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谈的东西,可能和社会学没有太大关系。其实仔细想想,却又是最有关系的。
记得有一次在饭桌上,我曾经问沈爷,您觉得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做学问最重要,还是做人最重要。会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当时有一种体会,觉得身边有一些学术 上做的很好的同学,口碑却不是很好。那阵子就有一种困惑,一个学者,究竟应该做出让人拍案叫绝的学术文章,还是先做一个生活里忠厚老实、让人感觉很舒服的 人?沈爷当时跟我说了四个字:道德文章。说这四个字是那时候他在社科院学到的,要做学术,还是应该先做人。我听了很开心,因为这很接近我心里对这个问题的 回答。虽然做好学术很难,做好人就更难。
社会学这个学科成立之初,为了想在科学体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非常在意学科上的标准化建设。后来美国社会学界将这一精神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形成了现在的社 会学。当然社会学不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它是一个科学的东西。但看了越多的东西就越觉得,真正做得好的研究,学者在字里行间都是有一种巨大的社会关怀 的。这些关怀带来的洞察力,是那些干巴巴的研究不能比拟的。我想,一个优秀的社会学者,除了良好的学术素质,更高层次的要求就是这种由做好人而来的社会关 怀。只有怀着这种愿望进行的研究,才能真正见微知著、对社会的变革保持敏感,做出好文章。
说到做人,我的看法无外乎两点:做人要有是非心、做人要宽容。
所谓是非心,就是对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保持甄别力,要能够形成正直的判断标准,并能坚持自己对事情的判断。我相信这需要非常的聪明和勇气。生活在社会中 的人,往往很难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形成自己的判断,每个人都看似有判断,但这个判断其实是基于大多数人(或者是大多数有话语权的人)的判断形成的。在社会学 的训练中,最可贵的就是能对事情形成自己的判断,并且在自己的内心, 不要害怕和规避分清是非。我们确实应该站在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但作为一个人,还是应该分得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尤其是面对现在的中国社会,种种的制 度和体制的不合理下,我们更应该保持这种是非的警醒。我记得什么人说过,真心的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遵守《小学生守则》。其实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 种简单的是非观不应该在接触了社会以后变得多么复杂。现在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往往特别困惑。在孩子小的时候,告诉他要善良、要乐于助人、要有同情心。 但看到大街上的乞丐,又会说这些是骗子,社会就是这样。孩子当然会被搞糊涂。我们在做田野的时候,很多被访者就会跟我们说,你们在学校,不知道真正的社会 有多么黑暗。好像社会是吃人的老虎,大人的义务就是在被吃了之后尽力地保护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晚点再被吃。悲哀的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有是非心的人 越来越少,或者说,按照自己是非心做事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我对自己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尽力做一个好人。
说到宽容,就是能对异己之人、异己之见保持尊重和理解。这里说的宽容,不是说做个老好人,别人说什么都是对的——这对于一个学者前途的伤害是致命的。但是 要能理解别人的观点和看法,这在我看来也是最基本的。理解二字,说来简单,做起来极难。是人,就会有不同的角度和观点,能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对别人的 看法即使不同意,也能试着理解,这样的人能有几个?理解的基础是了解,愿意抛开自己的成见对别人的生活和想法进行了解,这是社会学者最基本的素质。有些人 愿意埋头苦干,不愿意和别人进行交流,或者即使交流了,也认为别人说的都是狗屁,这是幼稚而可悲的。一个能尊重别人发表意见的权利的人,做什么都不会太失 败。因为在去聆听、去了解的过程中,总会有所收获。
人,总是在变的,大到生存境遇、小到生活琐事,总会迫使人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但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的成长期过后,他本质的东西就不会再变了。正是这些本质 的东西,是我们对一个人形成看法的最根本的根据。所以我觉得,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宽容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错的。在加上一点点聪明和勤奋,就可以做出很好 的文章。然而,如果一个人很聪明、很勤奋,却不怎么正直、不怎么宽容,那就让他去搞政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