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世间，哪山最高

读书之道与学问之道可以辟出一个专栏，集中于名家的经验之谈与心得体会。

書中乾坤大
余英時
　　讀書的經驗因人而異，介紹公認的「必讀書」是很難的。從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到一九二○年代胡適和梁啟超開列的「國學書目」，都曾熱鬧過一時，但在專門研究國學圈外究竟有多少影響卻不容易估計；即使在專門圈內，其效果也難說得很。所以一九二五年魯迅答《京報副刊》關於「青年必讀書」的問卷，便諷刺地說：「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我並不想學魯迅的筆調，不過對他的窘困卻是同情的。

　　● 現在只說我個人的經驗。我對於歷史、文化、思想之類的知識發生了追求的興趣，大概是一九四七至四八年間的事。當時閱讀的範圍很廣，但都是淺嘗即止。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我在一九五二年從香港新亞書院文史系畢業還沒有大變化。每一個人都受時代的影響。在我成長的歲月中，中國文化思想正處於最衝突、也最混亂的狀態。所以中國傳統的、西方自由主義的和馬克思派的書刊我大致都接觸過。《圍城》小說中的方鴻漸，讀書「興趣很廣，心得全無」，大概也是我早年的寫照。現在回想起來，唯一可報告的是我是帶著許多困惑和問題去泛觀群書的。而這些困惑和問題則都起於我必須解答關於自己的價值抉擇和人生取向。我不願意為當時混亂的思潮所淹沒，總想找到一條可以心安理得的道路，使自己可以清醒地走下去。這點想法是我們當時東摸西看的主要動力。但是在閱讀過程中，並沒有某一部或幾部書對我起過「頓悟」的作用，也沒一位或幾位古今中外的大師使我崇拜到五體投地的境界。在讀書世界中，我是一個「多神論者」，我觀賞許多名著，也佩服許多傑出的大師，從不敢存一絲狂妄的念頭。然而我要追尋的畢竟是自己的精神歸宿，這不是任何別人能給我的，無論他是多麼偉大。所以我的經驗可以用杜甫「轉益多師」這半句詩作為總結。不過讀書必須取法乎上，在任何一門學問中都要選取第一流的著作。青年人的興趣各有不同，只能各就所需，向識途徑者請教。這在今天並不是難事。

　　●上面的說明雖是我的早年經歷，其實大體上也通用於中年以後進入專門研究領域的階段，不過有「多惑」與「少惑」之別而已。總之，我一生讀書只不過是一個多方面摸索的過程，「困知」、「日知」的感受很深，大徹大悟的境界則從未到達過，這也許是學術研究不同於宗教信仰的緣故，始終支持著這個摸索過程的動力則是一種與日俱增的求知樂趣。

　　●最後，我也願意介紹一部書，但不是我早年所讀的名著，而是在偶然讀到的新作。西元兩千年美國出版了歐洲文化史大師巴森的《從黎明到衰頹：五百年來的西方文化生活》（中文版貓頭鷹發行），寫的是五百年來西方文化生活的演變史。這不是一部普通的史書，更不是教科書，而是一位九十三歲高齡的博雅老人一生讀書和反思的最後結晶，他面對著西方文化價值受到全面質疑的今天，提出了他個人的觀察。我不可能在這裡介紹這部八百頁的大書，有興趣的讀者必須自己去發掘它豐富的內容。此書深入淺出，大可雅俗共賞。後現代派的讀者也許會覺得其中某些論點不甚相契，但這是不相干的。我推薦它是因為它可以讓我們窺測西方人文修養深厚的學人究竟是像什麼樣子。此書出版是當年美國文化界一件大事，報章和電視都有評論和訪問。中國人如果真要想重振「人文精神」，這是一塊大可借鑑的他山之石。順便介紹一下巴森，他出生在法國，十三歲移民美國，一直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史學教授和文科領袖，但已退休二十多年了。

　　這部令人百讀不厭的《從黎明到衰頹》，現在有中譯本了，這是使我十分興奮的事。這部中譯本完全對得起原著。我抽閱了譯本的有些篇章，並與原書比勘之後，我發現譯者的巧筆很能盡原文的曲折。這是一部很難譯的書，因為其中充滿著西方文化史上各方面的專門名詞和典故。但譯者都能反覆推敲，最後以流暢的文字表達出來。讀了這部譯本，不懂英文的人也可以對五百年來的西方文化演變，獲得一種有深度的認識。

