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

我们的社会建设得跟上，不能再拖了-中青报专访2010/07/15

郭于华 — Fri, 16 Jul 2010 04:10:00 GMT

基本内容都发出来了，感谢中青报记者的努力。以下是原稿可与刊发稿对比看：

（主标）清华社会学教授郭于华：每个人都能够为建设公民社会而努力

本报记者王聪聪

6月下旬~7月初，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郭于华，一直在为自己带的博士生毕业事宜奔忙，因为对“博士研究生毕业前必须在国家权威期刊与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方可获得学位毕业”的规定有异议还试图约见清华大学校长。其实，不只是对身边的人，对其他社会群体受到不公正待遇，郭于华也一样敢谏直言：5月18日，郭于华和8名社会学者一起发出公开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去年12月21日，郭于华等6位社会学者，针对深圳尘肺工事件联名致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使事件的解决得以推进……

从事社会学研究二十多年的郭于华，为什么一直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为什么一直保持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怒”状态？“其实就是平常心和常识感。”近日，郭于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相互关联、休戚与共的，他人的痛苦并非与己无关；其实每一个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作为公民知识分子，我认为有责任通过调查、研究把事实和真相向学术界说清楚，也向社会和公众说清楚。”

（小标）政府应该拿出切实的举措，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

　　中国青年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受社会和媒体关注，很多人觉得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是心理脆弱的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突发事件也往往归因于此。你怎么看？

　　郭于华：和上一代农民工做简单的比较，新生代农民工的确有很多不同。大多数老一代农民工出去打工是阶段性的，就是为了挣到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供子女教育，在外面多苦多累也忍了，他们和土地有密切的关系，很多人农忙时节还要回去种地，土地也是他们仅有的保障。

而新生代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较父母辈要高，大多没有从事农业的经历，他们对农村、土地的感情很淡，更向往城市生活。但是，城市无论从制度安排上还是人们观念上对农民工都存在歧视，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于是巨大的矛盾就出来了。

所以，突发事件后只分析个体原因是不行的，还要找出新生代农民工脆弱背后的原因。这也不仅仅是某一个企业的问题，更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心理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郭于华：除了上述矛盾，还有一个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态的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性的丧失。人一定要有正常的社会关系，有社会支持网络。老一代农民工通常与亲戚、邻里、熟人一起外出打工，大家相互之间有照应，遇到困难可以找亲戚朋友帮忙至少也能倾诉一下。

而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是出了校门进工厂，在一些企业中，很多青年农民工同住一个宿舍竟然互不相识，谁遇到了麻烦其他人也不知道，谁来了谁走了大家也漠不关心。他们几乎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体，没有正常的社会生活了，这样的个体必定是孤独的、沉默的，也必定是脆弱的。他们离农村的家很远，城市又几乎没有“家”，会是真正的“无根”的感觉。

中国青年报：现在，一些省市已经出台了引导和鼓励农民工落户的规定。

　　郭于华：这是积极的举措。但也要看到，单纯开放户籍制度，大多新生代农民工依然不能在城市生活。很多农民工月工资不到一千元，他们怎么在城市落下来？住房、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怎么解决？这是很大的困境和困惑。他们看不到在这个城市以后会怎么样，也不愿像父母那样回到农村，很多人就会觉得没有前途，也没有退路。如果某个细节受到创伤，很可能就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青年报：你认为还应该从哪些方面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的问题？

　　郭于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政府在制度安排上做调整和整个社会的帮助。城市的发展繁荣是建立在农民工的劳动和付出上的，拿深圳市来说，2008年底实际人口超过1200万，其中户籍人口只有228万。政府应该拿出切实解决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方案，比如廉租房要向农民工开放、城中村不应全部铲除，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在成为“企业公民”的同时也能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当然这不是一日之功。

同时，政府也要让工人不再是孤零零的原子化个体，要让他们形成社会连接，拥有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这需要政府向社会开放合法性空间，需要工会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实现，是有助于社会稳定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经济发展这么快，社会建设也得跟上，现在不能再拖了，应该赶快着手去做。

（小标）社会建设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去努力

中国青年报：前不久，你在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上，提出“平庸的恶”，直指社会和公众的麻木。能具体说说吗？

　　郭于华：“平庸的恶”是思想家阿伦特的概念。举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我住的小区有一些业主将公共绿地圈为私有种瓜种菜。对此，有的业主在社区网上要求物业和有关部门进行管理，也呼吁广大业主起来抵制，言辞难免有些激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位业主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反而遭到不少网友以较之激烈得多的话语的反击。几个回合下来，反到是这位业主被版主以言辞“恶毒、极端”为由封了ID。侵占公共物品的不是恶，批评侵占行为的反而是恶？是不是人们丧失了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

这类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并非极端的恶行，这些自利的普通人更决非大奸大恶之人，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可以恰如其分地概括这类行为，就是因“不思想”而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在一个缺少合理而有效的制度的社会中，普通人就会逐渐趋于“平庸的恶”；不去侵占公共物品和他人利益就会觉得自己吃亏倒霉。这样的生存环境会让人们不堪其重，身心俱疲，而最后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或者称“社会溃败”。“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

中国青年报：在一些突发事件后，有人抱“看客”心态，这是不是一种“平庸的恶”？

郭于华：看客心态是“平庸的恶”社会环境下的结果，面对他人痛苦无动于衷。这里有一个怎么看待别人的苦难的问题。很多人觉得别人的苦难和自己没关系，但是很多事情会有连锁效应，比如三聚氰胺奶粉，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你的孩子；今天受害的是别人，明天伤害就可能落在你的头上。所以说每个人的苦难都是社会的苦难。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满足自身利益而又不伤害他人的生活方式，思考的结果就是制定公正的游戏规则。只有通过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在公共领域中确立规则，才能克服和抑制“平庸的恶”。

中国青年报：今年年初，你在接受《人民日报》有关“社会墙”问题的采访时，曾提到信任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前提，一个社会中若信任缺失，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冲突事件频发。现在应该怎么建立这种信任？

　　郭于华：应该通过社会建设和法治建设来重建社会信任。重建至少包括三个基本方面：首先是信息透明，有畅通的信息渠道才能实现公民的知情权——了解真相的权利；有真相才有信任。其次是利益表达，公民需要通过社会参与来实现和保护个人权利。一个健全的体制应该容纳各种合法的表达方式，应该尊重并鼓励人们在法律框架内表达利益诉求，进而均衡利益关系、解决矛盾冲突。第三是制约权力，这是最有效的重建信任的机制。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社会相互平衡的社会。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低而权力较大的情况下，会发生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很弱的情况下，则会导致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

我们社会学的工作就是让社会赶快成长起来。权力、市场、社会应该各自有独立的空间和边界，各司其职，各守本分，有相互的配合，同时又相互制衡。不可否认，在市场化改革中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很复杂，这是社会转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但是大多矛盾冲突，并不是不可化解的。而且必须意识到，政府并不能够包办所有事情，应该向民间组织开放合法性空间，使之能够参与进来，在制度和法律框架内真正发挥其社会作用。

 中国青年报：在三方平衡中普通人能做些什么？

　　郭于华：努力做好一个公民，有独立思考能力，必须知道是非对错和善恶。首先要知道自己作为公民有什么权利，如果权利受到损害，应该知道用合法、合理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要知道自己有什么责任和义务，懂得善待他人，尽可能帮助他人，不因平庸而作恶。

　　我总是说以现实为基础，用常识来思考，这就可以明白很多事，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公民社会是要靠每一个人的努力去打开的，我们都可以从身边的事开始做。我接触过一些维权的业主，在维权的行动过程中，依照法律、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实现自己的要求，人们会慢慢意识到维权的社会性和公共性，这就有可能是公民社会的一个生长点，这就是在做社会建设。走向公民社会并非遥不可及，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去努力。

上访日记

郭于华 — Fri, 16 Jul 2010 04:07:00 GMT

今天我当了一回访民

学校原来还有信访办，我今天第一次知道。年初时因参加一位老师的告别仪式第一次知道学校有殡仪馆，真是个部门齐全的衙门啊。

言归正传。今天因为对“博士研究生毕业前必须在国家权威期刊与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方可获得学位毕业”之不合理规定提出异议而求见校长，在美丽如画的工字厅院内校长办公室总值班室被告知未事先预约不能见校长，在本人坚持下被同意先由信访办老师接待听取情况。于是我向和蔼可亲的信访办李老师表达了三条质疑：

1、博士生毕业前必须发表两篇论文（原来为4篇在我们强烈抗议下改为2篇）的规定是何人所定？依据何在？学校有什么权力为了建世界一流大学而把提升发表数量的任务交由学生完成？一流大学是由发表数量决定的么？进而，一流大学是靠培养人才、学术研究的优质而得世人公认的还是靠自封、自吹出来的？校领导究竟要建一流大学还是一流丢人大学？本校十分重视与国际接轨为什么唯在此事罔顾国际知名大学均无此项规定？

2、不仅博士生包括海外留学生都必按照上述规定执行，学校把留学生也当作学术劳工么？算个账：一个留学生一年要向学校交纳三万元学费，除了利用图书馆和上网之外其上课、研究指导等全部工作都是由系里和导师承担的，其田野调查、论文打印、评审、答辩的所有费用亦都由导师承担，而学校每年返给导师的费用是多少？猜猜看，七百五十元！四五年读下来，论文完成了，答辩通过了，文章没发够不能毕业！我靠（请谅解实在忍不住了）！学校难道是留学生贩子么？我们不愿招收留学生学校鼓动你招，原来奥秘在此！

3、作为社会学系却不能自主安排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工作，而被强迫参加学校统一安排的社会实践，把学生宝贵的暑期做田野工作的时间浪费在不相干且无意义“社会实践”上。行政可以如此干预学术么？

以上三项已经向学校反映报告多年，全系教师都签过名的，然而全如泥牛入海，各级“职能部门”都说自己负不了这个责，“这是学校的规定”。我真不知道这个“学校”是个什么东西！怎么才能找到它？

表达完上述三条意见，李老师说她会向有关“职能部门”反映情况。我坚持要求约见校长或副校长面谈，回答那是不行的。我就奇了怪了：教授不能见校长是何道理？敢情本朝副部级的校长是皇上么？平头百姓是不能随便见的？

