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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者 — Wed, 29 Mar 2006 12:26:00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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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人物]布迪厄——“一切都是社会的”：缅怀皮埃尔·布迪厄

守望者 — Thu, 08 Sep 2005 03:47:00 GMT

克雷格·卡尔豪恩罗克·华康德著李怀亮译

　　2002年1月23日，皮埃尔·布迪厄因患癌症与世长辞。布迪厄生于1930年8月1日，祖父是一位佃农，父亲原是农民，后成为Lasseube的Bearn村的邮差。个人的天才与勤奋，加之政府奖学金的帮助，把他推向了法国文化和国际社会科学的顶峰。但是，布迪厄从来没有把学术上的成功与职业上的荣誉当成自己是知识界精华的证据或自我价值的证明。

　　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这个赋予法国知识分子神圣地位的中央机构，布迪厄出类超群，然而他从来没有让人感觉到那些富贵之家、书香门第和精英背景的人们生来就有的特性。相反，他越来越显示出一种非凡的社会批评分析和自反性认识的能力。投身于竞争激烈、自成体系的法国学术界，促使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关于习性的观念在他那里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他注意到了那些他的同学和老师们熟视无睹的东西，因而使他关于观念的中心性(centralityofdoxa)和社会支配中的误识(misrecognition)的观点具有了与众不同的特征。虽然学的是哲学，但他却投身于社会学研究，以便使经验研究成为与日常意识决裂，获得对于一个社会世界——这个世界通常被认为过于庸俗而不能得到哲学的关注——的更正确知识的工具。

　　1955年，在阿尔及利亚“平定”期间，布迪厄被派去服兵役。然后，他就留在阿尔及尔大学执教，到卡比利亚(Kabylia)主持研究项目，和阿尔及尔说柏柏语的移民(Berber-speakingmigrants)相处，并于195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阿尔及利亚人》(TheAlgerians),以下我们标出法文版的初版年代，如有英文译本则选用英文书名)。此外还有一系列有关阿尔及利亚的著作集中探讨工作和劳工、农业危机、土著文化与殖民主义及市场力量的冲突。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变化的亲身经历，在布迪厄身上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形成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倾向性以及他所恪守的作研究必须要与他人的生活相关联的准则。也是在阿尔及利亚，布迪厄开始学会把人种学与统计学、雄心勃勃的理论与脚踏实地的考察结合起来的做法，创造了一种旨在通过科学生产激活进步政治的独特的社会调查方法。

　　从卡比利亚得来的田野数据也为布迪厄在《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ofaTheoryofPractice，1972)和《实践的逻辑》(TheLogicofPractice1980)中所进行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基础。布迪厄受到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然而，他试图探索一条能够超越结构主义的静态特征、从总体上超越结构与行为、主观与客观、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符号学的二元论的道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吸取了涂尔干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也吸收了现象学以及后来的民族志方法、维特根斯坦和语言分析、卡西尔的新康德主义，以及他自己的老师巴什拉(Bachelard)、康吉扬(Canguilhem)和维耶曼(Vuillemin)的观点。他把人类的社会行为同时当作“被结构的”(structured)和“进行结构的”(structuring)、把社会化了的身体当作“实践的相类操作者”(theanalogicaloperatorofpractice)的做法是很著名的。通过基于经验的自反性分析，他试图同时为主观和客观的视角创立条件，以避免他后来所说的“学院式偏见”的缺陷——即把他们自己(解释学的)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投射到他们所观察的人们的心灵上的学术倾向。

　　追求社会科学的自反性基础是布迪厄知识分子社会学的主要动机，这一点在《科学领域》(“TheScientificField”，1975)、《学术人》(HomoAcademicus，1984)和《国家精英》(TheStateNobility)，1989)等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布迪厄的另一个动机是他对社会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被掩盖并得以持久的方式的强烈兴趣。他对符号权力和文化资本的分析也在他最有影响的研究之列。虽然在他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书中这一点已非常突出，但当他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法国的时候，这一主题则成了他关注的中心。在1963年在他的家乡Bearn发表的一项有关婚姻策略的早期研究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突出(这项成果不久将以书的形式出版，他去世的时候书稿仍放在出版社，书名为LeBaldescélibataires)。1964年，他出版了《继承者》(TheInheritors，1970)·(精英统治的)，1970年出版了《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ReproductioninEducation,Culture,andSociety)。这两部著作审查了非常明显的精英领导的教育机构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如这种教育机构把家庭背景或对资产阶级语言方式熟悉程度等方面的差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的差别，或者把文化方面的专断打扮成毫无疑问的真理。布迪厄对于权力的不同形式的探讨，后来发展成为阶级再生产中经济、文化、社会和符号资本的关系的理论(特别是在《国家精英》一书中)。

　　布迪厄最著名的著作《区隔》(Distinction，1979)对这些主题的处理，努力克服阶级理论中客观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主观主义(韦伯主义)的对立。本书也是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回应。就像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向对社会事实的个人主义解释进行挑战一样，布迪厄在《区隔》中试图揭示判断与趣味的组织化和社会根源。因此，社会学给他提供了一种通过经验观察和分析而不是通过理论性的专题论文来对重大的哲学命题进行再思考的手段——这种经验的观察和分析是植根于“对理论的东西保持实践意识”中的。他对于这一方法最重要的例外是《帕斯卡尔的沉思》(PascalianMeditations，1997)。在这本书中，他透露了他的著作在认识论上的“历史理性主义”的根基，并对他的哲学人类学进行了说明(以行为置措理论和永远渴望认同的人的概念为支撑点)。

　　从60年代中期的《摄影：一种中产阶级趣味的艺术》(Photography:AMiddle-BrowArt，1964；许多年之后，布迪厄本人从阿尔及利亚带回来的给人深刻印象的照片也成了博物馆回顾展的主题)开始，布迪厄对于文化和权力的研究方法也借助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对艺术及艺术机构的经验研究。他对博物馆及其观众的大量研究以《爱艺术：欧洲的艺术博物馆及其观众》(TheLoveofArt，1966)出版。此外，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还涉及到宗教、知识分子、哲学、学术及司法领域。在这些研究和其他一些调查中，他为“场”的一般理论设定了基础，这个“场”区分了作为客观力量的空间运行的社会微观世界与作为折射并改变外部决断和趣味的价值之争的舞台。他对“场”的最深刻最持续的研究，集中在文学方面，也是他的最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以其代表作《艺术的法则》(TheRulesofArt，1992)作为点睛之笔。这本书研究了福楼拜、波德莱尔等人在文学领域所进行的符号革命。布迪厄最重要的没有完成的著作是这项研究的姊妹篇——一项对马奈及他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绘画领域的转型的社会发生学解剖。

　　布迪厄把社会学当成是以研究为中心的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组学术原则，这种观点体现在他的教学活动以及《社会学的技巧》(TheCraftofSociology，1968)一书中。他对主张个人天才的观念思想不以为然，而强调集体合作和有组织的社会创新。从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早期研究开始，他就经常与其他的学者一起合作，包括A·塞亚德(AbdelmalekSayad)、阿兰·达尔布(AlainDarbel)及J·C··巴瑟宏(Jean-ClaudePasseron)等人。卷帙浩繁的有关法国社会苦难的人种学著作《世界的贫困》(Lamisèredumonde，Bourdieuetal·，1993)共有22位合作者(很抱歉我们这里不能一一列出布迪厄的这些合作者的名字)。这部著作对当代法国社会的苦难进行了人种学的解剖，其编纂出版活动涉及的单位有欧洲社会学中心、《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杂志和欧洲图书评论杂志《书籍》。同时，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和法兰西学院，布迪厄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师。他从1964年开始在法国高等实践学院任教；1981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社会学主席，其前任为马赛尔·莫斯和雷蒙·阿隆。

　　虽然在法国声誉卓著，但布迪厄拒绝作他提到萨特时所说的那种“总体性知识分子”(totalintellectual)。相反，他试图主要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来影响公众的讨论。虽然如此，在1968年5月的冲突中，一些学生还是逐字把他的《继承者》搬上了路障。作为福柯之后法国最重要的公众知识分子，布迪厄是那些无家可归者、非法移民、反种族主义活动者和工作不稳定的劳动者的忠实辩护人。在80年代，他应社会主义政府之邀提交了两份有关教育的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报告。然而，他对官方政治永远保持着警惕性。他试图把学术界、工会和社会活动家们团结在一起，以非党派的形式进行社会干预，以适应科学与媒体为中心的时代。在90年代中期，他组织了一个进步的社会科学家团体“行动的理由”(Reasonstoact)，开办了一家同名出版社，把对当代市民问题的社会学分析介绍给广大的公众。在该出版社所出的第一本书《论电视》(OnTelevision，1996)中，布迪厄论述了媒体是怎样把公众话语削减为“文化快餐”的。《男性宰制》(MasculineDomination，1998)集中讨论了在维护大男子主义的过程中不平等的符号形式和物质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在最后12年当中，布迪厄为保护20世纪社会斗争的成果——退休金、职业保障、开放高等教育及社会国家的其他保障措施——而努力工作，反对以自由市场和国际竞争为名削减预算。在这个过程中，他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最著名的批判者之一。这一主题成为他的两本小册子《抵抗行动》(ActsofResistance，1998)和《背后开火》(FiringBack，2002)以及即将出版的政治论文集《干涉，1961-1991》(Interventions，1961-1991)的核心内容。他与巩特尔·戈拉斯(GuntherGrass)、汉斯·哈克(HansHaacke)等人结成联盟，争取与新国际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结合起来。

　　虽然布迪厄的名气非常大，尤其是在获奖影片《社会学是武术》(2000)公开了他的相貌之后，走在大街上或在咖啡馆里他都很容易被认出来，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重视个人隐私、十分羞涩的人。他厌恶学术界的夸耀和官方的荣誉。他始终拒绝在电视上露面，曾经对美国人虽然拒绝公开他们的政治观点但却愿意在公众面前津津乐道他们的婚姻、性和个人习惯表示极大的震惊。他说，法国人正好相反，他们对自己的表达是非常私人化的。他不愿意向外界公布自己的家庭生活，颇感公众生活挤占与妻子和三个儿子相处的时间是一种巨大的牺牲。几十年来，他一直默默地资助从卡比利亚来求学的学生，这件事不仅说明了他为人的慷慨和义务感，而且也说明了他的信念：在社会再生产、教育和科学方面的共同努力仍然是减少支配的最美好的希望。那些熟识他的人们，还有那些社会科学界内外因为他的工作而永远改变了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想象的人们，都将深深的怀念他。

　　(克雷格·卡尔豪恩、罗克·华康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社会学教授；译者，李怀亮，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副教授)

[社会学人物]布迪厄——《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前言

守望者 — Thu, 08 Sep 2005 03:46:00 GMT

本书由两卷组成。初看起来，它们的表现形式很不相同。这种结构不应该使人想到通用的对脑力劳动的分工：一方面是经验性的细碎任务，一方面是自身有其始末的理论工作。第一卷中提出的全部命题，不是实际关系的一个简单目录，也不是一大堆理论说教，它们是一种努力的结果。这一努力使以下两方面合成一个可以接受的逻辑控制系统：一方面是研究行动本身形成的、也是为了它们而形成的命题，或者是以为这些行动的结果打基础所必需的面目出现的命题；另一方面是一些理论命题，它们可以通过演绎或说明，构建经验控制可以直接接受的命题。

　　在这个相互校正的过程之后，第二卷的分析可被视为因其普遍意义可应用于其他场合的那些原则在一定历史情况下的应用，尽管这些分析曾经作为构建第一卷里叙述的原则的出发点。由于第一卷中每次都从一个不同的方面(即先后涉及它的交流、灌输合法文化、选择、合法化等功能)对教育系统进行的研究具有协调性，所以第二卷各章总是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同样做到明白易懂。也就是说，足以说明教育系统与阶级关系结构之间的关系系统一一关于教育系统的理论的中心点。随着它组织事实的能力在对事实的加工中的显示，这一理论也最终形成。

　　第一卷所列命题先后经历了一些变化，试图用其他更有力的命题取代前者，而这些更有力的命题本身又产生通过更多、更紧密的关系与本源连在一起的新命题。如果人们不知道这些命题，甚至包括定理，在其历史中的一刻就是如此，那么对上述变化过程的回忆，就可以避免承认目前对这一命题系统的表达是必要的。当然，这些命题由于它们之间的必要联系而结合在一起。决定把研究工作进行到何种程度的方针，包含在本书的计划之中。因此，只有根据把研究退回到本源的愿望或者对后果加以详细说明的愿望的强烈程度，才能解释不同时刻的不同发挥。为了把第二卷中的分析与它们的理论基础联系起来，倒退如此之远是必要的。

　　自从人们打消了制造一种人工语言的不恰当念头之后，尽管加倍警惕，仍然不可能完全摆脱整个社会学词汇不可避免地在读者当中唤起的思想共鸣与谐波。本书可能妁读法很多，最坏的肯定是说教式的。这种方法或者以通常与一些诸如合法性或权威等技术术语有关的伦理学内涵为基础，把证明变成辩护或告发；或者把客观效果当作个人或群体自觉自愿的有意识行为的产物，在仅仅有掩饰或不知的地方看到恶意的欺骗或有罪的幼稚。使用暴力或专断等术语可能引起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误解。与本书使用的其他概念相比，这些术语可能更适合于多次阅读。因为，它们在过去和现在被多次使用。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过去或现在使用这些术语的人在知识界或政界处于各种不同的地位，致使它们在思想领域占据着一种既含混又崇高的地位。人们将有权使用专断这一术语来表明此事，并且因为人们为其下的定义而仅指此事，并不强迫自己涉及这一概念直接或间接提到的所有问题。人们更不强迫自己介入那些所有哲学家都可以认为自己是学者，所有学者都可以认为自己是哲学家的没有意义的辩论；也不强迫自己介入那些关于符号和（或）符号系统的专断性和（或）必要性，或者关于文化变化自然界限的新索绪尔式的或准乔姆斯基式的讨论。这些辩论和讨论的主要成绩，应该归功于它们使学校传统中最令人不快的题目具有了现代风格，即从自然与人到本性和文化。用文化专断不能从任何本源中演绎出来这一事实来为它下定义，只是利用这个缺乏社会学，特别是心理学所指对象的逻辑结构，为自己提供按教育行动的客观真实性实现这一行动的手段，并且因此而提出能把逻辑问题排除在一种行动的可能性之外的社会条件这一社会学问题。只有在它强加文化专断的客观真相不为人知的情况下，上述行动才能发挥它的真正作用。这个问题可以列入机构和社会两方面条件的范畴，而这些条件则可使一个机构明确地宣布自己的教育实践，而不违背该实践的客观真相。由于根据它的另一个含义，专断一词适合一种实在的纯粹权力，即另一个也缺乏社会学所指对象的结构。据此，人们可以提出不让人如实认识这一实在权力，并由此使人承认这是合法权威的社会和机构方面的条件这一问题。因此，有必要不断指出连接强加的专断性和所强加内容的专断性的特殊关系。符号暴力这一术语，与把教育行动作为非暴力行动的各种自发表述和自发主义概念明确地划清了界限。人们知道，提出它，是为了说明符号强加造成的双重专断特点的各种行动在理论上的统一。同时也说明，符号暴力行动（不管它来自医生、巫师、神父、预言家、传教者、教师、精神病医生或精神分析专家）的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理论，属于一种暴力及合法暴力的普遍性理论。不同形式的社会暴力的替代性直接证明了这一从属关系，学校对合法的符号暴力的垄断和国家对有形暴力合法实施的垄断之间的同源性间接证明了这一从属关系。

　　有的人只愿意从这一计划中看到一种政治上的决心或性格上的领土收复主义的作用。他们不会忘记提醒人们，要想抓住教育暴力的社会功能，要想在这个时候使符号暴力成为一种形式的社会暴力，就必须对常理的明显性视而不见。而现在是这样一个时刻：最“专制的”强加方式的衰落和对最粗暴的强加技术的反抗似乎比过去更加有力地说明，通过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效用教化历史的乐观信仰是正确的。这样，就会无视社会条件的社会学问题。而要想科学地说明一个机构的社会功能，就必须满足这些条件。如果说，粗暴的强加技术向更灵活的技术过渡的时刻，是表明这一强加的客观真相的最有利时刻，那并非偶然。使权力和特权的传递必须比任何其他社会更多地借助于迂回的途径而使学校认可的社会条件，或者避免教育暴力以其社会暴力的真面目出现的社会条件，也是使对教育行动真相的说明成为可能的条件，而不论这些行动采取的方式是否粗暴。如果说“只有被掩盖者的科学”，人们就会明白，社会学有与历史力量相连的成分。在各个历史阶段，这些力量即使迫使权力关系的真相掩盖得更深，同时也使它们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

[社会学人物]布迪厄——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国家精英》序

守望者 — Thu, 08 Sep 2005 03:44:00 GMT

正如人们通常所想象的，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构成社会空间的不同社会人群的最深层的结构，以及倾向于确保社会空间的再生产或者变革的“机制”。在这一点上，它更接近于心理学，但是，它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心理学或许又非常不同。对客观结构(structures objectives)的这种探索本身就是对认知结构(structures cognitives)的探索，而行动者(agent)在对于具有如此结构的社会世界的实际认识中正是运用这种认知结构：在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之间，在社会世界的客观划分(尤其是不同场域中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和行动者划分社会世界的关注原则(principes de vision)与划分原则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

　　以“结构主义”(structuraliste)和“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e)为特征的两种研究方法，尽管它们在逻辑上不可分割，但是这项研究要求我们要么侧重于探索客观结构(如本书第三部分)；要么则相反，侧重于分析行动者的行动和表现中的认知结构，因为正是通过这些行动和表现，行动者建构着社会现实，协调着他们赖以实施相互交流的条件(如本书第一部分)。但是，对结构和“机制”的分析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真实的表现力，只是因为这项分析是对行动者(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在进行判断和从事实践活动中所运用的感知图式、评价图式和行动图式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果：尽管学校确实让人想起一台巨大的认知机器，这架机器根据学生在前一次分配中的位置，连续不断地再分配着经过它检测的学生，然而，教学机构的分类行动其实只不过是行动者所完成的成千上万次行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成千上万个效应的集合——他们行动着，就像无数台认知机器，彼此之间既相互独立，但在客观上又配合默契。反过来说，对行动者的建构行为进行分析，即对他们在表现中和实践中实施的建构行动进行分析，都必须重新把握他们表现在这些表现和实践中的认知结构的社会起源，只有这样，这项分析才具有全部的意义。此外，尽管这项分析同样是以主观经验来理解社会的先天形态，但是它仍有别于人种学方法论学家所作的各种类型的本质性分析——他们总是以或多或少经过革新的面孔推出这些东西来迎合时尚：行动者或许建构了社会现实，或许进行了以推行自己观点为目的的斗争和妥协，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带着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带着他们自己的关注原则，而所有这些观点、利益和关注原则又是由他们在这个他们企图改变或者维护的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在社会关系上建立的偏爱体系(systèmes de préférences)的基本结构，是人们选择学校、学科，甚至选择体育运动，选择文化和政治观点的最根本的统一原则，它可以通过某种可认知的关系与社会空间的客观划分联系在一起。以名牌大学的学生为例，在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方面，社会空间的客观划分就是在权力场域的两个极点(p?les)之间建立起来的。

　　人类学不是一门社会物理学，但是也不能将它归化为现象学或者符号学。统计学能够帮助我们阐明某些过程，比如说，最终导致对不同社会出身的学生进行差异淘汰的过程，这个过程在错综复杂之中却表现出了如此的规律性，以至于我们真想借助机械论者的暗喻手法来描绘它们。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关键问题并不是某些惰性的并且可以互换的物质颗粒，而是可以区分的具有辨别力的行动者——正是他们完成了无以记数的圣职授任(ordination)活动，社会秩序正是通过这些活动不断地进行着再生产，不断地进行着变革。不过，这却远不是动机明确的能够产生行动的意识。判断力既是分类行为的根源，也是分类产品的根源，就是说，判断力是实践活动、话语(discours)或者各类作品的根源，因而这些活动、话语或者作品都是能够区分的，也是能够分类的。由此说来，判断力并不是意识的理智活动，确切地说，并不是以在按照某一计划建构起来的若干可能性中进行果断选择为目的的某种意识的理智活动，而是惯习(habitus)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判断力是分类与可分类的实践活动的主导图式(schèmes générateurs)：这些图式在实践中运作，却没有明确的表现；它们是社会空间中的差别位置(position différentielle)以习性(disposition)的形式混合后形成的产物——斯特劳森(Strawson)对社会空间作了确切的定义，即位置的互为外在性。根据遗传学的观点，由于惯习总是与某一位置联系在一起的(在结构上也是如此)，因而它总是倾向于通过作为惯习混合形式的某些图式来表达构成社会空间的不同的或相互对立的位置空间(如：高的／低的)，同时也表达关于这个空间的实际立场(诸如“不论我身居高位还是低位，我都应该坚守我的立场”之类)。通过确认自己在环境面前的自主性(而不是屈从于环境的外在确定性，比如说，物质的外在确定性)，并且根据自己的内在确定性，即自然倾向(conatus)，惯习使自己得以永存的倾向就是使某一特殊的身份得以永存的倾向。因此，惯习的自然倾向是再生产策略的原则，而再生产策略的目的就在于维持间隔、距离、等级关系，并且在实践中(并非自觉地、有意识地)促进对构成社会秩序的差异体系进行再生产。

　　因此，社会现实所要求的双重解读包含着与片面的研究方法的双重决裂——只有在对权力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这些研究方法中的不足之处，而这里所要分析的权力必须是只有在权力的强加者或权力的承受者的积极同谋下才能够运行的权力，比如说，教育体制中的权力。只有细致地分析实施象征性暴力的机构所具有的客观特性之间的关系，以及象征性暴力所针对的行动者在社会关系上建构起来的习性，我们才能够理解被人们匆匆地认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东西所具有的象征性暴力。事实上，这项有影响的真正的魔法活动(如果不说得那么严重，我们应该说，这项魔法的占有[possession]活动)的成功取决于它的承受者也为了促成它的效能而努力；此外，也只有在魔法的承受者通过事先学习具有了认同(reconna?tre)这项活动的预先倾向的前提下，魔法活动才能够对他产生制约。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切，象征性效能的奇迹便瓦解了。无论是教师给某一份作业的评语，还是学生对某一所教学机构或者某一学科的偏爱，只有当承受魔法活动的人在个人行为中所采用的感知范畴和行动范畴与教学机构的客观结构迅速达到和谐时，魔法才能够真正起作用，因为教学机构的“意志”和权力正是通过个人行为实现的，而且个人行为中的感知范畴和行动范畴也正是教学机构的客观结构混合在一起的产物。

　　在整个这部书中，我们将会遇见某些中了魔法的人：是他们构成了教学机构的四个意志，因为他们就是教学机构的化身；不论是被支配者还是霸权者，他们之所以全面地承受或者运用象征暴力，只是因为他们与之融合在一起，与之化为一体，并且使之得以具体体现。面对不同形式的着魔，科学的任务具有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双重性：原始倾向认为，不同形式的着魔都是符合常理的，因为它们都处于事物的范围之中；在反对这一原始倾向时，科学必须让人们注意到，它所观察到的各种激情的表现所具有的专断的、无法辩护的，甚至是反常的特性。要做到这一点，科学有时必须求助于(往往)与普通论战中仅仅是幽默的批判混合在一起的具有间隔效果的辩术，这样，它才能够打破对于明证性的教条式信奉。但是，建立在幻觉基础之上的某些激情，即在竞技中的投入，都是在惯习和惯习与之对应的场域的关系之中滋生起来的；科学必须对这些激情作出解释，解释它们存在的理由、它们的必然性，并且将它们从错误的荒诞中解救出来——当人们将热情当作自由地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又自愿屈从于权力的蛊惑而自我异化时，激情就会沉溺于荒诞之中。因此，科学废除了“中央集权主义者”的关注与人们称之为“自发主义者”的关注之间的过于简单的更替——这种“中央集权主义”存在于具有最高的象征性强制权的“意识形态机器”中，它是所有行为、所有异化表现的根源；而“自发主义”作为前者的简单逆转，将非强制的服从原则，有时也称为“自愿接受制约”的原则写进了每一个被支配者的心里，就是说，服从制约、服从命令或者服从权力的诱惑(“权力来自下面”)。

　　如果有必要重申被支配者总是促成对他们自身的支配，那么同时也应该说明，使他们倾向于这种同谋关系的习性也是一种效应，一种混合了霸权的效应。由此说到同一主题中马克思也说过使“统治者受制于自己的统治”的那些习性。象征性暴力就是这种特殊形式的制约，制约的实施取决于受制约人的主动同谋，以及那些在丧失了以觉醒为基础的某种自由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人的主动同谋；而这里所说的主动同谋，却并不意味着是有意识的自觉自愿的同谋。每当客观结构遇见了与之相适应的心智结构，人们所默认的这种制约必然得以实施。正是在客观结构与作为其产物的认知结构之间的原始同谋关系的基础上，绝对的、即时的服从才得以建立，这种服从就是人们出生所在的人群的教条经验中的服从——那个人群是一个毫不感到惊讶的社会，在那里，一切都被当作不言而喻的事情来感知，因为现有秩序的内在倾向不断地同化某些本能地准备超越这些内在倾向的期待。

　　我们将会发现，这项分析对于步入了大学场域的行动者也同样有价值，因为那些在关于权力方面，甚至在关于“自愿接受制约”方面著书立说，并且本能地将自己排除在自己的分析之外的人，就来自于大学场域的行动者中间。当人们的心智结构在客观上与他们小宇宙的社会结构相互协调时(他们的特殊利益就是在这种协调中并且通过这种协调在这个小宇宙中建构起来，并且被倾注于这个小宇宙中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不自觉地促进作用于他们、作用于他们无意识之上的象征性霸权：由于与将行动者和社会空间的结构联系起来的关系是一样的，因此，建构学业空间的等级制度，比如学科之间、专业之间、教学机构之间的等级制度，也是一个主动性的中介(médiation active)，尤其是当它们以混合的状态，作为学业空间的生产者或产品的等级化原则进行运作的时候(这些原则在形式上是中立的)；通过这个主动性的中介，社会结构客观性中所固有的等级制度得以行动起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只要引导实践活动的原则一直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一般的存在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以事物为媒介传递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分布结构以及其转化形式的感知原则和评价原则，以无意识评判“主体”的形式存在于评判者与被评判者之间。

　　因此，教育社会学是知识社会学和权力社会学的一个篇章，而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更不用说它对于权力哲学的社会学意义了。教育社会学远不是那种运用型的末流科学，它不像人们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门有益于教学的科学，事实上，教育社会学构成了关于权力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通人类学的基础：因为它能够引导人们探索负责对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进行再生产的“机制”的本原：无论从遗传学上来看，还是从结构上来看，心智结构都是与社会结构连接在一起的，因而它有助于不认同这些客观结构的真实性，并因此而认同它们的合法性。正如我在其他文论中已经论述的那样，由于社会空间的结构，比如说，我们在差异化社会(sociétés différenciées)中注意到的社会空间的结构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这两个基本的分化原则(principe de différenciation)的产物，因此，对文化资本分布的再生产起决定性作用，进而又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再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教学机构，就成了人们为了垄断霸权位置而进行的争夺的关键。

　　“救世学校”(Ecole libératrice)确实让人们从归属(ascription)中获得成就(achievement)，从已经得到的谋取需要争取的，从出身中获取功绩，从世袭和任人唯亲中获取价值和才能。但是为了感知教学机构真正的社会功能，就是说，将这些教学机构作为霸权和使霸权合法化的基础之一来看待，我们就必须抛弃“救世学校”的神话。(决裂并不容易)由于那些应该完成此项使命的文化生产者们是这种合法幻象的最初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最初的受益者，所以决裂的实施与推行就更加艰难。只需看一看所有无意识地得益的人在期待文化修复事业时的那份热切就足够了——因为这项事业的惟一的好处只在于麻醉那些陶醉于自己的文化特权的人感到的伤害，而这种伤害是由于他们特殊的爱好被揭示出只不过是建立在平凡的社会基础之上所引起的。

　　无论科学地揭露“救世学校”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但是这种揭露往往会造成痛苦，而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文化资本的特性，就是说，文化资本总是以被混合的状态，以心智结构的感知图式和行动图式、关注原则和划分原则的形式存在的。正如大规模的象征性革命，例如宗教革命、政治革命、艺术革命激起的暴力反抗所表明的那样(对这种反抗所进行的科学分析表现出它总是变化着的，又是极为彻底的)，思想和行动图式暗含的客观化或许是对意识的结构本身的一次难以正名的违背，同时，对于人的愉悦体验(expérience enchantée)来说——胡塞尔称之为“自然的态度”——也是一种暴力。没有什么比“学界的争吵”或者有关文化问题的争论更像宗教战争的了。社会保险的改革或许比正字法或者文学史大纲的改革更容易，何以至此？这是因为文化资本的拥有者们，毫无疑问，首先是那些有点像文化领域中的“劣等白人”的低微的文化传播者们，他们通过维护文化独裁中最独裁的方面来维护他们的资产(actifs)，同时也维护能够证明他们心智廉正的某样东西。

　　社会科学的职责本能地反对这样的狂热，因为这种狂热植根于拜物教的盲从之中。科学就是这样，无论是在这一问题上还是在其他的问题上，当它尊从自己的天职，剥夺出身所赋予的特权，揭穿决定命运的魔法的时候，同时也就揭开了等级化原则和评价原则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决定因素的神秘面纱——所有这些历史基础和社会决定因素的象征性效能，尤其是在学业评判对命运的影响中表现出来的象征性效能，都是作为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的存在强制给出的。

[社会学人物]布迪厄——《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序

守望者 — Thu, 08 Sep 2005 03:42:00 GMT

对社会不平等的不认识，导致了以天生的即天资方面的不同来解释所有的不平等，特别是学习成绩方面的不平等。在一种制度的逻辑里，存在着类似的态度。这一制度的基础和运转条件是所有受教育者的表面平等，它除个人天资以外不能承认其他的不平等。无论在纯粹意义的教学中还是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教师只认识具有平等权利和义务的受教育者：如果他在学年当中为某些人调整自己的教学，那他考虑的是“天资欠佳者”，而不是因社会出身而处于更不利地位的人。同样，如果他在考试的时候注意到某个考生的社会处境，那他不是把这个考生看成了一个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类属的成员。恰恰相反，他所给予他的只是一种社会状况所应得到的特殊关注。如果大学生的文化修养和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关系表现为他们具有明显的缺陷，那么利用口头驱魔法就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以无可奈何的语气抱怨“大学生不读书了”或“水平一年比一年低”，实际上就是回避追究其中的原因和在教学方面得出结论。

　　人们知道，这一制度是通过竞争性考试来实现的。考试完全保证考生的表面平等，却以不具姓名的方式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文化面前的实际不平等。教师会考的辩护士们可以合理的论证，这种考试与建立在地位和出身基础上的选拔制度相反，给每个人以同等的机会。这样，就是忘记了考试所保证的表面平等只是把特权转化成了成绩，因为他使社会出身继续发挥作用，只是途径更加秘密而已。

　　但是，能不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呢？出去其他只能以外，教育制度应当生产出经过筛选和分成等级的人，此种加工一次完成而且终身有效。根据这个逻辑，希望考虑社会方面的特权或不利因素，主张按照个人的实际成就，即克服了多少障碍来排列名次，并且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即一直堕入荒谬，就会导致支持分级竞争(像拳击那样)；或者像康德伦理学那样评价成就，测量出发点与达到点之间，即社会条件形成的能力与按学校标准测量的成绩之间的代数差，也就是退让条件的相对分类。和康德因行动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气质”而对两种本身对等的行动作出不同的评价一样，这里考虑的也应该是社会条件决定的能力而不是自然倾向，不去检查按时取得的学习成绩，而是检查这一成绩与不同的出发点距离远近。不看一点，而看曲线的斜率。根据这一逻辑，对出身处于不利地位阶级的人的劣势的估计和按照克服困难的大小对取得的成绩的评价--如果这是可能的话，会使人认定创造出不同成绩的人的成就相同，创造出相同成绩的人成就不同，会削弱学校标准排出的名次的意义，会使受到如此人为优待的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从这种蛊惑人心的相对化中得到的好处变得一文不值。这样的假设并非完全空想。人民民主国家的教育改革，曾经提出过系统增加工农子弟进入高等学校的数量和提高他们考试成功率的目标。但是，只要不平等没有真正的被教学行动所铲除，平等化的努力就是表面的。波兰就是这样，在行政力减弱后，一直上升的工农出身的大学生的比例从1957年开始下降。

　　如果说，社会障碍的因素对选择者和被选择者来讲同样陌生，这可能是因为，为了生产出经过选择并可以选择的人才，大学应该得到，并且从而使人没有争议的赞同一种选择原则，竞争原则的引进可能使上述选择原则削弱，它要求游戏的参加者接受一种竞争的规则，其中只有学校的标准能起作用。大学似乎取得了成功，在法国尤其如此。因为激起学校里最持久最有效的努力的，正是使自己在被视为绝对的大学名次中尽可能排在前面这一愿望。按学习成绩排列的名次具有的价值受到极大的肯定，以至于人们可以看到，一些人本身并非具有愿望和能力，却也投身于被学校高度评价的那些职业或考试。这就是教师会考和大学校，以及广义的具有重大魅力的抽象学习所以能产生吸引力的因素之一，这种吸引力往往无法用其他方法加以解释。可能是同一原则，使得法国大学教师，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法国知识分子，把最高的价值赋予了理论目的最明显的著作。这样，通过使地位最低的人找到自我辩解的理由或贬低他人的成就，便排除了使按学习成绩的排列只具有相对性这一种平行排列的想法(至少在大学教师眼中是这样)。

