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tlefox

法拉奇：《愤怒与自豪》

littlefox_100 — Sun, 24 Sep 2006 05:23:00 GMT

法拉奇：《愤怒与自豪》

http://www.jingcisi.com/blog/user1/7/archives/2006/1156.html

这次，你要我说。你请求我至少这一次打破我选择的沉默。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迫使自己，避免与那些喋喋不休的蚁虫们搅和在一起。但这一次，我想说。因为我听说在意大利有许多狂欢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我另一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的加沙地区巴勒斯坦人的表现一模一样。许多男人、妇女、儿童在大街上狂呼着"胜利！胜利！"你可以设想把那些这样做的人视为一个男人、女人、儿童的情景，我听说一些富人、政治家，或所谓的政治家，知识分子，或所谓的知识分子，更不用提其它那些不配拥有公民资格的人了，他们也丝毫不差地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说："好，这是美国的罪有应得。"我感到非常非常地愤怒。由于某种愤怒而生气是冷静、清醒和理性的。这是一种排除了超脱姿态和纵容成分的愤怒，是迫使我做出响应，并且首先让我对他们抱以唾弃的愤怒，我鄙视他们。当我愤怒之时，那位美籍的非洲诗人马亚?安杰洛（Maya Angelou）有一天这样大声说道："愤怒吧，做一个愤怒的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是健康的标志。"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健康。但我知道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健康的，我的意思是那些赞美奥斯玛?本?拉登的人，那些对他表示理解、同情和支持的人是不健康的。你的请求已经引爆了一根雷管，这根雷管一直都在久久地等待，以期引起一场巨大的爆发。你能理解。此外，你要求我谈谈我是怎样看待这次大灾难的。换句话说，要我对这次灾难提出我的看法。好吧，我就从这件事开始。当时，我在我位于曼哈顿中心的家中。九点正，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是一种也许不会伤及我、但却肯定与我有关的危险的感觉。是一种你能在战争中，或一次战斗中体会到的感觉，当它临近之时，你皮肤的每一个毛孔都能感觉到飞梭的子弹与弥漫的硝烟，你会竖起耳朵，并且对旁边的人大声吼道："趴下！趴下！"我想排除这种预感，因为这毕竟不像我在越南的情景。也不像我置身在许多次战争中的某一场战争中的情景。自二战以来，这些该死的战争已经给我的生活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上帝的缘故，在2001年某个令人惊奇的早晨，我就呆在纽约。但那种预感仍是莫名其妙地攫住了我。所以，那天早晨我做了一些我从不会去做的事情，把电视打开。电视有画面，但没有声音。我们这儿几乎能收到100个频道，在每一个频道上，你都能看到世贸大厦的一座塔楼像一个巨大的火柴盒燃烧的画面。难道是电视信号短路？一架小飞机偏离了航向？抑或一次计划周密的恐怖主义行动？我看着塔楼，全身僵硬得几乎不能动弹。就在我一面凝视着它，一面在心中提出这三个问题时，另一架飞机出现在屏幕上。这是一架巨大的、银白色的飞机。它飞得非常低。在低空飞行时，它像一枚瞄准目标的炸弹转向了第二座塔楼，随即撞了进去。此刻，我明白了，同时也理解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与此同时电视机的音频信号恢复了，并且在播放采自现场的那些嚎叫、嘈杂的声音。现场的叫声不断地重复着："上帝！啊，上帝！啊，上帝，上帝，上帝！上上上上帝！"那架飞机像一把刀子戳进一块黄油一般冲进了第二座塔楼。
    从那时开始算起，一刻钟过去了。请不要问我，在这15分钟的时间里我感受到了什么。我不知道，也不记得。当时，我成了一片冰块，甚至我的头脑就是一块冻冰。我甚至不能记起从第一幢塔楼到第二幢塔楼被撞之间我看见的那些事情是否是真实的。比如，那些为了从大火里逃生从80或90层的高楼往下跳的人们。他们打碎窗户的玻璃，爬上窗台，像那些身背降落伞的人从飞机上跳出来一般往外跳。他们慢慢地往下掉，游移在空中，挥动着他们的手臂与双腿。真是那样，他们仿佛在空中游动，但绝没有成功的希望。在大约掉到13层的地方，掉落的速度突然加快，我能想象，他们开始做出痛苦、绝望的动作，仿佛他们都发出了求救的呼喊。也许，他们确实做出了这样的举动。但最终他们还是像石头一样掉下来，撞在地面上发出了啪嗒啪嗒的响声。你知道，我自认自己在战争中已看见了一切。我认为自己已对战争产生了免疫力，不再惧怕战争，实质上我也是如此。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惊奇。即使在我愤怒之时，在我愤慨之时也不会了。但是在战争中，我总是看见人们死于他人之手。我从没有看见人们自己杀死自己，在没有降落伞的情况下从80、90或100层的高楼上自己往下跳。在战争中，我经常看见爆炸的场面。那炸裂的碎片朝四面八方飞散开去。通常，我总能听到一声爆裂的巨响，但这两座塔楼，并没有发生爆炸。第一座塔楼是内向爆裂，自我坍塌的。第二座熔解，化为灰烬。那情景恰如一块黄油被放在火上烘烤一般。这就是在死亡一样的沉默中所发生的一切，或者对我来说，这一切就是如此发生的。那可能吗？那种沉默难道是真的？抑或它就潜伏在我的心中？
    此外，我不得不说，在战争中，我通常看到的总是一种有限人员的伤亡。每一次战斗，死上两三百人，至多死去四百人。就像在越南的达喀图（Dak To）所发生的战斗一样，当战斗结束后，美国人往往会把尸体集中起来，并且清点他们的数量。我无法相信我的眼睛。在墨西哥城的那次大屠杀中，我被好几颗子弹射中，他们至少搜集了800具尸体。当时，他们以为我死了，把我放进了陈尸所，我不久就发现我的四周到处都是尸体，在我看来，那仿佛就是一场巨大的血腥的风暴。天啊，几乎有5千人工作在那两座塔楼里。但只有很少的人有机会得以逃生。电梯再也不能发挥作用，显然，从最高的楼层徒步走下来，那将花去一个永恒的时间。到处是熊熊燃烧的火焰，火花在四处乱窜。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这次灾难中丧生（四千？或者五千？）。为了不致突出这次灾难的严重性，美国人绝不会说出死亡的具体人数。这样，也不会给奥斯玛?本?拉登以心理上的满足，不会促使其它灾难再次发生。不管怎么说，那两座吞噬了一万生灵的深渊真是太深太深了。工人们充其量不过只能找到那些失散者的尸骨碎片。这儿一个鼻子，那儿一只耳朵。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发现一种看起来像咖啡渣一样的浆糊状的东西，但其实那是人体器官组织的一部分。尸体的残存物在火光中化为灰烬。昨天，市长朱利安尼送来了一万个装尸体的袋子。只是它们大多都没有派上用场。
    我对那些与他们一道死去的敢死队队员持什么看法呢？没有敬意，没有同情。不，甚至没有怜悯。对他们，我始终拒绝给予同情。我一直蔑视那些敢死队队员，他们是那些实施自杀以便杀死别人的人。这种自杀性的攻击是从二战时期日本那些"神风敢死队"的所作所为开始的。我绝不会把他们看作是彼得罗?麦卡斯（Pietro Miccas），他点燃炸药，炸毁碉堡，以便阻止在托里诺（Torino）1敌军的进攻。我绝不会把他们看作是战士。甚至不可能把他们看成是1972年给我留下印像的如阿拉法特先生那样的抱怨嚎叫、口吐飞沫的殉难者或英雄。（当我在阿曼采访他的时候，他的指挥官们正在那儿训练那些拜德-迈恩霍夫式（Badder-Meinhof）的恐怖主义者。）我只会把他们看作是愚蠢的人。愚蠢的人不是通过电影、政治，或体育来获取人生的荣耀，而是以自身的死与他人的死来得到它。一个拥有奥斯卡金奖，或部长级职位，或体育金牌的死者也许会赢得他们的赞美。但对那些祷告安拉的人而言，真正的荣耀之地是在天国。这天国是《古兰经》所说的英雄们可以与天国美女性交的地方。我敢打赌，即使就肉体方面，他们也是愚蠢的。在我的面前是一幅我在我的小说《印沙安拉》中谈到过的两个自杀性攻击者的照片。这本小说是以在贝鲁特的美国军营和法国军营被摧毁（当时美国军营死了400多人，法国军营死了350多人）的情节开始的。他们在赴死之前留下了这张照片。从照片上看，显然他们临死之前去过理发店，找理发师专门为他们理过发。看，多么可爱的头式，多么油亮的八字胡，那络腮胡梳理得多么整洁，连鬓胡也显得多么诱人啊！
    我可以想象得到，要是阿拉法特先生听见我说这番话，他准会气得暴跳如雷。你知道，我们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绝不会原谅我，这倒不是因为在我们会见期间我们各自拥有的观点的明显不同，也不是因为我在《风云人物采访记》那本书中对他所作的那些评论。至于我，我也决不会原谅他。原因之一是一个曾经不慎把他称为"我的朋友"的意大利记者却在他的心中发现了一把始终瞄准着你的左轮手枪。所以，我们自然就再也没有见过面。那真是太糟糕了。要是我会再见到他，或更有甚者，要是我乐意把他看作是一名听众，我就会冲着他那张殉难者与英雄的脸狂笑不已。我会放声大笑："了不起的阿拉法特先生，殉难者是那四架飞机上的乘客，这些飞机被劫持，并且变成了人体炸弹。在他们当中就有一位在第二座塔楼中被炸成碎片的四岁小姑娘。了不起的阿拉法特，那些工作在两座塔楼和五角大楼的雇员纔是真正的殉难者。了不起的阿拉法特先生，殉难者是那些试图去拯救他们的消防队员。你真的知道谁是英雄吗？那架原本要撞向白宫的飞机上的乘客，正是由于他们的反抗纔使得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树林里！了不起的阿拉法特先生，对他们来说，那儿纔是一个真正的天堂。真正的问题是你现在是一个始终在位的国家首领。你扮演的是一个君王的角色。你拜访罗马天主教皇，声称反对恐怖主义，并且向布什发去慰问的吊唁。"即使他反复无常的性格与他自身很不协调，但他还是有能力来告诉我我是正确的。我们最好还是改变话题吧，就像你知道的，我非常恶心，谈到像阿拉法特这样的人真让我浑身不舒服。

