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建立

知识分子和“后学”问题均是当前中国学界极为关注的问题。应星先生的文章探讨了大学教育的过度专业化和媒体知识分子的盛行对公共知识分子带来的冲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在大学体制内所面临的若干困境。雷启立先生的文章则从人文学术的角度重新梳理了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后学”的思想争论，该文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情景下，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及其有效性受到了质疑，代言“弱势”群体的合法性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读罢两篇文章，笔者禁不住去想，我们或许可以在“后现代性”的视野下考察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

后现代性是有别于现代性的一种社会状况。宽泛地说，如果说现代性同确定性、普遍性、同质性、单一性和透明性密不可分，那么，后现代性则同不确定性、多元主义、异质性、多样性和模糊性紧密相连。根据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的观点，在追求秩序的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是“立法者”；在后现代社会状态下，伴随着普遍主义的衰弱和多元主义的兴起，知识分子再也没有勇气为他人“立法”，他们要想存在下去必须扮演一种同时代特征相符的角色，在此，他们选择了“阐释者”的角色，以防止沟通的扭曲。

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即使在后现代世界，尽管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愿意担当“阐释者”的角色，但还是有些知识分子选择了“立法者”，他们是所谓的“著名学者”、“知名专家”：每当发生重大问题时，他们就会接受各类公共媒体的采访；通常，他们的身影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们喜欢在这样的场所“指点迷津”“出谋划策”，更希望能借此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说到这里，我愿意提出并试着回答如下问题：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成为专业知识分子或媒体知识分子，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换言之，他有没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角色？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每个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性情和旨趣。但无论扮演何种角色，他必须对自己的“言语”负责，切忌“信口开河”。如果说“个体是公民的最大敌人”，那么，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成为“合格的公民”，而不是“自私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