访民日记到此结束。

补记：我会坚持上访，直到见着校长。

2010-6-18

访民日记（续）

今天继续为博士研究生因发表论文不符合规定而不能获学位毕业之事与各“职能部门”进行沟通、周旋以至争执，简要记录如下：

第一回合：与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负责人上午九点多

我：博士生XX，论文答辩已经通过（并申报优秀博士论文），发表论文6篇，其中一篇在《人口研究》上（该刊是“国家级权威刊物”只是未被列入学院规定刊物列表中）；另一名留学生XX，论文答辩已通过，分别在中文期刊《中国人类学评论》、《南通大学学报》发表论文各一篇；此二人请至少准予上会（学位分委员会会议）讨论。

对方：我们只能严格按照学校规定执行，所发文章未在承认的刊物列表中不能上会。

我：能否按实际情况变通处理，更何况规则并不合理。请准许先上会。

对方：我们没有这个权力，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我：不让上会实在无理，如果学生出问题谁来承担责任？（带有威胁性）

对方：规则是不能改变的。

我：凭什么不能改变？中国还改革开放了呢，几千年的帝制没持续到今天吧？

对方：权力不在分委员会，我们不能违反学校规定同意上会。你直接找学位办请求同意。负责人姓名、电话为……。

第二回合：与学位办负责人上午九、十点钟

我：（简要介绍两个学生的情况）请允许两个学生的论文上会讨论；

对方：是否上会是你们学院分委员会的权力，由你们决定，不归我这管。

我：（说明刊物的等级和重要地位，并指出规则不合理）

对方：规则是你们自己定的！刊物不是你们自己列的吗？老规则要求发表四篇，按你们的要求减为两篇了，就要对发表刊物有更严格的规定。（至此我明白权力的逻辑是多么混账啊！被统治者还要承担被不合理规则统治的责任。我靠得勒！）

我：规则不是我们定的，我们是被强加的，强制发表论文的规定是你们定的然后让我们列出可以承认的刊物，我们只能尽量列出本专业学生比较有可能发表文章的刊物。你这样说是不合逻辑的，我们自己定一个不合理的规则来限制自己，我们有病啊？我还要问你规则是谁定的呢？凭什么定的？不是教育部统一的吧？北大、人大都没有这样的强制发表规则……

对方：规则当然是研究生院定的，全校都如此，定了就得按规则实行。这儿不是北大，又不是发北大、人大的文凭。学生既然报考本校就是认同此规则并依照执行（什么意思？愿打愿挨，学生活该？）。学生守则上都写明了……

我：请你从学生的角度想一想，这样不合理的规定对学生来说不公正，对学校的声誉也有不好的影响。优秀的学生不能获学位毕业，……

对方：所有老师都说自己的学生最优秀，……规则就是规则，不能改变。

其间双方数次争吵，自我批评一下：本人态度恶劣，语言凶残。

第三回合：与学院负责人上午十一点多

我：（简要说明与学位办沟通的情况。）对方说是我们自己定的规则，责任在系里和学生本身。请与分委员会负责人沟通，至少先准许上会。

对方：学位办说的没错，让你们列刊物时你们都不当回事，为什么不把该列的都列上？学生自身应负主要责任，以后一入学就跟他们说清楚必须在承认的刊物上发表文章。

我：你这么说不对，我们是尽可能地列出刊物，并没有不认真当回事。但是怎么可能把所有刊物都列上呢，学校也只让列上本专业的几种……，更何况这个强制发表文章的规则是不合理的，怎么能把责任归咎于系里和老师呢？

双方同时大声自己说自己的，还说了许多话，我气得都忘记了。

此后还有与上述各“对方”重复沟通的回合此处不赘。

通过这几番“沟通”，我明白了访民（真正的上访者）的一个重要逻辑“缠访”是如何形成的——在不同的“有关部门”之间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碰撞得浑身疼痛，身心俱伤，而问题得不到丝毫解决。于是上访者横下一条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甚至拼上身家性命。至此忽然想到前些时的“孙东东事件”，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我感到孙东东不应该受到责难和围攻，他陈述的可能是一个事实，只是应该加上一句追问：这些精神病是怎么造成的？

下午四点左右接到校长办公室电话，情况有转机：规则不能变，执行有变通。回答你提出的问题一、二、三……。虽然各执已见，但这次我真诚地肯定对方负责任，有效率。

今日所记至此。明天继续努力。

2010-6-21

（虽为上访日记，但与真正的访民全然不可同日而语：没有“截访”，没有殴打和遣送，没有黑监狱……；倒是有哥们儿姐们儿说你要去工字厅静坐我马上给你送水送饭。所谓对上访的感受理解固然只是皮毛。）

前面所记当然是出于我对有关事实的理解和感受，有些情况我无法全面掌握或了解“内幕”。校办也批评我说“有些问题你应该向谁问责你不知道吗？你都带博士生了连这还想不明白吗？”我只能据实回答“我是不明白，你们部门之间和上下级之间如何运作我怎么知道？”

解决了当下问题，未解决根本问题。我还会为此继续上访，约见校长，表达异见同时建设性地进行讨论。若不能改革不合理的规定，我将不再招收博士研究生，至于海外留学生——当然是打死我也不招了。在这种情况下再招学生，只能证明一件事——我弱智！

在网上听到一首歌《织毛衣》，颇有意味，记于此以状当下心境：

我深深地爱着你，

你却爱着一个傻B，

傻B却不爱你，

你比傻B还傻B。

（重复）

唔——，

你还给傻B织毛衣。

唔——，

你还给傻B织毛衣。

2010-6-22

昨天在下班前接到学位办负责人电话，告知已经对我上访校办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处理，现在给我一个回复。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流，我亦表示了诚挚的谢意。具体内容从略。

今天下午又接到培养办负责人电话，说已经收到我送交校办的关于“博士生社会实践”的意见书，因其出差未能及时与我沟通。回复是已经基本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院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排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但要制定一套保证和检查实践质量的程序和细则。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流，我亦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回家后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提及：

清華的校訓原本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獨立精神，自由思想。」而現在卻被攔腰斬斷，只剩下前面8個字。實際上，清華原先還曾經有過一個校訓。那時候的口號是「又紅又專」、「聽話出活」、「工程師的搖籃」和「做黨的馴服工具」等等。這個被腰斬的前半截，還是20世紀90年代才恢復的。（《清華大學：王者之校》作者袁小怡）

难怪呀，斩了独立精神，断了自由思想，无论出现什么离奇之事都不足为怪了。至于整天嚷嚷着要把自己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就更是白日做梦了。

2010-6-25

社会学视角中的“黑社会”

郭于华 — Sat, 12 Jun 2010 10:12:00 GMT

黑社会概念尚含混不清，黑社会现象已层出不穷

    伴随着社会转型期人们愈发感受到种种风险的存在诸如遭遇团伙犯罪、生命财产受到侵害、拆迁或维权过程中常有“不明身份”者的暴力行为等等，加上近期重庆的“打黑运动”，“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进入公众的生活和视野。然而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和社会概念，“黑社会”在我们社会中的面目尚不十分清楚。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国的立法和司法机构似乎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存在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在官方话语中通常使用的概念是“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等，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 http://www.aisixiang.com )
    根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对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 http://www.aisixiang.com )
    2000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了如下具体规定：1、组织结构比较严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 ( http://www.aisixiang.com )
    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和生活秩序。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不难发现，上述对法律条文的解释——“称霸一方”、“为非作恶”、“大肆敲诈”也好，“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也罢，多是形容词和描述性语言，很难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界定清楚。至于有人将“中国黑社会组织”区分为劫匪型、打手型、地霸型、欺行霸市型、走私贩毒型、高利放债型等六种类型，则更类似于武林江湖之说，并不能说明黑社会的本质和危害。由此不免让人产生疑问，在黑社会的法律判定和社会界定尚含糊不清的情况下，“打黑”又该如何进行呢？ ( http://www.aisixiang.com )

    黑社会也是社会

    按照社会上主流话语的判断，黑社会组织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具有严密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是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反社会组织。将黑社会定义为反社会组织或具有非社会的性质可能会影响我们认识其真正的组织特性和运作机制。众所周知，人是社会性动物，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不独人类，许多动物也是靠社会性才能生存、繁衍和延续的。人类社会或社群内部有着复杂的结构、等级、规则和观念，并构成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互动。社会性的存在即成为社会的人才能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源和保护自身的权利，就此而言，以获取和保护利益为目标的黑社会，其性质也不是反社会或非社会的，它仍然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体现，无论其具体形式是帮、会，还是团、伙，都只不过是人的社会属性的非正常体现，即相对于正常社会的存在。在相当多的社会情境下，黑社会滋生或猖獗，是因为缺少正常的社会保护，社会底层、弱势群体、流民、生存绝望者只能求助于黑社会组织，参与其中或者接受其保护。 ( http://www.aisixiang.com )
    已成为社会学经典的《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是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威廉•富特•怀特在上世纪30年代对波士顿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非法团伙的研究成果，他通过与“街角社会”的密切互动和参与观察，深入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一个美籍意大利人社区的社会结构、帮派的社会基础、社会空间、内部的等级、互动与规则、与外部社会和政治的关系等。怀特在谈到科纳维尔的非法团伙时用的是“帮”这一概念，他发现“街角帮”的形成和作用其实在于该移民社区中人们的社会性需求，一方面在社区内部，“帮”组织了各种社交活动——形成同龄群体、结交女孩，以及保龄球、棒球、戏剧演出等社会互动形式；怀特所描述的一次团伙之间的冲突，起因竟是由于某一帮“找不到聚会场所”；而另一方面，“帮”作为有组织的社会也和外部世界即美国主流社会发生联系，如参与政治活动，成员的向上流动或者受到某种刻板印象的歧视。作为“街角帮”的非法团伙，在上流社会眼中与黑社会（underworld society）类似，但实际上亦是特定人群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 ( http://www.aisixiang.com )
    黑社会之“黑”在于其缺少正式的合法性，带有地下性质，通常在法律行使不到的地方活动，但既然是“社会”，则有组织性，甚至可以组织严密，有章有法，纪律严明；为了使其能够生存和持续，黑社会亦需获得非正式的社会认可的合法性并遵守某些社会规则，此即所谓盗亦有道。 ( http://www.aisixiang.com )
    如果从一个组织的视角来看，黑社会与一般的社会组织存在趋同性，我们知道，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人们的生活不是各自孤立的行为，而是需要通过与其他人的交往互动而实现的，即是在“组织”的框架中进行的。对于各种组织存在着相似的结构，“经济学通常从效率机制和交易成本角度进行分析，而制度学派则强调组织的制度环境，提出合法性机制的解释框架——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价值观念作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 http://www.aisixiang.com )
    纵观古今中外的黑社会或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恐怕不难发现它们的一些组织特征。例如，其发生过程多有制度性弊端突显、法制不昌、战乱、动荡或社会断裂作为条件。许多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并非大奸大恶之人，而只不过是在巨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正面前无法正常生活、无法保护自己权益的社会下层民众。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官逼民反造就的水泊梁山，还是清末民初以来各地的“匪患”，甚至闻名世界、屡剿不灭的意大利黑手党，都需从一个社会结构的视角加以分析。黑社会是被抛出正式社会结构之外的社会，是非法存在的社会，但其也是社会组织，其内部的高度组织化、有规则和纪律、行动的有效使之对整个社会发生重要影响。无论是杀人越货、为非作歹，还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其搅动整个社会、带给人们巨大不安的现实是让人无法忽视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黑社会通常具有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其与正式制度和官府的复杂关系。其形式无论是聚啸于山林的土匪，还是居住于市井的帮派，都或多或少地与官府相勾连，有时是被清剿的对象，亦时常被招安或被利用，甚至形成民众所深恶痛绝的官匪一家、兵匪一家、警匪一家的情形。即使在声称已经清除了黑社会组织、至今仍然不认为有典型黑社会存在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与正式权力勾结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甚至一些基层政府的黑恶化也已经不容忽视地提上了治理的议程。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不健康的社会肌体上的毒瘤