读史阅世六十年（片断两篇）
何炳棣的一段回忆：我与胡适的交往

台湾海峡两岸回忆、批判、研究胡适的文章和专书，恐怕已有数百万言之多，但自觉胡先生对我谈过的话，有些是外间从未得闻的，因此应该具有相当史料价值。谈话既多半是随兴而发的，追忆的方式是以“编年”为主，辅以略加分类和不加分类的杂忆。
我初瞻适之先生风采是在1945年12月的一天下午，地点是纽约曼哈顿东城华美协进社。那时我们同船来美的第六届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第四十二街码头登陆之后，还有一部分留在纽约接洽或更改入学事。只有我一人早已决定进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国及西欧史的博士学位。那天在百人以上的集会中，胡先生仅仅向大家遥遥举手招呼而未作谈话，可是那中小型身材和儒雅的风度却十分具有魅力。
我首次和胡先生交谈是1946年三月初。他接受了哥大公开演讲的邀请之后，注册课的外籍学生顾问就选了我作为学生四人小组的成员，届时要坐在台上向胡先生发问。那时哥大校董会耐心地期待艾森豪元帅迟早会接受哥大校长的职位，所以一时没有校长。胡先生演讲那天晚餐的主人是代理校长。这位主人坐在长桌的下端，胡先生坐在直对着他的上端，右手旁是政治系国际关系教授Nathaniel Peiffer，左手边就是我。入座前胡先生略略问了我的背景。我告他我原籍浙江金华，生在天津，曾在南开中学和清华大学读书，何炳松是比我大二十多岁的嫡堂哥哥。他立即谈到金华南宋时人文之盛，“试看现存的《金华丛书》多么了不起。”我回答说：“金华明初以后人文大衰，到了清朝已变成徽州人的三等殖民地。”他问我：“何以三等?”我说：“头等的去扬州，二等的去苏、杭、金华的徽州人很少是殷商大贾，多半几代前已经落籍，我们何家有些姑娘就嫁给徽州方、郑诸姓。”胡先生顺口作一案语：“看你虽在北方长大，对乡土的情形还是相当清楚的。”
初次交谈中我最大胆的一招是故意引他老人家发笑。我说：“记得南开中学1932年刚放暑假，下午有不少同学聚在范孙楼前空地无所事事。一位同学指着那穿着白“T恤”，骑在几乎完全不动的自行车上的又矮又白又胖的，说‘就是胡适的儿子，由于过于贪玩，国文竟不及格。’”胡先生听了，果然大笑，大声用英文对Peiffer教授说：“你听，这是多有趣的故事——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的儿子居然国(中)文不及格!”
当晚胡先生演讲的主题是：第二次大战后远东国际新形势。指出最可虑的是苏联势力的膨胀及其可能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影响。他完全不带讲稿，流利的英文中略带一点下江音。演讲中只有一个过于大意之处，他曾以一个小孩作比喻，说他爱吃糖(sugar)，一、两秒之后马上就自我纠正，说：“对不起，应该是糖果(candy)。”这场演讲内容平平，略近宣传，但胡先生态度极其自然，对全体听众和台上台下的发言者完全镇得住。
我惟一的一次在纽约胡府吃饭是1952年六月五日。那时我已完成哥大英国史的博士论文，已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了四年书，并且已经得到温古华侨领们的允诺，秋间可以完成五千元筹购中文图书的捐款。我拜望胡先生主要的目的是洽购他私藏的全部伪满原本《清实录》。由于早就知道他老人家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从我的立场总以相当超过当时市价买进为快。不料胡先生却极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敦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
这次晚饭前后，我们的谈话大体上是围绕着我当时所作的研究——十八世纪的两淮盐商及商业资本。这可能是他和我之间惟一一次有真正共同兴趣的学术谈话。主题谈完，胡先生送我一本《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并感慨地对清华和北大加以比较和回忆。他说：“清华文学院一向是比较‘谨慎’、比较‘小’，而北大则大不相同。只要我一天当北大校长，我就有把握把文学院办成世界第一流；可是……”这时他和我对大陆上的院校改组计划都还不知其详，但是胡先生的话，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是有其重要性的。
1958年九月初至1959年八月底是我和适之先生接触最频繁的一年。这一学年的首尾四个月，他和我都在纽约。我是充任哥大东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任务是完成《明清社会史论》的研究。胡先生因口述自传，经常来所录音，由唐德刚整理翻译。即使胡先生返台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期间，我也于1958年十二月奉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之命，飞往港澳洽购一个五万多册线装书的私人收藏，返美途中曾在南港中院院长新居作客六日(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晨)。据胡先生面告，我是他的第二位海外留宿客人，第一位是半月前离开的第一届院士陈省身先生。第一天晚饭一桌三人，另位是前任院长朱骝先(家骅)先生。在这饭桌上我初次品尝了于景让先生成功育出的无籽西瓜。
