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随笔

“弱者的武器”及其意义（《二十一世纪》2007年6月号）

郇建立 — Mon, 17 Dec 2007 09:50:00 GMT

“弱者的武器”及其意义

©郇建立（原载《二十一世纪》2007年6月号）

“犹如无数的珊瑚虫形成了杂乱无章的珊瑚礁，无数个体的不服从与逃避行为也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堡礁……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礁石上时，人们通常仅仅关注船只失事本身；他们没有注意到，正是大量微不足道的行为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Scott，1985：36）

1985年，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根据自己在一个马来西亚村庄的田野调查出版了《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该书的副标题是“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他在“序言”中明确提出，最近的农民研究[1]有一个缺陷，它们比较关注农民的反叛与革命，换言之，比较关注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然而，农民的行动通常是隐蔽的、无组织的，他们很少进行革命和叛乱，因为这类活动是过于危险的，很容易遭到政府的镇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斯科特把注意力转向了农民的日常反抗，包括嘲笑、讽刺、磨洋工、开小差、装傻卖呆、小偷小摸、暗中破坏、流言蜚语等等。显然，这些都是“弱者的武器”。

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斯科特不仅详尽考察了农民的日常反抗，还反思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如果说前一部分属于人类学的民族志，后半部分则是他的理论贡献。斯科特不是“专业的”人类学家，但他的写作采取了“经典的”人类学的叙述方式：以讲故事的方式提出问题，随后进入田野，用翔实的田野资料进一步论证有关命题，并在论著的结尾同相关理论进行对话。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斯科特首先以穷人拉扎克（Razak）和富人阿尤布（Haji Ayub）的故事提出了农民的日常反抗问题，紧接着对田野地点塞达卡村（Sedaka）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随后详尽研究了村民的经济反抗和意识形态反抗，并在结尾部分用村庄的田野资料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进行了对话。

农民的日常反抗

《弱者的武器》的副标题表明，该书的研究主题是“农民的日常反抗”。斯科特指出，这类反抗有一些共同特点：（1）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2）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3）它们通常表现为个体自助的形式；（4）它们避免同权威发生任何直接的、象征性的对抗。与此同时，这种低调的反抗技术非常适合农民的社会结构——农民阶级分散在广阔乡村，缺乏正式的组织，擅长游击式的消耗战。在此，斯科特坚持认为，从长远来看，恰恰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最有成效，因为它们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

斯科特明确指出，农民的日常反抗不仅仅是行为方面的，还包括思想和象征方面的，因此，我们不能忽略他们的意识，即他们赋予其行动的意义。事实上，他们创造的象征、规范和意识形态形式构成了他们行为的不可或缺的背景。因此，斯科特不仅要揭示和描述日常反抗的模式，还要分析这些模式赖以产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冲突。从此种意义上说，研究塞达卡村的阶级关系，不仅需要研究行为，还需要研究意义和体验。换言之，“我们既关注行动者的体验，又关注行动本身；既关注人们头脑中的历史，又关注作为‘事件流’的历史；既关注对阶级的理解和认知，又关注‘客观的阶级关系’”（p. 46）。

为了从经验层面说明塞达卡的阶级关系，斯科特详细考察了联合收割机的使用对穷人和富人的不同影响以及他们关于某些“事实”的争论。双方都承认，联合收割机使用之后，穷人受到了伤害，富人则从中获益。然而，穷人受伤害的程度有多大，富人的获益有多少，双方存在争议：富人总是试图缩小他们的受益，而穷人则试图夸大他们的损失。在谈到联合收割机时，富人更愿意承认自己的获益，而不愿意承认穷人的损失；穷人则坚持认为，正是由于联合收割机的使用，他们才失去了劳动机会，才变得越来越穷。富人基本上宣扬机器收割相对人工收割的一系列好处，它不仅提高了收割效率，还降低了收割成本；而穷人试图证明，除却道德规范不论，联合收割机的使用对种田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它破坏了田地的平整，带来了收割次序上的麻烦。由此可见，穷人对联合收割机的看法全然有别于富人，他们懂得用“相关事实”来支持他们的阶级立场。

斯科特发现，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如何理解过去和现在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在谈到村庄的历史时，村民往往会详细描述过去秩序中对自己有利的地方，并借此来反对当前的制度安排：穷人之所以有怀旧之情，是因为过去的许多革新都妨碍了他们的物质利益；富人之所以不那么具有怀旧之情，也恰恰是因为他们在现有的制度安排当中得到了更多的好处。斯科特进一步指出，在塞达卡，穷人富同人的口舌之战——意识形态斗争——是“日常反抗”的核心部分，所以，他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特别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

霸权理论的反思

在《弱者的武器》的最后一章，斯科特从“霸权与意识”的角度考察了“日常形式的意识形态斗争”，他希望将来自塞达卡的地方性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斯科特在此明确指出，他的研究目标是探究日常的意识形态反抗与日常的经济反抗之间的关系；同时，他试图表明，统治阶级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把自己的意识形态（霸权）强加给从属阶级。

在简单考察了马克思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和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概念之后，斯科特进一步指出，霸权、虚假意识、神秘化（mystification）以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这样的概念不仅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塞达卡的阶级关系，还可能严重误导我们对阶级冲突的理解。原因主要有以下五点：

（1）洞察（penetration）问题。斯科特指出，霸权不过是葛兰西赋予意识形态支配过程的一个名称，其背后的核心观念是，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的方式，还要支配象征生产（symbolic production）的方式。霸权概念没有注意到，绝大多数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在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斯科特极其赞同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Paul Willis, 1977, Learning to Labor）一书中对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的批评，“社会行动者并非意识形态的被动承载者，而是意识形态的主动使用者，他们只能通过斗争、争论和部分地洞察那些结构来再生产现存的结构”（p. 319）。塞达卡的田野研究表明，同葛兰西的看法相反，从属阶级通常是在行为领域受到了束缚，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有较大的主动权。

（2）必然性和正当性问题。霸权理论经常混淆必然性与正当性的区别，而从属阶级很少会犯这种错误。斯科特指出，“没有理由假定，从属阶级会把必然性视为正当性，尽管故意顺从的必要性通常会产生这样的错觉；没有证据表明，支配模式如此完全地控制了从属阶级的社会生活，以至于他们无法营造自治的、反抗性的亚文化；最后，没有理由假设，从属阶级完全受到了现存支配体系的包围，以至于他们无法走上历史的舞台”（p. 335）。

（3）霸权内部的冲突问题。霸权理论和虚假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假设是，既然统治阶级能够说服从属阶级去接纳现存的社会关系，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意识形态的共识与和谐。然而，斯科特指出，一种霸权的意识形态（hegemonic ideology）必须表现为一种理想状态，因而必然会引发一些矛盾；任何一种霸权的意识形态都在其内部为矛盾和冲突提供了原材料。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既可以从现行的意识形态秩序的外部、又可以从它的内部去寻求群众激进主义的根源。

（4）工团意识与革命问题。在葛兰西和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激进变革的首要障碍存在于思想层面，工团意识是革命的主要障碍。而斯科特指出，工团意识并不是革命的障碍，而是其唯一可行的基础，因为大量的实践表明，群众运动即便是采用革命手段，它的目标也通常是有限的，而且多带有改革色彩。

（5）霸权的打破。葛兰西认为，就从属阶级而言，其关键任务就是去创造一个最终能够改变社会的对立性霸权（counter-hegemony）。而斯科特认为，从属阶级无法担当这一重任，因为从属阶级通常是“向后看”的，他们倾向于维护自身对早期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从历史的角度说，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与价值体系的崩溃，通常是新的生产方式承载者（例如资产阶级）的任务，而不是从属阶级（如农民和工人）的任务”（p. 318）。

结语

前面，我们简明扼要地对《弱者的武器》进行了解读，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弱者的武器”？斯科特指出，如同先前对农民反抗的研究，如果将“弱者的武器”过度浪漫化会导致很大的失误，因为它们仅仅能对各种剥削农民的方式产生边缘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反抗也并非微不足道，它们限制了许多统治者的野心，缩小了国家的政策选择范围，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斯科特形象地指出，“犹如无数的珊瑚虫形成了杂乱无章的珊瑚礁，无数个体的不服从与逃避行为也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堡礁……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礁石上时，人们通常仅仅关注船只失事本身；他们没有注意到，正是大量微不足道的行为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p. 36）。

在《弱者的武器》的结尾，斯科特对革命性变迁的前景表现出了悲观主义，而这是农民或工人阶级意识的核心内容。客观地说，这种悲观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偏见，不如说是对绝大多数革命国家中工人和农民命运的现实评价。如果说一些国家在创建之前很少发生革命，那么，它们现在就更是销声匿迹了。有鉴于此，“即便我们不去赞美弱者的武器，也要尊重它”。“我们更有理由看到自我保存的韧性……恰恰是这种精神和实践，防止了最坏的后果，预示着较好的结果”（p. 350）。

James Scott,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中译本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2007年3月）。

[1] 这些研究包括巴灵顿·摩尔的《专政和民主的社会起源》（Barrington Moore,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杰夫里·佩奇的《农业革命》（Jeffrey Paige, 1975, Agricultural Revolution）、艾里克·吴尔夫的《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Eric Wolf, 1969,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詹姆斯·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James Scott,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以及萨缪尔·波普金的《理性的农民》（Samuel Popkin, 1979, The Rational Peasant）。

