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

阶级结构与健康不平等（读书报告）

郇建立 — Sat, 17 Jun 2006 13:16:00 GMT

From Ellen Annandale, 1998, The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Medicine (Chapter 4: Class Structure, Inequalities and Health), Polity Press.

Presented by Huan Jianli

引言

问题的提出：作者指出，尽管近年来人们之间的健康不平等在加剧，但许多社会学家却不断地宣称，“阶级已经死了”，阶级不再是区分人们生活机会多少的标志。阶级是否真的不再是不平等的轴心？难道它在认同形成过程中不再重要？如果这样的话，研究健康不平等还有什么意义？

本文的框架：作者首先描述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不平等的趋势及其与健康不平等的关系；其次，作者考察了经济重组（economic restructuring）的意义和健康不平等研究中的“阶级之死”；最后，作者思考了学者们什么会从消费和生活方式——而非阶级认同——的角度来理解健康不平等。

经济不平等和健康

自1971年以来，所有人的可支配收入都有所增加，但富人的收入增加速度较快。与此相应，总死亡率有所下降，但富人的死亡率下降得较快。这表明，经济收入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事实上，健康是“人们是社会经济状况的晴雨表”。

同时，作者进一步指出，在发达国家内，人们健康状况最好的并非是最富有的国家，而是最平等的国家。这说明，绝对剥夺和相对剥夺都会影响人们的健康。

在这部分的结尾，作者指出，一方面，资料表明，经济不平等对健康有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又宣称，阶级不再重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逻辑混乱？部分原因在于，“阶级”有多种含义。

阶级死亡了吗？

在此，人们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阶级概念是否符合最近的经济社会变迁，如资本的国际化、体力工作的减少、服务业的兴起、女性的高就业率、社会轴心从生产向消费的转变？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制造业的衰退。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认为，阶级似乎不再反映人们的自我认同与生活方式，它仅仅是一种相对不重要的自我表达的形式。这些人不再关注阶级认同、集体行动、集体意识，他们关注的仅仅是没有阶级基础的社会运动和消费差别。显然，阶级在此种情况下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它仅仅是描述经济权力关系的一种手段。

然而，另一些人坚持认为，阶级依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传统的工人阶级的衰弱并不意味着所有阶级的衰弱。这里，作者使用了上层阶级（overclass）和下层阶级（underclass）的概念：前者是有拥有财富和权力的富人构成的，而后者则是由穷人构成的。

到底是坚持阶级死亡还是阶级重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阶级。在此，从最强意义上的作为集体认同的阶级到最弱的几乎没有意义的阶级，作者区分了四种理想类型的阶级立场：（1）在第一种立场中，阶级依然存在，但它们经由资本主义阶级行动得到了重组。（2）从分析的角度，第二种立场并不可行，因为你不能同时坚持阶级的盛行和阶级的死亡。（3）许多经验研究都坚持第三种立场：它们坚持阶级重组的看法，使用“弱”阶级的概念。（4）第四种立场是一种“后现代的”阶级观，它使用“弱”阶级的概念，并宣扬阶级死亡的观点。

健康不平等的解释

在前面的介绍中，我们能够看出，作者坚持如下假设：健康同社会经济地位有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在此，作者同意Bloor等人的看法，“测量进程的建构既会产生健康不平等，又会隐藏健康不平等”；任何关于健康不平等的主观解释（artefact explanation）“必定是不完整的、尝试性的”。

如果说阶级和健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到底是阶级影响了健康（社会起因，social causation），还是健康影响了阶级（健康选择，health selection）？在这个问题上，作者的观点是，任何群体的健康状况都是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换言之，上述两种关于阶级之间健康不平等的解释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在考察了健康不平等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后，作者再次提出，我们是否可以从阶级的角度来解释健康不平等？所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都是现代主义思维创建的体系。如果我们从后现代的观点出发，我们就会解构现存的健康与不健康、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的二元对立。

在后现代的世界中，人们之间的主要差别不是阶级差别，而是消费差别。因为社会运作的轴心已经从生产转向了消费，从生产工人转向了中产阶级。作者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职业不再是划分阶级的主要因素。在布迪厄看来，职业阶级本身仅仅很可能是个体追求社会声望的结果，“阶级犹如火焰，它的边界在不断地变化”。

结论

在讨论社会经济群体、政治行动和文化行为时，阶级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概念。然而，在研究健康不平等时，它的意义以及知识功能（intellectual function）是极其模糊的。争论的焦点已经从理论争论转向了对方法论的关注，以至于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从阶级的角度看，健康不平等意味着什么。

对一些研究者来说，阶级依然深深影响着健康。但是，更为通常的是，医学社会学家只是很宽泛地使用阶级的概念，它只是反映了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在理解健康问题时，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转向了消费和生活方式的不平等。最后，一些激进的研究者拒绝从阶级的角度来理解健康状况的根本原因。

评论和思考

作者在这一章详细地讨论了阶级和健康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二者关系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阶级概念的不确定性。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一个人的阶级地位会影响他的健康状况，反之亦然。

在读了本文之后，我在想，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对个体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其中，影响健康的最为根本的因素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进行经验上的论证？此外，健康状况对个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共产主义研究中的极权主义范式（读书报告）

郇建立 — Wed, 17 May 2006 13:07:00 GMT

Achim Siegel, 1998, The Change popularity of the totalitarianism paradigm in communist studies, in Poza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Vol. 65, pp 9-35.