我虽然在胡寓原则上作客六天，可是天天忙于访问史语所和台大等处的旧师友，结识新学人，被迫在台大公开演讲明清人口及其相关诸问题，此外还要在圣诞前夕去台中东海大学探视杨绍震学长。记得当晚露天盒餐，睡时发烧。翌晨(圣诞日)返南港，幸而胡先生最不信宗教，节日一如平日，再一晚即匆匆飞回温古华报告完成洽购图书任务。这六天胡先生更是天天忙于会客，他和我反而很少长谈机会。但有三点，我永不能忘。一、我在港澳每天海鲜小吃大宴，在胡寓第一晚即泻肚。由于胡先生习惯于夜静写作，听见我夜间的动静，第二天早晨亲到厨房嘱咐他最依赖的徽州厨子为我准备些面条等素净软食，不可多用青菜，因肚泻者不易消化大量的植物纤维。从这小事即可反映出他老人家待人的极度细心。二、某晚稍闲，我问他说：“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的时间恐怕三分之二都用在会客，对不对?”他沉思片刻，说这估计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三、某日上午九日左右，我刚要进城，厨子向胡先生递上一张名片。胡先生相当生气地流露出对此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接见。当我走出门时正听见胡先生大声地招呼他：“这好几个月都没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紧随着就是双方带说带笑的声音。可以想见，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处之一：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
我和胡先生最重要的谈话的时间是1960年八月十八日的下午和傍晚，地点是他纽约的公寓。这年夏天我主要的任务是代表加拿大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并宣读“明清统治阶级的社会成分”(即《明清社会史论》一书的主要统计部分)一文。唐德刚兄在机场接我，一见到我就说胡先生向他留了话，叫我在哥大旅舍订了房间之后，马上就给胡先生打电话。我当然照办，胡先生在电话里说：“这次要你小破费，不要搭地下铁，马上坐计程车尽快到我家，恰好太太出去打麻将二十个钟头以上还没回家。”
我赶到之后，第一句告诉胡先生的话就是：中共原定派遣三百多人的大代表团临时取消了，所有八月初与会的汉学家们马上就知道中苏关系严重地恶化了。我随即摘要讲述我对苏联的正面、特别是负面的种种印象，胡先生兴致极浓，不觉已占去至少半个钟头。
胡先生说正因为兴致好，所以要把闷在心中将近两年的话向我直说。大意是我曾于1958年英译毛泽东两首《沁园春》，一首是1925年所作，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开头的，一首是1945年到重庆后立即发表的，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开头的由咏雪而论古今人物的。英译之前我并且写了序文，发表于加拿大《皇后〔大学〕季刊》夏季号。胡先生责我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我说我并未曾把抽印本寄呈。胡先生说是王际真(哥大中国文学教授)给他看的。更接着说，毛那两首词里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璠体呢。我却坚持不让，指出毛词修辞、气魄、意境(例如1925年那首前半写景之中渗进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等等)实不无可取之处。胡先生两三分钟仍坚持原见。我不得不指出他老人家和黎锦熙、邓广铭合写的《齐白石年谱》，说齐诗好就好在它的薛璠体，为什么对毛用双重标准来挑剔指摘呢?胡先生看我也坚持立场不稍让，忽然用英文说：“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我随兴也用英语回答：“Now,since the father of the 20th-century Chinese Renaissance says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how can he too lousy a poet?!〔既然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都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会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诗(词)人呢?!〕胡先生和我不由得同时哈哈大笑，握手结束了这小小的争执。
再也没想到胡先生立即严肃地说：“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 …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这番话使我肃然起敬，使我深深感觉到胡先生这人物要比我平素所想像的还要“大”；惟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这番话他生平可能只讲过一次。
胡先生接着说：“今天谈得非常高兴，我答应给你写字已好多年了，现在请你磨墨吧。”他于是很用心地给我写了每字寸半见方的八句杜甫的“羌村”。海外朋友中保藏的胡先生墨迹字体很少有这样大的。
写完之后，胡先生仍是海阔天空，谈兴甚浓。稍事休息之后，他站起来伸腰，我也随着站起。他突然问我：“你相信胡适的儿子在大陆会骂他的老子吗?”对这冷不及防家人父子间的问题捉摸不住，我只好不甚加思索地回答：“当然不会。”
没多久胡老太太江冬秀回家了。她问我住在哪里，我告她在哥大王冠旅馆。她说纽约治安不好，天真黑了回去不大安全。我已与胡先生谈了足足三个钟头，虽亟望能请二老出去好好吃一顿晚餐，也不能不为胡先生体力着想，就此告别了。不料这是和胡先生最后的一次谈话。
当1962年早春得悉适之先生遽归道山的消息，我对我们之间最后一次的谈话重作反思时，才感觉到当时胡先生的一种相当神秘的迫切感——要把多年想说而不肯说的话说出，平常不会提出的问题提出。最后问我有关思社(胡先生留在大陆的次子)的问题，内中似有隐痛。
胡先生一生虽以博雅宽宏，处世“中庸”著闻于世，但由于他深深自觉是当代学术、文化界的“第一人”，因此他自有目空一切、粗犷不拘、恣意戏谑、大失公允的一面，而这一面是一般有关胡先生书文中较少涉及的。为存真，逐条忆录先生原来语句，随之以笔者的补充和诠释。
