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

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影响：一份来自鲁西南H村的田野报告（《青年研究》2007年第6期）

郇建立 — Fri, 21 Dec 2007 10:22:00 GMT

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影响：一份来自鲁西南H村的田野报告*

©郇建立（原载《青年研究》2007年第6期）

内容提要：本文以鲁西南H村为个案，从微观层面考察了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生活质量、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复杂影响。研究表明，村民外出打工既增加了家庭的收入，改善了留守老人的医疗状况，又加重了留守女性的负担，影响了留守子女的教育；与此同时，村民外出打工还改变了既存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和邻里关系，冲击了传统的行为准则、婚姻观念和生育观念。

关键词：外出打工留守家人生活质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

引言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户口制度的松动，大批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民工潮”现象。众所周知，民工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处境却让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新闻工作者都开始关注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和社会保障。然而，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农民外出打工对留在家里的那些人——“留守家人”——产生了哪些影响？换言之，外出打工如何改变了家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如何影响了留守家人的生活质量、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

为了从经验层面上了解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影响，2006年8月，我们进入鲁西南H村进行田野调查。H村所在的C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地处鲁、豫两省八县交界处，是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农业大县和林业大县。根据C县人民政府网提供的资料，全县目前有剩余劳动力30万人，其中，常年在外打工人数有20万人。一位被访者说，C县在鲁西南这一片最穷，而H村所在的Y镇在县里也是“倒数的”。根据村主任和村会计的估计，村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左右。村主任说，H村有160多户，700多人，1/3的人在外打工，主要是在北京、胶东地区搞建筑，留下的老人妇女主要种植玉米、小麦和棉花。

我们的访谈对象包括15位“普通村民”和15位“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其中，“普通村民”有三类：第一类是“儿子出去打工，妻子和老人在家里”；第二类是“子女出去打工，老人带着小孩在家”；第三类是“子女带着小孩出去，只剩下老人在家”。 “重要他人”分别是村干部、村里有影响力的人、乡村医生、乡村教师、当地商人和邮局工作人员。在访谈中，我们主要关心三方面的问题：（1）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生活质量产生了哪些影响？（2）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人际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3）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哪些影响？因此，本调查报告主要有三部分构成，我们依次考察了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生活质量、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它们大体上分别属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一、外出打工与留守家人生活质量的提高

村民外出打工给留守家人的生活质量产生了哪些影响？宽泛地说，外出打工会对留守家人生活质量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包括收入与支出、消费水平、娱乐方式、居住条件、医疗条件、预期寿命、教育程度、劳动和休闲状况、社区参与、社会保障，等等。这里，我们从仅仅以家庭的收入与支出、“留守老人”的医疗状况、“留守子女”的教育状况、“留守女性”的劳动状况为例，来说明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生活质量所产生的复杂影响。[①]

1．外出打工与家庭收入/支出的增加

在外出打工之前，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种地。村民外出打工之后，打工变成了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一位男性村民[②]说，“刨去化肥、农药、种子方面的开支，每亩地的收入大约二、三百块钱”（访谈记录H2006SBS）[③]。一位女性村民同样认为，“地里收不了多少钱”，她告诉我们，“看样子玉米不孬，后来生芽了也没卖多少钱”（H2006SCA）。H村每人只有一亩多地，我们不妨按一亩半进行计算。如果一个家庭有三口人的地，那么，四亩半地的全部纯收入也就是一千多元，很难超过两千元。如果外出打工，村民一般每月就能挣一千元左右。即便一位村民一年只有半年的时间在外打工，他的收入也是六七千元，显然，打工收入是种地收入的好几倍。

村民普遍说，子女或丈夫外出打工后家里的收入增加了。一位50多岁的女性村民说，以前家里孩子多，都不够吃的；孩子外出打工后，收入增加了许多。她还告诉我们，她家的房子是九八年盖的，钱是闺女打工挣来的，“要是不出去打工，我家的房子还盖不起来”（H2006HCL）。另一位30岁出头的女性告诉我们，她的丈夫在一家沙发厂打工，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块，两个孩子都在县城上小学，每个孩子一年的费用大约是两千五百块，她说，“扣除各种开支，每年能剩下一万多块”（H2006JGH）。

村民收入增加之后，各项开支也随之增加。除去购买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开支，村民的花费主要是“油盐酱醋”方面的日常生活开支。村里商店的店主告诉我们，商店营业额最多的是农资方面的，如化肥和农药；其次是食品类，包括奶类和烟酒。他还指出，在消费品种方面，打工的家庭和不打工的家庭有很大差别，“打工的家庭买的东西相对比较多，比较高档，比如奶类、饼干、方便面和烟酒等”（H2006SJH）。村民外出打工后，许多家庭都买了彩色电视、DVD、洗衣机和电冰箱，而且还安装了电话。在Y镇，一位家用电器商店的老板说，“这几年电器的销量很不错，家家都买一千四五的纯平彩电（25英寸），小的、比较便宜的都卖不动。冰箱早几年一年也卖不了五六台，现在多的时候一天就能卖三、五台”（H2006LSL）。在镇邮电所，我们访谈了负责H村的工作人员，他说，“这几年电话普遍装得比较多一些，孩子在外面打工，家里人都想安个电话，联系方便”（H2006WMQ）。他进一步指出，90%的家庭都有电话，这跟村民外出打工有直接关系。

当然，在这些开支之外，许多家庭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支出，包括医药费、学费、结婚费用。一位年轻的女性村民说，“丈夫外出打工后，收入比以前多，但花销也大了，闺女上学要花钱，自己看眼病也要花钱”（H2006GAF）。子女外出打工后，尽管家里的收入增加了，但盖房娶媳妇的费用上涨得更快。一位古稀之年的男性告诉我们，“儿子结婚盖房欠了七八千元的账”（H2006CMW）。另一位年过半百的女性说，“儿子还没结婚，春节前订得婚，见面礼是六千六。在结婚前，不知道女方还要要多少钱，我估计还得花七、八千块”（H2006HCL）。这个数目在农村并不算多，村里的一位知情者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她说，“小孩订婚结婚花钱很普遍，见面礼就一万多，盖房还要四五万，结婚前再要万八千，都下来要十来万”（H2006JYM）。显然，在人均收入只有一千多块的村子里，彩礼的确有些高昂。

2．外出打工与留守老人医疗状况的改善

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后，村里剩下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从生理学意义上说，他们是疾病的易感群体，因此他们的健康状况应值得我们注意。在此，我们先介绍H村的常见病，然后再讨论外出打工对留守老人的健康所产生的影响。[④]

据镇卫生院院长和村医介绍，村民的常见病是感冒、胃肠炎、支气管炎和心脑血管疾病（包括高血压、心肌梗塞、脑溢血），而且老年人多得心脑血管病，小孩主要是腹泻、感冒。赵医生告诉我们，村民来卫生室主要是看小儿科、流行感冒、心脑血管疾病。他还说，“心脑血管疾病的负担较重。这病能治疗好，但是老人花不起钱。轻度的花费三百多块，重度的就不好说了，特别严重的就得去大医院”（H2006ZJ）。

外出打工对留守老人健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笼统地说，外出打工不仅间接促进了留守老人的健康，还直接改善了他们的医疗状况。首先，外出打工促进了打工者卫生习惯的改变和保健知识的提高，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村里的留守老人。镇卫生院的李院长说，“原来农村三个月也不洗个澡，打工带动了我们这里卫生习惯的改善”（H2006LJD）。其次，村民外出打工改善了留守老人的医疗状况。村民外出打工挣钱后，不仅改善了留守老人的生活条件，花在老人看病上的钱也相应增加。曹院长指出，“打工之前，看病相对花得少啊，没有打工的家里他没钱，一般病就是到下边卫生室随便拿点儿药应付应付就算了”（H2006CYC）。赵医生说，子女打工回来后，基本上都带老人去县医院检查，因为那里有很多仪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能在子女外出打工后及时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就医状况。一位老人略带伤感地说，“我现在腿不行，腰也不行，没钱，没吃过药，有病忍着”。随后，她又补充说，她有时也会在村卫生室拿点儿药，“我欠卫生室的钱，没钱给”。老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有病在家，小儿子外出打工，两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太好。“小儿子出去打工后，家里还是不行，他还在我盖的坯屋里住，一下雨就漏水”（H2006YXL）。可能是由于经济拮据，两个儿子对老人的照顾不是很多，老人只能自食其力。

3．外出打工与留守女性劳动负担的加重

如果说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医疗状况改善都是外出打工的积极作用，那么，外出打工对留守子女教育和留守妻子劳动负担的影响则更多是负面的。尽管丈夫外出打工会在某种程度上加重留守妻子和留守父母的劳动负担，这里，我们以前者为例来说明外出打工对留守女性[⑤]的影响。

H村的田地不是很多，机器耕种与收割也很普遍，但许多活还得由人工来做。许多女性都感觉到，丈夫外出打工后自己变得更累了。换言之，丈夫外出打工加重了女性的劳动负担。“男人出去打工，当然女人在家负担更重了，还有孩子和那么多地呢”（H2006JYM）。“丈夫出去后，什么苦活你（我）都要去干，如果他在就不用这样了（H2006LFL）。“（妇女）既要种地，又要接送孩子上学，家里有老人还得照顾老人，村里得脑血栓的比较多，一个人伺候不好老人，负担很重”（H2006ZHQ）。

上面的访谈资料表明，男性外出打工显然已经增加了留守女性的劳动负担。[⑥]尽管如此，妻子还是愿意让丈夫（老伴儿）外出打工，因为只有外出打工才能挣来钱，才能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有位50多岁的女性哭泣着告诉我们，两年前她家里因为给大女儿看病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万多块钱（医药费花了两万多），现在小女儿上大学每年要花一万多块。为了还债、交学费，她的老伴儿外出打工了。她坚定地说，“只要丈夫能打工挣钱，我在家里再苦再累也不怕”（H2006SCA）。另一位老年女性因为儿子结婚要花钱让老伴儿也出去打工了，她说，“钱不紧能让他出去打工啊！”“我在地里多干点儿，虽然自己累些，但买肥料的钱有了”（H2006HCL）。就受惯了苦、习惯了累的农民而言，再苦些再累些也没什么——只有能挣来钱！