    我宁愿谈谈大多数存在于欧洲，起源于美国的关于无懈可击的说法。无懈可击？何为无懈可击？一个社会愈是开放民主，它就愈容易受到恐怖主义的伤害。一个国家愈是自由，愈不被警察制度所控制，它就愈是要冒被劫持、被毁灭的危险，就像多年来在意大利、德国和欧洲其它地区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一样。现在，它们正日益严重地发生在美国。以下的现像绝不是偶然，那些非民主的国家，那些由警察制度控制的国家，它们一直都在给恐怖主义以金融方面的援助和其它方面的支持。比如，苏联、苏联的卫星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卡扎菲的利比亚、伊拉克、伊朗、叙利亚、阿拉法特的黎巴嫩、埃及。此外还有奥斯玛?本?拉登是其公民的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阿富汗。当然，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非洲地区也属此列。在这些国家的机场或飞机上，我总会有一种安全感，宁静如一个熟睡中的婴儿。我唯一担心的是被他们抓起来，因为我经常写文章来抨击那些恐怖分子。另一方面，在欧洲的机场和飞机上，我总感到紧张。在美国的机场和飞机上，我实际上有一种神经质的感觉。在纽约我就发生过两次这种神经质的过敏反应。（尽管不是在华盛顿特区，但出现在五角大楼的那架飞机，还是令我非常吃惊。）在我看来，恐怖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如果"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对星期二早晨出现在我下意识里的那种焦虑，那种危险将至的感觉，你作何解释？你怎么理解我一反常态去打开电视机？为什么当第一座塔楼在熊熊燃烧、电视画面没有声音的情况下，我在心中自问的三个问题之一是，难道这是一次恐怖袭击？你怎么理解为什么当第二架飞机出现时，我立刻就明白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最有实力、最现代的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掉进了这个陷阱。与此同时，连美国人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美国的易被攻击性恰好来自它的强大、它的财富、它的力量和它的现代化。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关于狗逐自己尾巴的故事。
    这种易受攻击的危险来自美国多种族的存在，来自它的自由，以及对它的公民与客人的尊重。比如，在美国大约有两千四百万美国公民属于穆斯林的阿拉伯人。当一个人说他是来自阿富汗的穆斯林或穆罕默德信徒到美国来看他的叔叔时，没有人会对他说，他不能参加飞行员训练学校学习如何驾驶一架波音757飞机。没有人能阻挠他进入某所大学学习化学和生物。这两门学科是开展细菌战所必需的。没有人能。即使政府担心这位真主的儿子可能会劫持波音757，或担心他会把装满细菌的瓶子扔进蓄水池，引发祸患，它也不能阻止。（我说"即使"是因为这次政府完全处于无知状态，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蒙辱得离谱。要是我是美国总统，我就会由于他们的愚蠢表现通过解职让他们收拾行装走人。）因为我们已经谈到过那个话题，还是让我们回到原先的想法上来吧。美国人强大、富有、力量和现代化的像征是什么？当然不是爵士乐和摇摆舞。不是口糖或拳击，也不是百老汇或好莱坞。而是他们的摩天大楼，他们的科学，他们的技术。这些摩天大楼是如此高拨，如此美丽，以致当你抬头仰望它们时，你几乎会忘掉那些金字塔，忘掉我们过去时代的那些神圣的建筑物。由于在美国几乎每一样东西都靠飞机来运输，他们现在使用的那些特大的巨型飞机就相当于他们曾经使用过的油轮或火车。每一样东西：邮件、鲜鱼和我们自己都是靠飞机来运送。（不要忘了，正是他们发明了空战。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是把空战发展到荒谬顶点的那么一群人。）阴森的五角大楼那座堡垒式的建筑，要是你突然看到它，它定会让你惊恐万分。这是完全现代、无所不能的科学的力量。正是那种冷冰冰的技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我们传统的交往、饮食和生存方式，请问那位尊敬的奥斯玛?本?拉登是在什么地方袭击了他们？在摩天大楼和五角大楼。是怎样袭击的？用的是飞机、科学和技术。顺便问一句，你知道是什么东西使我对这位卑鄙的百万富翁，这位爱开小差的花花公子最感兴趣吗？此人在夜总会里举止野蛮，从不向那些白肤金发碧眼的公主们献殷勤（就像他20岁时在贝鲁特经常的所作所为），他通过以穆罕默德与真主的名义杀人来寻开心。实际上，他源源不断的财富来自他专门经营爆破器材的公司的赢利，他本人就是一个精通爆破的专家。而爆破是美国的一项专长。
    当我们见面时，我发现你几乎对美国人那种英雄般的效率和值得赞美的团结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惊异，正是通过它们，美国人纔度过了这次灾难。确实是这样。尽管有所有的毛病，这些毛病总是写在他们的脸上--我自己的毛病也总是写在他们的脸上（虽然一般说来，欧洲人和意大利人的那些毛病甚至显得更为严重）--但美国仍是一个教会了我们许多重要事情的国家。既然谈到了英雄般的效率，那就让我们为纽约市的市长唱一首赞歌吧。对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Giuani）我们意大利人应该屈膝跪拜，心存感激。因为他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姓是意大利语，他有意大利人的血统。是他让我们在世人的面前脸上有光。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ani）是一个伟大的市长，是最伟大的市长中的一员。假如这一切是出自某一个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不会感到满意的人，我会感到非常惊奇。他是一个有资格与另一位具有最后一个意大利姓的伟大市长菲奥雷洛?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享有同等荣耀的市长。我们的许多市长理应拜在他门下虚心求教。他们应该低头走向他，最好一脸土灰，向他请教："朱利安尼先生，请告诉我们怎样纔能做到这一切。"他不会把他的责任推诿给其它人，绝不会。他不会为那些废话和贪婪的想法浪费他的时间。他没有把一个市长和一个部长或副部长的职责截然分开。（我弄不清楚是否大家都在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和罗马这三座城市收听广播。）事情刚一发生，他立刻就跑到那里，迅速进入到第二座塔楼，冒着被烧伤的危险，浑身灰土，与所有的其它人呆在一起。他只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做出决定，并且只能当机立断。仅用了四天的时间，就让他的城市重新站了起来。应该提醒你，这是一座拥有950万人口的城市，并且仅仅穆斯林教徒就几乎有200万之多。他是怎样做到的，我不知道。像我一样，他也是一个病重可怜的人。癌症的病痛一直都在反反复复地折磨着他。像我一样，他假装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总是拼命工作。但天啊，我是在桌子前工作，并且坐着。而他却像一个亲临战场的将军。像一个端着刺刀向前冲锋的士兵："人们，赶快！快！让我们卷起袖子，赶快行动！"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那些人曾经和现在做的也如他一样。我的父亲曾经说过，那些没有矫情，没有做作，没有倦怠的人肯定是雷厉风行，行动果断的。至于那种值得赞美的近乎军事性质的团结品质，美国人正是用它来对灾难和敌人做出响应，毫无疑问，我不得不承认，在很久以前我就感到非常吃惊。是的，我知道早在珀尔?哈伯时代这种品质就表现了出来。其时，美国人民在罗斯福的领导下，开始了反对希特勒德国、墨索里尼意大利和裕仁天皇日本的战争。在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后，我就感受到了它的气息。但之后发生了越南战争，美国人那种感情的不和与断裂就是由这一场战争引起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使我想起了150年前他们的南北战争。所以，当我看见白人和黑人相互搀扶而泣时--我的意思是他们伸出了各自的手臂--当我看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手挽着手高唱"上帝保佑美国"时，当我看见他们放弃各自的偏见时，我震惊得目瞪口呆。就像我当时听到比尔?克林顿（这是一个我从来就没有抱有过什么好感的人）说那句话的感受一样。他说："我们一定站在布什一边，我必须信任我们的总统。"当他的妻子希拉里，现在是纽约的州议员用剀切的语气说这句话时，我也有同感。这些话也被前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利伯曼（Lieberman）不断重复。（仅仅由于在大选中被击败，戈尔纔可怜地保持了沉默。）当国会一致通过接受战争并惩罚那些负有责任的恐怖分子的议案时，我也感受到了同样的东西。唉，仅仅这个方面就该让意大利好好学习！意大利是一个充满分裂的国家。由于种族的偏见，它是如此党派林立，如此败坏！在意大利即使在他们自己的党派内他们也彼此充满了怨恨。天呀，甚至当他们拥有相同的旗帜、相同的标志时，他们也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战斗。嫉妒、暴躁、自负，他们想到的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利益。想到的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职业、他们可怜的体面，以及他们小城镇的居民们。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他们彼此怀恨，彼此背叛，相互谴责，相互告密我绝对相信要是奥斯玛?本?拉登去炸毁乔托尖塔，或比塞塔，那些反对派们肯定会去羞辱自己的政府。政府也会去羞辱那些反对派。政府首脑和反对派头目也同样会去羞辱他们各自的党员、同志。既然谈到这一点，那就让我解释一下，那种能代表美国人性格特征的团结品质，它究竟来自何处呢？
    来自他们的爱国主义。我不知道在意大利，你能否看到并理解在纽约发生的一切：当时布什去感谢现场的营救人员（包括妇女），这些营救人员正在两座塔楼的废墟里进行挖掘，试图救出部分幸存者的生命，但他们找到的仅仅是残缺不全的一个鼻子或一根手指。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失去信心。他们没有自我放弃。要是你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多半会说："我能允许自己心力交瘁，但不能允许自己被击败。"我看见所有的人，年轻人、青少年、老人、中年人、白人、黑人、黄种人、棕色皮肤的人、紫红色肤色的人你看他们，你看见他们了吗？当布什感谢他们的时候，他们全都晃动着手中的小国旗，举起他们紧握的拳头高呼："美国！美国！"我一直在想，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只有通过当局绝对的权力纔可能看到组织得如此好的场面。但在美国却不是这样。在美国，你不可能组织这样的场面。你不可能去安排他们，命令他们。尤其是在像纽约这样一个非常务实的大都市，拥有像纽约工人一样的劳动大军。纽约工人是真正的计件工。比风自由。他们甚至不服从他们的团体。但只要你一提到他们的国旗，他们的Patria 那又是另一回事。英语中不存在"Patria"这个词。如果你要说"Patria"就必须把另外两个词放在一起。把它说成"父亲的土地"（Father Land）、"母亲的土地"（Mother Land）、"出生地的土地"（Native Land），或者干脆说成"我的国家"。但他们有"爱国主义"（Patriotism）这个名词。有"爱国的"（Patriotic）这个形容词。除了法国，我想象不出还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富有爱国性。上帝啊，看见那些紧握拳头、挥舞旗子、高呼"美国美国美国"的工人，我是如此的感动，因为并没有任何人要求他们这么做。与此同时，我也感到了一种羞辱。因为我无法想象在相同的情况下，意大利的工人会挥舞三色旗，高呼"意大利！意大利！"唉，我看到他们在游行和集会中挥舞着无数多的红旗。一片红旗的湖泊，一条红旗的河流。只是他们绝不会挥舞许多的三色旗。实际上，完全没有人会。由于被一个忠诚于苏联的傲慢左派所专制与暴政，他们总是把三角旗留给了他们的对手。我说过，即使是那些对手，也没有非常好地使用它们。感谢上帝，至少他们还没有糟蹋它们。那些深入到群众中的人，其做法也和他们差不了多少。至于那位穿绿衬衫、打领带的雅虎成员，他甚至不知道三色旗是由什么颜色构成的。他只知道喊："我是伦巴第人，是伦巴族人的后裔。"这小子想把我们带回到佛罗伦萨与锡耶纳2间征战的岁月。所以，结果就是今天看到的，意大利的国旗仅仅会出现在奥运会上，如果碰巧你们赢得了一块奖牌的话，更糟的是，只能在体育馆里看到它，条件是有一场国际足球比赛。顺便说一句，即使在这唯一的场合，你也绝不会听到一声"意大利！意大利！"式的呼喊。
    好了，让我来告诉你。在一个其国旗只在体育场由小流氓来挥舞的国家和其国旗被全体人民挥舞的国家之间，它们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比如，由不屈不挠的工人们来挥舞，他们在废墟中挖掘想找到被那些真主的儿子所杀的死难者的一个鼻子，或一只耳朵。或者去收拾那些撒在地上的"咖啡渣"。
    我的朋友，真实的情况是，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我们知道，一个嫉恨，并且充满嫉妒的国家，它是不可能富有的。说美国特殊，因为它诞生于一种灵魂的需要，那种想拥有一个祖国的需要，它诞生于那种人类一直都坚信的最崇高的理想：这是一种有关自由的理想，或更进一步说，是一种想让自由与平等的观念结缡的理想。它是特殊的，因为这种自由的理想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种时髦的说辞。平等的观念也复如此。除了几位所谓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没人在谈这些观念。除非在一些连载发行的被称为百科全书的大部头著作中，你不会在其它地方找到这些观念。除了那些作家或其它知识分子，除了那些有钱购买那本大书或购买那些被收进那本大书各部分的君主和贵族，请问，谁知道什么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不是你可以吃下去的某种东西。即使那些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也不曾谈到过它，怎么看，法国大革命都不是在1776年美国革命13年之后的1789年开始的。（这是另一个被那些认为美国罪有应得的学术界反美人士们所忽视和有意忘却的细节！一帮伪君子！）
    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个更易遭嫉妒的国家，因为它的那种理想连通常不识字、确实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农场工人都能理解。也包括美国殖民地的那些农场工人。它是由一小群非常杰出的人创建的。这些人品质高尚、文化深厚。是美国的开国之父。你肯定听说过他们是谁，难道不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约翰?亚当斯和乔治?华盛顿等这些人吗？这些人不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那帮无足轻重的小律师（阿尔菲耶里3准确地把他们叫做"avvocaticchi"）!他们不是那些嗜血成性、歇斯底里的实行恐怖主义政策的刽子手，比如那些马拉派、丹东分子、圣o尤斯图斯信徒和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他们是人，这些开国之父们如同我们意大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教师（假设那儿还有一小部分这样的教师）一样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可他们并不知道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们。他们用希腊文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用拉丁文读塞内加4西塞罗，他们探讨的是希腊民主的精髓原则，而不像我同时代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是剩余价值学说（设想他们的确对它作过研究）。杰斐逊甚至还懂意大利语。（他称意大利语是"Toscano"。）他能非常流利地用意大利文来交谈与阅读。实际上，1774年连同那些在弗吉尼亚很稀有的两千棵葡萄树、一千棵橄榄树和空白五线谱纸，佛罗伦萨的马泽伊5一家还给他带来了一部多卷本的一个名叫贝卡里亚6的人写的《犯罪与刑罚》。至于自学成纔的富兰克林，他是一个天纔，同时又是科学家、印刷工、编辑、作家、记者、政治家、发明家。1752年，他发现了光电效应，并且发明了避雷针。难道这一切对你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正是由于美国拥有这些杰出的领导人，这些品质高尚的人，纔使得那些目不识丁、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农场工人能够起来反抗英国。他们进行了独立战争，爆发了美国革命。
    的确，尽管使用了老式步枪，尽管伤亡人数是每一次战争必须付出的代价，但他们并没有做任何后来的法国革命者所做的事，让生命涂炭，血流成河。他们没有以发生在旺代地区的断头台和大屠杀的方式来进行这场革命。他们从事这场革命是出于一种灵魂的需要，出于一种想拥有祖国的需要，用的是一分意在实现崇高的自由理想--或者说自由与平等联姻之理想的文件。这就是《独立宣言》。它写道："我们坚信那些不证自明的真理：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他们被上帝赋予了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这就是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政府应产生于人民之中"这份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或好或坏地模仿，并从它获得灵感的文件，现在仍然是美国社会的基石。是这个国家最具生命活力的元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把贱民变成了人民，因为它鼓励他们，甚至要求他们去管理自己，表达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幸福。它和共产主义的那些做法完全相反，后者禁止人们去反抗，禁止他们去管理自己，表达自己，不准他们变得富有，并企图通过缔造一个神圣的尘世之国以取代传统的国王。我父亲常常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君主制统治，是一种守旧派的君主制度。因为它抹去了人身上那种分明的轮廓。当你抹去一个人的轮廓时，它就再也不是一个人了。"他还经常说，共产主义没有让庶民们自由，相反，它让每一个人都变成贱民。它使每一个人都由于饥饿而死亡。
    不错，依我看，是美国让庶民百姓获得了自由。在那儿，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白人、黑人、黄种人、棕色皮肤的人、紫红色肤色人、愚蠢的人、聪明的人、穷人、富人。实际上，富人在所有人当中是最具平民色彩的。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看起来更像乡巴老！原始，举止粗鲁。你可能立刻就会说，他们肯定从来没有读过加拉蒂（Jalateo），他们肯定与精致的事物、美味和世故很深的人无关。比如，尽管他们不惜在穿著上浪费很多的钱，但当他们想把英国女王的画像弄得相对更好看一点时，又是显得那么粗俗。但老天作证，他们是自由的。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自由的人民更强大，更有力量的东西了。一旦你打算去反对自由的人民，你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所有那些人都会被美国碰得头破血流。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墨西哥人、苏联人、纳粹、法西斯、共产党人。即使是越南人，最后也被碰得头破血流，当时，他们胜利之后不得不达成协议，以致现在当美国的一位前总统去那儿访问时，他们就像置身在极乐之地。一股劲儿高喊："热烈欢迎总统先生，热烈欢迎！"关键的问题是越南人并不祈祷真主。与真主的儿子们打交道愈来愈变得困难了。愈是渴望，愈是艰难。除非西方世界的死亡平息了他们满腔的怒火。所以，我们开始时应该理智一点，然后纔向他们伸出一只手来。
    很显然，对那些可笑的乐意看到恐怖画面并窃笑美国人罪有应得的残酷的人，我不想说什么。我想对那些尽管不愚蠢也不邪恶、但却过分谨慎和怀疑的人说："醒来吧，人们，是该清醒的时候了！"当你由于害怕与那些流行的观念相抵触，即看起来好象一个种族主义者（当我们谈论的不是种族，而是宗教时，这是一个极不准确的词），而内心充满恐惧时，你肯定不会理解，或者也不想去理解，一种反对宗教的战争实际是一种进步。当你习惯了欺骗，由于缺乏远见而被迷惑，你也不会理解，或不想去理解，一场针对宗教的战争实际上它是一种进步的表现。然而，一种宗教的哗众取宠所激起和宣告的，仅仅不过是一场宗教的战争。他们把这种战争称为"Jihad"，也叫做圣战。这是一场其用意不一定在征服我们的恐惧，但肯定想征服我们灵魂的战争。它企图让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文明消亡。企图摧毁我们生存与死亡、祈祷或不祈祷的方式，摧毁我们吃喝、穿著、娱乐和让我们自己充满活力的方式。如果我们不反对他们，如果我们不保护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去斗争，你就不会理解，或不想去理解，这场圣战将会赢得胜利。它会摧毁这个世界，而这是一个我们或好或坏总是在想方设法去建设，去改变，去改进，去赋予它更多理智，即是说更少偏执，甚至完全没有偏执的世界。如果这样，它将毁灭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科学、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欢乐天啊，难道你不认为仅仅由于你喝红酒或啤酒，仅仅由于你没有蓄长须或披披风，仅仅由于你听音乐或唱流行歌曲，仅仅由于你在迪斯科舞厅或家中跳舞，仅仅由于你看电视，穿超短裙或穿得太少，仅仅由于你在海滩或游泳池裸露，仅仅由于你想在何时、在哪里，你想和谁做爱，这就是奥斯玛?本?拉登想杀死你和你孩子的理由吗？难道你从没有考虑过这些，你是不是太愚蠢了？感谢上帝，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并不想由于这个理由而被人杀死。