“墨子简直就是共产党!”
笔者案：这显然只是针对着《墨子》“尚同”等章而发的。意思是墨子坚持只能以圣王的意志为全民意志，个人是不能有一己的意志的，人民只能绝对服从最高领导的意志。
“陈寅恪就是记性好。”
笔者案：陈寅恪师国学根基之深厚、亚欧古代语言之具有阅读之能力、中古史实制度考订之精辟、诗文与社会史相互阐发之清新深广，世罕其匹，自有公论。所有陈师这不可及处仅以“记性好”三字轻轻点过，就足以反映胡先生内心中是如何自负，语言中如何不肯承认其他当代学人有比他更“高”之处。
“马寅初每天晚上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
笔者案：胡先生每喜戏谑，这话在1958-1959年同我说了不止一次。最后一次是在1959年八月下旬何廉先生为我饯别的晚餐时当着几位太太面笑着说的。妙在太太们瞠目不解冷水澡的作用，无人接话。但这轶事却很好地解说马老生命力之强，能活到百岁是有原因的。
胡先生另一可爱之处是他到老都还保留了一些顽童以明知故犯为乐的痕迹。由于胡先生知道我午餐的邀请，不但出于至诚并且对我不是经济负担，所以1958年秋和1959年夏他和我曾几度在哥大附近天津楼吃午饭。这家饭馆韩老板是天津人，第二老板是福州人，所以红烧活鲤鱼、炸虾球、酸辣汤、锅贴等等都极可口。不止一次饭后胡先生不太好意思地微笑着说：“今天吃的谈的都很开心，似乎可以破例抽一支烟了。”也就在一次抽完烟十分轻松的情绪中，胡先生把领带翻过来给我看，下端有一小拉链，内中藏有一张五元的美钞。他说这是太太非常仔细的地方，即使真被人抢了，还有这五元钱定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东城公寓。这个小秘密似乎从未曾刊印过。
此外，从胡先生长公子祖望先生获悉适之先生的生活片面，弥足珍惜。祖望在南开中学比我晚两班，当时未曾交谈过。六十年代前半，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朱晋康先生是我温古华的老朋友，又是祖望华府近郊的邻居。祖望那时是大使馆经济专员。1962年和1963年初夏我都到国会图书馆短期搜集史料，祖望两度邀我晚饭后到他寓所，同享当地名产半软壳的海螃蟹。
祖望证实了胡先生对国画的爱好，并提到胡先生与徐悲鸿很不寻常的交谊。七七抗战以前，徐曾在北平胡府作过几个月的客人。徐经常画马，凡不甚中意的照例“给你们小孩子拿去玩吧。”祖望以未经心收藏为憾。胡先生喜爱齐白石的画和与这老画家的交谊是屡见著录的。但胡先生一生两袖清风，并没有充裕的经济能力大事收藏古今名画。祖望手头仅存有齐氏大型仕女册页四帧，笔力遒劲、色墨和谐(青头皮极醒目)、构图精简、生趣盎然，为坊间极为罕见之最珍品。
记得一次我告诉祖望，我多年讲授中国通史，有两篇适之先生妙趣横生的文章是全班必读的：一是讲禅宗的“中国的印度化”，一是《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五讲中有关传统中国社会与妇女的一文。后者指出传统中国妇女不但地位远不如一般想像之低，而且没有任何其他传统文化产生过比中国还多的，以怕老婆为主题的故事和小说。这看法虽太偏颇，但用以矫正近代西方社会学家相反偏激的看法是幽默而又有效的。祖望听了之后，不由地指出世上确有不少笨伯认为适之先生是终身惧内的。他向我提出：“炳棣兄，请问那一个洋洋得意向全世界宣扬传统中国文化是一个怕老婆文化的人，会是真正怕老婆的呢?那真怕老婆的人，极力隐藏还来不及，怎敢公开宣扬呢?”知父莫若子，祖望的观察是具有权威性的。
追忆适之先生，也不能不一提至今尚未见于著录的，一位保守硕学的史家，对他经常的“骂”。我1937年-1938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借读而算是清华大学毕业，拿到一年哈佛燕京奖学金，所以1938年-1939年我到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作了一年研究生。曾旁听一门邓之诚(文如)先生的课。邓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之诚先生是在云南长大的。他最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都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据说，每课每学期他要这样骂一次。至于邓氏仪式般骂胡是出自白话文运动，或是出自胡先生早期考证(如《红梦楼》作者之类)曾获益于邓氏《骨董琐记》或其他扎记而不明言，尚待有闲详考。
结束这篇回忆，必须征引唐德刚《胡适杂记》119页：“学历史的人当然更要说胡适之不懂现代史学，但是那目空当世的‘我的朋友’何炳棣就硬说胡先生‘不世出’。”
德刚与我在五十年代接触频繁，但他此处对我误解了。从我这篇回忆里，很显然胡先生最后才同意我对他再三的建议——搞历史必须借镜西洋史的观点、方法、选题、综合，必须利用社会科学，有时甚至自然科学的工具。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决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
摘自《读史阅世六十年•海外篇》，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2月版
被忽视的“雷海宗的年代”
——忆雷海宗师
何炳棣
著名旅美学者何炳棣先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历史学家。在这篇文章中，他满含深情怀念他的老师、已故著名史学家雷海宗先生，并提出，首位考证出武王伐纣之年为公元前1027年的学者是雷海宗，而非史学界一般认为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此文亦收入香港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何炳棣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