Presented by Huan Jianli

引言

本书的写作背景：作者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极权主义范式在共产主义研究中一直都是最有影响的范式，但是，这一范式随后受到了猛烈的抨击，越来越多的学者都把注意力转向了现代化理论。然而，在苏东剧变之后，极权主义范式再次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于是作者问道，极权主义概念的复兴是不是由于它具有较强的认知能力？

在作者看来，我们还不能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这是因为，学术范式的转变不仅取决于它的认知价值，还取决于一些非认知性的因素（non-cognitive factors），如普遍的政治氛围或时代精神。所以，在研究极权主义范式的复兴时，我们要把它具有的政治性/评价性维度同其真正的认知要素区分开来，而且还要客观公正地重估它的认知潜力（cognitive potential）。

本书的目的：重新评价共产主义研究中的极权主义思路，尤其是要再次考察它的认知潜力。这本书并没有专门讨论方法论和理论问题，所用的经验资料也局限于共产主义体系的历史（偶尔也会涉及共产主义政权与法西斯主义统治的相似性和相互联系）。作者指出了之所以要优先考察共产主义体系的两点理由：首先，共产主义的垮台不仅带来了极权主义范式的复兴，而且它也是一个很难解释的历史事实。其次，同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历史相比，共产主义体系的历史似乎为极权主义思路提出了更为严重的概念难题——因为这一体系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本文的基本内容：作者首先在广阔的学术和历史背景下，简要回顾了过去关于极权主义思路的争论，包括它的评价性特征（evaluative aspects）和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s）。其次，在这种背景下，作者梳理了一些学者关于极权主义范式的再评价，包括最近关于极权主义概念的争论以及经典极权主义概念的再评价和再解释。

极权主义范式的“流行周期”

1．极权主义范式的评价性特征及其对范式流行的影响

极权主义在1923年首次出现时就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反映了法西斯主义反自由主义的目标。后来，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提出了著名的“极权主义独裁”的概念。在他们看来，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基本上是相似的”，它们在概念上不仅有别于西方的宪政国家，也有别于传统的独裁。

显然，Friedrich和Brzezinski关于极权主义的评价是消极的、负面的，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概念所具有的积极的一面——认知能力。许多人都接受了这种评价，他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仅仅是为了展示情绪上的评价，而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共产主义体系。

因此，极权主义概念的复兴并不能认为是它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评价性特征反映了时代精神。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种评价性特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极权主义范式的流行，因为认知因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极权主义范式争论的认知特征

在50年代中期之后，欧洲的共产主义体系发生了“去极权化”的趋势，军事镇压减少，意识形态的控制减弱。经典的极权主义思路无法解释上述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理论开始兴起。根据这一理论，共产主义体系的结构将逐渐成为一个多元主义的、更多参与的社会主义体系。然而，乐观的现代化理论很快就受到了怀疑。在60年代，绝大多数国家都失去了改革的动力，以至于人们认为，极权主义体系的改革能力以及容忍改革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布拉格之春的失败和共产主义体系改革运动的终结都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作者进一步指出，“布拉格之春”的失败表明，评价因素和认知因素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苏联干预和压制捷克改革不仅仅是引起了极其负面评价的事件，同时，它也证明了共产主义体系不能容忍重大改革的假设。在这个例子中，评价因素和认知因素都有助于加强极权主义的思路。同布拉格之春的失败类似，共产主义体系在1989-91的垮台也表明，它没有能力进行重大改革。

在这部分结尾，作者总结说，仅仅是试图进行重大改革的事实就反驳了先前的极权主义思路，换言之，极权主义体系并不是一潭死水，它并不排斥重大改革；同时，共产主义体系的垮台又驳斥了现代化理论在共产主义体系改革问题上的乐观主义。

极权主义范式的再评价

前面关于极权主义思路的争论表明，极权主义范式的认知潜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需要进一步详尽的考察。为此，前一组作者再次考察了最近关于极权主义概念的争论，而后一组作者重新评价和解释了经典的极权主义概念。

1．最近关于极权主义概念的争论

Klaus Beyme重新考虑了极权主义范式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他把常见的极权主义概念分成两种类型：Friedrich的极权主义属于经验主义的比较政治学，而Arendt的极权主义则属于规范性的政治哲学。

Klaus Mueller分析了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共产主义体系时引发的争论，他坚持认为，尽管现代化思路具有一定的缺陷，但我们不应因此而放弃现代化理论的所有命题，更不应放弃社会学理论，因为新极权主义的思路并不可行。

Leszek Nowak研究了极权主义范式在过去被抛弃的过程。在他看来，极权主义思路并不是一个应该被完全抛弃的“错误”，事实上，它是一个“不完全的真理”：它在斯大林时代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在后斯大林时期暴露了自身致命的缺陷。

Ernst Nolte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解释了极权主义政权的出现：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建立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出现的首要原因。同时，他还从理解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了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能够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

Eckhard Jesse把极权主义分成了两种主要的形态，即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时期的共产主义。他特别指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存在有助于延长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寿命：“共产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助于把共产主义政权合法化；如果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存在，共产主义的寿命将会缩短。因此，苏维埃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

2．经典的极权主义概念的再评价和再解释

Franz Borkenau、Sigmund Neumann和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把极权主义政权视为攻击性的和破坏性的体系；在他们看来，极权主义体系倾向于摧毁任何前极权主义的和非极权主义的结构与传统。果真如此吗？许多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Johann Arnason重新评价并修正了Borkenau的概念，他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讨论了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产生：二者都是对特定的“西方现代性”的反应。他认为，极权主义政党同“西方现代性”的对立关系不仅表现在极权主义政权的起源当中，还表现在特定极权主义政权的目标、合法性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组织的原则当中。