科层组织的恶性循环（《社会学家茶座》第15辑，2006年7月）

郇建立 — Wed, 12 Jul 2006 14:18:00 GMT

——读米歇尔·克罗齐埃的《科层现象》札记*

郇建立

20世纪初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科层组织（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的“理想类型”作出了精彩的描述。在他的眼里，科层组织总体上代表了理性和效率，而且组织的科层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韦伯的研究刺激了人们对科层组织的兴趣。30多年之后，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对韦伯的科层组织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科层组织也有非理性和低效率的一面。之后，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彼得·布劳（Peter Blau）、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等人走上了默顿开辟的道路，他们的经验研究证实了默顿最初的假说。尽管这些研究者对科层组织的墨守成规和压迫性给予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在米歇尔·克罗齐埃（Michel Crozier）看来，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组织内部存在的复杂的权力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开始了对“科层现象”的分析。

在对“巴黎会计事务所”和“联合垄断企业”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与研究之后，克罗齐埃发现，科层组织本身无法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因为，科层组织的行动模式——规则的非人格化和决策的集权化——已经如此牢靠地固定下来，以至于它们成为组织内部平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当一条规则不能完成一些必要的活动时，它的失败所造成的压力不是最终使人们放弃这条规则，反而要延伸和强化这条规则。在克罗齐埃看来，这就是科层组织的“恶性循环”。

克罗齐埃指出，有四个因素导致了科层组织的恶性循环，它们分别是非人格规则的发展、决策的集权化、各等级类别的隔离，以及平行权力关系的发展。

非人格规则详细规定了每个组织成员的职责以及各种情况下应该遵循的行为，同时也确定了每项工作的具体要求以及从事某项工作的人应遵循的职业模式。在克罗齐埃调查的两个案例中，公开考试和工龄规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前一个规则解决了从一个职务类别向另一职务类别的过渡问题，而后一个规则解决了各职别内部岗位分配、岗位调动和工资提高等问题。正是由于这两个抽象的、非人格化的规则的存在，每个组织成员都受到了保护：一方面，他被夺走了一切主动，完全服从外界强加给他的规则；另一方面，他又完全摆脱了他人的束缚，从这个角度说，他几乎处于完全独立的地位，好像他并未受雇于人。当然，上述情况仅仅是理论上的，克罗齐埃进一步指出，组织在实践上永远不会达到如此严格的程度，组织中总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因而，组织规则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上下级之间围绕着不确定性而形成的权力关系。

决策的集权化是上一特征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组织想保持严格的非人格化的关系，那么，所有非人格的规章制度未曾规定而需要另行作出的决策，都必须以集权的方式作出，因为只有这样，作出决策的人才可以避开受决策影响的人所施加的个人压力。克罗齐埃说，集权化是消除组织内部人员自行处理的第二个手段，然而，组织必须付出的代价便是更大的僵化：那些作决定的人并不直接了解他要解决的问题，而那些亲临现场的人却没有必要的权力去解决相应的问题。在克罗齐埃的“联合垄断企业”中，厂长及其副手必须亲自对车间里的一切问题作出决定，而他们对这些问题绝不可能掌握第一手或可靠的材料；相反，车间工人熟知问题的根源，但他们没有决策权和规则的解释权，也没有改变或制定规则的权力。

非人格的规章制度和决策的集权化不仅最大限度地排除了上级自行干预的可能性以及下级施压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另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每一等级类别，每一分层，无论上级还是下级，都将与其他分层完全隔离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层组织是由一系列叠放的、彼此没有沟通的分层构成。伴随着这种隔离而来的是群体对个人的压力。如果级别的压力削弱，他所属的同伴群体（peer group）将成为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唯一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不得不遵守群体规范，接受群体压力。在此，克罗齐埃进一步指出，群体压力有助于理解组织成员的“团队精神”及其“仪式主义”（ritualism）。

不管是增加非人格的规则，还是发展集权化，我们都不可能在消除组织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的根源。恰恰是在残存的不确定性领域的周围，平行的权力关系得到了发展。克罗齐埃指出，在一个近乎一切都可以预见的行动体系中，谁控制了不确定性的根源，谁就拥有了权力；不确定性的根源越少，他们的战略位置越是有利。反常的是，组织的科层化程度越高，即组织的规章制度越严格，决策越是集权化，平行的权力关系也就越多。克罗齐埃举例说，在法国的一些国家单位里，一些级别不高的小职员之所以在解决重要问题时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仅仅由于他们在一个规定过死的组织体系中占据着某个位置。

在上述四个基本要素的相互作用下，组织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效率低下、成员不满、适应性降差），进而产生了新的压力，而这些压力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又造成了非人格化和集权化的氛围。克罗齐埃的“恶性循环”模式凸现了理性的选择，而非情感的影响。然而，它依旧是一个静态的和描述性的表达模式，因为它不能充分理解科层现象发展的条件及其限度。因此，克罗齐埃指出，如果我们想走得更远些，我们就必须探讨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变化的问题。克罗齐埃的田野研究表明，科层组织体系只有在它发生严重的功能障碍时，才会对变化作出让步；尽管它能够长时间地抗拒变化，但终将有所变化，因为变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考虑稳定的常规期是不全面的，变化也是科层组织体系必不可少的要素。

在此，克罗齐埃强调了危机的意义：首先，危机是能够促成必要调整的唯一手段。惟有危机能使体系的发展变得可能；危机在这种体系发展中，乃至非人格化和集权化的发展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次，危机促成了其他的行动方式。只有在危机期间，一些人的自主性才会得到发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权威才能取代规章制度。当然，危机可以由于内部的变故而发生，也可以由于同组织毫无关系的外部事件而发生。战争、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等事件都可以打破整个社会内部的权力平衡，它们都构成了变化得以发生的绝好机会。

正是由于上面提到的诸多原因，克罗齐埃才会满怀自信地说，科层组织体系不仅仅是一个不能纠正自己错误的体系，而且是一个过于僵硬以至没有危机便无法适应变化的体系，而变化则是由于工业社会的加速演进而变得越来越势在必行。不过，在分析“科层组织的恶性循环”时，克罗齐埃强调了如下几点：首先，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科层组织的功能障碍，因为这种障碍既是组织体系的意外后果，又是它的必要组成部分。从组织实践的角度说，现代组织正渐渐变得更有效率，而且远远比100年前的组织更有效率。其次，我们也不应夸大公众为之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因为组织成员也受到了组织规则的保护。其实，在规章制度的范围之内，个人其实可以自由地、相当任意地做出或拒绝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可以参与，也可以逃避；他们可以全身心地工作，也可以只做一些表面文章。最后，在更工业化的社会里，科层组织的僵硬有一种减弱的倾向，因为在一个更加灵活和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体系中，面对冲突的难题和失败的危险，个人变得日益坚强；个人越不脆弱，就越不肯为科层组织的僵硬付出代价。

客观地说，克罗齐埃思想方法的独特性，不在于他提出了科层组织的恶性循环，这个工作主要是由默顿、古尔德纳、塞尔兹尼克和布劳完成的。他的贡献在于他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换言之，他在复杂的权力关系的背景下分析了科层组织的恶性循环。由此看来，要想准确把握他对科层现象的分析，我们必须了解他的权力观。在《科层现象》及其随后出版的《被封锁的社会》（1971）、《法令改变不了社会》（1979）等著作中，克罗齐埃始终坚持的一个观点是，权力来源于对不确定性之根源的控制；甲对乙的权力取决于甲能预见乙的行为，以及乙对甲的行为的不确定。显然，这种看法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权力的认识。或许，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法国社会学家拉法耶（Claudette Lafaye）才会说，我们对克罗齐埃权力关系分析的创造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米歇尔·克罗齐埃（Michel Crozier，1925－）是当代法国著名组织社会学家，曾担任法国社会学会主席（1971~1973）。他1963年出版的《科层现象》（Le Phénomène Bureaucratique）是组织社会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本文就是该书的中文版（2002）和英文版（1964）的一个札记。更详细的内容，请参见克罗齐埃，2002，《科层现象》（刘汉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Crozier，M.，1964，Bureaucratic Phenomen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现代性的两种形态（《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郇建立 — Sat, 21 Jan 2006 08:32:00 GMT

现代性的两种形态*

——解读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

©郇建立（原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1999年2~3月份同贝尔哈兹（P. Beilharz）交谈时说，他倾向于把当前的社会状况描述为“轻灵的”或“流动的”现代性，以区别昔日“沉重的”或“稳固的”现代性（See Beilharz，2001：319）。翌年，他出版了备受关注的《流动的现代性》，并试图通过解放、个性（individuality）、时空、工作和共同体这五个概念来理解当前的社会状况。在这本书中，鲍曼详细考察了我们从沉重的/稳固的/硬件取向的现代性向轻灵的/流动的/软件取向的现代性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给人类状况带来的深刻变迁。

总体而言，鲍曼试图通过固体和流体所具有的性质来理解现代性在不同阶段上的总体特征，进而说明当前的社会状况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状况。在他看来，流体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有别于固体：首先，它不容易保持自身的外形，而固体则有明显的空间维度。因此，对于流体而言，真正具有意义的是流动的时间，而不是它们临时占用的空间。正是在此种意义上，鲍曼才会说，“在描述固体时，我们可以总体上忽略时间；而在描述流体时，不考虑时间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p. 2）[②]。其次，流体具有惊人的流动能力，它能绕过或溶解障碍，也可渗透静止的物体。在遭遇固体时，它完好无缺，而固体却被改变了，或者变得潮湿，或者被浸透。

