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世间，哪山最高

医疗制度与国家政治

                                       ——读《再造“病人”》

身体经受过艾滋、非典、禽流感的实在威胁，耳鼓鸣响着对医疗体制弊端的激烈声讨，生活在当下中国的大众，似乎在反复体验着疾病的发生与防治，如何将一己之身与广阔的社会力量联在一起。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位历史学者探讨百余年来医疗史的专著的发表，很可能引起超出学院之外的关注并被赋予某些现实色彩。不过，我想对杨念群教授新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5-1985）》（以下简称《再造“病人”》）的解读，首先还应放在学术脉络下进行。

对杨教授的学术历程有所关注的学人，可能都有了解从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他一直沉浸于“西医东传”的研究。就我个人而言，认识他的这十年，是不断看到他的相关论文酝酿、撰成、发表、修改，最终集腋成裘的十年；是一个以边缘自处的学者不断挑战旧的历史书写方式，最终颇有斩获的十年。

看似边缘、甚至古怪的医疗史研究何以改进旧的撰史方式？

恰如有学者论述的那样，对疾病-医疗史的关注，向来似乎只是医界人士的专利，但相应的医疗史往往囿于技术层面的内容；而在我们传统或主流的撰史学中，几乎看不到医疗史的踪影，大多数历史学者们即使能想到医疗有“历史”，也会把它看作一个无所措手的领域而予以回避。

问题在于，医疗有着怎样的历史，多半出于我们如何看待医疗。最近数年陆续出现的一些 “医疗社会史”研究作品，向我们展现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疾病及医疗是如何关联到医患关系、人口变动、社会组织、经济发展乃至政权更迭等等社会面相的问题，其中尤以对历史上瘟疫问题的研究最为典型。同时，由于医疗一头联接“大”的社会，一头联接“小”的身体，新锐学者在相关社会理论资源的启发下，已经初步触及身体史的探讨，且认为这种新的身体史不同于正统医疗史与上述医疗社会史，而是“试图结合二者，探讨并揭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身体的医学论述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关联。”在此，一个非常值得参考的研究范例是美国历史学者费侠莉在《蕃息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别，960-1665》中对女性月经与血液作为文化建构的研究。而由于受到福柯等后现代理论家的影响，更有少数理论兴趣浓厚的学者离开疾病与医疗问题，探讨身体与现代性乃至现代政治的关联。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再造“病人”》，与上述三种路向既有所关联又各不相同。用作者本人的话说，自己对于医疗史的研究，不是探索某种疾病发生、传播与治疗的现象，不是描述一种异质于传统的医疗系统如何传播，而是揭示对于不同医疗模式反复权衡的选择过程，如何是近现代中国政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就此展开了一个曲折复杂而又引人入胜的故事：开始于西医传教士在晚清中国的尴尬遭遇（1，2章），中经民国时期的医学国家化（3，4章）、乡村医疗革命（5，6章）、中医存废之争（7章）、1949年之后的爱国卫生运动，收尾于赤脚医生体制在市场转型时代的终结（以上8，9章）。故事的主线或可简略概括为：一套源起于西方的医疗模式，如何在近代遭遇殖民、民族国家建设和革命的过程中，剧烈改变了中国病人乃至中国人的存在方式；而由于受到来自本土或强或弱的种种抵制或协调，它在改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改变。

    在勾连医疗与政治的过程中，作者将“空间”问题（待下文解释）放到了核心位置。在这一核心问题中，他强调应该综合考察现代帝国的殖民品格、“地方性”的确认与重构、“现代传统”的作用三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在我读来，作者通过贯通上述三者而对地方—空间—跨地域的层层分析，对他心目中的新社会史作了一个近乎通盘的考量，而这种新社会史的显著特点是对社会-文化-政治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分析意义上）的高度关注。

