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网偶然搜到了这篇文章，仿佛发现了遗失多年的古董。这是2002年我大一的时候写的一篇关于中国文学的评论文章，发在搜狐论坛上。还记得在山大老校那时还免费使用的电子阅览室里上网的情景。那时的我，对社会学和学术研究还基本没有概念，文学梦倒是依然占据我的大脑。所以想写东西的时候，总是最先想起文学。在高中我痛苦轮回的时候，我收获最大的应该就是阅读了海量的文学作品。我尤其对高质量文学作品层出不穷的1980年代向往不已，认为那是一个思想高度活跃的时代。我也认为这种活跃局面的结束，与1980年代末的一场重大事件有直接的关系。虽然现在我已经不再做文学梦了，但与《阅读鲁迅》一样，我觉得这篇文章还像是我多年的老友一样，我认为也有在博客上将它保存和展示的必要。
看看如今文坛的凋零景象吧，再也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可以凭借他的才气，张狂和挥洒自如而使读者为之倾倒。不由得回忆起八十年代，那个文学的黄金时代。
那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刚刚经历了“文革”那个被愚昧，狂热，野心，——几乎一切人性中丑陋的，阴暗的，兽性的东西——所左右的年代。国人在1949年之后又焕发了青春，整个中国被一种摆脱桎梏后的欣喜之情包围，对于刚刚过去的那场灾难的反思也在社会各界热烈的展开。正是在国家环境迅速改善的同时，文学界那帮曾经的“牛鬼蛇神”也重新获得了创作的权利，开始写下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
“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成为当时文坛的主流，王蒙，巴金这些不是新秀的作家，通过新的作品重新回来，而一大批十分优秀的新人新作则大量涌现，使中国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活跃的景象。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赵振开的《波动》，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张贤亮的《绿化树》，《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莫言的《红高粱》，张洁的《爱是不能被忘记的》，《沉重的翅膀》，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张抗抗的《北极星》，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心武的《班主任》，梁哓声的《年轮》，这些脍炙人口的佳作，至今一看到仍让我激动不已。
建国后的文艺，一直过于强调为政治服务，以致牺牲作家创作的自由，不能对国家存在的问题，弊端进行真实的反映，而“反右”直到“文革”结束，文艺的处境都是灾难性的，被以“样板戏”为代表的“高大全”的东西所充斥，文艺创作被标签化——如果那时的那些东西能被称作文艺的话。而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气氛日渐宽松，文学的主题，写作手法都呈现多样化，意识流，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各显身手。
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才刚刚起飞，国人的生活并不宽裕，尤其文人的生活水平，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都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但中国文人以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坚持高质量的创作。创作繁荣的同时，文学评论界也十分活跃，与创作界遥相呼应。每当有优秀的，引起读者强烈反响的作品出现，评论界都积极的参与进来。虽然当时仍有些“马列老太婆”之类的教授，发表一些显然是未经认真读原著，就发表的不着边际的评论，但总体来讲，评论是中肯的，是本着促进创作，繁荣的目的的。没有想收了作者“卢布”似的对作品的胡吹海捧，也没有强盗似的蛮横的“酷评”。文学和电影是当时文艺的主要部分，文学不仅在文艺界十分兴盛，而且更成为一种流行和时尚，普通大众都热衷于文学，购买文学期刊，自己写习作并请求教师和大学生指导，连年轻人登征婚启事，也要加上“喜好文学”一项，以显示自己的品位高尚。
然而中国的事情永远不可预料，1989年中国发生了一个严重的事件，几乎波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次事件至今仍是禁区，政府已经为此定性，所有的评论都是不允许的。青年学生在这次事件中，似乎是有某些过激行为，虽然本意并非如此。中国的文学一夜间就沉寂了下去，积极反映社会现实的，尤其是比较尖锐的问题的作品数量锐减，作家似乎没有继续关注现实的勇气了。凋敝最严重的就是小说，那一年几乎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的现实题材的小说出现。文学界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八十年代一直居于主导的小说逐渐边缘化，现实题材的作品大都无关痛痒，题材向诡异，暴力，性等发展，历史题材的作品突然兴起，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就是大约就在此时走红，从而引发了至今不休，并有官方媒体央视参与其中的“清宫热”。诗歌创作沉寂，而有文学价值的剧本创作近于绝迹。散文则异军突起，取代了小说曾占据的文坛主导的地位，其中不乏质量极高的文化散文，随笔，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千年一叹》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而八十年代创作颇丰的几位小说作家，似乎“江郎才尽”，开始靠在期刊上发表散文来打发日子，如刘心武，梁哓声等。
国人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不再关注过于理想化的东西，转而关注更加现实的物质利益。而中国全面的经济改革也促进了这种转变，九十年代初最流行的“下海”一词正反映了由于这一转变而带来的“全民皆商”的局面。文学在八十年代承担的文化时尚的功能，被大批涌入的港台流行歌曲，电影，连续剧所取代。整个九十年代的文学并非完全绝迹，但曾经的浪漫气质不复存在，被强大的商业力量牵制，追求轰动效应，销售业绩。“上海宝贝”，棉棉，痞子蔡等都属此类，而受官方影响的较大的部分文人，根据政府的政策来决定创作的题材，产生大量的“应景文章”，如声势极大的“反腐力作”之类。或许在八十年代出现的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永远也不会重现了，不禁让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