4．外出打工对留守子女教育的双重影响

如果说外出打工对留守女性的影响——劳动负担的加重——是单方面的，那么，它对留守子女教育的影响则是双重的。一方面，父母打工挣钱后，留守子女可以上更好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不管是由单独由母亲教育孩子还是由隔代的爷爷奶奶教育孩子，这都会对留守子女的教育产生负面的影响。[⑦]H村没有小学，村里的孩子一般去邻村上学，上小学去C村的卓越小学（民办学校），上初中去Z庄的育才中学（民办学校）。当然，村里也有不少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让子女去县城上学。

一位30多岁的女性告诉我们，她有两个孩子都在县城上学，闺女上小学四年级，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每个孩子每年的花费大约是两千五百块，两个孩子的费用加在一起就是五千块（H2006JGH）。如果说在县城上学费用比较高昂的话，那么，在村里上学的费用相对来说会低一些，但仍然有些高。据张校长介绍，在卓越小学，学生费用包括学费、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一个孩子一年的所有花销差不多是1500元左右。其中，学费是400元/年，住宿费是100元/年，书费是100元/年，生活费是700元/年（H2006ZMS）。显然，要不是家里有人在外打工，村民都很难支付这些高昂的学习费用。

如果说父亲或父母双方的外出打工为子女教育提供了经济支持，那么，它对孩子教育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卓越小学的张校长指出，“要是父母双方都不在家，把孩子交给他的爷爷奶奶，这样的小孩很难管，学习成绩通常也比较差”（H2006ZMS）。育才中学的王校长同样认为，外出打工尽管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不可避免地对学校教育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H2006WZ）。他说，没有外出打工的家庭对孩子的管理比较到位，但家庭经济条件落后，上不起学；有外出打工的家庭经济上比较富裕，但由于管理不到位，孩子辍学现象比较严重。显然，这是农村教育必须面对的现实与挑战。在我们的访谈中，上面的两位校长都提到，如果父母双方都外出打工的话，这将对孩子教育产生恶劣的影响。

幸运的是，在H村，夫妻双方都出去打工的很少。卓越小学的一位老师说，“我班里的孩子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父亲外出打工，母亲在家里照理家务”（H2006ASH）。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父亲在家庭中的缺位对子女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孩子的成长毕竟离不开父亲的管教与呵护。父亲的长期缺位不仅会影响子女的学习成绩，也会影响到他们健全人格的形成。[⑧]

二、外出打工与留守家人人际关系的变革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在交往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心理关系，它是社会关系的反映。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外出打工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来考察它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在村落范围内，人际关系主要涉及了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和朋友关系。在此，我们试图用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和邻里关系来说明外出打工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1．外出打工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亲子关系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人际关系。这里，我们试图通过两方面来探讨外出打工对亲子关系的影响，一是外出打工者同其父母之间的关系，二是同其子女之间的关系。在这两种类型的亲子关系中，外出打工者分别扮演了“子女”和“父母”的角色。

首先，我们从“赡养老人”的角度看外出打工者同其父母的关系。许多老人都表示，尽管子女外出打工后没寄过钱，但“过年回家时会捎些吃的”。从子女给钱、买东西的角度看，子女外出打工后对父母更孝敬了。为什么子女外出打工后变得更加孝敬？除了我们很容易想到的经济原因外，村民指出了另一个重要原因：子女出去打工后，都是“老人帮助照看孩子”。一位老年女性说，“儿子、儿媳走时，孙子还不到俩岁，我们整天抱着跟着她，整天喂他”（H2006YAR）。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子女外出打工后对老人更加孝敬，但这并不是因为老人的权威在发挥作用。事实上，它在衰弱。一位老年男性指出，“现在普遍老人说话不算数了”，因为“孩子出去打工，见了世面，吃穿好了，见社会上人也多了”。“村里有了矛盾、冲突，以前是老人家长说了算，现在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H2006SXG）。[⑨]

其次，我们从“抚养子女”的角度看外出打工者同其子女的关系。如果说打工者出去以后，他们作为子女对父母更加孝敬了，那么，他们作为父母对子女则更加疼爱了。这种疼爱至少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他们在经济能力可以承受的情况下尽量让子女接受较好的学校教育。在探讨外出打工对留守子女的影响时，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农民为什么愿意让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这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打工经历。农民外出打后，增长了见识，解放了思想，他们日益认识到知识和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在没有时间、没有能力教育子女的情况下，他们愿意把子女送入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学校。其二，他们在外出打工之后，不仅更愿意多给孩子一些零花钱，而且，即使子女犯了某些错误也不加批评。育才中学的王校长说，“外出打工的父母经常和孩子分开，一旦寒假、暑假见到孩子，总想着很长时间不和孩子生活在一块，很愧疚似的，孩子有些错误也不愿意去批评了”（H2006WZ）。父母疼爱子女是应该的，但千万不要把“疼爱”转化为一味的“溺爱”。

2．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的影响

丈夫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又是哪方面的影响？被访女性普遍表示，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没有影响。一位结婚5年、分家单过的女性说，“丈夫外出打工对家庭没什么影响”（H2006LFL）。另一位结婚10多年的女性也说，“丈夫外出打工对婚姻关系没有影响”，因为“一年回家三次，春节、种麦、收麦都回来，忙过之后再出去”（H2006JGH）。还有一位年轻女性指出，“因为现在都是机器收割”，所以丈夫出去打工对婚姻关系没有什么影响（H2006SJM）。村主任同样认为，丈夫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几乎没啥影响”，“他出去挣钱也是为家里嘛”（H2006RAS，男性）。一位知情者进一步说，村里“没有因为打工闹矛盾的”（H2006JYM）。上面的访谈资料表明，“机器收割”、“外出挣钱”是夫妻关系不受影响的重要原因，而“夫妻之间没有因为丈夫外出打工而闹矛盾”是夫妻关系不受影响的证据。

村民为什么会极力表明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没有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影响”都是不好的方面。尽管如此，他们的话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未必是消极的。一些女性村民表示，丈夫外出打工后对自己更好了——这可能是因为两地分居产生的思念之情。我们通过访谈了解到，外出打工对夫妻关系产生的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是，女性的家庭地位开始上升。男性外出打工后，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开始变得独立。一位年轻的女性说，“丈夫不在时，家里的事自己说了算；丈夫在时，他说了算”（H2006JLY）。尽管上面的访谈记录表明“男性依旧是家里的主人”，但在“谁当家作主”问题上，老人的看法有别于年轻的女性，他们大都认为现在是媳妇说了算。一位老年男性指出，“现在一般是女的说了算，男的当不了女的家，80％是这样。（因为）这会儿男的娶个媳妇不容易，不让当家她就会操秧子（吵架）”（H2006SXG）。

3．外出打工对邻里关系的影响

在传统乡村社区中，邻里在生产互助、日常照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至于人们会说“远亲不如近邻”。伴随着大量的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进一步说，伴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居住地的不断变化以及社会分工的复杂化，传统的邻里关系是否受到了影响？村民在接受访谈时普遍认为，外出打工对邻里关系没有影响。在村落范围内，邻里依旧是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源泉。需要指出的是，在村庄范围内，邻里关系、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在很多时候重叠的，所以，在很多情况下，邻里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

那么，外出打工对邻里关系是否真的没有任何影响呢？我们从一位老年女性村民的话中找到了答案。她告诉我们，“（村民）打工对亲友关系（邻里关系）也没有大影响”（H2006JYM）。“没有大影响”并不意味着“没有影响”。她接着说出了我们随后要探讨的“种地和种树的矛盾问题”：一些外出打工者在自家田地里种上了杨树之后，紧挨着的庄稼受到了影响，从而引发了邻里之间的矛盾。一位老年男性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现在农村种地和种树的矛盾有一点，有本事的出去挣钱去了，没本事的就种地”（H2006SXG）。当然，这种邻里矛盾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外出打工者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

三、外出打工与留守家人价值观念的转变

价值观不仅反映了人们的行为取向，也反映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价值观的变化既是社会变革的前提，又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从文化层面看，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宽泛地说，他们的行为准则、婚姻观和生育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1．行为准则的变化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的文化观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村民的个体意识在增强，他们开始在违反其他村民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利益。我们在访问村会计时了解到，许多外出打工的家庭在自家的地里种上了杨树，然而问题是，树一旦长大，两边的地就无法种了。因此，许多留在家里的村民都反对这种做法。这就是H村比较突出的“种田和种树”的矛盾问题。

在我们的访谈中，许多被访者都对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表现出严重的不满。那些留在家里的村民说，“你年轻力壮出去打工了，你不回家把地里都栽上树，可我出不去啊，我得种地吃饭啊。你挨着我的地种树了，那我庄稼咋长啊”。一位老人以类似的口吻说，“现在年轻人把地都栽成树，老婆子老头子还指望着地呢；如果地里都栽了树，他们还不饿死！”更糟的是，“如果你找栽树的讲理，他会说，我也没栽在你地里，你管得着嘛”（H2006CMW）。面对这种强硬态度，留下的人说，“你栽树，我就给你砍了”。

为什么H村会出现在田地里种树的现象？毫无疑问，外出打工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如果村民不外出打工，如果家里有充足的劳动力，谁都不会在自己的田地里种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C县既是一个农业大县，也是一个林业大县，县里一方面提倡种粮，另一方面也鼓励植树造林。问题是哪些地方种田，哪些地方栽树？进一步说，田地里该不该种树？政策并没有作出详细的说明。村民告诉我们，在田地里种树的事儿，上级没有布置，大队也不敢管。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你栽我也栽”。

那么，田地里究竟该不该栽树？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上面提到的，哪些地方该种田，哪些该造林。一位老人的话反映了许多村民的心声，他说，“在沟啦、壕啦、坎啦，咱该栽树就栽树，大田地（即大块的田地）不能种树”。“20年、30年以后，（如果）地里都成了树了，你再有钱上哪买粮食去？”（H2006SXG）其实，老人的话指出了农业对于人口大国的重要性。因此，县政府和镇政府应该明确哪些地方能够种树哪些地方不能，以便村委会在调解村民矛盾时有章可寻。

“种田还是种树”引发的矛盾表明，村民的行为准则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村民的行为在过去以社会/村落/他人为中心，那么，在现在，至少有一部分村民开始以自我为中心。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中心观（social-centricity）正在让位于自我中心观（egocentricity），村落道德正在受到个体私利的威胁。[⑩]