如果说现代性经历了“稳固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这两个阶段，那么，我们不免要问，现代性的进展对人类状况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变迁？在此，我们大体上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这三个层次分别以权力的运作方式、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以及主导的生活方式为例来简要说明这个问题。

权力的运作方式：从权威到榜样

法国社会学家克罗齐埃（（M. Crozier）关于“科层现象”的经典研究表明，权力来源于对不确定性领域的控制（参见克罗齐埃，2002，尤其是第6章） [③]。尽管鲍曼十分赞同克罗齐埃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这一观点，但他也试图表明，伴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权力的运作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权威变成了榜样，用鲍曼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要告诉我，请示范给我看。”（p. 63）

鲍曼指出，沉重的/福特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是法律制定者、程序设计者和监督者的世界，是一些人追求另一些人规定的目标的世界（p. 63）。所以，它也是一个权威的世界，换言之，它是领导和导师的世界：领导总是比别人知道得更多，导师会告诉你如何去做。尽管轻巧的/消费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废除法律提供的权威，也没有使它们变得多余，但它导致了多个权威的出现。而“多个权威”在术语上是一种矛盾的说法（p. 64）：当多个权威出现时，它们会彼此抵消，于是，权威不再发布命令，它们开始讨好、引诱选择者。

如果说权威是稳固的现代世界的副产品和必要成分，那么，在流动的现代世界中，榜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鲍曼以健身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健身教练总是把自己视为一个榜样，而不是一个权威；同时，他们还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有责任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如果你忽视了这个职责，你应该感到内疚和羞耻；你身体的不完美是你自己的罪过和责任；你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毕竟，“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日益个体化的生活世界中，健身教练试图向追随者暗示，如果你能像我这样积极锻炼，你就会拥有我这样的身体。

正是日益个体化的生活状况，促使男男女女寻求榜样，而不是领导（p. 71）。在流动的现代世界中，榜样正在取代权威。然而，在鲍曼看来，榜样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个人问题，原因很简单，并非所有的榜样都包含着他人可以借鉴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即使如此，无望的个体还是怀着极大的热情继续探听“如同他们”的他人的私人生活，因为他们只能凭借自身的判断和努力去寻求忠告和指导。更糟的是，寻求榜样、忠告和指导很容易令人上瘾：你越是这样做，就越需要它。鲍曼指出，由于新方案不断涌现，大部分方案在实施之前就已经流产，于是，寻求方案的欲望变成了自身的目的，而且是唯一不受挑战和质疑的目的（p. 72-3）。鲍曼描述的这种现象十分类似于“组织目标的置换”：在一个组织中，规则本来是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然而，墨守成规的组织成员却总是“为了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从而把把遵守规则本身当成了组织目标。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从结合到分离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现时代以来引人注目的问题。沿着马克思、韦伯和博拉尼（K. Polanyi）的思路，鲍曼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如果说资本与劳动在现代社会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关系，那么，稳固的现代性时期是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时代，而流动的现代性时期则是劳动和资本相互分离的时代。

在鲍曼的眼里，稳固的现代性就是沉重的资本主义时代，就是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时代，而且，这种结合因它们的相互依赖而加强：工人为了生计而希望被雇佣，资本为了自身的再生产和增长而愿意雇佣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和工人注定要长期结合在一起，工厂就是他们“共同的栖息地”。鲍曼说，庞大的工厂犹如一个封闭的监狱，双方都不得不呆在里面，而促使资本和劳动结合在一起的是这种雇佣关系（或许，更为确切的说法是“交易行为”）。此时，国家的首要职责就是促使资本和劳动的“再商品化”：国家必须保证资本家有能力购买劳动，而失业者则是完完全全的“劳动后备军”（p. 145）。然而，伴随着民族－国家的衰弱和全球化的兴起，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性”已经变成了现时代的标语。在此，鲍曼分别引用了戈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和森尼特（R. Sennett）的说法：前者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脆弱的纽带”的时代；后者指出，“短暂的结合比长期的联系对人们更有用”（p. 150）。

在当前流动的现代性时期和轻灵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与劳动开始分离，连接二者的纽带开始松动。一方面，资本可以“轻装上阵”，它可以随地停留，也可以随时离开，因为资本仅仅意味着一个装有手提包、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行李箱。另一方面，劳动依旧像过去那样是静止的，但是，它曾经希望永久停留的那个地方却失去了昔日的稳固。鲍曼引用巴黎大学经济学家科恩（D. Cohen）)的话说，福特或雷诺公司的员工几乎可以断定，他们将终生工作在这里；而微软公司的员工不知道，他们明天会在哪里（p.116）。在鲍曼看来，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这种进展类似于从婚姻到同居的过渡：通过先前不敢梦想的移动自由，资本切断了自身同劳动的联系（p. 149）。当然，这种独立并不是完全的，资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移动，它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限制；与此同时，资本在史无前例的程度上变成了超区域性的，它已经获得的空间移动能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足以迫使受地域限制的政治机构屈服于它的要求。

如果说在稳固的现代性时期资本要结合的是生产者，那么，在当前流动的现代性时期它要结合的则是消费者，毕竟，这是一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社会。因此，资本要想赢得竞争优势和利润，就必须依靠消费者，而且其路线受到了消费者在场或缺失的影响，受到了消费者数量和规模的影响（p. 151）。借用斯里夫特（N. Thrift）的说法，新的全球精英喜欢用“舞蹈”或“冲浪”这样的比喻来表达他们的行动取向（p. 154）。至少是在1988年发表《自由论》以来，鲍曼反复倡导的一个观点是，移动速度在当今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或许是首要的社会分层和支配等级的因素，所谓精英就是那些可以快速移动和自由行动的人。

主导的生活方式：从定居到游牧

在人类历史上，定居和游牧是两种主要的生活方式。但是，在现代性的不同时期，定居/固定人口和游牧/流动人口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稳固的现代性阶段，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通常同居住权相连，那些没有“固定地址”的人往往会受到法律的歧视。麦克洛夫林（J. MacLaughlin）指出，现时代的出现意味着坚持传统生活方式的“固定人口”对“游牧人口”和游牧生活方式进行持续而全面的攻击，因此，“在以进步和文明的名义进行的神圣战争中”，游牧人口是有待消灭的主要对象（p. 12）。然而，在流动的现代性阶段，情况正在发生逆转，定居生活相对于游牧生活的绝对优势在迅速消失，占绝大多数的固定人口正在受到游牧精英的控制。

在沉重的现代性时代，“进步”意味着放弃游牧式的生活方式，寻求定居式的生活方式。这时，支配意味着直接而密切的干预，意味着领土征服、兼并和殖民。鲍曼在此引用了强者权利的鼓吹者拉采尔（F. Ratzel）在殖民主义世纪之初就写下的话：

“生存竞争意味着空间竞争……优等民族侵入了其较弱小的未开化的邻居，强迫他们进入小得无法生存的角落，然后继续蚕食他们仅有的财产，直到弱者丧失了最后的活动空间……扩张主义者的优越性首先在于其占有、完全使用和殖民领土的能力”（p. 187）。

然而，在轻灵的现代性时期，情况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流动的现代性支配游戏不是在“较大者”和“较小者”之间，而是在“较快者”和“较慢者”之间进行。鲍曼多次引用爱默生（R. Emerson）在《谨慎》（Prudence）一文中写下的至理名言：“在薄冰上滑行时，我们的安全取决于我们的速度”。他明确指出，一旦速度意味着支配，“领土的占有、利用和殖民”就变成了一个障碍，换言之，它由资产变成了债务（p. 188）。

为了更形象地理解现代性的历史，鲍曼倾向于把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分别视为稳固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的典范，他们分别代表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洛克菲勒希望不断扩建他的工厂、铁路和油井，并想终生拥有这些东西。然而，盖茨不会因为失去他昔日引以为荣的财产而感到惋惜，因为今天能够给他带来利润的并不是产品的经久耐用，而是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在鲍曼看来，当代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权贵阶层总是憎恨和避免持久的事物，珍视稍纵即逝的东西，而大量的底层民众总是无望地试图把无用的、短暂的东西变成耐用品（p. 14）。从某种意义上说，洛克菲勒的所作所为体现了现代性稳固阶段的社会状况，而盖茨的做法则揭示了现代性流动阶段的社会状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洛克菲勒和盖茨来了解各自的时代脉搏。总之，如果说洛克菲勒是“稳固的现代性”的图标，那么，盖茨则是“流动的现代性”的图标。

结语

前面，笔者从微观－中观－宏观的不同层面对《流动的现代性》进行了解读。在本文即将结束时，笔者愿意对该书的价值进行简要的评价。一言以蔽之，《流动的现代性》在鲍曼的著作中具有承前继后的作用。首先，该书是对先前的两本书《全球化》（1998）和《寻求政治》（1999）的深化和总结。所有这三本书都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状况进行了出色的分析（Bauman, 2000: back cover）。其次，该书为日后的写作拉开了序幕。此后，鲍曼先后出版了《共同体》（2001a）、《个体化的社会》（2001b）、《被围困的社会》（2002[④]）和《流动的爱》（2003），所有这些著作的轴心都是“流动的现代性”。

尽管“流动的现代性”是鲍曼的标志性术语，但何谓“流动的现代性”？我们究竟应该从哪些层面或角度去把握它？它与“后现代性”[⑤]有何异同？二者是否仅仅是术语上的差别？鲍曼并没有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事实上，他也不想那样做，因为在他看来，提出问题有时比提供答案更为重要。鲍曼曾经坦言，现代文明遭遇的困境就是，它不再质疑本身（Bauman，1998：5）。毋庸置疑，鲍曼的这种做法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学的想象力”。

至于“后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的异同，笔者总体上认为，二者都不过是鲍曼用来描述当代社会状况的术语而已，它们犹如吉登斯（A. Giddens）的“晚期现代性”（late-modernity）和贝克（U. Beck）的“反思性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⑥]。在没有发现“流动的现代性”之前，他试图用“后现代性”来说明当代社会状况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状况。但是，当他注意到“后现代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自己越来越被认为是后现代的社会学家时，当他意识到我们可以用固体和流体的不同属性来描述现代性的历史时，当他发现“流动性”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时，“流动的现代性”这一说法也就呼之欲出了。

参考文献

鲍曼，2005，《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克罗齐埃，2002，《科层现象》，刘汉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Bauman，Z.，1988，Freedom，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3，Postmodern Ethics，Oxford：Basil Blackwell.

