了吸引学生。总会提到学校宿舍提供的现代化设施、建筑的宏伟和校园的优雅。古楳这样写道：
初来上海的朋友们，不免要带着诧异；看看报纸上的广告，没有一个学校不是顶括括的；待仔细去一调查，大多数的学校都是一塌糊涂。……学校吸引学生入校而登广告，与商店为推广商品销路而登广告，其意义是相同的。
虽然私立学校的董事会和行政当局为何会采取某些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流行的看法还是将之归因于掌握钱袋的“那些人”的道德下滑。是“那些人”，那些拜金的学术企业家，出于贪婪和私欲，把学术机构变成了文凭制造厂，把对学术的神圣诉求变得滑稽可笑。许多私立大学在这些年一直优先考虑财政问题，这是以学术诚实和尊严的牺牲为代价的。在通俗作品中，这些私立大学的校董事会和行政当局被描绘成恶棍，他们允许金钱势力侵蚀学校，他们的虚假广告误导了青年学生，他们把知识的传递变成了商品交易。
在现实生活中，学生们愤世嫉俗的态度破坏了学校纪律。在1926年的春天，天津的南开大学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教学中断事件，起因是《南开周刊》——一份校园学生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拜金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匿名作者，一名南开的学生，批评南开校长张伯苓对筹款活动特别在意以及其它一些金钱方面的问题，并暗示张对金钱的关心是为了自己获利。张伯苓被激怒了。他在全体教职员大会上进行了申诉，与会者都了解了他为学校的良好财政状况所做的无私贡献，对他受到学生的侮辱和伤害给予同情。南开大学的全体教师决定，为支持校长而罢课，只有在学生做出正式道歉之后才结束罢课。
当涉及拜金问题时，民国的高校被分成了两类：由国家和国民党支持的公立学校；靠来自学生的收入维持的私立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和国内学校。这不仅仅是一个实际开支水平的问题。在30年代，可以看到公立和私立高校是以不同的原则运作的。私立教育机构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的”和“商业化的”，以及被称为“文凭制造厂”，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收取学费，而是因为收取违纪罚款，严格强制缴纳期限，以及催逼债务这些看上去很贪婪的行为。与此“资产阶级的贪婪”截然相反的是，公立教育机构在另一条路上稳步走向由国家提供的免费教育。只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公立大学的学生全部由国家负担（就像国家要对军队供养一样）才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高等教育被从沿海城市连根拔起。然而，在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公立教育机构也提供了足够多的补助，包括免费的宿舍、校服和讲义，以延续以前的学者每月领取“膏火费”的传统——那是对学业优秀的奖励。
作为文化和政治问题的生活方式
上大学的费用不仅限于缴纳学杂费。在校期间有很大部分的开支要用于服装、书籍、旅行以及课外活动。学生在这些方面的开支经常会超过单纯的食宿费用，这反映了他们对价值和方式的刻意选择。