2．婚姻观念的改变

村民外出打工后，留守家人的婚姻观念正在变得包容和开放，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婚前同居的看法上。尽管他们普遍看不惯婚前同居，但并没有从道德层面予以谴责，事实上，他们大都无奈地接受了这种做法。

当我们问“你对结婚前住在一起有什么看法”时，村民比较普遍的回答是，“我看不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无奈地接受了。一位年轻的女性说，“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接受也得接受”（H2006JLY）。一位老人也说，“这会儿这个事不好说，看惯也得看惯，看不惯也得看惯”（H2006SZX）。当然，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也有个别人赞成婚前同居，例如，有对老年夫妇就属于这种情况。这对夫妇都60多岁了，他们的儿子尚未结婚，对于老两口来说，儿子如果能同女友住在一起，那再好不过了，这样的话，他老两口就有可能省下巨额的彩礼，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当我们问“村里没有这种现象”时，所有人都说“村里没有这种现象”，“村里不兴这个”。至于原因，除了上面的“看不惯”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全村都姓“宋”。一位留在村里的宋氏女性说，她之所以还能留在村里，是因为丈夫家里穷，入赘到了这里。她告诉我们，“村里都是一个姓”，“闺女必须嫁在外村，儿媳也必须是外村的”（H2006SCA）。

3．生育观念的转变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四世同堂”、“五世其昌”，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农民一直坚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认为“多子必然多福”。由于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民希望多要几个孩子，而且至少要有一个男孩。然而，改革开放后，伴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伴随着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外出打工，留守家人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们不像以前那样，一定要要几个孩子。在性别观念方面，年轻的父母与年老的爷爷奶奶有一定的差别：许多年轻人依然认为要男孩好，而老年人尤其是比较贫困的老年人则认为要女孩好。

一位30多岁、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女性说，“我愿意要男孩，一个就够了”，因为“家里穷，孩子多了养不起”（H2006LFL）。另一位中专毕业的女性的看法较为开通，她说“男孩女孩都一样”（H2006ZHQ）。而更多的年轻女性在接受“男孩女孩都一样”的同时，又坚持认为“还是男孩好”，因为“有了男孩儿没有人敢欺负自己”。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尽管有些年轻的女性认为“男孩女孩都一样”，但第一胎是女孩的，家里都有两个孩子，这表明，她们还是希望要一个男孩的。

如果说大多数年轻女性还认为男孩好的话，那么，已经当了公公婆婆的老人则普遍认为“男孩不如女孩好”。当然，这种看法是同年轻女性地位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一位70多所的老人说，“我觉得，男孩还不如女孩。家里有几个闺女，老头儿老婆儿就享福；有几个儿子，老人就受罪了”（H2006SZX，男性）。另一位将近70岁的老人说，“年轻人觉得儿子好，叫我说还是小闺女好，现在儿子不当家”（H2006YXL，女性）。需要补充的是，在我们访谈过的老人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要女儿好。刚才提到的“赞成同居”的那对老年夫妇明确表示，他们喜欢男孩。他老俩口之所以这样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唯一的儿子还没结婚，他们还没有切身感受到年轻媳妇地位的上升，还没有经历过婆媳冲突带来的苦恼。因此，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依旧把“传宗接代”视为“神圣使命”。

结语

综上所述，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生活质量、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在生活质量层面，外出打工不仅增加了家庭收入和支出，改善了留守老人的医疗状况，与此同时也加重了留守女性的负担，影响了留守子女的教育。在人际关系层面，外出打工改变了既定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和邻里关系。其中变化较为明显的有三点，一是老人的权威正在下降，二是妻子的地位逐渐上升，三是村民更加注重自我利益。在价值观念方面，村民的行为准则、婚姻观念和生育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概括地说，传统的集体主义受到了利己主义的威胁，社会中心观正在让位于自我中心观；留守家人的婚姻观念正在变得包容和开放，许多村民都无奈地接受了“婚前同居”这样的现实；传统的生育观念受到了冲击，许多老年村民认为，“要男孩不如要女孩好”。

访谈资料表明，不管是“普通村民”还是“重要他人”，他们都知晓外出打工带来的好处和负面影响。[11]他们不仅切身感受到外出打工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人际关系的变革和价值观念的转变，还清楚地意识到外出打工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家庭生活方式。一位年轻的女性告诉我们，“外出打工带来了很多不方便，如果条件允许还是不出去的好”（H2006LFL）。尽管村民外出打工增加了家庭的经济收入，但这也是他们无奈的选择——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他们宁愿留在家乡。在此，我们由衷希望他们早日实现这个并不算奢侈的愿望。

参考文献

1. Kleinman, Arthur and Winnie Yip, 2006,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Human Well-being: Migration and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working paper.

2. Scott, James C.，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3. 杜鹏等，2004，“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载《人口研究》第4期。

4. 黄平主编，1997，《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5. 吉登斯，1997，《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

6. 景军，2003，“移民、媒体与一位农村老年妇女的自杀”，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7. 文赤桦，2005，“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面临心理困扰”，《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11月21日。

8. 叶敬忠、莫瑞主编，2005，《关注留守儿童: 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 阎云翔，2006，《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中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0.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课题组，2007，“‘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第一期报告”，参见中央教育研究所网页http://www.cnier.ac.cn/jyfz/lsrt/jyfz_20070109151025.html（2007年1月9日）。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100083

* 本文是哈佛－清华合作项目“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的影响（民族志研究）”的子报告。项目负责人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吕文江、郇建立、张军、张玉萍、刘文俊、许晶。课题组成员在景军教授的指导下共同拟定了访谈提纲，H村田野报告的访谈资料由郇建立和崔闻达搜集。此外，本报告的总体框架和研究内容都受到了哈佛大学凯博文教授和叶志敏教授撰写的研究方案的影响（Kleinman & Yep, 2006）。在此，我对上述师友深表感谢，当然，文中的错误应由本人承担。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 这里提到的“留守家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大体包括“留守老人”、“留守子女”、“留守妻子”三类人。所以，在探讨“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家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时，我们除了宽泛地考察家庭的收支状况，还分别考察了村民外出打工对“留守老人”、“留守子女”和“留守妻子”的影响。

[②] 为了保护被访村民的隐私，我们尽量不使用村民的姓名；而且，出于行文的流畅，我们没有把引用的访谈资料单独列入一个段落，而是把访谈资料有机地融入了文章之中，并在相应的地方指出了访谈资料的出处。

[③] “访谈记录H2006SBS”表明，访谈资料来自访谈个案“H2006SBS”。其中，“H”代表村庄，“2006”是资料搜集的年份，“SBS”是访谈对象的代码。为了方便起见，下文中的访谈资料“出处”都略去了访谈个案前面的“访谈记录”。

[④] 需要指出的是，子女外出打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不仅是后文提到的“卫生习惯的改变”和“医疗状况的改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杜鹏等人（2004）的研究表明，子女外出打工后，（1）留守老人在居住方式上呈现出空巢化和隔代化；（2）留守老人的家务负担和劳动负担都有所加重；（3）留守老人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但孤独感有所加重。

[⑤] 这里的“留守女性”主要指“留守妻子”，不包括外出打工者的母亲。在此，我们试图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考察男性外出打工对女性的影响。

[⑥] 黄平等人通过对8村280户农民的实证研究后指出，中青年男性外出打工后，女性变得更加忙碌和劳累，因为男性外出后，妇女们就得做更沉重的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他们的研究数据表明，在八个村的1022名村民中，完全或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只有389人，而在389人中有240人是妇女；换言之，在1022人中只有不到38％的人从事农业劳动，而其中竟有60％以上是妇女（黄平主编，1997：67）。

[⑦] 这里的“留守子女”实际上就是学界关注的“留守儿童”。尽管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包括他们的生活状况、行为方式、内心世界和学习状况（叶敬忠、莫瑞主编，2004），但在这里，我们仅仅关注外出打工对留守子女教育的影响。

[⑧] 最近，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亲情的抚慰与关怀有助于孩子的成长，而我国的留守儿童缺乏起码的同父母交流的机会，这非常不利于儿童心理的健康成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课题组，2007）。《瞭望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我国有将近2000万留守儿童面临心理困扰问题，他们独自承受着成长的烦恼和一些前所未有的困难（文赤桦，2005）。

[⑨]一项将近1500份的问卷调查表明，子女外出打工前后，在大事上和老人商量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大事时从来不和老人商量的子女比例由外出前的17.3％上升为29.2％，而有大事时和老人商量的子女比例由52.3％下降到40.2%。这表明，老年人的家庭地位有所下降（杜鹏等，2004）。

[⑩] 阎云翔（2006）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的“中文版自序”中指出，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或者说走出了“祖荫”的个体，并未获得真正独立、自立和自主的个性，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

[11] 这表明，村民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行动者，他们对自身的行为以及周围的环境有清醒的认识。詹姆斯·斯科特在研究马来西亚农民的“日常反抗”时指出，“穷人有能力对富裕农场主的虔诚和道理背后的东西进行洞察，有能力对资本积累、无产阶级化、边缘化的更宏大的现实加以理解”（Scott, 1985: 304）。当然，正如安东尼·吉登斯（1997）在《社会的构成》一书所指出的那样，有意图的行动也会产生非预期的后果，而这种非预期后果又会成为行动者下一步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需要指出的是，景军（2003）在一篇文章中用“未遇结局”而非“意外后果”来理解吉登斯的“unintended consequence”，因为“未预结局”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已预”（intended）和“未预”（unintended）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意外”不能像“未预”那样明确地交待某一结局与某一行动的因果关系。

国家政策、农民与农村贫困：一个结构化理论的视角（《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郇建立 — Fri, 14 Dec 2007 06:00:00 GMT

国家政策、农民与农村贫困

——一个“结构化理论”的视角

郇建立*

摘要：本文试图运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农村贫困的成因，不仅考察了国家政策和农民自身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还讨论了扶贫政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减缓贫困中所起的有限作用。根据结构化理论，农村贫困是国家政策和农民自身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结果。生活在贫困状态中的农民，对自身的生存条件和外部环境都有一定的了解，他们有着强烈的脱贫致富的愿望，但其行动却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国家政策下进行的，因而无法摆脱这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农民总想摆脱贫困，但总是又无法摆脱贫困。