    20年来，我一直都在这么说，整整20年。20年前，带着某种温和，而不是这种激情，我就这一主题为《邮报》写过一篇社论。那是一篇由一个习惯与所有种族、所有信仰相处的人，一个经常与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和不宽容作斗争的公民，一个没有清规戒律的凡夫俗子写的文章。但它同时也是一篇由一个对那些人表示义愤的人写的文章。这些人不能嗅出一场正在来临的圣战的恶臭，他们的纵容让那些真主的儿子们走得愈来愈远。20年前，我提出了一个多少与下面的看法相同的观点："如果我们尊敬的那些人，他们并不尊敬我们，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当他们蔑视我们的文化，而我们却在保护或尽量理解他们的文化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想保护我们的文化，并正告你们我宁愿要但丁而不要奥玛尔?喀哈亚（Omar Khayan）。"此言一出，仿佛天马上就塌了下来。他们想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冲着我喊："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甚至那些所谓的进步人士（他们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其所作所为也一模一样，也想把我置于死地。当苏联人入侵阿富汗时，我也遭到了相同的恶骂。你还记得那些披长袍、戴头巾、蓄长须的男人吗？他们在点燃他们的迫击炮之前，甚至在每一次扣动扳机之前都会祈求神的帮助。高呼"真主保佑！真主保佑！"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们。因为我经常在战栗中反复听到总是与迫击炮的发射联系在一起的"神"这个词。我想我好象回到了中世纪，我说过："苏联人仍然是苏联人。"但由于那场没完没了的战争，我们不得不承认，实际上他们同时也保护了我们自己。为了这一点，我要感谢他们。天又一次塌了下来。他们冲着我喊"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由于他们的昏庸。他们甚至不想让我谈论那些可怕的事情，真主的儿子们正在他们的战俘营干着罪恶的勾当（记得吗？他们可能会砍掉那些战俘的双腿和手臂。在黎巴嫩一个最大的淫秽场所，他们已经在用那些基督教、犹太教囚徒来寻欢作乐）。他们不愿我说到它，一点也不愿意。仅仅为了成为进步人士，他们就为那些武装英勇的阿富汗人民的美国人喝彩，以为这样会卸去他们心中那块对苏联人感到恐惧的石头。他们训练那些蓄长须的人，在他们当中，就有胡须蓄得最长的奥斯玛?本?拉登。
    但在阿富汗的苏联人离开了！
    苏联人肯定要从阿富汗撤军！不错，苏联人的确离开了阿富汗。幸运吗？从阿富汗出发，那位胡须留得最长的奥斯玛?本?拉登的那些蓄须的人与那些没有蓄须的叙利亚人、伊拉克人、黎巴嫩人、巴基斯坦人和沙特人一起到达了纽约，并组织了一个已被证明由19人参加的神风敢死队。幸运吗？太糟了：现在，这儿人们谈论的是将对我们造成伤害的下一轮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放射性武器，或核武器的恐怖袭击。人们正在议论，接下来的一次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伊拉克向他们提供了发动这些袭击的关键性材料。人们谈得最多的是疫苗、防毒面罩和瘟疫。人们担心的是，这种袭击将在何时发生。难道这是幸事？
    有些人既非幸福，也非不幸福。他们极少关心这方面的事。不管怎么说，美国是太远了，在美国与欧洲之间横亘着一个大洋啊，不，我亲爱的朋友。那仅仅是一水之隔。因为当西方的命运，我们幸存的文明危若累卵之时，实际上，我们就是纽约，我们就是美国。我们就是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希腊人、葡萄牙人。如果美国被摧毁，欧洲也会被毁灭，我们也将被毁灭。我所说的毁灭并不是仅仅发生在财政金融的层面，这似乎是让你们最关心的事情。（我曾经非常年轻，非常天真，我对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这样说过："美国人用金钱来衡量一切，他们只想金钱。"可阿瑟?米勒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我的朋友，我们的毁灭是全方位的。如果那样，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穆斯林祷告的嗡嗡声，而不是教堂的钟声，是长袍，而不是超短裙；是骆驼的奶汁，而不是陈的法国白兰地。你真的不理解吗？难道你甚至想拒绝去理解？！？布莱尔能理解。他来到这儿，带来了英国人民的团结，更准确地说，是他让这种团结的精神得以复活。一种坚定的团结，它不可能用唠唠叨叨、牢骚满腹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团结建立在一种追捕恐怖主义者和强大的军事联盟的基础之上。从另一方面说，希拉克却不理解。如你所知，上个星期，他纔在这儿作过一次国事访问。
    这次访问很久以前就作出了安排，并非由偶发事件促成。他参观了两座塔楼的废墟，了解到这次死亡的人数非常巨大，并且根本说不清楚究竟死了多少人，但他确实没有使自己承担什么义务。在访问CNN期间，我的朋友克里斯蒂娜o阿尔曼玻（Crstiana Amanpour）先后四次问他，他打算以何种方式、何种规模，采取坚定的行动来反对这场圣战。四次他都避而不答。他像一条鳗鱼一样溜之大吉。有一个人想当面刺激他："总统先生，你还记得诺曼底登陆吗？你知道为了把纳粹赶出法国在诺曼底有多少美国人伤亡吗？"除了布莱尔，在其它一些欧洲人中，我再也没有看到有任何类似英王理查一世的人物。在意大利，确实没有，那儿的政府到现在仍然在寻找某一位没有被逮起来的单身的帮凶，或者被怀疑是奥斯玛?本?拉登的一个同谋。看在上帝的份上，劳动骑士团的先生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尽管他们也害怕战争，但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已经找到并逮捕了奥斯玛?本?拉登的一些同谋。比如，法国、德国、西班牙。可是在意大利，在米兰、都灵和罗马的那些清真寺（这些地方，充满了为奥斯玛?本?拉登唱赞美诗的坏蛋和正伺机想摧毁圣?彼得教堂圆顶的恐怖主义者）却连一个都没有抓。零，无，一个也没有。骑士先生，请解释一下：难道你们的那些警察和卡宾枪手全是饭桶？你们的秘密机构人员全是白痴？你们的公务员全是笨蛋？难道我们款待的那些真主的儿子全都是圣徒，对那些已经发生了的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你们真的毫无知觉？要是你们做出认真的调查，要是你们找出并逮捕那些你们至今为止仍没有找出和逮捕的人，你们是不是害怕被别人贴上传统的种族主义者的标签？正如你能想到的，我并不这么认为。
    老天作证！我不会去否定人们恐惧的权利。因为不对战争产生恐惧感的人肯定是傻瓜。就像以前我无数次写到过的，那些在战争中也不会表现出恐惧的人既是白痴，又是说谎者。但是在生活和历史中，总有那么一些不允许一个人去恐惧的时刻，这就是我们担心道德会消失、文明会沉沦的时候。那些出于软弱逃避这场悲剧的人，那些由于缺乏勇气或习惯于坐在墙头观望的人，在我看来，他们就像十足的受虐狂。
    受虐狂，不错，就是受虐狂。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你想谈谈被你称为两种文化之冲突的话题吗？假设你肯定已经知道，即使是谈论两种文化：试图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水平上，就仿佛它们具有半斤八两的对等关系、具有相同的分量和维度似的，这种做法我非常厌烦。谢天谢地，因为在我们文明的背后，我们有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有亚里斯多德、有斐德斯（Phydias）。我们有建造了帕台农神庙、创建了民主政治的古希腊。我们有创造了它辉煌、法律和法制观念的古罗马。还有它的雕刻、文学、建筑艺术、房屋、露天剧场、广场、道路与桥梁。我们有一位革命家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他教给了我们（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那真是太糟糕了）爱与公正的观念。当然，我知道，我们同时也有一个对我进行宗教审判的教会。这个教会在危机的时刻，无数次地折磨我，伤害我。数个世纪以来，它都处于我的对立面。数个世纪以来，它总是迫使我只能雕刻耶稣基督，只能描绘圣母马利亚。正是它几乎差一点就杀死了伽利略。羞辱他，囚禁他。但它同时又对人类的思想史作出过伟大的贡献。难道不是这样？此外，在我们文明的背后，我们还有文艺复兴运动。我们有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绘画，有巴哈、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还有一长串像罗西尼7、多尼采蒂8、威尔第等这样的人物。离开了这些音乐，我们无法生活，可在他们的文化或他们所认定的文化中，这些音乐是被禁止的。他们的神禁止你吹奏某首曲子，不准你哼唱纳布柯（Nabucco）的合唱曲。谢天谢地，最后，我们还有科学。这种科学已经对许多疾病作出了诊断，并且能根治它们。比如现在，我仍然活着，这应归于科学的功劳。可穆罕默德的世界却不是这样。这种科学已经创造了许多神奇的机器。比如，火车、汽车、飞机、宇宙飞船。我们已经用宇宙飞船抵达了月球，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将到达人们都想知道的火星。科学通过电力、无线电、电话、电视彻底改变了我们这颗星球的面貌。顺便说一句，那些左派的领袖们并不想去谈论我刚纔谈到的一切。上帝，这是多么愚蠢啊！他们绝不想改变自己。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想弄清楚，在另一种文化的背后，它究竟隐藏着什么？
    要是我知道，真该被诅咒。我研究、探讨，最终只发现了穆罕默德的《古兰经》和阿维罗伊9的学术成就（比如，注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此外，阿拉法特还发现了数字与数学。他不止一次冲我喊叫，不止一次口沫四溅，1972年他对我说，他所属的文化比我所属的文化优越，而且高出许多许多，因为他的祖先发明了数字和数学。但阿拉法特只有一种狭隘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他每五分钟就要改变主意并且自相矛盾的原因。他的祖先并没有发明数字和数学。他们发现的不过是我们这些不信教者也在使用的数字的阿拉伯符号。数学实际上几乎是被所有的古代文明同时孕育出来的。在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度、中国、埃及，其中还有马亚人我伟大的阿拉法特先生，你的祖先，除了几个漂亮的假面具和一本他们一直都在摧毁我鲜明个性的书，他们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但在过去一千四百年的岁月中，与《圣经》同在的基督徒和与《法律书》联系在一起的犹太教徒，他们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现在，让我们看一看，究竟什么东西构成了使这本《古兰经》得以凸现出来的那些正面特征？所谓正面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呢？自从真主的儿子们重创了纽约以来，伊斯兰教的学者们除了唱穆罕默德的赞美歌，去解释《古兰经》是如何倡导和平、兄弟情义和公正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做。（甚至布什，可怜的布什也被卷入其中。很明显，布什必须和美国二千五百万穆斯林保持良好的关系，劝说他们说出他们那些可能效忠于奥斯玛o本o拉登的亲戚、朋友和熟人们的情况。）那么，我们对这整个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事件又能做什么呢？我们对长袍、对面纱能做什么？这些面纱蒙住穆斯林妇女的脸，以致为了看一眼她们身旁的一个人，这些非常不幸的人就不得不通过与她们的眼睛处于同一水平的狭窄网孔看出去。我们对一夫多妻制，对那种宣称妇女的价值还不如骆驼的教义能做什么？这种教义规定，女人不能上学，不能去医院看病，不能拍照，还有许多其它的不能。我们对那种对酒精的禁忌，对那种对饮酒者施行的死刑能做什么？这禁忌就写在《古兰经》中。所以，《古兰经》并不像人们看上去的那样，全然是公正，全然是和平。
    所以，这就是我对你有关两种文化冲突问题的回答：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有一个属于他（她）的空间。在你自己的家中，你可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如果在某些国家，女人们是如此地愚蠢以致要去接受长袍，甚至接受必须通过与眼睛处于同一水平的紧密网孔看出去的面纱，那是她们的问题。要是她们是如此地木讷，要去接受不得上学、不得看病、不得拍照的事实，那是她们的问题。要是她们如此地痴呆，要与某个想娶四个妻子的家伙结婚，那是她们的问题。要是她们的男人是那样愚蠢，以致不喝红酒和啤酒，同样，那也是他们的问题。我绝不会采取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是由自由的观念哺育长大的。我伴随着自由而成长，我母亲常常说："差异是使世界美丽的东西。"但如果他们在我家中把那些相同的东西强加于我他们的确在这么做。奥斯玛o本o拉登说，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必须变成穆斯林。如果这样，那我们就必须改信伊斯兰教，他将用花言巧语的手段和卑鄙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信仰。而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屠杀我们，并且将继续这么干的原因。这当然是我们无法接受的。这不得不使我们扭转局势，转败为胜，并置他于死地。只是这件事并没有结束，因为关于奥斯玛o本o拉登的死还在争议之中。因为到目前为止，仍有数万名拉登分子存在，他们不仅在阿富汗活动，同时也在其它阿拉伯国家制造事端。他们无处不在，并且最强硬的那一部分无疑就在西方世界，在我们的城市，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大学，我们的技术要害部门。这种技术任何一个傻瓜都能掌握。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这场宗教战争一直都在升级。像一只瑞士手表一样在精确地运行，并通过一种信仰和仇恨来得以维持。这种信仰和仇恨完全可以和以前那位任总裁判官时的托尔克马达10的那种信仰和仇恨相媲美。事实上，与他们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和他们讲道理，更是不可思议。用纵容、宽恕或幻想的方式对待他们，无异于自杀。无论是谁，只要你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他们都会认为你是在欺骗。
    在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沙特阿拉伯，在科威特、利比亚、约旦、黎巴嫩。在家里，即在意大利，这样的例子也许会通过某一位对这种狂热有相当了解的人说出来。只有对它有所了解，你纔会通过一系列琐碎的事情，甚至荒诞的插曲来客观地证明它的顽固和强硬。我绝不会忘记在罗马的伊朗大使馆所发生的一切。当时，我去申请一个到德黑兰采访霍梅尼的入境签证，我露出了涂得很光亮的红指甲。对他们来说，这是不道德的像征。他们把我当成一个应该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妓女。要求我立刻擦掉。要是我没有对他们进行争辩，甚至对他们尖叫，我真的感觉他们会把它们擦掉，甚至会砍掉我的手指我也不会忘记发生在库姆（霍梅尼的重城）的那件事。在那儿，我作为一个女人，被所有的旅馆拒绝。为了采访霍梅尼，我不得不披上长袍。为了穿上长袍，我必须脱掉我的牛仔裤。为了脱掉牛仔裤，我又不得不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很自然，我本应该在汽车里完成那些工作，从德黑兰开始，我就是在里面把它们做完的。但那位翻译阻止了我。他说："你疯了，要知道在库姆做这样的事，是要挨枪子的。"他更愿意把我带到以前的皇宫，那儿，一个看守人领我们进去，并且让我们使用以前的一个觐见室。我真的感觉到我仿佛就是那位处女马利亚，她不得不把约瑟夫隐藏在谷仓里，用那头驴和公牛来升高谷仓的温度，以便生下圣婴耶稣。但《古兰经》却禁止一个男人和没有结婚的女人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哎呀，根本冷不防，那房门就被突然撞开了。那位负责道德管制的穆斯林毛拉冲进来直冲着我们喊：羞耻，羞耻，罪孽，罪孽。看来，只有一个避免被杀的方法，那就是结婚。那位毛拉一直在劝说我们，要我们签署那份临时结婚（大约四个月）证书，问题是这位翻译有一个西班牙妻子，她是一个带有卡索罗姓的女人，而这个卡索罗根本就不接受一夫多妻制，并且我也不想和任何人结婚。当然，同时，我也不想吃枪子，即失去我这次对霍梅尼的采访。当我在这种进退两难之中考虑该怎么办时我相信你在笑。这些对你来说似乎是一个玩笑。在那种情况下，我不想告诉你这一插曲中其它的内容。为了让你哭泣，我要向你讲述那场孟加拉内战结束时，我在达卡亲自目睹的12个不良少年被处死的情景。他们用刺刀捅他们的躯干和腹部，在达卡体育场的运动场地上处死了他们。在场的有两万名以神的名义狂呼的信徒，"真主保佑，真主保佑"，那声音如雷鸣般从露天体育场的座位上传出来。是的，我知道：古代的罗马人（那些使我的文化如此辉煌的古罗马人）也曾经在罗马圆形剧场以观看基督徒被狮子吃掉的情景来取乐。我知道，我知道：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那些基督徒们（尽管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还是能认识到，这些基督徒对思想史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曾经用观看异教徒被烧死的场面来愉悦自己。但自那以后，一个漫长的岁月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变得相当文明，即使是真主的儿子，现在也应该明白，有些事情绝对不能去做。在杀死了那12个不良少年之后，他们又杀死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冲进刑场想去救他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兄弟。他们用自己的军用靴敲破他的头。要是你不相信，你可再读一遍我写的纪实报道和那些法国、德国记者写的现场报道。当时，他们也正好也在那儿，与我一样，感到惊恐万分。当然，最好去看看他们当中的一位拍摄的那些照片。不管怎么说，这些都不是我想去强调的。我想强调的是，在杀戮结束后，两万信徒（其中许多是妇女）离开了座位，走到场地上，他们绝不像一伙缺乏组织的暴民，一点不像。再次以神的名义欢呼，以轻蔑的目光看着那些尸体。在整个过程中，雷鸣般"真主保佑，真主保佑"的呼声响彻在体育场上方。就像在纽约双子塔楼发生的屠杀一样，他们杀死了他们。他们把他们挤压成一条夹带碎骨的流血的地毯。
    唉，这样的故事，我能无穷无尽地讲下去。但我要对你讲一些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的事情，这些事情肯定会使你头发竖立，毛骨悚然。比如，关于那位老年昏聩的霍梅尼。他在我们的采访结束后，在库姆主持了一个大型集会。在集会上，他声称我由于他砍掉女人的乳房指控了他。通过这次集会，他制作了一个电视录像，并且在德黑兰的电视台连续播放了数个月之久，以便当我下一年返回德黑兰，一下飞机时，就把我逮起来。你知道，这对我来说，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况非常糟糕。此时正值美国人质危机时期我想告诉你关于穆吉伯?拉哈曼的事，在达卡，他再次命令他的游击战士把我作为一个危险的欧洲人给干掉。这次我非常幸运，一个英国军官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还有那个叫哈伯斯的巴勒斯坦人，在20分钟的时间里，他一直用一挺机关枪对着我的头，对我进行威胁。我的上帝，这是什么人啊！在那些不多的与我有良好关系的人中，我仍记得那位可怜的巴基斯坦第一任最优秀的部长阿里?哈布托，仅仅因为他对西方太友善就被人活活吊死。另外，还有最优秀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国王。但就像我是天主教徒一样，这两个人都是穆斯林教徒。不管怎么说，我都想提出我的观点。这是一个不会让大多数满意的观点。在意大利，只要你提出保护自己文化的主张，就会被认为是一种道德上的犯罪。一旦提出，立即就会被人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就会被像兔子一样关起来。
    在麦加，我没有去过那些搭帐篷的地方。没有在穆罕默德的陵墓前吟唱我们的天父和圣母玛利亚。我没有在他们清真寺的大理石上撒过尿，没有在他们的光塔脚下拉过屎。当我进入他们的国家（有些事情，你从中绝对得不到快乐），我肯定不会忘记我是一位客人，一个外国人。我会在穿著、手势、举止方面十分小心（尽管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正常的），尽量不去冒犯他们，但对他们来说，有很多事情还是不被允许。我用一种应有的尊敬、恭顺的礼貌来对待他们，当由于一个错误，或出于无知我冒犯了他们的某些戒律和迷信时，我会请求原谅。在我写下这种痛苦和愤怒嚎叫的同时，我眼前已经呈现出来的那个景像也就不再全然充满世界末日的意味了，这种感觉，我开始时确实有过。但有时，我又会看到另一种景像，这是一幅具有像征意味的画面（因此令人气愤）：去年夏天，在佛罗伦萨，我出生的城市，那些索马里的穆斯林教徒在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中，用他们巨大的帐篷把市中心大教堂前的广场弄得满地狼藉，肮脏不堪，臭气冲天。
