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的社会学博客

本研究有两个目的：探索二十世纪前半段中国的某个城市是如何成长和变化的，并且用那个城市的经历，去探寻近期的中国历史中城市所扮演的角色。我所考察的城市是济南，山东省会，清末的三流贸易城市。在本文所研究的时期中，济南成为华北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并提升了其在政治和管理上的重要性。

对于大多数研究中国近代史中的中国城市的学者来说，预先占据他们头脑的问题是，这些中国城市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它们所期望扮演的角色要求，即作为一种新经济、新社会、新政治体系的中心，并且能够将这种变化传递到其他地方，并带动中国向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的方向转变。当然，这种城市角色的形象，来自于十九世纪西方具有现代化和进步性意义的工业城市的概念。直至1949年，这种形象不仅主导了西方人的观点，也主导了那些希望改变中国的中国人的观点。让我们从某些细节看一看西方的模式。

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和北美，蓬勃发展的工业城市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聚集了生产、人口、技术和经济力量，城市生活也随之转型。从新的工业技术应用于产品生产开始，一连串因素导致大型工业生产设施在城市中建立：已有交通方式的迅速扩散，以及新的交通方式的发展，他们都用于连接工业城市和它们的原料供应地及市场，以及随着工业生产的增长而发生的国民居住模式的根本性转移。向城市的移民很快使很多西方国家的人口在城市中聚集。这个在发达国家中仍然以变化的形式持续的过程，称为城市化[i]。

十九世纪经典模式的城市化，既包括劳动力的细致分工，也包括与之相伴随的劳动力专业化的增长。专业化是工业化的全部的复杂性的一部分，而工业化要求具有的金融、分配和销售都比过去所知的形态更复杂。这些经营活动通常聚集于独立的商业区中，靠近主要的交通枢纽地区，它们甚至比工业生产本身更集中于城市中。

十九世纪，城市增长使得它们很快就突破了前工业时代的边界。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住宅区出现，然而它们没有二十世纪中叶的西方城市中那样对比鲜明[ii]。工人阶级居住区通常出现在工业区中。最贫困的阶层只能在最不理想的位置找到遮风挡雨的地方，经常是紧靠有害健康的交通和工业设施的地方。

新的工业城市中的社会秩序，反映了这些城市的规模和复杂性正在增长。阶层的差异更为强烈，而阶层的冲突则通过劳动分工和居住模式的分化而更具有结构性。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儿童和老人的角色，都发生变化以适应工业和城市发展的要求。当国家控制的学校教育成为规范的时候，儿童更强烈的感受到这些变化。一生的工作习惯突然断裂的退休——这对于此前的农业生产者来说是闻所未闻的——成为城市工人通常的经历。

城市生活的范围和复杂性，也鼓励我们特别关注特定的艺术和创造活动，这些活动经常得到商业和工业巨头们的支持。城市环境中潜在的利益和活动的繁衍所创造的文化模式，比大多数的前工业城市通常情况下的城市文化更有生命力、更复杂。新的城市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更为复杂的工作的回应，以及对于因向城市移民而远离地方社区压力、获得更大自由的一种反应。

个人自由的扩大通常被认为是新时代所带来的好处。然而，不是所有正在发生的变化都这么具有积极性。很快人们也认识到，大的工业城市具有那些令人不快的社会现象，如贫困、过度拥挤、疾病、童工和犯罪[iii]。为了在这种环境下保持基本的社会价值，各种各样的城市社会改革运动兴起，它们集中于童工、医疗问题和住房等重要议题。一大批调节性的和社会服务性质的机构建立起来，包括警察局、消防局、孤儿院和慈善机构，以应对工业城市中的社会问题。

其中有一些是私人发起的活动，但是大多数是由城市政府管理的公共机构发起的。城市政府在工业时代极大的扩张了。筑路和道路照明、供水、污水处理、公共交通，这些仅仅是工业城市所承担的很多责任中最显著的。这些服务的融资和运营十分昂贵。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用于前期的建设；需要招募大量技术性员工并付报酬。

