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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探析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量的农村年轻人开始涌入城市，他们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但是，由于自身经历和经济、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他们产生了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游离出农村社会体系和城市社会体系，成为心灵上“漂泊的一代”。社会认同不仅影响着个人的行为、观念，还会影响到个人的社会化进程及未来发展等，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探讨，可以为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社会资本；社会融入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在理论界一般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16周岁以上进城打工的年轻人，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思想活跃，向往城市生活，对外出有着强烈的冲动，在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然而，自身资本的不足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不仅影响了他们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同，也使得他们的认同目标和实现可能之间出现了冲突、断裂，甚至导致了一些社会失范行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的话，不久的将来，极有可能会演变成新的社会问题，并影响到我国的社会进步和和谐社会建设。

一、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理解

社会认同的含义有很多种，既包括社会成员对自身行为、身份等自身特性的“确认”或“归类”，又包括社会成员对所属群体、外部环境等周围世界的认同和评价。在这里所谓社会认同，包括：“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1]社会认同是一个过程，是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的持续磨合中，在自身经历、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相互碰撞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可以看做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特殊的经历和社会环境下，在农村和城市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所表现出的对自身特性、心理归属、未来发展及所处社会环境的主观性态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源自于自身的特定知识、经历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等。进城前，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生活在一个依靠血缘、地缘联系在一起的村落共同体内，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对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外部环境很容易定义；而进城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经历和面临的外部环境与第一代农民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经历了两种不同社会环境的反差对比之后，不仅很难形成和第一代农民工相似或相同的社会认同，也使得他们的社会认同倾向于一种模糊和不稳定的态势。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到歧视和排斥后，还能在家乡找到归属和寄托的话，新生代农民工则已经无法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对家乡产生强烈的认同了。因此，在这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对进城前后两种境遇对比过程中，内心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一种认知态度，是对自身身份、地位、行为和特定环境中的价值、文化、观念的一种“确认”或“归类”，是“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2]同时，也是一个随着个体自身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断被建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

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表现类型

社会转型期背景下，一方面城市文明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吸引着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另一方面城市又通过种种屏障阻碍着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和融入。他们在逐渐失去对农村社会认同的同时，并没有在城市中寻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处于一种主动性认同和被动性适应相矛盾的状况，并通过心理活动和日常行为表现出来。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制度性身份的不认可

    人是社会中的一员，要想在社会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确定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即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个问题却很难回答。首先，从职业上讲，他们不再从事农业劳动或根本就不懂农活，而是和工人一样在工厂做工，从事着和农业毫无相似之处的劳动，同时，除了从事工业领域劳动活动外，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着第三产业的劳动活动，这些劳动活动既不同于农民，也与传统工人的劳动活动存在着差异；其次，从地域上讲，他们常年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对农村的生活已经日益疏远，甚至对农村的某些生活方式和习惯已表现出某种不适应；再次；从生活方式和社会联系上讲，他们更接近于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交往结构开始由单纯地依赖初级社会关系逐步转向依赖次级社会关系。但是，无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领域、职业和人际关系与以前有着怎样的变化，其法定身份依然是农民，农民身份的“社会标签”已成为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制度性的身份认同、城乡居民的习惯性认定和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的不一致，使得他们开始不认同农民身份，渴望通过经济、职业等外在条件的改变来重新认定自己的身份。

   （二）对家乡认同的减弱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务农经历或只有短暂的务农经历，在经历了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强烈反差对比之后，他们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开始逐渐减弱。新生代农民工与家乡的联系更多的是维系在对家乡亲人的感情寄托上，而对于农业劳动则明显缺乏兴趣，对农村的一些生活习惯、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等比较反感，甚至持有批评态度。一方面他们对农村土地的感情日渐冷淡，与农村生活日益疏远；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魅力又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他们更加愿意离开农村，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

    （三）对城市社会认同的渴望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有着强烈的融入渴望，尽管他们一直没能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但是，他们已经不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将自己与城市对立或隔离开来，而是开始逐渐认同城市社会，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宁愿留在城市里遭受各种歧视和排斥，也不愿回到农村。频繁接触的城市文化正逐渐地改变着他们对城市的固有看法，并不断地消解着他们对家乡仅有的社会记忆，强化着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但是，由于社会系统、制度系统和文化系统的不完善，以及“非公非农”的生活处境，使他们无法享受到最基本的国民或市民待遇，只能以一种“边缘人”的状态在城市中存在。

（四）对未来归属的迷茫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意味着一个新的生活空间，能否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关系着自身及家族的前途和命运。虽然根在农村，却对农村生活日渐疏远，渴望融入城市，但来自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各种障碍使得他们无法被城市所接纳，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更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究竟是应该继续留在城市里拼搏，还是等挣了钱就回农村？城市的不接纳使得他们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而对农村生活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又使得他们不愿或无法回归农村，而只能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做“钟摆式”的循环流动。