关键词：农村贫困；国家政策；农民；结构化理论

无论如何，独立的学者没有任何权利去遵照政府的外交辞令。他们的明确职责就是去掉任何遮目罩来进行研究，寻求没有偏见的现实主义。

――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1]

引言

尽管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但农村贫困问题依旧是当前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①面对农村贫困的现实，我们不免沉思：为何中国农村总是摆脱不了贫困的纠缠？对此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贫困的历史论认为，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农民生活水平一直很低，在这样单薄的基础上迅速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很困难的；贫困的政策论认为，在计划体制下，农产品价格过低，对城市经济的政策倾斜影响了农村的进步和发展；贫困的自然条件论认为，土地贫瘠、气候恶劣、交通封闭等自然条件是造成农村贫困的根源。贫困的文化论认为，农民的文化素质低下，即农民所持有的贫困文化，是影响农村脱贫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我们看来，农村贫困是“复杂的问题复合体”，它是由多种因素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互动造成的。在此，国家政策、农民自身、自然条件、历史传统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贫困的形成是国家政策和农民自身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下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贫困的成因问题上，我们不单单从方法论个体主义（个体论）或方法论集体主义（整体论）的角度对农村贫困问题进行研究，事实上，我们试图用吉登斯（A. Giddens）^[3]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对之进行探讨。在研究农村贫困问题时，整体论关注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把贫困视为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结果，从而忽视了作为行动者个体――农民的能动作用；而个体论则过分强调个体的能动作用，把贫困的成因归结为农民自身，从而忽视了宏观因素的结构性制约。

概括地说，结构化理论试图以”结构二重性”为核心来克服微观－宏观、能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它强调行动主体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建构。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二重化“，吉登斯提出了一个行动者的分层模型：

行动者的分层模型（条件－行动－后果）^[4]

行动

行动的反思性调节

行动的未被行动的合理化过程行动的意外后果

意识到的条件行动的动因

在上述分层模型中，行动者不仅明确行动的动因，而且总是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总是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和调整，因而行动者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的、有意图的行动仍会产生意外后果，而这种意外后果又会成为行动者下一步行动未被意识到的条件。由此可见，行动者的行动同时会受到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和意外后果的制约，因而，仅仅从行动者或者社会结构的角度去说明行动本身有其明显的局限性。

据结构化理论，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假设：农村贫困的形成是行动主体（理性的行动者，在此即农民）与结构（规则与资源的组合，在此即各种政策、制度安排与自然资源）二重化这一过程的结果。在农村贫困形成的过程中，国家政策和农民自身是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因此，在本文中，我们试图考察国家政策和农民自身的相互作用如何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下导致了农村贫困。

国家政策：农村贫困形成的结构性因素

改革开放前，我国所实施的多项国家政策，包括城乡隔绝政策、农村经济政策以及消极的人口政策，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农村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使本来贫困的农村变得更加贫困；改革开放后，尽管上述政策有了极大的改变，但其恶劣影响暂时还难以消除，对农村发展依旧发生着强有力的制约作用。

1．城乡隔绝政策与农村贫困

建国后，国家一方面强调消灭工农、城乡和地区这三大差别，另一方面又通过政府行为实施严格的城乡隔绝政策，包括户口迁移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佣工制度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城乡隔绝政策的推行严重地阻碍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未能消除三大差别，而且使三大差别进一步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不能充分转移出来，降低了农村劳动生产率，使得中国农业继续走“内卷化”（involution）的道路。^[5]投入在土地上的劳动力越来越多，产量虽有所提高但效率却在下降，从而人均产量变得越来越少，于是在无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农民变得更加贫穷。

不仅如此，在城乡隔绝政策下国家还实行了掠夺农民的价格“剪刀差”政策，使本来不景气的农业与处于贫困状态中的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严重地阻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1952至1989年间，国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中提取了9716.75亿元，加上农业税1215.86亿元，共达10932.61亿元，农业资金净流出量达7140.56亿元，即农业新创造价值的1/5被国家抢走了。^[6](P.10)

价格剪刀差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是恶劣而严重的：它牺牲了农民的利益，妨碍了农业的发展，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利益不仅支配着国家的判断，也支配着农民的判断。当农民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变得贫困时，他们可能会对国家政策变得不满，尽管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通过农用生产资料（化肥、农药等）的价格与农产品价格的比较，他们会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贫困是与国家政策分不开的——即便不能说是国家政策导致了他们的贫困。

2．农村经济政策与农村贫困

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持续发展也就没有其它产业的持续发展。农业并不是“伊壁鸠鲁的神”。中国近80％的人口是农民，他们生存的基础则是农业，因而农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农民的生存状况。而农业的发展状况则与国家的农村经济政策休戚相关。在此，我们仅仅以“人民公社制度”为例来考察农村经济政策对当前农村贫困所产生的影响。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制定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此后，人民公社运动在中国兴起并持续了20多年，直至80年代才悄悄退场，但其恶劣影响并没有随着人民公社的撤消而消失。人民公社的基本特征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它在生产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有学者指出，撇开主义之争和好恶之辩，公社追求着一个十分现实的目标：从农民手中获取廉价的粮食和工业原料。^[7](P.327)在高度集权体制下，农民无权选择种植农作物的种类，更无权确定农产品的价格，种植什么，种植多少，出售多少，向谁出售，怎样出售都是国家规定好了的，对此，农民没有发言权，只能奉命执行。此外，在这种体制下，公社有权决定某个农民是否可以成为社员，而农民却无权决定是否加入公社，而且一旦加入公社便没有退出的自由；社员在名义上是集体的主人，而实际上对集体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极少有发言权，致使社员关心集体生产的主动性和热情日趋消失，严重挫伤了社员劳动的积极性。或许正是在此种意义上，赫希曼才指出，人民公社制度下安排的农民没有退出权（exit rights），也无权自由“喊叫”（make voice）；他们留在集体内并不是因为对集体的忠诚(loyalty)，而是因为别无选择。^[8]

人民公社初期的公社化运动及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给农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生产建设上的急于求成，造成了以“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全国，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2）由“超英赶美”而引发的“以钢为纲”的全民性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3）在“以粮为纲”方针的指导下，各地为了完成国家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开始想方设法扩大面积，于是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现象十分普遍，结果适得其反，森林植被遭受破坏，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增加产量的期望也化为泡影。（4）在十年“文革”中，整个国家强调“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国民经济近乎全面瘫痪，农村陷入了动乱之中。所有这一切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公社化运动和“文革”造成了农村生产力的极大下降，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化。

3．人口政策与农村贫困

人口政策对于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素质的提高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人口的数量和素质会对经济产生某种影响，适度的人口数量和较高的人口素质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根据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已超过6亿，而1949年我国的人口是5.4亿。这立即引起少数知识精英的极大忧虑，他们力排众议，向国家最高决策者提出严格控制人口的建议。马寅初先生指出，如果人口净增加率以2％计算，15年后将达8亿，50年后将达16亿；如以3％计算，15年后将达9.3亿，50年后将达26亿。他说：“我国人口太多，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6亿多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因此，中国人口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我国人口问题愈来愈严重，一定要计划生育，非计划生育不可”。^[9](p.27-28)

国家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不了解中国人口增长的历史特点，又无视马寅初等人的重大建议，从而客观上导致了五六十年代的两次生育高峰的幅度大大提高。尽管后来毛泽东醒悟并加以纠正，但中国人口倍增的态势已经形成。如果说“大跃进”、“文革”在经济上造成的损失可以用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调整过来，那么人口政策的重大失误对整个民族的灾难性恶果至少在整个21世纪内都无法消除。^[10](16)可以说，五六十年代人口政策失误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村人口过多、素质过低，造成了人口与农业资源、粮食生产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多重危机，并且这一多重危机将长期制约着处于贫困状态中的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因为不管农民摆脱贫困的动机多么强烈，初衷多么美好，但其行为却离不开置身于其中的结构性因素（规则与资源）的约束。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任何人口政策的失误所带来的后果都是深远的，其代价更是巨大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国家政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是通过农民发挥作用的，如果没有农民的参与，国家政策不足以造成农村贫困，也不足以使农村摆脱贫困。当然，国家政策与农民的互动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下进行的。尽管我们无法宽泛地讨论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对农村贫困的影响，但在分析某一农村的贫困成因时，我们一定要要充分关注与之紧密相连的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

农民自身：农村贫困形成的微观基础

在探讨农村贫困时，我们不能忽略农民自身的原因，尤其是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文化观念。事实上，这是西方的“贫困文化”论所关注的核心内容。贫困文化论认为，穷人所持有的贫困文化是他们贫困的根本原因，因此，仅靠社会福利、社会救济是解救不了穷人的，要想使穷人摆脱贫困，关键是消灭贫困文化，改变穷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坚持认为，当代中国的农村贫困问题首先是一个政策问题，恰恰是国家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农村贫困。当然，农村贫困也有农民自身的原因，文化素质低下和文化观念落后也是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它们阻碍了满怀希望的农民有效地去减缓贫困。

1．文化素质与农村贫困

人口素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英克尔斯（A. Engkers）指出，现代人素质在国民之中的广为散布并不是发展过程的附带产物，而是国家发展本身的基本因素。^[11](p.455)我国学者对中国国情作深入调查时发现，落后地区村民普遍存在着进取不足而守成有余的心理特征，如创业冲动微弱，易于满足；风险承受能力低，不愿冒险；有较重的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的观念；安于现状，墨守成规等。这表明落后地区的村民素质较差，它不仅造成了目前落后地区落后的结果，而且还可能是造成将来落后地区更加落后的原因。^{[12](p.52-61)}更有学者明确地指出，落后的本质规定是人的素质差。^[13](p.319)

不可否认，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的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偏低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而且也是十分令人担忧的。值得注意的是，贫困农村的人口素质由于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比其它地区还要低，这是农村阻碍农村减缓贫困的一大障碍。教育落后致使农民文盲率很高，而职业教育所占比例过低则致使农业新技术难以推广，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文化素质过低是贫困地区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素质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是国家对教育的态度。教育对经济的促进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并不会立竿见影，所以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很难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事实上，国家对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我国基础教育主要在农村，但农村中小学的基础建设历来没有被列入国家预算，改革前主要靠社队提留金的投入，改革后则主要靠农民集资。