    中国当前的“黑社会”问题，无论我们称之为“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还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都已经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客观事实。黑社会是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恶疾，而且是不健康的社会肌体上的恶疾。如果用一个病理学概念作为比喻，就如同生命有机体的免疾系统出了问题，其正常功能丧失，无法抵御细菌、病毒，因而导致社会的癌症和顽症，且无法通过治标例如切除法而治愈。 ( http://www.aisixiang.com )
    对黑社会一定要将其放在体制或制度背景下才能看清其实质。中国当下所处的总体性社会或称为后总体性社会，是权力独大、权贵结合、权比法大的社会。具体而言，政府的力量和控制空前强大，市场亦受到权力的支配和影响，而社会受到权力与市场的合力挤压空间狭小、力量十分薄弱甚至缺如。在此情境下正常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组织必然十分稀缺和弱小，国家、市场、社会的三维均衡态势无从形成。这些社会结构性特点正是黑社会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 http://www.aisixiang.com )
    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中人们首先发现的是社会信任不复存在，特别是公信力丧失，而且越是来自官方的、专家的、权威的信息和说法公众就越是不相信。人们日渐发现，不仅身边的男人靠不住，女人靠不住，兄弟靠不住，公司靠不住，而且领导也靠不住，组织更靠不住。信任结构崩塌带来的明显后果首先是社会交易成本激增，社会交换和社会生活无法正常进行。这样的市场环境、社会生态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累，因为即使最普通的需求的满足也会让人感觉是处处是陷阱、防不胜防。没有足够的“精明”，只能自认倒霉。此外，就整个社会而言，没有合理而有效的制度保证契约信用关系和规范的市场，人们只好诉诸暴力，以暴力维持秩序，或者依靠暴力组织得到保护，而这必然带来黑社会的兴起。 ( http://www.aisixiang.com )
    孙立平在前几年即提出防止社会生活“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即是从社会信任问题着眼的。在这两个以意大利黑手党活动猖獗而著称的地区，人们普遍地缺乏相互信任，在这种自私和缺乏信任的社会中，由于不存在最基本的公认规则和信任、缺少正常的社会交往方式，人们若想在交换和竞争中获取利益或处于有利位置，只能仰仗暴力和暴力组织。“他们在争夺中最现实的目标不是战胜对手，而是伤害对手。人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里寻找特权，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强行要求特权，并把最小的一部份分给地位低的群体”。而黑手党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无疑是最适应这种环境的。黑手党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能够防御性地应对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用残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过不断地排外，把不信任变成有利的行动。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在尽可能大的领域内垄断尽可能多的资源”。黑手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造就了当地畸形的社会规则与秩序，“一种以强化不信任为机制、以暴力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暴力成了社会运作的主要机制，而同时存在的黑社会规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暴力的使用。因为仅有暴力的威胁还不够，合作必须依赖于经济利益这个更强有力的武器。而在群体内部，当面临被捕或生命威胁时，团结一致能减少违法活动的风险；在群体外部，则可以形成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如通过腐蚀公务员、向参选者提供支持等方式获取更大利益。这就是黑手党参与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原则。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不难想象，由黑社会组织来控制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必然使丛林法则盛行于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整个社会的西西里化。 ( http://www.aisixiang.com )
    其次，中国社会最危险的、引起人们忧心忡忡的是权力自身的黑恶化，以及由权力黑恶化所导致的社会溃败。权力的黑恶化主要体现为地方权力部门和基层官员的流氓化、犯罪化，亦即黑社会化。 ( http://www.aisixiang.com )
    体制内的违法犯罪行为一方面是指权力部门以违法的甚至犯罪的方式“执法”，近年来层出不穷、匪夷所思的案例诸如“处女卖淫”、“夫妻嫖娼”、“纸币开铐”，一连串的“躲猫死”、“洗澡死”、“做梦死”、“掉床死”、“发烧死”、“自缢死”以及最近的“喝水死”和警察枪毙村民，让人不由得感叹中国百姓真是生的平凡，死的离奇。凡此类事件均可视为权力失控而造成的犯罪，权力的黑恶化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使自身丧失其合法性，进而失去司法行政体制的社会公信力，导致尖锐的官民对立和社会冲突。事实已经表明，社会上每次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几乎都有上述“离奇”之举作为导火线。 ( http://www.aisixiang.com )
    权力黑恶化的另一重要表现是正式权力与黑社会的勾结。人们屡屡发现，一些政府部门在处理某些遭遇民众反抗的棘手事件时经常会雇用流氓、打手、混混等类黑社会成员，例如反抗拆迁、业主维权等活动，进行到一定阶段时总会有类似于黑社会人员出面打、砸、抢、烧，造成流血事件。基层政权与黑社会的勾结，一方面完全可能使原本尚不成形的黑社会组织壮大起来，另一方面当然是基层政权自身的流氓化、黑恶化。此外，一些官员与资方代表共同出入酒楼、夜总会、洗浴中心，动辄一掷千金、吆五喝六甚至欺行霸市，全然一副黑社会做派；更有一些地方不乏政府官员或执法人员与黑社会团伙合作，参股投资、提供保护开妓院或参与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已经被打击的多个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案件中，都不难看到官员甚至是相当高级别官员的身影。这也就无怪乎民谣所云：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过去流氓在市井，当今流氓在市府。 ( http://www.aisixiang.com )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带来自身的腐败，而且导致整个社会的溃败。我在几年前的“黑砖窑”事件时曾经分析过失控的权力会带来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谋利型权力的实作逻辑是，有利则逐利、争利、夺利；无利则放任和放弃。21世纪的奴隶制黑砖窑现象是基层政权以黑社会方式丧心病狂地逐利、同时上级部门因无利而放任和渎职所造成的。如果没有权力的黑恶化，人性不会变得如此邪恶，人心不会如此麻木，资本之恶也不至发挥到如此淋漓尽致。制度、文化、人性恶性互动，共同在“黑窑”中沦陷。这是权力腐败导致底层生态的丛林化和整个社会生态恶化的典型个案。 ( http://www.aisixiang.com )

    从根本上治理黑社会问题需要依靠法制建设和社会建设。黑社会的产生缘于法治不兴：恶法当道，有法不依，权比法大。如果不依法治理，即使是正式权力使用非法手段去对付黑社会，也会把“打黑”变成“黑打”。此外，正常健康的社会的发育是消除黑社会土壤的治本之策。如前所述，权力不受制约是导致权力与黑社会勾结和权力自身黑恶化的主要原因，而能够制约权力的重要结构性维度就是社会，公民的社会权利要靠法律保护，要在社会参与中才能落实。公民社会的建设，正常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是消除黑社会现象的前提与环境；公民社会建设、公共意识形成、公开公正的社会机制才能对权力有所限制。其中的道理十分简单：没有公开透明，只会是黑箱操作；缺少公民社会，当然就只有黑社会了。 ( http://www.aisixiang.com )
    当前的中国社会面临着双重的组织困境：一方面是公民社会受到权力与市场的连手压迫不能正常形成、发育，其生存都缺少必要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是权力的黑恶化和为所欲为。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与权力控制社会、限制社会正常发育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黑社会现象频发即其表现之一。有鉴于此，唯有实行宪政民主，推进政体改革，权利制衡权力，建设公民社会，认同普世价值，汇入文明主流，从制度变革入手，建立制度、文化、人性的良性互动机制，开放社会空间，形成正常的公共生活，才有可能抑制权力腐败与社会溃败，从根本上解决黑社会问题。 ( http://www.aisixiang.com )

    2010年3月3日
    原载于《社会学家茶座》2010年第2辑总第35辑

转自新浪博客：和谐日记第N+1篇，敏感词也成了敏感词

郭于华 — Fri, 04 Jun 2010 05:19:00 GMT

您的文章《拒绝遗忘敏感词》已被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2010-06-04 03:33

以下是被删除内容：

拒绝遗忘敏感词

今天是敏感词。三七年前的今天，敏感词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敏感词，持续了五十天的敏感词被敏感词敏感词了，敏感词的血洒落在敏感词上，在那一天的暗夜和黎明。让我们记住，让我们期待：终有一天所有的敏感词都不再敏感，所有的鲜花都自由地开放。

祭林昭(2010-04-28 22:24:30)

郭于华 — Sat, 08 May 2010 12:24:00 GMT

4月29日，你就义的日子，四十二年前的今天。

你被罪恶的子弹射穿，

刽子手还向你母亲收取了五分钱（子弹费）！

我为你献一枝花，在每年的这一天；

我会记得，每年，每年 ……；

直到你真正“在晴空下复活”，

直到你真正被你为之喋血的国人记住，

直到可以公开地庄严地祭悼你的那一天！

除了坚守别无他法，但还能挺多久？(2010-04-11 10:32:07)

郭于华 — Sat, 08 May 2010 12:22:00 GMT

通报一下湖南张家界籍尘肺病农民工目前状况：(整个事件参见本博前文关于深圳尘肺门事件的思考)

共153人，其中已确认劳动关系的71人（有合同、社保记录、工资发放证明）；劳动关系存在争议的9人（有爆破证、工地出入证等）；未确认劳动关系（只有自述）73人。经体检查出有问题的有六十多人，这六十多人是参与维权的，其他的人都回老家了。

这六十多中有社保的18人，包括工人代表王兆和，他被确诊为尘肺三期，获得社保基金23万的赔偿。其他人获得数额不等的赔偿，少的只有两万多。这是深圳当地出台的标准，说剩下的让他们找公司去要。

