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 Ideas是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系列丛书Great Books的第一、第二卷，丛书迄今共出版了60卷，选取了西方哲学、文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煌煌巨著。第一、第二卷意在为所有这些大书提供一个总论性的概述，包含了代表西方文化最主要特征的102个概念。该书的中译本《西方大观念》（102题）2008年1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陈嘉映主持翻译），“劳动”（LABOR）是其中的第44章。
郇建立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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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1．人类生活中的劳动
2．工作的性质
3．工作的种类和不同类型的工人之间的关系
4．劳动的分工
5．生产组织：劳动在不同经济制度下的位置
6．劳动工资：工资支付的种类
7．劳动者的经济正义和政治正义
8．劳动状况的历史考察和理论考察
正文
许多人都向往昔日的黄金时代，那时，世界朝气蓬勃，人们衣食物无忧。卢克莱修写道，地球一度孕育了
葡萄园和大丰收，草原，林荫道
所有这些，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奋斗的目标
我们几乎无法自理，我们筋疲力尽
不管是在公牛那里还是在人类那里，我们用钝了
我们的犁头，结果
我们的田野变得吝啬，我们食不裹腹
卢克莱修接着说，当年迈的犁夫“对比现在和过去”时，他意识到“过去更好，而且要好得多，/他的父亲是幸运的”，因为他生活在地球的富足时代。
同卢梭一样，这种关于黄金时代的古代神话，有时会把尚未受到文明打扰的原始社会理想化，在此，舒适的、近乎轻松自如的生存符合简单的人类需要。卢梭描绘了这样一种情景：“地球上的物产足以满足他的各种需要，而且本能告诉他如何使用这些物产”，以至于“唱歌与舞蹈——爱与休闲的真正产物——变成了娱乐，确切地说，在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时，它们变成了聚集在一起的男男女女的职业。”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工业乌托邦已经变成了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说，充足的机器和高效的原子能将使未来免受劳役之苦。在工业时代很久之前，亚里士多德设想了一个建立在节省劳力的机器之上的社会。他写道，“如果每一个工具都能完成自己的工作”，如果它能够服从或发布命令，如果“穿梭够能够在没有手引导的情况下织布，那么，领班将不再需要助手，主人将不再需要奴隶。”
在所有这些更美好生活的概念中，劳动或者被取消了，或者被贬低了。这似乎意味着，维持所有社会所需的劳动是折磨、苦差或难以承受的重负，这使得许多人——即便不是所有人——过着畸形的生活。人类生活之所以会充满劳役之苦，这不是由于人性，而是由于特定的外部环境。根据卢梭的看法，只有当“所有权出现”时，只有当“大片的森林变成人类必须用自己的汗水浇灌的欢乐的田野”时，“工作才变得不可缺少”。它是“某种难以避免的偶然性”的结果，尽管“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说”，这种偶然性“根本不应该发生”。如果人类像田野里的百合一样，既没有痛苦，也没有过度疲劳，那么，他将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他的本性。
相反的观点认为，工作并不是祸根，而是恩赐，它不仅使人类更有效地利用了时间，还把可能在无聊或苦恼中浪费的能量变成了服务。有懒惰的罪恶，就有工作的美德。在黑格尔看来，“工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遵循”的活动准则使他赢得了尊严，因为他能够“完全依靠自身的勤奋、行为和智力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贫穷、懒惰、懒散”都直接违反了这种准则。
甚至有人认为，充实的工作能够使人们摆脱无聊，而不是劳动的痛苦。理由是，人们发明了大量的娱乐和消遣，而且工作结束后，他们总是疯狂地陶醉于其中。劳动的满足，同劳动负担一样，都是人类特有的。人被迫工作，这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保持自尊。
罗马皇帝马可·奥勒利乌斯告诫自己说，“早晨你起床时，请保持这种思想——我正准备从事人类的工作。如果我为了生存或者因为活在世上而做这些事情，那我为什么会沮丧呢？或者说，我是不是仅仅为此而来？换言之，我来到世上是不是仅仅为了获得安逸？但是，这个过程是更加令人愉快的。难道你来此世仅仅为了享乐而根本不是为了行动和努力？”
神学的视角提供了另一种劳动观。它不是人们有一天可以克服的偶然性。但是，它既不是恩赐，也不是创造了人的事物。犹如维吉尔所讲的故事，当萨杜恩（农神——译者注）的黄金时代结束时，当朱庇特（主神——译者）代替他登上天空的宝座时，世界上才第一出现了劳动。在朱庇特时代之前，