——1995，Life in Fragments，Oxford：Basil Blackwell.

——1997，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8，Globaliza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9，In Search of Politics，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Liquid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1a，Commu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1b，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2，Society under Siege，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3，Liquid Love，Cambridge：Polity Press.

Beilharz，P. 2001，The Bauman Reader，Oxford：Basil Blackwell.

*在现代性的历史问题上，鲍曼的基本观点是，现代性的发展经历了“稳固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两个阶段。不过，笔者倾向于把现代性的两个阶段视为现代性的两种形态，犹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五个发展阶段”的认识通常被视为“五种社会形态”。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技术与现代性研究及其启示》（批准号：05CZX007）的阶段性成果。

[②] 凡是出自《流动的现代性》（Bauman，2000）一书的引文，笔者只注明页码。

[③] 鲍曼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以酷似克罗齐埃的口吻指出，谁能使自身的行动不受控制、不受约束和不可预测，同时利用规范限制了对象的行动，谁就是支配者/统治者。

[④] 该书的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参见鲍曼，2005）。

[⑤] 在使用“流动的现代性”之前，“后现代性”曾有一段时间（确切地说是20世纪90年代）是鲍曼著作的核心概念。他在后现代的视野下探讨了“伦理”（Bauman, 1993）、“道德”(Bauman, 1995)、“艺术”和“宗教”（Bauman, 1997）等问题。尽管在进入新千年之后，鲍曼不再使用“后现代性”，但他的思想仍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痕迹。

[⑥]不过，鲍曼对吉登斯和贝克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对于前者，他追问到，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晚的？对于后者，他反问到，难道现代性最初不是反思性的？我们如何知道它比孔德或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具有反思性？（See Beilharz, 2001：339）

《二十一世纪》短评：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的角色

HUAN — Mon, 20 Jun 2005 01:31:00 GMT

©郇建立

应星和雷启立先生在《二十一世纪》2005年4月号上分别发表题为《公共知识分子──面对甚么样的公众？如何面对？》和《“后学”的兴起及其困境》的文章，本文是一个短评（参见《二十一世纪》2005年6月号之“三边互动”）。

知识分子和“后学”问题均是当前中国学界极为关注的问题。应星先生的文章探讨了大学教育的过度专业化和媒体知识分子的盛行对公共知识分子带来的冲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在大学体制内所面临的若干困境。雷启立先生的文章则从人文学术的角度重新梳理了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后学”的思想争论，该文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情景下，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及其有效性受到了质疑，代言“弱势”群体的合法性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读罢两篇文章，笔者禁不住去想，我们或许可以在“后现代性”的视野下考察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

后现代性是有别于现代性的一种社会状况。宽泛地说，如果说现代性同确定性、普遍性、同质性、单一性和透明性密不可分，那么，后现代性则同不确定性、多元主义、异质性、多样性和模糊性紧密相连。根据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的观点，在追求秩序的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是“立法者”；在后现代社会状态下，伴随着普遍主义的衰弱和多元主义的兴起，知识分子再也没有勇气为他人“立法”，他们要想存在下去必须扮演一种同时代特征相符的角色，在此，他们选择了“阐释者”的角色，以防止沟通的扭曲。

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即使在后现代世界，尽管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愿意担当“阐释者”的角色，但还是有些知识分子选择了“立法者”，他们是所谓的“著名学者”、“知名专家”：每当发生重大问题时，他们就会接受各类公共媒体的采访；通常，他们的身影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们喜欢在这样的场所“指点迷津”“出谋划策”，更希望能借此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说到这里，我愿意提出并试着回答如下问题：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成为专业知识分子或媒体知识分子，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换言之，他有没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角色？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每个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性情和旨趣。但无论扮演何种角色，他必须对自己的“言语”负责，切忌“信口开河”。如果说“个体是公民的最大敌人”，那么，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成为“合格的公民”，而不是“自私的个体”。

自由是一种社会关系（《博览群书》2001年第8期）

郇建立 — Thu, 26 May 2005 11:31:00 GMT

——读鲍曼的《自由论》札记

©郇建立（原载《博览群书》2001年第8期）

　　鲍曼（Zygmunt Bauman）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现为利兹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退休的社会学教授，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在当代走红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说：“对我而言，鲍曼是一个后现代性的理论家。”鉴于其对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鲍曼于１９９０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Amalfi Prize），并于１９９８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Theodor W. Adorno prize）。鲍曼以其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解释者》（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Cambridge :Polity Press，１９８７）、《现代性与大屠杀》（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Cambridge :Polity Press,１９８９）、《现代性与二难》（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Cambridge :Polity Press,１９９１）而闻名于欧美。《自由论》（Freedom 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１９８８）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人们使用“自由”这一词语时，很少去思考它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好像是显而易见，尽人皆知的。鲍曼在《自由论》一书首页中就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自由犹如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不会问空气是什么，我们也不会花费时间去讨论它、论证它和思考它，除非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人群的窒息的房间，并发现呼吸困难时。然而，自由的含义并不是显而易见，无需解释的。大多数对自由的学术讨论都把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一个法律准则或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信条。然而，鲍曼提出，自由是一种社会关系，而非一种观念或一个假定；自由从来就是一种特权，而且是某一社会关系内的特权。在《自由论》一书中，鲍曼对这一命题从理论和实例的角度进行了双重论证。

　　自由意味着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你所喜欢的事。然而，你所做的或你想做的并不一定给你带来你所期望的利益。自由社会不禁止你按照自己的希望去行动，也不为这样的行动而惩罚你。但这只是根据自己的心愿行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你可以随意离开这个国家，但是，你却没有钱买票；你可以从事一个你希望的工作，但是，你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你可以说你想说的，结果却发现没有人听。鲍曼指出，自由不仅仅是缺少限制——做事需要资源，而我们的愿望并不能使我们获得这样的资源，只能使我们错误地认为有没有这样的资源并不重要。所以，在自由的条件下，你可以说你想说的，做你想做的，但却不一定能得到你所期望的结果。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自由并非仅仅是一种观念或一个假定，它始终存在于某种社会关系之中。

　　鲍曼认为，自由从一开始就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状况的共存；获得自由意味着从一个较低的社会状况上升到较高的社会状况。这两种状况在诸多方面存有差异，最明显的对立特征即：行动是依赖于自己的意志还是受制于他人意志的差异。如果你能够依靠自己的意志行动，你就是自由的；如果你的行动受制于别人的意志，你就是不自由的。然而，自由个体并非是普遍的人类状态，它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作为普遍的人类状态而出现的自由，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相对而言是一个新生事物，明确地说，它是与资本主义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为个体选择自由提供了条件，如果没有自由，其经济活动的一切目标都不可能实现。

　　在《自由论》一书中，鲍曼明确提出，自由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一种社会状况的非对称性；本质上，它意味着社会差别。只有存在一些人渴望逃避的某种制约时，另外一些人才可能是自由的。如果自由意味着允许自由流动，那么，它也意味着有许多人被限制迁移；如果自由意味着从义务的束缚、工作的职责中脱离出来，那么，它也意味着另外一些人在受到义务的束缚，并承担着工作的责任。总之，自由意味着一些人不受限制地行为，也意味着另一些人的行动受到约束。

　　鲍曼考察了自由的社会起源：在古代和中世纪的英语中，自由总是代表着一种豁免权，如免税、不承担责任，意味着可以享有独特的权利。直到十六世纪末期，“自由”都是这种贵族身份、贵族特征的同义词。后来，它失去了与贵族身份的联系，但仍保留着其特权意义。在当代社会中，自由首先是消费自由，它是完美的消费者所具有的特权，而那些有缺陷的消费者（穷人）被排除在了“消费者宴会”之外。所以，自由是作为一种特权而诞生的，并且，从那时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

　　同福柯（Michel Foucacult）一样，鲍曼十分重视功利主义思想家、监狱改革者边沁（Jeremy Bentham）的圆形监狱理论。他详细考察并分析了圆形监狱内囚犯、监视人员和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用实例论证了自由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存在，或者说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

　　在圆形监狱中，囚犯是“拘留、监禁、孤独、强迫劳动和命令”的对象；囚犯的行为依赖于他人的意志。恰恰是由于意志的缺失，使他们成为囚犯。把圆形监狱中的囚犯联合在一起的是管理人员的意图，他们让监视人员（监狱警卫、领班、医生、教师）的意志取代囚犯的错误的或不可靠的意志。在圆形监狱中，是监视人员的意志，界定、指导和监控了囚犯的行为。在此，囚犯对于命令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感觉并不重要；他们是否把这一命令当作合法的，或是否“内化”了监视人员的意图，都不重要。圆形监狱并不关注囚犯是怎么想的，只关注他们做了什么。当然，也没有人问囚犯是否甘心情愿地做了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