　　总之，尽管在其他事情都相同的情况下只凭学校标准衡量成绩的选择方法，使具有根本性区别的人参加共同的考试并接受共同的标准，有悖于真实的公正，但它还是符合这种制度的惟一方法。制度以生产经过选择并可以比较的人才为职能。不过，在这一制度的原则中，没有任何反对把对真实的不平等的考虑引进到纯粹意义的教学之中的内容。

　　特权阶级借助可称之为能力神授论的思想(因为它推崇“恩泽”或者“天资”)，使他们的文化特权合法化，这些特权使社会性继承转化为个人的恩泽或功绩。经过如此伪装的“阶级种族主义”可以招摇过市而永不显出原形。下层阶级越是不为学习的成功树立一种相反的形象，越是接受上层阶级的本质主义并把自己的不不利处境视为个人的命运，这种炼金术就越能成功。人们是不是一致承认早熟当中有天资过人的因素呢？人们满怀惊讶的称赞通过高中毕业会考的15岁孩子为“最年轻的会考教师”或“法国最年轻的综合技术学校学生”。这件事本身并不足为奇，但却在伦理方面有影响。体面的大学课程的无数个阶段，可以在某些人身上实现永远早熟的奇迹，因为人们还可以被成为最年轻的科学院院士。甚至在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级里--那里不管是手工业技术还是生意经，传统上都十分强调技能的社会性继承，人们有时候也能发现能力神授论最为自相矛盾的表现：在不能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往往以终止学业为由来保护个人天资的潜在性。这里根据的，正是上层阶级使用的同一种逻辑，他们可以证明自己在成功中被现实化了的天资。

　　大学生作为青年和学徒，总是在探究自己是什么，并且由此而在内心深处关注他们所做的事，这使他们更容易收到本质主义的伤害。至于教师，他们是学习成功的化身，具有不断判断他人能力的职责。他们把通过不同程度的劳动从别人那里学到的能力和获得能力的能力看作个人的天资，这关系到他们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他们越是从教育制度中找到办法，使自己不去回头审视自身，从而怀疑自己作为个人和有文化教养阶级一员的存在，就越是如此。教师们往往出身于中产阶级或教师家庭，只有他们以知识阶级一员的身份部分占有资产阶级特权的时候，他们才更热衷于精美的能力神授论，为文化特权的武断性辩护。教师会考之所以有如此好斗的辩护士，可能因为它是这样的特权之一：它们能以仅与个人成绩有关并受到尽可能民主的(表面化的)程序保证的面目出现。

　　因此，尽管大学和大学成功所暗含的这种理论与康德的成功伦理背道而驰，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驳斥它：全部的价值体现在超常儿童身上，学习过程的短暂证明了天资的雄厚。使按学习成绩排列的名次相对化的计划一出现，就不无矛盾的把贬低努力作为自己的武器：“死用功”、“走极端”等带有贬义的绰号都与能力神授论有关，它把工作和上帝的恩典对立起来，只是为了以后者的名义贬低前者。

　　这样，人们就进一步理解了，对社会方面的差异和以此为基础的学校里的不平等的简单描述，为什么不是简单的例行公事，而是由此对现行制度所遵循的原则提出了疑问。教育系统的主要用户是特权阶级。揭掉文化特权的面纱，就驳斥了这些阶级以成功论个人天资时所使用的辩护理论。天资论的主要基础时看不见教育和文化面前的社会不平等。对大学学习的成功和社会出身之间关系的简单描述具有危险性，因此所有这一切都使大学生根据能力神授论判断自己的成绩。下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把他们的所做视为他们的存在的简单产品，而根据只有助于预卜实现的预卜逻辑对自己的社会命运的预感，只能增加失败的机会。因此，隐蔽在能力神授论中的本质主义使社会决定论的作用成倍增加：因为学校中的失败不被视为与一定的社会环境有关，比如家庭环境中的智育氛围、家庭所用语言的结构或家庭所支持的对学校和文化的态度等，所以它自然应该归咎于天资的缺乏。实际上，出身于下层阶级的儿童正是这些本质定义所选定的和批准的牺牲品，而那些笨拙的教师(人们看到，他们不会对自己的判断进行社会学的相对化)就把人封锁在这些定义之中。当一个学生的母亲说，而且往往是当着学生的面说，“他法文不好”的时候，她在三个方面成为不良影响的同谋：首先，她不知道儿子的学习成绩直接与家庭的文化氛围有关，把只是一种教育产品的东西，变成了一个人的命运；其次，她缺乏有关学校事物的信息，有时不知用什么来反对教师的权威，从一个简单的学习成绩中得出了过早的和最后的结论；第三，她统一这种判断，从而使儿童加重了天生如此的感觉。这样，学校的具有合法化作用的权威可以加重社会方面的不平等。因为，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对自己的命运过于觉悟，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又过于不觉悟，从而促进了自己命运的实现。

　　由于对学校面前不平等的认识总是局部的和不完全的，所以它有时候导致了大学生们提出一些弥漫的要求，而后者只是决疑论的要求。在考试的时候，教师们根据决疑论，把寄宿学校教师、战争孤儿或者还有脊髓灰质炎患者三方面的处境同时引进到他们的评价之中。在这里，对制度的损害为制度的原则服务，悲惨主义正适合家长作风。由于在初学过程中(即在人们还可以是点什么的时候)并不知道社会方面的障碍，所以人们并不反感在考试的时候(但仅以“个案”的形式)发现他们，因为人要求自己的没有其他东西，只有宽厚。所以，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首要的欲望就是把社会方面的障碍作为托词或辨白的理由，即作为放弃对教育系统提出正式要求的充分理由来援引。民众主义的幻想可以导致要求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带来的各种平行文化升华为学校传播的文化。这是同一种权利放弃的另一形式，它更为危险，因为它有符合逻辑的外表为武器，为自己戴有社会学相对主义的面纱。但是，认识到学校文化是一种阶级文化还不够，通过一切努力使它保持原状和把它看作历来如此没有什么两样。

　　勿庸置疑，诸如说话技巧、写字技巧等学校要求的能力和这些能力的多样性，决定着并将永远决定学者文化。但是，只有当文学教师把语言和修辞的精湛技巧看成一种美好的能力，即可以通过锻炼得到的能力，并且竭力为每个人提供得到这一能力的条件的时候，他才有权期望这一能力的形成。这不无道理。在他看来，这一能力和他传授的文化的内容本身联系在一起。

　　根据目前的社会情况和教学传统，学校所要求的思维技术和习惯的传递首先在家庭环境中进行。因此，所有真正的民主化都要求：在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能掌握这些技术和能力的地方--学校--传递它们；扩大可以循序渐进地、合理地、利用技术学到的东西的范围，减少必须留给个人才能偶然性的，即实际上留给社会特权的东西；以系统学艺的形式实现能力神授论所推崇的全部不可破坏的天才。今天，出身于出在最不利地位的阶级的大学生对教学的兴趣，只是通过一些半自觉、不自觉或羞惭的行为才表现出来，那就是要求教师“道破天机”。他们不要求教师导演一场典范的无法效仿的壮举，这能使人(在忘记它的同时)忘记优雅只是艰苦劳动的收获或社会遗产；也不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一年到头总是传授那些一成不变的秘方。后者有狭隘的功利主义目的(如著名的作文秘方)或者必须可笑地同时加以权威性说明才有效，它因此而贬值。此种恶意把技术的传递变成了祈祷职业方面的能力神授论取得成功的仪式。很容易举出其他例证，如既吓人又迷人的参考书目，阅读、写作和研究方面无足重轻的规劝，或者还有只能面对表面和假设相同的学生，从而有可能集中教学中所有借口的大课。但是，合理的教学方法是要发明的，决不能与现在人们所认识的那些方法相混淆。后者只有心理学基础，实际上在为一个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社会方面差异的系统服务。这种教学方法表面上增加了教学(形式上的)合理性，可以使真正的不平等以比过去更充分的理由产生了比过去更大的影响。因此，如果把这种方法称为科学的教学法，那就与我们的思想南辕北辙了。一种真具合理性的教学法，应该以对教育的不同形式(大课、小课、研讨会、小组工作)的相对成本和教师各种教学活动(从最简单的技术性建议直到实际知道学生的论文)的分析为基础。它应该考虑教学的内容或培训的职业目的以及各种类型的教学关系，不应该功绩与学生社会出身有关的不同教学关系的不同效益。总之，这种教学方法，必须以对受社会因素制约的文化方面的不平等的认识和减少这一不平等的决心为前提。

　　比如，一些教师丝毫不注意增加这种既无魅力又不吸引人的艰苦劳动，一些学生可能把这看作他们已经收到的控制的加强。在教师所有的职能中，上面那些教师和学生最常忘记的，就是把不断地组织练习作为尽全尽快地掌握脑力劳动的物质和精神技术的活动。教师和学生成为心照不宣的同谋，他们经常一起极力贬低人们有权要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完成的任务。如果教师想在学生中树立他想得到的形象，被看作思想的导师而不是教书匠或书呆子，被看作高质量受教育者的高质量教师，那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承认学生的自由，在

　　一年里假装把大学生看作是自由的，或更好是自主的劳动者，即能够对自己施加约束，组织自己的工作，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的人。要求闪客必须出勤和按时交作业，就会同时破坏教师和学生对对方的看法和想赋予对方的形象。

　　大学生们不能不感到各种学习的限制(如有规律的工作或训练中的纪律)，所以他们使两种愿望交替出现，一个是约束更严，一个是“重新调整”大学生生活。他们赋予后者的理想的和具有吸引力的形象是，排除了各种控制和纪律的、自由而又典雅的工作。另外，那些在一年中都大力推崇成绩和技巧的教师，以与他们在教学中提倡的完全不同的标准评价学生作业的情况并非罕见。这证明他们不会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和大学生的工作。更为普遍的情况是，由于缺乏对原则的有条理的解释，也不注意考试学的研究，教师的评价就以个人的标准为根据，因人而异，而且像“伊斯兰教判案”那样，直接与每一个具体情况相关。人们懂得，大学生们共同处于一种辨别占卜和理解神意的境地，犯错误的机会很多。人们看到，要想使考试合理化并由此使人们对考试的态度合理化，并不需要专门考虑考生在社会方面的障碍。考试使不合理性所特有的庇护所。事实上，有文化教养的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在适应一个要求混乱且不明确的制度方面受到了最好的(或者说最不坏的)准备，因为他们暗中持有满足这些要求的手段。比如，由于学校文化和有教养阶级的文化之间有一种亲缘关系，出身于这一阶级的大学生在口试这种个人的接触中，就可以表现出这些无法测量的优点。后者不需教师察觉，便能影响他们的评价。对社会出身的自觉的或明确的察觉越是产生令人气愤的后果，阶级的“小感觉”就越有潜伏的可能。

　　因此，无论使解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相互约束，还是组织更成功的学业以使出身于最不利于地位阶级的大学生克服他们的不利，真正合理性方面的每个进步都是公道方面的进步：下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首先受到传统的和能力神授论残余的危害，比别人更期望从教学中要求一切和得到一切，他们可能从赋予所有人构成文化特权现实的一整套社会“馈赠”的努力中首先得到益处。

　　如果人们同意，真正民主的教育，是以使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尽可能全面和完整的，掌握尽可能多的形成某一特定时刻学校文化的能力为无条件目的的教育，人们就会发现，这一教育既反对以培养和选择出身优越的精英为方向的传统教育，也反对面向按一定规格批量生产专家的技术统治论的教育。但是，以教育的真正民主化为目的还不够。如果缺乏合理的教学方法，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幼儿学校到大学，逐步的并始终如一的克服文化不平等的社会因素的影响，给每个人以同样的受教育机会的政治愿望即使具备了各种制度的和经济的条件，也只能以实现真正的不民主而告终。换言之，一种真正具有合理性的教学方法，即以文化不平等社会学为基础的方法，则可有助于减少在教育和文化面前的不平等。不过，只有具备了以真正民主的方式招收教师和学生的全部条件，首先建立起一种合理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才能真正付诸实施。

[社会学人物]布迪厄——《实践感》绪论

守望者 — Thu, 08 Sep 2005 03:41:00 GMT

在他看来,月亮和女人有什么特殊的相似之处呢?

　　她古老恒久,出现在地球世代交替之前,之后又继续存在;她是黑夜的主宰;她具有卫星的依存性;她的容貌永驻不变;她变化有恒,起落盈亏有时;她发出反射之光;她以不确定的回答应对不肯定的询问;她决定潮涨潮落;她令人生爱,让人伤心,给人以美,使人疯狂,诱人作恶和助人为虐;她神情安详,难以捉摸;她独来独往,凌驾一切,威风凛凛,熠熠生辉,令人敬而畏之;她预示着狂暴或憨厚;她的光芒、她的运行和她的出现,都让人心跳怦然;她的火山口、她的岩石海洋、她的沉默,都在发出警告;她显露时光彩夺目,隐没时令人向往。

　　——J·乔伊斯,《尤利西斯》

　　在社会科学领域,认识的进步意味着对认识条件的认识所取得的进步;因此,这一进步需要人们不懈地回到原先的研究对象(在此是《实践理论概要》的,其次是《区隔》的研究对象),这些对象实际上都是一些机会,借以能使与对象的主客观关系更加完全地客观化。之所以有必要回过头来重建这种关系的各个阶段,是因为这项工作首先作用于其实施人,而有些作者又试图将其归入正在形成的著作,即乔伊斯所说的work in progress,故它有可能抹去自身的踪迹。然而,在此我试图传递的主要内容不含任何个人成分,如果说让它脱离它来自其中、而且应该回到其中的实践,允许它作为非现时的和失效的东西存在,亦即作为理论“命题”或认识论话语存在,那它就有可能丧失其自身的意义和有效性。

　　展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作在法国知识界产生的社会效应,以及展示一种对智力活动的新的理解方式被整整一代人接受所借助的具体中介,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理解智力活动的新方式与让*·保罗·萨特所代表的“完全的”、断然转向政治的知识分子形象形成了完全辩证的对立。这一典型对比大概会有助于激励当今许多有志于社会科学的人的抱负——调和常常是彼此脱离的理论意图和实践意图,科学志向和道德或政治志向——,使他们以一种更为谦卑和更为负责的方式完成他们的研究任务,亦即一种远离纯科学和警示性预言的战斗职业。

　　在为独立而斗争的阿尔及利亚对阿尔及利亚社会进行科学分析,这正是为了力求理解和阐明这场斗争的原委和实际目标,而这些目标虽具必要的战略一致性,但从社会关系角度看,它们各有所求,乃至互不相容;因此,该分析显然不是要引导斗争的进程,而是为了使可能出现的方向偏离变得可以预见,因而使偏离不那么容易。正因为如此,我不会因为有些著述显得幼稚而加以否定;在我看来,这些著述虽在当时实现了所追求的实践意图和科学意图的调和,但多半应当归因于写作时所处的感情氛围;我更不会否定我在《阿尔及利亚的劳动与劳动者》和《背井离乡》这两部研究阿尔及利亚社会的经验性著作的结论中所作的预测,更确切说是提醒,即使这些研究(尤其是《背井离乡》)后来被用来为它们力图防范的某些可能的方向偏离辩解。

　　在种族主义问题无时无刻不被当作生死问题提出来的背景下,像《种族与历史》这样一部作品所表明的不是一种反进化论的知识立场。如果说这一点不言自明,那么要传达看到像分析一种有其自身法则和存在理由的语言那样分析美洲印第安人神话时产生的智力和感情震动就不那么容易了。在研究过程中读到这部或那部北非礼俗实例汇编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汇编充斥于有关北非研究的书架和著作目录,实难计数,但实例的收录乱无章法,势必显得毫无意义。在法兰西学院研究班讨论会上,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对这些初看上去没有意义的叙事序列进行了分析和重组,表现出极大的细致和耐心,堪称某种科学人道主义的典范。我之所以大胆使用“科学人道主义”这一说法,而不管它显得多么可笑,是因为它相当确切地表达了我着手研究卡比利亚仪式时所怀有的那种对科学的元科学热忱。卡比利亚仪式这个课题最初被我排除在外,因为今天有些人,特别是有些前殖民地的人,认为民族学是物种不变论本质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所关注的是仪式的某些实践方面,这些方面最适合于助长种族主义表现。事实上,在酝酿写作《阿尔及利亚社会学》一书时,我所能见到的几乎绝大多数部分或全部谈论仪式的著述,在我看来都难逃其责,至少从它们的客观意图和社会效应来看是如此,因为它们体现了一种招人非议的民族中心主义,后者仅根据一种含混的、完全适用于替殖民地秩序辩护的弗雷泽进化论,展示了一些注定被视为是无法证明的习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便改弦易辙,转向一些示范性著作。比如雅克·贝尔克的著作,其中《上阿特拉斯的社会结构》是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典范,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尤为珍贵;还有他的一些非常出色的文章,比如《北非的部落是什么?》和《马格里布社会学一百二十五年》,为我提供了许多出发点和极为宝贵的参照点;另有安德烈·努斯奇的著作,其中有关土地史的研究促使我在殖民地政治史,特别是在重要的土地法中寻找农村经济和社会——包括那些表面上受殖民化影响最不直接的地区——所经历之变化的根源;最后还有埃米尔·德尔芒让和夏尔*·安德烈·朱里安的著作,它们在一些不同的领域为我这个新手指出了方向。

　　最初,为了“正名”,我将仪式排除在合法研究对象之外,并对所有给仪式以一席之地的著作抱有怀疑。自1958年起,倘若不是这同一个意图驱使我尽力使仪式摆脱虚假的原始主义关切,挑战种族主义者的蔑视,我决不可能从事仪式传统的研究。这种蔑视通过它强加给受害者的自愧意识,阻止他们认识和承认固有的传统。的确,在科学领域,一个问题或一种方法的形成可以被视为高度合法,但不管此现象多半在无意中产生的合法和鼓动效应有多大,都无法让人完全忘记在灾难性的战争环境里进行的风俗习惯调查之不当乃至荒谬,因为最近我找出了几张照片,使我再次彻底明白这一点。照片拍的是一些盛放种子的石砌蛇饰瓮罐,是六十年代我在科洛地区作调查时拍摄的,虽没有用闪光灯,但质量不错,原因是接纳这些固定“家具”(因“石砌”之故)的房子的屋顶在居民被法国军队撵走时遭到了破坏。可见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认识论洞察力或专门的道德或政治警觉性,就能对如此明显“不当”的知识里比多(libido Sciendi)的深层决定因素作一番审问。这种不可避免的担忧得到某种程度的减轻,因为提供情况的当地人总是对这类审问感兴趣——只要该审问也成为他们的审问,亦即变成一种为重新获得“本来和其他”意义而作的努力。不管怎样,无疑是在纯民族志调查的“无动机”感驱使下,在阿尔及尔统计学院范围内,我与阿兰·达贝尔、让*·保罗·里韦、克洛德·塞贝尔以及一组阿尔及利亚学生一起作了两次调查。这两次调查后来成了《阿尔及利亚的劳动与劳动者》和《背井离乡》这两部分析殖民地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著作的依据;许多更具民族志特色的文章也是在这两次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在这些文章中,我对作为前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基础的对待时间的态度进行了分析。

　　在一个时期内围绕结构主义所作的哲学评论,忽视并遮蔽了可能是结构主义之主要创新的东西:将结构方法,说得更简单些,是将关系思维方式引入社会科学。该思维方式与实体论思维方式决裂,导致任何一个成分的特征将通过把该成分同其他成分结合为系统的各种关系来显示,是这类关系给出了该成分的意义和功能。困难而又不多见的事情,并不是拥有人称“个人见解”的东西,而是能多少有助于产生和使人接受某些非个人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能使各种各样的人产生一些以前难以想像的思想。关系(或结构)思维方式在数学和物理学领域得以立足是艰难和费时的,它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也遇到了种种特殊的障碍。如果人们对此有所了解,就不难估量把该思维方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到语言、神话、宗教、艺术这类“自然”象征系统是何等的成就。这主要意味着——如卡西尔所言——,人们实际上克服了由莱布尼茨和全部古典唯理论对理性真理和事实真理所作的区分,将历史事实当作一些可理解的关系系统来对待,而这一做法不仅体现在自黑格尔以来的话语里,而且体现在科学实践中。

　　的确,使神话或仪式免遭关系解释的东西,如同表面上的荒谬或无条理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神话或仪式往往为一些部分的和选择性的解读提供了表层意义,而这类解读也指望从某个特殊的新发现,而不是从所有同类成分的系统性关系中,得出每个成分的意义。比较神话学就是这样做的,它关注神话或仪式的词汇甚于句法,把辨读等同于逐字翻译,结果只能是竭力生产一种浩如烟海的大字典,把所有可能存在的传统的所有象征收罗其中,并把这些象征构建成能够自我定义的、独立于系统的实体,给人的具体形象是博尔赫斯梦寐以求的那种图书馆,这种图书馆收藏的是“所有可用各种语言表达的东西”。走捷径,从每个能指直达相应的所指,省去漫长的弯道,不经过在其内部对每个所指的关系意义(它与凭直觉领悟的“意义”毫不相干)作出规定的完整的所指系统,由此得到的结果必然是一种不确切的话语;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凭借荣格人类学直觉,依托一种受弗雷泽影响的、从诸神话体系和世界性宗教领域抽取去背景化主题的比较文化,那也只能触及最表面的意义(比如耕地和性行为对应)。

　　经这样分离的主题无法抵制启示诠释者对它们实施的不可避免的重新背景化。这些诠释者主张“精神归源”,恢复诸重要传统的共同起源,通过对去精神化知识的再精神化来获得深奥的宗教笃信和具有感化作用的科学,并在宗教史或古代文明民族学中寻找它们的依据。涂尔干和莫斯提出了要与神话学中使用的神话思维方式决裂,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另一个功绩就是提供了将这一决裂贯彻到底的手段,毅然把神话思维方式当作对象,而不是像本土神话学者一贯做的那样让其发挥作用,以神话学方式解决神话学问题。当被研究的神话成为社会斗争中处于危险的势力时,特别是在涉及世界性宗教的情况下,人们看到,这一科学的决裂必然导致与“爱好神话”的神话研究者的歧义性解读实行社会决裂;这类神话研究者通过一种有意或无意的两面手法,把比较神话学改变为一种对世界重要教义之不变值的寻找,试图兼得科学的明晰和宗教的笃信两种好处。且不说另有一些人从宗教体验中借用一些描述该体验的词语,玩弄学术话语所无法避免的两可性,以产生共感参与和超现实接近这样的表面现象,并在对原始奥秘的颂扬中找到非理性主义返源崇拜的借口。

　　这就是说,几乎没有必要再援用殖民地情境及其促成的行为倾向,就能对六十年代前后马格里布国家的民族学,特别是仪式传统领域的问题作出解释。今天,那些喜欢充当判官,且像人们说的那样乐于对殖民地时代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妄加褒贬的人,如果能努力理解受他们指责的人当中最清醒最怀善意者当初为何理解不了某些在最不清醒者,有时在最怀恶意者眼里变得明白无疑的事情,那就有可能完成一项更为有益的工作。在一个时代的难以设想的事物中,有的因缺少考虑和重视这类事物的道德或政治态度而难以思考,还有的因缺少提问方法、概念、方法、技术这类思考工具而无法思考(良好的意愿常常酿成糟糕的社会学研究,其原因就在于此)。

　　虽说如此,我们还是能看到一大堆相关的汇编。老实说,这些汇编技术质量不高,有着严重的缺陷,更何况它们的作者未曾受过专门的训练,既不讲究收录方法,又缺少能引导观察和提问的假设(尽管业余爱好者,至少是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如语言学家,常常提供一些照录不误的材料,这些材料甚至没有删去对一个“学术性”问题集固有的预设来说毫无价值的内容)。故此,有关农事历、婚俗或民间传说的汇编既不完善又不完整,其内容也多半是按照一模糊的弗雷泽进化论逻辑来解释的。不过,在这些汇编中,也能发现一些质量上乘的原始资料。我将要引用的有《柏柏尔资料卡片集》(尤其是R·P·达雷对《卡比尔方言》和热纳瓦关于住宅、织造和其他众多内容的出色研究,还有来米纳和路易·德·樊尚关于婚姻和新年开始时的杰出研究成果),如果没有这一卡片集,就不可能有大多数战后发表的著作,或者即使有这些著作也会是极为不同的别的样子;我还将引用语言学家们发表的柏柏尔语文本(特别是E·拉乌斯特和A·皮卡尔的研究),以及一些专题论文。专题论文中有:热尔梅娜·尚特雷奥自1941年以来发表于《非洲杂志》上的关于艾特伊谢姆地区织造业的重要研究,也正是这些研究使我最终对艾特伊谢姆地区和仪式产生了兴趣;苏莱曼尼·拉赫马尼关于阿乌卡斯角居民的论文,特别是他对打靶、五月,以及与母牛和牛奶相关的习俗研究;还有R·P德维尔代(他热情好客,为我提供了安全住所,使我的调查得以进行)专论瓦齐亚斯人壁画和魔法的文章。

　　除了这些民族志贡献,在致力于仪式研究之后,又出现了三种需专加说明的民族学解释企图。波莱特·加朗*·佩尔纳于1958年发表了有关“老妇期”的文章,此文通过对可变因素的统计和“杜梅齐尔式”分析以确定不变特征(过渡期、丑陋、残忍、旋风、悬岩、邪恶势力,等等),力求得出一种特殊的、在古代和在一个非常广阔的文化区域内得到证实的传统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形式的系统性比较研究是在可变地理因素范围内重建相关文化特征,所获得的解释非常接近将该特征重新置于它在其中起作用的文化系统时达及的解释。许许多多出版物论述了柏柏尔语地区居民中的农事年周期,确切说是耕种和收获的对立,其中让·塞尔维埃的两部著作,即1962年出版的《年的门》和1964年面世的《人与不可见事物》,有一个独到之处:它们依据非常丰富的民族志材料,力求证明日常生活里的各种行为与每个季节的象征相符,在农事仪式的象征和过渡仪式的象征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不过,这两部著作提出的解释有其局限性,这可能是因为该解释是在死亡和复活之轮转这一普遍象征中,而不是在按照相互关系理解的仪式程序和内容本身的逻辑中,寻找不同实践领域之间的对应原则。民间故事往往是一些在传统之基本主题上形成的相对自由的变体,它们不如仪式实践,或者按话语次序,不如谜语、谚语或成语那样直接纳入习性(habitus)深层图式;虽说如此,卡米耶·拉科斯特1970年出版的《卡比利亚民间故事》却汇集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材料,特别是有关女性世界的资料;该书的另一个优点是与比较研究的简便做法决裂,在历史话语中寻找该话语的关键。但是,仅仅注意到神话*·仪式语言决不可能在确定的语言之外被领悟,还不足以超越一种特定文化的基本特征词典,尽管这类词典不失为一种非常宝贵的贡献(《卡比利亚民间故事》的索引足可资证)。

　　人们非常清楚,神话符号因其感性外表和它们所能引起的心理共鸣而更富“理据”,也因此而引发各种形式的、试图直接获取诸文化特征之意义(相对于价值)的直觉主义,不管这些文化特征是被分别对待,还是被融入一个总体看法的感知统一体;而这是因为任何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工作都包含了熟而能知这样一个过程,而人们所说的直觉理解乃是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但人们不容易明白下列做法为何不在选择之列:展示可用直觉来把握的全部特征,或把散乱无序的内容不加限定地辑录下来,或对某个得到明确界定却又难以把握的、而只有将其重新纳入完整的系统关系网络才能真正予以解释的地区进行(表面上)无懈可击的分析。将素材集的内容当作一些能在孤立状态下或在子集范围内予以解释的主题来领会,那就是忘记了索绪尔“随意性和差异性是两个关联性质”这一名言;忘记了这些特征中的每一特征仅表示其他特征不表示的东西,且这个(部分地)未受限定的特征只有从它同所有其他特征的关系中,亦即作为差异系统中的差异,才能得到完整的规定。因此,举例来说,从十字路口这一特征中,具有直觉的民族学家一下子就能察知这是一个危险的场所,有鬼魂出没,且往往用石堆标示,就像是流洒过血的地方,是两个相反方向交错、混同、结合之点,这两个方向,一个是西,代表男性和干燥,另一个是东,象征女性和潮湿;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该直觉暗地里拿十字路口比作所有交叉的地方或行为,例如:织线接头和织机的危险装配、淬火用的水和铁的淬火、耕地和性行为。但事实上,这一特征与生殖,更确切地说是与男性生殖力的关系——为某些仪式所证实——只有通水泼在宰杀牲口的地方”(德维代尔,1951年,第3538页)。此类仪式很像结婚前夜举行的仪式:收生婆点燃两盏灯,将一个大盆置于两盏灯之间,让姑娘站在盆里给她沐浴,然后再用散沫花替她染身。此仪式在同时念诵的魔语中被说成能驱除tucherka,亦即厄运和一切形式的生育无能。(为方便阅读和编辑,在此采用了最常见、也是最经济的标注形式,而对相关原则的详述可参阅P·布迪厄和A·赛义德,《背井离乡》,巴黎,子夜出版社,1964年,第181185页。)P·迪昂,《自然科学及其对象和结构》,巴黎,M·里维埃出版社,1974年,第2版,第311页。过重建对该特征逐步加以规定的全部差异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例如与岔路口对比,据一位提供情况的当地人说,岔路口是“道路分离处”(anidha itsamfaraqen ibardhan),也就是一块空地(如同thigejdith,房屋接纳asalas即主梁的中央叉形柱),对比之下,十字路口便成了“道路汇合”处(anidha itsamyagaran ibardhan),也就是满;与房屋对比,也就是与女性的满(lamara)对比,或与田野或树林亦即与男性的空(lakhla)对比,十字路口便可确定为男性的满,等等。若要完整地解释哪怕是最不重要的仪式,使其完全摆脱一系列无理据的行为和象征,就必须像这样把该仪式所牵涉的每个行为和象征重新置于对它作出最直接限定的差异系统,并逐步确立它在整个神话*·仪式系统中的位置;与此同时,还必须将它置于能确立其特殊性的纵替换关系序列之中,该序列作为全部差异集(十字路口、黎明、淬火水,等等)的相交集,将限止其自身内容的任意性。这样,人们在描述任何结构研究的进展时,便可借用迪昂描述自然科学取得进展时说的话:“……示意图经不断修改,越来越具有广延性和统一性(……),而整体之分离集的每个细节则丧失其全部意义,不再表示任何东西”。

　　迪昂的话确实使人想起无数细小的修改,这些修改致使勾勒出系统之轮廓的最初略图成为临时性的最终图表,后者将多得多的事实纳入一个紧密得多的关系网络。由于无法像研究日志那样展示相继取得的所有小小的进展、许许多多必然为外行所忽视的新发现,以及无数次结构调整——每次都导致重新确定已纳入模型的诸事实的含义,故我只限于转述相关的摘要之一,该摘要是1959年提交布格·瓦尔滕斯泰因地中海地区民族学研讨会的,经略加修改,或许还可用作最终分析的“概述”,除非此种分析的基本特点就是它无法被概述:“秋、冬与春、夏对立,如同湿与干、低与高、冷与热、左与右、西与东、北与南、夜与昼对立。时间接续的组织原则也决定了男女分工、雨季流质食物与旱季干质食物之分、社会生活即节日、仪式、娱乐、劳作等的交替,以及空间的组织形式。这同一原则奠定了集团的某些结构特征,如‘联盟’(suff)之间的对立,也决定了房屋空间的内部安排、价值体系[攸关名誉之事(nif)和名誉(hurma)]的基本对立。因此,雨季同生殖和种子发芽联系在一起,旱季与被耕作的自然之死亡相联系,而与这两个季节的对立相对应的,则是与性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耕地、纺织和与死亡相关联的收获之间的对立。所有这些对立均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生与死对立,水与火对立,彼此需要和解的各种自然力量和应该谨慎使用的耕作技术对立”。

　　这一暂时的建构描绘出第一幅有待补充和复杂化的对立关系网络图。为了超越此结构,1962年,我在穿孔卡片(约1500张)上转录下我所能调查核对的全部公开发表的资料以及我本人收集的新资料。这些新资料或是我对农事历、婚嫁、纺织等已被详尽研究的领域进行更为系统的观察和探索的产物,或者是我按照一种不同的提问方式(也就是说——恐怕无须说明——根据一种不同的理论文化)引出的一些完整的实践领域;对于这些领域,以往的著作家对一些事情几乎没有系统的了解(尽管人们总能在这里或那里找到一些相关注释),比如:时间的结构和方向(年、日、人生的再分);空间,特别是屋内空间的结构和方向;儿童游戏和身体动作、幼童仪式和身体各部、价值(nif、hurma)和男女分工、颜色和对梦的传统解释,等等。除了上述新资料,还必须加上最后研究阶段对提供情况的当地人和一些文本提出疑问时发现的新情况,这些疑问不是指向“象征”,而是系统地针对一些象征性习惯行为,比如:进与出、满与空、关与开、系与解,等等。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新发现的行为都很重要,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新颖”(只要生成习性在某处起作用,人们永远不会停止“发现”新的材料),而是由于它们作为“中间项”(维特根斯坦用语)而具有策略上的作用,使我们得以建立一些关联:例如我想到了犁铧和雷击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不但展示了这两个词语的民间来源,而且揭示了犁铧是雷击的委婉说法这一事实,或者揭示了一种信仰,即雷击在田里留下的痕迹与犁铧留下的一样,或者告诉我们一个传说:哪家人被派往“第一块耕好的地”,这家人家的老人就会看到雷电落在他家的一块土地里,从这块地里能挖出一块金属,可拿来“嫁接”到他的犁铧上;我也想到了动词qabel(面对、正视、朝东,等等)所标记的等级标准和时空方位之间的联系;我还想到了通过织机和织机在房舍空间里的不同位置所具有的属性,把空间方位、男女分工和等级标准结合在一起的联系;最后我想到了叔伯和母舅之间的对立在正式亲属关系系统和神话*·仪式系统之间建立起来的全部联系。