很显然城市生活所需要的服务远多于乡村地区的所需，这是城市得到相当大的税收权利的部分原因。尽管在意大利的城邦国家之后，还没有城市得到完全的财政和行政自治，但是十九世纪的工业城市也获得了必不可少的权力，以管理自身的事务。欧洲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城市自治的传统，这在很多地方推动了上述过程。在（十九）世纪末，典型的工业城市都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城市以促进、扩展和提升自己为目标，并且它拥有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大多数的行政自治。

城市政治权力典型地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代议机构而发挥作用，这些机构使城市的行政决策合法化。这些政治实体的选拔形式和手段多种多样，但是通常它们反映了富裕的、出身名门的城市居民的利益。十九世纪的城市政府有大量的缺陷，特别是美国城市中常见的寡头政治形式，但是强有力的自由改革运动，集中于推动政府更具有代表性及更高效，以服务于城市居民。

在十九世纪的观念中，城市成为整个社会的变化与进步的所在地。城市的新的角色的核心，是它作为生产中心，其重要性日益增长。在十九世纪的西方，在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全部就业岗位中，城市所贡献的份额日益增长。城市是西方国家经济中首要的增长点。乡村地区显得变化迟缓。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学习和人类活动中其他方面的新发展仅仅发生于城市中，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城市过去是并且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生活的核心，极为重要的信息和影响从城市中扩散到社会的其他方面。

十九世纪工业城市的概略描绘，是我用来衡量济南历史的标准。济南向着一个工业城市的特性方向发展，在这种程度上，我认为这是“发展”。十九世纪城市职能的概念，被学者和大众作家所研究和描绘，他们通常假定工业城市的特征代表了所有城市的未来。同样，很多西方专家继续建议发展中国家，如果它们希望现代化，那么就建设大规模的中心城市，并从西方引进富有活力的技术、经济和政治形式。

实际上，二战后西方支援的绝大多数经济发展计划，都含有这种固有的城市偏向。在这些计划中所需要的交通网络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倾向于集中生产和分配，同时进一步把发展中的本地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更紧密的联系起来。这种计划几乎总是带来相当大的城市增长。

在政治发展理论中，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延续了城市偏向，他认为城市永远是走向现代化的第一突破口。之后随着乡村开始接受现代观念和城市的控制，将会有几种可能的发展态势，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之间总是会有差距[iv]。对城市发展的这种强调，在西方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规划师中依然持续，尽管在近几十年西方城市生活中的丑恶问题依然继续。

以城市为变化的中心，这种偏向在1950年之前更被强调，而在探讨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现代化的时候，此类探讨往往被这种城市偏向所塑造。正如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所断定的，“外部力量（在中国）的存在永远总是城市形态的，正如外国人试图推动的现代化的形式一样。”[v]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欧洲和北美国家，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将他们的城市文明移植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当很多本土改革家在展望一个免于外国政府主导的时代时，工业城市的模型在这些改革家的思考中必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理解，包括外国的和中国的革新观念，这种工业城市模型是其核心。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自由主义哲学家胡适说：

    很明显，并不是所有这些物质层面的转型（在生产和物品交换中）都能触及广阔的中国内地；它们只是在城市中才发生。

     城市总是变化和进步的力量所覆盖的中心，贸易、工业和教育设施吸引人们远道而来。[vi]

而同时，城市生活对久已确立的社会生活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又让胡适感到不安：“绝不能低估城市文明的影响。它意味着旧式家庭的解体，与家庭和宗族联系的脱离，生活和工作习惯的变化，与新形式的社会组织的接触，女性和儿童进入工厂，个人自主决定是与非，新的诱惑和需求”[vii]。胡适对工业城市时代的不良后果的忧虑，在他那个时代是非常典型的，并且在其他中国知识分子如冯友兰和费孝通的写作中也有体现[viii]。