　　用边沁的话说，圆形监狱的本质构成了监视人员位置的中心性。即是说，其本质是知识的非对称性：监视人员知道囚犯的一切，而囚犯对监视人员一无所知。监视人员的行为充满了神秘，是不可见的，因而也是不可预测的。而囚犯所做的一切都处在监视之中，从而使囚犯想象自己“一直处在监视之中”。在此，监视人员“明显的无所不在”是真正重要的。一旦相信监视人员的眼睛总在盯着他们，囚犯就不再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为；他们没有机会去实施他们自身的意志，因而他们的意志将由于缺乏使用而逐渐萎缩。

　　“看而不被看见”（Seeing without being seen）使监视人员与他们所监视的囚犯相比是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监视人员有能力影响与限制囚犯的行动，用他们自身的意志代替囚犯的意志，从而使囚犯成了自己意志的对象。与囚犯相比，这一独立与控制的结合构成了监视人员的自由。自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则是他治与意志的缺失。与此相关，监视人员的自由仅仅指向一个方向（囚犯）。在许多其他方向，监视人员却是不自由的，犹如囚犯在他们面前不自由一样。毕竟，监视人员是被他人安排（而非自己的选择）在圆形监狱内去执行具体的任务——看守与控制。

　　对监视人员的控制犹如对囚犯的控制，采取了同样的原则：即是通过知识的不对称而实现的。监视人员所占据的中心门房的内部，对囚犯而言是不透明的，不可见的，但对于他们的上司（管理人员）的注视而言，却是开放的。管理人员可以随时去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查看工作，而不让监视人员知道。对监视人员而言，他是“显然无所不在的”，犹如监视人员对囚犯那样。管理人员的自由限制了监视人员的自由，犹如监视人员限制了囚犯的自由。监视人员不能选择不对囚犯进行控制；也不能许可囚犯的自由。总之，他们的自由是不完整的。

　　管理人员对监视人员而言是自由的，但他的自由同样也不完整。他将受到自己利益的束缚。管理人员看到了让囚犯从事商品生产的可行性，并因此把圆形监狱本身看作一个可获利的企业。所以，管理人员有自身的利益追求；他的利益告诉他需注意，囚犯要保持健康而强壮，他们不应逃避日常劳动，他们要养成工作习惯。这样，利益一旦开始运转，任何控制都几乎不再需要。管理人员的利益被他自身的计算所“看守”。理性教导他懂得，他的利益要求圆形监狱的目的要完全而不断地被满足。关于“你可以让囚犯做哪些活”，边沁对此作了简洁而清楚的回答，“你可让他们做任何事情，只要你能说服他们去做。”边沁以管理人员的名义说道，“我请求在我的墙内废除一切法律。”他说，这不仅仅是为了管理人员的私人利润，也是为了作为社会秩序之工厂的圆形监狱的成功。

　　实际上，圆形监狱可以被理解为“完美社会的缩影”。这是一个可行的社会，一个有序的社会，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一个积极寻求其成员最大利益、最大幸福的社会，一个具有生存和成功所不可缺少的角色和功能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圆形监狱说明了一些人的自由使另外一些人的依赖成为必要；一部分人的不自由使另外一些人的自由成为可能。这就是鲍曼论证的“自由是一种社会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自由是一种社会关系”仅仅是《自由论》一书的中心命题。鲍曼不仅以圆形监狱为例考察了“作为社会关系的自由”，而且还围绕着这一命题考察了“自由的社会起源”、“自由的成本与利润”、“自由、社会与社会体系的关系”以及“自由的前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命题

科层制：无法走出的牢笼（《博览群书》2002年第9期）

郇建立 — Thu, 26 May 2005 11:24:00 GMT

©郇建立（原载《博览群书》2002年第9期）

一

科层制（Bureaucracy，又译作“官僚制”）是组织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事实上，组织社会学发展初期的经典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科层制展开的。自韦伯（Marx Weber）以来，科层制引起了许多杰出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关注，这些人包括“中层理论”的提出者默顿（Robert Merton）及其弟子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李普塞特（S. Lipset）和布劳（Peter Blau），也包括荣获197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Herbert Simon）和法国织社会学中心（CSO）的创始人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围绕着科层制产生了诸多争论：在韦伯的眼中，科层制代表了理性和效率；而批评者则说，科层制导致了非理性和低效率。韦伯认为，科层化是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批评者指出，科层制必然灭亡。对于科层制的功能和命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亚伯拉艾姆逊（B. Abrahamsson）为了解释这个概念，引用了日耳曼民族的一个传说：曾经有个人遇到了一位神话式的人物，美丽的妙龄女郎赫尔德拉。她诱惑森林中的漫游者来靠近她，然而，当漫游者接近她时，她却转过身去，背对着漫游者悠然而逝。科层制的概念扮演了与赫尔德拉相似的角色：它富有魅力使人消魂，然而，正当研究者以为抓住了它的本来面目时，它又面目全非了。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科层制呢？换言之，韦伯的科层制是否代表代表了理性和效率？如果不能，科层制是否会因此而被取代？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梅耶（Marshall Meyer）在其著作《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Bureaucracy in Modern Society）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富有意义的看法。作为一本科层制研究的教科书，作者按照学术写作的规范，首先探讨了研究科层制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科层制的兴起条件与实际运作、科层制的功能和反功能，最后作者进一步探讨了科层制与民主的关系。

二

为了认识当代社会、理解科层制和民主的关系、丰富社会学理论，我们有必要研究科层制。布劳和梅耶直截了当地从这三方面指出了研究科层制的意义：首先，科层制在我们社会上的流行为我们研究科层制提供了一个实际理由。在当今社会，科层制已成为主导性的组织制度，并在事实上成了现代性的缩影。如果我们不理解这种组织形式，我们就无法理解今天的社会生活。其次，科层制对民主的威胁则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对科层制的不当运用将导致极权主义，而极权统治则会破坏民主。为了人们既能继续利用这些有效的管理机制，又能保护我们的民主权利，我们必须充分理解科层制的运作机制。再次，对社会学理论可能作出的贡献为我们研究科层制提供了科学方面的理由。社会学比较关注群体和组织的动态，而科层制的许多特征有助于社会学的分析，比如说科层组织的目标明确、规模适中、数量众多，而且还有花名册。

若说到科层制，我们不能忽视韦伯的贡献。正是这位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激发了人们对科层制的思考，尽管他在其巨著《经济与社会》中仅仅用了几页来思考这个问题。概括地说，韦伯根据其理想类型而建构起来的科层制的主要特征是理性和效率，因为它要求组织实行分工和专业化，要求组织权威的等级化，要求组织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要求组织成员人际关系的非人格化，要求公开选拔和录用人才。由此可见，韦伯主要强调了科层制的正功能，尽管他看到了科层制的一些不良后果/反功能。正是由于这些反功能，他后来极力谴责他曾经颂扬过的科层制，并视之为人类自己制作的“牢笼”。

布劳和梅耶指出，科层化是一个历史趋势，它一直持续到现在。货币经济、大众教育、民族国家内部大规模的行政和大规模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科层制出现的历史条件，但并非是其出现的直接原因，正如病毒不是感冒的直接诱因一样。只是，如果没有大众教育和货币经济，科层化的进展会缓慢，公共和私有行政的规模和能力会受到限制。导致科层制发展的历史条件，解释不了为什么当今社会中有些组织高度科层化了，而另一些组织则没有。因此，要考察这个问题，就需要考察组织的结构条件。事实上，人事的变动、相对简单的协调模式的失败和对权力的追求都是组织内部科层化的主要诱因。不过，我们还应明确，有助于科层化的条件并不一定会对那些已经存在的组织发生作用，这就是我们后面所说的科层制的保守性。

三

韦伯的科层制模型是否代表了理性和效率？可以说，这是布劳和梅耶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考察科层制的实际运作。

事实表明，科层制的实际运作有别于韦伯的科层制。因为在许多机构中都出现了佩奇（Charles Page）所称的“科层制的另一幅面孔”（Bureaucracy’s Other），在此，组织中的非正式关系对组织决策产生了诸多影响，尽管它并不必然导致效率的下降。此外，非理性的信条会使组织不顾现实地把自身置于声望阶梯的顶端（比如说，学术机构总会夸大自己的学术声望：大学教师总会相信，他们所在的系是同一领域中最好的系之一），组织成员的行为并不都是理性的。再者，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表明，理性是一种超乎人类决策能力的理想，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无法做到“完全理性”，从而使得应该理性化的决策有时会表现得很不理性。

由此可见，科层制在实际运作中并没有消灭所有的非理性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韦伯的科层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事实上，在过去的时间里，尽管正式组织本身及其外部环境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科层化依旧在继续发展，且没有减弱的痕迹。这说明科层制具有继续发挥作用的能力。布劳和梅耶通过对科层制的权威来源、组织结构和环境中的组织这三方面的考察，证实了韦伯的观点：科层制基本上代表了理性和效率；在大多数情况下，组织的内部控制机制比外在的环境更有效地塑造了组织的特性，而非如环境决定论者汤普森（James Thompson）所说的那样，“组织必须做它要做的基本事情，否则就不复存在”。

四

科层化的继续表明科层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层制没有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反功能。布劳和梅耶通过组织社会学的经典研究案例指出了科层制的三个反功能：低效率刚性、保守性和固化阶级差别。