Alfons Sollner发展了Neumann的概念，前者认为，后者的贡献在于对现代独裁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不仅强调了所有现代独裁政权的共同特征，还揭示了彼此之间的重大差别。

Friedrich Pohlmann发展了Arendt的概念，指出极权主义政权携带着“自我破坏的种子”，这就是它只能短暂存在的原因。为此，他考察了阿伦特极权主义概念的人类学假定。

Werner Patzelt发展了Martin Drath的概念，他借用常人方法学的观点分析了极权主义的统治者打破“旧”事物（旧价值体系）、建立“新”事物的策略和机制，从而把共产主义研究的宏观社会学思路转换成了微观社会学的概念。

Achim Siegel发展了Friedrich的概念，他指出，德意法西斯主义被外国军事力量——外在因素——打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Friedrich的观点，但苏联的情况又推翻了他的看法，因为斯大林主义——内生性地——演变成了一个没有极端恐怖和暴力清洗的政权。

Mark Thompson发展了Juan Linz的概念，指出后斯大林主义体系最好被理解为“后极权主义”体系，因为这一体系既不同于极权主义体系，又有别于“高度的斯大林主义”。在他看来，极权主义政权不会变成民主政权，它只能演化为后极权主义的政权。

评论与问题

这篇“序言”首先解释了极权主义范式在苏东剧变之后会流行的原因，这既有评价方面的因素，又有认知方面的因素。其次，它考察了学者最近关于极权主义概念的争论以及对这一概念的再认识。显然，上述讨论深化了我们对共产主义研究中极权主义范式的认识。

从“序言”中发现，学者们在该书中着重考察的主要是欧洲的极权主义范式，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案例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之中。这不免使我们反思，他们的极权主义观是否适用于中国？是否经得起中国改革实践的检验？我们该怎样看中国的社会转型？

身体与慢性病（读书报告）

郇建立 — Mon, 15 May 2006 14:26:00 GMT

Michael Kelly & David Field, 1996, Medical Sociology, Chronic Illness and the Body,

in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2: 241-257.

Presented by Huan Jianli

引言

如何把身体融入关于慢性病体验的社会学叙述之中？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的目的是提出并发展这个争论。疾病犹如生命本身，也是一个多层的分析目标。从病人的角度看，疾病既可以是疼痛或恶心这样的症状，也可以身体或社会惯例的中断，还可以是认知混乱。过去几十年来，学者就慢性病的社会、生物进程作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忽视了对身体的分析。其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学不仅关注能动与结构，它还反对方法论个体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家把病痛的身体现实（physical reality）要么视为先验的范畴，要么视为社会的建构。

受心理疾病叙述的影响，这种倾向自帕森斯以来日益强化。帕森斯的病人角色理论就受到了精神分析的影响。在六、七十年代，许多其他作家也把精神问题视为医学社会学的重要领域。最近，各种失调——癫痫病、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帕金森症——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同艾滋病研究相比，胆囊炎、溃疡、背疼、梗塞和支气管炎等各种慢性病则失去了重要性。在上述研究，社会学家感兴趣的是痛苦的意义和解释，而不是身体限制和不适，尽管恰恰是后者决定了患者对意义的解释和意义本身的属性。

生物偶然性与人类社会性(biological contingency and human sociality)

医学社会学家对“鲜活的”身体的忽视表明，正常的身体体验（bodily experience）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受到重视。作者说，这部分的目的在于梳理一些重要的文献，以便为随后的讨论奠定基础，并表明我们的出发点。许多文献表明，人类的社会性和社会组织都是在不断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而这种互动则涉及了物理环境、心理变化、认知能力的发展以及情绪控制和表达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从个体发育的角度来说，控制身体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身体控制及其能力是人类发展的核心条件。在此，作者坚持认为，自我与认同都是在符号互动中发展起来的。社会认同和自我概念不仅是人类社会行为的核心，而且二者均同身体有关。身体刺激是了解和认知世界的初始方式，并为自我意识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体验。自我与身体通常被视为同一事物，但是，当身体需求和理想的自我表达发生冲突时，个体就会意识到身体和自我的差异。

一旦社会自我建立起来，社会能力和社会行为的身体基础就不再那么清楚。然而，身体基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身体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因此，在人类生活中，身体是一个重要的、然而不断变化的基本要素。身体的变化通常会导致认同的变化。在此，作者的观点是，我们只有在有能力控制、运用和展现我们身体的条件下，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生活表演者。“管理身体就是管理行为的意义”，因为从根本上说，身体限制了自我扮演角色的能力。因此，处于慢性病状态下的身体不仅是某种真正的或社会建构的损伤的载体（repository），也是社会进程的核心。

身体与病痛（illness）

作者认为，身体问题的管理是应付慢性病的核心，因为所有的慢性病适应都会涉及身体。身体会在慢性病中发生变化，而慢性病也会涉及自我概念的变化。自我与认同不仅在慢性病中发生变化，同时，它们也具有相对持久的性质。伴随着身体的变化和疾病的发展，自我不会立即改变他们的认同。但是，个体患病后，其身体和认同会逐渐地发生变化。因此，连续性与变化之间的张力不仅是许多慢性病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且，它也包含在了自我与认同的概念之内。