二是农民对教育的态度。由于中小学教育教学内容空洞脱离生产实际，农民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子女考不上大学就只好回家务农，他们所学的知识对农业生产并没有显著的效果，所以生存艰难的农民即使不会主动要求子女退学，而当子女提出辍学时，他们也并不给予过多的反对。教育对农民带来的实际效果是微弱的，这决定了注重实际的农民对教育的态度也是不甚关心的。除非子女学习特别优异，一般说来农民并不愿意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虚幻的美好的未来之中，他们更注重眼前的实际利益，他们是波普金（S. Popkin）所说的“理性的小农”。^[14]

当然，我们可以责备农民的短视，但是责任仅仅在于他们自身吗？我们的国家（或说各级政府）是否也应该受到同样的责备？如果我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们在那样的情景下又会怎样去做？投资/成本之间的收益，或者说近期利益，支配着国家的判断，也支配着农民的判断。国家有国家的利益，农民也有自身的利益，如果说他们各自为着自身利益而采取了相应的行为都不应该受到责备的话，那么谁又该对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低下负有责任呢？农村不能摆脱贫困的纠缠又是谁的责任呢？

2．文化观念与农村贫困

在初步考察了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之后，我们仍将进一步考察他们的文化观念，如教育观、消费观和生育观等等，也将探讨这些观念对农村贫困所产生的影响。

（1）矛盾的教育观

农民对待教育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希望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最好是考上大学；另一方面，他们担心无力交纳考上大学后所需的高昂的学费，担心孩子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此外，他们更担心子女上了高中之后考不上大学，“白白耽误功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子女学习不是很出色，父母宁愿让子女外出打工，也不愿让他们继续读书的。事实上，贫困地区的中小学生流失状况令人担忧。这种状况若是长时间持续下去，势必会造成农民的文化素质进一步下降。如果没有基本的文化素质，农民又怎样能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呢？

（2）“非理性”的消费观

在中国农村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人们在平时非常节俭，省吃俭用，而在某些时候，比如在婚丧嫁娶上，人们的消费又十分浪费。比如说，冀南平原上的一个贫困县里，在结婚前，男方要给女方二万元左右以购买结婚用品。此外，男方还要准备新房和新婚费用。这几项费用加起来约5万元，而那里的年人均国民收入仅为三四百元。因此，给儿子娶媳妇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父母更是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攒钱，为之准备结婚费用，怎奈高结婚费用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太悬殊了，许多农民并不能如愿以偿。大多数父母在儿子结婚时都要借钱，于是乎出现了“儿子结婚，老子发昏”的局面。不单结婚如此，就是在父母故去时，做晚辈的为了显示“孝”心，也得花许多钱。其中，许多人们经济能力难以承受的花费，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3）“多子多福”的生育观

这种观念在城市表现得不太明显，但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在贫困的农村却根深蒂固，表现得尤为突出。前些年，在一些农村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有些妇女“怀里抱着的是孩子，手里牵着的是孩子，肚子里怀着的还是孩子”。在农村中超生现象比比皆是，它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呢？除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外，在物质上由于超计划生育所引起的负担加重，想方设法糊口都还困难，还要缴纳超生罚款。近年来，国家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情况有所好转，但前景不容乐观。由于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及“重男轻女”这一观念的盛行，许多农民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或几个儿子，农村中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超生现象。倘若我们想得更远些，超生的孩子多在贫困家庭里的现实，决定了他们以后很难受到良好的教育，很难使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这给本来农民文化素质就低的农村又蒙上了一层阴影。毫无疑问，这在将来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在障碍。

3．无奈的选择

上述种种“贫困文化”虽对农村贫困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但有些做法农民也是无奈的，这样做并不是他们缺乏理性，而恰恰是过分的理性促使他们那样做，即他们的行动是有着明确意图的，只不过是行动的后果超越了他们的预期，偏离了他们的意图。当然，在分析农民的行为时，我们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安排，因为这是农民行动的背景。

这里，我们不妨以生育行为为例，来考察农民为什么愿意多生子女（尤其是男孩）：（1）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导致农民只有通过生养子女来安度晚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应该责备的只能是残缺不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民却是无辜的；（2）落后的生产方式迫使农民通过子女的繁衍来增加劳动生产力，继续维持繁重的农业再生产。当然，农民也知道生育子女在某个时期内将使家庭负担增加，但是他们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当子女长大成人后家境就会好起来；（3）由于农村法制的不健全，地方官并不能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使得农民都希望多生子女来保证不受欺压及在家族中的地位。然而，不管农民的生育目的多么地明确，他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身行为所产生的意外后果：子女的增多使得家庭负担加重，进而导致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减少，使他们只能进入收入较低的行业谋生。处于贫困状态中的子女哪有财力精心照顾父母。农民并没有因为多生子女而改变自身的困境。

扶贫政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减缓贫困的两大因素？

在前文中，不管是国家实施的城乡政策、人口政策、农村经济政策，还是农民所持有的“贫困文化”，都对农村贫困的形成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然而，我们仍需思考的是，就国家政策和农民自身而言，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可以减缓贫困？这时，我们可能会想到国家的扶贫政策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减缓贫困方面的作用。在此，我们将简要考察这两个因素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减缓农村贫困。

1．扶贫政策与减缓贫困

为了减缓农村贫困，国家在改革开放后颁发了一系列扶贫文件，出台了一些扶贫政策，包括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的《关于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的通知》、1994年国务院制定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及 2001年国务院制定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怀疑扶贫政策的正确性，但需要指出的是，政策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它必须有自己的物质保障。换言之，反贫困目标的实现需要有强大的资金投入作保证，而贫困资金投入的多寡取决于财政收入状况和财政支出格局。但是，财政支出格局是各阶层、各地区间相互较量的结果，而贫困阶层恰恰是谈判能力最弱的社会阶层，因此他们所得到的份额往往是低得惊人。

例如，从1986年到1993年，全国每年投入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包括贴息贷款、财政拨款、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扶贫资金）估计约100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每年提供45.5亿元扶贫资金，78%为贴息贷款，22%为财政拨款，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每年直接的扶贫资金支出仅有10亿元。而1992年，我国财政支出4390亿元，其中企业亏损补贴445亿元，价格补贴322亿元，共计767亿元，可以说，2亿多城市人口是这767亿财政支出的受益者，而广大农村人口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是无缘受用的。^[15](P.410)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现状，我们是否感到一丝悲哀呢？近年来，情况或许有了些许改变，但不会有大的改变，因为农民在各种各样的竞争中依旧处于劣势，他们是所谓的“弱势群体”。

从上述的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每年用于扶贫的资金是十分有限的，类似于“杯水车薪”。然而，这样有限的资金却很难发挥到应有的作用。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密不可分的，或许可以说，扶贫目标与地方政府目标之间的差异是导致扶贫政策错位的关键所在。地方政府虽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这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地方政府能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它才能集中精力来发展本地经济，关注当地农民的贫困问题。如果地方政府自身的正常运行都受到资金的威胁，怎么又能指望它关心农民疾苦，发展本地经济呢？事实上，贫困地区的政府正面临着资金的威胁。

资金短缺是扶贫政策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现行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远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人类学者潘年英通过对贵州省某贫困县一年的扶贫经历，揭示了扶贫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流于形式，作表明文章；毁林开荒，盲目建扶贫项目；扶贫中存在着“话语霸权”及“文化中心主义”等等。就某个贫困地区而言，扶贫资金尽管投入不少，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盲目开荒建厂，结果使环境遭到破坏，而贫困没有减缓，反而变得更差了，于是群众怨声载道，“扶什么贫呢？老百姓说，求求你们，不要扶了，你们越扶，我们越贫”。^[16](P.194)

当对扶贫政策的中存在的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我们不免要提出如下问题：扶贫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缓解农村贫困，简言之，扶贫政策的效果如何？问题的答案可能是个未知数。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印证了法国组织社会学家克罗齐耶（M. Crozier）的观点：“法令改变不了社会”。^[17]

2．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减缓贫困

此处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指，在贫困农村中，理性的农民为了寻求生存与发展在本地或到外地寻求非农活动，即把劳动力从农业上转向其他产业，包括就地转移和外出务工两种形式。但是，由于贫困地区的经济都比较落后，几乎没有什么乡镇企业，县办企业也很少，所以相对而言，外出务工比就地转移要重要得多，是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无疑，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农村发展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我们认为，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农村当前的发展有所促进的同时，也对农村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换言之，它有利于农村初步脱贫，但为农村的进一步或减缓贫困埋下了隐患。

从积极方面来看，它不仅使一部分农民增加了现金收入，也使他们“换了脑子”。^[18]黄平等人通过对四省八村的外出人口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外出民工收入的增加，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了农村的购买力，而且把部分收入用于第二、三产业，有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此同时，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洗礼后，农民的价值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已不再把土地看成命根子，开始淡化乡土观念，这无疑是中国乡村发生的重大变化。

从消极方面来看，它不仅抑制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利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伴随着大批年轻力壮、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男性劳动力外出，留在农村务农的实际上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高素质劳动力的严重流失，势必有碍于科学知识的普及、良种的推广、土壤的改造、新技术的采用，最终可能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滑坡。另外，从长远来看，乡村工业化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佳途径，然而，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村面临的现实是，许多文化素质较高的外出青年民工在习惯了城市生活后，已不再愿意回到农村务农，从而造成了农业后劲发展不足等问题。

关于农民外出务工的后果，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农民最关心的是能够获得一定的现金收入，我们不能奢望他们关心“民工潮”对农业产生的冲击，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这些冲击和影响虽然与农民的未来生活状况密切相关，但农民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即使意识到了，他们出于生存的压力，也不愿改变自身的行为。农民是理性的，但他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们的行动所产生的诸多非预期后果都将成为其进一步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

上面的分析表明，不管是国家的扶贫政策，还是声势浩大的民工潮，它们在减缓农村贫困方面的作用都是有限的。由此可见，单单扶贫政策和劳动力转移都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结语

在本文中我们讨论了国家政策和农民的“贫困文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也考察了扶贫政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减缓贫困中的有限作用。而且，我们试图在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框架内分析上述问题：在此，国家政策体现了社会结构，而农民则是行动主体的化身。在本文即将结束时，笔者愿意总结本文的主要观点，并作出几点说明。