第二类是有劳动关系证据的包括爆破证等，这部分人也有十几个，包括工人代表钟加泉，他们在走劳动仲裁程序，已经确认了劳动关系，但是公司无一例外都上诉了，走程序很艰难，公司就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拖下去。

第三类是什么证据都没有的，目前他们已经在职业病医院进行了复查，有些人拿到了结果，包括向杰，尘肺二期。还有七八个人证明劳动关系的可能更渺茫，医院方面拒绝给他们出示检查结果，这部分人包括王茂盛，他们现在的愿望就是得到政府的人文关怀。

工人们还在坚守，跟媒体有过联系，但都不积极，觉得难以再出手。这件事被挖掘的差不多了，已经很难再找到新闻价值了。工人们说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的，只要经常去政府那里交涉，总是能够给政府一些直接的压力。再就是指望老师们和卫生部、人保部的交涉了。

这个社会真是病入膏肓了，溃败了！

今天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2010-04-01 14:51:56)

郭于华 — Sat, 08 May 2010 12:20:00 GMT

今天是你的节日，我的中国，

清晨我放飞一只古鸽，

为你衔来一枚亚克蜥，

只可惜墙高它飞不过。

我们祝福你的节日，我的中国，
愿你持续不断折腾，永不消停；
我们祝福你的节日，我的中国，
这是草泥马在圈里的诉说。

……

今天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2010-04-01 14:51:56)

郭于华 — Sat, 08 May 2010 12:20:00 GMT

今天是你的节日，我的中国，

清晨我放飞一只古鸽，

为你衔来一枚亚克蜥，

只可惜墙高它飞不过。

我们祝福你的节日，我的中国，
愿你持续不断折腾，永不消停；
我们祝福你的节日，我的中国，
这是草泥马在圈里的诉说。

……

补发：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么？(2010-03-25 15:04:30)

郭于华 — Sat, 08 May 2010 12:18:00 GMT

会杜甫《春望》之意赋诗一首：

国在山河破，城春沙尘落；

北方雨加雪，南方枯与涸；

二会连三月，网禁走谷歌；

仰首问星月，何日青天阔。

（有推友建议在最后一句之前加上“疫苗害童命，毒奶重翻波”，特记于此以呈谢意。）

四十年了，你仍然让一些人害怕

郭于华 — Sun, 07 Mar 2010 07:39:00 GMT

今天是3月5日，四十年前的今天，一个年青的身躯在初春的寒风中倒下，而他的灵魂永生在我们的记忆中。

原计划是在今天前往宋庄美术馆为遇罗克献上一束鲜花，但由于大家心照不宣的原因只能提前到3月4日。此前徐晓被谈话要求她不得参加5日有关遇罗克的一切活动，她回答说：当年是《光明日报》首发为遇罗克平反的文章，今日若此你们应该公开承认当年做错了。4日中午崔卫平被吃饭，要求她承诺不参加5日的活动，尤其不许去宋庄。不无喜感的是，当我们去接卫平时她是答应了“5日一定在家呆着”后从饭桌上跑来的。梁晓燕，4日到今天一直受控，无法前往。

献给遇罗克

——写在遇罗克被枪杀四十周年之际

遇罗克，我们前排的兄弟。在最黑暗的年代，你用自己的头颅和身躯，点燃了思想的火把，自由的火把，人的尊严的火把。当你倒在血泊之中，我们整个民族倒在耻辱之中。

如今，这耻辱还没有褪去。我们带给你的，并非是胜利的喜讯。我们当中有人被告知，不能前往来看望你，不能在你的面前，献上一束花。

四十年了，你仍然让人感到害怕。好吧，你们这些刽子手的后代，你们来吧，除非你们把我们全都看管起来，否则，我们一定要来到你的身边，与你站在一起，与你一道承受头顶上的风暴，承受失去自由的痛苦，承受对这片大地的热爱，对真理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

你站在这里，成为一座雕像。你是无限坚持的，我们也是无限坚持的。你是不屈的，我们也是不屈的。

把你那不能说出的交给我们吧。连同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的激情。我们是你后排的姐妹，你的战友，你的爱人。

徐晓崔卫平郭于华

转基因主粮来了！

郭于华 — Sun, 07 Mar 2010 07:37:00 GMT

原载《南都周刊》第395期

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作为转基因农作物上市最为关键的一环，安全证书的颁发意味着该品种的生产性试验结束并获得农业主管部门认可，技术方面的障碍基本扫除，接下来就可以申请生产许可证了。已进入中国多年却很少为公众关注的转基因食品终于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并且导致争论的热潮。

以大米为主粮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消费国，这是引发激烈争论的主要原因。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闸门”一旦开启，人们必然要问：食用这样的转基因主粮安全吗？当下试验无害考虑了长远影响吗？转基因作物对于生物多样性有所危害吗？研发推广该品种的最大利益何在？审批程序是否合法和透明？国外资本集团有无什么企图？……围绕着上述问题有人称“一场餐桌上的无硝烟战争已经打响”。

问题出在“悄然”而至

与任何新事物新产品问世一样，转基因产品也必然带来不同的看法和争论。简单概括一下，持赞成观点的主要依据有：（1）转基因技术可增加粮食生产、减少生产的投入，有助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粮食问题。（2）转基因农作物具有抗病虫害、抗除草剂的特性，可减少杀虫剂、除草剂的使用，有利于环境保护。（3）转基因技术可以通过利用某些基因，增加食物品种，改善食物品质，使食物更加可口。（4）转基因技术可准确地生产人类想要的动植物品种，克服传统嫁接及杂交技术的不确定性。此外癌症等顽症的治疗亦可望取得突破。

而持反对立场的观点则指出：（1）转基因技术使不同物种的基因相互融合，而对其后果却无法控制，因而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引起生物安全上的问题。（2）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毒性问题，对人的负面影响可能有很长的潜伏期，而其对人体的长期影响尚难以确定。（3）某些人对转基因食品存在过敏反应。（4）转基因食品的营养作用、对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对环境的威胁等问题尚未得到证实或解决。（5）一些实验已经表明了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影响。

到目前为止，转基因食品尚未能从科学原理上被证明完全无害或确定有害，支持和反对双方都不能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依照国际惯例是将选择权交给消费者，由其自主做出吃或不吃的决定。选择的前提当然是知情，是透明的决策过程和相关产品的标识制度，但是据报道：昨日上午（12月1日），记者发现，在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上，倍受争议的转基因水稻、玉米“悄然”出现在43个品种的末三位。（http://www.fjsen.com/g/2009-12/04/content_2334884.htm）

如此“悄然出现”、“悄然批准”，公众何以知情？又何以选择呢？

科学技术问题还是社会结构问题

在科学技术尚不能给出确定答案的情况下，决定转基因产品命运的将只能是各国的社会结构性特征、制度安排、利益关系和文化传统了。由此不难得知，关于转基因这一高科技生物技术的不同观点、争论和与之相关的各类政策、规则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有着各自潜在的、更为深刻和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原因。

在国际社会关于转基因的论战和博弈中，至少涉及到这样一些力量的较量：国家利益——不同的国度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转基因作物的生产特别是贸易做出抉择；开发转基因产品的大公司——无疑是这一新技术的最大获益者和主要推动力量；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主要为发达国家中的富裕农民）——因其生产成本降低也是转基因作物的重要受益者，但是由于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抗拒，他们也面临重新选择和调整种植策略的问题；因食品安全的考虑拒绝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以欧洲、日本、韩国的消费者为主）；以保护环境为主要目标的非政府组织（如以Greenpeace为代表的环保组织）——坚决而积极地抗拒转基因产品。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围绕着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产品，上述集团或组织依据各自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工具展开了被称为“全球食品战”的复杂博弈，时至今日仍方兴未艾。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转基因食品争战中处境独特，有西方学者用“拥抱”（embrace）一词形容中国对转基因产品采取的独特姿态。从中国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不难发现，主宰中国人主粮的力量只有政府相关部门和有关研发机构，其他的社会力量均告缺失：处于“无知之境”的消费者，缺少合法性发育不良的NGO组织，自身位于社会底层的农业种植者。

行政决策过程和高新技术开发都是权力的过程，二者相结合形成不无神秘感的知识-权力场域，这一空间是将普通民众排除在外的。我们不时听闻一些“专家”对公众参与决策过程、发表意见的拒绝话语，而这种“内行”“专业人士”的拒绝实际是站不住脚的。转基因产品从来不只关涉科学技术问题，大众餐桌上的主粮当然不能由某个利益集团说了算。消费者、农民、公民社会在转基因问题上的失语和无力无不是中国社会结构性特征的反映。

至于有人认为，中国批准转基因主粮是美国操控的结果、其利用基因武器甚至可致我亡国灭种云云，我想就不值一驳了，美国再强大、再专横、再狡猾恐怕也管不到中国人的餐桌上，中国人吃什么还是主人而不是外人决定的。

普通消费者如何做出选择？

许多外国人认为中国人胆大，在全球尚无一国以转基因作物为主粮的情境下，居然这么轻易、迅速地批准了作为13亿人主粮的水稻的转基因种植。其实关键并不在于胆大胆小，而是在于决策机制不为人知，信息传播缺少透明，而这都与权力不受制约、权利无从保证有关。如上所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背景下，普通消费者实际上外在于知识-权力场域，即使通过转基因产品的标签制度将选择的权力交予消费者，他们就能够进行自主的选择吗？他们有赖以做出正确判断的充足的信息吗？他们具备选择的知识和能力吗？更何况，科学至上的观念很容易使普通消费者对科技产品产生要么盲信要么恐慌的两极性反应。而对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对专家权威的怀疑更会加剧这种反应。科学神话亦完全可能崩溃于社会恐慌。不知情的消费者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

另一种常见的反应是公众的冷漠。转基因作物例如Bt抗虫棉、转基因大豆油、转基因番茄和甜椒等早在大约15年前就进入了中国，但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市场上已有的转基因豆油的标签甚至不为消费者所知。这是因为社会中存在着比转基因食品更为严峻和迫切的食品安全问题——三聚氰胺毒奶粉、“苏丹红”、“瘦肉精”……层出不穷的食物中毒、农药化肥污染、水资源污染、各类假冒伪劣食品和药品的直接危害，人们生活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迫在眉睫的、直接危及生命的危险远比一种可能存在、尚未确知的未来危险更可怕。