　　建立一个卡片库,便于进行各种可能的交叉分类,有助于替每一种行为或每一个基本象征勾画出对其作出规定的对立和对等关系网络,所付的代价不过是设立一种可供手工查找诸共现和互斥现象的简单编码。与此同时,我设法解决了把全部观察到的细节纳入系统关系网络所产生的实际矛盾,办法是只限于分析住宅的内部空间,因为房宅作为宇宙的缩影,构成了一个既完整又有限的对象。事实上,为了向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表示敬意,我在1963年写的,发表在让·布荣和皮埃尔·马朗达所编文集里的文章,大概是我的最后一项还算成功的结构主义研究。的确,我开始觉得,若要在不带任何组织意图的情况下,对分析所揭示的近乎神奇的、故也有些难以置信的必然性作出解释,就必须从身体化行为倾向,甚至从身体图解方面去寻找能以既无意识又系统的方式引导习惯行为的赋序原则(即如经院哲学所说的Principium importans ordinem ad actum),因为我感到惊奇的是,从住宅的内部空间过渡到外部空间的转换原则可以归结为诸如向后转这样的身体动作,而我们知道这类身体动作在某些仪式中所起的作用,这些仪式需要不断地前后上下翻转一些物件、动物、衣服,或者是转向这个或那个方向,左转或右转,等等。

　　但是,为获得应用结构方法的最终结果而作的努力本身不断暴露出含混和矛盾之处,这使我产生了疑问,但疑问不是针对方法本身,而是针对该方法被彻底应用于一些实践活动这件事所隐含的人类学观点。为了确定经分析得出的各种对立和对等关系,我为不同的实践领域——农事仪式、烹饪、妇女活动、生命周期诸阶段、一天的各个时辰,等等——制定了一些图表;这些图表实际上利用了示意图的特点,即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能帮助我们理解,也就是说使我们‘看到各种关联’”,赋予诸对等或对立关系以一种看得见的形式,重建时间的线性连续次序。示意图“对叙述事实的材料进行分类”,这一做法仅就其本身而言确是一种构建行为,但也是一个解释行为,因为它揭示了整个关系系统,取消了人们凭直觉摆布孤立状态下的关系时享有的那种便利,迫使其在实践中把每一个对立同所有的其他对立联系在一起。

　　正是示意图的这一属性,导致我发现了示意图力求展现的实践活动内在逻辑之局限性,即由示意图的同步效应所揭示的各种矛盾。因为我把有关“农事历”的全部可用信息纳入同一个循环图,但当我努力同时确定较大数量的基本对立(不管是什么对立)时,我就遇上了种种矛盾。在我将不同实践领域的相应示意图叠合时,类似的困难就层出不穷:每当我确立某组对等关系时,另一组得到确证的对等关系就变得不可能,而且依此类推。我曾与阿卜杜勒*·马利克·赛义德(我与他一起就婚俗的不同变体作了一项导致同样结果的类似研究,而且他为我的仪式分析提供了巨大帮助)共同尝试解决这些矛盾,而不只是把它们记录下来了事。我们从这些矛盾中发现了从来只是大致上严密的实践逻辑所固有的局限性。我之所以要提到我与赛义德一起工作的这段时光,主要是为了表明,要避开受到公认的结构主义文本支持的、促使我探求系统的充分严密性的社会要求是多么困难。且不说理解实践逻辑的愿望本身就意味着要真正改变所有业已获得的行为倾向,尤其意味着要牺牲通常与思考、逻辑和理论这类被用来抵制“普通”思维方式的“高尚”活动相关的一切,困难之大,可见一斑,何况解释所能提出的用来证明其自身真实性的东西,仅仅是它以完全连贯的方式对全部事实作出阐释的能力。我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好不容易才接受并在分析中真正考虑整整一组象征或实践活动(火炭、长柄大汤勺、某些仪式使用的玩偶,等等)的客观两可性(从分类系统的观点看),把这些象征或实践活动划为不可归类者,而把无法对一切都分类这一事实归于分类系统的逻辑本身。

　　我也迟迟才弄明白,若要领悟实践逻辑,就只有借助一些构建行为,但必须先思考一下诸客观化工具的性质,或者不如说是这些工具的效果,否则,构成行为会破坏实践逻辑。这类客观化工具是系谱、示意图、一览表、平面图、地图,此外,受杰克·古迪最新研究的启发,我又增加了简单的文字标注。也许是因为对客观化工具的思考从不虑及纯粹的和纯理论的认识论阐释,故我从未想到仿效现今流行的做法,在对客观化之社会和技术条件以及在这类条件下所获结果的有效性界限的定义进行批判分析后,对任何客观化,并进而对科学本身进行“彻底”批判。因为社会科学必然以客观化阶段为前提,否则它只能是各种心态的投射,且结构主义客观论需要超越,而使这种超越成为可能的仍然是它取得的成果。

　　这样的话虽然说过,但要理解并且让人理解下列事实并不那么容易。这一事实是:示意图及其让人一眼就看到的全部对立、对等和类比,作为模型,即作为一种并不以该模型为原理的实践的模型,只有被当作它现在的样子,亦即当作一些以最严密、最经济的方式对尽可能多的被观察的事实作出解释的逻辑模型时才有价值;而且一旦把这些模型当作实践活动的真正的原理,也就是说高估了实践活动逻辑,而放过了产生其真正原理的东西,那么这些模型就会变得虚假和危险。对一种实践的科学分析所遇到的一个实践矛盾,在于这样一个带有悖论色彩的事实:最严密、也是最经济的模型,即以最简单而又最系统的方式对全部观察到的事实作出解释的模型,与任何其他构建行为相比,虽能更好地解释实践活动,但它不是实践活动的原理;或者——实为一码事——实践并不意味着,或者说排斥对实践逻辑的掌握。

　　借助例子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农事周期和织造周期对应,其原理已由巴塞特作了陈述,该对应也是常被人们注意到的织造周期和人的生命周期之间的对应;当然,这有个条件,即必须了解这三个周期有一个最起码的共同点,无论是提供情况的当地人,还是无意中表达了神话*·仪式系统之实践理解逻辑的翻译,都根据相关的情境逻辑,七拼八凑提到了这三个周期的“相符点”。这就是说,在特定情况下,完整的模型可以概述如下:织机之于织物——产生于诸对立物接合这一危险操作,将通过强行切割来摆脱织机——,就是农田(或土地)之于小麦,也如同妇女(或妇女肚腹)之于孩子。这一构建或许能被其使用者接受,能用来解释几乎全部直接相关的(或按此模型进行观察或提问所获得的)事实,更确切地说是(在理论上)重新生成这类事实,而不必求助于无休止的叙述。但这样的模型不是行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原理:作为生成公式,它用于再生产被视作实施结果(opus operatum)的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故它不是实践活动的生成原则,即实施方法(modus operandi)。如果不是如此,如果实践活动的原则是人们为了解释实践活动而构建的生成公式,亦即一组独立而又严密的公设,那么按照一些完全能意识到的生成规则产生的实践活动,就会丧失其固有的全部定义特征,即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两个特征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实践活动的原则不是一些能意识到的、不变的规则,而是一些实践图式,这些图式是自身模糊的、并常因情境逻辑及其规定的几乎总是不够全面的视点而异,等等。因此,实践逻辑的步骤很少是完全严密的,也很少是完全不严密的。要说明这一点,就必须冒着让人生厌的风险,把收集到的事实杂然列出,甚至不加最起码的结构,即不考虑时间上的先后(如果涉及实践中诸周期之间的对应,特别是与农事周期的对应):开始织布的女人必须忌食干性食物,而在织机安装之夜,全家要吃古斯古斯和炸糕;织机在入秋后安装,主要工作于冬季完成;织物装饰术受之于齐塔姆·塔希特斯特,后者曾在肥料堆里找到一块绝妙的织物残片;织物的三角形装饰图案,无论是空心还是实心,底部相连就代表星星(大的表示月亮);如果角尖相连,就叫thanslith,顾名思义,象征“花样之源”;年轻姑娘不得从织物上跨过;织线交错处称erruh,意为“心灵”;求雨时,将梳栉放在门槛上,并洒之以水,等等。

　　尤其需要说明,在一种使许多事物处于不确定状态的相容性和不相容性意识的引导下,在由最明显的不相容性(当然也由技术约束)规定的界限内,仪式实践为何能以极不相同的方式感知同一个物体,或者以同一种方式感知不同的物体,比如:在实践中,有时把织机当作一个出生、长大和死亡的人,有时则视之为一块被播种的、随后被收获一空的土地,或者视之为一个妇女,把织布等同于分娩,或者按它的另一种社会用途,当作一位受到欢迎的宾客——同织机一样背靠向光的墙——,或看作一个神圣的庇护所或“正直”和“尊严”的象征。总而言之,被观察的实践活动之于特意按照分析者制订的解释原则调整(假定这在实践中真有可能或合乎意愿;其实,完全合乎逻辑在实践中并不一定有利可图)的实践活动,如同经年老屋与公寓之间的关系:老屋都有一些附属建筑,还有长年累月积存下来的各种物品,这些物品有些不协调,但基本上是协调的;而公寓则是按照室内装饰家一下子从外部强加的装饰构图通盘布置的。凡是蕴涵一种近乎自然的逻辑的文化现实,均具有不带明显意图的严密性和不含直接可见的统一原则的统一性(不正是这一点产生了马克思所说的“希腊艺术的永恒魅力”·),而这样的严密性和统一性是千年来应用同一些感知和行为图式的产物,此类图式从来就不是明晰的原则,它们只能产生这样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没有意识的,故必然是不完全的,但它有点神奇,故近似于艺术作品的必然性。许多象征和仪式行为都具有两可性,它们虽在实践中相容,但因各种矛盾而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互相对立,而且不可能将它们全部纳入同一个由少量原则简单推断而来的系统。凡此种种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行为人按照实践中农事周期的某个阶段和织造周期的某个阶段(例如安装织机和开始耕地)总体对等的理解,在不需要明确建立对等关系的情况下将同样的感知和行为图式应用于两种场合,或者将同样的仪式化程序从一种场合转移到另一场合(例如挽歌,男子在收获时唱之,妇女剪割织物时也可吟唱)。此实践感,思考之下,较之赋予同一个人亦即同一种判断力在不同实践领域所作选择以统一风格的意识,或较之将一个评价图式,比如fade(无味;平淡)和savoureux(美味;有趣)、plat(平淡;味淡)和relevé(高雅;味浓)、insipide(清淡;乏味)和piquant(辛辣;有趣)、doucetre(发甜;温柔)和salé(偏咸;放肆)之间的对立,应用于菜肴、颜色、人(尤指其眼睛、脸部轮廓、容貌)、言谈、玩笑、风格、剧本、画作的意识,并没有什么更神秘或更不神秘之处。实践感造成的事实既受多种条件的决定,又未被完全决定,即使人们理解了它们的原则,也很难完全地把握它们,当然,人们可以对它们进行一种抒情的解述,不过这种解述无异于用日常话语解释艺术作品,既不充分,又无结果。比如,我想到了对同一些思维图式的近似应用之叠合所揭示的异同:例如织机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它有自己的高和低、东和西、天和地、田地和庄稼、耕地和收获,它有自己的十字路口——诸对立原则的危险交错——,其部分属性和用途(比如用于宣誓)当归因于它在住宅空间内的位置,后者取决于织机的内在构造,而住宅本身则同样被纳入同整个世界的关系,即微观世界同宏观世界的关系。若要真正掌握该逻辑,就只有完全受其掌握,掌握该逻辑直至完全受其掌握,亦即完全不掌握该逻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习只能是对感知、评价和行动图式的使用,这些图式是任何思维和任何合理实践的条件,而按照这同一些图式产生的行为和话语又使这些图式不断巩固,从而使它们被排除在思维对象域之外。

　　我反复进行刻意的民族中心论比较时不断提到,如果不是结构主义就与对象的关系所下的定义使我感到不安,我恐怕不会对民族学的基本行为进行批判性回顾。结构主义肯定了观察者的认知特权,该肯定之大胆,令我无法理解。直觉主义虚假地否认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距离,故我反对直觉主义,站在注重理解实践活动逻辑的客观论一边,不惜与原初经验实行彻底的决裂;虽说如此,我一直认为也应该去理解由对经验原则的掌握所产生的这种无经验“理解”形式的特殊逻辑;我还认为不应该依靠虚假的原始主义参与,像施魔法似的消除距离,而应该使这一客观化的距离和造成该距离的诸如观察者的外在性及其拥有的客观化技术等社会条件客观化。也许因为我对山区农民的看法不及其他人抽象,所以,相比之下,我也更能意识到,该距离无法克服,不可抹去,否则就是玩弄两面手法(double jeu),或者说具有双重自我(double je)——如果可以玩弄一下文字游戏的话。因为理论,按其词源意义,乃是演出,它只能从舞台外的视点来欣赏,距离或许不在人们通常要去寻找它的地方,亦即诸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而是在两种与世界的关系即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之间的差别当中;它在现实事物中就是这样与一种社会距离联系在一起,对于该社会距离,我们应该承认它的存在,并认识其真正的根源,也就是与必然性的差距,否则就有可能将社会条件差别产生的结果(以阶级差异的形式见于民族学家的本土经验)归因于“文化”差别或“心理状态”差别。有的人没有把世界置于一定的距离这种自由,而对这类人的实际生存方式的熟悉(不可能从书本中了解到),可能会同时产生一种更为敏锐的距离意识和一种真正的接近,亦即一种超越文化差异的连带关系。

　　这就是说,我不得不严格地反复究问我与对象的一般关系和特殊关系。借助一系列越来越趋于变成实验的“验证”,我力求使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一般关系客观化;此客观化工作可能是我的全部研究的主要成果,但该成果并非客观化工作本身,即作为对一种实践理论的理论论证,而是作为与对象的正确关系的定义原则。借助该客观化工作,我们对与对象的关系的定义将更加严密,更少受个人倾向的任意摆布,而与对象的正确关系是社会科学固有科学实践的最具决定性的条件之一。

　　在我看来,与对象的关系客观化工作的科学效果,在我的婚俗研究中尤为明显。我与A·赛义德合作,根据相继在卡比利亚的许多村子、科洛地区、谢利夫山谷和瓦塞尼斯山区确立的系谱,以可能的婚姻形式为限,计算被民族学传统视为婚姻形式“规范”的与堂姐妹成婚的比率。但我们发现,算出的比率毫无意义,因为该比率取决于社会单位的广延性,而计算所依据的社会单位远不能得到完全客观的规定,成了社会现实中的策略方面的一个赌注。之后,我不得不放弃只带来负面影响的研究,把全部力量移至结婚仪式分析上,结果发现,仪式过程中观察到的差异根本不能简化为有助于结构解释的简单变型,它们与夫妻双方在系谱、经济和社会关系中的差异相一致,因而也就与由仪式认可的婚姻之社会意义及功能的差异一致:为此只要观察一下不同部落的大家族联姻时举行的盛大仪式,在与堂姐妹结婚情况下则被压缩到最简单的形式,就能发现有什么样的婚姻,就有什么样的仪式;该仪式并不源自于符号学游戏的简单变型,而是某种策略的一个方面,而该策略的含义来自各种可能的策略所组成的空间。该策略不是遵守一个被明确设定或服从的规范所致,或者说不是由一个不能意识到的“模型”调控的结果,而是对所涉集体的相对地位所作评价的结果,因此,若要对仪式差异作出解释,除了要考虑配偶之间纯粹的系谱关系(其本身也受策略支配),显然还必须考虑其他一系列情况,这些情况涉及联姻家庭,例如它们在集体中的相对地位、它们之间的交易史和联姻时这类交易的结算情况,另外还涉及夫妻双方(他们的年龄、婚史、相貌,等等)、导致联姻的协商过程及其达成的交易,等等。

　　“只要观察一下……就能发现……”,这种修辞学上的省略表达几乎使人忘记,这种为神奇的智力行为所必需的连贯,决非科学实践的形式。当然,方法论课本和学术认识论上讲的又当别论。如何才能既不夸张又无须以事后重建的方式谈及自己长期从事的工作,而这项工作又逐步改变了对行为和社会世界的全部看法,从而有可能“观察”用以前的看法完全看不出来的全新的事实·例如:结婚仪式不只是被理解为一组象征行为,其意义来自于它们在一个差异系统(结婚仪式也是一个差异系统)中的差异,而且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策略,其定义取决于它在一个旨在获取最大物质和象征利益的策略系统中的位置;或者,“优先”婚姻不再被认为是遵守规范或符合一个无意识模型的产物,而是一种再生产策略,其含义来自一个由习性生成的、趋于实现相同社会功能的策略系统;再如,注重名誉的行为不再被理解为遵循某些准则或服从某些价值标准(该行为本身也因而成为一种价值标准),而是有意无意追求象征资本积累的产物。

　　从我不得不放弃卡比利亚婚俗问题研究到七十年代前后继续这一研究,其间——我想决非偶然——我对1960年所作的一次调查进行了修正,而那次调查是在法国贝亚恩地区一个村子里进行的。当时,我有意把调查设想为我在熟悉一个陌生世界方面取得的民族学经验的反证。在真实场合下说的一句简单的话(“自从某某人家出了一个综合工科学校学生,某某一家就发现自己是他们的亲戚”)引起了我的警觉,并使我发现,从所有的社会和所有的亲属关系理论的做法看,亲属之间的实际关系仿佛可由系谱模型规定的亲属关系推断而出,而这实际是在竭力压制一个事实:村里的人或多或少有“亲戚”关系,在系谱上处于相同的位置,就看从这一关系中获取的“利益”是多是少,有关亲戚所带来的“好处”是多是少。亲戚之间的关系也是利害关系,而且,受到社会推崇的兄弟关系,在卡比利亚情况下,掩盖了利益的结构冲突,或者在贝亚恩地区,则被用来掩饰经济剥削并为之辩护,根据所有人的证词,弟弟往往是哥哥的“无薪仆人”,且常常独身不娶;家庭单位,这个夺取由它独占的经济和象征资本(土地、姓氏,等等)的竞争场所,在为占有该资本而展开的斗争中分裂,而在这场斗争中,各人的力量取决于各人因其不可分割的系谱和经济地位而拥有的经济和象征资本,还取决于各人在符合正式亲属关系法则的情况下赢得集体支持的程度;按结构主义传统解释的婚姻交换不过是两性和代间交换经济的一个阶段,这种经济始终遵循成本和利润逻辑,即便是由于违反正式的规则而必须支付的成本和因为遵守规则而得到的利润;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在民族学家通常知道的、其效用被大大降低的社会关系中(假定有这种可能,因为到处都有人们不愿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说或做的事情),而是在调查所涉及的关系即某种亲属关系中发现的,这意味着与对象和自身的全部关系要有一个真正的转变,也意味着在实践中与幼稚的人道主义决裂,而此种人道主义也许只是一种对自我宽容的宽容,它与正名的愿望——这在那些充满轻蔑的年代里是可以理解的——结合在一起,致使我有时使用一种近乎于评述高乃依笔下的英雄人物的语言,来谈论卡比尔人的名誉观。(应该说,在这一关键问题上,韦伯的著作对我帮助很大。韦伯远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用一种唯灵论历史观来反对马克思,而是把唯物论思维方式应用于实际上被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弃让给唯灵论的领域,他的著作有助于我理解这种广义唯物论:这只在有些人看来是一种悖论,这些人把韦伯的思想想像得过于简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韦伯著作的译本寥寥无几,法国和美国对其著作的最早解释又失之偏颇,而“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责难又过于简略。)

　　民族学家在其本人和研究对象之间保持距离——该距离由于民族学和社会学分离而制度化——,也能使民族学家及其借以真正理解其对象之逻辑的一切置身局外。这一分裂阻碍社会科学家将其对实践逻辑的实践理解纳入其科学实践,这方面的最好例子莫过于沃洛希诺夫所说的语文学主义,亦即一种研究语词和文本的倾向,按照这种倾向,词语和文本似乎除了让学者辨释之外别无其他存在理由:最具悖论色彩的是有些与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竟会不惜任何代价确定象征、词语、文本或事件的一个真实的意义,而这些象征、词语、文本或事件在客观上是两可的、受多种因素决定的或不确定的,它们之所以幸存下来和受到关注,往往是因为它们一直是某种斗争的赌注,而这种斗争的目的恰恰是要确定惟一的“真”义。这种情况见于所有被赋予一种集体权威的神圣文本,就像无文字社会里的格言、警句或箴言诗,故它们的职能如同一种支配社会世界的公认权力之工具,而人们可通过解释来占有此工具,从而占有该权力。

　　“把只叙事实的材料集中起来”,使人“看到关联性”,这种办法是否足以解释实践活动·解释者的话语把实践活动变成符号学书写游戏,而心照不宣地把实践活动简化为这类游戏,这不就是换一种方式弃实践活动于荒谬境地?一个民族学家,若能在其理论中引入他与学科奠基人的关系或者他在学术生活中迎合社交礼仪的本领所体现的“理解”,即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正确使用能力”,或许就能对仪式或亲属关系作出更合情理的解释,而我这样说并非要挑起论战。在对某个仪式的分析中,为了真正摆脱观察者的集团中心主义,又不再重复回归宗法起源这类虚假的直觉参与或对遗风古俗的新弗雷泽崇拜,就必须理解且实际上也只须理解实践理解,后者使我们在面对一种其原因为我们所不知的仪式时至少能知道这是一种仪式,而正是这一点把实践理解同只有处在实践之外才能提出的解释区分开来。换言之,必须把对我们的全部——不只是教堂或墓地的——仪式行为和话语的实践理解理论重新纳入仪式理论。我们的全部仪式行为和话语的特点恰恰在于任何人都不会无所顾忌地认为它们是荒谬,随意的或无理据的,尽管它们的存在理由仅仅是它们存在着,或是社会承认它们应该存在。仪式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在自身的实现中得以实现;它们是人们因为“应该做”或“需要做”而做的行为,但有时也是人们因为非做不可而做的行为,就像葬礼上的虔敬行为,并不需要知道为何而做和为谁而做,也不需要知道它们有何意义。这正是旨在重建其意义和重新把握其逻辑的解释工作使人忽视的地方:严格地说,仪式可以既无意义又不具功能,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它们之存在本身所包含的功能,以及被客观地纳入人们(别无他事要做时)“为了说或做某事”而说或做的言语行为逻辑的意义,确切说是被客观地纳入产生这些言行的生成结构的意义,或者在极端情况下,是被客观地纳入这些言行实现时所处定向空间的意义。

　　只有理解到仪式本质上是一种既可感知又无感觉意向的行为,理解到科学的意向本质上是发现感觉的计划,人们才能正确谈论仪式;同样,若要真正阐明亲属和亲属关系的社会用途,就只有使对象性关系对象化并发现该关系所掩盖的东西:行为人(以及一旦不再是观察者的观察者)与其亲属或亲属关系,保持的关系并非在观察中确立的、表明人们对实际利用亲属或亲属关系毫无企求的关系。简言之,只需在科学研究及其力求产生的实践活动理论中,引入一种能阐明何为土著的理论(仅靠理论经验不可能发现该理论),也就是说必须把该理论引入“习得的无知”,也就是直接的但自身又是盲目的理解这样的关系,而正是这种关系将对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作出定义。(不用说,这一方法截然不同于下列方法,即把历史或社会学理解建立在像狄尔泰所说的“心理参与”或“心理再现”之上,或者建立在像胡塞尔说的“意向改变”或“向他人的意向转移”之上,而这一切都是“替代式”理解自发论之故作深奥的翻版。)

　　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始”和“开化”这一对立的表象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人们不知道在此场合还是在其他场合,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是知与做、解释与使用、象征掌握与实践掌握、逻辑的即由全部积累起来的客观化工具支持的逻辑与实践的普遍性前逻辑的逻辑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特殊情况。此差异是智力活动和智力条件的一部分,其真谛或许是智力话语最无法表达的。因为这里涉及的,是从事客观化工作的人愿意深入其客观化工作的程度。与对象的客观主义关系是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是拒绝把自己当作对象和被纳入对象的一种方法。举例来说,如果当初我仅限于调动社会压抑者的回忆直到我回想起,如同卡比尔人在qabel这个词中缩合了“面对”、“朝东”“面向将来”以及他们的整个价值体系,贝亚恩的老农用capbat(直译:头朝下)表示“朝下”、“下去”,但也用它表示“北上”,而用capsus或catsus表示“朝上”、“上去”,但也用它表示“南下”(还用capaban即“头朝前”表示“东”,用caparre即“头朝后”表示“西”);而且,像capbacha或capbach即“低头”这些词,还与羞愧、屈辱、不名誉或耻辱这类概念联系在一起;甚至仅限于发现我之最合法的文化的最合法的保证人有时也不敌这一被称作前逻辑的逻辑,且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章中把正派人与右边、与向上运动、与天空、与前方联系在一起,而把坏人与左边、与下落、与大地和后方联系在一起,或者还发现孟德斯鸠气候环境说的依据是一些神话对立,其根源不过是我们对“冷血”与“热血”的对立及其衍生的“北方”与“南方”的对立所作的全部解释,也就是说,如果当初我的客观化努力仅限于此,我是否还能逼近目标,即今天我所认为的仪式体验的意义和该体验产生的生成图式的作用,这我无法肯定。必须探究更直接的、更经常的用途,同时对趣味偏好这个生成及分类图式体系进行分析。这类图式(见于一些成双的对立形容词,如“独特”与“普通”、“明亮”与“暗淡”、“重”与“轻”,等等)在那些彼此差异殊大的实践领域起作用,产生了一些终极的、毋庸争论的和不言而喻的价值标准,且所有的社会仪式,尤其是艺术品崇拜,又使这些价值标准得到显扬。

　　但是,如果我不是意外地接触到这个就存在于熟悉的世界里的“原始”逻辑,我恐怕不可能消除阻止我确认实践逻辑中最具前逻辑特征的思维形式的最后障碍。1975年,一些受到某民意测验机构调查的法国人对他们的政治家作了评价,我从他们的评价中看到了该“原始”逻辑。作为土生土长的法国人,我充分掌握了倾向于把冷杉、黑色或乌鸦的属性赋予乔治·马歇,而把橡树、白色或铃兰的属性赋予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图式体系,所以我具有在缓慢熟悉一个既不完全合乎逻辑又不完全不合乎逻辑、既不完全受到控制又不完全是无意识的象征体系这一方面的本土经验,同时能从学术上认识从所赋予的全部属性中得出的、就本土经验而言令人感到意外的逻辑,而且能近乎实验地观察到对偶式思维的运作方法,即不具有确定的区分或同化原则,而只是使事物对置或类聚,但从不明确这种对立或相似体现在哪一方面。惯常的思维,在它的许多活动中,如同所有被称作“前逻辑”即实践的思维,受“对立意识”的引导,通过各种对立来展开,而对立则是对事物特征作出规定的基本形式,例如它引导思维赋予同一个项以一些对立项,这同一个项与其他项的实践关系有多少种,这些对立项就有多少。发现这一思维活动,就是具体地看到,科学对象在一种“心理状态”的基本相异性中物质化,不可避免地需要附着于一个非经客观化的主体。而要消除距离,关键并不是像人们通常做的那样,虚拟地使一个外地人接近想像中的本地人,而是通过客观化来远离任何外来观察者身上的本地人,由此使本地人接近外来人。

　　这最后一个例子,如同所有其他的例子,并不是在显示和强调社会学的(非常实在的)特殊困难或社会学家的特殊功劳,而是力图让人们感觉到,确切说是让人们从实践上,即从一种意味着实践的理解出发,明白任何一项真正的社会学研究都是社会分析,并力求促使该研究的成果反过来成为社会分析的工具。这不仅仅是使关于社会世界的话语——首先是追求科学性的话语——据以生成的社会地位分析,成为对科学和政治话语,特别是对“科学”合法性的政治用途进行科学和政治批判的最有效武器之一。与拒绝科学客观化而只能构建一个想像或幻觉人物的人格主义否定相反,社会学分析,尤其当它属于旨在探索分类形式的真正的民族学传统时,使我们有可能真正地重新占有自我,其途径是对烦扰所谓主观性处所的客观性进行对象化。此类主观性处所,例如思维、感知、评价等社会范畴,是任何客观世界表象的未予思考的起源。社会学力求在内在性中发现外在性,在对非凡的幻想中发现平凡,在对独特的追求中发现普遍,其目的不只是揭露自恋唯我主义的种种骗术;它提供了或许惟一有助于——哪怕只是通过对诸决定因素的领悟——构建某种类似于主体的东西,尽管这一构建更受世界力量的支配。

[社会学人物]布迪厄

守望者 — Thu, 08 Sep 2005 02:59:00 GMT

I ·内驱力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出生并成长于法国西南部贝恩亚(Pyrénées)一个偏远的山区小村里，50年代初他来到巴黎,求学于享有盛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那时正值哲学是一个王牌学科并且是大凡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从事的职业。他很快厌烦了以萨特的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主体哲学”——一种支配性的学说——继而被现象学家加斯通·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乔治·康吉翰姆(George Canguilhem)和尤利斯·维勒敏(Jules Vuillemin)的著作有关的“概念哲学”所吸引，并沉迷于埃德蒙德·胡塞尔和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毕业后不久，他放弃了将哲学、医学和生物学结合在一起研究情感生活的独特计划，正如其他杰出人物(normaliens)象涂尔干和福柯在他之前所做的一样，他转向了社会科学。

　　这一转向是由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所促成。从个人层面看，布迪厄直接经历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可怕现实(他被送到军队服军役)，这促使他转向人类学和社会学，以弄懂由于帝国资本主义和当地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造成的社会灾难的来龙去脉。他在早期的著作，《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的工人和工作》，《无家可归者：阿尔及利亚传统农业的危机》(Bourdieu 1958/1962, Bourdieu et al· 1963, Bourdieu and Sayad 1964)中，解析了当地社会文化和机构，并且将在有偿劳动、城市化和法国军队的所谓绥靖政策的压制下，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剧烈社会动荡写成编年史，试图启发和帮助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充满痛苦的诞生。这些青年时代的作品自此打上布迪厄写作风格的烙印：它们是行动主义科学(activist science)的产物，虽然免于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但是与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同调，而且回应了所面临的道德困境。

　　从知识层面看，存在主义哲学的禅让以及法国社会科学经过半世纪的衰落后相应的再生为布迪厄突破哲学创造了可能性。在“结构主义”的宽泛的旗号下，涂尔干关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科学计划经过乔治·杜梅泽的比较神话学，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得到复兴和现代化。通过从事刚刚复兴起来的经验学科，实现知识分子高尚的抱负，以及在共产主义政党之外表达激进的政治冲动成为可能。由此布迪厄着手在他的祖国重建社会学的科学的和公民的合法性，而自从涂尔干去世后社会学在法国一直是低级的科学。

　　60年代早期，布迪厄从阿尔及利亚回到巴黎，他被任命为高等社会科学学校的研究所主任以及新成立的欧洲社会学中心主任。他在那里继续从事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仪式、亲属关系和社会变迁的人类学工作(记录在《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和《1960年的阿尔及利亚》Algeria 1960中,布迪厄：1972/1977和1977)，并且开始学校教育、艺术、知识分子和政治的社会学研究。这些领域吸引着他，因为他感到在战后西方繁荣的社会中，“文化资本”——教育文凭和对资产阶级文化的熟悉逐渐成为决定生活机遇的主要因素，在个人禀赋和学术精英的遮蔽下，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正悄然的维护着社会等级结构。他在《继承人》(The Inheritors)与《文化、教育和社会再生产》(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Culture, and Society)中表明了这一观点(Bourdieu and Passeron 1964/1979 and 1970/1977)，这两本书深深地影响了关于学校体系的学术和政治意义的争论，确立了他作为“再生产理论”(一个误导性的标签，我们对此将简要地分析)的鼻祖的位置。

　　70年代中，布迪厄继续探究一系列处于文化、阶级和权力的交叉领域的广泛论题，他执教于巴黎高师，并且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由该小组编辑《社会科学研究行为》杂志。这本杂志创刊于1975年，致力于传播社会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且从严谨的科学视点干预突出的社会问题。1981年，他的几部主要的著作出版，《区隔》(Distinction)和《实践的逻辑》(The Logic of Practice)为他赢得因雷蒙·阿隆退休而空缺的法兰西学院的社会学席位，以及世界性的声誉。在八十年代，以往二十多年进行的艰辛的研究在这些广受赞誉的著作中结出硕果，如《语言和符号权力》(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学术人》(Homo Academicus)，《国家的精英》(The State Nobility)和《艺术的法则》(The Rule of Art)(Bourdieu： 1982/1990, 1984/1988 ，/1989/1997 ，1992/1997)。

　　此后布迪厄将他的探索扩展到符号商品(宗教、科学、文学、绘画和出版)的社会学，并且开拓了新的论题：其中包括社会苦难、男性的支配、国家的历史源起、经济的政治建构、新闻业和电视，以及形成欧洲社会政治的制度性方法。与新兴的市场意识形态霸权相关的新形式的社会冲突和不平等的扩张，挑战了左派的传统目标和组织，并且要求形成一种全新形式的知识分子干预。与此同时他越来越明显地活跃在法国和欧洲政治舞台上。这同布迪厄作品中隐含的最为持续不变的意图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力图使社会科学有效地抵消符号权力的作用( countervailing symbolic power)以及成为服务于社会公正和公民道德的社会力量的助产士。