科层制的反功能之一是科层组织中的低效率刚性。当一个组织过分运用组织的规则和规范时，就会导致科层制无力回应外界发生的变化，从而会导致组织效率的下降。默顿和克罗齐耶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默顿认为，科层制影响了参与者的个性，并使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刻板地遵循规章制度，从而“使手段的工具性变成了最终的价值”。克罗齐耶认为，科层制不仅会导致低效率，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刚性还会不断增强。

科层制的另一个反功能是其保守性。科层制是组织管理的强有力工具，然而，科层制一旦建立，便倾向于运用其权力维护其地位，而不是促进变迁和革新。科层制的保守性存在于教育组织、商业联盟和政府机构中，也存在于大型商业企业中。塞尔兹尼克早年关于《田纳西流域当局与农业区》（TVA and the Grass Roots）的研究和李普塞特关于《土地社会主义》（agrarian Socialism）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

科层制的规章制度会固化社会阶级差别，进而固化社会不平等，这是科层制的第三个反功能。科恩（Melvin Cohn）等人的研究表明，组织条件影响了组织成员的个性及其岗位的获得。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条件强化了社会分层：热门岗位需要更多的技能，更容易获得晋升；而事物性岗位不需要技能，很少获得晋升。由此可见，科层制会不仅使社会差别层级化，同时也给组织成员带来了不同的生活机会。

科层制的反功能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但问题是，如何克服科层制的反功能？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我们面临的困境是，韦伯的科层制模型大体代表了效率，但有时也产生有损效率的反功能；而随时间而出现的新型组织（分散化的管理）尽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可以获得效率的提高，然而，它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如果组织具有许多复杂的非经济目标时，分散化并不那么容易做到。

五

科层制和民主的关系是经典社会学的难题，是任何一个科层制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方面，民主的实现需要科层制的管理，另一方面，科层制又会对民主构成威胁。所以，布劳和梅耶指出，“科层制几乎是一个必然的魔鬼”。

早在100年前，韦伯就注意到了科层制和民主的复杂关系：科层制既是民主的保护神，也是民主的障碍。尽管韦伯知道科层制天生具有反民主的趋向，但把问题讲得最透的是米歇尔斯。他在《政党》（Political Party）一书中写道，“是组织把当选者凌驾于选民之上，把代理人置于委托人之上，把代表人置于被代表之上。谁说组织，谁就是在说寡头。”根据不断扩大的组织规模和不断提高的专业化这两个因素，他提出了“寡头政治的铁律”：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无法使组织成员平等地参与组织活动，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只有少数人才有能力去担任这些角色。因此，权力不可避免地要落入少数“精英人物”的手中。而这些想维持自己权力的精英人物的行为往往会违反民主信念。

科层制与民主的冲突会导致组织革新，因而一个不断提出来的问题是，是否可以废除科层制？是否有科层管理的替代形式，它既能保持科层制的优点，又没有科层制的成本？目睹了纳粹滥用权力的曼海姆（Karl Mannheim）指出，科层制用功能理性代替了实质理性，因而对人类产生了许多有害的影响。如果没有作为现代性缩影的科层制，就不会有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鲍曼（Zygmunt Bauman）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曼海姆的观点。本尼斯（Warren Bennis）也列举了科层制的一系列缺点，不断宣称“科层制即将灭亡”。然而，科层制无论如何也不会消失，因为现代社会已经相当分化，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已经无法离开科层制管理模式；我们不可能重新回到传统的小农、小商和手工时代。但是，布劳和梅耶提醒我们说，对科层制的运用必须小心谨慎，必须注意到它与新型组织形式的关系，也必须注意到它与民主的复杂关系。

读罢《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一书，我禁不住去想，科层制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用作“善”的目的，也可用作“恶”的目的。伴随着科层制与生俱来的是一些无法逃避、又无法解决的难题和两难：它既能够提高组织的效率，也会导致组织效率的下降；它既能保护民主，又能践踏民主。科层制固然有自身的缺陷，然而，其替代形式同样有明显的缺陷，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仍将生活在科层制中，既享受着它的好处，也担忧着它的代价。或许可以说，科层制是我们无法走出的“牢笼”。（[美]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著，马戎、时宪民和邱泽奇译，2001年12月，《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上海：学林出版社。）

从立法者到阐释者（《读书》2001年第9期）

郇建立 — Thu, 26 May 2005 09:13:00 GMT

知识分子的角色是什么？他们如何与世界发生联系？这不仅是知识分子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鲍曼(Z. bauman)作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的思想大师，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出版了其现代性三部曲，即《立法者与阐释者》（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Polity Press, 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Polity Press, 1989）和《现代性与二难》（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Polity Press , 1991）。鲍曼的名字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和《立法者与阐释者》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该书是其现代性三部曲的第一部，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地位变迁问题作出了卓越的探讨。

鲍曼于1968年因“毒害青年罪”被驱逐出其祖国——波兰；作为一个被放逐者，他在几个城市作了短暂的逗留之后，最终在英国的利兹市定居下来，自1972-1990年，他一直担任利兹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就在他退休前夕在纽芬兰进行学术休假时，他出版了其传世之作《立法者与阐释者》（1987），这是在其《阶级的记忆》（Memories of Class,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之后自身转变的另一部著作。

在《立法者与阐释者》这本书中，鲍曼把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地位变迁问题放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了探讨，作出了知识分子正日益由现代的“立法者”转变为后现代的“阐释者”这一论断。该书潜在的假设是，权力来源于对不确定性资源的控制，谁控制了不确定性资源，谁就拥有权力。无疑，这与克罗齐耶（M. Crozier）所创建的法国组织社会学研究中心（CSO）的研究结论有惊人的相似。

一

“知识分子”一词是在什么时候才出现的？鲍曼在考察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之后指出，“知识分子”一词的诞生离我们并不久远，它的出现决不会早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知识分子”一词是一个由不同职业的人所组成的集体名词，其中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科学家和其他公众人物，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通过影响民族心灵与塑造政治领导的行动来直接干预政治的进程，并将此视为他们的道德责任与集体权利。在鲍曼看来，是为了重申并复兴知识分之在启蒙时期的社会核心地位，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期与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相联系全球性关注（global concerns），“知识分子”才得以诞生的。

然而，“知识分子”只是在表面上试图成为一个描述性的范畴，其实对它的外延，并没有划定一个客观的边界，也没有预设界线的存在，所以，问“谁是知识分子”或“哪一些人是知识分子”，是没有意义的；列一张清单，指出哪些行业的成员属于知识分子，或者在某一行业的等级体系中，在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同样是没有意义的。因而，鲍曼指出，“知识分子”始终意味着一种广泛而开放的邀请——邀请人们参加到特定的实践模式中去；能否参与到某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分水岭”。在此，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超越对自身所属的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注，参与到对真理、道德价值和艺术判断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去。

“知识分子”往往在某种程度上与“启蒙”联系在一起。当“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进入西欧词汇时，它从对启蒙年代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中获得了自身的意义。鲍曼认为，就是在启蒙年代，知识与权力的共存——现代性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得以形成。而且，这一并存现象的发生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一是具有资源与意志的新型国家权力的出现，它必然会根据预想的秩序模型来形塑和管理整个社会体系；其二是相对自治、自我管理话语的确立，它导致了上述那种秩序模型的产生，同时，这一模型所需的实践的实现，又形成了这一话语。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鲍曼讨论了两种假设：其一是国家与知识分子话语的结合导致了这一经历：它在特定的世界观得以解释，并与被称作“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的策略相联系；国家与知识分子话语日后的分离，伴随着两个领域的内在转型，导致了另一经历：它在当今的新世界观内得以解释，并与“后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的策略相联系。

二

至此，我们可隐约看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知识分子实践的两种策略。鲍曼认为，在提及知识分子实践时，现代与后现代的对立代表了对世界（特别是社会世界）性质理解的差异，也代表了对知识分子工作有关的性质与目的理解的差异。

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扮演了“立法者”的角色，而在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则扮演了“阐释者”的角色。鲍曼是怎样得出这一结论的呢？换言之，知识分子的两种角色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是什么？答案可能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必须与特定的社会特征相联系。进一步说，知识分子的角色必须随社会特征的变化而变化。当然，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与其对世界的整体判断/认知密不可分；不同的判断导致了不同的角色定位。

典型的现代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种有序的整体。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只要人们拥有充足的知识，就能对事件作出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可以同时作为对事件预测和控制的手段，如果解释是正确的话，如果所需的资源可以得到的话。控制的有效性与知识的正确性紧密相关，不管是在实验重还是在社会实践中，都是这样。所以，权力需要知识，知识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在现代世界观看来，实践的优劣是可以客观检验的，可以证明是合理的；不能客观地被证明具有合理性的实践（如只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具有合法性的实践）是低劣的，因为它们曲解了知识，并限制了控制的有效性。实践等级的提升意味着使实践迈向普遍性，远离“狭隘性”、“特殊性”和“地方性”。

基于这一世界观，鲍曼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工作的典型现代策略具有“立法者”角色的特征。它由作出的权威陈述（authoritative statements）而构成，而这些陈述对意见争端进行裁决，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在此，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道德哲学家和美学家）成为知识的集体拥有者，他们的知识对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完善有直接的和决定性的意义，犹如花园里的园丁，要想使花园变得美丽，园丁必须根除花园里的“野草”（这对其后《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写作埋下了伏笔，揭露了纳粹理论与实践在反犹主义中把犹太人视为了“杂种”事实）。在一个普遍主义的世界里，知识分子和他们所产生的知识一样，不受地域和共同体传统的束缚。这使得他们拥有了对社会各界所持信念的有效性进行判断的权力和责任。