    这个帐篷的搭建是为了乞求、谴责、侮辱意大利政府，因为政府作为主人虽然款待了他们，但没有发给他们可以让其在欧洲自由逗留的必需签证，并且不让他们把他们那帮亲戚带到意大利。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叔、婶婶、表兄、表妹。要是他们有自己的路子，同时也会弄来他们亲戚的亲戚。帐篷安置在美丽的大主教教堂广场的旁边，但同样是这帮人，要是在他们的国家，他们就会把他们的布鞋或拖鞋整整齐齐地放在清真寺外面的人行道上。和布鞋和拖鞋放在一起的，还有他们在祈祷之前用来洗脚的水已用完的空瓶子。帐篷搭在装饰有布鲁内莱斯基11设计的穹顶小阁的大教堂前方，在配有吉贝尔蒂12雕刻的金色门扉的洗礼堂旁边。这个帐篷后来摆满了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像个破败邋遢的小公寓：椅子、桌子、轻便躺椅、用于睡觉和做爱的床垫、用于烹调的炉子。这些东西使广场成了一个乌烟瘴气、藏污纳垢的地方。应该感谢ENEL那种历来就有的不负责，它关心的是我们的艺术品，其关心的程度恰如关心我们那些配有灯光效果的场地。感谢磁带录放机，因为它放大了那个穆安津13意在强化其信仰，不让异教者说话的粗鲁的尖啸，并使这种放大的噪音吞没了教堂的钟声。除了这一切，还有一条黄色的尿碱斑痕在玷污着洗礼堂的大理石。（我那些真主的儿子们确实拥有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设想一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拥有一条离他们的破设备只有两米远的掩护线路，难道他们在袭击他们的目标时还会犹豫吗？）除了那条黄色的尿斑，还有那堆堵塞在圣索维托礼拜堂大门口的粪便所散发出来的恶臭。这是座具有千年历史的耸立在大主教教堂附近的建造精致的罗马式教堂，可那些真主的儿子们已把它变成了大粪坑。这件事，你应该非常清楚。另外，就这件事，我还对那位市长发出了请求。我承认，他很有礼貌地到我家来了一趟。听我说，并且同意我的看法："你是对的，非常正确。"但他并没有把帐篷搬走。他忘记了，或者，是一个无能的人。同时，我还给外交部长打了电话，他是佛罗伦萨人，说话时的确带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佛罗伦萨口音，他没有提到要卷入到这件事情中。我承认，他也在听我说，也同意我的观点："啊，是的，你是正确的，确实是这样。"但他仍然没有伸出一根指头来动一下那个帐篷。对于真主那些在洗礼堂撒尿、完全毁坏了圣索维托教堂的儿子，他反倒迅速跑去安抚他们。（我明白了，那些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叔、婶婶、表兄、表妹们现在想去的地方是哪里。是佛罗伦萨和欧洲的其它城市。）所以，我改变了策略。给一个负责安全部门的正派警察官去了电话："我亲爱的警官，我不是一名警察。但当我说我打算去做某件事时，我肯定会做它。此外，我对战争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具有某些与之相关的技能。如果在明天之内，你不把那该死的帐篷从这里搬走，我会把它烧掉。我以我的名誉发誓，我会烧掉它，即使是一群卡宾枪手也不能阻止我，我愿意为此被抓起来，戴着手铐进监狱。我告诉你，这就是我成为所有报纸头版头条的方式。"这下好了，他显得比其它人聪明，几个小时之内，他就把帐篷给弄走了。在原来帐棚的地方只留下了一大堆污秽不堪的垃圾。当然，这只是一个皮洛士（Pyrrnic）14似的胜利。因为它并没有对其它充满暴行的城市产生什么影响。多年以来，这些城市都在遭到伤害，蒙受耻辱，并且就发生在它们的艺术、文化和美的中心。它并没有挫败这个城市其它那些傲慢客人的斗志：那些阿拉伯人、苏丹人、孟加拉人、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巴基斯坦人、尼日利亚人。这些人热衷于毒品走私和色情交易。看来，这些东西，《古兰经》是没有去禁止的。啊，不错，在我那位警察清除帐篷之前，他们在所在的那些地方完全拥有一切权利。在大楼的院子里，在乔托尖塔的塔脚下，在奥卡格拉的前方，在伯斯里诺拉的四周，在国家图书馆的正对面，在博物馆的入口处。在庞德维齐诺，他们经常用刀子或左轮手枪相互残杀，可以说是茶水饮料，家常便饭。在那位阿诺（Arno）开办的银行，他们申请并得到国内的资金。（不错，女士们，先生们，是国内的资金。）他们在圣劳伦佐教堂墓地喝红酒、啤酒和饮料。一帮伪君子，并且在那儿冲着妇女们说淫秽下流的话。（去年夏天，在那个墓地，他们甚至企图强暴我这个老太婆。不用说，他们有生之年应该去忏悔。啊，必须去忏悔！就是直到现在，他们中仍有一个人在那儿为他的生殖器抽泣悲嗥。）在那些历史悠久的大街上，他们以推销商品为借口聚集在一起，安营扎寨。所谓商品，我指的是那些粗制滥造、假冒伪劣的手提袋、小钱包、照片、壁饰、铅笔，还有那些愚昧的旅游者以为是贝尔尼尼15作品的非洲小雕像，以及用于鼻吸的海洛因。（在庞德维齐诺，他们中的一个人用嘘声对我说："我知道我的权利。"而这个人，我看见他正在出售海洛因。）神不允许一个公民抗议，神不允许某人告诉他，你可以拥有你的这些权利，但你只能在你的家中行使它们。"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神不允许一个过路的人在他试图穿过那条被这些商品堵塞的街道时去整理一下那些假冒的贝尔尼尼作品。"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神不允许一个近在咫尺的警察走过去，并勇敢地对他说："真主之子先生，你是好样的，你能不能挪开一点空间让人们走过呢？"要是这样，他们会活活把他吃掉。他们会用刀子去追他。最起码，他们会口吐秽语侮辱他的母亲和子女。"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凡是这么做了的人，都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他们不会有任何反应，即使你用法西斯时期我们老一辈人经常爱说的那些话去冲着他们喊："难道你一点也不关心人的尊严？难道你真的没有一点点自豪，你只大绵羊？"
    我知道，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它城市。比如都灵。尽管都灵创造了意大利，但现在它看上去已不像一座意大利城市。看上去更像达卡、内罗毕、大马士革、贝鲁特。比如威尼斯。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广场上的那些鸽子一直由于摆满"商品"的小地摊而被迫迁移，我想即使是奥赛罗也会轻易感觉到一种病态的气息。比如热那亚。这座具有鲁本斯曾经热情赞美过的神奇大教堂的城市，一直被他们占领。如今，它看上去恰如一个已被强奸的美妇人日益使人厌烦。比如罗马。这是一座每一个充满了谎言、伪装的犬儒主义政治派别经常都在为它们赢得未来的选票而算计的城市，是那位教皇为他们提供其庇护的城市。（教皇大人，为什么即使以那位上帝的名义，你仍然不会把他们带进梵蒂冈？显然，要是那样，他们就必须应该做到不要在西斯廷教堂和拉斐尔的油画上撒尿。）这儿的有些事情，我真的不理解。在意大利，他们不称他们是真主的儿子，而称他们是"外国劳工"。或者称其为"从事某种职业的手工劳动者"。我并不怀疑他们中的某部分人在从事工作。一些意大利人确实已经通过这样的方式变成了小财主。他们在舌尔群岛休假，去纽约的繁华商业区买床单。他们羞于成为体力劳工和农场工人，决不把自己与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但对于那些我谈到过的人，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人呢？他们究竟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如果意大利的彻底无产者不再愿意提供手工劳动，那他们又以何种方式来谋生呢？在城市以兜售商品为借口安营扎寨？游荡？并破坏我们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一天祷告五次？然而，有些东西，我还是不理解。如果他们真的很穷，那么是谁给他们提供钱让他们乘船航行或划小舢板来意大利的呢？是谁给他们一千万里拉（因为买这样的护照至少要一千万里拉）让他们购买假护照的呢？看来，奥斯玛?本?拉登确实不仅在用灵魂，而且也用不动产在实施一种征服。
    很好，即使他不是那个给他们钱的人，这种形势也仍使我烦恼。即使我们的客人是绝对清白的，即使他们中没有一个想去摧毁比塞塔和乔托尖塔，想让我穿上长袍，想让我在一个新的宗教审判的火刑柱上被烧死，他们的存在还是会让我感到惊恐。它使我不舒服。无论是谁轻松或乐观地接受这种形势都是一个错误。如果有人将冲击意大利和欧洲的移民浪潮比做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或更有甚者，比作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涌入美国的移民潮，那将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现在，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不久前，我纔突然明白了那无数个优秀部长们（这些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意大利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中的某一个所说出的那句话。"是的，我叔叔也是一个移民！我仍能记得他当时拎着他的小纸板箱去美国的情景。"或其它一些与此思路相近和相同的话。不对，我的朋友。不，这完全是两回事。基于两个十分明显的理由，这种说法并不成立。首先，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移民潮不是在暗中进行的，也不是靠由那帮能够对它施加影响的人所表现出的威胁手段来实现的。是美国人自己需要它，通过一项特殊的国会议案来推进了它。"来吧，来，我们需要你。如果你来，我们将给你一片美好的土地。"美国人甚至还拍了一部关于它的电影。这部电影由汤姆?克鲁斯、尼科尔?基德曼担纲，最使我震撼的是影片的结尾。有这样一个镜头：两个贫穷的主人公进行比赛，看谁先跑到那一片他们都想宣称为属于自己的土地，在上面插上一只小白旗。自然，只有最年轻、最强壮的人纔能得到它。有人被作弊的马鞍缠住，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丧了命。就我所知，意大利绝不可能通过任何国会法案来邀请，甚至推动我们现在的客人离开他们的国家。绝不会说什么"来吧，来，我们真的需要你。如果你来，我们将在切安提（Chianti）送你一个小农场"。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完全出于主动，靠的是可怜的橡皮筏和对那些想把他们遣送回去的海口官员的百般抵赖。在我看来，已经发生的一切不像是在移民，更像是一种由神秘的力量导演的入侵。这种神秘的力量令人担忧，因为它除了傲慢，既不温柔也不忧伤，并且还受到玩世不恭的政治家们的保护。这些政治家睁只眼，闭只眼，也许闭上了两只眼。我绝不会忘记去年那些偷渡者聚集在意大利大教堂为签证而滋事的情景。不会忘记那些被扭曲的野蛮的面孔，那些高举的拳头，那些恐吓与威胁。不会忘记那些邪恶的尖啸，这些尖啸又一次把我带回到霍梅尼的德黑兰。我绝不会忘记，因为我即使在我的家中也能感觉到被他们的野蛮所冒犯，因为我感觉到已被那些部长们戏弄，他们对我说："我们也想驱逐他们，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隐藏在什么地方。"坏种！他们就在大教堂、中心广场，并且成千上万，他们的确是坏蛋，但不是东躲西藏的坏蛋。要驱逐他们，他们必须要做的是，让他们排成队，"先生，请走右边这条道"，然后把他们护送到港口或机场。
    第二个理由，我亲爱的那位拎着小纸箱的叔叔的侄儿，即使是一个学龄儿童，我想都会明白。这儿有两个因素需要说明。第一个因素，美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在19世纪后半叶，当美国国会对移民大开绿灯时，这片大陆实际上人口严重不足。人口的大多数集中在东部的州。换句话说，这些州更靠近太平洋，中西部居住的人很少。加利福尼亚实际上没有人居住。显然，意大利不是一个这样的大陆性国家。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根本不存在人口匮乏的问题。第二个因素，美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如果你没有忘记独立战争发生在18世纪末，你就能推算出，它仅仅不过纔200年的历史，你也能理解为什么它的文化特性仍然不能被很好地定义。另一方面，意大利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3000年以前。它的文化特征非常明显，我们就直说吧，这种特征主要与一种被称为基督教的宗教和一个被称为天主教会的教会联系在一起。平时，像我这样的人都爱说一句口头禅：天主教会与我无关。但儿时所发生的一切肯定与我有关。不管我喜欢不喜欢，它肯定和我的生活有一种密切的联系。怎么会不是这样呢？我出生在一个充满了教堂、女修道院、基督、圣母、圣人的环境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听到的第一首音乐是教堂的钟声，就是帐篷事件期间被那位穆安津尖历的叫声所吞没的佛罗伦萨大教堂的钟声。我是在这种音乐、这种环境中长大的。通过这种音乐和环境，我知道了什么是建筑，什么是雕刻，什么是绘画，什么是艺术。通过教会（后来，我脱离了它），我开始拷问自己，何为善，何为邪恶，并且根据上帝你看出来了？在此，我又写道"根据上帝"。尽管我完全是一个世俗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但我还是被天主教文化所浸染，它仍然是我用来表达我自己的某种方式。啊！上帝，我的上帝，感谢上帝，听从上帝，可爱的耶稣，善良的上帝，圣母马利亚，这儿一个基督，那儿一个基督。对我来说，这些词出现得如此自然，几乎出自一种本能，以至我并不认为我是在说它们和写它们。你真想让我把它们搁置一旁？尽管我绝不会原谅天主教，数个世纪以来，它的那些丑闻令我痛心，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曾经把我祖母（我可怜的祖母）烧死的宗教审判。我从来不曾和牧师们融洽相处过，也不喜欢他们的祈祷，但我真的喜欢教堂的钟声。这钟声抚慰我的心灵。此外，我还喜欢那些有关基督、圣母、圣徒的雕刻和绘画。事实上，我有一个收集圣像的嗜好。我还喜欢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它们给我一种宁静的感觉，有时候我甚至会嫉妒住在里面的人。那么，还是让我们承认吧：我们的大教堂比清真寺和犹太教堂更美丽。你同意吗？它们同时也比耶稣教堂更漂亮。请注意，我家族的墓地是新教样式的。它接受所有宗教的死者，但它是一个新教墓地。我的一位曾祖母是威尔斯圣公会教徒。我的一位姨婆是福音传教士。我对我那位圣公会教徒的曾祖母一无所知。但我却知道我那位福音传教士的姨婆。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常带我到佛罗伦萨的瓦本齐（Via deBenci），她所属教会的集会上去，并且啊，上帝，对此，我是感到多么厌烦啊！和这些信徒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孤单，他们除了唱赞美诗什么也不做。牧师看起来也不像是牧师，除了读《圣经》，再也没见过做别的。那教堂看上去也不像座教堂，除了一个空空荡荡的布教坛、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什么也没有。没有天使，没有圣母，没有火。我甚至没有闻到火的气息，但这气息却弥漫在我们经常去的附近的十字架教堂（Basilica di Santa Croce），那儿拥有这些东西。我非常熟悉这些东西。我愿意再告诉你一些事情：在托斯卡纳我意大利的家中，现在都还留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祈祷室。祈祷室的门总是关着。自从我母亲去世后，就再也没人进去过。只是我偶尔去一趟，去打扫灰尘，去看看老鼠是否在那儿做了窝。尽管我有一种非宗教的教养，但我在那儿仍然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安适。尽管我有一种仇视教士的倾向，但我仍是会被那儿的一种漫不经心的悠闲自在所感动。我相信，绝大多数意大利人都应该为这同一件事情忏悔。（即使意大利共产党的头目贝林格也应该像我一样地忏悔。）
    善良的上帝！（这儿，我们又提到它。）我想告诉你，我们意大利人的情况与美国人不同。在美国：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相嵌交错，近百种文化融合在一起，曾经对每一个进入者开放，但同时又有能力来阻止这种进入。我想告诉你，基于非常明显的原因，我们的文化特征是如此确定，并且又通过好几百年的时间来塑造成型，它无法承受由那些想以各种途径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人构成的移民浪潮。这些人试图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我想告诉你，我们没有空间来容纳那些穆安津、伊斯兰寺院的尖塔、虚伪的绝对戒酒主义者，没有空间来容纳他们该死的中世纪、该死的长袍。即使我们有空间，我也不愿意给他们。因为这就相当于拋弃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拋弃文艺复兴、复兴运动，拋弃那种无论好坏我们都曾经为之奋斗并且已经赢得了的自由，拋弃我们出生的土地。那将意味着把意大利给他们。我不想给他们意大利。
    我是意大利人。那些时下把自己当成美国人的傻子是错误的。我决不会申请成为美国公民。几年以前，一个美国大使根据名人惯例主动提出要我加入美国籍，在谢过他之后，我对他说："先生，我非常依恋美国。我总是和它争论，总是责备它，但我仍然深深地依恋着它。对我来说，美国就是一个情人，不，是丈夫。对他，我总是充满忠诚，即使他没有睡在我身边。我关心我的这个丈夫。我不会忘记，要是他当初没有麻烦自己卷入那场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争，我想，我今天就得说德语。我不会忘记，如果他不曾对苏联保持警惕的眼睛，今天，我恐怕就得讲俄语。我关心他，并且喜欢他。比如，我喜欢当我返回纽约，把护照和绿卡递过去时，那些海关人员对我满脸笑意，并且说'欢迎回家'的情景。那态度看上去多么大方，多么充满感情。我还记得美国一直就是那些没有祖国的人们的庇护所、容身地。但我已经有一个祖国，先生，意大利是我的出生之地，意大利是我的母亲。我热爱意大利，先生，如果接受美国国籍，这无异于放弃我的母亲。"我还告诉他，我的母语是意大利语，我用意大利语来写作，鉴于此，我只是用英语来翻译我的作品。恰如我用法语来翻译一样，感觉它仍是一种外语。接下来，我告诉他，当我听见马梅利16写的《国歌》时，我的心情是多么难以平静。当我听到"啊，意大利，我的兄弟，醒来吧，醒来马梅利"时，我的喉咙会哽塞。我甚至不会注意到，当歌声走调时，它是多么难听。我只想；那是我出生地的国歌。当我看见白、红、绿三色旗飘扬时，我也会有一种心潮起伏、喉头哽咽的感觉。当然，不是体育馆--那些小流氓挥动的三角旗。我有一面用有100多年历史的白、红、绿三色旗。它布满了污班、血迹和老鼠啃出的孔洞。尽管它中间有一些萨伏依王朝17的盾形纹章（虽然没有加富尔18，没有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19，没有效忠于盾形纹章的加里波第20，我们就不可能统一意大利），但我还是把它看作黄金，视为珍宝。天啊，我们为这面旗出生入死！被吊、被射、被斩、被那些奥地利人、那位教皇、摩德纳的那位君主、那位极端反动的保守派分子所杀。这面旗伴随着我们共同经历了复兴运动、意大利的统一、卡索的战争和抵抗运动。我外曾祖父的父亲乔巴托（Giobatta）就曾经在科特顿和蒙太罗为这面旗战斗过，并且被一颗奥地利人的子弹射穿了身体。我父亲的叔叔们在卡索的战壕里为这面旗承受了各种痛苦。为了这面旗，我父亲在特斯特镇被法西斯纳粹分子抓捕并折磨。在抵抗运动期间，我全家都在为这面旗战斗，我也如此。为了公正和自由，加入了名为艾米利亚的战斗，当时我14岁。第二年，当他们叫我离开自愿者意大利自由军团时，我感到非常自豪。耶稣、马利亚，我从来都是意大利的战士！当我发现由于这次离开可以得到14450里拉时，我不知道该不该接受它。就我对我祖国应尽的义务而言，接受它，似乎是不妥的。然而，我还是接受了它。因为在家中，我们谁都没有一双完好的鞋。我用这些钱为我和我的妹妹们各买了一双。
    很明显，我的祖国，我的意大利并不是今天的意大利。不是那些富于心计的、粗俗、肥胖、聋哑、得意忘形之人的意大利，这些在50岁时只关心他们的退休金，唯一的热情是国外度假和足球赛事。不是那些腐朽、愚蠢、懦弱、贪婪小人的意大利，这些人把他们的女儿送到贝鲁特的某个妓院为的是能够和好莱坞的某位明星和名歌手握握手，但如果奥斯玛?本?拉登的敢死队队员把几千名纽约人化作一座看上去像咖啡渣一样的灰山，他们又会窃笑不止地说：这是美国的罪有应得，活该。我的意大利不是那些肮脏、虚弱、缺乏灵魂、专横与无能之政党的意大利，这些政党只知道怎样让他们的候选人坐上议员、部长或市长的交椅，而不知道何为真正的得到和失去。不是那些黑色和赤色法西斯主义者的依然是墨索里尼风格的意大利，这些法西斯主义者总是让你想起伊诺o弗拉罗的那个恐怖的笑话："在意大利，有两种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反法西斯的法西斯主义者。"不是那些地方行政官和政治家们的意大利，这些行政官和政治家由于对正确动词时态的无知经常在他们的任职期间在电视屏幕上犯些极其荒唐的句法错误。（比如，你不会说："If it was"，这样你真是头蠢驴，你会说"If it were。"）也不是那些年轻人的意大利，这些年轻人，由于受着相同的教育，沉浸在一种最可耻的无知和最令人痛心的浅薄之中，沉浸在虚无之中。所以，他们也会闹出许多拼写错误和句法错误，如果你问他们，谁是烧炭党人21？谁是佩利科22？谁是马志尼？谁是阿泽利奥23？谁是加富尔？谁是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他们会楞着眼睛，伸出舌头看着你。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或最多知道如何在一个和平和民主的时代去扮演一个令人惬意的有抱负的恐怖主义者的角色，知道如何把脸藏在滑雪面罩后面去挥舞黑旗，一群小傻瓜。低能的蠢货。我的意大利甚至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蚁虫们的意大利，这些人在读到这些后，肯定会由于我写出了事实的真相而嫉恨我。在吃饱喝足之后，他们会诅咒我，并希望我被他们保护的人中的一个人，即奥斯玛?本?拉登杀死。不，不是这样：我的意大利是一个理想的意大利。它是我从少女时代就开始梦想的意大利，当时我被开除出意大利自愿者军团，心中充满幻想。它是理智、高贵、勇敢的意大利，所以，也是值得人去尊重的意大利。这是一个即使被沉默、被嘲弄、被侮辱，也会让每一个想冒犯它的人必遭大难的意大利。让那些从我这儿把它夺走的人，那些侵犯它的人见鬼去。因为这些侵犯者无论是拿破仑的法国人，还是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奥地利人，无论是希特勒的德国人，还是奥斯玛?本?拉登的同志们，对我来说全都一样。不管他们侵犯它，用的是大炮，还是橡皮筏，都一样。为此，我祝愿你有一个充满感情的告别，通过亲爱的佛雷科，我已经预先告诉过你：不要再问我什么。我最讨厌的就是被卷入到无用的争论和乏味的争吵之中，我已经说了我必须说出的一切。愤怒和自豪让我这样做。年龄和一种清醒的认识允许我这样做。但现在，我必须回去接着做我的工作了。我不想被打扰。叙述结束了。