　　II·核心问题

　　(1)实践的科学和对支配的批判

　　布迪厄在30余本著作和近400篇文章中常常使用艰深的技术性习语(technical idiom)来表达他的思想，这些思想最初看起来如果不是难以驾御的至少也是令人沮丧的。然而，在他所处理的种种让人困惑的经验问题下面，隐藏着一套理论原理、概念设置以及科学的、并附有政治意义的意图，这使得他的写作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在他的风格各异的表述和对康德、马克思意义上的术语的支配性的批判中，可以见出布迪厄涉猎广泛的作品(ouvre)与他关于人类实践的科学是分不开的。

　　布迪厄的社会学首先批判各种继承下来的范畴和已被接受的思想方法，以及被专家政治论者和知识分子以文化与理性的名义使用的微妙的统治形式。其次，布迪厄的社会学批判权力、特权和支持它们的政治的既定样式。牢固支撑这一双重批判的是对社会千变万化的过程的说明，社会秩序依靠这些过程强制不愿意赞同的下层人民实际上接受它的现存等级，以此掩盖它的任意性并使自身不朽。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即强加使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合法化和坚固化的意义系统，同时也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等级秩序有可能受到挑战、革新或者颠覆。

　　以下四项注解可以帮助我们初步地了解布迪厄独特的知识方案及其形式。首先，他的关于社会行动、结构和知识的概念是坚决的反二元对立的(anti-dualistic)。他的概念致力于包围(circumvent)和消解各种对立，这些对立确定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争论阵线：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理论模式之间，在社会生活的物质维度和符号维度之间，以及在阐释(interpretation)和解释(explantation)之间，在历时和共时之间，在微观分析和宏观的分析之间。

　　第二，布迪厄的科学思想和实践的确是综合性的，它们同时跨越学科的、理论的和方法的界线。从理论上说，它们位于不同的知识源流的汇合中，这些学术传统曾被认为是不相容或者不协调的：马克思和毛斯，涂尔干和韦伯，还包括卡西尔、巴什拉和维特根斯坦的多种哲学传统，梅洛-庞蒂和舒茨(Schutz)的现象学，以及索绪尔、乔姆斯基和奥斯汀的语言学。从方法上说，布迪厄的研究极为典型地把统计学方法、直接观察与对相互作用、话语、档案文件的解释结合在一起。

　　第三，与韦伯相似，布迪厄的社会观在根本上是竞争性的：对他来说，社会世界是充满无穷无尽的同时也是无情竞争的场所，通过这些竞争并且处于竞争之中形成的差异是社会存在的根本精髓。人类集体生活的普遍特征是斗争而非静态的平衡，这正是他的变化多样的探索力图使之触目可见和明白可懂的关键。斗争，而非“再生产”才是位于他的思想核心中的支配性隐喻。

　　最后同时也是相关的，布迪厄的哲学人类学不是建立在利益观而是在认识(recognition)——和相应的误识(misrecognition)的基础上。同对他的作品的常见阅读(误读)相反，他的社会行动理论并不是个体有意识地筹划积累财富、地位或者权力的功利主义理论。布迪厄与布莱塞·帕斯卡一致，他认为行为的最终源头是对尊严的渴望，只有社会可以平息这种渴求。只有在一个群体和制度中，被授予一个名称、一个位置、一项功能，个体才有希望逃避存在的偶然性、有限性和最终的荒诞感。人类变成这样是通过屈服于“他者的判断，这是不确定性、不安全性的主要原则，与此并不矛盾的是，也是肯定性、确证性和神圣化的主要原则。”(Bourdieu 1997a: 280)。社会存在意味着差异，差异则隐含着等级制，由此交替产生区分(distinction)和 (pretention )，认识和误识，任意性和必然性之间的无穷尽的辩证关系。

　　(2)建构社会学的对象

　　理解布迪厄的主要困难之一在于这样的事实中，即他所吸取的科学哲学传统是与曾支配英美社会科学和德国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两条认识论传统背道而驰的和对立的，也就是说，与实证主义传统和阐释学传统相异。这里的科学概念取法于 “历史认识论”的法国学派的著作，该学派以哲学家巴什拉(Bachelard)和康吉翰姆(Canguilhem)(布迪厄曾师从于他)数学家让·卡维勒斯(Jean Cavailles)和知识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廓勒(Alexandre Koyre)为代表。

　　这个学派预言着以后被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普及的许多思想，它认为真理是“谬误的证伪”，即以不屈不挠的努力消解产生于平凡的、学究的常识中的前概念(prenotion)。该学派既远离理论形式主义又远离经验操作主义，它这样教导道：事实必须得到理论的充实；法则总是暂时被确定的假说(用康吉翰姆的话来说)；理性知识是通过由集体论证和相互抑制形成的论争过程得以发展的。该学派坚持概念不是由静止的定义而是通过它们的实际运用、相互关系和在研究事务中的效果来描绘的。因为科学不是对世界的反映：科学是 “被提纯的对象”(purified object)产生的具体行为 ——巴什拉称 “被提纯的对象” 为“次级对象”(secondary object)，同位于日常经验领域里“初级对象”(primary object)相对立。

　　在最早发表于1968年的，社会学认识论的初级读本——《社会学技艺》(The Craft of Sociology)中，布迪厄修正了“应用理性主义”并将此用于社会研究。他指出，科学事实就像科学对象一样，不是给定的现成的社会现实：“科学事实必须被驾御、被建构和被证实”(Bourdieu, passeron and Chamboredon 1968/1990:24)。他重申“认识论的等级制”使经验记录屈从于概念建构，而概念建构又屈从于同日常感知的断裂。统计测量，逻辑的和词汇上的批评，以及概念和问题的谱系梳理是三种选择工具，这三种选择工具产生同“自发社会学”(spontaneous sociology)的必要决裂并且实现“非意识原则”。根据“非意识原则”，从而发现社会现象的起因并不处于个体的意识中，而是在个体所陷入的客观关系系统中。

　　当进入最有决定性的操作阶段，即对象的建构时，三条密切相关的原则指引着布迪厄。第一条可以被表述为方法上的多神论(methodological polytheism)：不拘一格地运用最适合于手边问题的观察和证明程序，并且不断地面对不同方法所得出的结果。譬如说，在《国家的精英》中，布迪厄将对综合数据的制表和阶乘(factorial analysis)分析、历史潮流的档案说明，病情学(nosography)解释，话语和文件的分析，田野调查和人类学描述等方法所得到的结果结合起来。第二条原则令我们感到愉快的是给予所有的操作方法同等的认识上的关注，从资料的收集到问题的设计，到对人口、各种例证和变量的定义，再到对指令的编码、对访谈、观察以及抄写的采用等。因为每一个研究行为，甚至最平常和最基本的行为都牵涉到引导和支配这一行为的整个理论框架。这促进了理论和方法之间形成有机的关系，事实上这也是一种真正的熔合(fusion)。

　　布迪厄所遵循的第三条原则是方法论的反思性：即在方法实行的过程中，对方法本身不留情面的自我质疑。(见布迪厄的《学术人》第一章，"A Book for Burning")因为，断裂、建构和验证作为社会科学理性的三个基本要素，是不可能被割裂开的。社会学对对象的建构绝非一蹴而就。相反，在研究旅途中每一步都要重申理论和验证之间的无穷尽的辩证法。只有运用这种“第三个层面的监督”——正如巴什拉给予的命名，社会科学家才有可能克服横亘在社会科学路途中的各种各样的障碍。

　　(3)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对立：惯习、资本、场域

　　最关键的障碍的是深深置根于两个截然相反的理论立场之间的对立矛盾——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即布迪厄认为必须加以克服的对立冲突。客观主义主张社会现实由强加给行动者的众多关系和权力系统组成，“无关行动者的意识和意愿”(让人想起马克思著名的原理)。从这一视角来看，社会学必然遵循涂尔干的原则“把社会现实看作事物”，这样来揭示决定个体的行动和再现的客观关系系统。相反，主观主义则把个体的再现视为基础，正如布卢莫尔(Blumer)和加芬克尔(Garfinkel)所说，主观主义断言社会现实不过是无数的阐释行为总集，人们通过这种阐释集体地建构(相互的，inter)行为的意义系统。

　　社会世界倾向于产生两种似乎对立的阅读：一种是寻求看不见的关系式样的“结构主义” 者(structuralist)的阅读，另一种是探测个体的常识性感知的“建构主义”者(constructivist)的阅读。布迪厄认为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对立其实是人为的和有破坏性的，因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两个要素是处于辩证关系之中的”。(Bourdieu:1987: 21)。一方面，社会学家通过将行动者的主观再现弃置不顾，来揭示客观状态下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确实限制着行动者的实践。而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再现和支撑再现的各种精神结构，因为它们归导着个体和群体的斗争，行动者通过这些斗争竭力维持或者革新客观结构。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通过相互形塑和相互呼应的双重关系而内在地联系起来的。

　　为了达到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融合的效果，布迪厄打造了由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和场域(field)术语确定的独创性的概念武器库。惯习是指通过我们在世界的感知、判断和行动而形成的长期的、可转换的性情系统(disposition)。无意识图示是通过长期遭遇特定的社会条件并受其熏陶训练，使外部限制和可能性内在化而获致的。这意味着，遭受到相似经历的人共享类似的无意识图示，正如每个人拥有对共同基质的各不相同的变体(这就是属于同一民族、阶级、性别的个体自然地彼此感到“自在”的原因)。这里还隐含着，这些性情系统是可塑性的，因为它们将社会环境不断演化的影响铭刻在身体中，但是由于惯习无时无刻都在过滤着环境的影响，这种铭刻处于最初的(早年的)经验设定的限制中。共同构成惯习的感知图示的各个层面显示出不同的整合程度。(亚无产阶级极为典型地拥有脱节、解体的惯习，这反映了他们无规律的生活条件，正在经历巨大的社会变动的个人常常具有碎裂的或冲突的性情系统。)

　　作为过去的影响和当下的刺激之间的中介，惯习当即被产生它的具有一定式样的社会权力结构化(structured)，而且形成建构(structuring)：惯习给予跨越不同生活领域的的个体千变万化的行为以形式和一致性。这就是布迪厄各有侧重的把它定义为“结构的产物，实践的生产者和结构的再生产者”，“选择的别无选择原则”，或者“实践的一体化(unifying)和实践的生成性(generating)原则”，从而使得行动象“被归导的即兴表演”和“没有指挥的交响乐团演奏”。

　　人们所获得的性情系统是建立在他们在社会中占有的位置的基础上，即依赖于他们拥有的特定的资本(capital)禀赋。在布迪厄看来(1986)，资本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里有效的资源，它使个体获得因为参予社会领域并在其中竞争而形成的特殊利益。资本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经济类型(物质的和金融的财产)，文化类型(稀有的符号商品、技能和名位)，以及社会类型(凭借在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资格而使资源自然增长)。第四种类型即符号资本，它确定其他资本形式的实际效果，而人们还未如此认识它们，(正如上层阶级的人士将时间和金钱奉献给慈善机构的结果是我们会赋予他们优良的道德品质。)这样，任何个体、群体和机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都可以用他们保留的资本的总量和资本构成——这两个坐标来确定。第三个坐标即资本的数量和构成在时间中的变化，它记录了他们穿越社会空间的轨迹并且提供了关于他们惯习的无价的线索，这一线索揭示出他们获得如今所拥有的位置的方式和途径。

　　然而，在发达社会中，人们面对的不是未分化的社会空间。形态各异的生活、艺术、科学、宗教、经济、政治等空间，逐渐形成具备它们自己的法则、规律和权威形式的独特的微观世界——即布迪厄所说的场域。在第一种情形中，场域是一个结构化的位置空间，一个将自己的特殊决定性强加在进入其中的所有成员身上的权力场(force field)。如果她想成功地当上科学家，那么她必须具备由特定时间和地点中的科学环境所要求的最起码的“科学资本”，遵循它所强加的道德和规则外别无选择。在第二种情况中，场域是一个斗争的场所，行动者和机构在其中竭力维护或颠覆现存的资本分配(明确的说，如在科学场中，对机构、学科、理论、方法、主题和杂志等等的依次排序)：这是一个战场，其中身份和等级的基础被无休止地争夺。

　　由此可知，场域是历史性形成的星群集，它们产生、成长、改变形状，并且经过一段时间后，衰颓和死亡。从这点上看，场域的第三个关键特征是它的自治程度，比如说，即在场域发展的过程中，场域获取的使自身同外部影响隔离开的能力，以及坚持它自己的评价标准高于、对立于那些相邻或入侵场域的标准的能力。(例如，科学原创性反对商业利益或政治上的正确性)每个场域都是一个处于冲突中的场所，冲突发生在那些维护该场域特有判断的自律原则的人和那些力图引进他律(heteronomous)标准的人之间，后者需要用外部的力量来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被支配地位。

　　正是由于惯习从内部形塑实践，场域从外部结构行动和再现：场域提供给行动者一个她能够选择的可能的立场和迁移的范围，每一立场和迁移行为都牵涉到与场域相关的利益、成本和相应的潜力。再者，在场域中的位置使行动者倾向于特定的行为式样：在场域中占有支配位置的人趋向于寻求保守(维护现存的资本分配状况)的策略，而那些与从属位置相联的人则更倾向于运用颠覆的策略。

　　为了替换个体和社会的朴素关系，布迪厄代之以惯习和场域之间的建构关系，也就是代之以，“化身在身体中的历史”的性情同以位置系统为形式的“在事物中被客观化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一平衡的关键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既不是惯习也不是场域能够单方面地决定社会行为。它使性情和位置汇合在一起，使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对应(或分裂)而生成实践。这意味着，解释社会事件或者社会式样时，一定不能单独地割离开行动者的社会形构和她在其中运作的特定社会世界的结构，以及他们逐步相遇和相互冲撞的特定社会条件。实际上，布迪厄正是在提倡建构论(constructivist)或者“发生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1989a:19)，

　　对客观结构的分析——即对各种场域结构的分析——不可与对寓于生物性个体中的精神结构的产生的分析相割离，其中精神结构是这些社会结构内在化的部分产物，也不可与对社会结构自身生成的分析相割离。

　　惯习、资本和场域的概念是如此内在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每一概念只有在其他二者相随时，才能获得它的充分的分析潜能。它们一道使我们可以清晰地阐明再生产的状况——即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相互协调和相互巩固，以及转型时期——惯习和场域之间产生不协调，从而导致革新、危机和结构变迁，正如布迪厄在两本重要的著作，如《区隔》和《学术人》中所表明的那样。

　　(4)品味、阶级和等级分类

　　在《区隔》和对文化实践的相关研究中，(特别是《论摄影：中层艺术》和《艺术之爱：论欧洲博物馆及其观众》，布迪厄不仅提出一种激进的对“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该书的副标题指涉伊曼纽尔·康德的著名的判断力批判)，还对文化和权力在当代社会中的运作作出了生动的说明，并且提供了使用惯习、资本和场域这三合一的概念组的实例性的证明。他还详细阐述了阶级理论，该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决定性的坚持，韦伯对文化秩序的独特性的认识以及涂尔干对等级分类的关注熔合起来。

　　首先，布迪厄揭示出审美判断完全不是对个体独特的内在情感的表达，而是一种不凡的社会性才能，它产生于阶级教养和教育。能欣赏一幅画，一首诗或者一曲交响乐，这预设了对一种具体化形式的特殊的象征符码的掌握，这相应地要求具备适当的文化资本形式。掌握这套编码可以通过出生环境的熏陶和明确的教育来获得。这种被培养出来的才能来自家庭中的熟悉(如有教养的上层家庭的孩子具有的)，但它却被体验为一种个人天赋，一种检验精神价值的天生的爱好。被康德哲学视为普遍价值的“纯粹审美”理论，也仅只是对资产阶级“艺术之爱”的特殊经验的风格化-神秘化的说明，这种“艺术之爱”归功于他们优越的社会位置和生活条件。

　　《区隔》中的第二个重要论点是不同的群体所展示的审美判断力和他们相关的生活风格将他们自身确立在彼此对立的位置上：品味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对他人的品味的厌恶。这是因为任何文化实践——穿斜纹软呢服或者牛仔衣，打高尔夫球或足球，上博物馆或者参加自我秀(auto show),听爵士乐或看电视连续剧，等等——各有其社会含义，文化实践表示社会差异和距离的能力不是来自它所具有的某种内在特征，而是源于它在相似的对象和实践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要想揭示消费行为的社会逻辑，这要求不能在给定的实践和特定的阶级范畴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如，马术和贵族)，而是在两个关系丛之间达成的结构上的对应，即不同人群的生活风格空间(space of lifestyle)和他们所占有的社会位置空间之间的结构对应。

　　布迪厄显示出社会位置空间是由两个相横切的区分原则组织起来的，即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原则。这些资本的分配确立了巩固发达社会的主要的分裂和冲突力量的两个对立端。首先从纵向上看，这种划分驱使拥有大量资本的行动者——即支配阶级反对那些被剥夺了这两种资本的人——即被支配阶级。第二，从横向上看，支配阶级内部产生对立，拥有许多经济资本但很少文化财产的人(企业主、经理等形成支配阶级的支配阶层)和那些具备卓越的文化资本的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确立了支配阶级中的被支配统治阶层)对立。个体和家庭使用再兑换的策略，借以将一种类型的资本改变和转换为别的资本，这样不断地努力维持和改善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各种类型的资本之间的兑换率由学校系统、劳动力市场和继承法则等制度化的机制设定，兑换率被证明是社会斗争的核心目标，因为每个阶级和阶层都竭力强加最有利于他们自身禀赋的资本等级。

　　在勾画出社会空间结构后，布迪厄宣称生活风格的等级是对阶级等级的误认式的再转化。每种主要的社会位置，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大众，都对应着由三种广义的趣味(taste)类型支撑的阶级惯习。资产阶级的“区分感”，以符号秩序的方式表明他们脱离物质必然性并且长期垄断稀有的文化资本。它使形式高于功能，样式高于内容，赞美精神的“纯粹愉悦”高于感观的“粗鄙的乐趣”。最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的趣味通过否定工人阶级的“必然性趣味”来定义自身。工人阶级的趣味实际上被描述成对康德美学的一种倒置：这种趣味使形式服从于功能，拒绝趣味判断在实际的关注之外，艺术在日常生活之外获得自律(譬如说，工人们用摄影来庆祝集体活动中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更乐于认为忠实地展示现实的照片胜过那些追求视觉效果本身的照片)。而小资产阶级正巧处于社会空间的中间地带，他们展示的趣味以“文化善意”(cultural goodwill)为特征：他们知道什么是合法的符号商品，但不知道怎样以正确的方式来消费它们——以一种源自家庭习惯的悠闲和漫不经心的方式。他们必恭必敬地尊崇于资产阶级文化，但他们却没有掌握资产阶级文化的编码，他们总是处于暴露他们的中间位置的危险中，正由于此，他们通过效仿于在经济和文化秩序中高于他们的人们，来竭力掩饰他们的中间位置。

　　布迪厄并不止步于绘制一幅有关社会位置、趣味及其关系的地图。他还说明了在社会空间中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争夺是一种隐蔽的，然而，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本维度。强加某种生活艺术的同时也强加了世界观(vision of world)原则，世界观原则使得社会空间的划分看起来象是植根于个体的性情倾向中，而不是植根于根本的资本分配中，从而使不平等合法化。布迪厄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唯独在经济领域里，根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来定义阶级，他认为阶级产生于在社会空间中共有的位置和在消费领域中实际享有的性情的聚合中：“个体或群体无法避免地卷入到他们的实践中的再现是他们的部分和局部的现实状况。一个阶级就象被它的存在一样被它的被感知的存在(perceived being)所定义”(Bourdieu 1979/1984: 564)。就社会等级分类加入到阶级的形构过程而言，等级分类成为符号支配的工具并且形成阶级(以及阶层)斗争中的中心目标。由于每一阶级都力图控制等级分类图示，等级分类图示依靠维护或更改对现实的再现来支配或者保持或者改变现实的权力(Bourdieu 1985)。

　　(5)反思性的律令

　　集体的反思实现了政治和社会的功能：除此之外，还使得社会的“逻辑上的整合”形成，正如涂尔干所主张的那样，等级分类系统有助于保护并使支配自然化。这就把知识分子放在关于社会世界的权威幻象的职业生产者位置上，他们处于符号权力斗争游戏的中心，这要求我们特别关注他们的位置、策略和作为公民的使命。

　　对布迪厄而言，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并非一项专门研究，而是社会学方法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为了锻造一门严谨的社会科学，我们需要了解影响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他们作为“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层”中的一员怎样追求他们的特殊利益，以及参与“知识分子场域”将如何影响他们所生产的知识。这样就指向了布迪厄的社会理论的最突出的特征，即它对反思性(reflectivity)的绝对坚持。反思性是指需要不断地将社会科学的工具反过来针对社会学家，努力更好地控制由于三个因素被引入到对象的建构中而导致的歪曲。最先和最明显的因素是研究者的个人身份：她的性别、阶级、国籍、种族和教育程度等。她处于同整体的社会空间截然不同的知识分子场域中的位置是第二个因素：这要求批判性地解析她所继承的概念、方法和问题，以及警惕由纪律的和制度性附属机构所施行的审查。

　　在布迪厄看来产生偏见的最阴险的源头是这一事实，即为了研究社会，社会学家必然采用一个冥想的或者学究式的姿态，这使得她将社会世界看成一个尚待解决的阐释难题，而不是在真实的时间和地点中，需要完成的错综复杂的实际任务——就象社会行动者所面对的那样。“学究的谬误”导致对情境化、适应性的实践的“模糊逻辑”的变形，将它同知识分子推理的抽象逻辑相混淆。在《帕斯卡的中介》(Meditations pascaliennes，1997a)中布迪厄认为这种“学究的偏见”植根于令人悲哀的错误中，这不仅关乎认识论，而且还关乎美学和道德。采取“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的视点，站在世界之上而不是沉浸其中，不是被世界所预先占有和充实(per-occupied)(从这个词的两层意义上说)，这会使我们关于知识、美和道德的概念产生系统性的歪曲，这些概念彼此强化而且总是被忽视，因为那些生产和消费这些概念的人享有同样的学究姿态。

　　布迪厄所倡导的认识的反思性(epistemic reflexivity)径直地反对被某些“后现代”作者所鼓吹的自恋式反思，对他们而言，剖析的眼光需要反过来转向分析者的私人个体。反思性的目标是巩固社会科学的主张，而不是轻而易举地颂扬认识论和政治虚无主义来破坏反思的根基。在《学术人》里，布迪厄对学术场域的结构和功能的解析最为清晰明确地表明了这一观点。(Bourdieu 1984/1988)。

　　《学术人》具体地运用了反思性的律令。这本书首先是一次认识论试验，它致力于从经验上证明——它有可能科学地认识社会科学在其中形成的世界，这样社会科学家能够将“客观化视点客观化”而不至于坠入相对主义的深渊。其次，该书勾勒出学术场域(在更广阔的知识分子场域中的次场)的轮廓，揭示出大学是斗争的场所，其独特的动力机制反映了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的，贯穿统治阶级的张力。这样，在“暂时支配性的学科”这一面，即法律、医学和工商，权力主要源于“学术资本”，也即是说，权力是对位置和物质资源的控制；在另一面“暂时被支配的学科”中，即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权力基本上建立在“知识分子资本”之上，也就是说，建立在由地位相等的同侪来衡量的科学才能和科学成就之上。经过惯习的调节，教授们处于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位置和轨迹，不仅决定了他们的知识产出和职业轨迹，而且还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倾向。

　　这些在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和社会动荡中变得非常清晰，即以一种表面上极不利于布迪厄所宣称理论的危机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正是这一点，即各种类型的法国学术人行为和宣言被证明是极有预见性的。布迪厄揭示出被一代学生和教师所经验到的“结构上的等级下滑”(structural downclassing)和集体的失调，导致产生大学所不能实现的各种期望，并激发了一系列突然从学术场蔓延到文化生产场，再到政治场的狭隘的论争。“主观愿望和客观机遇的循环断裂”，致使在不同场域中，性情相仿、位置相似的各类学生采取相似的颠覆策略，由此他们的演变几乎同时发生。我们从这里清楚的发现用于探索关于阶级和趣味问题的概念框架是如何被用于揭示断裂和变革情形的。

　　III·科学、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公民使命

　　布迪厄坚持把知识分子放在社会学的显微镜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发达社会中，精英学校取代教会成为使社会等级合法化的重要的工具。理性和科学被统治者常规性地利用来使他们的决策和政策正当化——这对于社会科学及其分支是千真万确的，如公众民意测验，市场调查和广告宣传等。知识分子必须站起来反对对理性的滥用，因为，他们从历史中继承了一项公民使命：发扬“普遍的法团主义”(corporatism of universal)(Bourdieu 1989b)。

　　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起源是从启蒙运动到德莱福斯事件,他指出知识分子是一个“吊诡的、二维的存在”(paradoxical ,bi-dimensional，being)，由不稳定的同时必然结合在一起的自主(autonomy)和干预(engagement)共同构成。知识分子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权威，这是由知识分子场域从经济和政治权力那里艰辛获取的独立自主性所授予的；他把这种特殊的权威投入到政治论争中而使它服务于群体。与实证主义和批评理论的声明相反，他认为科学的自主和科学家的干预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前者是后者的必然条件。恰恰是因为她在科学或艺术场域的斗争中获得赞誉，知识分子才有能力声称和有权利干预公共领域的事务。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取最大程度的有效性，这项事业必须以集体的形式展开：保护科学的自主性，必须通过全体科学家的集体动员来反对外部力量的侵扰。

　　布迪厄的政治干预典型地采用了一种间接的(或升华的)形式。他的主要科学著作总是不断地致力于扩展或者改变公共讨论的标准，他揭穿流行的社会神话——经院式的精英统治，趣味的先天性，或者专家政治的合理性；他聚光于伪装关于现实的官方幻象的社会事实和潮流。这一研究在《社会的贫困》(The Poverty of Society)一书中达到颠峰,并且是这方面的典范。这本研究当代法国社会苦难的上千页的著作公开宣称的目的不仅是要显示这种独特的社会分析方法的潜力，而且是去阻止政治领域的审查以及迫使政党的领导和政策制定者承认，他们通过集体的声音和发表声明(claims-making)等既定工具使新形式的不平等和社会不幸变得无影无形。

　　然而近年来，布迪厄感到有必要直接地干预政治领域，因为他主张我们正在目睹着“一场新型的保守革命，以进步、理性和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为掩护使复辟(restoration)正当化，它站在拟古主义一边竭力反对进步的思想和行动”(Bourdieu 1998)。在他眼中，当前的世纪末(fin-de-siècle )孕育着巨大的社会倒退的可能性：“今天，欧洲人民面临着历史转折点，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斗争的成果，为了争取工人和市民尊严的各种知识的、政治的战斗成果已直接受到威胁”，即被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所威胁，就象所有支配意识形态一样，市场意识形态自身呈现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呈现为不可回避的历史终点。

　　同他关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的观点一致，布迪厄将他的科学权威服务于“非制度化的左派”的各种社会运动，给与那些维护失业者、无家可归者、移民和同性恋者的权益的新兴团体以公共的合法性和符号力量的支持。他曾与德国国家银行行长和“市场管理的最高总裁”，汉斯·蒂特密尔(Hans Titemeyer)发生一场著名的争论，以此支持“欧洲福利国家”联盟的形成，该联盟可以抵制无规则的冲击和社会商品的早期私有化。他还通过这些方式干预社会，如反对迫害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促使“国际作家议会”(International Parliament of Writers)的诞生；以及反对西方国家对偏见和歧视的平常化(banalization)的容忍。

　　皮埃尔·布迪厄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国际范围里形成知识分子交流和动员的制度。1989年,他创办了《图书评鉴：欧洲书评》杂志，这本季刊同时在九个欧洲国家以其语言出版发行，目的是阻止国家内部的审查和促进在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有创新意义的、相关的著作在欧洲大陆的流通。随后在1995年12月反对法国福利国家的紧缩政策的运动中，他建立起集体性的“行动理性” (Raisons d'agir")组织，将学者、艺术家、劳方官员(labor officials)以及非正式左派(the unorthodox left)的斗士聚集在一起(在其他欧洲国家设有分部)。1997年，他成立了一个 “书籍刊行”出版社(Editions Liber)，并推出一些争对广大读者的，以市民迫切关心的问题为主题的小册子——最初出版的是布迪厄那本畅销的，分析了新闻业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有意屈服的书，即《论电视》。

　　在布迪厄站在他的同道——科学家、工联主义者和各种类型的社会活动家前列进行的许多干预行动中，在他发表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希腊的主要日报和周报上的社论文章中，以及在他的具有科学面貌的著作中，他都顽强地追求一个目标：阻止和防备以理性的名义滥用权力，并且传播抵制符号支配的武器。如果社会科学不能激励我们应该去追求的政治目标和道德准则，正如涂尔干曾经希望的那样，那么社会科学必须和能够有助于解释“现实主义的乌托邦”(realistic utopia)——指引集体性行动并促进公义和自由的制度化。因此，布迪厄社会学的最终目标，正是促使适宜于即将到来的太平盛世的一个新的、自我批判的启蒙思想(Aufklarung)的蓬勃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精品课程——社会学概论教学大纲——吴鹏森、文军、蒋逸名

守望者 — Fri, 15 Jul 2005 05:37:00 GMT

第一章绪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主要是了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特征和功能，认识学习社会学这门课程的意义，掌握社会学与其它相近学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二、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1、社会学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它是从社会整体出发，综合研究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
　　2、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在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有“总和论”、“综合论”、“普适论”、“平列论”和“中心论”几种。
　　3、社会学的学科特征是：整体性、广泛性、综合性和应用性。其功能可以分为认识功能(描述、解释、预测、规范)和实践功能(教育、管理、咨询、监督)。

第二章社会学发展简史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主要是了解社会学创立的条件及其代表人物，认识马克思在创立科学的社会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社会学的基本线索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
　　二、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1、社会学诞生的历史背景。社会学是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产物，它的诞生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市民社会的危机，以及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2、社会学发展的基本脉络。“社会学”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由孔德首先提出来，经古典、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的发展而日趋成熟和完善。且在古典时期，先后得到了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等人的创新与发展，并由此开创了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与批判主义的三大研究传统。
　　3、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其先后经历了传入时期、成长时期、建设时期、中断时期和恢复重建时期。

第三章社会学基本理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主要是了解社会学理论的演进逻辑、基本形态和发展规则，掌握现代社会学时期富有影响的几种主要理论流派及其对社会学发展的影响。
　　二、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1、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2、社会冲突理论。
　　3、社会交换理论。
　　4、符号互动理论。
　　5、现象学社会学。
　　6、批判理论。

第四章社会学研究方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主要是认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了解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其不同层次的具体方法与技能，掌握社会学常用的几种基本调查方法与技巧。
　　二、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1、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人文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2、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包括选择研究课题、设计研究方案、收集和处理资料、分析和阐释结果等。
　　3、调查研究方法。包括调查对象的选取、问卷法和访问法的特点及其运用。
　　4、其它研究方法。包括实验法、观察法和文献法。

第五章社会角色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主要是从最微观的角度认识个体社会化与社会角色的内涵、类型；认识个体如何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而获得相应的社会角色的；了解并掌握社会角色失调的调适方法。
　　二、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1、个体社会化的内涵。(1)个体社会化是“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化；(2)个体社会化是人的终身转化；(3)个体社会化是双向转化的过程。
　　2、社会角色的内涵与基本类型。包括先赋角色与自致角色、自觉角色与不自觉角色、规定性角色与开放性角色、功利性角色与表现性角色。
　　3、社会角色的扮演与失调。包括角色冲突、角色混同、角色中断及其角色失败等。

第六章社会群体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主要是了解社会群体的性质、特征及其类型；认识群体的网络结构和内部组织结构以及群体关系的基本要求；详细了解“家庭”这种特殊群体的有关知识。
　　二、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1、社会群体的内涵及其特征。社会群体是人们通过某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进行共同活动和感情交流的集体。它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有一定的为群体成员所接受的目标；有明确的成员关系和归属感；有一定的行为准则；有一定的时间持续性。
　　2、社会群体的结构和功能。群体结构可分为群体的社会网络结构和群体的内部组织结构。群体的功能是群体结构的动态表现，不同类型结构的群体，其具体功能不尽相同。
　　3、作为初期群体的家庭。家庭是指由婚姻、血缘、收养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初级群体。其主要类型有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和特殊家庭等。

第七章社会组织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主要是了解组织的特征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通过分析组织结构的具体形态以及正式结构的功能等，进一步认识组织中的社会关系的特点；了解组织运行的具体过程；初步认识有关组织的理论流派及其局限性。
　　二、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1、组织的内涵及其特征。组织是人们为了合理有效地达到特定的目标，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结构较为严密的制度化的社会群体。其特点有：特定的目标；成员的角色化；正式而明确的规范；权威体系和科层化的管理。
　　2、组织理论流派。包括古典理论；人际关系理论；组织行为理论；系统理论和权变理论。
　　3、组织的结构。传统形式的组织结构：直线制、职能制、直线参谋制、直线职能参谋制。现代组织结构：事业部制结构、矩阵制、多维立体结构。