30年代学生消费的主要特点是：大学校园风行的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以及全国性的学生文化的缺失。民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分裂最具体地表现在大学生活的实际差异之中。宗教仪式，唱诗班演唱，音乐团体，体育团队，英语戏剧表演，社交聚会和舞会，学校年鉴，圣诞庆祝，新年及其它的基督教节日全部由中国的教会大学发起，然后传播到上海由本国人办的高校。另一方面，文人式的消遣、听京戏、读古典小说和泡茶馆也开始渗入北京和其它省份的本国高校的学生生活。一般而言，教会大学的管理者在组织学生的日常生活方面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有意识地激发团队精神，并防护他们的学生受到外部不良影响。与此相反，本国的大学当局则对学生的生活采取一种放任主义的态度，基本上继承了那种认为学府是成熟而独立的学者的聚集地的传统观念。随之而来的校园文化的差异是惊人的，无论表现在穿着风格上还是住宿方式上。
几乎所有的民国高校都为他们的学生提供住宿。这些住宿安排总是大致决定了大学校园学生生活的背景，既包括花费也包括生活方式。除个别例外，民国教育机构都为学生提供名义上收费的宿舍。另一方面，私立教育机构在2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收取20元的住宿费，十年后上涨到40至60元之间。宿舍几乎总是提供家具。然而，各学校的宿舍条件是不同的。上海的私立高校，鉴于经济原因，经常在一间宿舍安排4到6个学生，而不是2个或3个。晚上很早就断电，每天热水供应只有几个小时。这些私立学校的学生手册上有很多关于减少浪费的重要性的提示和规定。对细节的强调屡见不鲜。例如，规定学生书桌上的电灯泡的确切功率。
与燕京和圣约翰大学的生活相比，复旦，光华，大夏，沪江这些上海私立高校的宿舍生活阴暗拥挤。燕京的学生两人住一间宿舍；他们的宿舍楼被誉为结构美观、先进舒适和实用方便的典范。另外有洗澡间，淋浴器，不间断供应冷热水，还有饮水器，电话，报纸阅览室，洗衣设备，每层都有小厨房，还有学校雇的仆役供学生召唤。这些建筑在晚上闪闪发光，在位于燕京大学200亩风景如画的校园中心地带的未名湖上，投下闪烁的倒影。它们是南京时期拥有特权的和西化的都市精英所享有的安逸宁静生活的象征。
大学校园的建筑设计和外观的差异突出了各学校之间风格的对比。在像燕京和圣约翰这样经费充足的教会大学的校园里，有图书馆，实验室，社交大厅，大会堂，运动场，游泳池，体育馆，宿舍，以及办公楼和教学楼。由美国庚子赔款基金保证财政支持的清华大学，因为以花岗岩装饰、铺设了木地板、造价50万美元的图书馆，新古典风格的大会堂里的钢琴和小提琴，以及体育馆里的进口设备，实验室，天文台，所以招来很多羡慕。这些建筑里的每块建筑材料都是直接从美国运来的。
与此同时，大部分的本国大学则勉强将就在由以前的庙宇和王公府邸改造的办公室和教室里，北大就是如此；复旦的校舍则是以前的公共祠堂和政府办公室；很多地方高校则利用科举考场和前清学堂；无数的城市私立高校使用的则是整修过的居民住宅。按需改造，因陋就简。本国公立和私立高校的杂乱不整，与燕京和圣约翰这样由美国墨菲-达纳（Murphy and Dana）建筑公司设计的教会大学的统一风格形成了对照。
硬件方面可见的差异常常伴随着校园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在一些校园里，学生作息统一；但在另一些校园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排。有些高校坚决主张校园要与所处的城市和乡村的外在环境分离；另一些则允许大学师生与民众自由而开放地交往。北大的生活展现着公立高校的开放性，而燕京的校园生活则在很多方面代表着一个完全以自身为中心的学院。
封闭校园中有组织的生活：燕京与清华
燕京大学与她的近邻清华大学，坐落于相对孤立的北京西郊。学生被要求必须住校。30年代，燕京虽然吸引着数量不断增加的申请者，但它一直把招生人数限制在800以内，以保证在有限设施条件下校园生活的质量。
由于全体学生都住校，燕京是个社会生活重心在自身之内的封闭社区。学生社团在学校当局的指导和支持下成立，并在把校园联接成一个共同体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学生社团的常设委员会每年通过学校选举改选成立，他们编辑出版校报、周刊和年鉴，组织社会活动和运动会，监督宿舍楼的膳食服务，并且在学校周边的乡村从事慈善活动（办识字班，救济饥民，做社会调查）。燕京的学生们有无数的交流机会，包括开舞会，举行野餐和听讲座，或者是做礼拜，在图书馆学习，以及在食堂用餐。平常上课期间，学生们遵循着以学校为中心的统一时间表。周末，燕京的学生则成群结队地去城里。