其实，一类特别形式的空间——地域，已经在作者早期的儒学研究中发挥过联结“思想”与“社会”的枢纽作用：他曾采取类型对比方式强调宋明之后儒学思想在湖湘、岭南与江浙三大地域各自表现出的同质特点，并以之分别解释近代发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新文化运动，如此用空间并列的模式置换了前人笼统讨论儒学、并对三大运动采取的由器物及于制度达于思想的线性解释模式。这一草创的“地域儒学论”曾经遭到一些建设性的批判意见，比如有人从政治经济学及世界体系论出发认为儒学的地域性质愈到近代愈趋模糊，难以解释诸如变法、革命之类跨地域运动；有人则从新的实践理论出发批评作者将地域儒学作了不恰当的实体化，而没有考虑其作为知识/权力话语的流动的实践性。作者现在这种医疗史研究方式、尤其空间分析方式的形成，无疑吸收了这些有益的批评意见，并汲取了更多的理论资源。那么，《再造“病人”》对医疗空间的核心分析，如何表现出糅合社会-文化与政治的新社会史整体视角？作者的叙述与分析，好像一波荡开一波的复杂三幕戏剧。以下的重述，只能撮取若干要点以见精神。

拉开西医东传的序幕，作者首先向我们展示的是中国病人的治疗空间最初如何从家庭转移到医院。十九世纪中期之后，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帝国经济与政治力量支持下，新教西医传教士大量来到中国，企图借助世俗的行医来传播上帝的福音。出于对灵肉关系与“病”的特殊文化想象，对外封闭的医院成为他们医务传道的主要空间，不过，肉体治疗的科学手段与灵魂拯救的宗教目标之间的持续紧张常常将传教士们置于有辱使命的尴尬境地，有人甚至成为安于医疗的西医大夫；另一方面，中国人起初并不接受将患者、尤其重病患者托付给陌生的医院，他们相信病人的身体只有留在熟悉的家中才能方便魂兮归来。在晚清此起彼伏的教案中，充斥了中国人对常常不在他们视线之内的西医“采生折割”之类的歪曲想象。不过，一旦“功利”的他们最终看到西医的功效，则非常乐于将病人送来诊治。同时，西医也采取了诸如公开施行手术、允许家人在院陪护等方式消除疑虑。上述殖民背景下文化碰撞的复杂场景，相当程度上预示了“戏剧”后来的走向。

在整个民国时期的民族国家建设中，西医在国家的系统支持及精英的实际运作下，其影响由城市波及乡村，并对中医构成巨大压力。首先是在类似北京这样的现代城市中，国家化了的西医主动走出医院诊治的封闭空间，以社会服务及预防医学的理念将城市分割为不同的“卫生示范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与医院及卫生示范区互为表里的是一套有关健康与疾病的“科学知识”），卫生示范区的形成，使国家实现了对于城市社区远超警察系统的绵密控制。在如此的知识/权力支配下，镶嵌于地方人情网络的处理生死的传统方式被取代，产婆与阴阳生遭到取缔。西医的革命性影响随后以精英主导的试验方式伸展到乡村，在这里，乡民极低的支付能力成为影响“社区医学”的重要因素，比如对于医务人员的在地化训练就是出于成本的考虑，但以“卫生”名义对乡间“巫医”及“中医”的排斥却相当坚定。承载着浓重地方感的“四大门”香头在城乡的式微，就是这种排斥的结果。作者随后论述了习于个体诊治的中医挣扎求存，为参与具有“政治正确性” 的西医群体防疫而苦斗的历程。

第三幕对于跨地域医疗空间与国家政治关联的论述，构成本书的高潮。在五十年代的战中和战后，革命政权借助反美帝“细菌战”以及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调动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并将国家的合法形象有效地传达到民众心中。六七十年代遍及全国的“赤脚医生”实践——一方面与三十年代带有殖民风格的定县医疗实验遥相呼应，反映了国家在全国性的政治实践中反传统的激进面貌；另方面却有对“草医”、“中医”的兼容并蓄，“赤脚医生”的标准红色政治身份也在相当程度上建立在地方社会复杂的人情网络与利益关系中——因此它实际上融合了殖民化与传统的双重遗产，并在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平衡，在此过程中，相对于普遍政治空间的特殊地方性得以重新确认与重构。

不难看出，以上层层推进的三幕，其实均贯穿着对于政治性“医疗空间”与社会-文化性“地方”的关联思考。在书中，作者固然强调“空间”对于“地方”的支配作用，却也并不忽视地方意识的自主性。如果将地方也看作一类空间，我认为他对百余年来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的论述，相当程度上融合了后现代理论家对于权力隐秘的透彻揭示与社会学、现象学对于切身感觉的细腻描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