作者坚持认为，病痛是一种协商状态（a negotiated state）。当某个人被视为病人时，这种协商状态就会导致认同的变化。同急性病人相比，慢性病人自我与认同的改变显得更加真实与持久，尽管这一事实最初既没有被认识到，也没有被接受。因此，慢性病的性质及其身体后果必须要持久地融入自我的概念之中，也有可能成为他人给予的、污蔑性认同的基础。身体之所以会成为中心，这是因为，患病经历的生物基础会影响自我与认同的建构。在慢性病中，自我与认同的关系是一种随着身体偶然性（bodily contingency）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进程。这些身体偶然性可能是循环的、间歇的和不可预测的，也可能像晚期疾病那样不断恶化。作者总结说，病痛体验不仅是一种社会建构，也是在不同时空下有不同特点的偶然性事件。

讨论

研究自我与认同的思路有两种，一是危机模型，二是协商模型。在危机思路中，患病同认同变化有关，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地位转变（status passages and changes）。相反，协商模型把慢性病视为自我丧失的进程，在此进程中，个体试图变得尽可能像常人一样。

作者指出，把身体带入分析焦点至少有两点意义：首先，它有助于表明，上述模型并不是两种彼此分离的传统，而是两种不同的处理身体特性的方式。在危机思路中，身体变化（body alterations）引起了社会反应（认同变化），而后者反过来又影响了自我的内化和改变。显然，这里的解释逻辑是从身体到自我再到认同。在协商思路中，需要应付的疾病——如慢性关节炎、结肠炎、肺气肿——并不必然使个人看上去特别异常。这些疾病并不总是直接影响互动。

其次，它也有助于考虑语言在这些进程中的作用。作者在此引用了West对公共叙述（public accounts）和私人叙述（private accounts）的区分：前者来源于支持并再生产了社会秩序的主体，它们是受到称赞或得到认可的那种“应该”类型的表达；后者是指源于经验世界（experiential world）的意义，通常与公众叙述相矛盾。总之，叙述进程的性质、人们谈论疾病的方式反映了自我身体经历的特性与直接性（salience and immediacy）。

在作者看来，身体在慢性病中的作用有三点：其一，它是自我接触本身的场所，是自我直接特性（immediate salience）的场所；其二，它通常是外在标签明显的参照点，它为适当的公共认同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其三，当慢性病人建构与重构其身体功能失调的意义以及他人对这种功能失调的反应时，标签与认同又会直接影响自我概念。

同时，自我与认同的相互作用为协调生物事实（biological facts）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架起了理论桥梁。生物与身体事实之所以重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说，这是由于：（1）它们直接影响了自我；（2）它们为认同提供了信号；（3）它们限制了患者的社会行动。生物事实既有独特的身体现实，又有独特的社会现实。生物会变成社会事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人会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对其作出反应。

最后，作者在评价现有的慢性病研究时指出，疾病的社会学分析一定要关注由身体衰退引起的人类苦难与痛苦。在作者看来，如果能把可实际操作的身体融入同自我与认同相连的慢性病的分析中，我们就有可能协调各种相对孤立的分析。

六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理论（读书报告）

郇建立 — Sat, 29 Apr 2006 11:28:00 GMT

郇建立

本文是一个读书报告，报告的内容是Sherry B. Ortner,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in the Sixties”, in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no. 26（1984）：126-166（参见张小军编，《文化人类学理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05年9月）。

谢里·奥特纳（Sherry Ortner）在本文中介绍了六十年代以来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包括六十年代的象征人类学、文化生态学和结构人类学，七十年代的结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八十年代的实践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六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理论进行了总结和展望。诚如作者所言，本文旨在探讨各种理论学派或思路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为了详细地介绍各种人类学理论。在文章的开始，作者借用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的话说，人类学领域正在分化，而学科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以至于人类学家之间不再有一套共同的话语，他们都在自言自语。与此同时，作者还指出，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现在的人类学研究，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其中的一些趋势，即迈向实践的趋势。这种趋势本身既不是理论，也不是方法，而是一种象征（symbol）；正是凭借这种象征，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才得以发展。为了理解这种趋势的意义，作者指出，我们有必要回顾至少20年前的理论，看看我们的起点在那里，又如何走到了现在。

象征人类学、文化生态学和结构人类学：六十年代的人类学理论

在六十年代，象征、自然和结构/制度是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它们分别成为象征人类学、文化生态学和结构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六十年代的人类学理论是50年代末期人类学理论主要范式融合的结果，这些范式包括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美国的心理－文化人类学和美国的进化主义人类学。

1．象征人类学

奥特纳指出，象征人类学仅仅是一个标签，它包含着大量不同的趋势，两个主要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芝加哥学派的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和康乃尔大学的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在此，应该指出的是，吉尔茨首先受到了韦伯（Max Weber）的影响，而特纳则主要受了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影响；吉尔茨代表了关注“文化运作”的美国人类学的转型，而特纳则代表了关注“社会运作”的英国人类学的转型。

吉尔茨对人类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他把文化视为公共象征的体现。吉尔茨的人类学所关注的是，象征是以何种方式影响社会行动者观看、体验和思考世界的，换言之，作为“文化”媒介的象征是如何运作的。在此，吉尔茨侧重的是文化的“精神气质”，而不是“世界观”；是文化的情感维度，而不是认知维度。其二，他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研究文化。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必须“进入人们的头脑”，而是意味着：（1）文化是试图理解世界的行动者的产物；（2）我们要想理解文化，就必须置身于文化情境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吉尔茨的理论视角是以行动者为中心的，但他并没有发展出关于实践或行动的理论。

特纳是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的学生，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特别强调，社会的常态不是团结与和谐，而是冲突与矛盾。因此，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在面临冲突和矛盾的情况下，团结是怎样得以建构和维持的。在特纳看来，象征并非“文化”媒介，它同利益有关：象征能够改变行动者的地位，能够解决社会矛盾，能够使行动者遵守规范。此外，沿着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思路，特纳还发现了特定的仪式机制（ritual mechanisms），并提出了一些仪式分析的重要概念，如阈限（liminality）、临界（marginality）、反结构（antistructure）。