——编者

回想起来，连自己都不能相信一生受雷海宗师影响至深且巨，而事实上只正式读过他的惟一一门必修的中国通史。正式读雷之课如此之少有二原因。一、在北平的三年我专心于为将来的留学考试奠基，时间和精力上都挤不进雷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二、1939年秋自北平至昆明任清华历史系助教以后，先忙于教西南联大先修班的西洋通史，随后忙于解决终身大事，投考第五届（1940年8月）清华留美公费考试失败（1941年夏始揭晓），迟迟因父丧不得不回沦陷区料理家务等等，一直不知也未能旁听雷师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和罗马帝国制度史等课。这些西史的课都是雷先生的专长，战乱中完全错过是我终身憾事之一。北平清华二、三年级时课外虽不无向雷师请教的机会，但使我受益最多的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与他的经常接触和专业内外的交谈。

据我一生观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他对人的感情和关切从不轻易外露。我对雷师高尚品德有亲切的体会。例如1941年初冬，我留学初试失败后数月，迟迟始获悉父亲已在天津去世。有一天雷师在联大围墙外非常平静地对我说：“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从公从私的立场我觉得不能不向你一问，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学校做讲师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联大教西洋史的教授相当多，你虽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未曾留学，轮不上你教。如果旁处有机会教西洋史，你是否考虑？”我的回答很坚定，我不在乎名义和待遇，昆明究竟师友相处融洽，学术空气和图书设备还是比较好，我无意他就。雷师这才说出心里的话：“你这样决定，我很高兴，不过因为职责所在我不得不问你一问。”三个月后因家务回金华，我在浙赣路上遇见九级历史系王文杰学长回福建奔妻丧，他告我路费的极大部分都是雷先生私人供给他的。

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早在1937年春间全系师生茶会后的晚间，同屋黄明信告我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会中明明听见陈寅恪先生相当高声地和一位同学说，何以目前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当时雷先生不过几步之外决不会听不见这种讽刺的。同时清华历史及哲学系合聘的张荫麟备受陈寅恪师的赞扬，已着手为教育部写撰《中国史纲》第一辑。清华校园之内，新秀吴晗对雷之通史已有讽议。我通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发现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的通史列为乙组；自1939－1940年起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

当时雷先生为历史系主任，始终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释过何以他在中国通史故意略于制度：

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二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有甚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

对历代宰相制度、内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师也采取类似的简化处理。再加上采用施本格勒的形态文化史观把国史分成两大“周”，当然不免引起少数同仁的明讥暗讽。前台北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翁同文即回忆，“在西南联大的一次谈话会中，我就听见吴先生表示讥弹之意。”