第八章社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主要是领会社区的内涵及其研究意义；掌握社区基本类型的特征，认识社区的构成要素和功能；了解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特点以及社区发展的意义与原则。
　　二、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1、社区的内涵。社区是一种地域性社会，也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其主要功能有：经济生活、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参与、社会福利等。
　　2、社区的构成要素。人口、地理环境、经济、文化、组织和成员的归属感与共同意识。
　　3、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异同。
　　4、城市化及其我国的战略选择。
　　5、社区发展的内涵及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第九章社会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认识社会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要素，了解各种不同的社会观；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全面了解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
　　二、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1、社会的内涵。社会是以特定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基础，以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相互交往和运动发展的社会关系体系。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是环境、人口和文化。
　　2、西方社会学的社会观主要有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等。
　　3、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要点是：(1)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2)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3)劳动是理解全部社会发展的钥匙。
　　4、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内涵。社会结构是指社会诸要素之间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模式。社会制度是社会关系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活动的规范体系。

第十章文化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主要是了解文化的各种定义，综合把握文化的内涵、特征、结构和功能；弄清文化对社会生活的意义；理解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明确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关系。
　　二、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1、文化的内涵。文化是指人类创造处理并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和为后人传递下去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的总称。
　　2、文化的限制、结构和功能。
　　3、文化交流的内容。包括由文化传播而引起的文化接触、文化冲突、文化采借、文化移植和文化整合过程。
　　4、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与联系。

第十一章社会行为与社会交往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主要是了解社会行为的内容、类型、性质及其形成条件，尤其是集体行为的特征及其形成条件；了解社会交往的涵义、结构及其分类，认识社会交往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二、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1、社会行为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社会行为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和社会有关的一切行为，它是人类进行活动，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满足人们日益增长需求的表现。
　　2、社会行为的方式。主要包括暗示与模仿，竞争与合作，冲突与调适。
　　3、社会交往的内涵。社会交往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动态系统结构，它既包括人际、群际、区际乃至国际等多层次的交往，也包括相互沟通、相互作用、相互了解等多方面的内容。
　　4、社会交往的结构。社会交往是与社会同步发展的。从静态角度来分析，社会交往由交往主体、交往手段、交往对象构成；从动态角度来分析，它是由交往起点、交往程序和交往结果构成。

第十二章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主要是了解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内涵、特征及其基本类型；了解社会分层的基本方法以及我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现状。
　　二、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1、社会分层的内涵。社会分层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过程。社会分层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外在表现。
　　2、社会分层理论。包括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层的基本观点以及西方有关社会分层的若干内容及其特征。
　　3、社会流动的内涵。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位置的变动。
　　4、我国现有的社会分层状况。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问题，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及其发展趋势。
　　5、我国现有的社会流动状况。民工潮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

第十三章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主要是了解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的内涵、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认识社会问题的后果及其影响，掌握社会控制的一般途径和手段；重点了解当前我国几种重大的社会问题及其相应的社会控制途径。
　　二、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1、社会问题的内涵。社会问题是由于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失调，致使社会全体成员或相当一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受到不良影响，社会进步发生障碍并需要运用社会力量才能加以解决的社会现象。其突出的特征就是“问题性”和“社会性”。
　　2、社会控制的内涵。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组织体系通过社会规范以及与之相应的方式和手段，对社会成员或群体的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从而协调社会关系的各部分，维持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
　　3、我国当前几种重大的社会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问题、犯罪问题和人口问题。
　　4、社会问题的控制途径。强制性社会控制与非强制性社会控制在社会问题治理中的作用与效果。

第十四章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主要是了解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的内涵、性质、功能和特征；认识我国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和技巧。
　　二、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1、社会保障的内涵、性质和作用。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建立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措施和制度总称。其中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等内容。其目的是为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时，提供经济和物质帮助。
　　2、社会工作的内涵与特征。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助人服务活动。其突出的特征就是利他性、专业性、服务性、职业性和非赢利性。
　　3、我国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社会保障的相对滞后与不完善；社会工作的非专业化和职业化。
　　4、社会工作方法。个案社会工作方法、团体社会工作方法、社区社会工作方法和社会工作行政。

第十五章社会变迁与社会现代化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主要是了解社会变迁与社会现代化的内涵、原因及其特征；了解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流派；认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脉络，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及特征。
　　二、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1、社会变迁的内涵。社会变迁是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基本形态的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2、社会现代化的内涵。社会现代化是社会变迁的跃进，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一项系统工程。其主要内容包括：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文化上的世俗化、组织上的科层化、社会结构上的城市化、思维方式上的理性化。
　　3、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早期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当代信息社会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和全球化理论。
　　4、中国现代化历程及其特点。从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文明冲突起，便拉开了我国现代化的序幕，但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时我国现代化才步入正轨。
　　5、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及其特征。

文章来自：http://jpkc.ecnu.edu.cn/shx/

“商务与社会”暨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学研讨会

守望者 — Thu, 23 Jun 2005 12:46:00 GMT

刘世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
    我们和一些关心经济发展、关心企业组织发展的社会学家谈，也和做企业的一些朋友谈，社会学能不能对企业发展、对企业商务运作有更深入的研究，能不能够给企业运营提供某些知识支持，能不能给企业的商务活动提供一些有益的基础知识。后来我们和北大在线一起开办网络课程，但课程到底怎样设计，以什么样的走向来设计，最后大家商定以“商务与社会”这个名称，这一设想得到了北大在线非常非常积极的支持，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有潜力的方向。今天，趁着北大社会学系建系20周年系庆的机会，请来各位。这里有一些是我们社会学系毕业后出去做企业的学生，也有其他的企业界的朋友，还有就是邀请到的社会学界的各位大佬，大家到一起讨论这个事情，不用特别正规，就撮合撮合、协商协商。我想我们的主题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从企业的角度讲，我们希望听一听做企业的人的意见，社会学到底能够给企业的商务活动提供什么支持，或者说它能不能提供支持；另外，从做学问的这些人的角度讲，现在企业的活动、商务的活动究竟给社会学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这个会的设想就是两拨人都有，大家一起来议论议论。如果我们谈的好，或许能够给社会学今后的发展方向一些启示，对以后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很好的帮助。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零点调查”的袁岳，是97级的博士生，但是一直没答辩。
    2、林少洲，现在自己做公司，叫“厚土机构”，搞房地产的。
    3、李国庆，83年入学，87年毕业，现在搞“当当网上书店”。
    4、额尔敦，84年入学，现在搞了一个公司，叫“百川”公司，做广告的。
    5、陈立辉，现在做一本杂志，叫《数字财富》，报导企业、金融方面的。
    6、人民大学李路路。
    7、清华大学沈原。
    8、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培林。
    9、刘伟荣，89年入学的本科，97年硕士毕业，现在在方正科技，负责企业的运营管理。
    10、邱泽奇，北大社会学系。
    11、山东大学社会学系马广海。
    12、张华，85级研究生，97级博士研究生，现在在北大高科做董事长。
    13、彭玉生，83级的研究生，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
    14、四维产业公司的王埏。
    15、82年留校的助教，阮丹青，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教社会学。
    16、周雪光，在美国杜克大学。
    17、刘世定，是北大社会学系的。
    18、北大教育学院的，是社会学系90级本科，95级硕士，98级博士。
    19、安立，韩国SK公司的，网络班的首批学员。
    20、蒙晓平，90级，勺海市场研究公司的。
    21、王联，85级本科生，现在在上海做画廊。
    22、熊翔，85级的本科，89年到现在一直在做公司，主要是建筑装饰的行业管理。
    23、84级的本科生，我叫郭钧，华润置地，房地产行业。
    24、吕亮明，85级本科生，89年我和蒙晓平创办勺海市场研究公司。
    25、社会学系的佟新。
    26、周开让，84年入系。

    刘世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
    好，我们现在开始座谈，还是从做实业的人开始讲，因为我们常常感觉社会学系在对企业的商务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跟在后面的。我们这个论坛就是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两个主要议题，一个是社会学能对商务活动提供什么样的指导，另一个是商务活动对社会学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要求我们怎么去推进比如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企业的研究。背景就是现在我们和北大在线一起在以课程的方式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希望大家有一些讨论和碰撞，予以启发。

    袁岳（零点调查董事长）：
    我学社会学是半路出家，一直也没有学好，但可以证明社会和商务的一个关系。我以前是学法律的，后来办调查公司，办调查公司就要学社会学。我对商务理念有一个理解，我认为所谓的商务是人们的商业行为或者说是用商务的措施干预人们行为的一种连续的活动或者一个突出的场景，可以把它叫做行为改变。这种行为改变要求我们考虑怎样施加刺激，在什么场景下施加，以及在一个特殊的场景中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样的。我觉得社会学的理论，包括应用社会学的一些理论能够提供非常系统的解释。我从市场研究和咨询的角度来说，现在的市场调研和咨询不同于传统的出主意，而是需要提供系统的理论知识，社会学就是其中提供理论知识的一个工具。通常我们在商务策略中对抗或者竞争，竞争的能力和效力取决于竞争策略的好坏。在竞争中，系统的竞争策略通常能够击败非系统的竞争策略，如果我们对社会学的理论有比较好的理解往往在实际的生意活动中或者是在实际的竞争领域中能够取得一个较好的成果。从道理上说是这样，但是实际社会学知识，尤其是教学研究中的社会学知识并不能够充分实现我刚才说的假想的效果。比如，我们刚才讲到场景，很多研究生选择的场景大部分是比较偏远的农村地区，大部分是做研究的人原来生活过的场景，但是我们在商务活动中进行的场景，通常在都市，是陌生的，而且是需要大规模干预的场景。他们研究的是较小规模的，我们要干预的是较大规模的；他们研究的是农村化的，我们要研究的是都市化的；他们研究的是历史性的，我们要求研究前瞻性的。这中间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教学研究，好象较多地用在和我们现实商务活动中的场景距离比较大的地方，如果将来我们的研究生能够对应用社会学中的工业社会学、商业社会学展开更多的研究，那么为商务活动提供的知识会更加直接、更加明显。

    刘世定（社会学系副系主任）：
    这里其实有一个进入商业情景体系做研究比到乡村做研究难度大的问题，体系的开放性不够，这是社会学学生最后选择做农村社区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我认为这种现状应该有所转变。

    袁岳（零点调查董事长）：
    其实我刚才讲到的不只是做生意，做生意是靠偶然机会成功的，但现在进入到正规的商业竞争中了。比如我们和国际企业竞争，他们是基于一个非常系统的管理思想跟我们展开竞争，这是为什么通常我们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原因。再如一个国外的企业进行市场策略咨询，它所需要的不是以前那样拍脑袋给一个灵感，而是需要一个建立在系统理论基础上的系统策略方案。在这个方面，社会学包括应用心理学在工具的方面不能提供很好的支持。

    李国庆（当当网上书店首席执行官）：
    在这方面我可能比别的人了解的多一些，因为我还有一个出版公司，专出国内、国外原版的MBA方面的书，所以和国内几个重点大学的经管学院经常交流。我感觉现在社会学的确离企业、离微观特别远。87年我们毕业的时候很吃香，不是说社会工作、社会保障需要，而是企业需要。我想社会学有几个方面对企业后来做经营特别好。一个就是社会调查方法。印象最深的是《社会统计方法》那本书，小薄册，李培良写的，然后是《社会调查方法》，专门请国外人来讲，对现在做好多事情都非常有用。第二个就是社会心理学。我觉得社会学系应该专门为企业开几门课，直接为企业提供服务。我想有几门课程，比如说社会心理学，经管的学生根本不讲社会心理学，只讲消费者心理学，学生根本读不懂，所以我们从社会心理学引申为消费者心理学，也有工商学院已经开设了，但讲的不好，讲不到点子上去。管理心理学也可以直接作为课程开。比如社会调查方法，能不能从社会调查方法，从统计学的基础直接开到新的课，像市场调研。市场调研各位都是专家，我看在国内凡是搞调研的当家人基本都是社会学系毕业的。市场调研在国外MBA中开设了，但很多学成回来的人工作起来仍很生疏，在国外匆匆忙忙学了一年半，不可能什么都懂。市场调研的框架、方法用社会学的方法很好。我们当年也试图给企业做，我记得当时针对软饮料市场，我们在北大食堂门口看瓶盖，看多少是可乐，多少是雪碧。再深一步（经管学院现在还都没敢开）直接就是数据挖掘嘛。我们那时侯根本没有那么多数据挖掘的软件，但我们用定量分析、SPS软件等。当时到哪儿去，我就干一件事，出问卷，但操作起来很难，然后就使用那个软件来进行分析。数据挖掘的软件现在丰富得多，可以做的非常多，这个我不懂，经管学院也没有一个老师懂，所以社会学系应该大胆地强占这个地盘。比如数据库营销，挖掘完了，调研完了，现在很多人都想社会学能不能出点子呀，王立那个出点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真正就是营销策划案。再比如现在讲大众传播的很多（我看孙力宏老师也讲，他原来就是学新闻的，后来转到了社会学），像公共关系、广告、沟通（现在商学院有开沟通课程的），沟通的课我觉得社会学系最有条件开。当然我们讲的都是微观的，如果社会学还是前苏联那一套，什么阶级、种族、民族心理学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研究小群体就非常有用。我想社会学系在下一个阶段要占领这些地盘，这对于社会学在社会中的地位非常有帮助。我面试过不下300人，但是想要的这些从他们身上都没有找到，所以我特别有体会，社会学应该还是很有机会。

    张华（北大高科董事总经理）：
    我是85级在社会学系读的硕士，后来留校当了5年老师，我做企业是92年开始的。问我为什么要去做企业？我虽然学社会学，但现在社会变化这么快，虽然费老也号召我们要进行社会观察，参与社会实践，但我总觉得跟社会的发展还是隔了一层，所以我下决心要到企业去做。我觉得学社会学一定要深入到企业里去感受。我当时30多岁（现在30多都当总裁了），从扫地打水开始，在这10年中有两个发现：第一，许多做企业做的很成功的企业家都不是学经济或商务出身的，这些我们都深有感触；还有一个就是做商务的许多成功人士都是学社会学的，例如李国庆的“当当书店”，当然还有少洲、郭钧等。我们研究生班有30多人，现在做企业的有二分之一，还有很多做企业很成功的同学今天没有来，像闫俊杰，做大英集团的，很成功，他是我们班最早的一个亿万富翁，现在做的还很好，他的企业有两大产业，一类是医药，一类是IT。还有像王朝晖，像李平，像娄剑，都是我们一个班的。我就想社会学里什么是对做企业有帮助的，有哪些观念或方法是从社会学学到的呢？今天刘世定把我们大家召集在一起也是要谈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很多大企业家都是做推销出生，对于我们这样企业来讲也最看重两类人，一类是技术人才，还有一类就是做销售的，怎样把不值钱东西卖出去。我原来做医药，现在做IT，怎样发现销售人才，怎样管理他们，怎样把一个20个产家都生产的产品卖出去，最值钱的人就是做销售的。经过认真观察，我觉得做销售的人应该具备的四个因素都跟社会学有关，可能我说得比较绝对。第一个是要有宏观的判断能力，这个判断能力为什么显得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判断都是不确定的，这次APEC首脑会议的主题就叫做“不确定性与社会发展”，这个社会变动性太大，太不确定了。做商业也是这样，投资决策为什么投这个不投那个？做客户为什么从这方面下手不从那方面下手？在这个宏观判断的不确定性上，社会学教给我们什么方法呢？那就是“路径分析”，找哪一个关系跟你的相关度最大。我们现在要拿到一个单子很难，要找省长，找厅长，动用许多资源，这就需要分析每一个环节，看谁是最关键的几个人，用我们的行话说“要把这几个人搞定”，如果搞不定单就拿不到，企业就没法生存，在这个过程中相关性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宏观判断的，当然还有其他思维的，比如很多学生都问我，你当时是教社会思想史的，跟企业管理一点关系没有，我说思想史也有关系呀，告诉他们通常是外行领导内行，别看我不是出身IT的，但我可以当你的总裁呀！第二个因素就是微观的操作能力，做销售或做老板不能天天高高在上，现在从业的环境缺乏很强的敬业精神，如果不懂会被骗，赚的钱很多花费也很大。比如我们上市公司每个月要上报，为什么管理费用那么高，为什么营销费用那么高？我们没法解释，所以微观的操作能力很重要。在这方面社会学有两个内容很有用，一个就是林南教授当时教我们的社会网络分析，我现在经常用。我给大区总经理讲课或培训的时候，我说我要考察你们的资源、你们的价值，你们每个礼拜要给我做一个表，每天接触了什么人，用了多长时间，通过这个我分析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是不是用到了需要用的地方。假如他像业务员一样，连社区的头都接触不到，他负责一个省连省长的车号都不记得，老婆在哪里上班，儿子在哪里上学都不知道，他工作肯定做不好，因为他达不到那个资源。根据这个表来考察他的资源和价值，确定他的工资，非常定量的，这就是老师教的社会网的分析。所谓的这个社会网一要看达到的高度，一要看结网的范围，还有强度，林南教授为此找到了一个词叫做社会资源。刚才费老讲学社会学学了72年还没搞懂什么是社会学，当然老先生是谦虚了，但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社会学就是增加社会资本的科学。还有一个就是结构洞，社会学怎样把它运用到社会实践渊。在实践中，社会上分层、分级的人的许多信息是不对称的（不对称的理论在经济学上也得诺贝尔奖了），?H道、网络、桥梁也是不沟通的。比如我现在管北大的企业，很多行政地位很高的人孩子要上北大，我就给他架桥梁，我把你孩子弄进来了，对不起，市场你要给我。这就是搭桥，这就是社会学告诉我们的整合社会资源，打通社会各个洞，在洞和洞之间架起桥梁，我们就走过去了。第三能力就是人际交往的能力。现在的资源都是跟人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认识了一个有很多丰富资源的人，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出生的，你都可以把这个市场拿下来。有人说中国那么多搞房地产的人，为什么学社会学的做得成功？我想房子是人住的，你们把住房子的人的心理都搞定了，房子怎么会卖不出去呢！社会学教我们很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国内很多著名的社会学家，像费老讲的潘光旦先生、潘光旦老师最崇拜的吴文藻老师都是著名的公共关系学家。我们办第一期公共关系讲习班的时候，费老来讲课，他最崇拜的就是潘老师，潘光旦老师就是个搞社会关系的人，后来遗传到潘仁木老师，还是搞公关的高手。我觉得这都是社会学传给我们的。第四个就是接受失败的心理承受能力，就是李国庆讲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家都长寿，像陈达、像吴文兆、像孙本文，他们都很长寿，当然现在费老、雷老也都90多岁了，谈问题的思路还很清晰。为什么长寿呢？因为想得开。当老板的就要想得开，一天100个电话，99个电话都是难题，可能只有一个电话是老婆说回来吃个晚饭吧，这个电话是好的。所以如果没有很好的心理承受力或者说接受挑战、挫折的能力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这是社会学教我们的。各种社会关系都是交织在一起，你没办法去占有好多资源，单拿不下来，我们得分析，东方不亮打西方嘛。这是社会学教我们的一些方法，具体的还有一些应用，比如情景定义、境中知我，这也是我们经常用的。我经常给秘书、行政人员培训的时候说，社会学告诉我们在事件没有到来的时候，必须先在大脑中显现一下，然后检验、丰富它，这样当事件到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问题。情景定义告诉我们的就是把未来实现的东西先给它实现了，培养连贯性的思维去检查思维是否严密，行动方案是否还有漏洞。最后，提两个希望，第一，如果要成为做一个独立的很有影响的学科，必须有一套在社会流传的话语，像社会资本、结构洞，像刚才讲的SPS分析什么的，类似这么一套东西，从理论到方法，没有这套东西很难形成独立的学科；第二个就是要有一个能够带来经济和社会价值增长的社会学的独特的思维和方法。如果做到了这两条，社会学在社会上就能够有它的位置，有它的声音！

    郭钧（华润置地董事长）：
    我来参加这个会，觉得社会学系是不是耐不住寂寞了，既然有MBA，社会学是不是也能够来做做这方面的培训。这不是坏事，一个学科怎样对社会的进步做些贡献，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我84年先读力学系，85年转到社会学系，88年毕业后一直在公司，做房地产。我一直很骄傲地跟别人讲，我是社会学系毕业的，我觉得社会学确实对我们个人的素质、知识、能力的训练都非常有好处。这种训练使你不仅是做生意，做别的也能很成功，这是我们学社会学的人非常自信的地方，非常值得骄傲的地方。其实，我们毕业的时候企业是很不喜欢我们的。当时我去的是深圳市统计局，后来去万科的时候，人家很不愿意要，一听说是社会学，认为应该去统计局，应该去妇联，跑到这儿来干吗？人们对社会学的认识还是存在问题的。至于说学社会学是不是一定能使人成功，我觉得也不见得，房地产界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学社会学的很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将学到的东西与时代、与社会结合。现在学社会学至少在房地产行业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了，因为有牌子，大家认为学社会学的可以做房地产。我总的感受就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讨论社会学对经济活动是不是可以有所贡献，这件事本身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单纯地说能对商务活动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说我学了社会学立马就做总裁，我觉得社会学可能和商务活动结合不到这么紧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社会学就不是一门学问了，成了一门技术。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研究社会学到底能够给大家提供什么帮助，这件事不是做几次讲座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社会学自身内在的魅力慢慢发挥出来。刚才说为什么社会学研究村子，因为我们的研究要求有比较稳定的现象，如果说出了什么现象，我们就去评论一下，我觉得那不需要社会学家，很多评论家、专栏作家都可以做。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看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自身应该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自己有一个非常有内容的体系，这个体系不管对于社会管理还是商务管理都会发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觉得社会学今天的问题不是市场、社会怎么看它，而是我们这些搞社会学、学社会学的人自己怎么看我们自己，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自己有更多自信、更多创造性，我相信市场、社会一定会给我们很大的回报。

    林少洲（厚土机构主席）：
    北大的学生不管学什么，本身有一种素质，只要给他一个机会，很容易做的比较出色。这里也有示范效应的作用，进了一个北大的，就会跟着一串。万科给北大学生开了一个特例，说北大学生进万科不考虑专业问题，因为前面有几个社会学、学国政的做的都不错。从我们当年个人走过的轨迹来看，我刚毕业的时候观念还比较落后，首选还是政府机构，但是89年政府进不去，所以只能做企业，（现在北大人进政府也有一个“脉”的问题）这与我们当时接受的训练有关系，总觉得要做一些宏观的事情。作为一个学科，关注一些基本的课题和命题，长期进行研究，/例如费老对“乡土中国”、“乡镇企业”的研究，这几个点的把握还是高瞻远瞩，对中国影响很大，这是挺重要的。但是，这种取向对于学生来说影响很大，我毕业的时候就想去农村做县太爷，我们每天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对城市经济很不敏感。
    我觉得社会学系进行一些城市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例如“城市化”的问题，社区研究的问题都非常必要，现在房地产开发背后实际上就是这些问题。所以，老师们能不能热情一点。我记得我曾经搞过一个“万科社区研究中心”，后来没有做起来，同学们不感兴趣。我觉得社会学是不是应该考虑在主流领域有所建树，并不是说追求热门，而是从现在的社会需求来看，社会学从边缘走向主流，我个人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了。从我们个人角度讲，在商界折腾了这么多年，能够闯出名堂来，感觉是有一些专业的底蕴启迪了我们。当时我跟郭钧在深圳时，面对是北大经济学院的一批人，我们心态很好，并不觉的他们有什么特别，这与我们社会学系的教育有关，我们很甘于平淡，很容易找到乐趣，学经济学的人目标指向特别明确。我觉得是不是整合一下，找到一些主题性的课程，像公司要有自己的主题和纲领一样。从资本的角度讲，我们并不算很成功，对资本的积累不是很敏感，现在我发现这个问题很有影响，包括研究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问题，社区和中产阶级的问题，我现在对此很感兴趣，这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其实，这些都是早应该做的，在这方面社会学应该大有作为。我们在房地产界从营销做出来跟我们对中产阶级熟悉很有关系，我们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比较敏感，所以我们说出来的词容易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产生影响力。其实有几十万资产的房地产老板挺多的，但是他们可能这方面底蕴比较弱，因此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受到广泛的关注。我想这是社会学从边缘走向主流的一个契机，这块没有其他的学科能够替代。城市化、社区、社区与整个社会行政体系的衔接、商业配套等等问题都有很多东西是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的，做到定量化。另外一个就是社会生态学，就像刚才张华讲的。这次我去上海谈一块地，先跟镇里的人谈，他们态度很生硬，后来我通过市、区领导介绍再回去谈，镇里的态度明显改变了。这就是社会生态链的问题，每个动物都有他的天敌，这在实战中很有意义。又比如，北京有很多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消费需要引导，如果外国人比较感兴趣，就会影响中产阶级的消费，潘家园的古玩城、三里屯酒吧街就是这样，这里也存在一个生态链。社会学对此的判断力很强，对不同的板块之间、不同的组织之间的联系有天然的敏感性，这就是外行为什么能领导内行的原因，因为外行的视野比较宽，解决问题的思路非常多。在目前中国变化非常快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思路往往能够解决问题，它破除了思维定势。中国20年左右的市场经济都是在突破常规的，没有既定的规则，是创新的、创造的。我毕业后到广东社科院，后来去万科，后来又做房地产，每一步自己都没有想到，总是处于边缘，但是社会的变动使边缘最后变成了主流。同样，社会学一直处于边缘，未来我们也可能主流一把。现在，我听很多经济学家的讲座，在谈到很多问题的时候都没有词，例如失业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东西部地区差异问题、城市化问题、社区问题，他们都没有词，只是作一个现象提出来。在城市化背景下一群不同的人走到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现在在研究的项目中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社会生态，其实生态有两个：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社会生态影响人的归属感，衍生出来文化生态，我们自己可以提出一个延续中国文脉的文化生态，这也是社会学可以研究的问题。在这些方面如果我们能发出强音，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陈立辉（数字财富主编）：
    我是做媒体的，我的一个深刻感受就是北大社会学系这么多年以来（我正好工作了五年）变化太慢。我上本科的时候就是什么土地问题啊，农民问题啊，计划生育问题啊，到了硕士仍然还是这些问题。我做硕士论文，沈原是评委。当时我想我们社会学是不是对变化应该有更大的敏感性？因为中国社会本身的变迁很快、很大，整个世界的变化也很大。所以我选择的硕士论文题目是internet对社会的影响。想好选题后我跟孙丽萍老师交流想法，他劝我不要搞这个东西，他说你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你老老实实照王汉生老师做点土地问题……。后来我跟沈原老师沟通，他支持我。我就是认为我们社会学一直缺一块，这么多年我们对城市生活，对工业生活研究不透，不够多，不够充分。当然传统的话题都很重要、很基础，土地问题涉及到中国的命运，农民又占大多数，但是现在是新的生产力，新的经济模式，技术对社会的改造越来越强劲，这种东西我们社会学系能不能把握？比如说在商务领域，全国有一百多个大学设了电子商务系，完全把这种东西抓到手里了。还有电子政务，北大政治学系搞了电子政务之类的，那么我们社会学系也该有个电子社会吧，是不是？现在年轻人上qq，那也是社会啊。我虽然也不太了解他们，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它会改变这个社会，而且，它就是下一代社会，我们作为社会学研究机构至少要包含这一部分。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要对社会的变化敏感。当整个变化巨大时，我们从商务的角度考虑的多，但它延展出来的，比如现代新兴的通信工业、IT工业，不但对商务产生影响，对社会变迁产生的影响甚至更大，冲击更大。那么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要研究，应该研究？另外一方面，我学习工作这么多年一直在困惑，我先后找了两份工作，在吉林省民政厅工作的时候，他们总是搞不清楚我到底学什么，要费很大的沟通成本去跟他们解释。后来到了现在这个工作单位，原先是搞IT的一个传媒集团，他们也问你跟这有什么关系？你跟计算机有什么关系？后来我呆了几年，觉得其实关系挺大。我们现在做很多现代企业报道、企业研究，发现经济学、MBA好像对整个企业发展、社会发展发言权总是过大，经济帝国主义。社会学在整个经济主战场中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大家都觉得我们好像跟这个没有关系，跟那个也没关系。像少洲他们讲的，都是自己杀出一条路，搞房地产杀出来了，好象就有关系了，如果没有杀出这么两个人，好像就没有什么关系。做IT跟房地产也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尤其是我上硕士以后这么多年，很多学生不太安心于社会学学习，比如毕业之后又改读经济学呀，或者说中间转到经济学呀，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学系你对人才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你培养出的人才是不是适应社会的主要需求？当然，并不是非要把一个系变成一个企业，像光华管理学院那样。你还要有一部分基础的理论研究工作，要作学术交流，但另外一部分也要为社会生产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如果社会学不能够在这个经济主战场里，在这个所谓的工商社会里扮演一个角色，社会学培养出的人才不能扮演一个角色的话，那么社会学整个的影响力，包括学科自身的发展前景都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后来我们跟北大在线商谈怎么开课。实际上社会学在大企业里应用很广，刚才张华老师已经说了很多。比如现在有些大企业在跨国设立分公司时，就专门请人类学家做高级顾问来指导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立，因为每到一个新的文化领域，环境都不一样，操作规则都不一样。那么社会学可以更好地告诉这些MBA们怎么来做这个工作，包括所谓组织网络分析。很多大公司都在应用这个东西，看这个公司真实的权力结构到底是什么样，跟表象权力机构的差别在哪里，意见领袖到底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那些隐含的人才怎么来挖掘，我想这套技术和方法对整个企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社会学在培养主战场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潜力。

    李国庆（当当网上书店首席执行官）：
    郭钧担心这样社会学系的颜色会不会变，其实这个颜色不会因为搞企业与商务就变了。我们只是在谈应用社会学在商务中的应用，可谈不了社会学到底该研究社会结构还是社会组织。
    刘伟荣（方正科技）：
    这个问题确实很大。我们毕业出来，到企业也好，到其他的行业也好，感觉没有特别明显的专业技术。我去年7月份到方正科技，当时方正科技连续的被举牌，是国内去年最热闹的一家上市公司，而且是三无概念的全流通的一家上市公司，非常动荡，非常混乱。从董事会到股东会到整个经营班子，全部都作了大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了企业管理部。当时企业管理部是怎么管的呢？每个月收报表、收汇报、收总结、收计划，我觉得这样不行，必须要深入到业务中去，才能真正的把企业的实际运行状况了解清楚，才能给这个企业有所贡献，刚才张总也提到了，就是你怎么样真正地去理解一些微观的行为。经过两三个月的调研，我要求调来北京，因为企业所有的运营中心都在北京。我们企业每年的销售规模大概在40多个亿，这样一个庞大的摊子，涉及的产品线非常多，我发现整个企业的内部管理成本、内部交易成本非常高，很多资源没有拿出来共享。我一开始管两块，一块是企业IT，就企业的信息化；一块是企业的质量体系。对于我来说这两块是全新的，要是管市场、管营销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借鉴。怎么办呢？首先得去理解业务过程，把所有的业务流程通过你的分析重新建构，这些过程、这种思维方式就是社会学给我们带来的，别的专业所没有的一种优势；第二，找与这块管理相关的最新理论（很多人在这块管理中不太关心整个业界的动态）。经过一两个月，我发现其实企业IT是能够给企业带来很多价值增长的，绝对不是简单的技术活，大家开发软件、做仓储系统、做电子商务系统、做供应链系统，其实衔接了整个企业的业务流程，同时跟整个企业的管理思路相吻合。因此，我提出整个企业的IT必须是整个企业管理思路的体现，同时要保持整个系统的开放性、整合性，保持系统的冗余和先进性。这样我给整个企业的IT制定了三年的战略，整个队伍、整个结构的重新建设都按照这个思路去调整。同样，以前很多人都把企业的管理品质放在生产线的管理上，依次开箱合格率有多高，依次交验合格率有多高。实际上整个IT企业是一个很长的供应链，企业的竞争除了市场和品牌的竞争之外呢，很大一个需要关注的重点就是供应链的竞争。通过对业务的梳理我发现有两点值得重新考虑，一个是新品研发，抓好产品端。一个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存在着质量隐患怎么可能在最后生产出好的产品？第二个就是供应商环节。你的进货渠道、你的供应商不给你最好的东西，你就很难造出质量非常可靠的产品。通过这样的分析就给整个企业内部质量体系的建构提出了很明确的方向和重点。虽然在此之前我是个外行，但很快我就成为这两块的内行了。后来我又陆续管理了整个企业的市场、供应链、物流，现在整个方正科技所有业务运营管理的平台全部都由我们来管。运用这套管理，我们的采料周期缩短了7天，库存周期缩短了4天，这对于企业来说，节省的成本是巨大的。通过这些我体会我们这个专业特点就是能够带来一种思路，对流程的整理、结构的梳理，我们这个学科是能够提供帮助的。再就是对于企业文化的理解。怎么在一个新的企业里和业务人员快速地融合，去理解他的业务，对此我们这个学科的训练也能够带给我们一些财富。所以我觉得学社会学的人带着我们社会学的训练，去企业或者干任何一项工作，是能够把内行的事情管理好、做好的。