转：灰色文献之研究

littlefox_100 — Sun, 09 Apr 2006 11:40:00 GMT

转：灰色文献之研究

进　http://www.lib.nccu.edu.tw/　进行查阅（繁体）

讨论：如何获得国外论文资源

littlefox_100 — Sun, 09 Apr 2006 11:11:00 GMT

讨论：如何获得国外论文资源

校内有资源的不用说了，主要是没有资源的

除了用google scholar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中国书评第一辑中国书评第二辑－目录

littlefox_100 — Thu, 06 Apr 2006 02:57:00 GMT

中国书评第一辑

迈向学术批判的中国书评——《中国书评》序/ 邓正来

主题书评：《信息、信任与法律》

对张维迎信任理论的几点商榷/ 郑也夫

探讨法律和信任的经济学基础/ 姚洋

信用和法律的经济学分析与中国社会的法治化道路/ 韦森

外部性·正当性·有效性/ 黄文艺

学术书评

哈耶克的法治悖论:有机体与自由——兼与邓正来教授商榷对自生秩序观的学术评价/ 季卫东

西方宪政的历史轨迹/ 陈弘毅

超越之辩与中西哲学的差异——评安乐哲北大学术讲演/ 孙周兴

中国军阀与政治文化——一项解读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学路径/ 萧延中

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一）

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 邓正来

知识生产机器与行政支配下的课题审批制/ 王焱文章试读

“规范”的尴尬/ 邓晓芒文章试读

学问不是评出来的/ 陈平原

期盼自生的学术规范/ 陈嘉映

“去政治化”、“学术规范”与我们的学术生态/ 汪晖

知识的生产是如何“再度国家化”的?/ 许纪霖

学术规范笔谈/ 张静

学术专业主义的异化/ 刘擎

给无知一点谦卑/ 王人博

学术评论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和政治话语的构型和谱系/ 陆兴华

中文论著简介

极权主义民主的个人主义及其归宿/ 陈家琪

寻求贯彻普遍性原则的行为视角——《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读后/ 唐寿宁

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 孙云竹

本土化研究中的“日常权威”——读《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 颜毅艺

官僚体系、权力精英与民主政治的危机/ 张刚

政治学的视角——读《美国和美国的敌人》/ 张建锋

对国家权力的再反思/ 尹冬华

西文论著简介

《全球化及其不足》/ 陈昉

《全球变革读本》/ 刘小平

《全球化的人类学研究》/ 邹立君

《全球化读本》（第二版）/ 蔡宏伟

《多种全球化:当代世界的文化差异》/ 资琳

《道德自负的美国》/ 程农

《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 程农

《民主的不满:美国对公共哲学的寻求》/ 刘训练

《民主与分歧》/ 谈火生

序跋随笔

自然主义的激情宣言:向生命说“是”——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中译版序/ 于硕

书店荐书

＿＿＿＿＿＿＿＿＿＿＿＿＿＿＿＿＿＿＿＿＿＿＿

中国书评第二辑

中国学术刊物的反思与发展(代序)/邓正来

主题书评：《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

读《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王铭铭

习惯法研究与对应性调查——评《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赵晓力

法律史学研究中的人类学之先——《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评析/何勤华唐红林

“我欲因之梦吴越”——评《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马志冰

学术书评

政党竞争空间模型理论概述：起源、内容与发展/张小劲

卡米斯基的《康德式后果论》/葛四友

二十世纪的“神学大全”——评巴特的《教会教义学》/张旭

社会学何以可能：论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建构——兼评《实践与反思》一书的理论视野/刘拥华

《美国法律辞典》及其中译本评介/任东来翟艳芳

《信任论》的美与不足/王泳

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二）

与“知识生产”有关的两个基本问题/童世俊

学术规范化和学者使命/周国平

体制与学术/徐友渔

文化研究”何为？——“教育”问题与“知识”的“实践性”/罗岗

垃圾生产机器的动力分析/张鸣

大学与文科/孙笑侠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计划经济”/姚大志

学术评论

腐败：社会发展不可承受之重/郝雨凡马千里

批评与回应

博物馆和电话机怎么能够平权相加？——请教乌家培教授/王则柯

中文论著简介

从“尊德性”到“道问学”——读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付小刚

法律：自由的秩序保障——评布鲁诺·莱奥尼著《自由与法律》/王勇

改革语境中的哈耶克——评《哈耶克传》 /褚毅平

寻找正确之法的制度努力——简评《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王旭

文学现代性的矛盾面孔——读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刘涵之

从战争文化到国际政治——倪乐雄《寻找敌人》浅议/罗建平

西方原著简介

《基本利益：集团之于政治和政治学的重要性》/晓劲

《政党与利益集团：形构民主治理》/晓劲

《美国和国际利益集团研究指南》/晓劲

《剖析利益集团：加之于人民和政策的集团影响》/晓劲

《利益集团政治》/晓劲

《联系公民与政府：“共同事业”的利益集团政治》/晓劲

《集团、利益与美国公共政策》/晓劲

《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卢春龙

焦点讨论

卢梭的两个世界——对卢梭的国家观和社会观的一个初步解读/刘诚

恩斯特·卡西尔：《卢梭问题》/袁贺

珍妮·斯塔罗宾斯基：《卢梭：透明与阻遏》/袁贺

离婚离出的低保户

littlefox_100 — Thu, 30 Mar 2006 08:28:00 GMT

离婚离出的低保户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60330/xw/dcgc/200603300008.asp

经济社会学的新视野：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刘少杰著版本信息

littlefox_100 — Fri, 03 Feb 2006 03:07:00 GMT

出版社: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0 ISBN: 7-80190-787-6 定价: 39.00元

本书以经济社会学视角对选择行为开展了一般理论到经验事实的丰富研究，不仅思考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对理性选择研究的学术演化和理论实质，而且在揭示理性选择研究利弊得失基础上提出了感性选择概念，认为人们的选择行为在很多条件的限制下，不仅是一种有限理性选择，甚至常常停留在感性层面上，开展由感性意识支配的选择行为。尤其在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象征、模仿、从众和习惯等因素在选择行为中的作用就更为明显，圈子社会、熟人社会和礼俗社会中的感性选择就更为广泛。作者以高度概括的理论阐述和深入具体的经验研究，为读者展开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视野，以选择行为研究为核心，论及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重建、社会理性化和区域发展战略等多方面问题，对于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和经验研究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目录