但可喜者有三。一、当时联大助教学生求知若渴，胸怀开朗，决无门户之见。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则良学长即兴奋地告我，年前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钱氏之长无伤于我们对雷氏通史的服膺。我们那时吸取各家之长还来不及，怎会尽先去挑剔老师们的短处。

二、当时助教学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国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须略知人类史上其他文化的同异与盛衰兴亡的各个段落，否则难免井蛙之识。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间即接受我的请求，对雷师的通史作一扼要忆评。他强调指出雷师为介绍当时风弥世界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中国之第一人。虽形态史观之价值尚无定论，且施本格勒、汤因比（Arnold Toynbee）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无译本，但开风气之功，实舍雷先生莫属”。再则，“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讲义既依形态史观架构编制，其影响及于清华联大后学之任历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数。就所知丁则良学兄授西洋史即沿其体制，弟去国前滥竽授中国史亦复循其规模……”三十多年后应该补充的是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我个人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师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纠正施本格勒对两汉以后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丧失生命力的错误看法。甚至当时联大学生方面，历史系最优秀的刘广京和任以都都是选雷师的乙组通史。广京近年通信曾几度提及，今日海外炎黄子孙先后同出雷门者已寥若晨星，所以这种共同师承关系弥足珍惜。他甚至还记得雷师阅世知人智慧之偶尔流露于课堂内外者。如1998年6月23日致我的信：“……记得雷伯伦师曾云：西洋史家过了中年，著作虽精而罕能维持‘火气’，而今则吾兄以八旬之年而作此精辟生动之大文……”信中所指是我驳斥美国亚洲学会、原日籍女会长1996年卸职演讲诋毁国史，攻击“华化”观点的一篇颇有“火性”却使她无能回答的长文。事似琐碎，但反映雷师通史及其嘉言懿行对弟子辈影响的深远。（是否即Rawski？）

三、尽管六七十年前雷师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理论架构应用于国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评讥，但经雷师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盖两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与风格，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异；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标示彼此之间确有类似的发展阶段、历程，以及最后大一统之出现、崩溃、没落的共同之处，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同。因此，仅置中、西两文化于一个视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的最有效方法。遍观二十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本格勒外，如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雅斯波斯（KarlJaspers），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等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五十年代中期，“百花”之后，“反右”期间雷师成为国内学术界被批判的最主要对象之一，因为其他学人几乎不可能有雷师的胆识，公开声言共产及社会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自从1895年恩格斯死后，陷入长期停滞。雷师所受精神打击之外，物资生活亦陷入困境，工资立即减到半数以下，每月仅领人民币150元。直到1959年冬我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由哈佛出版之后，我才于次年春把此书及其他发表的论文单行本一并寄呈雷师，聊充旧日弟子海外初步作业报告。

两年半后我终于接到雷师的回信（见下）。世事往往有偶合。我迟迟于1962年圣诞前一日下午才收到十本我的新著《明清社会史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半个多月后接到天津雷师母的信，才知道雷师已于1962年圣诞日归道山。按时差推算，当我忐忑疾越山坡将此书付邮之际或正当大洋西岸雷师弥留之时。

师恩难报。我有生之年尚有一件心愿，能否亲观其成虽不可知，然当努力为之。将近三十年前应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先生之约，曾特撰“周初年代平议”一文以恭预《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3，No.1）创刊之庆。拙文主要结论之一是：

近代学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记•鲁世家》《左传》•《孟子》等资料证明《竹书纪年》1027B.C.之说之可信。迟至1945年，瑞典汉学名家高本汉教授，在一篇论商代某类武器和工具长文，才放弃了刘歆1122B.C.之说，发表了与雷文几乎方法全同的对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在中国、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响甚大，一般称《纪年》武王伐纣之年为“高本汉的年代”。如果今后1027B.C.在东亚、在西方被普遍接受为绝对年代，从学术公道的立场，我们有义务称之为“雷海宗的年代”。

可憾的是，如今不是像南开大学雷门弟子王敦书教授所说，雷师这一极端重要的年代考证已“得到当时著名史学家洪煨莲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重视与赞同。”洪先生仅在他轰动西方汉学界的《春秋经传引得序》（1937）的一个底注，指出按照《古本竹书纪年》“则武王灭殷当在前公历1027”。高本汉根本无一字解释何以最后放弃一向接受的刘歆年代1122B.C.，而突然采用古本《纪年》1027B.C.之说。即使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老友劳干（贞一）先生两年前神志尚清时，虽在电话中什九同意我的看法——古本《纪年》西周积年之重要，《尚书•武成》篇纪日根本无法利用——仍是以1027B.C.归功于西方汉学家，而不公开承认雷师是近代1027B.C.说之首位肯定者。

