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2006-03-03 17:00 萧峰 阅读(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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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演变与身份塑造
导言
曾有一度，现代“民族”、“族群”身份的源头，看似存在于许多世纪以来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并在过去百余年间由于帝国主义式微、乃至印刷与数字传媒出现而得以重新提炼的共同体、团结和公益等观念中。尤其当我们考察19、20世纪之时——在这两个世纪，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话说，许多人民确实将自身想象作共同体——这一表象多少总是真实的。上述解释，由于可以而且已经被施加于各式各样的民族历史，因而具有一种动人的灵活性。然而，无论这一范式在描述诸种公有社会观念（communitarian concepts）如何被宣传作民族身份这类过程上怎么有效，它仍然未能抓住任何特定民族叙事的实质。拼凑补缀出这类身份的种种文化片断有着迥然不同的起源，它们本身从理论上讲不是中立的或可互换的。有鉴于此，历史学家就想弄清近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所曾利用的种种偶像，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了早先时代权威的延续。对某些现今存在的民族来说，那些“早先时代”是由征服性帝国当政的世纪，其统治曾需要建构既因应杂多（multiple）、同时表达合法性符码的从属关系范畴。清帝国（1636-1912）就有一个如此运作的统治，作为其历史后果则是一份历史身份遗产，这份遗产不但对19世纪出现的民族、族群观念的具体特点而且对有关身份的基本观念，都发挥了显著的影响。
有清一代，关于统治者的想法、关于被统治者的想法一直在交替变化。17世纪有关努尔哈赤（Nurgaci，1616-26年间在位）与其辖下民众关系的表达，根本不同于对第一位清帝皇太极（Hung Taiji，1627-35，1636-43在位）臣属的观念。进入18世纪，尤其是乾隆帝弘历在位期间（1736-95），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意识形态关系完成了又一轮转变。当征服机器停歇下来并接着植入民事管理的支柱，这种意识形态关系不但获得了新的复杂性，而且在教化野心勃勃的官员和不在政府彀中的文士方面取得了新的立足点。作为初步介绍，上述变化的实质或许可以粗略概括为如下范式：努尔哈赤所创大汗统治下的某种主奴关系的象征符码（这些术语经若干考虑和解释后，将用在本书第二、三章中），被修订为17世纪下半叶清帝统治下某种高度分化的文化、道德身份体系。进入18世纪，帝国统治要对境内各色人群均有体现的重担，成为对普世化统治的历史的、文学的、意识形态的、建筑的、个人的等各类表征中的一个基本主题。对无远弗届的统治愈益抽象的朝廷表达要求对其宇内进行划界，关于身份的标准由此必然就会嵌入这种意识形态。
对仅有一般兴趣的读者而言，上述说法看似不证自明。但对专家而言，它则可能是疏阔而成问题的。随之而来的事情对每位钻研清史及其涵盖的诸多学科的学者来说都是见仁见智的：人人都试图在某关键之处偏离通常的叙述。不过，在清史领域中，若干基本要点仍得到一致接受。帝国被认为是17世纪早期由满人建立、控制或打上特定政治与文化烙印的。在“满人”这一名称得到制度化确立之前，清的前朝金（通常称作后金）的主体人口是“女真人”，从800年到1636年间的大半时期，“女真人”这一名称屡屡见之于汉文中。女真人1635年正式变为满人。除了女真人/满人之外，清廷还征调了一些蒙古人，并在1644年攻下明都北京，征服了中国。在此之前，清还将许多汉人以“汉军旗人”身份编入清的军事组织八旗中。八旗领导了1644年对北京的袭击，并在随后的四十年中巩固了清对中原和华南的控制。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前期的清统治者，其中尤其是睿智长寿的康熙帝（1661-1722年在位）重造了朝廷，使其与悠久的中国价值和谐一致，由此赋予它单独通过征服不可能获得的稳定性与合法性。18世纪，清达到它政治控制、经济权力、军事扩张的顶峰——这一时期，它在政治上控制了满洲、蒙古、中国属土耳其斯坦（Chinese Turkestan）、西藏和中国等广大地区、以及那些在廷觐体系（有时也称“朝贡体系”）中承认清的优势地位的国家；经济上，由于茶叶、瓷器、丝绸和其他物品的出口，清将欧洲锁定在一种不平衡的贸易关系中；军事上，在镇压国内怀有异心的群体（不管是由“族群”还是由社会界定的）的同时，还在对东南亚作战。这一黄金时期以乾隆帝这位最“儒化”、最“著名”或可说是最伟大的清帝的统治为集中体现。在他1796年退位、1799年辞世之后，帝国逐渐走向“衰落”，它在先是欧美、后是日本的扩张、殖民和帝国主义行径下变得脆弱起来。