没有人能征服土地；
甚至用界碑和界线分开平原都是非法的：
所有的产物都是公共财产，
而且，地球上的各种果实都是免费的。
朱庇特把剧毒放入了邪恶之蛇的牙齿，
朱庇特吩咐狼去掠夺，吩咐大海总是波涛汹涌，
他摇掉叶子上的甘露，他让所有的火消失，
并拦截了河流中随处流动的葡萄酒，
这样，思想和经验就能创造人类的各种手艺
逐渐地，要求田地生产庄稼，
还点燃了燧石里的隐秘之火
在此，尽管劳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惩罚，或者说至少是告别了黄金时代，但是，它依旧带来了好处。“农业之父……通过给予烦恼来增进人类智慧/而且不允许他的王国因死气沉沉而出现倦怠”；因此，“无数的艺术出现了”。虽然“劳动和粗糙的需要之手将掌控一切”，但它依旧是“持续不懈的劳动”。
根据犹太教－基督教共同的教义，劳动是人类失宠的一种必然后果，换言之，犹如疾病和死亡，它是对亚当违抗上帝命令的一种惩罚。在尘世的伊甸园，亚当的子孙可以在不劳动或不受奴役的状态下生活。但是，当亚当犯错之后，上帝对他说，“大地因你而受难；你应终生受苦……你只有在回归大地后，才可通过自己的辛苦劳作吃到面包”。
工作是痛苦的，这恰恰是其本质。否则，它将不再是惩罚或苦行。但是，如同维吉尔式的看法，在基督教中，劳动也产生了人类在尘世可以享受的幸福。暂时和永久幸福之间的区分，也就是尘世的工作生活和天国的思考活动之间的区分。这并不意味着从尘世生活中消除了休闲与乐趣，但是，它的确使劳动成为人类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它也意味着，甚至在其最高级的活动中——在其艺术和科学发展中，人类必须不断地工作。他获得的真理或美永远都不会如此完美和持久，以至于他可以止步不前。
在这些关于劳动与人类生活之关系的不同观念中，工作似乎有不同的意义。它总会指向活动或运用。它最明显的对立面是睡觉。但是，运动、娱乐、消遣、懒散诸如此类的事物也是工作的对立面。当消遣没有被视为懒散时，它同工作一样，也指向了活动。许多形式的运动也需要紧张的身体或精神运用。因此，差别在于活动的性质或目的。
当亚里士多德把运动、工作和消遣放到一个有序的关系之中时，他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他写道，“我们一方面要好好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休息”，这是本性的需要。消遣是“所有行动的首要原则”，因此“消遣要好于工作，是其目的”。如果说运动和随之而来的休息（如睡觉）是为了工作，那么，工作反过来也是为了消遣。
工作作为中项（middle term）的特征似乎是：首先，工作是为了实现自身之外的某一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其次，它产生了维持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完美生活所需的物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消遣职业的政治或思考活动，从本质上说是好的或者说有趣的。就参与这种活动而言，消遣——在无需劳动的时间的意义上——是必要的；但是，既然生活本身无法维持下去就不会有美好生活，所以，劳动也是一个先决条件。
财富由此被定义为工作的直接目标，换言之，工作就是为了生产维持生命所需的外在的、经济的或可消费的产品。尽管运动具有为了自身的目的而进行的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直接享受的特征，但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隶属于工作，而且，它和休息具有同样的功用。二者都使人们从疲惫的劳动中恢复过来，并再次获得了工作所需的能量。他写道，“紧张的工作更加需要娱乐，因为紧张工作的人需要放松，而娱乐就是一种放松的方式。”
把工作和劳动同财富联系在一起的经济意义，似乎是首要的，但这并不是这些术语在伟大的书中所使用的唯一意义。人类工作更经常地被视为人类运用了某种艺术或技巧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如果说实现某种最简单的手工劳动都需要某种程度的技巧——至少是基本的艺术，那么，简单劳动和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分只是一种程度上的区分。
根据这种理论，各种工作都可以利用有关的艺术类型进行区分。古代关于奴性艺术和开开明艺术的区分也把工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和改变物质材料的人，另一类是使用符号（如诗歌、音乐、或科学）生产精神产品的人。这种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区分，并不能被视为奴隶劳动和自由劳动之间的区分，因为前一个区分基于劳动本身的性质，而后一个区分则基于劳动者的地位。甚至在古代世界的奴隶经济中，一些自由人是工匠、农夫或水手，而一些奴隶则是哲学家。同体力劳动相对的脑力劳动也不一定指向精神产品的生产。在工业经济中，使用金融、会计或管理符号的白领的确从事着脑力劳动，但这种劳动的目的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或交换。