真理所在，必须严肃论辩。雷师国史宏观诸论固已不朽；我仍须就纯粹史学方法，参照近年国内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积累的多学科资料，进一步努力，冀能为雷师赢得更大的不朽。

雷海宗先生（1902－1962）

来源：文汇报-读书周报

可惜的是，许多人忽略了去读，好好的读社会这本最重要的无字书！

王蒙:这辈子哪本书是属于自己的

　　关于读书，我随便说一点。
　　第一，我读书不是读得最好的，有很多书别人读过，我都没读。
　　还有别人非常热爱读的，我老读不完。比方说《战争与和平》，写得好，我也好多次看，但是读不完。还有《百年孤独》，我也读过，有一次我都读到五分之三以上，快到五分之四了，我死活不读了，因为我觉得这位大师的路子已经被我给掌握住了，就不想再看了。当然还有《追忆似水年华》，很多人我问了半天都跟我一样没有读完，在座的有没有读完的？
　　人老了以后，回想一辈子到底读过几本书，印象真正深的没有几本，包括被反复阅读过的。《毛泽东选集》是反复背，不仅用汉文背还用维文背，印象很深。毛主席的逻辑、句法，包括反毛泽东的那些人，都在跟毛泽东学。还有《唐诗三百首》，不管编得多么差，有什么缺点，都是理论家说它有缺点，作为读者，没有什么别的可以代替，你编一个新的《唐诗三百首》别人不愿意看。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熟读《唐诗三百首》，见了《唐诗三百首》不读的人很少。
　　真正读的一个是《红楼梦》，一个是《道德经》。庄子好看，但是看多了起急，因为有的地方分析得绝，有的地方发飘，不如老子，一句是一句，能砸出坑。真正爱读的书，真正算读过的书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一个人总要找几本自个儿最爱读的书真读，其他的只能算浏览或者是获得一些信息。
　　第二，工具书，什么都可以省，工具书不能省，特别是像我没有多少真才实学的人，全靠工具书，我不管想一个什么问题都先查《辞源》，查完以后，我的学问立刻就大了，不但查《辞源》，而且查汉英辞典，学问就更大了，再查《百科全书》。我想起我女儿小时候的一个名言，她那时候看我老查辞典，就问她妈，这是什么书这么厚？我老伴说这叫辞典。她说辞典是干嘛的？你爸爸不认识的字就找它。我女儿说，我爸爸这么多字都不认识啊？她算抓住问题要点了。很多字其实咱们都不认识，中国人又特别讲究字。
　　每一个人要掌握自己最佳的读书人生阅历的平衡点。中国有一些人，不读书但是鬼精鬼精，非常聪明，也很干练，也很狡猾，甚至很有能耐，甚至比读书读得多的人还能耐。为什么读书读太多反倒显得傻呢？因为中国的现实不按书本办，书本也不一定按现实写。如果你读得太多了绝对傻，但是不读书，你的本事再大，再干练，确实还是低水平。但是每个人的平衡点不一样，钱钟书就以读书为乐，但是这个人绝对聪明，绝对不是傻子，够精，该得道了，成仙了。有的偏于务实，读的书有限，但是有限的书能够理解出花来，能用出花来。就这几本书陪他一辈子，你就觉着他的学问对他来说就相当够了，要什么有什么。每个人的平衡点不一样，但是你要找自己最佳的。现在书太多了，一年出十九万到二十万种新书，不要说这些书读不完，读这些书名都读不完。
　　还要寻找一个平衡，所谓博与专的平衡，这视个人情况而定。读书与人生有一个自相矛盾之处，我始终解释不了，我在书里写了，我给天才下一个定义：集中精力；但是我又提倡一个人应该多有几个世界。到底怎么把它解释清楚？我说不明白。有时候我到大学讲课，很多人给我提一个问题，现在大学课程要学英文，中文水平都越来越低了，可还把精力用在英语上。对此我又信又不信，信是因为错别字一大堆，中文的报纸、刊物、书籍，包括咱们自己的著作，你连看都不看，令人生气，语文水平降低活该。可是另一方面，我一想起那些历史上双语、多语的人物。外语学得好，你能有辜鸿铭学得好吗？他的中文怎么样？谁敢说比辜鸿铭的中文好呢？你外语学得好，你有林语堂学得好吗？林语堂双语著作，一些作品都是用英语写的。可是你看林语堂用中文写得怎么样？钱钟书外语也好。我想，外语越好中文就越好，因为如果外语你一点都不懂，中文的妙处你不知道，中文的特色你不知道，必须两相参照。另外，如果你的中文基础坏，外语能学好吗？连母语，一句人话都说不清楚，你能学好外语吗？根本不可能。跟老婆打架，那么点小事都解释不清楚，你改用英文解释你能解释清楚吗？更不清楚。你如果能用英文解释清楚，前提是你已经用中文把它解释清楚了。所以，母语好是学好外语的条件，外语好是回过头来加深母语的条件。可这是理论，是理念，具体到一个孩子身上就麻烦。
　　第三，好读书不求甚解。我最近也有亲身体会，不求甚解是什么意思呢？有一类特别伟大的语言，包括《道德经》里边的那些语言，比如他讲到大道，那意思是在战争当中兵器伤不着他，到了水里水淹不了，到火里火烧不了。看这个你要一较劲，就这一段你能较三年，头发白了都不能理解。我觉得这是一种审美的理想，这不是一个操作规程。
　　我看书，有的是为了补充自己的知识，有的是为了融会贯通。融会贯通我也举一个例子，有时候我看小说，这样的小说我已经看过许多，一个短篇或中篇小说，说这个人寻找旧友，寻找他童年时代或者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但见面以后，旧友已经不是当年的人，几经岁月，已经找不到当年最天真或者最爱恋、最纯美的东西了。
　　我既相信自然流淌，我也相信一种驱动。你没有驱动装置，不给它一定的指令，等着电脑自个儿运行绝对不可能。两者都要有。我不相信所谓下笔万言，但我也不相信为写一个字，拈断三根须。大家都讲推敲的故事，故事本身很可爱，但是不必要那么推敲，推也可以，敲也可以，不求甚解。读书也是这样。有人说苦读，苦读精神真是有，头悬梁，锥刺骨真是很感动人，什么映雪、萤火虫。可都是那么苦读我也不信，都是闲读、恬读，我也不信，学一个具体知识，背单字，没有点苦劲也是不行，没有定法。
　　我也买书，这些年也有别人送给我的书，所以我的书是越来越多。如果书摆在你家里，摆了二十年，忽然你想起一个什么事，你想找，最后找着了，非常高兴。可能就用了三分钟，翻一下，我认为这本书就值，这也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书也是一样，这么多书都没看，不看也别惭愧，你不能天天都看，但是如果你真想起什么事了，一下子想起来这儿还有一本书，挺满意，挺高兴。有一些怪知识，到时候一查就查出来了，真是高兴极了。就连找着那本书都很高兴，跟找着自己的“往日情人§一样，你藏在这儿了？丰采依然。
　　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激动的情形都能想起来。读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也非常感动。但你别没事老去看，老去看感情就没了。你年轻时候看着特别好的东西不见得现在就好。有的书没必要老去看，会把一本好书看坏的。