序
第一章　导论：突破边缘化的理论选择
　　一　经济学向社会学领域的扩张
　　二　经济学扩张的现实根据
　　三　固守中心地位的三种方式
　　四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回应
　　五　从庭院走向堂奥的选择
第二章　社会学对理性选择研究的拒斥与认同
　　一　社会学对理性选择的拒斥
　　二　引入理性选择研究
　　三　理性选择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
第三章　理性选择研究在社会学中的视角转换
　　一　寻求微观与宏观的综合
　　二　法人与组织的理性选择
　　三　目的理性选择的悖论
第四章　实质理性、形式理性与过程理性
　　一　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的界定
　　二　从形式理性到过程理性
第五章　过程理性内容与形式的缺失
　　一　经济学逻辑的先验性
　　二　感性的经济行为
　　三　嵌入性与可视性结构
第六章　感性意识的选择性
　　一　感性意识中的注意选择
　　二　感性意识的形式与地位
　　三　感性意识的能动性和选择性
　　四　感性意识的实践性与历史性
第七章　感性选择的根据与逻辑
　　一　感性的压抑与反抗
　　二　感性选择的根据
　　三　感性选择的逻辑
第八章　体验经济与感性选择的确证
　　一　别开生面的体验经济
　　二　体验经济中的感性意识
　　三　体验经济中的感性选择
第九章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感性选择
　　一　感性选择概念的缘起
　　二　感性选择的地位
　　三　感性选择的特点
第十章　经济生活中社会选择方式的变迁
　　一　社会选择同人与社会关系
　　二　从伦理感性选择向政治理性选择的转向
　　三　从政治理性选择向经济理性选择的转向
　　四　经济理性主导下的经济感性选择
　　五　选择方式变迁中的人与社会关系
第十一章　中国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困境
　　一　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理性化
　　二　工具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
　　三　两种理性化的冲突与协调
第十二章　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
　　一　理性期待中的和谐社会
　　二　社会理性化的形式与根据
　　三　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化前提
第十三章　社会互动中的社会资本
　　一　阶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二　关系论、集体论与行动论
　　三　互动论基础上的理论构架
　　四　面对中国社会的社会资本研究
第十四章　实证社会学调查的理论前提
　　一　社会学调查理论前提的失落
　　二　理论追求的客观性与伦理社会的主观性
　　三　主观因素客观化的社会网理论
　　四　语言社会学、社会批判论和社会理解论
　　五　植根中国社会的理论前提
第十五章　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冲突
　　一　下岗分流
　　二　下岗不离厂
　　三　制度场效应
　　四　产权改革困境
　　五　结构变迁中的制度冲突
第十六章　发展资源的多重枯竭
　　一　配置性资源抽离
　　二　自然资源枯萎
　　三　资源枯竭综合症
　　四　寻找接续产业
第十七章　衰落贫乏的再就业资本
　　一　衰落的人力资本
　　二　贫乏的社会资本
　　三　下降的政治资本
第十八章　举步维艰的感性选择
　　一　理性选择的限制
　　二　兴旺的“足疗店”
　　三　悲哀的“啃老”现象
　　四　无可奈何的感性选择
第十九章　分化重组的社会结构
　　一　阶级结构分化
　　二　组织结构重组
　　三　心理结构震荡
第二十章　振兴东北的社会基础
　　一　一体化的社会基础
　　二　社会基础的错位
　　三　社会基础的定位
　　四　重建社会基础的路径与内容
第二十一章　全球化与“再工业化”的战略误区
　　一　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与实质
　　二　“重化工时代”与东北的“再工业化”
　　三　长春市产业格局的战略定位
参考文献

集体制时期中国农民的日常劳动策略 by 李怀印 from 世纪中国

littlefox_100 — Wed, 01 Feb 2006 15:18:00 GMT

集体制时期中国农民的日常劳动策略

from 世纪中国

自从1980年代初中国农村普遍以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体制之后，人们一直在关心集体制农业“失败”的原因。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问题上，大体可分为两派。一派强调外因，尤其是国家强加给基层集体组织（由数十个农户组成的生产队）的种种平均主义政策，诸如在劳动报酬方面搞计时工分，而不是计件工分；在粮食分配方面突出按需分配（口粮），而非按劳分配。此派学者认为，国家之所以施行此类政策，固然多半出于榨取农业剩余、同时又要确保农民最低程度的温饱方面的考虑，但是政府本可以在劳动管理和分配上，给生产队一定的自主权，使之运用适当的物质刺激，提高劳动效率。1另一派学者强调农业集体组织内在的缺陷，尤其是农业耕作的分散性和生产要求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劳动监督上的种种困难。2尽管有这样的分歧，两派学者有一个不约而同的看法，即集体制下劳动与报酬的脱钩，导致农民在集体生产劳动时普遍“开小差”，只图混工分，不讲究农活质量。两派学者都把中国农民视为自私的、理性的小农，只对物质刺激有兴趣，且根据不同的劳动报酬形式，调整自己的劳动投入。

　　两派学者——主要是经济学家——所没有考虑到的，是集体制度下村民追求个人和集体目标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事实上，影响生产队社员的日常劳动行为的，不单是官方的经济政策，还有植根于村社之中的种种非官方的制约因素，包括生产队内部的权力关系、亲属纽带、性别角色、集体伦理、村社惯例、公众舆论，等等。换言之，生产队不单是受国家政策制约的经济组织，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包含一系列隐性规则和社会关系的共同体；正是这些看不见的观念、惯例和权力社会关系，时时刻刻影响着村民们的日常思维和行为。3因此，本文关心的焦点，乃是乡民如何在外来的官方规章与村社内部传统的互动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日常观念和劳动策略。此项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欲透过对那些显性及隐性的行为规则的观察，进一步了解集体制度下的劳动积极性和效率问题。

　　生产队组织劳动的一个基本方法，是根据社员的性别、年龄、体力及劳动技能，把他们分为不同的劳力等级，并且根据每个人劳动的时间或完成的数量，记一定的工分（因此有所谓的计时工分或计件工分）。此外，在文革高潮年份，还流行过所谓“大寨式记工”。生产队先以“自报公议”的形式，根据每个人的劳动能力，尤其是其政治思想表现，确定其“基本分”。然后不论农活的具体性质，也不论社员干多干少，皆以该社员的基本分，乘以参加集体劳动的实际天数，每隔一周或者半月，记一次工分。西方学者过去对中国集体农业中劳动报酬的研究，正是集中在大寨式工分制上，因为按照官方的宣传，此一制度不仅可以拉近社员之间的工分差距，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可以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不过，此一平均主义的制度，仅在1960 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存在过寥寥数年。4在集体制时期的其它年份，占主流的乃是计时和计件工分制。可是，由于第一手材料的缺乏，西方有关中国集体制农业的研究，皆只是对这两种制度作过粗线条的描绘，未就其日常运作的实际情形，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在讨论集体制下的劳动效率问题时，皆只能局限于官方政策或集体组织性质的层面上，未能触及有关工分制的一些核心问题。例如村民们在计时或计件制下是如何投入劳力的，他们在干部分派农活和记工时如何与之打交道，有哪些因素影响着他们的集体劳动行为和策略，等等。这些问题，正是本文将要探讨的关键内容。

　　本文选取的实例，是位于江苏里下河地区的东台县秦村（集体制时为某大队第十一生产队）。该队在1970年代中期有48个农户。其农业生产和社员收入在省内属中等偏上水平（1976年口粮标准为每人525斤，集体收入分配人均88.23元）。研究资料，主要取自该村的历年工分账册，生产队干部的工作笔记，以及笔者对村民的访谈记录。

　　工分制下的劳动管理

　　1978年夏，在一场大旱之后，秦村的棉田里，虫害泛滥，几乎失去控制。队里多次喷洒农药，均不见效，因为此时棉铃虫已产生了抗药性。剩下的唯一办法，是手工逮虫子。具体做法是用筷子做成的土制镊子，把虫子从花朵里夹出，放入装有盐水的瓶子里淹死。由于天气炎热，这项任务只能在早晨和上午进行。队长因此号召队里所有妇女儿童，计60多人，参加此项任务。报酬方法是，大人5个工分，青年人4个工分，小孩3个工分。换言之，队长在这里采用的计时工分制，凡同等劳力的人，不管逮了多少虫子，只要工时相同，都记同样的工分。之所以没有用计件工分，是因为队长认为要逮的虫子太多，没法为每人一一计数。但是中午收工时，他发现各人所逮的虫数，相差太大。有些大人的瓶子，装了大约不到百条虫子；而有些年轻人和小孩的瓶子里，却装有四、五百条，可是他们拿的工分，却比大人少。照此进度下去，虫害很难得到有效抑制。

　　次日，队长决心采用计件制。上工前，便向大家宣布，不管各人劳力大小，每逮100条虫子，即记1分工。中午收工时，社员们的成绩让他大为惊诧：每个人的瓶子里，几乎都装满了虫子，足有六、七百条。为按件计酬，队长不得不把队里所有干部都招呼过来，一起数虫子，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忙完，这是人人均已饥肠辘辘。第三天，为便于计数，队长让每人在收活后自己先数好虫子，每30条虫子一小堆，然后队长只需计算堆数，马上便可得出总数来。可是不久，他即在抽查时发现，社员中很少有人老老实实地每堆都放满30条。为公平起见，他要求每人重新摆堆，再次抽查时，如果发现其中某一堆少于30条，其他所有堆皆按此堆计数记分。此办法十分奏效，欺诈的做法，再也没有发现。手工捉虫的任务从此走上轨道。社员们前后用了大约两周的时间，便基本消除虫害，保住了当年的棉作物。

　　上面的例子显示，村民在不同的报酬方式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在使用计时工分时，他们并不在乎逮多少虫子，而是只求和别人一样，在棉田里呆上同样多的时间。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计件制下，人人都想逮得多些，以便多拿工分。但是计件制也可能鼓励人们用不正当的手法，增加自己的件数和工分。如果没有生产队干部得力的管理，它并不一定带来理想的公平和效率。另外，计件制即使可以刺激生产者的积极性，也并不能适用于所有农活。只有在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时，它才可以使用，即该农活可以由个人而不是团体来完成；农活本身可以被精确计数；该农活有必要使用计件制，即只有在应用计件制时才可以有效提高其效率。最后一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生产队干部，乃至许多社员，并不情愿使用计件制。对干部而言，计件制大大增加了工作量，因为在上工之前，他先要考虑好工分标准，说服社员接受；收工时，又要给每人测算工作量，按件记工。在此过程中，任何一方若稍有异议，彼此就会发生争执。许多生产队干部因此抱怨计件制“惹麻烦”，能不用时尽量不用。5他们宁愿采用计时制，因为简单、省事；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或者受到上面的压力时，才会考虑计件制。6对社员而言，尽管在计件制下可以多得工分，也不是人人情愿。那些体力弱、技能差的人，宁愿在计时制下，和那些能人、强手一起混工分，缩小彼此间的工分差别。

　　工分标准

　　落实计件制的关键是给各项农活确定恰当的工分标准。标准太低，社员会失去劳动的积极性；太高又会使工分贬值。秦村十一队曾于1973年，在上级的反复催促下，制订了20多项农活的工分标准。这些标准的高低，基本上取决于农活的劳累程度。成年男性在从事诸如挖沟、挑稻把或麦把、挑泥渣之类的“重活” 时，每天可挣15至20个工分。而一年当中，最苦最累的活，莫过于在冬季上“河工”，即在水利工地上挖方挑土；参加者每人每天可挣20至25个工分。至于女性从事的“重活”，则包括插秧、割稻、割麦之类；每人每天可拿15至20个工分。“轻活”的工分报酬相应低些；大体上男劳力每天可拿10分工，而女性每天只有7分或8分工。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事先制订的工分标准，在日常实践中，只能作参考，不能死搬硬套；队长在具体决定报酬标准时，必须考虑其他种种因素，灵活加以运用。以前面提到的手工捉棉铃虫为例。在此项农活的头两天，虫害泛滥，因此每百条记一分工。后来，虫子越逮越少，队长就按每70条一分工，乃至最后每30条一分工计算。另外，队长在确定工分报酬时，还要考虑劳动地点的远近。比如在挑泥渣时，如果泥坞距离田头较远，工分标准即要从每立方七分工增加到八分工。再以装运稻把为例，如果稻田距离打谷场较远，工分报酬自然要比从近处的稻田装运高些。此外，人手多少，也是队长在决定工分标准时的一个考虑因素。如果人手不够，而农活又十分紧要，他不得不稍稍提高报酬标准。

　　队长在打工分时，有时不可避免地会掺杂人情因素。例如，如果有“贴己”的社员或亲属参加某项农活，可能工分标准就会稍稍放宽些。其他社员因此也情愿跟这样的劳力一起干活，打工分时可以占点便宜。不过，生产队干部在这样做时，总要找个适当的借口，比如天太热或者土太硬、太烂，等等。而且放宽的幅度不可太大，只能比平常高出半分，至多一分。队长绝少明目张胆地在众人面前包庇自己的人；那样无疑会给那些对自己一贯不满的人授以把柄，给上级打小报告。自己也会在大伙儿面前失去威信，难以服众。

　　分派农活

　　搞好计件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恰当地分派农活。通常情况下，社员没有权力自己挑活干，而是听由队长分派。影响队长派活的基本因素，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比如强壮的男性劳力一般分派“重活”，而妇女和未成年人则干一些普通的活计。生产队的大部分农活，因此都有明显的性别分工。成年妇女主要干一些“女人活”，诸如割稻、摘棉花之类。这些农活之所以适合女性来做，据说是因为女人身段较软，可以弯腰曲背数小时而不累。而男人只能从事一些“直头活”，如挑泥、挑把、挖墒，等等，不仅因为这些农活需要更大的体力，而且据说男人的腰板是直的，受不了长时间弯腰干活。不满的女性，则讥笑男人们“腰间插了擀面杖”。由于这样的性别分工，男女社员很少一起干活。队长派活时，通常不会让成年女性干男人的农活，更不会让成年男性做女人的活。不过，未成年人干活，则是另一回事。无论男女，他们的体力都差不多。那些年轻姑娘们，甚至比小伙子更能干。队长在分派任务时，通常不分男女，让他们一起干活，诸如治虫、除草等等。总的来说，社员很少为派活跟队长产生争执。如果有争执，通常是因为工分标准问题，而非工种本身。

　　值得一提的是，社员尽管没有权力挑活，但是如果对于工分标准不满意或或者对分派的农活不感兴趣，可以不接受任务。如果队长不愿另行分派任务或提高报酬标准，则干脆回家，忙自己的事。不过在集体制时期，尤其六七十年代，家庭副业受到诸多限制。绝大多数农户除了在集体挣工分之外，并无其他重要收入来源。除非生病或者家里有事（忙自留地、走亲访友等），一般不会缺勤。

　　另外，队长在安排一些高工分、低体力的特殊岗位，诸如电工、机工、卫生员、广播电话线路维护员、队办或社办企业职工时，也可能出现包庇现象，优先考虑自己的家人或亲属。但是如果上级规定必须首先照顾困难户和军属，队长也要拿捏尺寸，按政策办事，不能触犯众怒，公然让自己的子女或亲友挤占别人的位子。所谓生产队长拥有“土皇帝”一般的权力，可以在队里为所欲为的说法，实际上是对生产队这一群体内部的权力社会关系缺乏足够的了解，至少不能反映多数地方的实际情形。

　　生产队长的角色

　　队长在生产队的日常劳动管理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个没有多少经验的队长，在分派任务时，常常不能正确估计某项农活实际所需的劳动力，所安排的人手不是过多，便是过少。在时间选择上，也会过早或者过晚，不能正确把握农时。有的干部还十分固执，不听老农们的忠告，一味地“瞎指挥”。而一个有经验的队长，则熟知何时干什么农活，派多少人，农活要达到怎样的标准，以及给多少工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产队长的领导技能和威望，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决定集体生产的效率和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正因如此，在不同的队长领导下，一个生产队的经营状况会大不相同。秦村十一队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前期由一位社员们普遍认为“无能为力”的人“当家”。在社员眼里，此人只爱吃喝，不敢得罪人。对于队里的个别在干活时“调皮捣蛋”的“斜皮头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工分时，常屈从于他们的压力。对于自己的家人以及要好的村民，在安排农活以及记工时，也时有偏袒的现象。尽管他对每个社员都摆着一付笑脸，却很少赢得社员们的尊敬。数年下来，队里的状况没有任何起色，超支户越来越多。大队领导终于在1976年将其撤职。

　　由于队里没有合适的人选，大队让相邻的第八生产队的一位副队长做了十一队的“跨队”队长。此人“个性”强，“脾气大”，动不动便骂人。由于大队领导确保其全年工分和实际收入不低于其他各队队长的平均标准，队里经营状况的好坏，不影响他个人的收入，因此，比起其前任来，这位新来的外队队长，显得更加不负责任。据说，每天一大早，他便把所有劳力像“赶羊群”一样，吆喝到田里做“早工”，然后悄悄地回家，给自己的家人做早饭。白天很少呆在田头。上午也是早早地回家准备午饭。每天傍晚，都要拖到五六点钟，才姗姗来迟，到田头露个面，给社员们草草地验收以下农活。打工分时“说一不二”，毫无商量的余地。结果社员们普遍感到失望，劳动劲头不大。年底核算时，该队的工分值，仅为每个劳动日（10分工）0.38元，为该队历史最低水平。