三

典型的后现代世界观是这样的世界观：它在原则上由大量无限的秩序模型所构成，而且，每一个模型都是由一套相对自治的实践所产生的。秩序并没有先于实践，所以秩序并不能作为其有效性的标准。在每一种情况下，有效性的标准是在特定传统内发展起来的；每一个秩序模型都被“意义共同体”（community of meaning）的习惯与信念所支持，不容许有其他合法性检验。鲍曼总结说，如果说从现代世界观看，知识相对论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要反对并最终要克服的难题，那么，从后现代世界观来看，知识的相对性（即知识只能根植于自身的传统之中）是世界的一个永恒特征。

基于这一世界观，鲍曼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工作的典型的后现代策略具有“阐释者”角色的特征。它由解释性陈述所构成，这些陈述的作出是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的，其目的是让这些陈述能够在以另一传统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内得以理解。这一策略不是定位于挑选出最好的社会秩序，而是为了促进自治的（独立自主的）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其关注点是，在沟通过程中如何防止意义的曲解。

不过，鲍曼特别指出，后现代策略并不意味着对现代策略的排除；相反，如果没有后者的持续，前者则不可能被想象出来。当后现代策略使知识分子有必要放弃自身传统的普遍主义雄心时，它并没有放弃知识分子对于自身传统的普遍主义雄心；在此，他们仍具有元-职业权威（meta-professional authority），通过制定程序规则，对争论不休的意见进行裁决，作出令人信服的陈述。然而，新的困难是，如何划定知识分子共同体的边界，以确定他们立法活动的范围。

四

在当代/后现代社会中，伴随着普遍主义（鲍曼称之为绝对主义）受到怀疑，伴随着多元主义的不可逆转，知识分子对自己“立法者”的角色失去了信心，他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扮演一种符合时代特征的角色，以重新拥有失去的权威。在此，知识分子选择了“阐释者”的角色。

鲍曼认为，有两种因素导致了知识分子自信的丧失：一是位所（sites）的缺失。在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人们不再相信权威，权威成了多余之物，从而导致维持权威的这类群体——知识分子也成了多余之物。由于现代权力的例行公事化，训练有素的专家被官僚主义政治所取代，这样，知识分子被剥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职能和资格。总之，知识分子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如果他们依然想为他人“立法”的话。二是没有一种社会模式有利于传统知识分子角色的实现。事实上，不管是苏联类型的“建立在短缺之上的专政国家”，还是西方的消费者社会，都没有对传统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留有太大的空间。裁决权从知识分子手中失落之后，他们只能把世界体验为没有价值观的世界。鲍曼相信，知识分子在总体上同意齐美尔(G. Simmel)在一战前草草写下的忧郁的预言：“不像先前的人类，我们现在过着没有共同理想的生活，甚至是过着没有任何理想的生活。”所以，在这样的心情下，如果坚持把自己选择的价值观当作具有绝对约束力的，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在鲍曼看来，由于多元主义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不可能出现全球普遍认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由于现存的各种世界观都根植于各自的文化传统之中，所以各种传统之间的沟通成为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鲍曼指出，知识分子必须扮演一种新的角色，如果他们准备认真对待多元主义的话。这种新的角色就是“阐释者”的角色。鲍曼认为，知识分子要想扮演好“阐释者”的角色，他们必须发展一种能够影响不同传统与文化之间实际沟通的特殊主义。这样的特殊主义包括：（1）采用一种肯定的意识形态观，该观念承认，所有的知识都使建立在非理性之上的，因此，所有的知识都是专断的。（2）重新发现解释学。以伽达默尔（H. Gadamer）为代表的新解释学，反对那种体系化的真理及其探求方法，并试图把哲学或社会科学工作重新界定为一种解释活动，即一种对意义的探索。（3）采纳美国哲学家罗蒂（R. Rorty）的新实用主义，并因而放弃洛克-康德传统。罗蒂认为，对于普遍性和真理基础的哲学探索，从一开始便走错了方向；他主张，哲学家应把注意力集中于发扬西方的文明的沟通活动。

五

在鲍曼看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代表了“知识分子角色”得以扮演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两种策略。因此，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概念并不是作为 “工业”/“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等同物而使用的，也不是作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同义词而被使用的。从知识分子实践的视角来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立是在把近3世纪的西欧历史理论化的进程中而被使用的。恰恰是这一实践，它可以是现代的，也可以是后现代的；作为划分知识分子实践历史时期的现代与后现代，仅仅表了在某一历史时期中，某一种模式占主导地位，而决不意味着另一种实践模式完全不存在。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并不是一种进步；后现代模式也不一定优于现代模式。

有许多迹象表明，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立法者”角色，正逐渐被“阐释者”角色所替代。随着确定性的终结和不确定性的来临，立法者日益没落，阐释者日益兴起。然而，我们却不能肯定地说，“阐释者”将最终取代“立法者”。鲍曼从欧洲哲学史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证：大约在现代性出现的前一个世纪，欧洲曾经历了一个相似的不确定性时期。但那一时期并没有持续太长，哲学家很快便联合起来驱逐了实用主义试图接纳的相对主义的鬼魂。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中，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其“立法者”的雄心，而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知识分子所能够实现的只是“阐释者”的雄心。

现代性的悲哀（《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2期）

郇建立 — Wed, 25 May 2005 14:47:00 GMT

本文是作者在阅读了Zygmunt Bauman的著作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之后写成的；同时，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也参照了该书的中译本及相关资料。

纳粹上台后，在希特勒的命令下，600万犹太人被屠杀；截至1945年，2/3的欧洲犹太人被杀害。任何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都不免要问：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为甚么会发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中，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对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关系进行了出色的分析，当然他是怀着极为痛苦的心情来考察这一问题的，因为鲍曼是一个具有犹太血统的学者。《现代性与大屠杀》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能是鲍曼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该书于1990年获得了在西方社会享有盛誉的雅马尔费奖（Amalfi Prize）。

　　鲍曼明确指出，写作《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目的并不是要增加关于大屠杀的专业知识，唤起社会科学家对这些专业知识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普遍应用中展示专家的发现，从而使它们从目前的边缘状态提升到社会理论与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区域。鲍曼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答案或许是个未知数，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越来越注意到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且也意识到，如果条件具备的话，历史的悲剧有可能重演。

　　在关于现代性和大屠杀的分析中，鲍曼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认识大屠杀？大屠杀为甚么会发生？犹太人为甚么会成为受害者？大屠杀给人类带来了怎样的教训？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些问题，但是，鲍曼的分析始终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

大屠杀：文明社会的难题
　　

鲍曼曾经把大屠杀视为镶嵌在墙壁上的一幅与众不同的图画，然而，在读了他的妻子珍尼娜（Janina Bauman）的《晨冬》（Winter in the Morning）和《归属的梦想》（A Dream of Belonging）后，他才意识到，他对大屠杀知之甚少：大屠杀并不是一幅图画，而是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其他方式无法看到的东西，更明确地说，我们看到了现代性的危险。在鲍曼看来，大屠杀是犹太人的问题，但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问题。说它是犹太人的问题是因为，在受到纳粹政权「特殊处理」的人群中，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即使这样，它也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问题，因为大屠杀发生在崇尚理性的现代文明社会之中，因而它是文明社会的难题。

　　在鲍曼看来，大屠杀并不是反犹主义的结果，也不是极端的社会现象。这两种方式都会贬低、误解或轻视大屠杀对关于文明、现代性和现代文明的社会学理论的意义，从而使我们不能全面理解大屠杀给人类带来的教训。

　　用反犹主义解释大屠杀有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德国并不存在强烈的反犹主义。在大屠杀发生以前，犹太人普遍认为德国是宗教和民族平等的天堂。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并不根深柢固；尽管欧洲其他国家都爆发过仇视犹太人的公众暴乱，但德国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厌恶可能还不及法国人；即使在大屠杀过程中，公众的反犹主义也没有变成积极的力量。

　　用反犹主义来解释大屠杀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用普遍性的东西来解释独特性的东西，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反犹主义数千年来一直是个很普通的现象，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在鲍曼看来，大屠杀在每一个方面都是独特的，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反犹主义无法对大屠杀的独特性作出充分的解释。因此，鲍曼指出，笼统地把独特的大屠杀事件说成是「反犹太仇恨的顶峰」、「最猛烈的反犹主义」或者是「反犹太公众仇恨的爆发」都是苍白无力的，它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单单用反犹主义无法充分解释大屠杀。

　　大屠杀并不是一种极端的社会现象，并不是残酷的个体所实施的。鲍曼指出，大屠杀不是所谓的天生的罪犯、虐待狂、神经病或社会异端等道德缺陷的个体所犯下的一次罪行。事实表明，只有10%的纳粹份子可以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其他人的行为并不总是举止得体，但至少他们的行为在犯人看来是可以理解的。鲍曼在此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甚么那些温文尔雅的人一旦穿上军装就会变得野蛮，而脱下军装之后就与野蛮无缘？