公众能够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做出自主选择的前提是就某一新事物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存在，是信息的完整、多样和充分传递，是可以参与和表达的决策过程，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社会，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所缺少的。处于知识-权力场域之外的普通公众是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在转基因领域，知识与权力的结合获得最为充分的显现。而在其中公众不可能达致真正的知情，或者说他们的信息、经验和知识是片断或支离破碎的，无法形成完整的知识链条。他们在面对转基因这种具有相当不确定性的陌生事物时的不知所措，正是被称为“基因暴力”（gene power）的知识-权力宰制公共生活的体现。

2010年2月20日

“被”不能成为我们社会的特色

郭于华 — Sun, 07 Mar 2010 07:33:00 GMT

新世纪的头十年快要过去了，我们确乎进入了一个“被××”的时代。各种各样的“被”层出不穷，有些令人颇为惊诧，甚至匪夷所思：“被代表”，“被和谐”，“被喝茶”，“被强拆”，……已然不足为奇。至2008年3月，多次举报阜阳市颍泉区豪华办公楼“白宫”的李国福在安徽省第一监狱的“被自杀”（2008-04-22 07:20:47来源: 中国青年报），使“被”系列的惊人程度达到极致。不独如此，还有不断涌现的“被”之种种：

“被失踪”：2008年12月，《网络报》记者关键在山西太原采访土地违规，失踪14天。15日，山西省公安厅确认，关键因涉嫌受贿于12月1日被张家口经侦支队带走，而关键被带走后家属及单位，都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经媒体披露之后方通知家属，张家口经侦支队民警在电话中称是办案需要。（2008-12-16 04:41:26　来源: 四川新闻网）

“被自愿”：重庆市铜梁县有学生家长反映，孩子读小学要交9000元“教师节慰问金”。学生家长反映至县教委后，被告知“要退钱就必须退人。”铜梁县教育局局长接受采访时称，此事系家长“自愿”缴纳。（2009-05-29 04:11:00　来源: 广州日报）

“被捐款”：汶川地震后，一些单位或组织强迫个人捐款，以至出现个人重复“捐款”。北大哲学系教授王海明赞同震后每个人都必须被强制捐款：“很多人是把捐款当成善行，没有理解成责任和义务。”“在非常时刻，为国家做贡献更是一种责任，而不仅仅是善行，不捐献是不履行责任和义务。” （2008-05-22 16:13:10　来源: 金羊网）

“被就业”：有应届大学毕业生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就业了，就业协议书上赫然是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公司名称和该公司的公章。还有多所高校的毕业生在网上发帖，交流“被就业”的经历和感受。除了“被瞒着就业”，部分高校的毕业生甚至“被要求就业”，即学校要求没就业的毕业生自己随便找个章盖在协议书上证明自己就业。（2009-07-20 02:33:41　来源: 京华时报）

“被小康”：2009年2月，江苏省对南通市辖下各县市的小康达标情况进行随机电话民意调查。当地政府要求受访群众熟记事先统一下发的标准答案，如家庭人均年收入农村居民必须回答8500元，城镇居民必须回答16500元，“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或保障”必须回答“参加了”，“对住房、道路、居住环境是否满足”必须回答“满意”。于是，那些原本在小康达标水平之下的群众，一夜之间就“被小康”了。（2009-07-21 14:57:00　来源: 中国网）

“被开心”（被幸福）：本月初，一种新奇的测试装置出现在10个公交站点，市民通过拍打“笑脸”或“哭脸”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测试城市的“开心指数”。“开心指数”测试昨天结束。经主办方统计，参加测试的6个城市中，北京以0.5个百分点的优势超越此前的头名上海，摘得“最开心城市”的桂冠。（2009-07-20 02:45:00来源: 北京晨报）

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被”，真不知还有多少“被”等待被发明出来？

“被”是与“自”和“主”相对的概念，被××的只能是客体，是对象，而不是主体。不是主体，当然就无法自主选择和主动行动。一个民众屡屡“被××”的社会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难了解，一个健全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国家、市场、社会三种力量鼎足而立、相互支持同时也相互制衡的社会；而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却是权力与市场紧密联手、高度结合，挤压和占领社会空间，如此情境下，普通民众当然没有了“自”和“主”，只剩下“被”的命运。就此而言，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社会学研究者勉力而为的“重建社会”的努力，根本上都应着眼于自主性的培育。社会建设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从“被”到“自”的过程，从被动的客体到自动的主体的过程。自由、自愿、自主、自治、自律、自觉的公民应该是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

强调人民的“自”和“主”并非放任自流、无法无天（无规矩无信仰）。其实真正无法无天的恰恰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自由和自主当然是宪法保护下的也是法制约束下的自由和自主。为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公众可以而且应该被代表，但前提是这代表是公众经自主投票选举出来的；公众也可以而且应该被管理，但这须得是经公众同意、接受和认同的管理；社会需要得到治理，但治理社会的不能是一权独大、不受监督的统治者。

生命安全、生计保障、私有财产，本是个人最不可让度的权利；志愿、慈善、意见表达、心理感受，更是主体的意志和思想。而在我们的社会中，最不能“被”的“被”了，最应该自主的不能自主，纠其原因，在于公民权利的缺失。我们历来只有人民群众，他们在不同的时代或是草民、臣民，或是顺民、刁民，或是良民、暴民，抑或是当今的屁民、蚁族，却唯独不是公民。不是公民就避免不了“被”的命运。“被”的泛滥和荒谬，是公民合法权利的被剥夺，是公权力的无限扩张与胡作非为，是公民意志的被强奸，也是社会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同理，公民权利、公民社会也不可能被赋予，被恩赐，而一定是主动要求、积极行动方能获得的。被动地等待只能等来更多更离奇的“被××”。

我们真如有人所说的进入了“被”时代吗？是否人们今后的见面问候要变成“今天你被××了吗”？

2009年12月22日

“被”不能成为我们社会的特色

郭于华 — Sun, 07 Mar 2010 07:33:00 GMT

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被”，真不知还有多少“被”等待被发明出来？

我们真如有人所说的进入了“被”时代吗？是否人们今后的见面问候要变成“今天你被××了吗”？

2009年12月22日

关于深圳尘肺门事件的思考

郭于华 — Sun, 07 Mar 2010 07:32:00 GMT

经过多日多方努力，纠结甚久的湖南张家界籍罹患尘肺病农民工的维权活动终于有了转机。今天的《中国青年报》以“深圳尘肺病农民工维权现曙光”为题较全面地报道了事件的缘起、过程和人们最关切的目前的结果：“在深圳市政府全部出资的前提下，这批153名维权的农民工全部进行了职业病身体检查。当场就有17名民工体检结果是健康状态正常。目前已有62人确认了劳动关系、16人进入工伤认定阶段、16人正在仲裁阶段。没有确认劳动关系的还有30人左右”。“按照国家规定，第一次拍片后要经过3个月进行二次拍片后才能确诊。目前深圳市政府考虑到各方面情况，将时间压缩到一个月，也就是从现在起到过年后的一个月时间内”。“今年1月29日，深圳市民政部门将派出大巴车，送工人们回乡过年，春节后再去当地民政部门把他们接回来。已经确认劳动关系的，接下来将按照程序一步步进入理赔程序；还没有确认的，也将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给予解决”。（见中青在线：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1/29/content_3065511.htm）

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心中仍不免百感交集。既不像通常情况下一个难题终获解决时的如释重负，也没有国人时常表现出的感激涕零。虽然我是属于“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和权势者的一类，但还是要为政府有关部门所做的一切给予充分的肯定，哪怕这样的帮助是多么微小，哪怕这进步来得太晚。

细想一下，事件终于进入解决的程序实在是各种社会力量推动的结果。身患重病的工人们在近乎绝望中的坚守是第一推动力，他们用韧性的抗争和执著艰难地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的学生调查小组以当前社会相对缺少的社会责任与良知为本，多次深入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中进行走访调查，写出翔实的调查报告，使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社会底层的命运；有良知的媒体和媒体人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没有这样一个信息平台，农民工的苦难和命运不可能为人们所知，社会的种种弊端很难进入公众的视野，而对公权力的监督更无从谈起。各方力量的互动、互助促进了社会性难题的化解，同时也体现了社会团结的力量。此外，我并不以为社会力量给予政府有关部门的只是压力，其实这也是给了他们一个好的契机——履行职能的机会、亲民行善的机会和建树形象的机会。

围绕尘肺门事件多日以来的忙碌、烦恼甚至寝食难安之后，静下心的思考还带来一些启发：事件确乎是一种博弈，博弈的双方不免有对抗性的争执、互不信任甚至激烈的冲突；但是双方都不应把对方逼入死角，全是一方的利或全是一方的理，事情就没办法解决，如同市场中的交换一样。博弈也是让步甚至妥协的过程，需要沟通、商量、讨价还价。双方都有退，双方才能都有进，而社会正是在这有进有退中获得改善和进步的。不是吗？

公民权利的获得与社会的建设路途尚且遥远，努力推动正未有穷期。让我们坚持。

2010-1-29

关于“社会信任”的话题

郭于华 — Sun, 07 Mar 2010 07:28:00 GMT

（这里是我的原文，可与《人民日报》文（已由文章变成对谈）做个比较。其实我的原意是社会都没有，哪来什么“社会墙”？anyway，理解媒体人的工作和努力，《人民日报》谈此话题已属不易，大家共同努力，慢慢来。

以社会建设来重建社会信任

郭于华

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信任危机已经是朝野上下有目共睹和共同忧心的现象：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各存戒备，体制内外互不信任，官民之间尤其互不相信。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一个社会中若是基本的信任结构崩解，人类活动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惊人，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重，身心俱疲。不仅如此，信任结构缺失还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冲突事件频发。

对于信任危机的存在人们虽有共识，但是关于造成危机的原因和化解危机的机制可能就意见分殊了。我认为，一般性地将信任缺失归结为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利益分化、人口流动、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恐怕并不能真正解释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特点和内在逻辑。毕竟，任何社会的发展变迁过程也同时是建立和完善规则（制度）的过程，基本的游戏规则如果建立不起来或者只停留于纸面，人们当然不能相互信任，共同的游戏（社会的运行）也当然没法玩下去。

从理论上说，一个正常、健全的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社会三种力量鼎足而立、相互制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会发生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很弱的情况下，则会导致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不难看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即是权力与市场紧密结合，挤压和占领社会空间，使得“社会”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内涵无从形成。如此情境下，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正是解决社会信任问题的根本方向。