    蒙晓平（勺海市场研究公司总裁）：
    我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我们给联想做咨询。做IT的人对微软的维纳斯计划非常熟悉，维纳斯计划核心就是把电视变成一个显示终端。当时联想推了一个产品叫股易，就是拿彩电做终端来抄股。盖洛普说做这个产品没问题，我请过国际调研公司做过了，在北京一年能卖十万台。产品出来卖得不太理想，找到我们做调研。我们的第一个判断就是你肯定卖不了十万台。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不了解电视在中国家庭生活中的作用，不可能你在那儿炒股，查股票，全家人都不看电视。然后我们用模型给他估算，一年顶多卖8000台。最后，做了一年，它在北京也就卖了4000台，项目停了。第二个例子，最近联通的CDMA大家可能比较知道，最初好像有个国际顶级咨询公司给它定位在高端。但实际上中国手机市场已经比较成熟了，高端用户的社会资本是非常重要的，谁愿意把手机换了，去换联通的呢？结果联通做了半年不成功，现在又打低端。这个事情我觉得体现了社会学的训练――理解家庭生活、电视、高端用户的资本的作用。第二个就是我也感觉社会学发展特别慢。调研公司的事我做得比较多，做民意调查实际上就是社会学。北大校庆的时候，我在迁报上做了一个整版，叫“北大调查人”，介绍了几十位在调查界地位比较高的人，我数了数大概有大半都是北大社会学系的，是因为社会学系的人特别适合做调查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中国，社会学是最早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进来的一个学科。我昨天偶然参加人大统计系建系65周年，感觉差别很大。同样是系庆，他们的讲座都挂着很大的牌子，有fits的赞助，和商业的结合非常紧。我当时听了他们关于一个满意度研究的讲课，发现他们做的满意度研究尤其从模型、方法应用上远没有现在调研公司做的好，解决问题的思路也远远不如。但是人大统计系的marketing做得很好，其实我觉得社会学最大的应用在marketing这一块。营销学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从其发展来说，主要来自于三个学科：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围绕这个社会学能做些什么呢？从这一点考虑，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主流，就跟调研一样。调研好像跟经济生活联系得很紧，但实际上在企业内部，市场研究部是地位比较低的一个部门，也招不来特别优秀的研究人才，因为优秀的研究人才在调研公司，因为调研公司中研究人材的地位是最高的。我就谈这两个，一个是对社会学变化慢的感受，第二就是社会学怎么用，我觉得还是很有用处的，关键是怎么去把它用好。

    彭玉生（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我向来是做象牙塔学术的，不善于发言。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来看，我一直不相信社会学对实际操作有什么作用。我是从欧美回来的，当时认为社会学是象牙塔的学术，跟实际操作一点关系都没有，回到中国之后，跟着费老的传统，学以致用，中国社会学要将理论跟应用结合起来。我听了大家讲了这么多之后，粗略有个想法，社会学对实际应用可能有什么作用呢？我想有这么三个方面是可能有用的。第一是统计分析，我想这对经商的marketing有非常直接的作用。第二是组织理论，组织理论与管理学、经济学都有非常密切的交叉，它直接讨论管理学的问题。第三个方面就是网络分析，它直接用在sales，与拉客户有关系，五六十年代社会学做分层，到了八九十年代是网络分析，现在网络分析、社会资本分析成了社会学的看家能耐，这个肯定与经商做sales有直接的应用关系。张华是活学活用，这跟他的灵性肯定有关系，绝对不是读了几年社会学就可以做成功的。读社会学的多了，你让我去做，我肯定赔钱。但他学的那些概念、那些理论显然也起了作用。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刚刚几位对社会学研究提出不满，认为有些方面好像做的不足，我也可以大体讲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现在社会学好像都是在讲农村社区，没讲城市社区，好像跟你们这些高级管理人员、精英，你们这个网络的建立没什么关系。但就像刚刚刘世定讲的，这有个进入的问题，很难进入。为什么喜欢研究农村社区呢，就是因为很容易进入，高层社区、高层的网络越高越难进，尤其是在美国，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根本不会和社会学家谈。但是我们中国呢，因为一大批学社会学的学生都出去经商，并且都做得很好，因此就给社会学家提供一个机会，可以研究高级经理人员的网络。这是第一个，经商为社会学提供了研究的机会。第二个机会呢，我们这里面不少人都是做IT、做网络的，实际上这个网络的出现对整个社会结构、对人际关系都有非常大的触动，对整个经营方式和政治结构的变动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简单来讲，就是对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形式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也是社会学目前很热门的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么多社会学系的毕业生从事社会的实际工作，也是给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第二个方面的机会。北大、清华的社会学系，还有社科院，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多搞合作，多搞研究。第三个跟赚钱没什么关系，就是刚才少洲讲的个人经历。以前不是想经商的，是想从事一些比较宏大的事情，简单讲，是想从政，想影响中国改革的决策，但后来因为某些因素，不得不下海了，这个也是一个社会学的课题。我在香港带过一个硕士生，他就研究知识分子下海、大学教授下海。当时我就给他灌输一个思想，我说这与政治背景有很大关系。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知识分子都是非常想从政的，有从政的机会和动机。这批人所以下海是因为他从政的机会，他的抱负幻灭了，他不得不选择下海，这实际上也是社会学新阶级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如果各位能配合的话，这也是社会学研究非常好的一个机遇。商务与社会两方面的结合给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机遇，我希望今后能够抓住研究的机会和大家合作，做些研究。

    周雪光（美国杜克大学）：
    我先讲个故事，在我任教的大学，也有同样的问题，社会学到底怎样去吸收生源，怎样提高竞争能力。我们学校的社会学系和其他系合作成立了一个全校学生参加的program，叫做Business Marketing Program，主要是社会学家在教课。我在里面上一门课叫组织与管理，课的内容讲的很具体，很多组织原理和组织管理的理论教材与MBA很相似。每年很多大公司都要到学校来招学生，它们知道学校有这样一个Program，所以每次来都会请在这个Program任课的老师去开Party。其中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我问安达信（安达信每年要招40多个学生，是个非常大的公司）的负责人，你们录取学生的时候录取什么样的，看哪些知识，哪些结构？这个人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其实我们不看他学什么东西，我们要的就是goods liberal art training，就是很好的文科的训练，至于你学的是business 、accountant 、political ，It dosen’t matter。我还碰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比如我碰到一个很好的银行的负责人，我和他交谈，他说是英语系毕业的，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中文系，他做的非常好，也升的非常快。我觉得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总是讲你到大学里要学个什么专业，然后才能怎样怎样，我想这是个神话，是我们人为制造的神话。这是第一层意思，就是不一定要有社会学的背景才能做好商学的东西。第二层，社会学本身有非常多的领域，有农村研究、有计划生育研究等各种各样的研究，每个领域都要有积累，如果每年都重新开始做，这个知识永远不会积累，先有十年以前的积累，然后才有今天更成熟的知识。对此我很大程度上同意小彭的意思，就是说大学，尤其是基础学科的研究主要是对知识做贡献，因为知识是一个长久的东西。今天大家说搭桥跨洞的问题，明天可能是其他问题，知识是积累的，是为了将来的发展永远在做贡献的，如果急功近利，跟着商业界时髦的东西赶，知识界永远是在后面爬，永远是被动地给人家开处方，等处方开出来病已经转移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的学科分工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讲，商学院，你们刚才讲的很多问题都是商学院有专门的课程在研究，商学院整天都在研究公司的问题，你要让每个社会学家或者是大多数社会学家都来关心这个问题，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社会学里面有很大一块和商学是没有关系的。这一块之所以存在且一直存在，是因为它自己有生存的必要。不仅是中国社会，其他国家社会也有同样问题，社会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与商界的关系非常非常小。但这个状况正在转变，而且80年代以后社会学上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学和经济界突然结合得非常快。举个例子吧，社会学有一个领域叫做组织社会学，就是从社会学角度去研究组织现象，公司也是组织的一个类型。80年代以前，组织社会学训练出来的人找不到工作，我说的训练出来的人是指博士生，博士毕业定义是要从事研究工作的，所以大家都在社会学系里找，可社会学系本身没有这么大的一块领域叫组织社会学。现在组织社会学的人非常抢手，一出来就被抢走了，但现在的状况是研究组织社会学最优秀的人基本上都不在社会学系里了，被其他学科抢走了，被哪儿呢？主要是商学院。为什么呢，因为80年代以来组织管理这块的主要理论都是社会学家提出来的，而且都是在社会学系里提出来的。所以商学院突然发现他们用的很多理论都是社会学家的理论，包括制度学派、社会网络，看到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以后，他们就采取行动。比如商学院有组织行为这个系或者科或者领域，他们现在很多优秀的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我指的是美国的状况）大都是社会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们刚才提出的很多问题的研究是在商学院里，但还是社会学家在从事这方面研究，只不过他们是通过另外一个渠道，知识训练已经分工化了。那么社会学系的功能是什么呢？假如说社会学有很多领域，其中有些领域需要研究，比如组织现象、经济现象，我的看法是社会学研究还应该是从事一个长远的、知识性的建设工作，而不是去解决。当然这不是说不应该研究现实问题，而是说应该研究现实问题，但着眼点是解释问题，而不是去应急，不是帮助老总们解决具体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大家刚才提的问题在我看来都是社会学或者说我们经济社会学应该研究但还没研究到的问题。举个例子讲，刚才我们说要找省长或者找某一个资源才能解决问题，但这只是在某一领域里，如果在一个市场程度比较高的领域里可能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也就是说网络的作用实际上是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有关系的。所以说经理们只是在关心要卖掉这个产品，他关心的是个具体网络，但社会学家在研究时讲的就是在什么情况下网络可能会有作用，什么情况下网络的作用在降低，趋势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哪些网络可能有作用，哪些网络没有作用。这不是一个具体的生意，而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刚才我听你们讲了很多概念，比如我从社会学学了什么概念，我觉得它讲了什么道理，帮助了我，其实我觉得你们刚才讲的概念和我们真正学的概念不是一回事，你们实际上把你们的行为理性化了。因为你们都非常聪明，非常能干，你们实际上是用这个概念理清了自己的思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工作是通过这种方式把知识传递给你们，不是讲一个具体的案例，说你要这样做你就能成功，而是讲一个大的道理，从而影响你们的思路。我觉得这是社会学作为一个基础科学要研究的，要给大家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虽然应该关心、研究实际问题，但是着眼点不是一个具体的商业性行为，而是要解决一个长远的知识的积累。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比如说关系网络。你们都看关系网络非常重要，但是你们也要知道社会学家现在通过研究发现关系网络有很多负面的作用，就是人们的知识结构，人们的信息，人们对于将来未来的预测都受到过去关系网络的影响，所以受关系网络约束非常大的企业在环境变化比较大的时候有一种途径依赖，总是依赖过去建立的网络，不能走出去开辟一个新的方向。所以我觉得社会学应该研究经济现象，应该研究组织现象，但这个研究不应该是急功近利的研究。这里面有些问题应该说社会学已经做了研究，但是具体应用被另外一个学科拿去了，比如现在说的MBA、MPA，都用了很多社会学的理论、社会学领域的东西。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就是说作为学者，我们的着眼点是要解决一个今天的问题还是要解释这个问题，并通过这个解释使大家将来明白这个问题。最后我觉得一个人经过大学生、研究生阶段，主要是学到一个思维的方式，是一个思路的变化，是一个identity的变化。你突然意识到我是一个北大的毕业生了，不再是某一个中学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出来的什么什么人。这个identity、这个思路对你们来讲是一个长期的、永远的财富，具体的知识，spss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哈佛建立商学院的时候，我印象中是一九二几年，它的第一任院长说我们要培养的不是做具体技术工作的人，而是能使用人才的人。刚才这位同学讲到作为一个领导人，比如说我是一个化工厂厂长，并不要我了解每个化工技术的过程，而是要能够使用好人才，让他们来解决这些具体问题，这是一个大学，特别像北大这样的大学应该培养的人才。

    阮丹青（香港中文大学）：
    我就补充一点，雪光和彭玉生他们都是受欧美影响的，受的训练就是社会学和社会生活没有直接关系，这么多年一直就是这样。别人问你这么多年搞的和社会有什么关系呢，你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没什么关系，或者说没什么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自己的老师就说你看理论物理对物质社会有什么直接关系呢，李政道、杨振宁研究这些东西和现实社会有什么关系，没有吧。如果你真想改变社会，做一些实际的贡献，你到工学院去读书，那个地方是具体的，我们社会学家就像理论物理学家一样，我们是研究社会发展最基本的、最一般的规律。当然我们常常也搞不清楚自己搞的是理论物理还是卖狗皮膏药。我想讲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就是美国社会学家里面有很多不同意理论物理学这种比喻的，他们也觉得社会学家应该关心社会，应该跟社会是有关系的。实际上社会学里有很多东西确实是和社会有关系的，但往往一旦关系比较密切的时候呢，它就从正统的社会学系里面分出来了。比如说现在犯罪学，原来是一个社会学的东西，现在就变成犯罪学院了；搞城市发展的人呢，越搞越现实，越搞越现实，最后也就从社会学里面出来变成城市发展研究学院或者系，所以他们将应用和理论分的特别清楚。但是就像雪光刚才说的从80年代开始，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开始发生关系，这个挺有意思的。刚才他讲的那个搞结构洞的Robert，十几年前可能是第一个从社会学系转到商学院去的比较知名的社会学家，当然他在社会学系还留着一个位子，但工资拿到商学院去了。我记得当时系里面几个老先生就觉得怎么能去商学院呢，教那些肤浅的MBA学生，跟那些不讲理论的商学院的教授在一起，这简直就是一种降格。当然转到商学院以后工资加倍或者更多，所以大家觉得动机也不纯，几乎觉得他是一个叛徒，从一个理论的象牙塔走到一个赚钱的地方去了。但现在这已经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很多搞组织、搞网络的教授都过去了，而且再也不回来了，因为没有一个社会学系能够付得起他们的工资了。但是他们全都留一个位置在社会学系，他们教书也在社会学系教，或者商学院的学生和社会学系的学生全都上他们的课，而且他们的毕业生也有进社会学系的也有进商学院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楚。我觉得他们确实把商学院的理论研究水平提高了一块，把原来不太理论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社会学家的偏见）提高了一块，当然那个肤浅的MBA还是照样肤浅了，他们也不一定教，但他们把双方搞组织、搞网络的那些人拉近了。原来他们商学院的人做他们的事情，社会学的人做社会学的事情，他们不读我们的东西，我们也不读他们的东西，他们在我们核心刊物上发表的东西或者我们在他们刊物上发表的东西互相都不认。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核心刊物是什么样，觉得不在我们社会学刊物上发表大概还是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这种偏见就由于这波人的过去越来越减少了，对双方都是一个促进。而且我注意到这些过去到商学院的这些老师的行为也被改变了，他们在做学术讲演的时候话说的特别清楚，POWPINT一张一张下来，特别简洁、利索，不像在社会学系那样瘰疬罗嗦或者故做深奥，他们面对的MBA学生或者商界那些人特别聪明，不允许你胡说八道或者在那里乱发挥。当然你也可以说那是不是一种肤浅的变化呢，他们做??演的东西都挺清楚，我怎么什么都能听懂呢，是不是?W点不够深奥呢？但我就觉得这个过程，这个结合挺自然的，将来国内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变化。

    周雪光（美国杜克大学）：
    我插一句，美国占主要位置的商学院，他们的规定第一就是主张录取原来专业学科毕业的人，而不录取他们自己培养的MBA。比如他们搞组织行为更愿意录取直接从社会学系或者心理学系或者经济学系毕业的博士，他们自己也培养博士，但他们认为这种博士训练不够严谨，这是第一，是最近的变化。第二就是说发表文章，组织学有很多杂志，但他们鼓励你在原来领域里面发表文章。比如社会学家到商学院里面工作，如果能在社会学杂志里面发表文章，这个份量比在组织行为学杂志里发表文章的分量要大的多，因为你的工作是被你原来的同行承认了，而不是你那些万金油的同行。你说是一种偏见也可以，但确实是这么一种文化，很多是公开的，很明确就跟你讲我们希望你在你原来专业的领域里发表文章，我们不希望你在组织学的领域里发表文章，组织学是一种交叉学科，里面的标准不是那么清楚。

    阮丹青（香港中文大学）：
    我也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自然的结合，商界也有这个需要，不是说商界只想知道最浅的东西，它也希望社会学家有理论来好好总结一下他们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挺自然的结合。

    李国庆（当当网上书店首席执行官）：
    但现在你们没人愿意干呀，也没人愿意研究应用问题，也没人愿意开这些课，我们也不是让你们直接到我们企业做Consulting，只想要你们开班，有学生毕业，对社会就很贡献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三个方面全到位了，谁往这三个方面靠拢，谁靠的最近呢，真的是社会学系的教授，而不是经济学院，或者管院、管理学系。但你们不靠他们就靠，靠的办法不外乎自己成长力量和从你们这挖走好的教授，因为人家毕业生收费也高，中国有这样现实需要，就看你们干不干。那天林毅夫我们开会也谈到，到底经济学干什么，做解释，做浅层理论，在应用层面做不做，经济学非把自己说成是学问，不说成是伦理学，不说成是培养斗士，那显然差了。台湾杨国书先生5年前和我喝酒，灰溜溜地说我们其实是瞎掰，60年代提现代化现代化，我们自己在这里画呀画觉得能说圆了，到了80年代又本土化本土化，又画呀画，这一辈子一事无成，他这是学到家了。

    彭玉生（香港中文大学）：
    我觉得雪光是纯粹从美国的划分来看中国的社会学，实际上中国的社会学现在在什么阶段呢，是在和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竞争地盘的阶段。

    袁岳（零点调查董事长）：
    这里面会不会有个问题，比如说像几位老师讲的社会学里面有一些是属于基础社会学的，还有一些是属于应用社会学的，比如说我们社会学也讲社会调查方法，但其实我们的社会调查和实际的社会调查真的差距蛮大的。我觉得尤其是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光有些做基础的，中间没有这样一个应用的话，难以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来支援这个学科发展。最近我们做项目，Socail Marketing，就叫社会营销，传统做Marketing的人是做不了的。比如我们讲推广安全套，强烈干预爱滋病，普通的营销讲的是比较单纯的商业行为，考虑动用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去支撑的不多，而这个实际上非常讲究动用全社会资源来支撑。社会学学者在讲这个的时候，讲了很多很多，但和这个事情没有直接关系，讲这个事情的人又弄不明白你们讲的这些东西，所以两个人始终搞不到一起去。反倒是有一些学者学问可能没那么深，他讲的东西果然我们都能听明白，好像社会学可以发展出这种应用性的学问来。

    李国庆（当当网上书店首席执行官）：
    那更没人干了，谁愿意干一个不那么深的学问呢，还不如直接做买卖。

    周雪光（美国杜克大学）：
    这和经济学界不同，我仍然以美国经济学界为例。美国经济学是纯学问的，但是美国确实有一大批人是做应用的，比如说思想库，思想库里很多做政策分析的人都是经济学家，不是社会学家。我们也常常在讨论这个问题，美国有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贫困问题是社会学的问题，不平等问题是社会学问题，失业问题也是社会学问题，但是都是经济学家在那儿说话，社会学家反而不在那儿说话，为什么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社会学确实少一个中间环节，就是有人要把社会学理论东西拿来应用，现在商学院是在起这个作用，但他不是说我讲的是社会学的东西，而是说我讲的是组织行为，他把社会学的东西先隐去不谈。所以说不是没有人在做，而是不象经济学那么多人在做，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反观我刚才这个观点，我认为是社会学理论发展不够成熟，经济学有一些很成熟的理论，同意不同意，很多人都能接受，逻辑非常清楚。社会学这个阶段发展应该说还欠火候，所以它常常讲不出让很多人都接受的思维方式或解释逻辑。你经常会看到几个社会学家在吵架，大家都说贫富问题，你说A，他说B，他说C。而经济学家说的逻辑都是一样，他可以有不同的政策性建议，但逻辑都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加强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希望将来能够走到你们刚才希望看到的那个层面。

    袁岳（零点调查董事长）：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假如真出现一个社会学教授把这些东西写清楚了，他那个文章没法发表在你们的核心期刊上，所以他的职称没法往上走（比如说他是副教授到不了教授），所以他就不写了，他写那些人家看不懂的，然后才能上去。管理学院院长跟我说，他们管理学院写出来的一些有点带社会学倾向的东西，拿到管理学杂志上人家是不认的，他们最尴尬的就是写出来的东西到那些核心期刊上没法发表，所以他们每次评职称特别困难。

    周雪光（美国杜克大学）：
    是这样的，管理学的学术标准是同样的。但是管理学有三个标准，这和其他技术学科不一样。第一管理学可以做个案，每个导师指导学生做个案，这是算他的贡献之一。再一个商学院教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的学术研究相对不是那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不象基础学科那样要求学术研究必须非常过硬才行，商学院有很多变通。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刚才听了这么多好像我们社会学以前都是培养和尚的。20年前我从国外刚回来谈论困扰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学的职业化问题。人家经济学、法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职业都是非常确定的行业，你说社会学培养出来干什么，在社会上好像找不到一个正式的行业。20年过去了我们面临的实际上还是这个问题，社会学又不想沦为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是照料老弱病残，档次更低了，可现在社会工作正因为档次差培养出来的人从事的职业反倒比较明确，发展还快。这就和艺术似的，以前画画都讲求唯一性，你画出来别人模仿不了，你的档次最高，出现大众印刷以后就不一样了，不是看唯一性而是看印刷量，谁印刷量高，谁最能大众化，最能普及，那么你在社会上的价值就高了。这个东西一变，把整个的职业价值都改变了。社会学现在也遇到这么一个困扰。我们一直就是想区别于经济学，所以我们研究非经济因素，但一研究非经济因素就遇到一个问题，非经济因素大部分是不好测定的，只能说这个因素是起作用的还是不起作用的，我们都是强调非经济因素起作用的方面，但是非经济因素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我们没有定语和公理，社会学在具体化和应用化方面被现实逼迫的要做出一些努力。现在有一个好的契机就是经济学有社会学的转向，经济学给学生一个最大的东西就是成本收益，社会学以后可以做出一个大的贡献就是社会成本的概念。原来很多没有被考虑的社会成本实际上都是成本，比如制度的建立、信息、人际关系、社会资本都可以纳入一种成本核算，这对现在的企业是越来越重要了。现在看得见的竞争大家都会了，看不见的成本的测算、计算和考虑等各个方面很多人还没有这种观念，如果社会学能够给大家一个这样大的东西的话也就够了。我倒不是主张开药方，开药方是社会学的一个弱点。现在的毕业生工作的第一步往往不是为了工资来打工，是为了履历来打工，因为这个代表了你的知识背景，代表了你可能具有的知识体系，如果一开始就为了收入打工的话可能永远都不能达到更高的层次。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的侄女是学外语的，毕业后到了安达信，我问她们老板，干吗请她呢？她学外语的，什么都不懂，怎么不找MBA，找学经济的，学法律的，干什么的不行，也比学外语的好呀？他说她有两个东西是我看重的，一是外语，我们这个地方完全需要外语，其他的再好，外语不好，我可能四年、五年都培养不出来。再一个就是她有在大公司实习的履历，有公司的理念，那就行了，有这两点就够了。所以我就想我们社会学能够提供的就是这种思考的理念和方法，这种方法还要不同于经济学，否则你就没有替代人家独立存在的理由，但是具体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首先要交代清楚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再交代具体怎么做。随着研究的人多了，案例多了，就可以概括出类似于规则的东西，但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如果一开始就急着开药方的话，那肯定是不成功的。

    吕亮明（勺海研究公司）：
    我从一个市场研究的角度来谈谈社会学的应用。刚才有很多社会学的老师提出了观点，他们是社会学的生产者，他们生产出来这样一种产品，我们市场研究公司扮演什么角色呢？我认为就是一个批发商或者是零售商。我们把社会学这个产品通过商业的手段推销给我们的客户，让它们应用到实践中。当初我们在学社会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我们研究的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实际上作为一个市场研究公司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实际上也是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也是我经常给客户传达的一个概念。我们的产品是什么，实际上是用市场营销的逻辑和社会学的方法还有统计的技术把这个现象解构出来，然后给客户看。第二个为什么，就是我们要解释是什么原因，这也是我们在市场营销中诊断的一个概念。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这位老师说的开药方的问题，我们现在通过开药方卖钱基本上做的很多。我想这是社会学对商务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能够用社会学的技术和方法来帮助别人解决一些问题。第二，是不是我们学社会学的生意就一定做的好？我想我们这种公司是最直接的、非常正宗地把社会学的知识当作一个产品来卖，并且从中获得利润的。我们公司是五个社会学的硕士一起创办的，最开始做的不是很成功，大家争的很厉害，没有一个商业的东西来教我们怎样做，社会学没有办法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学习社会学另一个非常大的收获是什么？是我们说的拒访的概念，这是一个做社会调查的公司经常要遇到的概念，怎样面对拒访，我们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像我们这样一个公司在成长的过程中应该说是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包括你的客户、你的职员的流失等等都是一个打击，刚才张老师也说了，你可能一天接到100个电话，99个都是比较烦心的，确实是这样。你可能会面对很多这样的问题，而我们在做学生的过程中就学会了怎样面对这样的问题，从心理上就没有把自己想成多么高。总结一下，社会学作为一个科学或者说是一个体系要在整个社会中繁荣，我想既要有生产者，要有应用的客户，另外还要有像我们这样将理论转化为实际，然后不断变换给客户的经销商。

    王埏（四维产业公司）：
    我是没有学社会学的，刚才听了大家的议论非常受启发，我也讲两句不太一样的。我是学工商管理的，就是你们说的比较低级的，另外我是做公司的，代表了资本的这个角度，但是刘老师的两个学生研究我们公司写了两篇硕士论文，通过我们合作的经历我感觉社会学对待中国的经济社会，特别是公司形态有些方法是特别好的，确实不是商学院所能解决的。因为我觉得商学院在中国，像北大、清华、中欧它都没有落地，因为它最根本的东西是一种理性人的假设，并按照契约经济的推导推理过来的，但是中国的社会环境，包括东方人的社会文化习俗，使MBA要在中国落地必须有个梯子，而社会学是从人的角度、从社会来来看待的，所以我觉得社会学可以扮演一个非常好的角色。公司是社会非常活跃的一个细胞，是非常基层的，社会所有基因都有，却又非常活跃，无论是什么知识，商学的、金融的、法律的都是通过人来落实，而商学院对人的研究恰恰却是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因此我觉得社会学应该有这个责任感，社会学现在形成的这些方法作为一种基础的工具，对工业社会很有帮助，对公司形态、社会形态的分析也有很大帮助。另外我觉得并不是说工业社会、公司对社会学不开放，当然我不太知道。但我想你们从农村研究反射到工业社会的方法都这么好，要是直接进入的话应该更好。反正商学院的东西肯定是不够用，他们之间的竞争都是表层化的，它给你的就是一种工具，没血没肉的东西，要把这些东西放到有血有肉的人的组织里面去用的话肯定不行，社会学对公司本质的研究比商学院给的东西更加本质，也很有用。

    李路路（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
    按我的理解呢，所谓的“商务与社会”或者说应该叫“商务与社会学”吧。刚才很多老师也说到了，大学里面一个最基本的不管是商务也好政务也好都是一个基本的训练方法，我是学哲学出生的，到现在我也觉得那四年哲学的学习终身受用，所以所有的科学说到底抛开他们具体的内容都是一个逻辑的问题，都是一个探讨问题的方法的问题。也许你学什么是不重要的，但是这几年你是不是学到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很重要。在这一点上来说没有什么应用不应用，基础不基础的问题，本身就是大学教育最基本的职责。如果说社会学跟商务或者是其他的实际领域有什么关系的话，王先生说到点子上了。有人说社会学很高深，我个人觉得也不一定高深。社会学着重研究什么？就是人的行为、人的关系。在这方面社会学有比较独特的概念、比较独特的角度，当然心理学也有，其他的学科也有，但是社会学的比较独特。我比较同意周雪光讲的，具体的知识其实是不重要的。老师告诉你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你出去以后会觉得老师说的不对，或者说社会已经变了，但有一个关于人的最基本的道理。如果说到应用，我想社会学不是教你怎么做，如果讲的好，应该是告诉你人的关系在政治领域有什么特点，在经济领域、在公司里人的行为、人的关系有什么特点，或者说在婚姻家庭领域人的关系、人的行为有什么特点。但是它没有办法告诉你如何去做，它只能把这个行为的基本规律讲清楚。如果能讲清楚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学科的特点就是解释社会，而不是教给你如何去做，只能教给你一般的情况下人是什么样子，在某一特定领域人是什么样子，至于人真是什么样子的，你面对什么样的环境那现实生活比理论要活跃的多。如果说社会学还有点优势的话，那是因为所有的活动都是人的活动，如果以这个为基点去看待社会，也许把人看成一个机器，一个规则，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可能更有优势。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工作一两年以后就会觉得也许有些优势，也许能够得到一些重视，那都是因为他们从具体的工作中看到了背后隐藏的基本的特点。我觉得理解了人，理解了这个社会关系，就应该说理解了这个社会。所以我觉得所有的管理、所有的活动都是和人打交道的活动，在这一点上社会学如果说有应用的话，我觉得我们把各个领域基本的特点能够讲清楚就可以了。

    马广海（山东大学社会学系）：
    刚才听了大家的高论很有启发，基本都听懂了，但是呢还是挺高深的。我们现在教社会学的时候遇到几个难题，一个就是学生入学的时候家长问社会学将来做什么，干什么，这个没法回答，没办法告诉他们干什么。我们只能告诉他们民政部门呀，新闻部门呀，企业呀，泛泛而谈，人家一听，好像什么地方都能去。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我们问自己，在这四年或者是七年你要教给学生什么东西，让学生手里有点实实在在的本领，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没法回答。我们认为是为将来的发展积累一些基础的知识，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告诉学生或者学生家长，人家不认。我们怎么能让社会学的地位更高一些，我到现在也没想好。所以我今天非常想通过各位的发言来解决这个困惑，有一点思路了，但是还没有得出结论，希望以后再看各位的大作，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沈原（清华大学社学系）：
    我讲两个问题吧，一个就是刚才我问袁岳你学社会学能帮你做生意吗？或者你做生意为什么能够成功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社会条件好，没有外敌入侵，共产党不搞运动，还打开足够的大门让你捞。还有就是你进到北京大学念书，你足够聪明，我个人认为不是你学了社会学你就能够做成功。但是学社会学确实有一定的帮助。第二个问题呢，我想说社会学怎样面对商务活动。社会学虽然有很大发展，但是进入了一个思维定势，要做社会学就要研究农村，忽视了城市的社会现象，如果我们社会学不能够面对发生在城市的新的经济现象、组织现象，那这个学科就断无生力。所以我和刘世定说我们社会学不仅要研究农村，也要研究城市，要研究各种各样复杂的经济现象。现在金融资本打头，而信息化的
    发展又使金融如虎添翼，瞬间就可以在全球流动，这样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的变化使我们的社会组织活动也正在发生日益深刻的变化，我觉得社会学不能够回避这些现象，要想办法面对这些现象。如何面对这些现象现在已经有一些趋势出来了，企图用社会学的理论解释经济现象，在中国发展这样的经济社会学应该有不同的意识。怎么讲呢，就是雪光说的那句话，我们可以看网络，但是我们要把社会网与制度结构结合起来看，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美国的经济是一个在法制框架下的纯净的市场经济，大家都是这样来想的，在经济社会中，信息是通过人际网络来传递的，把人际关系放到市场里面去是一个发现，一个贡献，但对中国人来说没什么吸引力。你面对的问题是怎样尽快地完善你的制度，去把社会资本和经济形态脱离开来，让社会资本只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来运做，大量的经济活动是要靠法律、靠制度来保证的，不可以完全靠人际关系来营造。我们面对新的经济现象也要去读西方的著作，但是当我们面对商务活动，面对经济关系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提出和美国的经济社会学不太一样的东西。最后一点我们现在讲商务与社会，这个社会不是一般的社会，我们讲的是一个市场的社会。什么是市场的社会？商务活动在一个很大的市场范围内进行，市场原则正在向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这个过程决不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劳动力变成商品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但我们现在正在面对这样一个过程。当我们面对商务与社会的时候，简单的说我们不能站在一个资本家的立场，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站在低层社会的立场，对这样一个转变过程要有一定程度的批评态度。

    邱泽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商务与社会是商量好久的一个主题，主要是和北大在线一起讨论出来的，今天来讲的是双方的意见，对我很有启发。我体会到一点，事实上我们面临的是两个转型的同时并进，一个转型是中国社会的转型，另一个转型是中国社会学的转型。我们今天提出来的问题在社会学最初闯入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30年代初期也是在这个园子关于社会学到底是应该躲进象牙塔还是要做应用的问题已经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我记得杨爱华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的争论就非常不愉快，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争论是在继续30年代的争论呢还是在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新的争论。这个问题使我想起春节期间我和刘世定教授在美国的湾区走访了一些学校，专门访问了一些社会学界的、实业界的一些人，他们怎么看待社会学，他们怎么看待社会学的研究。在斯坦福研究所我们遇到的那些人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信息，他们对社会学是不满意的，但他们的不满意不是说社会学是象牙塔，而是说社会学过多地考虑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琐碎的问题，而把大的问题忽略了，这是我得到的一个印象。这正好印证了今天我在这里的一个体会，社会学的发展实际上是和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社会学面对的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不是开药方的问题。从面对大革命、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的信息社会，社会学不断地在面临这些挑战，在这个挑战中间发展自己。我觉得社会学的主流是在这个挑战中间不断产生和发展的。今天正好是北大社会学恢复20年，我们请来了一些海外的社会学界精英人物，还有我们社会学毕业的成功人士，我们谈商务与社会的关系，其实我们谈的是另外一个话题：社会学到底怎样去面对今天社会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和挑战。我觉得做理论研究也好，做应用研究也好，都不是主要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分化，都有分层，都有一帮人躲在象牙塔里，都有一帮人去做应用研究。社会研究方法里就有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社会评估研究，社会研究方法曾经是社会学家最引以为豪的，说我有这样一个成体系的方法论体系，我可以教你们不同于经济学家的思考。但是这套方法应用到社会中间后就发展成另外一个东西，比如社会评估研究。成熟一套就往外跳一套，就象儿子独立一样，社会学中的这种问题是不断遇到的，也是社会发展中间不断产生的现象。斯坦福研究所就有这样一套体系，他们叫Spring Out，你在我这里孵化，等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自己去独立。但是独立以后我们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还是伙伴关系，我们之间还是有渊源关系。社会学如果把独立出去的那帮人都看成是和你竞争的人的话呢，作为一个群体或者说一个学科来讲，我觉得已经开始封闭了，这样的社会学我觉得是没有前途的。今天中国社会有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像老一代人讲的本土化，我不太同意本土化，本土化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概念，是一个假概念。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要解决问题，今天社会学毕业出去的这些同事、同仁提出了这些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这个问题怎么解法，我觉得不同的师傅有不同的解法，孙子有孙子的解法，帅有帅的解法，当连长的有当连长的解法，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社会学如果仅仅局限在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层次的话，我觉得思路过于陈旧了一点。怎样把社会提出来的问题即变成理论知识的积累，又变成我们一般社会的解法，我觉得是需要更多人来共同努力的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们两家坐在这就能解决的。
    最后我想讲这么一点，大家也都讲到了，不管这个问题怎么解，大家都觉得企业的问题、组织的问题是值得去深入研究的，但这里也确实有一些进入条件的问题，所以希望以后社会学系的系友能够给后来的社会学系的学生，以及仍然在做社会学研究的老师提供一些能够更好地研究企业和商务活动的机会，我们也希望建立起这样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来推进这项工作。另外你们在企业当中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和体会，将来希望你们能够到北大来做一做讲座，将你们在实践当中的经验保留下来，传给学生，我想这也是你们的一个责任，也是北大很重要的一个财富。

Chicago Studied: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ir City

守望者 — Sat, 18 Jun 2005 07:00:00 GMT

Chicago Studied: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ir City

Andrew Abbott and Jolyon Wurr

More than any other city in America, if not the world, Chicago has been the studied city. Studies of Chicago have shaped discipline after discipline and, indeed, beyond the world of academia, have played central roles in American urban policy. To some extent this reflects accidents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 More than most cities, Chicago developed as and remains a cohesive unit. Unlike New York, it is not an assemblage of adjacent cities separated by rivers and harbors. Unlike Los Angeles, it is not a network of transportation arteries in which local agglomerations grow.