清华大学远离城市消遣的程度可以用清华学生走完从学校到北京城西门40里路程所需的时间来衡量。花一毛钱坐火车，据说只需十分钟，但实际上那时的火车很少准时。坐黄包车单程需要整整一小时（花两毛五分钱）；任何想准时赴约的人都不会骑驴去（花五毛钱）。乘公共汽车需要45分钟，走路则要一个半小时。
与燕京的学生一样，清华的学生也住在校园里。远离城市所造成的生活方式在后来的回忆中带有了田园牧歌式的性质。有人把校园比作专为漫步、吟诗和罗曼司而准备的私家花园。特别让人喜欢的校园休闲方式有钓鱼，滑冰，野餐和看电影。但是，很多清华的学生热心于在周六下午登上公共汽车，去往到处是商店、剧院和饭馆的北京城商业区；正如大量的城市青年在周末度假时，带着相机涌向清华校园一样。在校园中合作社经营的各种餐饮店里，茶、咖啡、冰淇淋、巧克力、糕点和甜食被大量消费，那里是朋友和情人聚会的地方。
如果说燕京毕竟向外部开放，它其实上是向清华开放。由于两校相距甚近，两校的学生之间开展了大量的交流活动，他们一起印刷诗集、发行刊物、排演音乐会和戏剧表演，并且参加有组织的体育运动。有一些教员曾在不同时期内分别在两校任教。演讲、研讨会、戏剧、运动会都能吸引来自两校的大队人马。两校的大讲堂分别在不同的晚上播放外国电影，以免时间冲突。清华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博学鸿儒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在一些教员的夫人们的协助下，在清华大门口开了一家叫小桥餐饮俱乐部的小餐馆，吸引了大量来自燕京和清华的顾客。
在Loco Parentis：上海私立大学的学生生活
燕京－清华社区的独立自足性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所处位置和自然环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上海的高校则需要在城市与校园之间树立界限。上海一些私立高校的宿舍规章表现出校方官员为防止学生受到大都市环境的诱惑所做的斗争。此类的关注处处可见，包括系统地监视学生课后去向，以及试图用学校生活规范学生行为。
复旦大学对上海的城市诱惑的反应是坚持由校方管理所有学生的住宿安排。学生们的住宿房间根据他们的班级来安排：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住在离主校园几个街区的两栋宿舍楼里，一年级、二年级学生和女生住在校园里。如果一个学生想自己安排住宿，必须经历漫长而复杂的申请过程。只有与父母或合法监护人同住的情况下，学生才被允许住在校外。
宿舍的生活按照中国帝制晚期的保甲制度或邻里连坐制度的形式来安排。每个宿舍选出一个代表，由他向学校负责保持宿舍周边的整洁；维持适当的安静和秩序；汇报患病和请假离开的情况；还有最主要的一点，担保宿舍中使用的学校家具和财产的状况。这些代表们轮流推选出一个宿舍代表，由他代表住宿者与校方交涉。复旦的学生被组织起来，代替舍监和主任为宿舍区的秩序和环境集体负责。
这些规章制度使复旦的学生们相互束缚，但并不阻止关注国家大事的校园文化的成长。1900年绅士阶层的改革运动曾在复旦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章；同样，复旦的学生们也积极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5年的五卅运动。而像沪江和圣约翰这样的教会大学积极寻求在城市和校园之间建立屏障，它在城市的纷扰之中创造了一种内向的学生文化，并把校方规定的价值观念和活动强加给学生。
沪江大学（上海浸会大学）以繁文缛节严格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学生才被准许越过校园界线。这些精心制定的规则，既反映了学校当局执行严格管理的决心，也反映了学生在逃避学校监控方面富于机巧。沪江的学生手册中还有大量的“必须”和“不许”，这些规则醒目地展示在校园各个显眼之处。