具体而言，社会建设至少应包括或可始于三个基本面向：

首先是信息透明，有畅通的信息渠道才能实现公民的知情权——了解真相的权利；有真相才有信任。近年发生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群体性事件几乎都与信息的发布、传递、接受的方式有关。公众经常宁愿去相信各种“来路不明”的消息，却不相信来自正式渠道的信息，而且越声称是权威的、官方的、专家的信息和解释，人们就越不相信。公信力的丧失是信息垄断甚至虚假信息的必然结果。当说假话、空话已经成为一种惯习时，还能指望人们相信偶然有之的真实消息吗？

其次是利益表达，承认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公民需要通过社会参与来实现和保护个人权利；常规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也必不可少。一个健全的体制应该容纳各种合法的表达方式，包括信访、上访和通过各类媒体的意见和批评的发表，也包括集会、游行、请愿、对话等法律框架内的抗争表达方式，而不是一味地严防死守、草木皆兵。就此而言，和谐社会正是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存在、这些群体能够保护自身利益并且表达各自利益诉求的社会，这需要体制具有包容和化解社会冲突的能力和肚量。

制约权力，最关键也是最有效的重建信任的机制。权力的失控即“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如此上无约束，下无监督，左右无制衡，作恶和枉法就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的状态。权力失控会导致权力合法性的丧失，各种潜规则支配着社会的实际运作，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造成严重侵蚀；与此同时，公众的信任感和社会认同也会急剧丧失；进而越来越多的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部门，在遭遇侵害时诉诸暴力。

简而言之，和谐社会的重心在于“社会”。

关于“社会信任”的话题

郭于华 — Sun, 07 Mar 2010 07:28:00 GMT

以社会建设来重建社会信任

郭于华

具体而言，社会建设至少应包括或可始于三个基本面向：

简而言之，和谐社会的重心在于“社会”。

今天，我们如何送温暖？

郭于华 — Sun, 07 Mar 2010 07:22:00 GMT

今天，我们如何送温暖？（《人民日报》对话，这里是我校过的原稿，发表时有所删节。呵呵）

主持：姜赟本报编辑

嘉宾：杨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送温暖如何提高公众主动参与度

问：元旦刚过，春节将至，正值访贫问苦、扶贫济困的“旺季”。您二位如何评价年关送温暖活动？同时，我感觉，如今的送温暖活动中，无论是单位员工还是社会大众，在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并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是什么因素造成的？该如何调动公益热情呢？

杨团：送温暖是我党和政府在文革中期开始采取的重要公益行动，由民政部门发起，各个机构参加。这是当时没有低保制度环境下的产物。由于没有低保制度，改革开放后，我们仍没有制度化方式来扶持新出现的贫困群体。送温暖的出现本身有一段历史，能够看到党和政府在城乡群众出现困难时，想尽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努力。因此，在低保制度启动之前，送温暖起到很大的作用。

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主动参与度不高呢？我认为，政府机关或单位组织化捐赠次数有点多，形式上则从上级往下级布置，这种方式如今已经与员工需求不相适应了。

其次，一般政府机关、单位捐赠的路径也不适应员工需求。一般来说，先通知哪里有灾需要捐助；接着募捐；然后将募捐物资整理好送往民政部的捐助站，剩下的事情，单位就不管了；最后由民政部送往受灾地区。整个过程，单位也无法及时向员工反馈信息。捐赠方无法感知捐赠效果，因此热情就可能被削减。

再说非营利组织。公民献爱心给社会，谁代表社会来回应公民呢？当然是社会自治组织，它有权接收公民捐赠，按要求发放物资，并及时反馈。这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社会权力的要求。因此，慈善机构则有责任有义务将透明、反馈做到位，受捐后，哪怕是非常小的一笔捐赠，只要有指向性的必须按照捐赠者要求去做，并及时反馈。

郭于华：不限于年节，任何时候送温暖活动都是有必要的，还应该做的更多，做的更广。毕竟还有很多困难群体，没有可依靠的单位、组织，不在制度保障范围内，甚至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若还有许多人仍在“寒冷”中的话，这个社会是缺少温度的，因此，需要更多人参与到送温暖的活动中来。送温暖，带有大庇天下寒士的普世价值理念和实践。

送温暖固然好，但如今的送温暖应该更多地考虑与时俱进。在单位里，以行政推动的捐赠应该减少，这与捐赠人的志愿精神和公益精神有一些不协调，没有充分尊重捐赠人的捐赠选择和意愿，不利于维持公众的公益热情。

而慈善机构，在做公益过程中，更应该做好公开透明和信息反馈工作，这是慈善机构的权利和义务，并应有法律框架来约束，可惜的是，有些机构做的不是很到位。

（2）送温暖如何让人觉得更温暖

问：诚如二位所说，做公益、搞慈善需要尊重捐赠方的需求。然而，送温暖是不是也要问需于困难群众呢？有个别地方送温暖的同时配合媒体报道，让受助方感到被贴上标签，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不妥？

杨团：个别地方送温暖过程中，出现了“送的没人要，要的没人送”的现象。是因为一年一度的送温暖，根本没有可能了解低保户和困难群体他们需要什么，只有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捐赠的东西都平均送点。因此，若要送得有效率，必须调查他们的需求。虽然调查需要人力，但完全可以发动社区志愿者来解决。

同时，受助方需求不一样，但是我们首先保障其吃饭穿衣基本需求，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度，比如医保、养老、失业等保障制度来得到满足；而基本需求之外的其他需求则可以通过社会和市场来实现，这就需要公益组织从中协调帮助实现。

此外，送温暖要特别注意不可忽略受助方的隐私权。这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呼吁了，尊重受助方的隐私即是尊重他的个人尊严。

郭于华：时代在变，社会在变，送温暖的形式和内容也应该有相应变化。如今的送温暖不能千篇一律的“送两件棉衣，拍两张照片”，应该真正满足困难人群的实际需求，解决困难群众的实际困难，而不能沦为形象工程。这就需要各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送温暖的内容和形式进行调整。

很多地方的送温暖活动，都会结合媒体报道。但是，要维护受助人的权益，他们也有尊严和隐私，需要尊重，不容侵害。媒体在报道送温暖活动时，也要以人为本，莫让受助人感到不适。

（3）送温暖到底该怎么送？

问：不错，送温暖也应该与时俱进。那么如今的送温暖该如何送呢？是否一定非要年底扎堆送？能否温暖时时送？

杨团：低保制度后，送温暖就应该改变了。当初，由政府和事业单位来带头送。今后的送温暖，第一应该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第二应该送的更有效率。若要从社会层面解决温暖时时送的问题，我建议，应该在每一个街道建立慈善捐助站。现在的捐助站都是由民政部，一个区域（市、县）才建两三个，覆盖面太广，人力却有限，很难满足供需双方的需求。若在街道、居委会所辖的社区内建立捐助站，就能解决慈善物资流转问题，物尽其用，让有需要人得到合适的物资。这个捐助站，应有一套规则来指导运行，此外还可以配套一个便利店。

那么如何运行呢？捐赠物资通过捐助站来接收，并负责发放。若捐赠物资并不是受助者需要的东西，可以放到便利店里向社会售卖，所盈之利再投入帮助困难群体的公益中，当然便利店里其他东西也可以低价卖给低保户。运行人力问题则可以由社区内志愿者、义工、低保户来解决，便利店还可以招低保下岗人员来做。而监管则由本地志愿者、居民来实施。

送温暖的关键是让供求对接，引入公益经济的做法，用商业手段，达到社会公益的目标。

郭于华：其实，政府平时也应送温暖，比如低保制度，比如今年将农民纳入养老保险体系。送温暖活动仅是缓解困难群体的一时之困，要根本解决问题还在于消除他们的致贫因素，同时通过制度化方式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应该逐渐淡化季节性、运动式的运作。

此外，除了政府之外，民间还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我国对民间慈善的潜力挖掘的还不够。政府并不能够包办所有事情，应该向民间组织开放合法性空间，使之能够参与进来，在制度和法律框架内真正发挥作用。政府要做的是监管，而不是限制。只有民间慈善力量被充分调动起来，才能满足受助者多样的社会需求。

谈到细节问题，我举个例子，我每年都参加我们小区的捐衣活动，这是完全由志愿者组织的帮助贫困孩子的慈善活动。有几个因素让我一直参与捐助活动：首先，捐赠物以社区对村庄或学校的方式直接送到受助者手上，捐助过程和结果的信息及时反馈，让人捐的放心；其次，捐助活动体现了志愿、自愿的社会意义，增强了参与者的社区认同；而且，捐赠点分布于社区，非常方便。其实，如此草根式的慈善，组织成本低，运作简便，收效却很大。应该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部分。

群体性事件与信息黑洞

郭于华 — Wed, 06 Jan 2010 07:36:00 GMT

（原载《社会学家茶座》总第33辑 2009年第4辑）

胡锦涛总书记向全体人民发出的“不折腾”号召似乎未能得到很好的响应，近年来中国愈发进入了一个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时期。据《2005年社会蓝皮书》和《瞭望》周刊等报道，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2004年则上升至7.4万起，2005年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概览部分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不难发现它们有一些相似之处：总是有行“打、砸、抢、烧”暴力行为的不法分子存在，总是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造谣挑动，总是有“大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其挑动而盲目参与；近期还出现了一种“无直接利益相关者”（指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事件的原因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大规模参与其中的“社会泄愤事件”。这些共同之处使人不难想到，群体性事件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中，信息的发布、传递、接受的渠道和方式出了问题。人们不禁会问：多数群众为什么总是“不明真相”？少数“别有用心者”为什么一煽动就奏效？“无直接利益相关者”为什么会积极参与？正如有网友所问：“你们掌控着一切宣传资源，怎么却煽动不了人呢？”

信息高度不对称

多数人不明真相首先缘于信息高度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因为信息垄断——不公开、不透明因而无真相。信息不对称本是经济学概念，主要指经济活动中不同的利益相关人掌握有关信息的程度不对等，因而一方可以利用信息优势损害对方利益，同时使自身利益最大化（George Akerlof，The Market for Lemons, 1970）。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件中也同样大量地存在，它表明社会不公正的程度，而且同样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恶果。

以08年的“6.28瓮安事件”为例，一位少女的离奇死亡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愤怒的游行人群向警方投掷矿泉水瓶和泥块，先后烧毁警车和点燃公安大楼，在七个小时的骚乱中，共造成县委大楼、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全县43万人口的户籍资料被全部烧光。骚乱共造成150余人受伤。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大量的现场图片和各种版本的“事件原因”通过网络等非正式渠道发布出来；而同时正式的报道只有新华社对瓮安事件发出的一条308字的消息，称其为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其后，官方提供的过程描述中的“俯卧撑”一词不胫而走，但这一关键词在一个女孩的非正常死亡和如此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之间实在难以建立合乎逻辑的关联，公众仍无法获知事件如何发生的真实信息。