The crucial accidents do not concern Chicago alone. The great growth years of the city after the fire of 1871 were also thos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and the academic disciplines that dominate i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grew precociously, a vast endowment from John D. Rockefeller establishing what would be Chicago's dominant scholarly institution through mos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ith the nation's fastest-growing major city at their doorstep, University of Chicago social scientists concerned to build their fields turned at once to the city as laboratory. What they made of the opportunity is evident in the “Chicago Schools”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To be sure, one of the great Chicago Schools—economics—did not study the city but merely grew there. But the others built themselves on studies of the raw and growing city around them.

Across the various social sciences concerned with modern societies—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geography,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Chicago has been an enduring fascination. And those studies of Chicago evince a number of basic themes. The first is that of the tabula rasa. Chicago has often been envisioned as growing in a vacant space, whether that space be geographical, social, or even symbolic. Second, studies of Chicago have focused on the physical and infrastructural layout of the city created in that space. While one might imagine that the flat prairie landscape would turn attention to purely social structure, students of Chicago turned to the man-made aspects of physical geography: to rail lines and canals, to major arteries and their effects, to park systems. Their studies of social structure were overwhelmingly geographic, emphasizing the “mosaic of little worlds” formed by the physical juxtapositions of social groups.

Third, Chicago scholars have been overwhelmingly concerned with the dynamics of city life, with culture contact, change, and assimilation. For them, no city is static. Indeed, the story of the city is the dynamic filling of the tabula rasa and of the conflicts that ensue. Fourth, Chicago is seen as a paradigm. This emerges most clearly in Ernest W. Burgess's famous map of the concentric zones of city development, probably the most famous single visual document in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Burgess intended that map as a universal description of city development. But when asked at one talk what the diagonal blue line down the right center of the picture was, he said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Oh, that's the lake.” That is how paradigmatic most Chicagoans thought their city to be.

Finally, Chicago scholars always saw the city as enmeshed in various larger structures. Chicago's debt to its position in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was always clear, but scholars have looked beyond that to study Chicago's relation to larger economies and demographies.

These themes help organize a discussion of studies of Chicago. While it is tempting to chronicle the image of Chicago discipline by discipline, a thematic organization is preferable not only because of its conceptual clarity, but also because the disciplines in fact dramatically affected one another. Studies of Chicago were domina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til well into the postwar period, and the university's organ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to a single division meant that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counted for little.

We begin, then, with the theme of the tabula rasa. Much of the work on Chicago has emphasized the notion of a clean slate, a bare setting into which reality pours like so much flooding water.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is vacancy was physical. The physical land that would become Chicago seemed nearly a featureless landscape, relieved by a small river, extensive swamps, and an almost imperceptible ridge dividing the Atlantic and Gulf watersheds. Many authors would see this landscape as a slate on which nearly anything could be inscribed by human ingenuity and effort. Roads and railroads could be placed at will. Even the river would be reversed. Only the lake was an immovable fact, and even that would be remodeled in the building of Lake Shore Drive, Grant Park, and the Northerly Island.

The vacancy was in the second instance symbolic. Chicago for many writers was an act of imagination. William Cronon's magisterial history attributed Chicago's greatness, ultimately, to the vast dreams that envisioned and built an entrepôt city. Not for nothing did Chicago invent the concretization of the future in the present via the mechanism of futures markets. Unlike other cities with their long and complex histories, Chicago had a clean slate, symbolized by the great fire and subsequent redevelopment; it could become what it dreamed and willed.

The vacancy was in the third instance social. Writers from the Hull House surveyors forward to William I. Thomas and Florian Znaniecki and beyond stressed the sudden freedom of immigrants released from the controls and fixities of Europe to the unrestrained competition of the new city. For Thomas the very groups themselves had to reinscribe and reconstruct themselves. Studying the situation a generation later, Burgess, and still later Everett C. Hughes, saw the ethnic groups fully enacted but constantly rewriting the city's social landscape through the endless processes of ethnic succession.

The tabula rasa view did not emerge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studies of Chicago. That first generation was very much bound up with reform politics. For reform politics, the city was not something seen in the abstract, de novo, but rather something seen very much for what it was, at any given moment, with all its historical warts. Progressives like Jane Addams and Albion W. Small and even the subsequent generation of Charles E. Merriam and W. I. Thomas were thoroughly enmeshed in such an immediate view of the city. It was only in the next generation—the generation taught by Robert E. Park—that newly scientizing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began to ask the abstract questions that not only conceived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of the city de novo but in the process conceived of the city itself as the outcome of an abstract, theoretically conceived developmental process in a largely characterless setting. This new view reflected not only the scientizing impulse but also the youth of the new scholars and their relative detachment—at least by comparison with Addams, Small, Thomas, and Merriam—from the realities of Chicago's political life.

A second basic theme followed from this first theme of tabula rasa. The relative absence of environmental determination of city development meant a correspondingly increasing importance for man-made landscape features and for the mutually determining quality of internal social groupings.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meant a focus on the extraordinary importance of roads, railroads, streetcar lines, canals, and other means of transport, not only for their direct impact in determining development, but also in their creation of “ecological” barriers that determined the ebb and flow of community life. Geographers like Harold M. Mayer and Richard C. Wade emphasized the centrality of such structures within the city; Cronon and many other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structure environing the city.

Ecological barriers interacted with social life itself to produce “natural areas,” a concept that was foundational to Chicago sociology with its vision of a city of neighborhoods. An enduring debate has concerned whether Park, Burgess, and their students saw natural areas that were already present or defined them into existence with their intensive study. But the fact remains that a generation of research on natural areas from 1920 to 1940 construed the city at a level of geographic detail completely unmatched elsewhere and, in the process, gave Chicago's internal “community areas” the names that still label them 75 years later. Neighborhoods and natural areas were the units of what latter-day Chicagoan Gerald D. Suttles would call the man-made city. This focus on natural areas has endured into the present. Only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have a handful of writers in the new social and labor history begun to think of the “units” of Chicago as being trade unions, gender subgroups, or even social classes.

In some incarnations, the natural areas view seemed quite static. But later ecologists like Hughes and Wirth would emphasize the dynamism implicit in much of the earlier writing. The early Chicago School focused on description. But one important aspect of description conduced strongly to the dynamic emphasis. The legacy of the reform tradition to the descriptive scientism of the Chicago School in the 1920s was an intense focus on what W. I. Thomas had called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 new sociologist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studied this phenomenon in comprehensive geographical detail, following the natural areas paradigm. Hence came the dozens of studies of dance halls, brothels, insanity, divorce, nonvoting, suicide, and other forms of socially problematic behavior of interest to the reformers. The greatest of these bodies of social disorganization studies was 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dominated by Clifford R. Shaw, Henry D. McKay, and other sociologists at the Institute for Juvenile Research.

Studies of Chicago by sociologists, geographer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reached their mystical apogee in the 1920s with Burgess's celebrated zone map of the city, published in 1925. Burgess's map was equally indebted to the static descriptive tradition of the ecologist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extraordinary focus of Chicago studies on change and process, on the other. Location in space was no more important than location in time.

Three broad subthemes characterized this dynamic mode of Chicago studies.

The first was the subtheme of culture contact and conflict. First celebrated in Thomas and Znaniecki's monumental study of the Polish peasant, published in 1918, the culture contact theme stretched through the decades down to Suttles, Albert Hunter, William Kornblum, Ruth Horowitz, and others. These scholars all saw ethnic groups in contact and contention. They saw community succession. They saw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For all of them, ethnic groups defined themselves in this process of ecological succession and change, acquiring in that process particular qualities—by virtue of particular ethnic contrasts—that would later come to be seen as generic to those ethnic groups beyond the immediate Chicago context. A conspicuously important subset of this work concerned African Americans; works including E. Franklin Frazier's studies of the black family and Horace R. Cayton and St. Clair Drake's monumental community study would shape white America's perception of black communities for decades.

A second subtheme concerned the changes such succession implied in community institutions. In the 1930s, Samuel C. Kincheloe studied church succession, and Everett Hughes studied the real-estate board. In the 1950s, Morris Janowitz published his study of the community press. Later students were to study hospitals, jails,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Again and again, the theme was underscored. Community institutions were both stakes and actors in the continuous ebb and flow of ethnic groups.

Finally, a third strand of dynamic studies concerned city politics. Here, the defining figure was Charles Merriam, whose decades of central involvement in Chicago reform politic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gave him and his students an access to political knowledge unmatched elsewhere. Merriam remained committed to reform, and his work on Chicago never left the reform agenda. But his student and collaborator Harold F. Gosnell played the scientizing role that Park had played in sociology, turning studies of political Chicago in a more abstract direction, away from the practical questions of reform success and failure to the more general questions of voting and other forms of participation. Gosnell's work in the 1920s and 1930s on machine politics and African American politicians was to shape for decades the perception of cit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 painstakingly scientific descriptions remain readable and relevant today.

The dynamic strand of studies of Chicago is completed by another genre that, while not always academic in tone, has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defining the city's image of itself—or at least its political culture. This is what we might call the “gritty politics” genre, books that revel in the rough-and-tumble, occasionally corrupt, always exciting details of life in a big-city machine. Milton L. Rakove, William J. Grimshaw, and others have written recent works in this tradition, which looks back directly to Merriam with his active commitment to particular views of city life. (Newspaper columnist Mike Royko's Boss is probably the most famous book in this genre.) Here too the focus is on the dynamics of urban life and politics, but the aim is less systematic and certainly less abstract and generalizing. One has only to contrast Grimshaw's engaged view of urban politics with the detachment of James Q. Wilson (Gosnell's successor as an analyst of black politicians) to see the difference.

This tension between particularizing and generalizing views of Chicago brings us to another major theme in Chicago studies, that of Chicago as paradigm. There are some central works about Chicago that view it primarily as a unique, individual location.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is Bessie L. Pierce's history of Chicago, published in three volumes from 1937 to 1957. The book was solicited and supported by the leaders of the Chicago Schools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Pierce was invited to Chicago specifically to write it, by a University of Chicago committee including Park and Merriam. Yet where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ultimately developed what had pretensions to being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process, Pierce's extraordinary mastery of detail produced a work that insists upon Chicago's uniqueness. So to some extent did Cronon's attempt to see the city in its full regional context, although the book does consistently invoke general theoretical arguments.

But the majority of work on Chicago has seen the city as emblematic, the quintessential modern, or American, city. Ideas developed for analyzing Chicago were seen as generally applicable; indeed, they were often applied in dissertations at other universities describing other cities. Roderick D. McKenzie and Amos H. Hawley went on to develop full-scale theories of human ecology with completely general pretensions. Robert Park's fascination with “natural history,” a concept which for him was best instantiated by the race relations cycle, led him to see it everywhere: in gangs, in strikes, in revolutions. Natural areas, ecological succession, natural history, assimilation and accommodation, social disorganization, ecological analysis: all these concepts and many more were developed in the analysis of Chicago and passed on into the general heritage. The theoretical and descriptive apparatus built up to study Chicago became the stock and trade of all of urban sociology and, indirectly, of such other fields as the sociology of occupations, which was recast by Everett Hughes and his followers into an ecological model suspiciously like the one Burgess had evolved for Chicago.

Beyond this scientifically paradigmatic quality, Chicago as envisioned by its students had a symbolically paradigmatic quality. It was the ultimate American city, complex and multiethnic, yet coherent in ways New York could not be. The northeastern cities were in fact more ethnically heterogeneous than was Chicago, but through virtuosic description Chicago became the paradigmatic example of a socially complex yet somehow unified city. It may be that analysts of Chicago turned to ethnicity for arbitrary reasons: because of their own backgrounds or because of the ethnic political machine's long survival. Yet it is striking that studies of Chicago seem to have been so dominated by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s. There is surprisingly little about class. There is only a tiny handful of class-based studies of labor in Chicago despite the celebrated events of Pullman and Haymarket. Nor is there much work on Chicago's upper class by comparison with the well-studied elites of New York, Boston, and Philadelphia.

Yet Chicago has served as an archetype of reform politics, and Chicago's history as a prime example of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reform. Merriam's long obsession with clean government provides an important strand of this tradition, as does Gosnell's pursuit of the problems of voting, and the gritty politics tradition with its delight in exposés. There has been no single school of policy studies based on Chicago, but studies of the city have produced a number of works with enormous national influence. From Hull House Maps and Papers (1895) and Upton Sinclair's The Jungle (1906) forward, books on Chicago have shape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Homer Hoyt's massive ecological study of land values, first published in 1933, would prove the unwitting foundation of redlining in federal loan policies, turning ecological succession into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William H. Whyte's The Organization Man—based on study of the far south suburb of Park Forest—would shape conventional wisdom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1950s. James Q. Wilson's influential work—both on black politicians and later on city government in general—would owe more to Chicago than any other city. William Julius Wilson's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would play a similar role in a later generation.

The image of Chicago in public policy has thus been less a consistent picture built up by a long tradition than a series of extraordinary portraits generated by committed analysts. In this sense, the political image of Chicago has stayed in the engaged tradition of Merriam, rather than drifting in the scientific direction begun by Gosnell. As for the other themes of Chicago studies, they continue as consistent traditions into the present. The notion of a physical landscape remade by human effort, the concepts of location in human and social space and in human and social time—these are still the touchstones of important schools of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nd geograph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loomed behi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s New York had done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ithin the social scientific imagination, New York had been a way station in the odyssey of the European immigrant, a place physically separated from, but still socially encumbered by, European traditions of social identity and place. Against the image of New York, social scientific studies of the city made Chicago the American city, the urban outcome of the economic jostling of liberated, self-determined individuals upon the unbounded western prairie. As the American westward odyssey reached the Pacific Ocean, that barrier provided a new metaphor for contact with a world now understood as global and, ironically, reaching to the east. The “Pacific Rim” came to be imagined as a point of foreign penetration into America as much as a gateway for expans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e outward. Near the southernmost point of U.S. expansion, a new paradigm was proclaimed within cities named and previously colonized by Spaniards. Through continually redefining lenses, the American city emerged within the social scientific imagination as postmodern Los Angeles. As the congealed instantiation of disintegrated, “polynucleated” urban form, the metaphor of Los Angeles was a rejection of Chicago's rational inscription of place upon prairie. Emphasizing empirical links to world systems and theoretical links to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new urbanists” like Mark Gottdiener claimed to vanquish the Chicago model of an “ecological” order growing in concentric pattern from the downtown business district.

The scholarly energy given by postmodern urban social theorists to severing the intellectual tentacles of Chicago studies suggests that this grip is not so easily dislodged. Several of the classic works on Chicago—notably the books of Thomas and Znaniecki, Cayton and Drake, and Hoyt—emphasized the relation of events in Chicago to events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beyond it, and it is a tradition continued in the present by writers like Cronon and W. J. Wilson. It may be that the globalization theorists will soon bring us back to Thomas and Znaniecki's analysis of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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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走出"现代"之门：后现代社会学的兴起及其影响

守望者 — Wed, 04 May 2005 03:08:00 GMT

走出"现代"之门：后现代社会学的兴起及其影响

摘要：作为一种当代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的兴起是现代性成长的必然产物，它是伴随着现代社会危机的出现，并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的结果。尽管后现代在社会学的建树中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足，但后现代的理论方法在社会学中还是直接导致了一种"后现代社会学"研究模式的诞生。而且，与以往现代社会学的研究相比，后现代社会学在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目标取向上都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风格与特征，但也天生地存在着某些难以克服的弊端与缺陷。

　　一

　　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的诸多话题，可以说是19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话语。然而，"后现代"一词相对于"现代性"概念来说，词义更为复杂，用法较多、分歧也较大，且大多缺乏综合性的社会理论基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后现代思潮在根本上并不是反现代性的，而是走向反思自律的现代性，它从各个角度揭示了现代性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和缺陷，力图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原有经验和解释。因此，笔者更倾向于把后现代看作是建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对现代性思想既否定承传，又批判创新的社会文化思潮。明确地讲，就是指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当代意义上全球化趋势的凸现与强化，在人文社会科学思想领域中所形成的一种以逆向思维分析方法批判、否定或超越现代化条件下所形成的社会理论基础、价值取向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对当代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审视与重构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1]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后现代既不是现有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也不是后工业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不是对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如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等）的概括，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想文化的范式。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后现代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倾向于"颠覆"和"打破"存在于学科和次级学科之间的各种界限，创造出一种综合了多种学科和多种维度的视角，从而既对来源于一系列研究领域(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性、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思想进行综合，也对处于一种既定学科内部的各种视角进行综合。当然，后现代理论除了擅长批判现代性之外，最擅长的就是描述和分析当代的社会文化现象。但是这些分析对真正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的建构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社会现象的描述只是社会现象分析的第一步而已，而当前所谓的后现代理论反映出的主要是一个人文学科的现象，其在社会学科尤其是社会理论的建构方面还明显不足。[2]究其原因，主要是后现代理论的一个基本取向是注重文化方面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注重微观权力和微观反抗。因此，他们反对建立一种宏观的叙事理论，这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误解。事实上，在社会学上卢曼(N.Luhmann)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除此之外，布迪厄(P.Bourdieu)和吉登斯(A.Giddens）也试图融合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建构一个新的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因此，重建社会理论首先要重新理解韦伯(M.Weber)、涂尔干(E.Durkheim)、马克思(K.Marx)、帕森斯(T.Parsone)等人所提出的问题，后现代高度抽象的社会意味着个人要有高度的主体性或自由，承担自己的理性选择，反思和学习自己所处的系统。

　　尽管后现代在社会理论的建树中表现的明显不足，但后现代的理论方法在社会学中还是直接导致了一种后现代社会学(postmodern sociology)"研究模式的诞生。[3]英国社会学家拉什(S.Lash)认为，后现代社会学就是"用社会理论、社会学调查、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分析方法来表示后现代主义"，[4]而鲍曼（Z.Bauman）则把社会学中正统共识的瓦解及与之相关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出现看作是后现代社会学诞生的标志，提出后现代社会学要正视一个新的"完全成熟的、全面的和有生存力的社会系统类型"出现的可能性，同时，还应通过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研究的"解放"目标，分析和探讨许多隐含的可视为时新社会系统重大转型的后现代问题。然而，如果像许多后现代社会学者那样，把诸如加芬克尔(H.Garfinkel)的民族学方法论与舒茨(A.Schutz)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的语言分析和伽达默尔(H.Gadamer)的解释学综合起来就建构成了后现代社会学的话，那么这种后现代社会学反而会消除"后现代"这一概念本身。这是因为，后现代社会学不可能从自己的理论参照术语中派生出"后现代"这一概念。鲍曼认为，后现代社会学准备不足，它无法将后现代性作为一类在历史上和社会空间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实在进行研究。因此，鲍曼所倡导的后现代社会学不是解释性的，而是企图通过恢复社会学研究的"解放的"目标以维护现代性的双重抱负（即提高人的独立性和加强人类的团结性）。[5]

　　事实上，绝大多数后现代社会理论家并不直接从事社会理论本身的研究，而是折衷地把片断的社会学分析、对文学与文化的解读、对历史的理论描述以及哲学批判等揉和在一起。因此，后现代社会学其实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大多表现为一种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如果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思想成份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把当代社会学家对待后现代的态度划分为五种不同的表现：一是竭力主张与推崇后现代的人，如鲍德里亚等；二是被标定为后现代论者，但自己并不承认的人，如福柯等；三是彻底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人，如哈贝马斯等；四是反对后现代性却又欢迎后现代形构到来的人，如吉登斯等；五是对上述人物的理论进行分析综合研究的人，如尼科尔森(L.Nicholson)、弗雷泽(N.Fraser)等。[6]由此看来，在当代社会学家中，其实对待后现代的态度也是非常复杂的，但尽管如此，他们在进行社会学的研究中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共性，那就是力图打破既存学科之间的界限而倡导一种新的超学科话语(supradisciplinary discourse)，并开拓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与以往"传统的"现代社会学研究相比，后现代社会学对建立在现代化研究范式基础上的"传统"现代社会学研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并发展出了一系列诸如非创造(decreation)、非定义(de-definition)、非中心化(decentrement)、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非总体化(detotalization)、解构(deconstruction)、置换(displacement)等概念。[7]且在其极端形式上表现出了如下一些主要特点：一是不再认为社会学研究是对独立于我们研究过程之外的那种"客观社会现实"的一种呈现或再现，而是明确地告诉读者社会学研究只不过是诸多"语言游戏"中的一种，是被称为"社会学家"的那些人对被称之为"社会现实"的那样一些文本的阅读过程，那种阅读过程与普通人对同一些文本的阅读过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二是不再认为我们通过调查所得的各种资料就是我们把握"客观社会现实"的可靠路标，而是把它们当作它们的作者在一定话语体系的限制下对自身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理解或诠释。三是不再认为有一种最好的或相对最好的理解或诠释各种资料文本的方法，不再有一个对资料文本的绝对正确的理解或诠释，任何一种理论或诠释都可能是一种误读。四是不再把建立某种有关研究对象的通则(或规律)性理解或诠释当作研究的最终目的，而是把揭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同一类研究对象之间在不同时间、空间等条件下的差异当作研究的终极目的。[8]

　　当然，后现代对社会学的这种反叛不是没有意义的，其在社会学领域中的出现不仅仅标志着另一种新颖的学术范式的诞生，更确切地说，作为一场崭新的社会与文化运动，它正促使着我们在体验和解释后现代社会所出现的新问题时，如何更广泛地进行重新思考，从而使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传统"现代社会学面临更大的挑战。后现代社会学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格局与模式，为社会学适应全球化的新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因此，其给社会学研究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

　　第一，后现代社会学运用的解释与解构的分析方法，消解了两极因素、二元形式的对立，突出了语言在我们的认知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指出了无论是我们的感觉过程还是我们理解过程，无一不渗透着语言的影响在内。假如语言自身是相对的甚至随意的，假如语言是我们知道的唯一实在，那么实在至多不过是一个语言学的习惯而已。的确，我们很难突破语言对我们的认知能力所施加的限制，我们所能够加以感受、理解和讨论的对象并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现实，而只是一些由我们生活其中的语言所建构起来的"文本"。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假如社会学真正值得人们为之努力的话，那么它就应该不仅仅是"一个语言习惯"，而应该是在注重语言习惯的同时建构与社会现实相吻合的实在理论。因为假如现实也是一个语言学的约定，那么意义和知识就只能是相对的。后现代社会学无疑动摇了我们的先入之见，动摇了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的"常规"做法，在方法上为我们带来了对传统社会学的反思路径。

　　第二，后现代社会学挑战了先前的社会学方法、理论以及概念，修正了西方思想中关于本质与现象、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同一与差异、整体与局部、中心与边缘、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等关系问题上的传统解释，批评了现代社会学研究中片面追求一般性、普遍性、同一性、整体性、中心性、连续性，将这些方面置于优先的地位，把他们视为最根本的东西，甚至形成排斥与它们对立的那些方面的"本质主义"、"理性主义"、"普遍主义"、"中心主义"等既有思维倾向，使我们意识到了个别性、特殊性、差异性、边缘性、局部性、非连续性等性质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意识到了理论概括和方法探寻的局限性，以及试图简单地用某个一般理论来统领所有具体社会现实的非适当性，从而使我们能以一种新的立场、新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这个丰富而多元化的世界。

　　第三，后现代社会学对现代社会学的挑战也决不是偶然的，它的到来是与社会剧变、文化嬗变、政治变革、核心价值的深层次哲学争论和学术危机同时发生的，且可能是对它们的反应。后现代对社会学带来的挑战"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是近来其它时刻不可能出现的一种现象"。[9]然而，后现代社会学想要在现代化研究范式之外确立自身，不是要根据自身的标准去判断现代性，而是去思考它和解构它，其目标不在于提出一组替代性的假说，而在于表明建立任何一种诸如此类的知识基础之不可能性在于"消解所有占统治地位的法典的合法性"。后现代社会学乐于对所有那些现代人从不愿意去深入了解和特别关注的少数事物进行研究，将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同社会的变化有机联系起来，并把他们重新确定为研究的焦点。在研究方法上，与传统的社会学试图先设法分离诸因素，再揭示其相互关系，最后予以系统综合的惯用研究途径不同，他们给出的只是不确定性而非决定论，是多样性而非统一性，是差异而非综合，是繁复而非简洁。他们是回避判断，提供的只是"读物"而非"观察"，是"阐释"而非"判决"，他们虽然"思虑"此事物或彼事物，但从不进行检验，因为检验需要证据，而这在后现代参照系内是无意义的概念。

　　第四，后现代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概念、理论和观点及其对当代社会的诸多分析视角，引起了我们对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某些危险和局限的警觉。后现代社会学关于新的社会历史情境之重要性的宣称向我们提出了重新书写理论和修正先前正统理论的要求，因而有可能会重新引发我们对当前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批判分析。更具体地说，这些后现代社会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包括：对现代性制度与话语以及它们对主体实行规范和惩戒的具体方式所作的详尽的历史系谱学分析（福柯）；对大众媒体、信息系统以及技术等这些彻底改变了政治、主体性和日常生活之性质的新型统治方式的理论阐述（鲍德里亚）；对微观政治、新的社会运动以及新的社会改造策略之重要性的强调（福柯、利奥塔、拉克劳、德勒兹与加塔利）、对现代性的那些有缺陷的哲学要素的批判（德里达、利奥塔、罗蒂）等等不一而论。尽管其中还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且还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但他们都迫使社会学家认识到了以往社会学理论模型的某些局限和不足，为其进一步改正与完善自己的理论提供了素材和思路。

　　第五，后现代对社会学的批判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对所有竞相对抗的社会学学派或范式实际上所共享的社会学构想发起了挑战，其中心主题就是对那种认为科学知识是普遍的，并且可以用一种与语境无涉的方式加以实证的观点加以批判。后现代社会学认为科学本身----而不是这种或那种理论和范式----是一种特许的理智形式或真理媒介，而真理的标准又是随语境而定的，欧洲或英美社会学知识标准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现代性的特定文化预设联系在一起，并尤其驳斥了科学所自称的只有科学知识才具有确实可靠基础的说法，并对统一的、普遍的、以共识为基础的科学标准提出了异议。例如，在社会学中，就什么可以被看作是有效的研究或理论存在着相互冲突的标准，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可预测性、概念的系统简约性或者可量化性和可验证性是主要的标准，而另一些社会学家则强调解释的全面性、描述的丰富性、推论的中肯性，或者强调道德、政治和美学方面的标准。而这些不同的价值标准可以避免达成理智的共识。[10]

　　当然，后现代社会学者与其批评者之间的这种争议，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对今日科学的意义及社会作用更广泛的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科学技术给现代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在社会学学科发展上也造成了社会学过于追求科学化、实证化和经验化的倾向，但人们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并没有因此而消逝殆尽，科学神圣的光环依旧存在，它依然是企业家、政治家和学者们所常常求助的一种文化通货。毫无疑问，正是科学的这种与社会的牵连及政治化倾向，推进了对科学的意义和社会作用的当代论辩，引导了后现代社会学家朝着相同的方向运动。后现代社会学者寻求将是一门宽泛和描述性的，而不是预见性和政策倾向性的社会学。它强调新奇性和沉思性，因为它寻求差异的丰富性，并专注于非常事物、独一无二的事物和原初性的事物。后现代社会学家不是"智力规则和秩序"的执行者。他们与其说是科学真理的"立法者"，还不如说是真理的"解释者"，也许是两个知识社团之间的仲裁者，而其中每个社团提供的"真理"在别的地方却无足轻重，也没有特殊的地位。社会学家应该成为"不同社会阶层的调解人、外来文化的解释者以及特定道德观的倡导者"，其作用就在于"转述在某个以共同体为基础的传统内所做出的陈述，以便使它们可以在以另一个传统为基础的知识体系之内被人们所理解"。[11]

　　当今各种有关非现实主义(irrealist)、反基础主义的(anti-foundational)社会学形式的争议，对一些社会学的研究者来说似乎是多余的。然而，尽管这些争议对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所蕴含的挑战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件，但是，我们称之为"后现代社会学"的所有主张对这门学科的贡献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尤其是在它们需要一种更多的跨学科方法(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与提供一整套更适合社会学状况的知识时，更是如此。[12]后现代社会学的出现至少是对长期以来占据社会学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对客观知识自我陶醉的一种反应，但后现代始终没有提出有力的另类社会学，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社会学家中明确主张社会学者应改弦易辙，认真从事"后现代性"的分析，建立所谓"后现代社会学"的似乎还很少（好像只有鲍曼）。或许这是因为，就世界整体而言，我们还处在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正如吉登斯所说，我们今天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性"的时期，而是进入一个比前更激化（radicalized）与普遍化的高度现代性的时期。[13]尽管如此，后现代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为社会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从而使传统的理论在认识论、方法论与理论前提等方面均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过低估价后现代社会学的挑战对未来社会学的发展并无益处，即使这种挑战并不总是完全地具有独创性的也是如此。因此，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也同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对此，不同的社会学家有不同的选择，如当代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J.C.Alexander)以后实证主义为认识论基础，将功能主义发展为新功能主义，而吉登斯则从反实证主义出发，将社会学对"结构--行动"的分析发展为他的结构化理论。

　　二

　　如前面所述，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思想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一种后现代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诞生，尽管对一门系统化的后现代社会学是否存在还存在着不少的争议，[14]但是，有关后现代的社会学研究以及运用后现代理论来展开各个层面的社会分析的，的确已大量存在。最为典型的如福柯对现代社会权力运作机制的揭示和反抗，鲍德里亚对高科技社会的后现代反思，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精神分裂与多元社会的论述等等，都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后现代社会学的分析风格和研究特色。后现代社会学站在后现代思想的立场，其中突出地表现为对现代理论的批判和在理论上的后现代决裂的论证。现代社会学理论，从孔德、斯宾塞、涂尔干、韦伯、马克思到帕森斯、默顿、布劳、哈贝马斯等人的社会学理论，因为它试图找出理论的基础，因为它对普遍化和总体化的追求，因为它傲慢地宣称能够提供绝对真理，以及因为它的被认为是虚妄骗人的理性主义，而受到了后现代社会学者的大力批评。具体而言，后现代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大都表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反对实在论，注重话语分析。在后现代社会学者看来，一切现象都是依照一定符号和规则建立起来的话语文本。"文本就是一切，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德里达语）。话语分析就是要把所有的社会现象都看成是依照一定的符码和规则建立起来的符码性建构物。因此，在人们对事物的"观察"或"认知"中时刻都渗透着理论或语言，理论必须在语言的限制之内发挥作用，而语言并非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只是我们用来把握现实、表达自我的媒介或工具，事实上，语言就是我们的世界。但是，所有的语言、话语、文本等并非自有其意义，也不是被简单地给予的，而是在现代制度场景中，通过大量制度性实践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因而，话语分析必然涉及到社会及制度的层面。其关注的重要点就是去分析人们言谈时所由以出发的话语、观点和立场的制度性基础，分析被这些话语、观点和立场所认可或预先定设的权力关系。

　　第二，反对总体化趋势，提倡微观分析。后现代社会学者拒绝辩证法和总体化的方法论，反对各种"整体性理论"或"宏大叙事"的有效性，摈弃有关社会和历史的总体化宏观透视，转而鼓励各种"局部性理论"或"小叙事"，对某种无选择或类似无选择技法极为崇尚，尤其偏好各种微观理论与微观策略。因此，在具体研究中，非常强调差异、多元、片段、异质、分裂，而对理性、共识、系统、总体性等概念一味拒斥。