沪江大学当局并不仅限于制定行为守则。它还通过使用打分制度积极组织学生的课外活动。根据学生参与的活动类型及其参与程度，他们会被奖给一定的分值。一方面，这一制度起到了鼓励甚至推动学生参加课外活动的作用。学生至少要积累10分才能获得学士学位。另一方面，它起到了把学生的精力导向有价值的实际活动的作用。但是学校当局显然不希望看到学业被完全忽视。他们规定学生每学期在这样的课外活动上至多只能获得15分。
在打分制度下，课外活动被分为3部分。参与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两个基督教组织、学生会以及体育协会的活动最受鼓励。学生还被鼓励参加有特殊兴趣的俱乐部和组织：科学，教育，国际研究，商业，新闻，音乐，戏剧和艺术。担任班干部也奖励分值。在校际竞赛中为学校争得荣誉的人会给予特别奖励。
打分制度意在引导学生对社会活动与学术追求具有均衡的兴趣，并且同样重视智力和身体的发展。但是，既然社会活动和体育技能被看作与学术能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沪江校园的打分制度实际上导致了这样一种氛围的产生：即体育活动可以远比学术工作有趣。其含义是双重的。首先，当体育活动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占据了中心位置的时候，会产生明显的经济后果。它创造了需要的意识，如需要网球拍和游泳衣。体育用品是进口商品，一套包括球棒、手套和球的棒球用具价值不菲，在10到20元之间。除了平均1元一张的体育赛事的门票以外，还需要为赛事后的聚会穿戴得体。这一类的开销虽然是灵活的，但却很难避免，因为有同辈群体的压力在起作用，同时它还标志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校际体育运动孕育了上海的大学校园的学生文化，进而催生了体育明星和大学选美皇后这样的人物。像《中国青年》和《良友》这样的上海流行杂志专门刊登穿着西装的浮华少年和用丝绸、珠宝装扮起来的微笑美女的照片，旁边是关于各大学运动队的“虎将”的特别报道和每个季节新选美皇后的显贵家谱。这些刊登新闻、闲言碎语、名人、罗曼司的出版物，在学生中与在大众之中一样广泛流传。这些故事把学生们带入一种自赏情绪，同样也激起了大众对大学高墙之内的魅力和光彩的想象。
体育运动
如同上海的一些教会大学一样，清华大学长期以来一直重视体育。在20世纪10至20年代，清华是由庚子赔款基金资助的留美预备学校，每年送100名学生去美国接受大学教育。从很早开始，清华的教育计划就非常强调体育运动和锻炼身体，因为学校的官员们不希望他们的学生到达美国海岸时还保持着一副虚弱的“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老形象。清华的管理者决心向学生灌输对体育运动和锻炼身体的兴趣。学生被要求在每天下午4点放下书本到体育馆运动一个小时。在这一段时间，学校的官员要关闭宿舍、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室，这样学生就无别处可去，只有去体育馆和运动场。为了确保学生努力锻炼体格，校方要求他们在毕业前夕必须通过游泳、100米和400米短跑、铅球、跳高等各项资格考试。还要求对足球和篮球有所了解，并具有一定的射箭术。由于以上要求，古典文学学者吴宓曾经推迟6个月去哈佛留学，用以努力练习跳远：因为从清华毕业前夕，吴宓的跳远成绩只有11英尺，比达标成绩少了整整一英尺。
美国的影响支配了清华的体育计划，虽然这一计划本是由中国人的爱国心所鼓舞的。清华早期的大部分体育教师都是美国人。中国人马约翰于1911年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他领导清华的体育系将近40年。清华很多运动器材都从美国进口。训练理念和方法也主要是美国式的。1919年落成的清华“西奥多·罗斯福体育馆”所用的建筑材料，除了砖和瓦，都是从美国运来的。体育馆中心的花岗岩墙上镶嵌着罗斯福总统的镀铜侧影，上面还刻有致谢词。