当然，在探讨了象征主义的贡献之后，奥特纳没有忘记指出它的缺陷。在她看来，象征人类学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系统社会学（systematic sociology），忽视了文化的政治内涵，忽视了象征体系的生产和维持。

2．文化生态学

文化生态学是对莱斯利·怀特、朱利安·斯图尔德和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唯物主义进化论的综合与发展。它有两个重要的分支，一个是以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为代表的文化生态学，另一个是以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和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为代表的文化生态学。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用“适应”这一概念来解释社会形式的发展、维持和转型，它关心的问题是，环境如何刺激了社会和文化形式的发展；而后者则强调系统理论，它关心的问题是，社会和文化形式是如何维持同环境的现存关系的。恰恰是后一种类型的研究总体上代表了20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生态学。

当然，所有的人类学家都意识到，文化生态学家和象征人类学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前者批评后者的主观解释是不科学的、无法验证的，而后者则批评前者忽视了人类学的基本假设，即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以文化为中介的。这种争论的实质则是心灵主义（mentalism）和科学主义（scientism）之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说明性的客位（explanatory etic）和解释性的主位（interpretative emic）之间存在的二元对立。在争论中，双方都沉浸在方的错误之中，并没有审视自身存在的严重缺陷；事实上，双方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象征人类学家放弃了所有“说明”的权利，而文化生态学家则忽视了人类行动得以发生的意义框架。

不过，从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的观点看，美国人类学家之间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似乎并没有考虑“社会”这个所有人类学讨论必不可少的核心术语。社会团体、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在哪里？在英国人类学家看来，恰恰是这些因素调节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是，美国人类学家不可能从英国人类学家的视角回答这些问题，原因很简单，双方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传统。

3．结构人类学

在奥特纳看来，只有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才是六十年代提出的新范式。甚至有人说，它是20世纪提出来的唯一具有原创性的社会科学范式。列维－斯特劳斯指出，我们可以通过揭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同一些简单的根本原则的关系来认识这些现象。在他看来，文化首先是一套分类体系，其次它也是一套在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制度/文化生产。在实践中，结构分析试图在复杂的文化现象（如神话、仪式和婚姻制度）背后寻求一系列基本的二元对立（oppositions）。即使没有充分分析神话或仪式，仅仅列举文化中的对立面也是十分有益的，因为它揭示了思想的轴心和思想家的局限性。

结构主义的持续贡献在于这样的一种观点：在纷繁复杂的多样性甚至明显的随机性背后是一致和有序（systematicity）。恰恰是在这种意义上，列维－斯特劳斯表现出了同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亲和性，因为后者也曾指出，在形式不断增生的背后，有一个相对简单、相对一致的机制在发挥作用。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比较清楚地区分既定结构内发生的简单变革和结构本身发生的真正变迁。

结构主义从来没有对美国人类学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它通常被文化生态学家视为象征人类学的变种，但二者的核心假设有很大差别：首先，列维－斯特劳斯从纯粹认知的角度去看待意义，而象征人类学家比较关注精神气质和价值；其次，列维－斯特劳斯强调意义的随意性（所有的意义都是通过对照建立起来的，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而象征人类学家比较关注象征性构造物（symbolic constructs）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再次，列维－斯特劳斯强调结构同行动者的行动和意图相分离，而象征人类学家的结构则始终以行动者为中心。

不过，结构主义对英国人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二者都受到了涂尔干的影响。当然，结构主义在英国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在回避了精神（mind）问题和普遍结构问题之后，英国人类学家首先应用结构主义去分析特定的社会，同时，他们也极其关注调和对立（mediation of oppositions）的进程，从而产生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洁净与危险》。需要指出的是，同列维－斯特劳斯激进的结构主义不同，英国人类学家返回到了涂尔干和莫斯的传统立场。例如，在神话问题上，列维－斯特劳斯坚持认为，如果说神话结构符合社会结构，这不是因为神话反映了社会，而是因为神话和社会组织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结构；而英国人类学家则普遍认为，神话在象征层面反映并解决了社会对立。

在七十年代初期，许多领域，包括语言学、历史和哲学，都对结构主义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学者们批评说，结构主义不仅忽视了有意图的主体在社会文化进程中的作用，还忽视了历史或“事件”对结构的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试图建构其他的模型，以便行动者和实践都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些模型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开始在人类学中发挥作用。就七十年代的人类学而言，结构主义演变成了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结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七十年代的人类学理论

七十年代的人类学理论显然是同现实世界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激进的社会运动不仅影响了学术世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由学界发起。在这种背景下，现存秩序受到了质疑和批判。人类学家先是批判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接着又批判理论框架的性质。就七十年代的人类学理论而言，至少有两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一是结构马克思主义，二是政治经济学：前者是在法国和英国发展起来的；而后者先出现于美国，随后又出现于英国。此外，还有所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它在历史和文学研究中比较盛行，不过直到最近才被人类学家注意到（奥特纳只是在最后一部分简单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1．结构马克思主义