　　因此，这位跨队队长只干了一年，便被撤职。新任命的十一队队长，是该队原来的队会计。新队长有三个孩子，妻子体弱，家庭经济困难。由于没有别的什么收入来源，主要靠集体分配，对他来说，只有把生产队搞好，自身的经济状况才会有所好转。同时他本人还想入党、提升，搞好集体生产是证明个人能力、达到其目的的最好途径。因此，上任之后，他便尽可能多地采用计件制，一心一意抓农活质量。比如，在男劳力挑泥渣时，队长要求泥渣分布均匀，每两公尺摆放一担泥渣，否则便要减工分。这样的严格要求，自然会得罪一些人。据说，队长家的鸡就曾因此被人毒死几只。不过，全队的农活质量和劳动效率明显提高了。年终分配时，工分值也从1976年的每劳动日0.38元稳步上升到1977年的0.54元和1979年的0.84 元。队长终于把自己的威望建立起来，社员们也开始适应他的严格要求。调皮捣蛋、开小差的少了。碰到农活质量未达标，队长要求返工的情况，社员们也不再有什么怨言。作为奖励，县政府让他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1979年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同时提拔他为全大队的大队长，并给以预备党员资格。

　　这些实例显示，生产队长在劳动管理中起到关键作用；集体生产在不同队长的领导下，表现大不一样。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大部分生产队长都是从本队社员中选拔的，他们不会像上面所提到的跨队队长那样，对集体生产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很少会像那位后来成为大队长的队长那样企求入党、提拔；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机会毕竟太少了。同时，对社员要求太严，也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直接的个人利益。不过，他们又不能干得太差，因为那样将会丢掉队长的位子以及由此而来的高工分和各种好处。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既不可能、且又认为没有必要对社员进行紧密的监督、并严格地按照要求验活、记工。他们从社员们那里所期盼的，乃是跟往常一般的“说得过去”的农活质量；这个既不太好又不太差的实用标准，足以确保集体生产得以正常运行，同时也能为大多数社员所接受。

　　挣工分的日常策略

　　计件制下的策略

　　秦村的社员们在参加集体生产时，采取了两种挣工分的策略。一是在工分标准上，跟队长讨价还价。这种策略之所以成为可能，因为政府并没有为各种农活制定统一的劳动报酬标准。而各地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条件的显著差别，也使政府无法制定并实施统一的工分标准。有些生产队地多人少，灌溉系统发达，产量高，人均收入也高；另外一些队的情形可能正好相反。政府只好让生产队各自决定自己的工分标准。通常情况下，在每天出工之前，队长会告知社员当天的劳动任务和工分报酬。如果这些报酬标准看上去正常、公平的话，社员们会自然而然的接受。但是，如果队长的威望不高，个性软弱，不愿跟社员争吵，或者本身存在包庇少数人的现象，就很可能会有社员站出来，在工分标准问题上跟队长发生争执。

　　导致社员跟队长讨价还价的另一个因素，是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比如在1960年代中晚期的秦村，那些身强力壮、能干重活的成年男性，人数有限，而且多来自陈姓各户。这些陈氏兄弟们往往串通一气，要求队长给大工分，否则不接受任务。他们在挑泥渣时，要求每立方米给6分工，比通常标准多出2分。在没有其他劳力可以依靠的情况下，队长不得不让步。但是到了70年代，其他各姓的一批男子成长为青壮劳力。队长不再对陈姓劳力退让，工分也回到原来的正常水平。

　　有时讨价还价没有结果，会发展为罢工。那些拒不接受队长工分标准的男性劳力，会把扁担、泥兜扔在地上，大伙儿都坐到田埂上抽烟、聊天，等待队长让步。如果队长拒不让步，他们很可能会坐等在那里，直至中午回家吃饭。回到家中，往往会被妻子埋怨一场，因为白费半天时间，一分工也没赚到手。吃完饭，大多数男劳力只好乖乖地回到田头，而队长也会照顾他们的面子，把工分稍增加一点。

　　挣工分的另一种策略是干活时只讲数量，不讲质量，这在按件记工时尤为可能。以挖墒为例。那些干活“毛躁”的社员，挖土可能只有12厘米深，而不是标准的20厘米。挖出的泥块，也随意搁在墒沟两侧，而未被捣碎。沟底可能还剩有大大小小的泥块，未被清理干净。整个墒沟看上去弯弯扭扭，而不是成一条直线。如此下来，他们每人每天可以挖五条墒沟，每条长达150米。按每条墒沟8分工计算，每人每天可挣40分工！而那些老老实实干活的社员，每人每天只能完成两条墒沟，挣16分工。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在计件制下，这种农活质量低下的现象，究竟会达到多大程度？秦村的一些老年村民在回忆当年集体干活的情形时，承认这种现象时有发生，但也指出有几种因素在起制约作用。首先是社员自己之间的相互监督、较劲。集体劳动时，社员并不是只管自己干活，而是彼此之间相互盯着，有时甚至盯得很紧。谁要是干的太快或者太慢，都会遭到大伙的冷嘲热讽或者埋怨，因为队长会把那些干的好、干的快的，当作尺杆，在验收农活和记工时，以同样标准要求其他社员。如果某人干活粗心大意，只图赶进度，工分比别人多出许多，也会导致众人不服。因此，通常情况下，大伙在一起干活时，都会保持差不多的进度，农活质量也相差无几。这种“同伴压力”，在同一年龄组或者同等劳力的社员之间，尤为明显。当然，每个社员的体力和劳动能力不尽相同。如果某人干得快，而且质量确实不比别人差，众人还是能够接受的。但这种人往往成为大伙嫉妒的对象，并不受欢迎。那些能力差、干得慢的少数社员，往往会受到别人讥笑，在同伴中说话毫无分量，处不到朋友或姐妹。

　　另一个制约因素是生产队干部尤其是队长的监督。队长不可能成天盯着每个社员，因为全队往往有一百多个劳力（秦村十一队在1970年代中期有148个正劳力和半劳力）。严密的监督既没可能，也没有必要。对队长来说，最关键的在验收和记工时坚持自己所要求的质量标准。

　　第三个因素是社员们对集体生产劳动的一些共同认知。当问及干部的监督到底有多大作用时，不少村民表示，他们在干活时并没有感到来自干部的什么压力，因为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干部站在一旁盯着。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在集体干活，主要靠个人“自觉”，不是靠干部监督。队长在通常情况下，也把社员的这种“自觉”看成自然而然的事。每天早上或下午分派劳动任务时，队长通常并不需要向社员解释，某项农活应如何去做，该达到怎样的质量。他只要交待不同劳动力的社员，今天到哪里干活，去干什么，怎样计工。至于怎样干活，对于无论干部还是社员，都是不言自明的。对于大多数普普通通的农活，无论干部还是社员，在农活质量上都有一种共识。这些农活，社员们通常不会像在自家的自留地上，精雕细凿，绣花般的下功夫。但是也不会搞大呼隆，干得一团糟，而是他们所谓的“大体上说的过去”。这种“说得过去”的标准，就是干部在验收农活时的最低尺度。如果达到这个标准，干部通常都会照样给社员记工分，而不会为难他们。无论干部还是普通村民，在回忆生产队集体劳动时，都承认“大呼隆”（也就是蛮干一通，只求数量、不讲质量）有时的确会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他们都不同意当时普遍存在“大呼隆”的说法，认为果真如此， “恐怕生产队早就撑不住了”。事实上，在集体化时期的大部分年份，生产队的粮食总产都是在增长的。社员们之所以在集体劳动时，必须适当注意农活质量，不仅因为队长在记工时要验收，而且各家各户的粮食和现金收入，也主要来自集体。集体生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这里，队长与社员的关系，并不等同于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或者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他们同属于一个集体，分享着共同的利益。双方都要负起最起码的责任，确保共同利益的生产和维持。难怪那些年长的社员，每当看到那些刚参加劳动的年轻人有不负责任的行为时，都会主动训斥一番。一旦发现有外人破坏本队的集体财产，社员们也会主动加以制止，或者向生产队或大队干部报告。

　　计时制下的策略

　　除了那些紧要、繁重的农活之外，生产队还有大量的并不那么费力的普通农活，诸如手工选棉种、用锄头除草、用钉耙碎地、剪除棉花公枝、摘瓜果、参加生产队或大队会议等等。社员们通常可以毫无困难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些任务。队长在布置这些农活时，觉得并没有必要使用计件工分制。他只会告诉社员，他们要在何时何地做某项活计，完成后每人拿几分工。比如秦村十一队在1977年9月23日的工分簿上显示，当天有11名女青年参加“园艺”劳动，每人都得了8分工。同日上午，还有26名妇女到公社医院检查身体，每人拿了3.5分工。

　　前文已经提到，队长在派活时，只要有可能，都情愿使用简便易行的计时制。在农活比较简单、人人皆可胜任的情况下，社员们也情愿使用计时制，而非计件制，因为在计时制下，不存在赶进度的问题，社员们可以在相对轻松的气氛中一起干活。那些平时体力较差、干重活时无法跟强壮劳力竞争的人，尤其喜欢计时制，因为他们终于有机会和那些大劳力一起，拿到同样的工分。

　　村民们在回忆时都同意，在计时制下，农活的质量总体上要好于在计件制下干活。由于在计时制下，同等劳力的社员在做同样的农活时，都拿同样的工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竞争，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留心农活的质量。干部也觉得没有监督的必要，因为社员们都知道怎样去做这些最普通不过的农活。不过，如果干部完全放弃其监督的责任，那么在社员中间出现“开小差”的现象也是有可能的。一旦有个别社员带头开小差，其他人也会跟在后面“磨洋工”，情形如同村民所说的“放野鸭”一般，劳动效率大受影响。这种情况，在社员干重活、本该使用计件制、实际上却是使用计时制的时候，尤为突出。因为在计时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社员很少愿意卖力干活，结果出现“出工不出力”的现象。

　　由此可见，不同的劳动报酬制度，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对社员劳动效率产生复杂的影响，不宜一概而论。在计件制下，村民们无疑想增加劳动投入，多劳多得。但如果干部疏忽了自己在监督、验收、记工的责任，就会导致社员只求数量，忽视质量。因此，计件制如果使用不当，并不一定能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计时制如果应用到适当的农活上，如果干部在劳动管理上方法得当，也不一定会导致效率低下。这里，生产队干部在派活、监督、记工上的领导技能，以及社员之间的相互竞争、监督、共识，都在集体生产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work norms）形成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政策和劳动报酬制度，不如生产队内部无形的规则、观念来得重要。国家的干预，尤其是在劳动报酬方面极端平均主义制度的实施，会对集体生产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在1960年代后期文革高潮期间，尤为明显。当时，人们把计件制批评为“物质刺激”、“工分挂帅”，因而以“大寨式”记工法取而代之。在“大寨式”制度下，每位社员都由生产队干部和其他社员根据其日常劳动能力和政治表现，定期（每个月或数月一次）评定其“基本工分”。评定之后，不管干怎样的农活，也不管质量好坏，只要出工一天，都能拿到自己的“基本工分”。大寨制实行之初，在秦村十一队的确收到效果。为了表明自己热爱集体，思想向上，从而在评定基本工分时收到积极评价，许多社员，尤其是女性，纷纷争当“无名英雄”。她们往往在傍晚散工之前相互约定行动计划。吃完晚饭后，待天色渐黑，便一起赶到田头，悄悄地为集体割完一片麦地，不计报酬。有时为了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她们甚至在夜中赶到邻队，为人家做好事。次日上午，本队或邻队干部发现并获知无名英雄真实身份之后，就会用大幅红纸，写表扬信，把参加做好事的所有社员称赞一番。待下次评基本工分时，就会成为一个有力的筹码。这样的情形，据说持续了半年左右。但是，时间久了，社员们便渐渐失去了兴趣。彼此之间，在评定基本工分时，不再贬低自己、相互谦让，以显示自己大公无私，而是开始相互争吵，稍不如意，就大哭大闹，全然忘记在评定之前，自己刚刚学过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类的“毛主席语录”。7

　　由于在大寨制下多劳不能多得，遇到苦活重活，没有人情愿卖力。以罱河泥为例，过去在搞计件制时，每对劳力（一人撑船，一人罱泥）每天可以罱泥四至五个船舱。而在大寨制下，通常人们只会完成两个船舱的河泥。由于失去劳动积极性，集体生产效率低下。在实行大寨制的数年间（1966-1970年），秦村十一队的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每亩352斤至385斤之间。而在1970年代文革后期强调“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取消大寨式记工法之后，粮食亩产随即回升到500斤左右。到了1970年代后期，由于全面强调按件计酬，加上农田水利建设和现代科技投入的进步，农业产量上升到每亩700斤以上。

　　集体劳动中的性别差异

　　当问及男女社员在集体劳动中的表现有何不同时，一些曾做过村里干部的老村民，都说妇女在集体干活时“听话”。其中一位老黎便表示，在他担任该村大队或生产队干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很少有妇女在派活和工分问题上跟他吵闹，也从未见到妇女闹过罢工。妇女之所以听话，在笔者看来，或许是因为受到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家庭传统的影响。但是老黎只部分同意这种看法，他更强调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在他看来，女人比男人更加“顾家”。女人为了养家糊口，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挣工分的机会。哪怕是一件只有半分工的农活，她们都情愿去干。只要能挣到工分，她们不会轻易歇在家中。男性的态度正好相反。他们对于工分少的农活，根本看不上眼。他们计较的是工分报酬的高低，而不是挣工分的机会。如果工分不高，他们宁可不干，以罢工的形式，跟干部耗上半天，或干脆在家中呆着。

　　其次，妇女更计较自己在同伴中的地位，总是把自己跟同伴相比，怕自己比别人干得慢、工分比别人挣得少，用老黎的话说，“攀比心比较强”。这在劳力比较强的妇女中间尤为突出。生产队干部也注意利用妇女的此一特性，在她们中间培养积极分子，年终评奖时给她们以物质奖励（比如发一只热水瓶或一个面盆），平时让其中劳动最卖力的作为“社员代表”，到大队或公社开会，作为一种精神鼓励。这些妇女因此也特别听话，其他妇女在她们的带动下，都很卖力。

　　第三个因素，在于男女劳力供求关系的不平衡。集体化时期，每个生产队通常都是女劳力人手多，男劳力人手少。因此，在工分报酬上，妇女没有跟干部讨价还价的杠杆。以秦村十一队为例。在1977年，该队19-47岁之间的妇女“整劳力”计有51人，20-49岁之间的男性“整劳力”计54人。在这些男劳力中间，只有17人（占31%）可以在日常分派不同的农活；其余所有劳力，计37人（占69%），均有固定工种，不再派活之列，包括3名队干部，3名机工，4名耕田手，3名队办企业工人，3名养猪场人员，2名窑工，2名渔民，3名木匠，1名铜匠，另外还有3人分别负责鱼塘、粮食加工厂和治虫。相比之下，在51 名女性劳力中，有39人可供日常分派农活之用。据老黎估计，当时生产队“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活”都是由妇女完成的。用他的话说，“要不是有妇女支撑，生产队早就完蛋了”。8

　　不过，妇女们的“听话”，并不代表她们头脑简单，对干部唯命是从。她们也有自己的多挣工分的策略。比如在割麦子的时候，由于是按畈子计算工分，她们会早早地赶到田头，抢占较窄的田畈，这样，割起麦子来，会少花力气。具体做法是在每个畈子的顶端，先割下一小片麦子，表示这块畈子已经有人占了。为了多拿工分，那些劳力强的妇女，往往一人同时占着三四个畈子。拔棉花秸秆时，同样如此。那些家里没有老人帮助料理家务、因而来得晚一些的，看到绝大部分畈子都已经给别人占了，只好拣剩下的不好的几个畈子。有时甚至一个畈子都没剩，无工可做，哭哭啼啼地找队长要活干。实在没活干，就只好回家。

　　男女劳力之间，在工分报酬上，也有明显的区别。那些劳动力强的女性，偶尔也可能比男的拿到更多的工分，尤其是在栽秧或收割庄稼的时候。有的妇女一天可以挣15至20分工，而那些在场头干些普通农活的男性，一天只能挣10至12分工。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妇女的工分要比男性低得多。以插秧为例，普通女性在水田里弯着腰、劳累一整天，每人只能挣18分工左右，而那些负责送秧、打秧（把秧把均匀地仍到田间各处）的男劳力，每人每天可挣25分工。在收割稻子时，负责挑运稻捆上船、再送到场头的强壮男子，每人每天可挣20至25分工，远远高于割稻子的妇女说挣的工分。普通女性在做日常农活诸如晒草时，每天只能拿8分工，而那些负责收草、堆草的男劳力，每天可拿到9至10分工。大体上，妇女的工分比男性要少三分之一左右。