马约翰力图在清华证明体育是如何为一种学生文化打下基础的，这种文化虽然是西化的，但绝非轻浮妄动。马约翰通过劝说学业优秀的学生参加运动队，改变了运动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例如，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的蒋南翔就曾是清华足球队的队员。马约翰提升了运动家精神的观念，进而强调胜负并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奋斗到底，永不放弃”的精神。然而，清华学业优秀的运动员们证明同样可以是优秀的足球运动员：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的十余年，清华足球队一直是华北各大学校队的冠军。1925年，清华甚至赢得了华北地区足球、篮球和棒球三项冠军。
运动家精神和强健体魄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学生文化开创了新的维度。冯友兰回忆说，在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那几年中，他能一眼看出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在精神面貌上的显著区别。冯说，清华的研究生一般注意自己的身体形象以及个人外表。他们步履轻盈，习惯西式服装，而且朝气蓬勃，兴高采烈。与之正相反，北大的研究生则是迟缓、严肃而黯淡的。30年代在北大女生中广泛流传的这句话可以证实冯友兰的观察：“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
如人们所料，北大和师大的运动队从未在华北地区的校际比赛中为自己赢得过突出的声誉。马约翰回忆说，起先，在清华树立的榜样尚无影响之前，“某些主要大学”的体育教师对他们的工作并不怎么热心。按马约翰的描述，这些教师都不认真。他们早上起得很晚，甚至不洗漱就跑到课堂上；他们在操场上抽烟，似乎对学生的课堂表现毫无兴趣。在学生这一方面，则是穿着长袍上运动场，而且一般都逃避团体运动和体育竞赛。
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公立大学的财政状况。学校没有充足的资金用于发展雄心勃勃的运动计划。但更重要的则是，民国时期大学校园的体育活动与运动会明显是美国影响下的产物，所以传统学者气质保留较多的学校对这一类的活动不太有自发的热情。还有，第三点，当体育活动与运动会在联接校园社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之时，它们似乎完全是条约口岸资产阶级的特殊文化风格的组成部分，所以当中国公立高校对学生进行身体训练时，常常宁愿以军事操练取代运动。
北京大学和穿着中式长袍的穷学者
无论在风格上还是在精神气质上，北京大学的学生文化都与流行于大部分民国高校校园的西化风格大相径庭。1935年建造的一座混凝土结构的4层宿舍楼是这种对比的一个典型缩影。建造这样一座平常之极的建筑——有8个独立入口和30间设备齐全的单间，若在燕京大学或圣约翰大学很可能根本不会为人注意，但在北大却引起了轰动，因为它是北大第一栋拥有现代卫生间设备和供应热水的宿舍楼。作为它在校内社会地位的隐喻，这栋现代建筑单独矗立在一片开阔地带，与其它建筑拉开了距离。这栋楼的住宿特权首先被给予了那一年的毕业生，他们受邀一体迁入。但是，这一邀请几乎在西斋引起了一场骚乱，毕业班学生在此集合起来，强烈抗议学校由于使用那些并非必要的现代化设备而打算向学生额外收费。