心里话，古书还有些好的经典，现在的书可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到书店里，凡是中国人写的书，诸位可由什么兴趣？除了社会学的几位高手，其他人的书我已经不看好久了
奈何

读古典的书籍，是很艰苦也是很愉快的事情
王蒙先生的建议很是好，我的老师也建议过这几本书

中国传统的经典，儒家和法家的哪有一本好东西？一部论语，不过村老的濒死之言，经过诠释，竟然成为经典？所谓的诠释学，汉代的经纬之学，恐怕比朱子的集注语类更繁琐吧？一个尧曰的曰，就注解了20万，在这漫长的注经中，最精华的知识精英，俯首为圣人和专制狗儿的奴才，岂不是中国三千年来权术的根本？那种狗屁的新儒家，还有那些人模狗样的当代“汉”青，弄个汉服穷得瑟的小丑，自以为可以得意忘形的制造大粪的拍马理论家们，哪里值得我们尊重？所以，中国的书，看儒家的书，要在厕所看，在骨子里骂，……平时看看孙立平的郭于华的朱学勤的……足够了，除了这些，大家还能在咱们中国几千万家书店中买到什么中国人的好书么？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就是尽量不要读中国人的书，尤其是儒家的那种，还有新儒家，假儒家真法家的那种……
早晨起来了，还没洗脸，sorry
本人最讨厌儒家大粪，所以……见谅……余英时和王蒙都是老人了，不要相信他们的蛊惑·····

感觉以上说法似乎还是五四时期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