1．主要观点

（1）农村的贫困问题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对此我们无法回避。关于农村贫困的成因，如果我们采取方法论整体主义者的立场则会得出，农村贫困是由国家政策、体制等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如果我们采取方法论个体主义者的立场则会得出，农村贫困是由农民自身造成的。笔者承认上述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在各自所限定的范围内－－或者在宏观上或者在微观上－－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同时又深深感到这种在整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两极上提出、分析问题又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如果把农村贫困归结为政策等结构性因素，则忽视了作为行动者主体农民的责任；如果把农村贫困简单地归结为农民自身，则忽视了结构性因素对行动主体农民的约束。

（2）基于上述认识，笔者首先从宏观层面上对建国后实施的各项政策，包括城乡隔绝政策、人口政策、农村经济政策进行了初步考察，并分析了这些结构性因素对农村贫困所造成的影响；然后在微观层面上从农民的文化素质与文化观念两方面对农村的贫困文化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它们如何阻碍了农村的发展与农民的减缓贫困。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国家的扶贫政策，还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它们在减缓农村贫困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3）本文坚持认为，农村贫困的形成是国家政策与个体农民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互动的结果。生活在贫困状态中的农民，对自身的生存条件和外部环境都有一定的了解，他们有着强烈的脱贫致富的愿望，但其行动却是在一定的规则和资源（如国家政策和农业资源）条件下进行的。农民的行动无法摆脱这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但恰恰又是这一结构性因素促使农民想方设法地去减缓贫困。不管农民多么理性，其脱贫致富的意图多么明确，他们的行动都会产生非预期后果。农民总想摆脱贫困，但总是又无法摆脱贫困。由此看来，农民的处境虽是艰难的，但又是无奈的。

2．几点说明

（1）在研究农村贫困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自然条件对贫困的影响，因为自然条件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当地的农业生产和发展。自然条件决定论认为，土地贫瘠、气候恶劣、交通封闭等自然条件是造成农村贫困的根源。与此不同，笔者更倾向于这样的观点：资源条件好坏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正确的发展战略和人的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19](P.8)的确，自然条件会对经济的发展起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但这一作用的实现离不开一定的发展战略，更离不开人的参与。如果说自然条件对贫困起决定性作用，那么，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应该是富裕的，自然条件差的地方才是贫困的。事实并不是这样，虽然有些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很恶劣，但也有许多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可见，自然条件对贫困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20]

（2）一般说来，地方政府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而在落后地区其作用更大，往往会在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工作人员的素质。事实上，贫困地区的县乡级干部的素质较低，他们无力承担带领群众脱贫致富这一重大责任的。^[21]而且，在经济体制改革向政治体制改革过渡的过程中，“政府既是改革的推动力，同时又是改革的对象”。^[22(p.149)如果政府人员的工作权利得不到满足，面临着下岗失业的威胁，又怎么能指望他们集中精力带领群众发展地方经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呢？

（3）本文的原创性或许和其缺陷同时并存。在论文中，笔者试图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来分析农村的贫困问题，应该说，这是颇具原创性的，然而此时就出现了无法避免的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难题。虽然笔者极力使二者完美结合，但有时也深感力不从心。当我们过分注重理论时，一些可能更符合实际的资料有时不得不舍弃；当我们注重后者时，我们可能会偏离既定的理论。无论如何，这是“理论分析实践”的一次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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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郇建立（1973- ）：河北广宗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笔者倾向于把贫困宽泛地界定为“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而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人们无法获得足够的劳动收入来维持一种生理上要求的、社会文化可接受的和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准^{[2] (p2-3)}。

六十年代以前的人类学理论（课程论文）

郇建立 — Sat, 29 Apr 2006 11:31:00 GMT

郇建立

1984年，美国人类学家谢里·奥特纳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六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理论》（Ortner，1984）。在这篇文章中，她按照年代的顺序先后介绍了六十年代的象征人类学、文化生态学和结构人类学，70年代的结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八十年代的实践理论。她在介绍六十年代的人类学理论时明确指出，这一时期的理论是五十年代末期人类学理论主要范式融合的结果，而这些范式包括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美国的心理－文化人类学和美国的进化主义人类学（Ortner，1984）。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六十年代以前的人类学理论进行考察，而且，同奥特纳一样，本文旨在探讨各种理论学派或思路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为了详细地介绍各种人类学理论。

在笔者看来，六十年代以前的人类学理论尽管包含着形形色色的各种理论，但这些理论基本上是围绕着“进化”这一核心概念而建构起来的。宽泛地说，在人类学理论中，先是进化论在19世纪中后期盛行一时，接着出现了反对进化论的各种理论（包括传播论、历史特殊论和功能主义），最后学者又把目光重新转向了进化论，提出了所谓的“新进化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学的理论才在60年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要理解当代人类学理论，我们有必要在了解人类学起源的基础上全面疏理古典人类学的各种理论。因为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有自身的路径依赖，我们不可能脱离人类学理论的历史来认识当前的理论。

人类学的起源

顾名思义，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学问，其研究范围不仅包括人类本身，还包括人类创造的文化。[①]根据对人类研究的侧重点，人类学可以划分为研究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和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两大部分（See Hoviland, 2000: 9），前者研究的是人类的生物属性（包括人类的产生和进化问题，以及人类族群的差异问题），后者研究的是人类的文化属性（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民族学是其三大组成部分）。

在追溯人类学的起源时，罗伯特·莱顿（Robert Layton）提到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和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前者记述了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那些事件，认为波斯人的失败并非仅仅是伟人的功绩所致，也不是众神的意愿，而是不同文化之间冲突的结果；后者描写了约公元100年时生活在罗马帝国边缘的日耳曼人，考察了他们的社会形式（莱顿，2005：1-2）。由此可见，人类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当然，这些记录是零散的，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塔西佗，他们都没有客观地描述对象，二者都是为了支持自己的某种观点而去记录某种不熟悉的文化。

尽管人类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却只有百余年的历史。根据埃文斯－普理查德的看法，作为一门学科的人类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后期，他直截了当地说，人类学是启蒙运动的产物（Evens-Pritchard，1950）。在法国，人类学的产生同孟德斯鸠、圣西门、孔德等人的思想密切相关，因为孟德斯鸠提出了“地理条件决定论”，圣西门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关于社会的科学”（a science of society），而孔德则提出了“社会学”的概念。而在英国，人类学的出现同苏格兰的一大批道德哲学家[②]有关，这些人坚持认为，第一，社会好比自然系统或自然有机体，因而，关于社会的研究应该是经验性的；第二，犹如物理学家可以通过归纳法去说明物理现象，我们也可以凭借此种方法从普遍原理或普遍法则的角度去说明社会；第三，人类的进步必然会沿着特定的路线，经历一系列既定的发展阶段。

我国早期人类学家林惠祥从“地理大发现”的角度探讨了人类学的起源（林惠祥，2000/1934：1-2）。他认为，伴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世界交通大为繁荣，各民族之间接触的机会增多，种族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在这种情况下，先进的民族希望知晓异族——尤其是野蛮民族——的状况：“人”为什么有不同的形状？“人”究竟是什么东西？“人”是怎样起源的？各民族的文化为什么不同？文化若是进化的，文明人的祖先是否也是野蛮人？文明人的祖先的状况究竟是怎样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刺激”了人类学的产生。因为19世纪以来的大学者，如达尔文（Charles Dawin）、斯宾塞（Hebert Spencer）、赫胥黎（Aldous Huxley）、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泰勒（Edward B. Tylor）、博厄斯（Franz Boas），都致力于回答这些问题。

顺着林惠祥的思路，我国当代民族学家徐杰瞬（2005：1-2）指出，对异文化的大量接触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人类从何而来，为何有不同形态？二是不同的人类集团生活为何有如此不同的形态？为解答这两个问题而兴起的人类学有两个分流，前者是人类体质形态的研究（体质人类学），后者是人类社会文化的研究（文化人类学）。他还说，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术背景是，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构建社会科学的潮流，一些著名学者提出用生物学和自然科学的路径来探讨社会，反对单纯的情报搜集。这股思潮不仅为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了进化论的社会科学依据，同时也促进了人类学学科的发展。

综上所述，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的产生是同启蒙运动、实证主义、生物进化论、地理大发现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启蒙运动总结和伸张了科学精神、理性思考和进步观念，奠定了现代意识形态，同时还激发了19世纪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庄孔韶，2004：38）。实证主义强调对事物进行经验研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的兴起。生物进化论刺激了学者去探讨事物的起源，如物种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宗教的起源等，“并试图用较远的事物去解释较近的事物”（Evens-Pritchard，1950）。地理大发现使得“野蛮民族”、“原始部落”、“原始社会”进入了“文明人”的视野，而前者正是早期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古典进化论

在作为一门学科的人类学产生之后，进化论曾在19世纪中后期的人类学界占据主导地位，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也纷纷用进化的观点来解释人类社会中各种现象的发展变化。人类学中的进化论思想直接源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同时也受到了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生物进化论的影响[③]。人类学中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泰勒和美国的摩尔根（Lewis H. Morgan）。此外，进化论中其他有影响的人物还包括弗雷泽[④]（James Frazer）、巴霍芬（J. Bachofen）、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麦克伦南（J. McLennan）、哈登（Alfred Haddon）、马雷特（Robert Marett）和梅因（H. Maine）等人。这批学者在具体问题上的观点虽不尽一致，但都带有进化论倾向。他们坚持认为，由于人类心理上的一致性，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各方面均要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进步过程。

1．泰勒的文化发展论

泰勒是第一个在大学讲堂上讲授人类学的学者。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按阶段进化的，文化的进步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泰勒，2004，尤其是第一、二章）。在泰勒看来，文化是个复合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泰勒，2004：1）。既然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纷繁复杂的概念，我们该如何研究文化现象呢？泰勒在此提出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由于文化现象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性，我们可以用相同的原因去解释相同的现象；其次，文化的不同阶段是文化发展和进化的不同阶段，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影响未来的历史进程。

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泰勒把文化的发展进程和发展阶段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课题，他不仅解释了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还考察了文化发展的整体进程。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倾向是从蒙昧状态向文明状态过渡。他明确指出，“文化从蒙昧向文明的运动则是文化从原始到现代的基本倾向”（泰勒，2004：15）。文化的进步或退步的衡量标准不是想象的善恶，而是“依据蒙昧状态、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的阶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运动”。他还说，现在所研究的蒙昧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跟人类的早期状态相符合的，“高级文化就是从人类的初级文化逐渐发展或传播起来的”（同上，23）。由此可见，在泰勒那里，文化的发展阶段同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是一致的，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的发展阶段去谈文化的发展阶段。