在李季对这一事件的回忆中，渗透着一种鄙视西式舒适的安贫乐道心理。李季是1935届的学生，一个自命的“贫穷学者”，后来成为了知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李季坚持说新宿舍的现代化设备的额外开支会彻底打乱他不稳定的财政预算。北大的宿舍还是19世纪晚期前清学堂的旧房子，冬冷夏热。盥洗间已经用了几十年，而且当然没有热水。如同昔日受教育精英所受的关照一样，物质方面的匮乏是由人力的慷慨供给来补偿的。虽然开水需要烧开后再提进房间，而且公厕臭气熏天，但是学校雇用了很多仆役供学生驱使。
北大典型的住宿区包括3个单元：东斋，西斋和三院，这里总共住着600名男生，占北大学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东斋和西斋是几排小双人房间，这些房间对面是一片四周装点着大大小小的植物的开阔空间。虽然房间相当小，但住宿者还是把房间一分为二，他们用书架和床单造出“两块只够上床睡觉的狭窄空间。”
北大学生在寻求私人空间方面是很有名的。就像在1935年的新宿舍的情形一样，只要有门和锁，学生们很快就会躲进他们自足的空间互不干扰地生活。在三院那样没有门的地方（这里的大房间以前被用作教室），北大的学生们则热心于用床单和书架划分自己的空间。既然亚麻制品和书并不能阻隔噪音，像三院这样的安排就几乎没有私密性可言。但是外表的私密和空间的假相也是重要的，因为公共空间的私密化在空间上体现了个人自主和知识多样的理念。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采取了这样的原则领导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中达到了声誉顶点。
30年代，当破坏偶像的热情平静下来，革命的激情也消散之后，北大的学生开始抱怨在缺乏社团的校园之中充满冷寂。 20世纪10年代后期和20年代早期，当新文化运动聚集力量的时候，社会规范的缺失允许个人以不同方式运用他们充沛的智力。1915到1918年间，新文化运动中杰出的学生领袖傅斯年住在西斋4号。傅斯年还有三个同屋，他们是顾颉刚、狄君武和周烈亚。傅斯年是当时最重要的偶像破坏杂志的主要编辑，他的朋友及合作编辑罗家伦每天都来拜访。这两个朋友在傅斯年宿舍的一角编辑《新潮》杂志。尽管《新潮》杂志正是如日中天，但傅斯年的三个同屋却都只关注各自的学业。顾颉刚当时正沉浸于古代历史文献的语言学研究，后来随着多卷本的《古史辨》在20年代出版，他成为了中国古代史方面最重要的历史学家。狄君武的兴趣在戏剧和文学方面，一直沉迷于像昆曲这样的传统戏曲的诗化形象和抒情韵律。日后遁入空门、在浙江天目山出家为僧的周烈亚，眼下正全心全意于冥想和佛典研究，对他身边正在进行且不断升温的关于中国命运的辩论置若罔闻。
从理想上来讲，北大的风格是自由流动的中国传统书院和19世纪晚期高度学术化的德国大学的混合。北大宿舍楼的生活没有共同的时间表。没人理会晚饭铃。如果需要，学生可以打发一个仆役去附近的饭馆叫一份简单的饭菜，在自己的屋子里单独享用。有时候会一整天都不出宿舍。北大图书馆允许学生带走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保留相当长的时间。在北京冬天的长夜里，有着电灯和煤炉的宿舍是最适合学习的地方。北大不像其它地方，上课不是强制的。学生无需点名应卯，只要参加考试就行了。
学校很少规定“必须”和“不许”来支配学生的行为。几条仅有的规则，也常常是不被遵守却无受罚之虞。新生所住的三院，理应在凌晨1：00锁门，但是看戏和吃夜宵的人晚归也通行无阻，因为看门人总是能拿到小费。
与教会大学不同，北大的宿舍楼没有舍监。对于学生的出入，也没有认真的监视措施。在学校当局一方是自由放任，在学生一方是文人式的对一致性的轻蔑，所以各项规章制度经常是不起作用的。当一个学生离开学校时，有时他会私自把房间转让给外来的朋友。很多这样的事件都并未向学校的宿舍管理办公室报告。因为“封建”制度通过私人关系网络延续不绝，不久之后北大就无法掌握其财产的租赁情况了。新生进校时如果没有一个四年级的朋友，那么他的校内住宿申请就会落空。实际上，一部分最好的宿舍被某些并非学生的人鸠占鹊巢，他们在这里住得安逸自如。