结构马克思主义是唯一一个完全在人类学领域内发展起来的学派，在此，马克思被用来攻击、反思或发展先前的理论流派——象征人类学、文化生态学、英国社会人类学以及结构主义本身。同先前的唯物主义人类学相比，结构马克思主义的进展在于，它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内——而非自然环境和/或技术中——寻找决定性的力量。结构主义并没有排除生态学的思路，但是，在结构主义看来，这种思路应该隶属于生产的社会组织分析，尤其是政治组织分析。这样，文化生态学被视为“庸俗唯物主义”，因为它加强而非消除了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因为它虽然意识到了客体对主体的支配，但没有意识到在体现在这些客体中的社会关系对主体的支配。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社会关系主要是指各种生产方式，它们有别于传统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在表层组织起来的社会关系，如谱系、氏族或半族（moieties）。如果把这些表面形式的“社会结构”视为社会组织的天然模型，那么，我们就会忽视操纵着制度的隐蔽的生产关系。这就是结构主义对传统英国人类学的批判。

除了批判和修正文化生态学和英国社会人类学之外，结构马克思主义者还把注意力转向了文化现象。同文化生态学家不同，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文化信念和自然范畴（native categories）同社会的真实或客观运作无关，同时，他们也不试图表明，非理性的文化信念在实践中具有适应功能。相反，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文化现象（如信念、价值和分类）在社会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们把文化转换成“意识形态”，并探讨了文化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它合法化了现存的秩序，缓和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并使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神秘化。

由此可见，结构马克思主义的优点之一便是，任何事物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由于没有把物质关系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它的实践者可以把这两个层面的现象经由社会/经济/政治进程的核心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调解了六十年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然而，在奥特纳看来，结构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引入了相对强大的社会学的视角。结构马克思主义者把英国的社会人类学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范畴结合起来，并提出了一种扩展的社会组织模型（“生产方式”）。他们在考虑政治和经济关系时，也会考虑亲属、继嗣、婚姻、交换、家庭组织这些要素，以至于在特定的场合中，总会有一幅丰富而复杂的社会进程的画面。考虑到六十年代的各种学派都相对缺少详细的社会学分析，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当然，结构马克思主义也有许多问题。首先，把文化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做法过于极端。尽管这有助于把文化观念同社会关系的具体结构联系起来，但它也产生了“如何使意识形态回到更为普遍的文化观念”的问题。其次，从神秘化的角度探讨文化/意识形态的倾向，使这一学派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研究带有决定论的功能主义色彩，因为这些分析的结果试图表明，神话、仪式、禁忌诸如此类的事物是怎样维护现状的。最后，尽管结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方式，但他们实际上并未挑战这样的观念：从分析的角度看，这两个层面是截然不同的。总的来说，结构马克思主义仍然深深扎根于六十年代的人类学理论，而且，与随后要探讨的政治经济学不同，它是非历史的。

2．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学派首先从政治社会学中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中吸取了灵感。如果说结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关注相对离散的社会或文化，那么，政治经济学家则把目光转向了大规模的区域性的政治/经济体系。政治经济学学派强调外部力量的冲击，强调社会适应这种冲击的方式，从而使得它在某种方式上同六十年代的文化生态学联系起来（事实上，这一学派的许多研究者都曾受训于文化生态学家）。但是，就研究“原始”社会的文化生态学家而言，重要的外部力量是自然环境；而就研究“农民”的政治经济学家而言，重要的外部力量是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在理论层面，政治经济学家在许多方面都有别于其生态文化学先驱。首先，政治经济学家试图把文化或象征问题引入他们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倾向于在政治/经济/斗争的背景下，关注阶级或团体认同的发展进程中所包含的象征。当然，政治经济学对象征问题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缓和六十年代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争。其次，政治经济学家十分强调更大的区域进程。人类学家倾向于把社会甚至村庄视为一个孤岛，但是，也的确有少数的人类学家在更大的区域背景下去看待社会。农民是国家的一部分，甚至“原始”社会和社区也总是与更大的交换体系交织在一起；如果忽视了这一事实，我们就会歪曲资料。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给我们的启示。最后，政治经济学家极其强调历史对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尽管他们不是最早这样做的人，也不是现在唯一这样做的人，但是，恰恰是他们最热衷于历史人类学，并进行了持续而系统的工作。

政治经济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治经济学模型过于强调经济因素。政治经济学家在强调工资、市场、现金关系、经济剥削、发展不足等经济关系的同时，相对而言则忽视了经济关系发生于其中的权力、支配、操纵、控制等政治关系。其次，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存在问题。奥特纳指出，模型的核心是这样的假设：我们研究的任何事物都受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影响（“渗透”）。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远离“中心”，这种假设就会问题重重。一个社会，甚至一个村庄，都有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因而，我们在分析一个村庄时，我们不能仅仅分析它同外部环境的关系，村庄自身的历史和结构也是我们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政治经济学家的历史观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当然，他们的历史观受到了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观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历史犹如船只，是来自社会之外的东西。这样，我们只能了解历史对社会的影响，而无法知晓社会本身的历史。

在这部分的结尾，奥特纳指出，她之所以把政治经济学学派放在七十年代，在某种程度上是处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事实上，它在八十年代也十分活跃。奥特纳之所以把政治经济学和结构马克思主义列入这一时期/范畴，原因在于，这两个学派有一套共同的假设：人类行动和历史进程是由结构或系统完全决定的。随后我们就会明白，不管是隐藏的结构之手，还是资本主义的毁灭性力量，都不足以决定历史的进程，行动者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实践取向/理论：八十年代的人类学理论

尽管早在七十年代，一些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就对结构主义作出了直接的反应，但是，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时期依旧占有主导地位，他们相信，只有通过系统性/结构性的机制，社会文化现象才能得以解释。只有到了七十年代末，结构马克思主义的霸权地位才开始衰落。伴随着布迪厄《实践理论大纲》的英文版在1978年的问世，实践取向的研究在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研究等领域内日益增多。[①]