关于工作种类和工人类型的传统区分还有许多，所有这些区分都无法放入一个没有重叠的单一分类图式之中。一些区分基于工作本身的性质，如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之间的区分，健康的职业和不健康的职业之间的区分。一些区分依赖工作得以完成的社会状况，或个体工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有待完成的工作既可以通过单个的个体劳动完成，也可以通过多人的合作完成；而且，就后者而言，根据人们所发挥的功能，劳动群体的社会组织可能会涉及彼此之间的等级。
在此，我们把工人分成了师傅和各个级别的助手：师傅实施规划和监督，助手执行命令。“琐碎”和工作搭配时，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意味着等级职责中的低级任务；但是，它也用来表达那些特定任务（如家庭服务）从事者的社会舆论。当然，琐碎工作和体面工作之间的区分不仅在不同社会之间有所不同，在不同年龄之间也有所不同。
把劳动视为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把工作视为有用的还无用的，这不仅取决于严格的经济标准，还取决于社会福利制度。把非生产劳动视为根本不会增加国家福利的工作，并不意味着工作能够脱离某种外在效应的生产。
亚当·斯密写道，“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前者可称为生产性劳动，而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在有些社会，上等阶级人士的劳动……并不生产价值……例如，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陆军，都是非生产性的劳动者……如同演员的对白，雄辩家的演说，音乐家的歌唱，所有这些人的工作都是随生随灭的。”
马克思判断劳动是否有用的标准也暗示着商品的经济观念。他说，“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就没有价值。如果物品是无用的，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是这样”。但是，马克思也增加了一个社会效用的标准。“如果一个人用自己的劳动产品直接满足了自身的需要，那么，他事实上仅仅创造了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要想生产出商品，他不仅要为自己生产使用价值，还应为他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社会使用价值。”恰恰是通过后一个标准，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在剩余生产或者说社会上无用的生产中“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或许可以说，这些区分在现代经济文献和用法中基本上消失了。
分工原则同某种工作或工人的任何特定分类无关，同任何一种经济体系也无关。但是，古代人比较关心分工同国家起源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首先看到了分工的政治后果；而现代人则比较关注分工的经济原因和后果。
修西底德斯把早期希腊部落的贫困与野蛮生活，同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和其他城邦国家的财富、力量和文明进行了对比。差别的解释不是根据新工具的发明，而是根据分工导致的更大的生产效率。这不仅是共同体规模扩大及其人口增加的结果，也是其原因。共同生活的人数越多，共同体成员的专业分工也就越细。
这种观点是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国家起源时提出来的。国家赋予其成员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参与的分工。
亚里士多德评论道，孤立的家庭很少能够为其成员提供“日常需要”。由家庭组成的部落或村庄仅仅能获得最基本的生存；在几个部落形成城市之前，真正自我满足的社区不可能出现，而且，有精细分工的社区也不会出现。只有在城市出现后，一些人，即便不是所有的人，才会有时间去从事艺术、科学和政治——这种对文明的追求已经有了充分的其物质基础。
在分工对国家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这个问题上，所有的观察者，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根据所从事的工作类型，换言之，既根据经济意义上生产性劳动的类型，也根据社会上劳动和消遣之间的区分，以及经济功能和其他功能之间的区分，人被划分成了不同的社会阶级。
然而，并非所有的观察者都认为，这种阶级划分，同分工所带来的财富的增加一样，对社会也是有益的。它们不仅威胁了社会的统一与和平，而且也倾向于恶化劳动状况，因为分工会把个体工人变成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分工通常使他局限于做一些重复性的、微小而不重要的工作，从而使他无法利用他的技巧，也无法享受他的手艺带来的成就感。从纯粹经济学的观点看，斯密提倡分工的精细化，因为每次进一步的分工都会增加生产效率。但是，从人类的观点看，他也注意到，这种通过把人分成不同的功能性群体——一人一事——而增加财富的方法会导致人的精神贫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发展仅仅需要重复性的功能。