　　服从是问题的重要答案。鲍曼剖析了阿多尔诺（Theodor W. Adorno）等人的《权威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该书作者试图用纳粹份子的权威人格来解释大屠杀的发生，其核心观点是，纳粹的胜利是权威人格积累过多的结果。然而，他们小心地避开了产生权威人格的所有超个体因素，也没有注意到这些因素在没有权威人格的人身上也可能引发出权威行为。对阿多尔诺及其同事而言，纳粹主义是残忍的，因为纳粹份子是残忍的；纳粹份子是残忍的，因为残忍的人容易成为纳粹份子。显然，这种逻辑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权威人格》仅仅强调了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的人格决定因素，它忽视了社会因素的影响。鲍曼尖锐地指出，阿多尔诺把世界划分为天生的纳粹份子及其受害者，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如果条件具备的话，那些温文尔雅的人也会变得残酷无情。

现代性：大屠杀的必要条件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鲍曼区分了异类恐惧症（Hetero-phobia）、种族主义（Racism）和大屠杀（Holocaust）。简单地说，异类恐惧症涉及的是对异己的人或事物的憎恨；种族主义包含了消灭或根除被憎恨个体的欲望；而大屠杀则是纳粹当局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计划。从异类恐惧症到种族主义是很容易的，而从种族主义到大屠杀却鲜有发生。种族主义要想实现大屠杀，就必须获得从理论到实践的通道。种族主义为甚么能够在德国实现大屠杀呢？鲍曼试图在现代性的特征中寻求大屠杀的原因。他明确指出，现代性是大屠杀的必要条件，尽管现代性不是大屠杀；但如果没有现代性，大屠杀不可能发生。在鲍曼看来，大屠杀的发生是现代性的雄心、官僚体系的配合和社会的瘫痪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并没有明确现代性的概念，事实上鲍曼经常把现代性理解为现代文明，这在其《后现代性及其不满》（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得以充分体现：鲍曼在该书中明确指出，现代性与美丽、洁净和秩序有关，换言之，现代性的雄心是追求美丽、洁净和秩序。现代性要想实现其雄心，就必然要设法消灭丑陋、骯脏和无序。就德国而言，希特勒的目标是：「消灭犹太人，制造出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德国疆域」。但是，他并没有说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这需要「专家」根据周围的环境作出有效的设计。或许，把犹太人迁移出德国是实现希特勒目标的首选方案；但是，随着德国疆域的不断扩大，可供犹太人迁入的范围越来越小，于是，德国政府决定实施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一旦目标确立后，剩下的就是如何动用所需的资源去实现目标了。可见，纳粹份子屠杀犹太人的逻辑是，确定目标，然后是理性地实现目标（包括计算成本、按章办事、追求效率）。从此种意义上说，正是现代文明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

　　作为现代性的缩影，官僚体系的显著特征是专业分工和命令系列，前者意味着每一个行动者都从事着专门的工作，发挥着有限的功能，从而使他们很难知晓或不关心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后者则意味着下属要服从上司的命令，不应对其命令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也就是说，他不应去判断上司的行为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他只是官僚体系中一个相对微不足道的「齿轮」。尽管大屠杀的实现需要诸多条件，然而，如果没有现代官僚体系的配合，这个任务是不可想象的。鲍曼指出，大屠杀完全遵循官僚体系的行动方式：计算花费，并把花费与现有的资源相比较，然后尽量确定最佳组合方案。在此，鲍曼指出了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学理论中存在的问题：理性和效率（官僚体系／科层制）如果运用不当的话，将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灾难。

　　反观大屠杀的历史，如果没有德国公众（尤其是科学家和教会）的冷漠，如果没有犹太人的合作，大屠杀也许不会发生，或者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在鲍曼看来，大屠杀没有唤起也不需要公众的热情，实际上，它需要的是公众的冷漠。在纳粹份子及其专家的精心设计下，犹太人逐渐从公众生活中消失，要么受到了赞同，要么就有意被忽略了。总之，公众不愿意亲自参与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与公众赞同或者至少不干涉国家行动结合起来。毕竟，大屠杀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话题，思索是无益的，谈论犹太人的命运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

　　鲍曼总结说，典型的现代社会设计和工程野心同典型的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的集中相混合，构成了致命的组合。大屠杀是实施宏伟设计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设计为它提供了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为它提供了手段，社会的瘫痪为它提供了「畅通无阻」的信号。

犹太人：现代性的牺牲品

　　犹太人为甚么会成为现代性的牺牲品？对于这个问题，鲍曼的分析逻辑大致是这样的：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从事着一些别人不愿意从事的职业（如监管大众、代收税款），所以，他们很容易地就融入了社会秩序。然而，在关注新秩序的现代性世界中，犹太人被界定为「无法解决的难题」：他们在这样的世界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所以应该被消灭。

　　从历史的角度说，反犹主义源于犹太人与基督教的不协调。在基督教世界中，前现代的欧洲知识精英，比如基督教士、神学家和哲学家把犹太人视为「另类」。然而，犹太人既不是「无知的异教徒」，也不是可以原谅的「迷途的羔羊」，他们既是基督教世界可敬的先驱，同时又是其心怀不满和怨恨的诋毁者。犹太人是与基督教相生相伴的，所以，他们既不是一个局部问题，也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开端并有望获得结局的插曲；相反，他们构成了基督教的一个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伴随物，即实际上是基督教徒的「他我」（alter ego）。「他我」会威胁「自我」的生存，因而应该被消灭。

　　从现实的角度说，反犹主义源于犹太人的「犹太性」。在人们的观念中，犹太人不属于任何国家，当然也不会有爱国心，他们只是国家「内部的敌人」。鲍曼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国各方唯一达成一致的观点是，怀疑犹太人缺乏爱国心，缺乏消灭国家之敌人的积极性。因而，犹太人被视为一股邪恶的、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是骚乱和无序的代表；被视为一种粘性物质，它混淆了事物之间的界线，熔化了所有的坚固之物，亵渎了所有的圣洁之物。

　　从哲学的角度说，反犹主义源于犹太人的「陌生性」。在鲍曼看来，犹太人就是西美尔（Georg Simmel）所说的「陌生者」的缩影──虽然身处某地、但未被当地人接受：他们总是审视着熟悉的事物（好像它是陌生的研究对象），询问别人不会问的问题，质疑不可质疑的问题，挑战不容挑战的事物。他引用卡茨（Jacob Katz）的话说：「犹太人并不真正属于他们居住的国家，因此，来自波兰人的犹太人不是波兰人，来自英国的犹太人不是英国人，来自瑞典的犹太人不是瑞典人，来自德国的犹太人也就不是德国人，来自普鲁士的犹太人同样不是普鲁士人。」

　　鲍曼痛苦地写道：「在走向现代性的旅途中，每一扇门砰然关上时，犹太人的手指都正好放在了门缝上……他们是追求透明的世界中的不透明性，是渴望确定性的世界中的模糊性。他们骑在了所有的屏障上，子弹身前身后呼啸而来。」

阴暗与希望：大屠杀包含的教训

　　1945年，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警告说，现在我们必须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这时，他还没有从大屠杀令人心悸的事实中完全恢复过来。鲍曼在阅读了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著作《社会世界中的个体》（The Individual in a Social World）和《服从权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后指出，根据对大屠杀及其执行者的了解，最令人恐惧的消息不是「这」也会发生在我们头上的可能性，而是我们也可能去进行大屠杀的观念。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表明，是的，我们过去能够那样做，而且，如果条件合适的话，我们现在仍然可以。

　　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与社会学上所说的「过度社会化」密切相关。在此，鲍曼考察了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道德观：道德起源于社会。在涂尔干看来，（1）社会之外不存在道德生活，因而，社会最好被理解为道德生产的工厂；（2）社会促进了道德行为的产生，排斥、抑制或防止了不道德行为；（3）「道德控制社会」的对立面不是人类的自治，而是动物激情的统治。

　　然而，鲍曼批判了这种「道德起源于社会」的观点。在鲍曼看来，行动因为受到了社会禁止，所以才是邪恶的，而不是因为行动是邪恶的，所以它才受到了禁止。涂尔干的观点为社会统治其成员、统治其反对者提供了合法性。鲍曼指出，道德并不是社会的产物，而是受社会操纵的东西。如果道德起源于社会，那么，大量非道德行为的发生都可视为「正常」社会安排功能失调的结果；如果道德起源于社会，拥有权力的罪犯就能够裁决甚么样的行为是道德的，甚么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无疑，这种「胜者王侯败者贼」的状况是令人担忧的。

　　正是在「道德起源于社会」这种观点的指引下，才使得人们觉得：服从就是理性，服从就是道德。尽管大屠杀的发生有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责任的消解是一个重要原因。纳粹份子很清楚地意识到，道德责任源于对他者的接近。因此，在大屠杀的实施过程中，他们首先把犹太人隔离，继而把他们非人化，然后再当作疾病／野草一样根除掉。在这一过程中，公众扮演了旁观者的角色。因而，要想避免大屠杀的再次发生就必须唤起个体的道德责任，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体都应该为他人负责，都应该思考他的行为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在鲍曼看来，大屠杀不是私人财产，它不是迫害者的大屠杀，也不是受害者的大屠杀，更不是旁观者的大屠杀。如果把大屠杀视为私人财产，我们就会低估大屠杀的意义，就会低估它给人类带来的教训。那么，大屠杀究竟给人类带来了怎样的教训呢？鲍曼认为，大屠杀的教训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中，大多数人很容易说服自己去逃避道德责任，或者说无法说服他们自己面对道德责任，从而采取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另一方面，凌驾于道德义务上的自我保全决不是注定的和必然的。有多少人宁愿选择道德义务而非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这样做。因而，邪恶并不是万能的，它能够被抵抗。可见，在大屠杀的教训中，鲍曼既指出了人性的阴暗面，又呈现了走出阴暗的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