　　第三，反对现代主体，关注"他者"的生活。后现代社会学者所考察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主体或个体的社会"，尤其是激进的后现代论者，他们把反对现代主体看作是对现代性进行总体批判的一个工具。[15]因此，主张采用一种无主体的方法从事社会学研究。后现代社会学者在解构和"处决"了现代主体这一社会的至高无上的建构中心之后，后现代社会学把目光又转向了"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尤其是为现代社会所造就的但却长期忽略了的边缘者、非中心者、无能力者和被剥夺或忽视权力者等映衬现代主体的"他者"。后现代社会学者试图从这些被现代主体奴役和统治的"他者"之中，发现"后现代个体"的影子。

　　第四，反对中心论和一元论，主张价值的多元化。现代社会学理论都假设了一种前定的、统一的主体，或一种先于社会活动的永恒的人性。与之相反，后现代社会学者主张放弃现代理论中作为前提的理性和统一的主体，鼓吹一种去中心化、片断的主体。由于文本意义的非中心性、不确定性，使得我们不可能发现什么对研究对象或文本的最佳(或相对最佳)的认知与理解方法，不能够形成可用来帮助我们判断哪种认知或理解更为"真实"和"可靠"的客观标准，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研究对象或文本是"正确"或"真实"的问题。我们不能因把其中的一种看成是"真的"而将其它的加以排斥，而应该允许多种"故事"同时并存。如果一定要有一种认知评价标准的话，那也只能是与现有认知的"协同性"或创新性等(谢立中,2000,195-196)。在后现代社会学者看来，世界早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呈现出了多元价值取向，并显示出断片和非中心的特色，因而生活在后现代社会的人们的思维观念就不可能是统一的，其价值观念也无法与现代时期的整体性同日而语。

　　第五，反对表象论，要求终结表象秩序。表象是现代性及其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基础机构和哲学的核心。在后现代论者看来，所有表象都依赖于某些荒谬的假定，其在政治、社会、文化、语言学和认识论上都是独断的，表象标志着征服。"表象是危险的且本质上是恶劣的（德里达语）"。因为"表象"只是我们在特定语言的限制下所完成的一种主观建构，而不是什么对"客观存在"的表现或再现。表象鼓励概括，注重同一，因而容易忽视差异的重要性。而我们能够加以分析和讨论的也不是客观现实本身，而只是各种不同的"文本"而已。因此，必须终结表象秩序，并通过彻底放弃理论建构活动来解决表象危机。[16]

　　第六，反对本质主义，探寻现象之间的差异。后现代社会学者否认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区分，否认事物后面存在着普遍共有的性质，认为事物之间存在着的只是各种"家族相似"之处，反对将把握对象之间的共同本质或同一性、揭示对象存在与变化的确定规则当作认识的目的，而主张探寻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断裂，揭示对象的各个特殊性，从对象的特殊性或与他者的差异中来理解对象。

　　第七，反对理性主义，追求人性的普遍解放。理性主义一直是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但在后现代社会学者那里，理性被理解为专制的、强迫的和极权主义的东西。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性原本是作为"一种许诺把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进步力量"，但是，现在它已变成了"奴役、压迫和压抑的根源"。因此，反对现代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要求从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压制中彻底解放出来成为后现代社会学者学术追求的目标。他们企图通过对现代社会权力运作机制的解构，通过对压制和规训人的社会制度的批判，从根本上去瓦解现代社会，以寻找通向后现代社会的路。[17]

　　第八，反对传统的历史观，置换现代的时间和空间。后现代社会学者大多反对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逻各斯中心的，是神话、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源泉，是一种封闭的方法。"历史，假如它是真正存在的话，是一门卑微的学科，它依赖于现在，而不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因此，后现代论者拒绝线性时间和可预测性空间的现代观念，要求重新置换现代的时空观，并抛弃历史，以"现在"为目标重写社会学。时间不是线性的、进化的或意向性的，空间也是超越了"个别的人的肉体放置其自身的位置、从知觉上组织它的直接的周围环境以及从认知上在一个可绘制的外在世界里绘制出自身的位置等的各种能力"。[18]没有现代的时空，注重于追本溯源的历史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些基于历史的各种现代性假设也就不再成立。

　　第九，反对现代的真理观和理论观，企图实现没有现代真理和理论的生活。真理作为现代性的一个缩影，因其涉及秩序、规则和价值取向，依赖于逻辑、理性和理智而遭到几乎所有后现代社会学者的反对和批判。而现代社会学理论建设与真理探求活动一样，因为都有一个包罗万象的，逻各斯中心的计划，一个元叙事和一种至高无上的声音而遭到后现代社会学者的极力抨击。因此，大多数后现代社会学者都认为真理是在纠缠扭结的上下文背景互动中相对而言地存现的，真理是在不同的探求方式中，在跨越其科目时以及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富有变异性的阐释现象。一些激进的后现代社会学者更是呼吁必须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取缔理论的特许地位，削弱它们的作用和降低它们的身价，以实现没有现代真理理论的生活。而建设性的后现代社会学者则要求重新定义真理，摈弃以理论为中心，并且以日常生活和局部的叙述来取而代之。

　　第十，反对现代方法，以解构和直观的阐释作为其主要的方法。后现代社会学者大都不习惯使用"方法"一词，他们一般认为不存在方法，不存在他们务必遵守的程序规则，存在的只是后现代论者惯用的反规则和"怀疑一切"的严格作风。因为，在后现代社会学者看来，只有声称要成为外在地有效性的、要寻求"先验真理"的逻各斯中心体系才会全神贯注于方法。因此，通过否定这些规则，后现代社会学者声明，就方法而言，其实"怎样都行"。但在其具体的正规表现中，后现代社会学主要包含了两种方法论途径：内省的反客观主义的解释和解构。解释侧重于表达某个积极的观点，是一种个体化的理解形式，它是想象而不是材料的观察，并消解了现代实体，消解了自我与他人、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任何清晰的区分。而解构注重否定的批判能力，其蕴涵着既破解了某文本的神秘，又拆开了那个文本以揭露其内在而又任意的层系和它的前提的意思。[19]

　　由此看来，上述以现代性话语为基础所形成的"传统的"现代社会学，其所遵循的理性主义和基础主义，寻求普遍化和总体化表述与必然真理的理论体系，必然会遭到后现代社会学的极大反对与冲击。然而，尽管如此，后现代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并不一定拒绝方法精致、分析详尽的社会分析，而是想挑起对下述声言的怀疑，即社会探究可以建立在某种方法基础上，而这种方法赋予了它一种特许的认识论地位。同样，后现代社会学也并不一定拒斥概括性的分析步骤，而是反对现代主义者那种总体化的、概括性的理论，或者寻求一种统一的社会学范式的做法。在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与一般理论之间也并非一定是两极对立的，但它们的确引人注目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化的特性和目标形象，尤其当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时更是如此。一些研究者试图探寻这两种对立形象之间的中间立场，而这种中间立场又取决于接受后现代哪些不同的层面，因而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

　　三

　　总体上看，"后现代"思想是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性"内部的分裂以及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深刻断裂和紧张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用尼采的"上帝死了"来描述"现代性"的诞生，那么也可以用福柯的"作为主体的人死了"来形容"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否定。尽管后现代思想所包含的混乱、分歧乃至对立是令人惊讶的，经常让人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但无论人们对"后现代"这一提法有多少保留，毕竟这一概括已经成为"大家所关注、所感兴趣，甚至已广为流行的概括。"从这个意义讲，"后现代"也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和理解当代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有用的工具。

　　毫无疑问，现代社会学的那种总想把一切制度化，总想制订格式简单而又内容烦琐的普适原理、规则或体制的思维方式已经很难胜任思考复杂化的社会现象了（如全球化现象），后现代社会学的诞生恰恰就是对现代社会学这种不适应性的一种反应。它总想以一种解构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论化，以系谱学的分析取代理论建构的种种努力，从而重新引入道德和政治关注，以作为中心论题。如果说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最典型代表就是寻求普遍化和追求客观性的社会学的诞生的话，那么，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则更是一种文化理论，它是通过文化批判，从微观层次上去解构现代社会，以便把人从社会（制度、结构、实践、话语）的结构化和压制中解放出来。当然，犹如其它任何一种理论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一样，后现代社会学在理论与方法上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和缺陷，存在着一些理论上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未能把社会学理论化必须借助的构架上的相对主义与应用这些构架所产生的知识相区别。有时，社会学者为了研究某种社会现象而选择了某个框架，其本质上被认为是一种排他性的选择，因而很容易遭到后现代社会学者所纵容的解构。然而，如果假定采纳某种参考构架，那么对社会现象的真正研究就不必采取一种排他主义的态度，而后现代社会学恰恰把这种必须借助的解释框架与应用这种框架所产生的知识混杂在一起了。

　　二是后现代社会学太轻易地忽视了社会学中科学理论化的可能性。后现代社会学不仅反对社会理论的可能性，而且还缺乏关于"社会"的积极概念，无法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共享或团结提供规范性说明。大多数批评认为，后现代社会学的反理论立场本身就是一个理论立场，某种类型的一般理论既是可能达成的，也是值得追求的。那种否定一切科学基础和标准，忽视具有整合性和指导性作用的一般理论的做法实际上并不可取。

　　三是后现代社会学在突出语言在认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时，过分强调了语言的自主性及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把对社会实践的一切研究都归结为一种话语的分析，否认语言是客观现实的表现或呈现，认为所有的认知最终都只是一种"语言游戏"的结论，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后现代社会学的目标不应该仅在于从语言上提出一组替代性的假说，而应在于指出和表明建立任何诸如此类的知识基础之不可能性。当然，后现代社会学所主张的"话语"和"文本"并非自有其意义，而是在现代制度场景中、通过大量制度性实践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因而话语分析必然涉及到社会及制度的层面。这无疑要求我们不能对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做寻章摘句的分析，而必须透过后现代文本分析其社会思想的实质。

　　四是后现代社会学者大多反对现代主体，认为主体不仅是一种建构物，而且完全是一种虚构的假象。但是在主体之死的思想还没有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普遍确立起来之前，主张建立没有主体的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其生命力仍然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主体的消亡虽然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后现代社会学把目光转向被现代社会所塑造的边缘者、被忽略者、非中心者和被剥夺权力者------他们作为映衬现代主体的"他者"是现代主体奴役和统治的对象，后现代理论试图从这些人中发现"后现代个体"的影子。这种对现代社会学所忽略的东西的关注是有意义的，但它并未建立起后现代的、新型的社会学理论。

　　五是在反对片面追求"宏大理论"和"元叙事"的同时，否定整体、集中、统一和权威的重要作用，尤其过分强调了无限多样的"小叙事"般的微观分析，忽略了那些对我们社会生活起决定作用的资本、国家、阶级、制度等社会因素，从而使后现代思潮在社会作用上具有保守主义的倾向。而且，一旦这种立场过度膨胀，将使我们无法得到有关世界社会生活的整体图式，并将使我们失去人类生活所必需的那种宏大视野，以及我们的生活同样必需的那些概括与预见能力，甚至失去我们的认知与社会交往能力本身。实际上，局部的存在和发展是和整体、集中、统一、权威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使信息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多元发展和社会的一体化的发展是相伴随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脱离开对方而存在。

　　六是后现代社会学者（尤其是激进论者）对真理和理论的极度抨击有点言过其实。虽然一些僵化刻板的真理和理论主张已经不再受人欢迎，但人们对真理和理论的需求仍然是主导的。事实上，社会学者要想放弃对真理与理论的追求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没有理论的世界意味着所有话语的绝对平等，意味着基础主张的终结。如果这样，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整个知识氛围将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真理与谬误、理论与邪说之间的差异也就不存在了。如果没有理论，那么后现代社会学研究将成为一项没有希望、甚至没有价值的事业。

　　七是在方法论方面，后现代社会学的"怎样都行"的主张其实也是一个夸大其辞的主张。在整个后现代社会科学中，至少是由肯定论的后现代论者建构的后现代科学，并非没有方法论上的偏爱，尽管这些偏爱有时是以否定的口吻来表达的指令，它们排除了某些方法而不是积极地需要它们。而且，以后现代的解释和解构的方法取代传统的社会学方法是否意味着是对社会学的某种改进，至今还是一个相当不明了的问题。因为它并没有为社会学提供知识的基础，也没有为社会学提供在相互冲突的解释之间做出选择的合理标准。

　　八是后现代社会学在批判与抛弃某些现代社会学的关键概念时（如秩序、进步、理性、真理、范式等），却又使自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以及理论批判与实际表现之间的矛盾之中。例如，它们对理性的理性批判；对总体性的总体化拒斥；用某种标准去否定判断的明确标准；信奉语言决定论而又主张语言的不确定性；在强调互为文本关系时又孤立地对待文本（如德里达）以及在废除主体性范畴时所表现出来的主体傲慢等等。尤其是其对理论和主体存在的批判、对真理及其评价标准的放弃，将最终可能导致自身缺乏知识主张，肯定多重实在和认可矛盾解释，从而使自己滑向虚无主义、极端相对主义、反理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深渊。

　　总之，由于后现代社会学尚处在它的初创和起步阶段，因此，像许多早期的研究范式一样，它的整体轮廓和特点还是朦胧的。卡尔霍恩（C.Calhoun）也曾指出，后现代实际上是现代性的内在产物，其对社会学一般研究的挑战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它不能为后现代批判所作的规范判断提供依据；其二，它将差异提升到了一种绝对的高度，反而践踏了互为主体性的概念。因此，尽管后现代社会学对现代社会学批判的贡献很多，但毕竟它只是诸多社会学认识中的贡献者之一。后现代社会学并没有弥补结构功能主义、实证主义、系统分析或社会学中任何其他重大的传统范式的弱点，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社会学的知识、综合和概括之类的积累物（这与强调知识积累的现代社会科学截然不同），它提供的只是复杂的交互关系和绝对意义上的差别，以及对独一无二的事物和局部事物的追寻。因此，其实质性的贡献也仍然是含糊而零碎、庞杂而多变的，且至今我们还很难预见它能够提供出一些富有生命力的、具体的替代理论与方法。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一种与现代社会学完全不同的声音，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已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尽管其中还存在不少的争议，有些观点一时还很难引起共鸣，甚至难以被主流的现代社会学所接受和认可，但其对"传统的"现代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所带来的一系列变革性影响是任何一个严肃的社会学学者都无法回避和忽视的。今天，我们固然可以不同意后现代社会学的某些立场和观点，但却不能忽视它的问题意识以及它表达问题意识的一些不乏创见的方法。更何况一些后现代论者在其后期已多少否定了他早期的偏激思想，并且在后现代思潮的众多支流中也不乏充满建设性精神的人物，而晚近出现的建设性后现代社会思想，则表现了更积极的性质。因此，进一步深化后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以及整个后现代理论研究，就其提出的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积极回应，这对于社会学的建设和现代性的发展无疑都将是大有裨益的。当然，社会学要理解"后现代"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时代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规律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主流社会学(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意义。在这方面，后现代社会学从批判的立场出发对现代社会学知识体系进行的猛烈抨击与颠覆，无疑对进一步促进社会学在继续强化社会实践品质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理论的开放性、适应性和反思性方面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20]

注释：
[1] 文军：《范式整合：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研究的变革》，《学术论坛》，2001年3期。
[2] 后现代虽然比较擅长对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分析，但至今还是相对缺乏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理论。后现代有自己的历史思想，但是并没有把这种思想和社会理论、文化理论、政治哲学融合起来。笔者认为这正是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理论面临的主要问题，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后现代思想就是因为后现代缺乏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政治理论，不仅如此，而且它还攻击社会，并倾向于从原则上把社会规范、制度及实践视为压迫性的东西予以拒斥。在这方面福柯的自由实践、卢曼的系统分化，以及韦伯的价值多元化、涂尔干的社团主义、帕森斯的普遍价值、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等理论的综合，对于我们分析当今全球社会的运作机制非常有用。毫无疑问，面对后现代这一极为纷繁复杂的现象，其社会理论形式的确急需一种新的理论综合，尽管这种综合现在还显得很不成熟。
[3] 严格地说，"后现代社会学(postmodern sociology)"与"后现代主义社会学(postmodernism sociology)"是有重要区别的，"后现代主义社会学"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来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它的研究对象既可以是"后现代社会"，也可以不是"后现代社会"，而"后现代社会学"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来研究"后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由于本文没有对"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做过细的区分，因此，在此把凡是以"后现代"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的社会学研究，均看作是"后现代社会学"。
[4] Lash.S.The Sociology of Postmodern, New York: Routledge.1990.
[5] Bauman,Z."Is There a postmodern Sociolog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5,1988.
[6] 《中国社会学年鉴(1995.7-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页。
[7] Hassan, I.The Postmodern Turn: 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92.
[8]《中国社会学年鉴(1995.7-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199页。
[9] Featherstone,M."In Pursuit of the Postmodern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2-3),1988, pp.207-287.
[10] Seidman,S.& Wagner,D.Eds.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The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91.
[11] Bauman,Z.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5.
[12] Owen,D.Sociology after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1997,p.20.
[13] Giddens,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0.
[14] 有学者认为，由于任何一门学科都存在着一个基础、一个终点和一个体系的特点，而这恰恰是后现代论者所极力反对的。因此，从后现代思想的基本倾向来看，后现代本身是反理论化、反学科化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学。因为，在后现代论者看来，任何知识体系和学科门类，特别是理论知识都包含着压迫性和特权、霸权及权力，都是使权力垄断合法化的意识形态。
[15] 后现代论者尤其是激进的后现代论者，其反对现代主体的基本理由是：一是任何主体都是现代性的一个杜撰，是启蒙和理性主义的产物；二是对于主体的任何关注都假定了某种后现代论者不予赞同的人道主义哲学；三是主体自动地需要一个客体，而后现代论者都反对这种主--客二分法。
[16] 当然，后现代的这种反表象也导致了其他社会学家降低了他们为其学术研究所制定的要求，即把社会学活动变成了"讲故事"（构造小型的叙述），而不是研究活动，变成了一项"讽喻"或文学的而非科学的活动。参见：Richardson,L."The Collective Sto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Writing of Sociology." Sociological Focus 21(3),1988,pp.199-207.
[17] 后现代社会学者对理性的极度攻击大致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现代理性假定了普遍主义，统一的整合体，以及同样的规则到处适用的观点；二是理性是启蒙运动、现代科学和西方社会的产物，后现代论者认为，作为这种产物，理性在把启蒙运动、现代科学和西方社会的所有缺陷加以联合方面，是有过错的；三是理性和合理性同后现代对于情绪、感觉、反省和直观、自主性、创造性、想象力、幻想和沉思的确信相冲突。
[18] Jameson,F."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146 (July/ August),1984,p.83.
[19] 应该指出的是，解释和解构在后现代认识论的大多数方面是一致的。解构是有预谋地、公然地、有意地和强烈地提倡主观主义和反客观主义的。它摈弃普遍性知识或整体性理论，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项反理论的事业。后现代解释是互为文本的而不是因果性的，其否定了真理符合论，怀疑理性和合理性。
[20] 文军：《全球化议题与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5期。

现代性的守望者

守望者 — Sat, 30 Apr 2005 06:31:00 GMT

现代性的守望者

包亚明

（转自：人文日新网）

在利兹大学社会学系自己的办公室墙上，鲍曼悬挂了一幅毕加索画的唐·吉诃德冲向风车的平版画，这清楚地象征着他孤独的现代性的守望者的身份。鲍曼在波兰的经历赋予了他以独特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学在社会中的本质、角色以及知识分子的作用。他用人类潜能和可能的未来的名义，将社会学放在与已确立的机制、官僚机构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思想和价值体系相对立的位置。尽管鲍曼过去是，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英国社会学机制的一个外来者，但他的著作在欧洲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里比许多名声显赫的英国同行拥有更多的读者。这是因为他具有宽阔的视野，对流行的范式具有一种他人难以匹敌的批判精神。

鲍曼在1990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到，在他的所有著作中、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里，有两样东西是他一直关注的：一是工人阶级，他们代表着被蹂躏或受压迫的人们，代表着受苦的大众；一是文化问题。“现在，当我试图对此进行概括，并说明我为什么对这两样东西感兴趣时，一个能够假定的动机就是，我对那种我称之为傲慢或自负的东西极度反感。……我的兴趣在于揭穿其隐含的东西，揭穿、分解那种自负，那种对我们生活在可能是最好的世界里的确信，那种认为这个世界不仅有现实的、而且有某种超现实的基础的确信。与这第一个问题相关并由此衍生出来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在社会学中主要关注的东西，那就是理解现实的可见性、可触及性与权力，即理解对于现实的确信，是如何构造起来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文化产生兴趣的原因”。

意大利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著作促使鲍曼将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考察，鲍曼对工人阶级的长期兴趣在1982年出版的《阶级与记忆》中达到了顶峰，鲍曼认为“该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告别，不是向工人阶级告别，而是向工人阶级与不公正、不平等的同一性告别”。此后，不平等问题依然在鲍曼的思想中存活了下来，但它不再特别地与工人阶级相联系，而是在后现代性观点中重新体现出来。除了葛兰西之外，德国思想家齐美尔精辟的文化理论，也使鲍曼对文化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

鲍曼认为，正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阐释学层面的认识，使我们对可靠的知识的实证论的坚持，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解放的要求融为了一体，这些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非常接近，事实上在鲍曼学术生涯的某一阶段，他曾经是哈贝马斯著作的坚定的鼓吹者。尽管鲍曼晚年仍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批判性的”社会学家，但他却已不再喜欢哈贝马斯。因为“哈贝马斯真正吸引我的是，他关于理想的社会是在某种社会学讨论班式的范式上形成的观点，也就是说，讨论班拥有的只是参与者，而唯一起作用的则是争论的权利，因此社会学的作用就是分解隐藏在看似自由的讨论中的其他因素，并且消除它们的影响。而当这一过程完成时，真理的问题就会与意见一致、赞同等合二为一”。显然，鲍曼追求的是永远不会形成一致性的乌托邦的讨论班，因此，当哈贝马斯转向实证论地重申帕森斯思想时，鲍曼与哈贝马斯之间精神性的亲和力就立即荡然无存了。

在所谓“新右派”时代，由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所合法化的自由主义讨论，已经愈来愈引人瞩目。在1988年发表的《自由》一书中，鲍曼从马克思主义传统出发，对自由所作的质疑无疑是一种很不和谐的声音，鲍曼在论述自由时，更关注的是不平等而不是自由。鲍曼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是从研读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开始起步的，他的第一本著作，即论述英国社会主义的著作，就是建筑在对边沁、穆勒、斯宾塞等人的研究的基础上的。鲍曼认为，自由主义不可能提供的东西正是公正、社会公正本身。事实上，任何关心公正的价值的人都不能简单地说：“国家的唯一作用，就是任自身衰弱、直至消亡”。在鲍曼看来，完全自由的国家实际上是不可想象的，那将是一个非社会性的国家。所谓社会中的自由，就是X的自由是将其自身建立在Y身上的，也就是说，自由首先是一种特权。自由是社会中极其重要的分层因素，如果你的社会地位愈低，你也就愈是被决定性的，也就愈不自由。因此，如果将不平等的话语和自由的话语分割开来，那么对两者都将是有害的，因为不平等其实就是不平等的自由，而自由就是行为的社会能力的提高。在鲍曼看来，只有将不平等与自由联系起来考察，这两个问题才是可以理解的。

鲍曼本人认为，他一直关注的工人阶级与文化这两个主题，在他称之为现代性的三部曲的三部著作中结合了起来，这三部曲就是《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现代性与大屠杀》和《现代性与矛盾状态》。鲍曼将“立法者”与“阐释者”看成是知识分子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两种语境中的两种不同的身份。鲍曼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对于立法者知识分子来说是不合适的，这种不适不仅使知识分子产生了“集体多余”的体验，而且促使知识分子构筑了当代的信心危机。一方面，立法者知识分子找不到用来发表权威性陈述的场所，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将朝着有利于立法者知识分子方向发展的希望也正在消失。更为重要的是，在消费社会中，裁决的权利正从知识分子手中流逝，而市场的机械主义则直接担负起对价值进行判断、发表意见和检验的角色，甚至在知识分子无可争辩地独占了几个世纪的文化领域，知识分子的裁决权力和权威地位也正在被取代。

鲍曼认为，如今的知识分子大体上都会赞同齐美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草草写下的那个忧郁的预感：“与所有早些时期的人们不同的是，我们已经在没有任何可供分享的理想的状态下生活了一段时间了，也许甚至是没有任何理想地生活了一段时日了”。在这样的心境下，要把某人选择的价值当作具有绝对约束力的价值，就需要很大的勇气。鲍曼认为：“毫无疑问，有人将担负起那个在荒野中呼号的角色，把自己推向这个崇高的、然而并不明显有效的角色，而其他许多人则把实用主义的谦逊看作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这种不确定性涉及到与我们的主题最为相关的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以及角色的转变。有许多迹象表明，由‘立法者’这个隐喻所描述的传统角色（扮演的或向往的）正逐渐被‘阐释者’这个隐喻所体现的角色所取代”。也许，我们和鲍曼一样迫切想知道：这究竟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改变，还是一种暂时的不知所措？

用不着大惊小怪

守望者 — Wed, 06 Apr 2005 02:03:00 GMT

用不着大惊小怪

    ■郭齐勇

    冯天瑜先生的《新语探源》是不是“了无新意”、“缺乏原创性”？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该著有创新性，是一部优秀著作，给人启迪良多。其新意尤在于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论证了近代语汇是汉字文化圈对西方话语的创造性回应，不仅日本的汉字在对译西方名相过程中的创新是如此，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应对、转化，都充分表明了汉字文化有强劲的生命力，有内发的现代性，这在讨论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当今，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簸荡的当今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多元的现代性，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内在根芽，是吾人最关切的。以上揭示是本书对当今学界的一大贡献！在诸多名词、概念、范畴的考证、厘清上，冯先生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沈国威先生从语言学的路数做近代语汇问题研究，颇有心得与成就。冯先生从思想文化史的路数做这一方面的研究，亦有心得与成就。两人都有创见，各有所长，不仅不互相妨碍，反而可相得益彰。微观、分科研究固然重要，宏观、整体研究也很不易。中国思维与中国式的研究方法有自己的优长。冯著把历史与逻辑、微观与宏观、分科与整体结合起来，在方法论上亦有不俗的贡献。冯著引用日中学者的前期成果，引证或综合介绍前贤与时贤（包括沈国威先生）的成果均注明出处，甚至列表或在标题上标明。少数地方为省事起见，作者综合述介前人成果，用文简约，但从上下文上并不难看出作者交代了资料来源。

    冯先生是明清至近代思想文化史专家，积累丰厚，多年来一直有兴趣并用心于新语汇。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业师萧萐父先生请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和当时在湖北大学任教的冯天瑜先生等在珞珈山“明清文化史沙龙”中论学，冯先生就讲过近代语汇问题。冯先生是学问中人，谦谦君子，潜心向学，心无旁顾，对时俗流弊深恶痛绝，说他“仓卒成篇”、“抢滩”、“赶潮”，那实在是冤枉。至于基地、项目、课题等等，不能说全是负面的，这些对繁荣文科起过并正在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冯先生从不热衷于此。至于扉页上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明中叶以降中国文化现代性研究’（之一）”，这一项目是我们为冯先生操办的，当时他在日本。这一项目也没有多少钱（用于支付课题组同人，包括几位校外专家购书与其他用途），冯先生写本书并没有用课题组什么钱。他这本书，只是本项目的成果之一。扉页上写此，也是冯先生在校对时，由我建议加上的。再说，人文学研究，国家与学校投入一点经费，学者使用此经费，乃正当的事，用不着大惊小怪。

    人无完人，书无完书，说冯著《新语探源》有点小疵可也，但如抓住一二缺失就夸大其辞，下结论说此书是“出自名家之手的了无新意之作”、“缺乏原创性”、“疏于考证”等，甚至暗示是书有很大的问题，又联系时风，把冯先生作为“典型”来打，区区以为太过当了。

学术批评与反批评的脱节

守望者 — Wed, 06 Apr 2005 02:02:00 GMT

学术批评与反批评的脱节

    ■周振鹤

    近日得见一批一应两篇文章：沈国威先生对冯天瑜先生近著《新语探源》评论文章——《学术“抢滩”不可取》，以及冯先生的回应之文——《学术乃天下公器》。将两文对照来看，不知是否冯先生对于沈文的理解有所偏差，虽然副题为“答沈国威君”，却始终让人有种答非所问的感觉。

    沈文的标题显然是冯先生最大不以为然的地方，冯先生认为沈先生所谓“抢滩”是指研究思想文化史的人贸然闯入了语言学领域，并出了书。但就笔者对沈文的理解，沈先生所谓“抢滩”行为的重点是在于这个贸然闯入之人到底出了一本怎样的书，而并不是单单闯入出书这一事实。不知冯先生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忽略了抢滩两字上所加的引号，相信如果将标题改为“如此学术抢滩不可取”的话，可能更方便理解：学术抢滩并无不可，但怎样的抢滩是可以被接受，至少是可以被容忍的呢？良好的学术环境是能提供学者更多空间自由发挥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抢滩并没有什么不堪，只是抢者至少要具备一点抢的资质和底气罢了。

    诚如冯先生所言，专业语言学圈外的论者关于新语生成问题所发表的叙说，往往别有洞见，因而如王国维等从未被人指责有“抢滩”之嫌；而即使在现在的学术界，亦不乏闯入语言学界的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他们也没有被冠以“抢滩”之名。如果认真阅读过沈先生的文章，应该很清楚地知道，沈文只是一篇简单的个案分析，绝对没有以小见大，借冯先生来攻击一批人的意图，然而冯文中却凭空将个体变成了群体。毕竟是严肃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这样壮声势的方法似有点不合适。

    沈文的结论是“冯著是一本粗制滥造、了无新意的劣书”，得出这一结论是通过三个分论点：缺乏原创性，疏于考证和体例不当，而证明这三个论点的论据是从冯著中引用的许多硬伤。稍有中学语文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反驳论文的写法是通过证伪论据来驳斥对方论点从而推翻其结论，但可惜的是，冯文通篇找不到一句对于沈文所列举的这些硬伤的具体回应或解释，而只是抽象否定沈文的论点，强调自己的原创性和对于前人研究成果的综述。煌煌六百多页的巨著，如果没有一句自己的话，那恐怕就不是“粗制滥造、了无新意”可以形容的了；而研究综述绝对不能代替行文中的引用说明，这是一种基本的学术规范，也是沈文中“体例不当”所针对的，并非仅是指责冯著对前人研究成果不够尊重那么简单。对于沈文中提出的疑问，例如是否真的看过《哲学字汇》、《格物探原》、《哲学源流考》等书这些如此容易回答的问题，冯先生似乎都没有看到，不知什么道理？当然，如果可以将这些让人不忍卒读的错误轻描淡写成“需要进一步努力之处”，那么称冯著“有创新性，是一部优秀著作，给人启迪良多”也就真的不必大惊小怪了。

    当然应该承认，冯先生的立论——纯语言学论著和从思想文化史视角切入语言领域的论著，颇有差别，二者的着力点、举例重点都大异其趣——是中肯的，只是沈文一一列出的无不是冯著中所举之例，也就是冯先生所谓从思想文化史视角切入语言领域的着力点和举例重点，那么这些漏洞百出的着力点和重点又是如何能构建起思想文化史这座华厦美屋的呢？还是那些平日只会埋头作些琐碎考证的人太不合时宜了，以至于早已成为思想文化史滚滚车轮下的花花草草却还懵然不知？

    沈先生文中的火气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可以理解，学者们对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多少都有一点像对自家孩子般的疼惜之情，容得人欣赏、爱护，却绝对容不得人糟蹋，这是人之常情，无怪乎沈先生措辞激烈，让被批评者浑身不是滋味。但是沈先生多少有些苛责了。从冯先生的回应中，我们了解到了一些新的信息，可能有助于消一消沈先生的气。

    据冯先生称，他于2004年9月应“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之聘，赴日本京都作“东亚汉字术语生成”研究，并与中日韩三国共十余名学者组成研讨班，其中还有若干日本语言学界的耆宿。相信冯先生所表现出的对“滩主”的诚意定会令沈先生深感欣慰，即使此时已是冯先生大作结稿之时的半年以后。可见，虽然冯先生从沈先生的文中找不到可以“无则加勉”的理由，却早已先于沈先生之劝“有则改之”了，所以沈先生大可不必如此咄咄逼人。

    另外，沈先生误以为冯著是匆匆赶出，因而如此了无新意，粗制滥造。然而从冯先生辨文中可以得知真相：此书成形历时至四、五年之久，这样一来情况就不同了。草草著书以致粗制滥造是态度问题，劳心劳力费时良久依然硬伤如许，显然就不是态度问题。国人向来重视态度，所谓态度决定一切，故而沈先生大可不必耿耿，若是本着其心可嘉，其情可悯的宽容态度，于人于己，都还是合宜的。

    冯文结尾一针见血：沈君长期身处国外，如果要就国内学界问题发表意见，应当先将情况了解清楚。情况就是：国内的学术界早已经不是单纯地为学问和真理所存在的了，项目、基地、课题、经费，这些才是重点，人们关心的不是是非黑白或是学问高下，而是多少好处多大名气。学术成果批量生产，学术批评吵骂不休，有多少是障眼法，国内的学者当然心中有数。沈先生去国已久，个中禅机自然无法参透，像这样为了维护学术仅存的一点神圣性，以卵击石的话，好的结果，是让人轻其不识时务，坏的，便是白白担一个以“滩主”自霸的骂名，除此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