斯密写道，“在分工的进程中，更大部分通过劳动而生存的那些人的职业……终将局限于少数一、两个简单的操作。那些终生从事少数简单操作的人……没有机会运用他的理解力和创造性……因此，他自然就丧失了这种运用习惯，而且通常在未来变得更加愚蠢和无知。”这种情况在马克思那里似乎变得更加恶劣。工业体系尽管革新了工作方式，但“使劳动者变成了跛脚的怪物，因为他的工作娴熟是以他牺牲整个世界的生产能力和本能为代价的”。马克思的用语“跛脚的怪物”可以理解为卡夫卡《变形记》中的人物格里高尔·萨姆沙，在此，读者感觉到，萨姆沙单调的工作使他变成了一个甲壳虫。劳动在现代世界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退化为卡夫卡痛苦的比喻。
劳动的主要问题似乎是道德和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从生产效率的角度考虑分工时，如果我们没有关注它对劳动者的影响，那么，这种考虑依旧是纯经济学的。如果我们从工人的角度看待工作时间、工作状况和工作组织时，那么，对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分析则不再仅仅是经济学的。
工资的确定、真实和名义工资的差别、所谓的“工资铁律”，所有这些都是经济学家以描述的或历史的方式进行处理的问题，从而使他们在没有考虑正义问题的情况下计算利率和比率（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市场的供求状况，因而，作为商品的劳动——或马克思所坚持的劳动力——的买卖确定了工资的多少；其次，同其他商品价格有关的工资水平，确定了真实工资和名义工资之间的差别；再次，工资是根据劳动者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费用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工资铁律”）。但是，根据这种说法，若考虑到工人有权获得其劳动成果，有权获得充分就业及其他形式的保护，有权集体谈判，有权在工业或商业管理中发出声音，正义问题就会出现，并成为主要问题。
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难题，对此，资本的支持者和劳动的支持者曾经提出了不同的方案。然而，冲突双方呼吁的正义原则，似乎也适用于先前的其他经济体系的冲突，如主人和奴隶之间或农奴主和农奴之间的冲突。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这三种经济有制度上的差别，但我们不应忽视所有者与工人之关系中存在的相似性，不管这里的工人是奴隶，还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雇工，或出卖自身劳动力的工业无产阶级。
他写道，“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里的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还是现代的地主或资本家。”
马克思继续解释，奴隶劳动和雇佣劳动之间的表面差别是如何掩盖了二者的相似性。“在奴隶劳动中，甚至工作日的那部分（在此，奴隶仅仅是归还了他自身生存资料的价值，因此，他仅仅为自己工作）似乎也是为其主人进行劳动的。所有奴隶劳动都是作为无偿劳动而出现的。相反，在雇佣劳动中，甚至剩余劳动，或者说义务劳动，似乎都是有偿的。就前者而言，财产关系掩盖了奴隶本身的劳动；而就后者来说，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劳动者的无偿劳动。”
这里的两个阶段——“义务劳动”和“无偿劳动”——表明，马克思正在思考正义问题。在其他地方，他称工业无产阶级是“工资奴隶”，借此强调显然自由的经济也存在同样不公正的剥削，在此“奴隶”这个词意味着它把人当作牛马来使用。从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出发，马克思看到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剥削在本质上具有相似性，从而使得各种形式的经济奴隶制在本质上是相似的；换言之，同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相比，劳动者生产出了更大的商品价值。这种剩余价值被原料和工具的主人占有时，就变成了不劳而获的增量，换言之，就变成了来自另一个人工作的不公正的利润。
奥威尔在《动物农场》指出，这种对工人的剥削类似于人类对动物的滥用。如同马克思抨击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年老的少校，即具有预言能力的猪，也对人类进行了抨击。“人类是唯一能够在没有生产的情况下进行消费的生物……然而，他是所有动物的主人，他让它们工作，向它们提供不至于饿死的最基本的食物，然后把剩余的据为己有。”