当然，泰勒的文化发展论也有其致命的缺陷（参见泰勒，2005：中译本序言）。首先，他把文化现象的发展仅仅归结为文化现象内部因素由简至繁的演进、数量的减少和增加。他不仅没有看到文化现象发展过程中的质变，也很少关心文化现象内部诸多因素间的有机联系和彼此制约。其次，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他未能揭示历史条件对于文化发展所具有的作用，更没有阐明人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存在对于精神文化所具有的巨大作用。

2．摩尔根的社会进化理论

摩尔根是古典进化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中，他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利用了关于希腊、罗马上古史的古文献、欧洲新文献中的历史资料以及批判当时各种关于原始社会的所谓的科学假说。在这部不朽的著作中，他系统地阐述了社会进化的具体步骤。同泰勒相似，摩尔根也把社会的进化分为三个时代，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不过，摩尔根的工作更为细致，他根据生产技术的重大“发明和发现”（如用火知识的获得、弓箭的发明、制陶技术的产生），把上述三个时代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并指出了每个阶段的具体特征（详见摩尔根，1985：9-10）。

在进化论问题上，摩尔根的基本观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社会进化观念的发展。根据“社会进化论”的假设，他详尽研究了原始社会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并把生产技术的革新视为划分原始社会各阶段的客观根据。（2）在政治观念的发展。他分析了氏族制度的本质，认为氏族是原始公社制度的基本细胞，证明了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顺序是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从母权制到父权制。（3）家族观念的发展。他从亲属称谓入手，基本上恢复了人类婚姻和家庭的历史面貌。（4）财产观念的发展。他指出，社会分工、私有财产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相继发生及其不断发展，是原始社会解体和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并大胆预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必然终结，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必将在更高级形式中复活（参见徐杰瞬，2005：10）。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他们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也受到了19世纪流行的各种进化论的影响（哈里斯，1988：523）。摩尔根的社会进化论就是一个例子。马克思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作了详细的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深受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影响[⑤]。虽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理论是完美无缺的。评论者指出，他过于细致地将各地收集来的民族志材料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中，同时，他基本上是以西方的技术和社会组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因而无法摆脱西方民族中心主义的阴影（马广海，2003：32）。

3．古典进化论的贡献与不足

尽管泰勒和摩尔根的理论均属进化论，但二者的研究领域有相当大的差别。宽泛地说，泰勒关注的是“人类文化的进程和发展阶段”，而摩尔根感兴趣的是“古代社会的进程和发展阶段”。同时，还应指出的是，尽管各种进化论的渊源千差万别，但启迪着进化论的灵感却惊人地一致，这就是19世纪后半期普遍存在的“乐观主义”（绫部恒雄，1988，10-11）。正是由于此种原因，进化论在当时被称为“乐观的进化论”和“进步的进化论”。

古典进化论作为最早的人类学学派，在人类发展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先，它在文化和历史发展的方向性方面使人们获得了更为确切的知识；其次，只有在进入了进化论时期之后，欧洲才知道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绫部恒雄，1988：11；亦可参见庄锡昌等，1988：12）。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日后人类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客观地说，正是有了进化论，才出现了试图颠覆古典进化论的各种反进化论（如传播论、历史特殊论和功能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进化论。

当然，古典进化论也有自身的缺陷，尤其是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原则性的错误（徐杰瞬，2005：11）。在古典进化论者看来，人类文化的一致性在于心理的一致性，并且，恰恰是由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不同的民族共同体才能够独立产生相同的概念、相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他们还认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不是生产方式，而是心理的发展，而心理又是由生理决定的。他们甚至觉得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类似于动植物发展的过程，从而把文化看作是各个独立现象的机械汇集。正因为如此，古典进化论学派的理论又被称为“单线进化论”。

反进化论

由于古典进化论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人类学领域中出现了种种批评古典进化论的思潮。在各种反进化论中，最早出现的是传播论，认为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的相似性通常是由传播造成的，而不是进化。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在批判进化论和传播论时提出了历史特殊论，认为我们应该对各种文化进行全面的研究，而不是随意建构文化发展的理论。与此同时，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反对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社会的发展，他们提出了关注现存秩序的功能主义理论。

1．传播论

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理论，它是在批判进化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这一理论的出现也有其社会背景。传播论的先驱是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他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是人地关系的主导因素，此外，他还把各族人民在文化和习俗上的相似现象说成是从中心向周围通过借用而传播的结果。宽泛地说，传播论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以德奥学者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格雷布纳（Fritz Graebner）、施密特（Wilhelm Schmidt）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二是以英国学者里弗斯（William Rivers）、史密斯（Elliot Smith）和佩里（William J. Perry）为代表的极端传播论。前者坚持认为，世界上只有少数优秀的民族才能创造和发展文化，人类文化的全部过程不过是几个“文化圈”在地球上移动以及彼此结合或重叠的历史；而后者指出，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源于古埃及，所以这一派的理论有时被称为“泛埃及论”。

尽管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是传播论和进化论共同的研究主题，但二者的研究思路完全不同，前者关注文化在空间上的传播，而后者关注文化在时间上的进化。换言之，传播论试图用转移和传播这样的概念去取消或废除同进化论相连的时间和进程这样的概念。同进化论相比，传播论的可取之出在于，首先，它极其重视文化现象的横向传播，从而发现了许多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其次，它正确地指出了文化传播和文化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徐杰瞬，2005：12）。传播论的地理决定论和传播进程说尽管可以解释某些文化现象，但是，倘若我们用它来解释这个文化进程，那就显得牵强附会（庄锡昌等，1988：57）。客观地说，传播论仅仅是解释文化现象的一种方法，它并不是万能的，许多文化现象都不能由传播加以解释。

2．历史特殊论

在进化论和传播论之后，西方人类学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博厄斯开创的历史特殊论。他在《种族、语言与文化》指出，每个文化集团（民族）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这种历史一部分取决于该社会集团特殊的内部发展，一部分取决于它所受到的外部影响（Boas，1982；转引自徐杰瞬，2005：17）。在博厄斯看来，古典进化论关于文化进化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是各个社会的独特产物，其形成会受到生物的、地理的和经济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相似的文化现象实际上都有其各自发展的历史线索。因此，为了解释某一文化，最好的方法是重建该文化走过的独特的道路，而不是把多样性的世界文化纳入单一的进化模式（马广海，2003：37）。[⑥]在博厄斯的眼里，文化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整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它的出现不仅仅是传播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没有办法从独特的历史中得出普遍的、抽象的理论或发展规律的进化论。

在博厄斯的影响下，经由克鲁伯（Alfred Croeber）、威斯勒（O. Wissler）、萨皮尔（Edward Sapir）、戈登维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洛维（Robert Lowei）等人的努力，历史特殊论在人类学领域中完全占据着统治地位，以至于有人说，二十世纪头二十年的美国人类学是博厄斯的时代（（庄锡昌等，1988，70））。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博厄斯的两个女弟子本尼迪克特和米德[⑦]开展了文化与人格研究：前者在1934年出版的《文化模式》中指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模式，从而造就了不同的人格；而后者在《来自南海》三部曲中指出，人格的形成深受其所处的文化的影响，不同文化或社会的儿童的抚养方式对于人格的形成有着关键的影响（参见马广海，2003：102－108）。应该指出的是，文化与人格研究对二战期间的国民性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不管是博厄斯的历史特殊论或相对主义，还是其弟子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的文化与人格研究，抑或后来的国民性研究，都不是从进化的角度去探讨文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博厄斯及其弟子们的理论开辟了文化研究的新视角，而这种视角对于反对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博厄斯就是一个坚定的反种族主义者，他具有鲜明的反种族主义立场，并从理论上论证了民族平等的思想（庄锡昌等，1988，70）。

3．功能主义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一致流行着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的倾向，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和历史特殊论莫不如此。这种做法引起了一些人类学家的不满。不论是马林诺夫斯基还是拉德克利夫－布朗，都全盘否定了关于历史的研究，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只是在依据“模拟历史”进行想当然的推论。基于此，他们建议人类学家进入田野，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研究现实社会。

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是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其理论的共同特征是：反对通过推论重新构筑人类历史；重视通过田野调查来研究实际存在的社会制度；从总体上理解构成社会和文化的每个要素；每个要素在总体中都发挥着一定的功能（绫部恒雄，1988：28-29）。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眼中，文化或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的统一体。而人类学应该着重研究要素在统一体中的功能，并且这种研究应是共时性的，而非历时性的。

尽管两人的功能主义存在上述的共同点，但他们理论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参见绫部恒雄，1988：30-32）。首先，二者对人类学研究对象的看法不同。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化，认为文化有助于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需要[⑧]；而布朗则比较关注社会结构，认为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社会[⑨]，而不是文化，因为文化是抽象的。其次，二者对功能的理解不同。马林诺夫斯基把功能视为“人类需要的满足”，而布朗则把功能视为“某一要素在整体中所起的作用”。再次，二者对个人/个体的看法不同。马林诺夫斯基把个人视为活生生的、有个性的人（Individual），因为他特别关注个人在文化中的适应问题；而在布朗那里，个体的个性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个体仅仅是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位置的人（Person）。此外，还应注意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分别较多地受到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和涂尔干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影响；若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他们的理论取向。

尽管功能主义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社会（或文化）的思路，但这种研究思路是以否定历史为代价的。我们究竟能否脱离事物的历史去认识该事物？埃文斯－普理查德在一次公众演讲中说，功能主义产生了优秀的民族志，但它的理论基础并不可靠（Evens－Prichard，1950）。斯科特（James Scott）关于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研究表明，只有了解了村庄的历史，我们才有可能理解村民的所作所为（See Scott，1987）。沃尔夫（Eric Wolf）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农民》（1982）指出，非洲、亚洲和美洲的传统社会从来都不是功能主义所分析的那种孤立的、无时间的单位（参见莱顿，2004：136）。阿萨德（Talal Asad）批评说，功能主义者由于需要依赖殖民政府打通进入田野的通道，他们淡化了社会变迁；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重建共同体在尚未受到殖民时的状况，从而最小化了非洲本土历史的原动力以及奴隶贸易的影响（同上：55）。当然，这种批评是同功能主义的保守性联系在一起的。