瓮安事件之后，贵州省委书记三次向百姓鞠躬道歉，并明确指出：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女中学生之死，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事件被定性为“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直接插手参与，公然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黑社会组织被称为是导致事件暴力升级的罪魁祸首；一些本地帮派如“玉山帮”、“鸡家帮”也被“从辣椒罐子里刨了出来”。至7月初，瓮安事件专案组共查获涉案人员116人，排查出涉案人员共计249名。虽有如上之解释，仍不难看出，这一解说和查证仍有语焉不详之处，仍存在信息缺环。

在两会期间，贵州省委书记总结了瓮安事件的经验教训：事件发生之初，网上有许多谣言。但是通过媒体披露事件真相后，群众的质疑得到了回应。坚持信息透明是迅速平息瓮安事件的最重要原因。他同时强调，主要领导干部第一时间到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呼声，并借助舆论监督、启动干部问责制，才能平息事态。然而这一“经验教训”并未被很好地记取，其后不久的“石首事件”再次“在种种传言的发酵下酿成冲突”：同样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案，面对诸多疑问，官方的解释亦未能成功地说服死者家属和广大公众。在数天内，政府的新闻发布模糊不清，据不完全统计，代表政府立场的新闻稿只有3篇；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大量非正式信息在网络上传递，网友以各种媒体方式发布信息、追寻真相。某网站的贴吧中出现了近500个相关主帖；在一些播客网站，也出现了不少网友用手机拍摄的视频。

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后果已经被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了，“石首事件”一周后《人民日报》指出：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和主流新闻媒体仅仅发布信息还不够，还必须迅速了解和把握网上各种新型信息载体的脉搏，迅速回应公众疑问，这需要政府尤其是宣传部门具有快捷准确的舆情搜集和研判能力。如果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缺席、失语、妄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则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人民日报》2009/6/24）

其实早在2003年的SARS事件中，就有相关官员因瞒报疫情的信息责任而引咎辞职，说明信息透明的重要性已经提上日程。此后，汶川地震的紧急救援时期，比较有意识地注意了灾情和救灾工作的信息透明。而信息相对开放的结果被认为“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也提高了政府的威望”。今年的成都公交车起火事件，更是被有关文章称为“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成都样本”：在“第一时间公开信息”，成了应对这场危机的一项基本原则：两日内的五场密集新闻发布，随着事件轮廓的逐渐清晰，公众不安与恐慌的情绪得到缓解。（《瞭望》）

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带来的诸多弊端已经被充分意识到的情况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依然缺少透明度，依然看不明白其中的逻辑，这向决策部门、治理部门和整个社会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挑战：信息相对多元了、丰富了，但同时混杂无比，公众依然无法得到清楚的真相，无从做出合理的判断。人们要问为什么信息多元了还是没有真相？为什么信息相对公开了，事件反而越来越模糊？官方从严密控制封锁信息到主动公开一些信息，但却仍然缺少公信力，这又是为什么？

信息黑洞

如同《人民日报》就石首事件所提到的：“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有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这对舆论引导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官方也承认信息透明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有利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但是在多起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人们仍不难看到，一方面是官方的失语和权威信息的匮乏，另一方面则是与之成鲜明对照的网络上各种传言“巨浪滔天”，各色人等出于各种目的发布各类消息，其中难免包括不实信息，甚至也有人为吸引眼球、吊起胃口而夸大、扭曲和编造消息，就像“石首事件”发生时，一些网民连死者的性别都没搞清楚就跟贴起哄的情况。

信息多元了但依然不透明，传闻丰富了却还是没真相，信息的接受者和搜寻者迷失在稠密浑浊、鱼龙混杂的信息大海中。受众所面对的是一个信息黑洞：其内部密度极高，其中隐匿着巨大的引力场，这种引力大到任何东西、甚至连光都逃不出它的手掌心，因而黑洞内部的事物无法被外界看见，只能通过受其影响的周围物体来间接地了解它。从信息的高度不对称到信息黑洞的出现，应该引起我们更深入的社会学思考。

首先，面对大量信息人们依然无从判断缘于他们不相信——林林总总、数量巨大的信息反而让人们无所适从，这意味着社会信任的丧失，特别是公信力的丧失；我们不难看到，公众经常宁愿去相信各种“来路不明”的消息，也不时有网民在综合各类消息的基础上进行主观演绎、推断，但他们却不愿相信来自正式渠道的信息，而且越声称是权威的、官方的、专家的信息和解释，人们就越不相信。虽然，“在互联网、移动通信支撑的社会多元表达平台上，政府发声和舆论引导有过成功的经验，例如汶川地震救援时期，政府一天一场、有时是好几场新闻发布会，主流媒体放开新闻报道，互联网、手机、无线电、卫星通讯等新技术传播媒介也各显神通，保障了灾情和救灾工作的高度透明”，但是，这种紧急危机时期的信息有限公开的做法并未能应用在群体性事件中，强调“宣传”的作用总是超过告知真相。例如“瓮安事件”所总结的“五大教训”之一“权威信息失语，虚假信息泛滥”并未成为前车之鉴，在距其一年后的“石首事件”之后，有关领导在总结相关经验教训时仍未注意到信息公开和告知真相的重要性，反而着力强调“要抓住事件中关键的人，掌握主动，利用各种主流宣传媒体进行正面宣传”。（http://news.163.com/09/0626/11/5CNVJ7CR000120GR.html）

其次，人们对主流媒体和权威信息失去信任是长期信息垄断甚至虚假信息的必然结果。当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惯习时，还能指望民众的公信吗？当空泛虚假新闻每日充斥耳鼓的情境中，还能指望人们相信偶然有之的真实消息吗？更何况，谎言的荒谬与编造的离奇时常超出人们的想象：尽管在利益无涉的情况下大多数国民都属于“打酱油”一族，但如果谎言过于污辱人们的智商，还是会遭遇激烈的民意反弹，不信可以看看每次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流行语”、“关键词”：从“瓮安事件”我们知道了“俯卧撑”，从云南晋宁事件我们了解了“躲猫猫”，从杭州飙车撞人事件我们听闻了“七十码”，从上海“在建楼房倒塌事件”中我们懂得了“压力差”；此外还有层出不穷、惊诧不断的“做恶梦”、“洗澡澡”、“发烧死”、“自缢死”……这些说词的突出特点在于离奇——远离常态，挑战常识，违背常理，超乎想象。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比文学还文学，比虚构还虚构，而且虚构得太离谱——因为虚构也需要合乎逻辑、符合常理，而现实却是如此地令人匪夷所思，频频挑战人们的想象力。如果对照阿伦特“平庸的恶”的概念，这种离奇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离奇的恶”，而且值得思考的是，什么造成了“离奇的恶”？

再次，“离奇的恶”将会导致民心丧尽的恶果，因为这种“离奇”和“恶果”来自于不受制约的权力。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群体性事件？为什么“邓玉娇”吸引了几乎全部的同情和支持？为什么人们总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激烈行动、逢官必反？这无疑都来自于对权利失衡的不满，尤其是对不受制约的权力的痛恨。以“邓玉娇案”为例，当一弱女被“三条男子汉”亦即“三个淫官”逼迫时，她只能在屈从和“手刃”这两极之间选择时，权力的失控和横暴已然显露无遗。而该案审判后张思之律师所言“一审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愚以为出于高手点拨，来自高官指挥，我从中感到一些人的政治智慧在增长，在提高；只是没有看到独立审判的影子”则更揭示了权比法大的现状。

权力的失控即“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如此上无约束，下无监督，左右无制衡，作恶和枉法就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的状态。权力失控导致权力合法性的丧失，各种潜规则支配着社会的实际运作，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造成严重侵蚀；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公众的信任感和社会认同急剧丧失；进而越来越多的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部门，在遭遇侵害时诉诸暴力，手起刀落。

社会学对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的研究都将制度作为冲突的解决之道，即认为一个健全正常的制度应该具有容纳冲突的常规能力，并且应该有制度化解决冲突的方式。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公民获得知情权与表达权。就此而言，信息权应该是公民权也是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因为在充分了解信息、知晓真相的情况下人们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以保护自身的权益，实现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同时，通畅的信息渠道和充分地知情也是公民监督、批评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先决条件；这些都是从根本上解决群体性事件、化解矛盾冲突、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2009年8月31日

倒掉的墙和尚未倒掉的墙

郭于华 — Wed, 06 Jan 2010 07:32:00 GMT

转诗一首，纪念柏林墙倒二十周年。

《牆》

艾青（一九七九年訪問東德期間所作）

一堵牆，像一把刀

把一個城市切成兩半

一半在東方

一半在西方

牆有多高？

有多厚？

有多長？

再高、再厚、再長

也不可能比中國的長城

更高、更厚、更長

它也只是歷史的陳跡

民族的創傷

誰也不喜歡這樣的牆

三米高算得了什麼

五十厘米厚算得了什麼

四十五公里長算得了什麼

再高一千倍

再長一千倍

又怎能阻擋

天上的雲彩、風、雨和陽光？

又怎能阻擋

飛鳥的翅膀和夜鶯的歌唱？

又怎能阻擋

流動的水與空氣？

又怎能阻擋

千百萬人的

比風更自由的思想？

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

比時間更漫長的願望？

体制弊端不除教授治校只是空想（多日上不来，补发文章）

郭于华 — Wed, 06 Jan 2010 07:26:00 GMT

原载于 2009年10月11日东方早报

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新近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先生，明确表示自己要实践 “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其核心内容是“去官化和去行政化”。在高等教育专业人士看来，这样的理念本是常识、常理，但在中国背景下，宣称践行常识却引起众声喧哗，原因在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大学生态已经太不正常了。

大学生态恶化，每个有正常感觉、正常思维和尚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都感同身受：以我所在学校为例，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完成学业都须经一项重要环节——社会实践，而这一活动是由学校行政部门统一安排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社会学系，所有学生毕业论文的完成都须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故此我们向学校有关部门要求自行安排学生的社会实践，以免将宝贵的暑假时间用于不关涉专业、不切合实际的“实践”过程。但是在当前的“全权”体制下，我们年年打报告，年年被驳回，专业和学术完全没有发言权。