如何看待价值——商品的价值和劳动本身的价值——显然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如同《正义》那一章所表明的，平等的公式（the formulas of equality）决定了公平交易或分配，然而这种公式也需要某种价值等价物的度量。是什么决定了商品的内在价值，以至于它可以在没有涉及市场上彼此价格的情况下同另一商品进行比较？斯密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劳动。这不仅是斯密之前洛克给出的答案，也是其后马克思给出的答案。
斯密宣称，“可以说，同等数量的劳动，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具有劳动者的同等价值。在其平常的健康、力量和精神状态下，换言之，在其正常的技术和熟练程度的情况下，他必须总是放弃同样比例的安逸、自由和幸福。他给出的价格必定总是一样的，不管他接受的作为交换的商品数量是多少。当然，它购买的商品数量时多时少；但是，发生变化的恰恰是它们的价值，而不是购买它们的劳动。”据此，斯密断定，“劳动本身的价值根本不会发生变化，只有劳动才是所有商品的价值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得以估计和比较的终极标准和真实标准。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仅仅是它们的名义价格。”
这种劳动价值理论进一步提出了劳动价值本身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与其市场或名义价格相对立的自然或真实价格？在此，马克思和斯密似乎分道扬镳，而且，这解释了他们更深层的分歧。马克思宣称，“劳动的真实价值是其生产成本，而不是它在市场上得到的总体价格”；他进一步解释了资本家是如何获得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仅仅在生产与维持劳动者成本的基础上支付劳动力，然而，他使用了劳动者的全部劳动力去生产商品的真实价值，而这种价值远远超过了劳动本身的真实价格。
另一方面，斯密坚持认为，只有“在土地占有和股份积累（Stock accumulation）之前的事物的初始状态”，“劳动的全部产品才属于劳动者”。当“土地变成私有财产”时，地主以“租金”的形式“做出了第一种扣除”，而资本家则以“利润”的形式“做出了第二种扣除”。只有在扣除了租金和利润之后，劳动者的工资才代表了剩下的“劳动的全部产品”。
然而，斯密也这样说道：“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一旦变成了私有财产”，“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地主“喜欢在他们没有播种的地方进行收割”。在这句话中，不劳而获的增量的意蕴意味着，斯密既不是不愿意把道德判断同经济描述相混淆，也不是在经济正义的原则上同马克思发生了分歧。斯密把利润视为因使用资本而适当支付的价格，而且他并没有把“收而不种”视为获利的基本要素，所有这些都可解读为对马克思的一种挑战，因为他把劳动价值理论发展为剩余价值理论和不劳而获的增量理论。
斯密和马克思在共同的前提下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当然，这种结论的差别可以通过他们的分析所采用的不同路线而加以解释。它并不是代表了事实的直接对立。“价值源于劳动”这一命题似乎产生了许多理论后果。
例如，洛克就把上述命题视为私有制的基础，他坚持认为，恰恰是由于劳动，“事物才会有不同的价值”。“尽管地球和所有低等生物属于所有人，然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财产。可以说，其身体进行的劳动和其双手进行的工作都应该是他自己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使他的东西掺进了他的劳动，从而使之成为自己的财产。”
卢梭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说，“我们不可能想象，财产源于手工劳动之外的其他事物；一个人会把什么东西放到并非他原创的事物之上，以至于使它们成为自身的财产？”斯密以同样的口吻宣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劳动财产，它是所有其他财产的最初基础，所以，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
如果我们把私有财产合情合理地视为以劳动为基础的权利，那么，我们将进一步得出什么结论？最初的财产权又如何演化成了继承权？这种财产起源的概念如何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起源的想法——无产阶级就是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的无产者？有人攻击共产主义者试图废除“个人获得的、作为自身劳动成果的财产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进行了反击：工业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摧毁了它，并且每天还在继续摧毁它。”他们提出了生存资料的公有制，并借此来保护劳动力的财产权；他们仅仅试图废除“资产阶级形式的私有制”，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私有制就是运用财产去剥削劳动力。