奥特纳指出，各种实践思路尽管有很大的差别，但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点：首先，这些思路是在反对帕森斯/涂尔干式的主流观点（世界是根据规则和规范建立起来的）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其次，实践理论家承认，系统的确会对个体行动和事态产生强有力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对于行动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系统从何而来。再次，这些实践理论家显然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宽泛地说，我们可以在如下假设中看到这种影响：最重要的行动或互动发生在非对称的或受支配的关系之中，并且，恰恰是这些行动或互动有效地解释了特定系统在既定时间内的形式。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理论框架同时也受到了韦伯“解释社会学”的影响。

在介绍了相应的背景知识之后，奥特纳说，她试图通过一系列的问题来说明和评价这种“新的实践”立场：实践思路试图解释的是什么？何谓实践？行动是如何被激发出来的？行动与系统的互动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而且，她在这里仅仅讨论实践理论的一些核心问题，而不是提供一个系统的实践理论。

1．解释的对象

现代实践理论试图解释人类行动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它既要探讨系统对实践的影响，又要探讨实践对“系统”的影响。在具体探讨行动与系统的关系之前，奥特纳简单介绍了“系统”的性质。在她看来，系统无法被分割成一些单元，相对而言，它是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例如，婚姻系统就是一个由社会关系、经济安排、政治进程、文化范畴、规范、价值、理想、情绪模式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实践思路并不人为地把系统分成两部分（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或文化与社会），然后指出谁决定了谁，因为分析者并不是用系统的一部分去解释另一部分，而是用实践去解释作为有机整体的系统。

但是，如果把系统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或各个维度便失去了分析的意义。在系统的核心是活生生的现实，比如特定时空内的非对称、不平等和支配。雷蒙·威廉斯既坚持整体主义，又坚持支配的特权位置。他把葛兰西的霸权视为系统的代名词，并认为“霸权”同时包含并超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②]这两个强有力的概念：“霸权”之所以超越了“文化”，是因为它把“整体的社会进程”与特定的权力和影响力的分配联系在一起；“霸权”之所以超越了“意识形态”，是因为它接受了社会进程的整体性。由此可见，实践理论试图解释的是，既定的社会/文化整体的形式和意义是如何产生、再生产并发生改变的。

2．实践的界定

从理论上说，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实践。然而，考虑到支配在实践模型中的核心位置，最重要的实践就是那些带有政治意味的实践。因此，研究实践就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研究各种形式的人类行动。奥特纳提醒我们说，除了这个总体观点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行动的单元、行动的组织以及行动的性质。（1）行动的单元。奥特纳指出，在人类学领域内，行动的单元通常是个体行动，而非集体行动。即便在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中，强调实践的人类学家也会在方法论上把集体（collectivity）看作单一的主体（a single subject）。在奥特纳看来，这种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存在一定的问题。（2）行动的组织。一些学者把行动视为短期的、单一的举措，而另一些人则把行动视为长期的、系统的筹划。如果我们强调行动是系统的“筹划”，而不是特定的“举措”，那么，这意味着，行动本身就有一个结构，而且还要在其中发挥作用。（3）行动的性质。总体而言，实践理论家反对帕森斯式的“行动就是遵守规则或规范”的观点，强调行动者的行动自由和主观能动性。不过，奥特纳也指出，尽管布迪厄和吉登斯都对帕森斯进行了攻击，但他们二者都承认高度模式化的和惯例化的行为在系统再生产中的核心作用。

3．行动的动因

在20世纪八十年代，人们通常用利益理论是去解释行动的动因。该理论假设，行动者能够理性地追求他们的利益，能够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情境下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利益理论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它仅仅从理性和利益的角度去解释行动者的行动。利益当然是行动的一个动因，但它从来不是唯一的动因，也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因。如果说利益理论过分强调了行动者的理性，那么，它也过分强调了行动者的主动性。

在此，奥特纳回顾了吉尔茨关于利益理论和应变理论（strain theory）的区分。（1）如果说利益理论中的行动者总是积极地寻求利益，那么，应变理论中的行动者则是在复杂的情境内试图解决有关的难题。可见，应变理论比较注重分析系统本身，并借此来理解行动者的行动脉络。（2）尽管应变理论没有纠正利益理论的心理学缺陷，但它系统地考察了影响动机的社会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应变理论是关于“利益”的社会生产的理论，它描述了行动者缓解紧张、解决困难的方法。（3）如果说利益理论把行动视为短期的策略性“举措”，那么，应变理论则把行动视为长期的不断发展的“筹划”。从策略性的观点看，行动者试图获得特定的利益；而从不断发展的观点来看，行动者比较关注相对深远的事态的变化。

4．行动与系统的互动性质

行动与系统的互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系统如何影响了实践，二是实践如何影响了行动。当然，二者在实践中通常会交织在一起。

（1）系统对实践的影响

早期的美国人类学家普遍承认，文化影响、引导并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行为。现代实践理论家依然接受这种观点。不过，强调的重点已经从文化的促进和使动作用转向了约束和限制作用。如果从“系统约束实践”的角度看待问题，我们必然会强调文化和心理机制：“意识”的形成和变化。在接受物质和政治约束的同时，人们也普遍同意，行动之所以会受到极大的约束，原因在于，文化控制了行动者对世界的看法，限制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抑制了他们的情绪系统。奥特纳指出，“文化就是自我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支配是通过影响行动者性情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与此同时，那些强度文化支配的作者也会指出了文化控制在范围和深度方面的局限性。尽管他们认为文化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但他们也指出，霸权总是比看上去的样子更加脆弱，它从来都不是它所声称的那样是全面的。