对于中国人来说，第一次发现新的城市生活世界，是在中国沿海和内地航道的通商口岸和大型贸易城市中。这些城市聚集、储存、处理和分销商品，这些商品都是国际贸易的命脉。它们最初是建立在西方主导的海运交通之上的，在二十世纪随着铁路、内河轮船运输和公路的建设而扩展。大多数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认为，通商口岸是“西方文化的温床”[ix]，它必然带来现代化。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殖民地中，类似的沿海贸易城市，很多同样也是首要的殖民地行政中心。地理学家把这些城市中最大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城市称为“首位城市”；仰光、马尼拉和西贡是这种城市中极好的例子[x]。

当然，中国从来不是欧洲的殖民地，但是条约体系所创建的城市很清楚的带有殖民地属性。上海、天津、福州、武汉，以及其他几十个通商口岸，都是以通商口岸这种殖民地城市模式的变体形式塑造的。透过外国人管理的清帝国海关行政制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通商口岸体系的实质。在条约体系下，外国进口商缴纳低价的子口半税以获取运照，从而使他们的货物豁免随后的所有内地通过税，因而免除所有的厘金（内地通过税）和其他阻碍中国内地贸易的地方税[xi]。与这种经济偏向相伴随的是治外法权，它允许外国人建立他们自己的法院、警察和民事行政。外国力量希望在这些通商口岸中驻扎和使用他们占据优势的军事力量，这是这些城市的特征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上海是最大和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在那里，外国租界有他们自己的城市管理权和税收权，他们自己的法院，拥有刑事和民事司法权。城市的其他地方——拥有远大于外国租界的人口——仍然维持中国的司法权。

因为通商口岸和殖民城市服务于外国主人，在1950年左右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之后，这些城市就开始经历彻底的重新评价。近期研究东南亚和拉丁美洲沿海城市的学者，强调这些城市的寄生性质，并且把它们正在发生的这种变化，与十九世纪经典意义上真正的城市化区别开来[xii]。

根据这些作者的观点，人口和经济因素说明了问题。与十九世纪西方工业城市不同的是，寄生的殖民城市虽有增长，但没有与之伴随的人口从乡村住所向城市住所的转移。由此，出现在殖民主义世界中的巨型城市中心，只是一般性的人口增长模式，而没有带来全国人口分布的显著性变化。在非西方世界，人口主要分布在乡村，而主要的沿海城市的经济体系，甚至在殖民主义时代终结之后，继续得以建立，剥削城市周边的腹地从而服务于外国人的经济利益。

西方殖民主义并没有创造机会，让殖民地可以沿着殖民主义力量所设置的线路而实现现代化，相反，它是毁灭了殖民地——或者在中国这个案例中是半殖民地——并使之成为剥削性体系中的一个附庸物。这种观点在1916年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得到最强有力的表述。追随列宁的观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断定：尽管城市中包含少量重要的无产阶级，但党不应该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这些城市中——无论是通商口岸还是中国其他的大城市——因为反动力量在那里聚集。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对城市的批评达到了顶峰：

   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xiii]

毛泽东关于农村阶级斗争的发现，以及他把这一冲突转化为中国革命动力的努力，在这里无需赘述。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实践经验，使得这种由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逻辑而来的对城市的厌恶感继续得到强化。在当今中国的发展计划中，明显有对农村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偏好。中国的规划者已经发明了一套广泛的技术和组织，用以革新中国的农村人民，而不是像其他地方现代化的主导模式一样，用城市化来改变人民的态度和习俗。这些试验包括合作化农场、农村合作社、人民公社、生产建设兵团、小规模农村工业、青年上山下乡，以及用于为城市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提供农村工作经验的五七干校。