关于“校园”是一个有着核心规划和统一风格的封闭空间的观念，并不适用于北大。北大独特的“势力范围”东至汉花园，西到景山，北至三道桥，南到东安门。城区建筑和大学建筑交错其间，学生们每天要穿越大街小巷才能从学校的这个部分走到那个部分。校园和城区从未划分清晰的界限。北大“势力范围”的外围更是星罗棋布的商业区，学生们在这里光顾饭馆，租赁房屋。
在这个市民与大学师生相逢的场景中，校园小说以及关于学生生活的学生作品对房东有浓墨重彩的描写。房东经常被描绘成心胸狭隘又吝啬的家伙，他们不懂得真正学问的价值。这类小说的一部代表作是老舍的《赵子曰》，它生动地描写了“中国的拉丁区”的日常生活风情。房东太太警惕的眼睛永远在搜寻过亮的电灯。傍晚很早就停电以节省电费。公寓仆役回应召唤的积极程度显示着他们所收的小费的准确数额。而且总会遭遇这样的麻烦：隔壁邻居整夜唱京剧，打麻将，喝酒，或者仅仅是咳嗽。这些小市民完全不懂得真正学问的价值，他们向北大的“穷学者”揭示的是这样的现实：舒适、尊敬、服务和忠诚永远贴着价格标签。
虽然在校内的西斋和三院吃饭每月只需七元，但是大多数北大学生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长期安排。他们经常去公寓四周的小饭馆，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饭菜：北方的、南方的，四川菜、湖南菜、广东菜，还有所谓的“欧洲风味”。花两毛钱就可以在一个安静的饭馆里要两份时令蔬菜和一份汤；花八毛钱可以要够六个人吃的全套筵席，包括甜食。常客们可以指示厨师按他们的特殊要求做菜，例如，“张教授的豆腐”，再加汤和米饭，大约需要一毛五分。那些想增加社会经验的人会去汉花园（Han Garden）的食摊上吃饭，在那里，几个铜板的大饼是北京黄包车夫和其它体力劳动者的主要食品。另一方面，对某些人来说，吃饭是可以使他们回忆起作为一个“穷学者”的艰辛的又一个机会。社会主义理论家和《资本论》的翻译者李季，在北大读书期间一直过着拮据的生活。他每天在一个很小的饭馆吃饭，总是要一小碗白菜豆腐汤和两块白面饼，总共不超过七个铜板。因为李季从来不要肉菜，饭馆的主人逐渐放肆到了公开羞辱他的地步，在厨房里故意用他听得到的声音对着侍者和厨师嘲笑他。
某些饭馆以位处国家学术中心的外缘而骄傲。海泉居用以自夸的是一副称誉这家饭馆的书法精美的卷轴，署名是胡适。事实上，这副精美的笔墨出自北大学生的伪造。然而，饭馆的主人对之珍视如同真迹。这些饭馆各具特色。“一条龙”以其新鲜美味的面条而闻名，“悦来居”则以服务和品种取胜。饭馆主人经常会向刚上大学的主顾介绍北大周围的饮食文化。1937年抗战爆发时，北大学生匆匆忙忙全体撤离，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留下了未付的账单。
北大校园的学生生活不时点缀有傍晚的闲聊，茶馆的象棋，传统戏剧，诗歌竞赛，时事讨论，以及去郊区爬山的愉快旅行。1928届的学生金士斌，那一年与几个同学在刘天华的家里过除夕。刘天华是著名的二胡鉴赏家，在北大设立的中国音乐促进会教授中国音乐。金和他的朋友们不是20世纪晚期美国意义上的“音乐专家”。他们最多是鉴赏者。那个晚上，这些朋友们啜饮着甜酒，呼吸着空气中梨花的芬芳，谈论着一些旧书不同版本的优点，听着留声机播放的古典音乐（与单纯的“民歌”相对）。晚会到第二天凌晨3：00才结束，高潮是刘天华在客人们七嘴八舌的帮助下创作了一支二胡新曲。客人们当时就急切地用二胡试着演奏这支曲子。
教会学校的学生团体是在学校当局的监控下组织起来的，而且主要关注仅仅与学生直接相关的事情，北大的社团则与之不同，它们是典型的自愿组织，成员有教职员也有学生，甚至还有一些与北大毫不相关的人。在30年代的这些自愿组织的社团中，有一些重要社团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例如，中国音乐促进会的前身是蔡元培校长在1920年宣布成立的北京大学音乐协会，参加者包括北京地区“所有的音乐爱好者”。《独立评论》是南京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评论刊物之一，它的编辑部保留了此前二十年间一些重要刊物的核心成员，这些刊物包括：《新青年》，《新潮》，《努力周报》和《星期评论》。它还保留了《北京晨报》的文学版。申寿生是《独立评论》的一个经常投稿人，编辑胡适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但他既不是北大的教职员，也不是北大的学生。申寿生与北大的唯一关联是他曾长期住在北大附近的公寓里。