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

社会认同既可以是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也可以是外部强加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是与其本身所拥有的资本状况相联系的，即资本的利用和开发状况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认同状况。资本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期望在市场中获得回报的资源投资，也就是说是一种能够带来某种收益的资源集合体。按照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分类，资本可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①]而理论界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目的，对资本有着不同的分类。结合到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特性，在这里，只探讨几种与新生代农民工关系比较密切的资本，并试着提出几点消减新生代农民工消极社会认同的建议。

（一）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投资所形成的一种资本，包括劳动者先天的资质和后天所获取的知识、技能和体质等。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主要是表现在年龄特征和受教育程度上。2006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16～30岁的占61％，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6％；平均年龄为28.6岁；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接受过各种技能培训的占近24％。^[3]因此，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年龄优势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增值潜力明显优于第一代农民工，再加上新生代农民工较强的适应能力，更使得他们对自身身份、地位及未来归属等有着较高的认同目标，从而也进一步深化了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程度和热情。尽管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相对于城市居民仍旧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城市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之间存在着诸多不相一致的地方，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认同目标和实现可能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也直接影响到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看法和态度。

（二）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最早由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是指：“个人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得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4]换句话说，社会资本可以看做是社会关系网络，即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通过人们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而获取资源的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集合体。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前和进城之后，社会关系有一个明显的由单纯依靠血缘、地缘等初级社会关系向次级社会关系寻求资源的转变。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殊的人力资本和面临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他们比第一代农民工能够更好地获取和利用社会资本。当仅有的基于乡土社会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不能够满足自身的需要时，新生代农民工会积极地拓展自己的社会交往空间，通过最大限度地扩充自己的社会资本而达到适应城市生活的目的。对他们来说，通过追逐和建构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取社会资本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理性选择。通过社会关系的再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接触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这必然会对他们的经济地位、工作和未来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最终会影响到他们还没有定型的社会认同。

（三）制度性资本

制度性资本表达的是个体从其身处的社会制度中（如组织、制度和规范等）中可以获取的资源，也即是刘传江所讲的“契约型社会资本”或“制度资源”。[②]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性资本主要包括政府、社团组织及自身所处的群体所能够提供的一切资源。然而，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能获取的制度性资源相当有限。首先，农民工群体本身就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就很匮乏，其数量和质量根本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其次，当前我国的社会团体组织发展还不是十分的成熟，其本身的发展壮大，还需要源源不断地从外部获取资源，根本无法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外部资源；再次，政府本应该是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提供最后保障的一方，事实上，国家也尝试着通过制度和政策的调整、改革来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但是，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同时也没有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可。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较与第一代农民工，无论是在工资待遇、还是工作环境都有了质的变化，无奈的是他们至今仍无法享受到本该属于他们的国民或市民待遇。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经指出：“来自于一个山村或来自于一个小城市中的新来者，经常被大城市的特殊的冷酷或是大城市的冷漠的方式的对待所打击”。^[5]确实，新生代农民工在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过程中，尽管发生了生活场域、职业、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改变，因其制度性身份没有改变，再加上自身获取资源能力的限制，及外部环境的不理想等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对他们的心理活动、日常行为产生影响，反映到社会认同上就是社会认同处于一种不明确和不稳定的状况。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改变的话，一旦形成“内卷化”[③]的社会认同，也就意味着他们只对自身内群体认同，对农村社会、城市社会等其他外部环境则表现出诸多的不信任和不认同。

社会认同状况不仅仅是心理活动的表现，更是直接影响着个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关系着当前和未来的社会稳定。因此，要消减社会认同的消极影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社会，首先，从经济层面上，应在社会分层体系结构中给予他们一定的社会地位，并通过进一步改革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规范用工制度等方法提高和保障农民工收入，使他们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流动循环；其次，从社会层面上，完善和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消除政策壁垒，使新生代农民工平等享受城市中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当地的选举或其它社会活动，多渠道拓展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发展空间，促使他们形成一种和城市居民相接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逐步缩小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最后，在文化、心理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还处于一种低水平的阶段，并容易随着自身经历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还处以一种待定型状态。所以，营造一个平等、共享的社会氛围，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个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善自己物质境遇的环境，不仅可以逐渐消除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文化隔阂，还可以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理解和融合，鼓励他们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

四、结语

由于自身特性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新生代农民工在对农村社会的认同减弱、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又遭遇阻碍的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形成既不认同农村社会，又不认同城市社会，只认同自身内群体的社会认同，而这一特性又是与其自身所拥有的资本状况密切相关的。他们希望在城市中寻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但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非均衡性，及社会政策、社会规范等制度性资本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调节，使得他们无法在城市主流社会中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只能借助于内群体的非正式力量和方式来建构自己的生活秩序和社会，解决自身的问题。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的话，将会在城市中形成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两种社会形态，且随着边缘社会的不断扩大，势必会对主流社会产生强大的冲击，甚至会产生社会隔离和边缘化累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