这些并不意味着1949年之后中国城市停止了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已经建成的城市有相当大的增长，而且审慎的促进特定的新城市地区的增长。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计划中对自力更生的大力强调，导致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全面的重新组合，甚至是上海和广州，也远离了任何与寄生的半殖民体系类似的东西。中国人自己使城市的独特特征，清楚的表现在所有与城市生活相关的物质中。1949年之前的城市被称作“消费性”的，因为它们从中国内地攫取财富，用于中国和外国居民的消费，也用于出口。解放后的城市要成为“生产性”的，作为工业产品的生产源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做贡献[xiv]。同样明显的是，中国试图实现现代化，而无需欧洲、北美和日本的那种城市化水平。强制推行这种显著不同的城市发展方式，这成为济南城市史上一个方便的断代点，也是我把这一研究截止到1950年的主要原因。

因为这些原因，研究中国的学者对中国农村状况的关注远多于对城市发展的关注。而最显著的例外是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他1953年的著作《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至少在它的题目中，把通商口岸看作是中国城市性(urbanism)的代表。一般来说这是正确的，但是本书所讨论的独特个案济南，则不是一个通商口岸，尽管济南与中国人控制的其他城市的发展，都强烈的受到通商口岸模式的影响。

在墨菲关于上海的该书中，他没有声称上海代表城市中国的未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最初几年当中，墨菲写道：“上海是一个两种文明相遇而谁也没有占上风的地方”[xv]。在1974年出版的另一本书中，墨菲回到了“通商口岸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并且强化了自己早期的观点，即通商口岸代表了一个与真实的中国分离的外部世界：“通商口岸代表了一种西方模式的、新的和独占式的城市现象，而中国的其他地方不仅依然保持着农村的主导，而且存在一种本质上不同的城市模式（在它们存在的地方），这些曾是也与它们的乡村腹地保持远为密切的共生关系”[xvi]。为了支撑他的观点，墨菲收集了关于传统中国社会晚期，区域内和区域间大型贸易的资料，断定无论是通过把外国市场需求加入中国的整体市场需求中，还是通过将已有的贸易转移到通商口岸的贸易渠道中，通商口岸对这种贸易都只产生微小的影响。墨菲也介绍了通商口岸中分裂的和权力有限的政治当局，以说明这些城市对于晚清和民国时期混乱的政治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墨菲认为通商口岸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是新技术的引进。他也承认，通商口岸大量出现的新观念和文化模式，深刻的挑战了长期建立起来的中国模式。但是根据墨菲的观点，甚至是这些挑战，对支撑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基本原理也只有微小的影响，因为“无论是从直接还是间接层面，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都没有受到影响”[xvii]。

因此，关于中国近代史中的城市，我们有三种独特的观点。第一种把西方模式的工业城市看作未来的方向；第二种把它们看作帝国主义的危险堡垒；第三种把它们看作本质上与中国的深刻的、稳定变化的潮流无关的、外生的东西，而深刻而稳定的变化潮流才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在我几年前开始这个研究的时候，一个清楚的问题是，在采纳任何一种解释或者提出新理论之前，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根据本书的研究，我断定济南成功现代化的能力，极大的取决于该城市中所发生的经济变化。在1890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济南经历了商业活动的极大增长以及某些工业化，但是政治局势中的一些因素——既有外国的也有本地的——则使该城市长期的商业发展变得混乱，并且阻碍了其经济扩展的全部潜力的发挥，甚至是在国内稳定的时期。

随着这一研究的进展，我发现了一些研究成果，由此我改变了关于1890年之前中国经济的本质的观点：中华帝国晚期的中国经济不是“未发育”的，而是一个发展良好的前工业经济，在那里，生产活动是在千百万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者的双手中发生的，他们主要居住在农村，不属于任何大型的或专业化的生产单位。正如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 的著作中所说的，这些生产者通过精巧而灵敏的市场体系与消费者联系起来。伊懋可(Mark Elvin) 把这种经济的特征描绘为在“高水平均衡”之上的运作。中国经济不是没有问题，而问题主要就在于，当快速增长的人口的需求，超过了这种模式之下生产的最大能力时，它却无法突破生产和分配固有的主导模式[xviii]。中国开始沿着西方的发展道路展开竞争，而其基础则与非西方世界的很多其他地方非常不同。