　　劳动报酬上男女不平等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男女劳动力在其“生命周期”（life course）的不同阶段的生理条件和工作能力互不相同。9除此之外，村民中间还普遍存在一种观念，认为男的应该比女的挣得多。某位农妇在交谈时，就曾这样说，“男人是当家的，是一家之主，应该多拿工分。如果挣得比女的还少，他们面子往哪儿搁？”根据1977年“县、社妇联联合调查组”对秦村的一份调查报告，在搞“男女同工同酬”之前，该大队的某些男性劳力，尽管上工比妇女晚，下工回家比妇女早，但所挣工分仍多出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按照这些男性的说法，“有大劳力的牌子，不愁拿不到大工分”；“男人一支烟，抵得上女人干半天”。有些生产队干部也认为，“男人力气大，干重活。如果给妇女多打工分，就会挫伤男劳力的积极性”。10可见，男女之间在工分报酬上的不平等，不仅仅出自他们在体能上的差别，而且也源于村民们男尊女卑的成见。

　　一个例外的情况发生在19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当时政府强调男女同工同酬，并把它视做提高妇女经济地位、把她们从传统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关键措施。为响应此一政策，秦村十一队把队里未婚女青年组成一个“突击班”，让她们尝试干一些传统上只由男性承担的重活。当年冬天，队里又把20多名年轻姑娘送到水利工地，参加挑河。据前面提到的调查报告说，这些女青年所挑的泥土，不比男性少，挣得也不比有的男劳力少。为了证明该大队已经“基本做到了男女同工同酬”，这份报告特地提到两名女性，她们在1976年分别挣了3542分工和3600分工，而队里的一位男性，只挣了3648分工。11

　　不过，了解当时情形的村民指出，报告中所提到的那两名“铁姑娘”，的确是队里所有女社员中最能吃苦的，而报告中提到的那位男性，却是队里所有成年男劳力中，因体弱多病，工分挣得最少的一位。因此这样的比较，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事实上，队里绝大部分成年男劳力，一年都可以挣上4500分工左右，远远高于妇女的全年工分。据村里原大队干部回忆，当年把一些女青年和男劳力放在一起，干同样的重活，搞同工同酬，只是敷衍上级的临时性做法：“搞一两天可以，但无法持久。那些姑娘家和已经做了母亲的，毕竟跟男人不一样，怎么能把她们当男人使？整天跟在男人后面挑担、拼力气？”因此，即使是在搞男女“同工同酬”最高潮的时候，队里也只是偶尔做一下表面文章，平时仍按老办法派活、记工，男女既不同工，也不同酬。这里，外力的干预，远不如村社内部习惯性男女分工和传统做法所起的作用。

　　结论

　　以上有关集体化时期农民行为的讨论，强调了集体组织内部非正式的行为准则、惯例和认知，而非外加的政策、制度，在规范农民的日常劳动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当生产队领导尤其是队长在派活、监督、记工以及涉及与社员交往各个方面的特性趋于稳定时，社员对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期待和策略，也会相应地固定下来，形成惯常性做法（established practices）。当干部和社员双方经过一定时间的交往，终于在农活质量和劳动报酬上形成相同的或类似的认知和共识时，他们很少会在日常农活的分派和记工上产生争执。对双方而言，那些农活该怎么做，该达到怎样的质量，以及该给多少工分，都是不言而喻的事。干活“开小差”不可避免地会以隐蔽的形式不时地发生，但是，在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制约束之下（包括社员个人之间在集体劳动时的相互较劲，由生产队所有成员的集体归属感和共同利益所驱动的团体压力，以及干部的监督、验收），公开的、完全无视农活质量的“大呼隆”现象，很少会出现。这些植根于集体组织内部而非外加的约束机制的有效运作，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农村的集体生产组织在经历了“大跃进”的灾难之后，得以继续生存整整二十个年头，其粮食产量也足以支撑迅速膨胀的巨大人口，并且在文革后期强调按劳分配和其他物质刺激形式之后，出现某种发展势头。

　　本文还突出了两性之间在集体生产中的表现差异，以及这些差异背后的种种文化和社会因素，包括同伴压力、传统的性别角色、劳动力供求关系等。总的来说，女性劳力比起男性来，较少会跟干部发生争执。她们更关心的劳动机会的有无，而非工分报酬的高低。在正常情况下，由于体力差异和习惯做法，她们的劳动报酬总是低于男性所得。尽管如此，女性劳力承担了生产队内部的大部分日常农活。妇女之普遍加入农业生产活动，以及她们的辛勤劳动，对于维持集体制度的正常运转，同样起到关键的作用。

　　由此可见，我们在思考集体制时期的农业生产效率问题时，如果把视角仅仅局限于官方的经济政策或具体的制度措施，而无视集体组织内部制约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策略的种种非正式机制或社会文化因素，未免失之偏颇。那种认为集体化时期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完全是因为政府提倡平均主义的劳动报酬制度、不愿采用计件工分的说法，更是以偏盖全，不符实际。事实上，无论在秦村，还是在全国，除了文革高潮时期的短短数年外，在集体化的其他大部分年份，政府都在提倡按件计酬。生产队干部在日常劳动管理过程中，则是根据具体需要，兼用计时和计件两种办法。他们并没有因为某些学者所想象的所谓由于监督困难而避用计件工分制。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社员还是干部本身，都没有觉得严密监视的必要，因为对于大部分最普通的农活来说，生产队内部日积月累，早已形成一套公认的习惯性做法和衡量标准。只有在遇到新任务或者出现不同寻常的情况时，生产队干部才会明确具体的农活质量要求和报酬方法。而这些任务或情况一旦成为常规，无论干部还是社员就会发展出一套共同的认知和期盼，指导日后的劳动行为。那种想象中的紧密监视每位社员的做法，既没有必要，对于干部或社员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

　　由此看来，集体生产中的劳动积极性问题，不仅有外加的正式的组织制度的因素，更有集体内部由各种非正式的社会文化因素所构成的制约农民日常集体劳动策略的行为规范问题。不用说，随着那些有形的国家政策和地方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这些无形的行为规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影响社员日常行为的最关键的因素，无疑是生产队干部尤其是队长的个性和劳动管理方式。按照国家的理想化要求，生产队长应该有能力根据每个劳动者不同的体力和技能，分派不同的农活，监督每位劳动者的具体表现，并利用不同的报酬形式（除了实行“大寨式”工分制的数年外，国家要求尽可能地使用计件制），根据其完成的数量和质量，给予报酬，从而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最大限度的提高农业产量。所有这些要求，事实上跟现代企业制度中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的、“非私人化”的劳动管理要求，毫无二致。但是在集体化时期的基层生产组织，也就是生产队里，绝大多数干部在劳动管理过程中不愿或无力达到这样的要求。那些生产队长们，毕竟不同于追求最大利润的私营企业主。在劳动管理上事事都严格按照上级要求执行，并不能给他个人带来直接的利益。队长跟社员的关系，与私营企业制度中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大不相同。队长本身是村社中的一员，因此在生产管理过程中，必须顾及自己在村民中间的地位。他与其他村民之间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并不弱于严格按照规章进行劳动管理而给集体带来的总体收益的某种程度的增长。了解了此一事实，我们不难进一步理解集体化时期两个同时并存的基本现象。一个基本现象是，由于集体组织内部各种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和正式的制度措施的共同制约，部分劳动者的“开小差”行为，通常都限制在干部和大多数社员皆可接受的一定范围之内，从而确保了基层集体组织相当程度的生产能力。另一个基本现象则是，由于这种基层生产组织的非私人化的现代式劳动管理要求，与卷入传统人际关系同时又排除个人产权的运作环境之间不相适应，其生产效率总体上不如脱离了这种集体组织、具备清晰的投入与收益关系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特色的农业制度。

　　【本文原载英文期刊The China Journal, No. 54, July 2005, 译成中文时略有改动】

　　【注释】

　　1 例见Louis Putterman, “The Incentive Problem and the Demise of Team Farming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26, No. 1 (1987), pp. 103-127; Louis Putterman, “Ration Subsidies and Incentives in the Pre-reform Chinese Commune”, Economica, Vol. 55, No. 218 (1988), pp. 235-247; James K. Kung, “Egalitarianism, Subsistence Provision, and Work Incentives in China’s Agricultural Collectiv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2, No. 2 (1994), pp. 175-187.

　　2 例见 Justin Y. Lin,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6, No. 3 (1988), pp. S199-224; Justin Y. Lin,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6 (1990), pp. 1228-1252; Justin Y. Lin, “China: Farming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Mieke Meurs (ed.), Many Shades of Red: State Policy and Collective Agricultur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9), pp. 151-183; Peter Nolan, “De-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1979-1982: A Long Term Perspectiv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 No. 3-4 (1983), pp. 381-403.

　　3 有关中国乡村社会中的陈规、惯例和话语系统对村民日常社会行为的影响的详细讨论，参见李怀印《华北村治：1875-1938年的获鹿县》一书（Li Huaiyin, 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1875-1936,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参看 William Parish and Martin King Whyte,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 64; John P. Bur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77); Richard Madsen,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141, 237; Jonathan Unger, “Remuneration, Ideology, and Personal Interests in a Chinese Village, 1960-1980”, in William L. Parish [ed.],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rmonk: M. E. Sharpe, 1985], pp. 117-140; 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93, 249); and Helen F. Siu,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31). 中文资料方面，可参看国家农业委员会《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p. 874.

　　5 有关其他地方乡村干部不愿实行计件制的情况，可参看David Zweig, “Peasants, Ideology, and New Incentive Systems: Jiangsu Province, 1978-1981,” in William L. Parish (ed.),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rmonk: Sharpe, 1985), p. 146; Chan, Madsen, and Unger, 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p. 249.

　　6国家在五十年代集体化初期即提倡计件制，在六十年代初大跃进过后，以及七十年代中后期为了纠正文革极左错误，提倡“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的社会主义原则，又一再强调使用计件记工。

　　7 有关大寨工分制在全国各地的实行情况，参见Jonathan Unger, “Remuneration, Ideology, and Personal Interests in a Chinese Village, 1960-1980”.

　　8 其他地方类似的现象，参见Laurel Bossen, Chinese Wome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ixty Years of Change in Lu Village, Yunnan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pp. 111-112.

　　9 有关此一问题的详细分析, 见李怀印Li Huaiyin, “Family Life Cycle and Peasant Income in Socialist China: Evidence from Qin Village”,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 30, No. 1 (2005), pp. 121-138; and Li Huaiyin, “Life Cycle, Labor Remuneration, and Gender Inequality in a Chinese Agrarian Collectiv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32, No. 2 (2005).

　　10 县、社妇联联合调查组, “男女同工同酬政策好, 妇女发挥半边天作用大—— 志刚大队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调查”。

　　11 县、社妇联联合调查组, 前揭文。

国家精品课程公示

littlefox_100 — Wed, 25 Jan 2006 05:17:00 GMT

国家精品课程公示：2003，2004

http://www.jpkcnet.com/

重新阅读西方 from 南方周末 by甘阳刘小枫

littlefox_100 — Thu, 19 Jan 2006 16:04:00 GMT

重新阅读西方

南方周末　　2006-01-13

□甘阳　刘小枫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提出这一“层累说”，其实是认为中国史多是迷信、神话、错误，同时又道听途说以为西方史体现了科学、理性、真理。用顾颉刚的话说，由于胡适博士“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使他们那一代学人顿悟中国的古书多是“伪书”，而中国的古史也就是用“伪书”伪造出来的“伪史”。当时的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胡博士等带回来的所谓西洋史学是否同样可能是由“西洋伪书”伪造成的“西洋伪史“？

　　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

　　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需要摆脱这种病态心理，开始重新阅读西方。所谓“重新”，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者知道，西方如有什么药方秘诀，首先医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例如柏拉图哲学要治的是古希腊民主的病，奥古斯丁神学要治的是古罗马公民的病，而马基雅维利史学要治的是基督教的病，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治的是英美功利主义的病，尼采海德格尔要治的是欧洲形而上学的病，惟有按照这种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方能真正了解西方思想学术所为何事。简言之，健康阅读西方之道不同于以往的病态阅读西方者，在于这种阅读关注的首先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

　　健康阅读西方的人因此将根本拒绝泛泛的中西文明比较。健康阅读西方的人更感兴趣的首先是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例如西方文明两大源头（希腊与希伯来）的冲突，西方古典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冲突，英国体制与美国体制的差异，美国内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消长，等等。健康阅读者认为，不先梳理西方文明内部的这些差异、矛盾、冲突，那么，无论是构架二元对立的中西文明比较，还是鼓吹什么“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中西文化调和，都只能是不知所谓。

　　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思想制度首先抱持的是存疑的态度，而对当代西方学院内的种种新潮异说更首先抱持警惕的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西方者有理由怀疑，西方学术现在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流行名词翻新越快，时髦异说更替越频，只能越表明这类学术的泡沫化。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尤其对西方学院内虚张声势的所谓“反西方中心论”抱善意的嘲笑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者知道这类论调虽然原始动机善良，但其结果往往只不过是走向更狭隘的西方中心论，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是也。

　　希望以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重新阅读西方的中国人正在多起来，因此有这套“西学源流”丛书。这套丛书的选题大体比较偏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学界对西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二是西方学界对西方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三是所谓“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这套丛书没有一本会提供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因为这些作者关注讨论的是西方本身的问题。但我们以为，中国学人之研究西方，需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那种急于用简便方式把西方思想制度“移植”到中国来的做法，都是注定不成功的。事实上西方的种种流行观念例如民主自由等等本身都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新一代中国学人应该力求首先进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深入考察西方内部的种种辩论以及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主张，方能知其利弊得失所在，形成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

　　20年前，我们曾为三联书店主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两种，当时我们的工作曾得到诸多学术前辈的鼎力支持。如今这些前辈学者大多都已仙逝，令人不胜感慨。学术的生长端赖于传承和积累，我们少年时即曾深受朱生豪、罗念生等翻译作品的滋润，青年时代又曾有幸得遇我国西学研究前辈洪谦、宗白华、熊伟、贺麟、王玖兴、杨一之、王太庆等师长，谆谆教导，终生难忘。正是这些前辈学人使我们明白，以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头脑去阅读西方，是中国思想和中国学术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我们愿以这套“西学源流”丛书纪念这些师长，以表我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亦愿这套丛书与中国新一代的健康阅读者同步成长！（本文是作者为“西学源流”丛书所撰写的总序，丛书将自2006年2月份起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陆续刊行）

自警　from:2005年硕士研究生保送面试随感

littlefox_100 — Fri, 30 Sep 2005 15:44:00 GMT

2005年硕士研究生保送面试随感
http://community.sociology.org.cn/forums/5533/ShowPost.aspx#5533

1.首先问问自己，那些最基本的社会学的概念，你能（像一个辞条那样地把它）讲清楚吗？

2.我们很多的学生对当代社会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缺乏基本的关注和敏感。

3.更要命的问题在于，很多学生不知道如何通过去组织这些“经验性的事实”来回答他所要面对的问题。结果出现的现象就是胡乱地“讲点情况”。事实上，这些经验问题的背后都牵涉到我们的理论关怀。很多学生不知道如何在回答中把理论的脉络和经验的现实联系起来，天真地以为经验问题就不要讲理论了。

4.孙老师的一句话倒是更为实际，“如果没有那种在知识上很出色的学生，有那种在智力上很聪明的学生，也可以啊～！”

littlefox

法拉奇：《愤怒与自豪》

法拉奇：《愤怒与自豪》

转：灰色文献之研究

讨论：如何获得国外论文资源

中国书评第一辑 中国书评第二辑 －目录

离婚离出的低保户

经济社会学的新视野：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 刘少杰 著 版本信息

集体制时期中国农民的日常劳动策略 by 李怀印 from 世纪中国

国家精品课程公示

重新阅读西方 from 南方周末 by甘阳 刘小枫

自警 from:2005年硕士研究生保送面试随感

中国书评第一辑中国书评第二辑－目录

经济社会学的新视野：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刘少杰著版本信息

重新阅读西方 from 南方周末 by甘阳刘小枫

自警　from:2005年硕士研究生保送面试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