这些团体的生命力突出了北大富有特色的开放式校园，反过来也说明了并不存在一个内向的校园共同体。北大的典型形象是在斯巴达式条件下坚忍工作的身穿中国长袍的“穷学者”。
长袍、西装和制服
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有三种式样的服装可供选择：中国长袍，西装和党的制服。宽松的长袍，通常是用蓝棉布做的，是读书人的传统服装。西装和皮鞋，是条约口岸的金融和职业精英的打扮。制服，起初被称为中山装，现在则叫毛装，是南京时期教育部提倡的大学生服装。20年代中期，当国民革命高涨之时，党的制服在大学校园里流行起来。但是在20年代晚期，大多数校园里的风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无论是否政治上的幻灭与情感的泛滥携手而来，在20年代末期和整个30年代，卿卿我我代替了对社会的关怀。由于国共统一战线的破裂加上许多大学开始男女同校，学校的抗议运动很快销声匿迹，校园罗曼司则日见兴盛。典型的服装也随之改变。因为学者的长袍和党干部的制服都不适于求爱和罗曼司，所以西装虽然价格不菲，但还是在大学校园里明显地流行了起来。
在民国时期，学者的长袍早就两头都受攻击。对于20世纪10年代后期到20年代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长大宽松的长袍是悠闲、逃避体力劳动和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象征。穿着紧身短衫的普通劳动者在挥汗劳作，穿着飘逸长袍的贵族学者则袖手旁观，沉溺于空洞的言辞和舒适的物质生活。
随着国民党和黄埔军校在20年代的兴起，由于不同的原因长袍受到了冷落。军队制服令人联想起权力、纪律、意识形态的活力和集体决定；学者长袍则代表着软弱和优柔寡断：它与正在上升的军事力量完全相反，是处于衰落中的旧文人的象征。
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学校里创建了一支学生军，这既是对军事化的社会大环境的回应，也是知识精英日益认识到了身体强壮的重要性的反映。学生军建立于1924年——这一年各军阀派系之间的武装冲突对华北地区的城市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北大的学生军某种程度上就像由来已久的地方民兵组织一样，有自卫的意味。而且，蔡元培相信，通过强制学生走出课堂，参加军事操练，可以增强他们的体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军是美式体育计划的一个替代，而后者必然带来相当的开支和校园风气的特殊变化。
蔡元培关于学生军的想法被证明大受欢迎。170名学生——接近北大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报名参加。在20年代老舍的著名校园小说《赵子曰》中，穿军服的李景纯被描绘成了理想大学生的典型。李严于律己，充满奉献精神，是一个孝顺的儿子、真诚的朋友，面对腐败，他是无畏的战士，面对不公正，他是永不妥协的抗争者。李的穿着学者长袍的同学赵子曰和穿着西装的同学武端，被描绘成正与之相反的颓废文人和放任的势利眼，他们过着追求享乐、不负责任、没有目标的生活。赵和武通宵达旦地打麻将、唱京戏。当那些不知进取者还在睡懒觉的时候，李景纯却每天都起得很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复习英语，即使在北京寒冷的冬日也不例外。赵和武把时间和金钱都花在疯狂追求报纸娱乐版刊登的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