此外，经济发展领域的专家，现在也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承认，没有一种单一的现代化模式，可以让世界上所有国家在此聚合[xix]。特别是把中国放入基于西方城市工业化经验的单一聚合模型的企图，遭到一些专家的质疑。这一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1949年以后中国显然正在发展，但是没有采纳西方城市工业化模型中的很多关键模式。中国的人口依然保持了居住上以农村为主、职业上以农业为主的特征。大量研究关注小型和中型工业，不仅在城市中也在乡村中。中国人显然采取了限制城市发展的政策。他们强调城市和乡村地区的“自力更生”，定期把个人纳入某种工业或农业劳动中去。这仅是一些征兆，表示“现代化”的中国将会与过去或现在的理论家之前所想像的非常不同，这些理论家以西方城市工业化的经验为基础来预言中国的未来。

中国凭借与其他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都不同的基础而起飞，并且正走向一个与我们自己的西方模式非常不同的方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经验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正如随后的章节中将会清楚展示的，在半个世纪之中，西方模式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关于中国未来的思考的主导模式，它深刻的改变了传统中国的城市生活。

但是为什么研究内陆城市济南？既然大多数人看到，西方工业化城市主要是在通商口岸得到例证，为什么不选择它们中的一个？为什么不研究上海、天津、或者甚至是青岛，这个德国人在山东半岛建立的港口城市？答案是，我试图找到一个具有最佳潜力的中国城市，能够满足西方的工业城市模式，而不是一个代表性的中国城市。济南最初进入我的视线，正是因为它从未被指定为通商口岸，也没有成为外国人管辖的飞地。在这里所研究的六十年的历史时期中，政治当局掌握在中国人手中，为现代化而指定的计划也由中国人自己起草和实施。此外，济南在十二世纪之前就开始成为重要的政治城市，并因此具有作为政治中心的根深蒂固的特征。同样的情况只能说对少数通商口岸也成立，如福州、广州和长沙。因此，济南不像上海、天津以及其他大多数通商口岸，它代表中国人沿着现代路线管理自己城市的努力。

我的研究进展越向前，我越来越确信，作为中国人控制的城市发展的发生地，济南可能是最佳选择。1949年之前，中国拥有5个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和南京。在这些城市中，只有作为国家首都的北京从未成为通商口岸。除了日本统治之下的东北，1938年有9个中国城市的人口在20万到100万之间。青岛、杭州和重庆超过50万人；济南、长沙和成都超过40万人；苏州、福州和开封超过30万人，南昌、无锡、宁波、湛江、温州、西安和徐州超过20万人[xx]。在这些城市中，济南把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性最好的结合起来，与外部有一定的联系又避免直接的外国主导，这种结合应该使得经典的十九世纪城市发展模式中快速的工业、商业、政治和社会发展成为可能。

随后的章节讨论的是在六个不同的时期济南的历史：十九世纪晚期，1900年代清朝的改革，中华民国的前五年，1916年到1927年不幸的军阀混战，南京政府的十年，以及最后一个阶段1938年到1948年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在每一阶段我都试图呈现这个城市的图景，包括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同样，我也把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与整体性的问题联系起来，即济南是如何向着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前进的。

济南位于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靠近已经建成的连接主要商业城市的区际交通线，并且靠近广阔但尚未开发的煤田，除此之外，其他三个因素对于济南的现代化也是决定性的：外国的影响、中国的政治领导以及经济变化的一般模式。在济南历史上这六个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我都选择了这三个因素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并试图分析每一个因素是如何与济南现代化这一总体性问题联系起来的。在随后的章节中，每当可能的时候，我都试图鉴别和描述那些在济南掌握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的人，他们大多数是中国人。这是该书的题目中所含的“政治”元素。我希望通过这些描述来阐明这样一个问题，即1890年到1949年中国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特别是它是如何以一种不同于十九世纪的方式运作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论的核心，这一争论的主题是中国近代史中士绅权力的本质，以及1850年之后，特权阶层是如何让他们的传统权力适用于处在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的。