本书偏离对清的起源和征服的这种惯常理解的最显著之处在于：“满人”、“蒙古人”和“中国人”（汉人）这类铁板一块的身份不被看作是新兴秩序的基础、来源或建筑砖石。在我看来，这些身份是1800年之前帝国集权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性产物。日益成长的帝国机构要对多种地方性统治意识形态进行抽象、删除或合并，这助长了对我们这里称为“构成成分”但惯常被具体化为“人群”，“族群”并一度叫做“种族”的那种东西在帝国出版、建筑、仪式和人之表征（personal representation）中的建构和传播。如果这些身份的先在性被转移为某种动机，那么通常叙事中的其他方面也就必须受到重新审视。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康熙一朝的特征（这种特征被表述为力图呈现出某种“汉化”或“儒家”面孔以克服汉人精英对满人统治者的反感）与乾隆时期的伟大上（这种伟大被充分理解作处于“中国”文化或某种中国式“世界秩序”的势力或影响的顶点）。与对清帝国各色人群通常的处理形成对照，本书指出当这些历史性身份被人们当作古已有之时，它们产生的过程恰恰是含混不清的。
自1983年以来，我对具有理论普适性的帝王统治（即无涉文化）之于身份的理想化编纂的关系发表了若干一般性看法。仍然有待尝试的是，对有关征服、帝国构想和树立身份标准三者同步进行的方式（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原因，进行更加详细的说明。大致过程在研究18世纪中国的著作中多有表现（比如P.E Will的《中国十八世纪的官僚体系与饥荒》，孔飞力的《窃魂者》，另外还有许多著作）——这些著作认为政府精英对那些相对国家影响或管辖的大伞来说位置暧昧的社会、文化或政治现象很不耐烦。不过，我还逐渐意识到清帝国叙事下的次属情节在别的近代早期帝国那里有着类似物，这提醒我们注意19、20世纪人们认定的许多新鲜事物，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欧亚各帝国意识形态遗产的映像或亡灵。
不过，对与近代早期连续性的强调，不应被理解为笼统主张中世纪或古代的遥远现象是清早期帝国表达的源头。虽然我们将会注意到帝国辞令或仪式中的许多要素有其在时空上远离清代的前身，但这不应在任何意义上被看作是在解释这些要素在本研究所处理的历史时期的用途、潜能或意义。同样，这里的讨论虽然经常注意到与其他近代早期帝国的类似之处，但本书无意成为一部比较性著作，也不企图对类似现象进行系统观察与解释。最后，我认为我的论断严格局限于清帝国意识形态（通过某些媒介所显现的）及其与身份观念的关系，而没有重新解释清史所有方面的意图。“身份”一词本身模糊不清，因为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身份，有的与民族有关，有的与宗教有关，有的与性别有关，有的与阶级有关，不一而足。虽然对现代观察者来说这些身份或许像是彼此分离的现象，但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它们代表了彼此分离的历史过程（后一观点在18世纪纪录向清纳贡的各色人等的簿册中有充分体现，内中男女装束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表现作身份识别的显著标志）。另外，这些身份类别中的任何一种都不适合17、18世纪清帝国语境下的“身份”：首先，我们处理的身份是“民族”或“族群”身份的前身，它们自身并非显然就是民族的或族群的；其次，如研究其他身份的史家曾经多次评论的那样，帝国时期行将结束之时，在公共话语中民族和族群形式的身份堵塞了人们所能假设的任何别的一类身份。有点反讽意味的是：本书其实围绕着那些它必定要质疑其真实性的身份范畴组织起来；历史论断除了以当前假设为起始并回溯式地讲述每一历程外别无选择。
还应注意别的局限。本书并没有对作为一种政治因素的帝治（或统治）、对社会或更一般地说对清史做出多少论述。对要涵盖1800年前清统治期间的哪些时段必须进行的选择，加剧了我所面临的困难。本书对前人已经颇有论述的康熙（1661-1722）、雍正（1723-35）两朝处理简略，以便给之前之后的时代留出篇幅。我在《孤儿战士》（Orphan Warriors）一书中已对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身份形成的某些社会机制及意识形态机制有所论述，这里就不再多做重复以便审视它们的源头。对许多主题的处理和对某些个人的叙述，也拆散在两章或多章中。这对本书内容要锚定在统治与身份这两极来说是必要的。我试图使得二者能在章节结构中相互辉映，因而某些叙述顺序是因整体论证的需要而安排的。我希望上述说明有助于澄清这种选择可能导致的任何混乱。读者也会发现本书对清代某些中心主题——比如八旗与驻防部队、“朝贡体系”、蒙古诸部的管理、生活在清疆域内的许多穆斯林人群的历史、东南部的各色人群等等——做了删除或者不同常规的处理。幸运的是，因为别的著作对这些主题做过研究，我便有可能仅在它们触及我的主题时对之加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