在任何财富公正分配难题的表述中，劳动权利似乎是核心问题。但是，当其他的权利得以考虑时，经济正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且，不同的解决方案源于不同的强调重点。甚至就一组解决方案而言，J. S. 穆勒指出，“一些共产主义者认为，共同体内的劳动产品应该根据严格的平等原则进行分配。其他人则认为，那些需要最大的人应该接受最多。”要想衡量不同方案的优点，要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关于劳动的讨论必须同《正义》、《革命》和《财富》等章节的相关讨论联系起来。
恰恰是劳动，而非收入分配这种严格意义的经济问题，涉及了正义问题。例如，在古代世界，人们通常认为，奴隶和自由的工匠都不能参与政治生活。只有富人才有足够的时间去参加公民活动，因为在希腊的城邦国家，这种活动近乎是全职的职业。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是劳动阶级丧失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不得不把精力放在糊口上，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追求自由。他说，“既然消遣是发展美德、履行政治义务的必要条件”，公民无法“过技工和商人的生活”。
这种寡头主义的看法意味着，富豪应该享有政治特权。与此相反，希腊的民主人士坚持认为，所有自由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不管他们财产是多是少，也不管他们的劳动和消遣状况如何。但是，在18世纪的共和党人中，寡头主义的原则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例如，康德认为，公民权“预设了个体公民的独立和自足”。他由此指出，“商人或工匠的学徒、没有受雇于国家的仆人、未成年人、全部的女人、无法养活自己的人以及受他人（国家例外）安排的人”，都没有公民权，因为他们仅仅是“消极的”公民。他们“没有公民人格，他们的存在实际上仅仅是附带地包括在国家之内”。
《联邦主义者》一书的作者喜欢同民主政府对立的共和政府，或者说同直接民主对立的代议政府，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不仅担心雇佣工人和日工缺乏政治能力，也担心这些人的集团利益。在表达对人头税的“反对”时，他们仍然捍卫政府强求征税的权利，因为他们坚信，“国家可能会陷入某种严重的危机，这时，人头税就会成为无法估量的资源”。然而，这种人头税似乎将首先成为剥夺没有财产和收入微薄的工人权利的手段，并且，根据稍后的看法，伴随着少数民族被剥夺了公民权，它的确受到了这样的对待。
民主革命直到19世纪中期才发生。但是，即使在那时，主张普选权的穆勒依然赞成剥夺穷人或失业者的选举权；他根本没有提出“工作权利——避免贫困和匮乏的权利——是不是一种同公民权密不可分的民主权利”这个问题。他写道，“接受教区救济的人根本不应该有公民权。如果一个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那么，他没有特权享用他人的财产。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依附于其他的共同体成员，那么，他就要放弃别人在其他方面拥有的平等权。”
在历史上，民主总是同为了劳动阶级的政治正义而进行的运动相连，而这种历史联系表明，政治民主只有在经济民主之后才能获得充分的实现。
在最近的时代，尤其是20世纪，关于公平或正义的讨论大大减少，关于确定工资水平之因素的讨论也是这样。在20世纪末写就的《有闲阶级论》中，凡伯伦确实区分了两种主要的职业类型——“侵占”和“劳役”。“那些属于侵占一类的职业是可敬的、光荣的、高贵的；而不包含这种侵占成分的职业，尤其是含有奴性或屈服意味的那些职业，是不值得尊敬的、低贱的、不体面的。”但是，凡伯伦进行这样的区分并不是为了进行操作；改革，更不必说革命，根本不是他的兴趣或计划。在此，犹如在其他地方，凡伯伦的著作既引起了不满，又带来了启发。部分地由于此种原因，恰恰是富人——有闲阶级——而非工人，吸引了他的注意。关于更详细的内容，参见《财富》。
然而，在凡伯伦的著作中，有一个意义深远的关于劳动的评论：如他所言，他发现了“作业本能”（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这在其他地方被描述为“高效工作的嗜好”。读过凡伯伦著作的人，几乎在其后的每一天，都会注意到这一点。不管一个工人的身份或职业如何，他/她的内在欲望就是成为任务及其要求的主人，从而表明，他或她能胜任任何工作，而且，其特定的技巧和能力足以赢得观察者、雇主、尤其是他/她本人的满意。
第二种或者说是最近的劳动观不再强调就业，而是强调工人的社会背景及其同福利和个人实现的关系。托尼基本上在现代意义的层面上思考了这个问题；他在《贪得无厌的社会》等著作中声称，现代资本主义比较重视有助于提高公众共同生活水准的工作，换言之，它比较重视致力于同教育、公共娱乐设施、卫生医疗、图书馆、法律和秩序提供等有关的生产活动。而且，它原则上鼓励私人为市场经济服务。反过来，这不仅妨碍了依赖公共服务（如学校或图书馆）的那些人的利益，而且还支持能够提供私人服务的那些人。