在这些关于政治权力的问题中，同样重要的是军阀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近些年已经成为相当多的学术研究的主题，其中很多涉及的是军阀的人格特征，他们相互竞争的权力关系，以及军阀主义的政治动力机制[xxi]。在考察济南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一方面针对济南的几个军人统治者来描述军阀权力中的那些重要方面，同时我也试图仔细观察军阀在中国城市中运用权力的方式，并且把他们的政治利益的分歧，与城市中其他政治群体的利益联系起来，尤其是士绅和商人。

在研究济南的经济问题时，在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的基础上，我尽可能的阐明投资者的社会背景。整体情况是，官员和中外私人资本之间的社会关系多种多样。这一系列社会关系的范围，从袁世凯鼓吹的、显然源自十九世纪官督商办模式的项目，到1930年代产生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那时省政府接管了此前由私人投资者掌握的但无法盈利的公共服务。

在各种经济形式中，两种形式应该引起特别关注：买办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它们都作为消极的影响而被通俗的加以引用。买办资本主义是指商人中一些特殊阶层的投资和经济活动，他们最初的财富来自为外国贸易公司做代理或雇员。尽管买办阶层也有自己的辩护士，但是买办通常被看作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不良影响，因为他们的爱国精神和投资动机都很成问题。在济南，有一些早期投资就涉及官方合作或者垄断特权，从而得以攫取买办资本。尽管有证据表明，在五四运动时期反日民族主义运动中，买办商人并不在最前线，但是也仍然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对济南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危害。

官僚资本主义是一个更为模糊并且可能是误导性的术语，它最频繁的用以象征1930年代到1940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主导经济状况。根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官僚资本主义有两个阶段[xxii]。第一阶段，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控制了中国私人资本家的经济活动。他们特别喜欢举的例子是1930年代国家对私人银行日益增强的支配。他们认为这一趋势在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年）是一直持续的，因为这一阶段国民党由于战争的危局，而被迫把越来越多的私人生产设备改为国有企业。根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观点，官僚资本主义的邪恶本质并不在于其国家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可能正是这种经济未来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基础。中国的问题在于，几个大家族掌控了国民党政府，并且因此让国家资本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根据这些观点，这种特殊形式的官僚资本主义的邪恶之处在1945年之后变得明显了，这就是第二阶段，国有资本——包括近期从战败的日本人那里获得的资本——被官僚廉价出售给他们的家庭，或者与国民党紧密联系的江浙财阀中的某些人。

在济南的案例中，却没有证据表明官僚资本主义的这种独特形式毁灭了城市经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济南的经济在1945年之后从未完全恢复，无法让任何投资者可以利用国有资本来进行他们的私人投资。然而，官僚资本主义在济南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1916年到1930年代早期之间，一些与北洋派系特别是安福系有联系的人，运用他们的官僚位置，通过使用官方的资金和日本投资进行工业投资来为自己牟利。这种官僚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将会是本书着重关注的。

正如随后的章节将会阐明的，创造了1949年之前为外国人和中国的领导者所展望的那种发展成就的那些城市因素，甚至不是济南所独有的优势。在同时，济南和很多其他中国城市，已经成为新的铁路和机动化运输交通系统的一部分，将贸易由旧的通道转移到新的通道，而这正是源自西方的经验。那些城市也成为源自西方城市工业社会的新文化和新技术的中心，并被中国社会中一批重要而有权力的阶层所接受。接受和理解这些现实，可能有助于阐明二十世纪中国的城市变迁这一整体性问题。让我们开始考察十九世纪末期的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