（2）实践对系统的影响

实践对系统的影响包括两方面紧密相关的内容，一是实践如何再生产了系统，二是实践如何导致了系统变迁。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人类学家的关注先后集中在社会化[③]、仪式[④]、日常生活的组织[⑤]等方面。就第二个问题而言，经典马克思主义模型强调劳动分工和不对称的政治关系在反文化出现过程中的作用，而萨林斯则强调现存关系中的意义变迁的重要性。在批判性地介绍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模型和萨林斯的观点之后，奥特纳指出了系统变迁的实际过程：尽管行动者是理性的，尽管他们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社会变迁并不是行动者有意图的行动的后果，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副产品——行动的意外后果。[⑥]因此，只有在特定的反讽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社会和历史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在此，奥特纳以脚注的形式引用了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名言：“人们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通常知道他们之所以那样做的理由；但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所带来的后果”。

结论与展望

奥特纳重申，全面介绍过去20年的人类学理论流派不是她的意图，她仅仅考察不同流派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考察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她说，本文的许多内容都反映了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勒克曼（Thomas Luckmann）短暂的隽语：“社会是人类的产物。社会是客观的现实。人是社会的产物”。先前的许多人类学家都强调第二句话：社会（或）文化是某种形式的客观现实，其发展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于人类行为。美国的象征人类学家或心理与文化生态学家则强调第三句话：社会和文化塑造了人们的人格、意识、思维方式。直到最近，人类学家才试图理解，社会和文化本身是如何通过人类意图和行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恰恰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八十年代的实践理论开始形成。

尽管奥特纳把“实践”视为八十年代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但她也清楚地意识到，许多人把“历史”视为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同这一术语相关的概念是时间、进程、持续、再生产、变迁、发展、进化和转型。奥特纳指出，人类学理论变化的方向，与其说从结构和系统转向了人和实践，不如说是从静态的、共时性的分析转向了动态的、历时性的分析。这种历时性的分析包括两个派别，一个派别强调微观发展进程，另一个派别则强调宏观发展进程或宏观历史[⑦]。

人类学同历史的结合在人类学领域内是极为重要的进展。奥特纳说，她之所以没有强调这一倾向，是因为它在当时如此广泛，以至于会掩盖而不是揭示重要的区分。尽管历史已经融入了人类学的著作，但这只是一种虚假的整合，因为它并没有触及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系统和结构主义的思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它接受了现存的事物，但没有考虑它是怎样产生和变化的。“历史”显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历史不仅仅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的建构。实践思路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历史的，它没有迷信历史，而是提供了一个暗含地把历史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模型。

奥特纳指出，尽管人们从来没有忘记探讨人类的能动性问题，但是，这些探讨要么过分强调、要么忽视系统/结构视角。在帕森斯的“普遍行动理论”那里，行动近似于遵守系统的规则，扮演系统指定的角色；而在符号互动论和相互作用论（transanctionalism）那里，系统的约束被最小化了，系统本身变成了行动者在实施他们的策略时加以利用的资源。只有在最近的现代实践理论才非同寻常地接受了伯格和勒克曼的三角关系：社会是一个系统，系统具有强大的约束力，然而，系统是经由人类行动和意图才得以出现和变化的。但这并不是说，实践视角是完美的。事实上，它也有自身的缺陷。同任何理论一样，它也是时代的产物。

总体而言，奥特纳的这篇文章既言简意赅、又极其深刻地刻画了六十年代以来的各种人类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这篇文章有很高的引用率。当然，她对各种理论的考察也有一定的选择性。既然如此，我们肯定可以以别的方式来勾勒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脉络。问题是，可供我们选择的路径有哪些？还有，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人类学理论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显然，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①] 奥特纳在此列举了这些领域的一些学者的观点。在人类学领域内，吉尔茨、奥特纳、萨林斯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See Ortner，1984）。在语言学内，奥尔顿·贝克尔（Alton Becker）强调文本的建构问题，并借此反对文本的具体化（reification of The Text）。在社会学内，符号互动论这样的微观社会学再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吉登斯把“能动性”（agency）与“结构”的关系问题视为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难题”。在历史学那里，汤普森（E. P. Thompson）反对强烈把“历史”视为“没有主体的进程”。在文学研究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坚持认为，我们一定要把文学视为特定实践的产物。

[②] 在威廉斯那里，“文化”就是“整体的社会进程”，它要表明的是，人类可以规定并改变他们的全部生活；“意识形态”要说明的是，价值观表达或反应了特定的阶级利益。

[③] 60年代以前的美国人类学家强调，恰恰是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规范、价值和概念图示的再生产。

[④] 美国的象征人类学家认为，仪式是意识再生产的首要源泉；而结构马克思主义则强调仪式在调节社会矛盾方面的作用。由此可见，仪式就是一种实践形式，并且，研究意识在仪式行为进程中的再生产，就是研究实践如何导致了系统的再生产。

[⑤] 在遵守日常规则的过程中，行动者不仅受到了相关的基本组织原则的影响，同时，他们也在公共言论和话语的世界中再次认可了这些原则。

[⑥] 这使我想到了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1984）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行动者有意图的行动会产生意外后果，而这些意外后果又可能以反馈的形式，成为下一步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

[⑦] 政治经济学学派和民族志式的历史调查都属于这种类型：前者试图通过外在于某一社会的大规模的历史发展来理解这个小规模的社会的变迁；后者更加关注特定社会在一定时间内的内在发展动力。当然，一个比较全面的做法是把二者结合起来，既考虑社会之外的冲击，又考虑社会内部的秩序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