新进化论

20世纪以来，古典进化论虽受到了传播论、历史特殊论和功能主义的诸多批评，但进化问题仍为一些人类学家所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是否越变越好”的问题重新为人类学家所提出，学术界对进化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958年，美国人类学界隆重举行了纪念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重新评价了摩尔根的贡献。所谓新进化论就是在这期间由一些人类学家提出并加以修正、改进的文化进化学说。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柴尔德（Gordon Childe）[⑩]、美国的怀特（Leslie White）、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11]和塞维斯（Elman Service）[12]。新进化论在坚持文化进化的同时，要求考虑文化的相对性。在新进化论中，不管是怀特的普遍进化论还是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说[13]，都反对古典进化论的单线进化说——世界上任何地方上的事物都会经历相似的发展阶段。

1．怀特的普遍进化论

怀特承认广泛存在的普遍进化阶段，比如“蒙昧”、“野蛮”、“文明”之间的经典划分，但也抛弃了一些细节性的东西，如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谁先谁后的争论。怀特是新进化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和最有力的倡导者，他的进化论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文化进化的标志是人类获取能量的增长（参见马广海，2003：46-49）。在怀特看来，文化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与新能源的发现和利用有关。他提出了一个评估文化发展水平的公式：E×T→C。其中，C代表文化（Culture），E代表每年的人均年利用能量（Energy），T代表开发能源的工具与技术的效率（Technology）。这个公式表明了文化进化的基本规律：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文化的发展程度取决于每年人均利用能量的多少。

其次，技术发展是整个文化进化的基础（徐杰瞬，2005：21）。从怀特的能量的利用和文化进化的公式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技术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此外，怀特还从文化系统的角度探讨了技术发展与文化进化的关系。他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子系统：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系统。在三个子系统中，技术系统使基础、思想系统处于最上层，中间为社会系统。其中，技术系统对文化的进化起决定作用。因为文化能否进步，最主要的是对能量的发现、利用和控制，这惟有通过技术手段才能达到。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我们无法找到能量的新源泉；即使找到了新能源，我们也无法利用。

再次，文化决定发明与革新（徐杰瞬，2005：22；马广海，2003：48-9）。怀特认为，文化是一个自我产生、自我运行、自我发展的独立系统。文化既是人类天性的决定因素，也是发明与革新的决定因素。他批判了“需要是发明之母”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即使有需要也不会有发明；从历史的角度看，反对发明与革新的事例屡见不鲜，即使这些发明与革新有助于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因此，怀特指出，应该把上述命题颠倒过来，即“发明是需要之母”：发明一旦变成了现实，就会最终得到社会的认可；此外，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发明和发现就会出现，这就是文化发展的必然性，它似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动。

2．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

尽管斯图尔德是怀特的追随者，但是，他除了猛烈抨击单线进化论之外，也希望远离普遍进化论中存在的含糊不清的普同性，他试图通过确定不同地区的技术和社会进化的多样性来规避这类困难（巴纳德，2005：43）。斯图尔德在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有一个副标题——“多线进化的方法论”（Steward，1955），这清楚地表明他是个多线进化者。

斯图尔德认为，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文化的发展道路可能是类似的。但是，由于世界上有多种不同的生态环境，所以就形成了多种文化形态及其进化道路。在比较了秘鲁、中美洲地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这五个独立发展的文明古国之后，斯图尔德总结说，某种基本的文化类型在相似的条件下，可以沿着相似的道路发展。然而，在人类的所有群体中，按照同样的顺序出现的具体文化是很少的，因为生态环境与技术的结合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而不同的表现会产生不同的进化路线（参见马广海2003：50）。

需要指出的是，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源于他的文化生态学理念。在他看来，文化与其所处的环境是分不开的，因为文化在人类与其生态环境之间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人类通过文化认识到能源或资源，同时又通过文化获取、利用能源或资源，所以，斯图尔德非常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斯图尔德指出，文化生态学主要研究三方面的问题（参见马广海，2003：50）：首先，生产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越是简单越是原始的生产技术就越是受制于环境条件。其次，生产技术与人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生产技术水平会影响人类的行为方式，例如，刀耕火种就不要大范围的群体合作。再次，行为方式对家庭制度、政治制度以及风俗等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影响。在斯图尔德看来，文化与自然环境虽然是相互作用的，但是，自然环境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它不仅允许或阻碍文化发明的运用，而且往往还能引起具有深远后果的社会适应。

结论与启示

在本文中，我们不仅讨论了60年代以前的各种人类学理论流派之间的脉络关系，也考察了同一流派内部的不同观点。我们的结论是，理论不会凭空出现，每一种所谓的“新”理论都是在批判和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我们还应注意，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除了有自身的逻辑之外，还有相应的社会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功能主义和新进化论都有自身产生的社会环境。毕竟，在很多时候，理论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在此，我们仅仅以功能主义的产生为例简单地说明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殖民统治受到了民族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而当时流行的古典进化论和传播论都无法满足英国殖民统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希望人类学家能够为殖民统治提供新的理论与方法，以维持殖民统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功能主义应运而生。

在疏理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脉络时，我们会遇到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事实上，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在阅读有关理论史的著作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在本文中，我们以“进化”为主线来建构60年代以前的人类学理论。这种建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叙述逻辑：古典进化论－形形色色的反进化论－新进化论。倘若换一种理论建构方式，我们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比如说，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线来建构60年代以前的人类学理论，我们就会较多地谈论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以及人类学的苏维埃学派。而在本文中，我们几乎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理论建构模式，例如，巴纳德在《人类学历史与理论》一书中不仅把人类学的理论划分为“历时性观点”（如进化论、传播论等）、“共时性观点”（如相对论、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等）和“互动观点”（如互动论、过程论等），还把人类学理论划分为“关于社会的理论”（如进化论、功能主义、互动论、过程论、马克思主义等）和“关于文化的理论”（如传播论、相对论、认知研究、阐释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详见巴纳德，2005：9-13）。

参考文献

巴纳德，2005，《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王建民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弗雷泽，1987，《金枝》（徐育新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哈里斯， 1988，《文化人类学》（李培茱、高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黄淑聘、龚佩华，1996，《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莱顿著， 2005，《他者的眼光——人类学理论入门》（蒙养山人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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绫部恒雄，1988，《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

马广海，2003：《文化人类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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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著， 2004，《人类学》（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泰勒著，2004，《原始文化》（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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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land, William, 2000, Anthropology,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Ortner, Sherry, 1984,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in the Sixties”, in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no. 26.

Sahlins, Marshall, 1960, “Evolution: Specific and General”, in Sahlins, M. & Service E. (ed.) , 1960, Evolution and Cultu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Scott, James, 1987,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teward, Julian,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①] “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的《人类学》有一个副标题“关于人及其文化的研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学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泰勒，2004）。

[②] 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大卫·休莫（David 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

[③] 不过，在日本学者绫部恒雄（1988：2）看来，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真正普及“进化”这个词语并率先使用“适者生存”的人是社会学家斯宾塞。此外，巴霍芬和梅恩的著作都出版于1861年，不能说他们受到了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而巴霍芬早在1861年《物种起源》发表之前就开始讲述《母权论》的基本思想。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指出，达尔文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尔萨斯和斯宾塞这样的社会学家的影响，斯宾塞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前就提出了“适者生存”的思想（参见哈里斯，1988：252）。英国人类学家阿兰·巴纳德（Alan Barnard）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简单地把进化论人类学全部看作是达尔文理论的扩张将是错误的。人类学中的进化论思想要早于达尔文”（巴纳德，2005：31）。

[④] 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中指出，人类智力的发展经过了巫术、宗教、科学三阶段。在巫术时代，巫术观念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借助于由错误推理而产生的种种办法来控制自然；在宗教时代，人们把超自然的力量奉为神灵，借助于它的帮助来消除消灾弭祸、求福祈祥。在弗雷泽看来，宗教起源于巫术，科学起源于宗教，所以，巫术和科学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参见弗雷泽，1987：中译本序）。

[⑤]马文·哈里斯在“文化理论的历史”一文中指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还说，“直到20世纪中叶，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基础”（参见哈里斯，1988：524）。

[⑥]沿着这种历史特殊论，博厄斯提出了著名的文化相对论（culture relativism）。他认为，各民族文化的价值是平等的，不能用高低等级加以划分，也就是说，不能像古典进化论者那样，认为西方是最高标准，其他文化则处于进化链条的低级阶段。

[⑦]本尼迪克特深入北美，研究印第安人的民俗和宗教，米德则开始了对萨摩亚、新几内亚和巴厘岛等地的系列调查，她们以人性、人格和文化变迁为主题，试图揭示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决定作用。

[⑧]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内在性质就在于它的功能；文化如果没有结构，文化的功能也就无法发挥。他用生物学上的解剖学作为比喻，提出了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器物是基础，精神是核心，社会组织是关键和主干（起着联系器物和精神的作用）。

[⑨]布朗认为，社会结构是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部分。在他看来，社会结构研究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社会形态学比较，即研究社会结构有多少种类、有何异同以及如何进行分类；二是社会生理学，即研究社会结构如何发挥功能、怎样维持结构体系以及各种现象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三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发展，以及新型社会结构的产生（徐杰瞬，2005：15）。

[⑩] 柴尔德的《人类的自我制造》（Man Makes Himself, 1936）充分体现了他的进化论思想。在这本书中，他把历史视为一个整体，考察了从狩猎采取，到农业出现，再到国家形成、城市革命和“人类知识革命”的进化阶段（参见巴纳德，2005：41）。

[11] 萨林斯曾把进化区分为“普遍进化”和“特殊进化”：前者反映了文化进化的普遍性，主要是指进化创造了更为复杂的形式；而后者反映了文化的多样性，涉及的是特定文化对于环境的适应（详见Sahlins，1960）。

[12] 赛维斯在同萨林斯合编的《文化与进化》（Sahlins & Service, 1960）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政治组织的一般进化模式：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工业社会（Horde－Tribe－Chiefdom－Nation－Industrial Society）。

[13] 根据巴纳德的看法，新达尔文主义也属于新进化论的范畴，但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人类学理论，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相关讨论可查阅巴纳德2005：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