从更一般的角度说，托尼把时代的统治观念视为强制性的社会冷漠，甚至是必然会对辛苦工作的人产生特殊影响的残忍。“自英国率先展现了工业主义的可能性之后，它迅猛发展……其胜利的秘密是显而易见的。它鼓励人们使用自然或社会赋予他们的力量，刺激人们运用技巧、活力或极端的自私赋予他们的力量，怂恿人们运用纯粹的好运赋予他们的力量，但没有询问这些力量的运用是否应该受到某个原则的限制。”作为英国费边运动的一部分，托尼理论体系的中心问题是一种平衡意识。一方面是活力和受到欢迎的表达意愿，另一方面是扩大他人（尤其是因缺乏技巧、活力、极端的自私或好运而以不同的方式受强者支配的那些人）自由和福利的约束。马克思在革命和统治力量的安乐死中发现了解决方案；然而，托尼在一种人道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发现了解决方案。他的共同体或国家能够得以改进，而马克思的注定要被推翻。
关于劳动的位置，韦伯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强调正在浮现的科层制的角色——从个体权威到团体或组织权威的演变。他把这种运动视为不可逆转的总体趋势；他最初把它同公共服务相连，并提醒他的读者，“集团福利的科层化将以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形式得以实现，这跟其他企业的科层化没有什么不同。”直到18世纪，兵团一直是一个管理单元，上校团长为企业家提供了制服和军队。“就占据高位的政治人物而言”，军队供应是“私人资本主义的首要大事”。
尽管这依旧受到了正统的意识形态的抵制——恰如韦伯在种程度上的所作所为——他开创了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寻求工人角色的先河。在典型的公司中，工人作出的反应不是基于企业家或资本家的命令或利益，而是基于复杂的大型官僚机构的命令或利益，在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界限通常是不明确的。
在大萧条时期，关于劳动在现代工业社会之位置的讨论发生了很大的、甚至说是巨大的变化。在美国，尽管集体谈判和工会依旧在政治中发挥着作用，但由此而引发的权力问题却失去了意义。在工业世界，关于劳动的首要问题现在是就业问题。如果一个人有工作，生活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工作，生活显然是不完美的。在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这已经成为了十分紧迫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失业几乎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普遍问题。
就许多提到这个问题的那些人而言，人们听到最多的还是凯恩斯的声音。他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不仅使就业成为经济讨论的主要话题，还在当时消除了几乎所有其他的同劳动有关的问题。
在凯恩斯之前，普遍接受的假设是充分就业平衡，这在某种经济思潮中是理所当然地应该接受的假设。事实上，如果有失业，那么，撇开一些短期的周期性的难题不谈，失业者将会通过降低他们的工资要求而获得工作。因而，一些雇佣他们的雇主将是值得的——有利可图的。诚然，工会反对这种方法；并不奇怪，他们随后受到了失业的谴责。
凯恩斯把失业视为有效需求未能成功应对已有的产品与服务的结果。自从让－巴普蒂斯特·萨伊——著名的法国经济学家和近乎当代的斯密——时代以来，萨伊定律已经变成了经济学的公理（马尔萨斯是少数的反对者之一）：生产导致了相应的和极其充足的需求。凯恩斯否认了这个命题，因为过多的储蓄导致了需求不足（这里的“需求”并没有受到较低的利息率和充足的投资流的调节）。生产和就业的持续下降会消除过多的储蓄，并建立新的就业不足或失业平衡，此时，调节就会发生。
根据这种分析，凯恩斯提出了伟大的、在当时甚至是革命性的策略。国家应该干预私人或市场经济的需求不足，并通过借贷弥补这种需求不足。在公共预算中，通过故意的赤字开支来增加就业，这在当时几乎是前所未闻的事物。基于此，一个更加非同寻常的结论在二战之后完全进入了公共政策：国家不仅要为经济活动的水平承担责任，还要为其发展速度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变成了公共政策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
凯恩斯《通论》的观点有时会模棱两可，这引起了许多争论。如同《圣经》或马克思的《资本论》，人们对它有截然不同的解释。与《圣经》或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随后的关于意义和意图的争论产生了许多信徒：既然已经投入了时间和精力来捍卫一个解释，所以，一个人会因此而成为信徒。就就业、劳动和随后的公众态度和公共政策而言，《通论》依旧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著作。
人名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