行政安排社会实践其实只是大学生态全豹之一斑，“学术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界官场化，学者奴才化”的趋势体现在大学生态的方方面面，行政指挥棒每日在我们头顶打转：昨天是每个导师要给自己的博士生每人每月200元生活补助；今天是博士生必须在所谓核心期刊发表4篇论文方可答辩毕业；明天是研究生毕业论文要有中期报告、预答辩、正式答辩；后天可能又来了××评估检查；此外，还有种种招式层出不穷——申报硕、博士点，申报一级学科，申报××级重点学科，申办××基地，……，叠床架屋，花样翻新，似乎永远没个完结。而对于这些数不胜数的规定、要求、招式我们从来不能问一声：从哪来的？谁定的？依据何在？

大学生态的恶化和种种乱相来自于至上而且不受约束的权力。从课程设置，教学安排，教案教法，考试形式，到科研指南，项目申报，（尤其是）资源配置，以及教学与科研评估，无一不是行政主载、权力通吃。权力支配下的大学生态，人们貌似在搞教育、做学问，其实是在制造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捅就破不要紧，只要那五光十色能够带来官位、权势、利益。最后落空的恰恰是办大学的实质性目标——教育与学术，在这种氛围中，谁若拿学术当回事，就没人拿你当事；那些不想当官而只想好好教书、做学问的教师没有适合的空间而且没有尊严，于是大家都不免趋之若鹜地奔向权势，把学术场域变成官场、名利场和商场甚至战场。

从那么多教授、学者争当官员，在体制内谋取一官半职，从那么多官员想方设法获取学历学位、学而官或官而学，从那么多毕业学子看好公务员、甚至数千人争抢一个位置的现象中，我们不难窥出个中缘由。而作为官外人，作为体制边缘人，作为“ 白丁教授”，我们却不知所措，无计可施。面对一部庞大的官僚机器，我们甚至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指挥我们、监控我们、恶心我们。面对不合理的种种规定、指示、要求，我们通常的作法是想方设法、东拼西补，变通也好，妥协也罢，最后应付过去了事。而这次对付过去了，下次又不知会来什么“工程”、“计划”，但知道的是权力支配的学术“大跃进”一定会来。长此以往，工程、计划越来越多，越搞越大，而学术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逼仄，我们的人格、特性和锋芒也越来萎缩。就像朱清时先生打的比方：“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你跳车，即使安全着陆了，其他人也都不认你了，觉得你很不合群”（http://www.infzm.com/content/6192）。

教书与做学问是创造性的劳动，是追求卓越的事业，最需要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开放的心灵和舒展的精神，而服膺于权力的人格是扭曲的、灵魂是萎顿的、眼光是狭小的，又如何能够完成教育的使命？在围绕着权力打转的旋涡中浮于表面的只是光鲜而短暂的名利泡沫，而真正的大学精神、学术志业统统被卷入水底。“教授治校”的倡导是着眼于长远的、建设性的教育发展和学术创新，而实践这一理念必须从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着手，否则有人会说，现在的高校，从主任、院长，直至校长，无一不是教授，“教授治校”不是已经实现了嘛。概而言之，体制弊端不改，高等教育没有希望，教授治校只是空想。

勿因平庸而作恶

郭于华 — Sat, 29 Aug 2009 08:24:00 GMT

勿因平庸而作恶(2009-07-17 15:48:13)

标签：平庸的恶判断是非公民意识文化

分类：田野札记

我所居住的小区近日正上演一场“绿地风波”：事情不算罕见，一些一层的业主占用公共绿地，破坏原来种植的草木，圈为私有种瓜种菜，更有甚者竟然在绿地上搭建房屋开办“社区超市”。对此另一些业主在社区网上强烈抨击，要求物业和有关部门进行管理，也呼吁广大业主起来抵制。一位网友用了“自私，无耻，冷漠，残忍和卑鄙”，以及“混蛋的理由”，总而言之是“丑陋”来形容和批评这种损公肥私的作为。令人多少有些匪夷所思的是，这位网友并未得到预想中的大多数人的支持，反而遭到不少网友以较之激烈、恶毒得多的话语进行的反击。几个回合下来，反到是这位网友被版主以言辞“恶毒、极端”为由、以“和谐社区”为名封了ID。

这场“风波”至今仍未平息，当然侵占绿地的行为也愈演愈烈。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有些惊诧：我们还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吗？我们丧失了分辨善恶的能力了吗？侵占公共物品的不是恶，批评侵占行为（只是语言刻薄一些）的反而是恶？以邻为壑的行为没破坏和谐，抨击这类行为反倒破坏了和谐？这到底是什么逻辑？这类身边事件迫人思考有关人性善恶的问题。当然，普普通通的市井小民，所为丑行恶行也无非是：喜欢喧哗，给周围邻居制造噪音；喜欢溜狗却不喜欢拴狗链，给孕妇、孩子带来惊吓；喜欢在垃圾箱里掏弄废品，同时把垃圾散落一地破坏环境；喜欢占小便宜，有时捎带小偷小摸顺走他人财物；特别是喜欢侵占公共物品，诸如用公共水源浇自家瓜菜、拆除公共设施用于自家建设，还有就是侵占公共空间私搭乱建或私栽乱种，这也算是同类行为中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了。不难判断，这些做法并非极端的恶行，这些普通人更决非大奸大恶之人。这里，思想家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倒是可以恰如其分地概括这类行为。

所谓“平庸的恶”是相对于“激进的恶”而提出的，在阿伦特意义上，“激进的恶”是原创的、既无法惩罚也无法饶恕还无从解释的极端邪恶，例如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就无法用自私、纵欲、贪婪、怨毒、嗜权、懦怯这些动机加以解释；而“平庸的恶”出自于阿伦特所观察到的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受审：这称得上是个彬彬有礼的人，他在种族屠杀中犯下弥天大罪，而他的犯罪动机却是极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他所体现的“平庸的恶”就是因“不思想”而失去判断是非的思想能力。于此借用“平庸的恶”这一概念，主要不是关注“极权制度下个人的道德责任”，而是理解“丧失判断是非能力”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艾希曼强调“自己只是庞大系统中的一个小齿轮”，从而使得纳粹的弥天大罪具有了“平庸”的特征。而在阿伦特看来，正是由于人们轻易地放弃了个人判断的权利，一个个的艾希曼、一桩桩“平庸的恶”共同完成了“极端邪恶”的实现。在特定制度下，人们的“不思想”和麻木“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超过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

这一判断并非危言耸听，不思想、无是非和麻木不仁已经极大地腐蚀戕害了社会肌体，甚至造成孙立平所说的“社会的溃败”。从山西“黑砖窑”，到“三鹿”毒奶粉，从至今仍是一团迷雾的湖南黄静案到湖北高莺莺案，从“躲猫猫”到“七十码”，从我们日常经历的种种不安全、不公正，……，我们一再感受到的权力因腐败而失控、信息因掩盖而失真、普通人因冷漠而不思考、不行动，这些都是 “平庸的恶”之恶果。为实现一己之利不惜伤天害理，面对他人痛苦无动于衷，“平庸的恶”一旦弥漫，就意味着人们精神世界的毒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如若我们生存的社会变成一个丛林法则统治的“黑砖窑”，没有人可以幸免。“平庸的恶”，可以把整个民族将带入万劫不复之地，可以毁掉整个世界。

“平庸的恶”源于同样平庸的人性弱点：人是趋利的动物，自私自利是其本性；但人同时又是社会性动物，必须生活于群体之中，必须与作为同类的他人相处与合作。因而作为人就必须思考如何满足自身利益而又不伤害他人的生活方式，思考的结果就是制定公正的游戏规则——制度，从而达到“Living and Let Living”（自己活也让他人活）。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否则就不会有古往今来大大小小演个不停的矛盾、冲突、争夺和战争。建立和实施好的制度、规则要有思想和理性，要有大智慧。就此而言，不思想、非理性，黑白不分，是非不明，是平庸之恶的来源。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亘古长存相伴人类的永恒命题，恐怕也是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只可在哲学层面讨论，却没必要在现实中争论。现实中只需解决用什么方式限制作恶，并且促使人性向善而避恶。人们曾就此开出了各种治世药方——道德的，宗教的，文化的，制度的。我认为，只有通过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具体而言就是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在公共领域中确立规则，才能克服和抑制“平庸的恶”。侈谈人性善性，没有意义；仅仅诉诸于道德，对于根本不讲德性之人毫无约束力；把中国人的种种毛病归之于文化传统，更是自己不行赖祖宗的推脱责任：先人早就说了：“人之初，性本善”，我们为什么不努力向善？祖宗早就强调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还有那么普遍的损人利己、以邻为壑？我们更不能仰仗于意识形态的教化，意识形态是统治的思想，是权力的工具，决无可能真正约束权势者和教化普通百姓。唯有从制度入手，建立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并且在实践这类规则的同时不断地完善它，才有可能抑制“平庸的恶”。

只有在能够约束人性之恶的合理制度下，我们才有可能说：我本凡俗，亦很平庸，但勿因平庸而作恶。

2009年6月12日

原载于《SOHO小报》第102期

社会记忆与人的历史

郭于华 — Sat, 29 Aug 2009 08:17:00 GMT

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栏目曾播出这样一个节目：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十年前从古董市场高价“淘”到五张抗美援朝烈士证书，这个爱好收藏且原本以赚钱为目的的普通农民开始了贴钱寻找烈士家属的过程。十年间，李红旗在不懈的努力和有关部门与媒体的帮助下，找到了三位烈士的家人，使自己成为送这些英雄魂归故里与其家庭团聚的使者。烈士的家人在接到证书之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五十多年来身处何方、魂归何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当他们手捧烈士证书老泪纵横甚至嚎啕失声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李红旗的确很像上苍派来的使者。

媒体的有关报道当然是高度赞扬这位“送烈士回家的人”的普通农民亦堪称英雄的举动，而除了钦佩赞赏之外，一些问题一直在心中回旋，挥之不去，左突右奔，尤如一股力量将胸膛撞击得生疼。这些问题就是：烈士证书为什么没有送达烈士家庭？即使送交有困难也应该在相应部门存档，但却为什么流入旧货市场？谁有权力这样地处理这些宝贵资料，把它们当作废品卖掉？这些牺牲于战场的英雄对于国家来说可能只是千千万万英烈中的一员，而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却是唯一、是一切，他们难道仅仅是国家获得和巩固政权的工具？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是在历史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应该由政府来完成的工作为什么却由一个普通农民千辛万苦地来承担？…… 媒体除了表扬这类“好人好事”之外，是不是也该问几个为什么？

长久以来，也许久到有史以来，民众的历史一直都无足轻重，如同水滴随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翻不起一点涟漪，留不下任何痕迹。类似于上述“寻亲”的事件还有许许多多，难道我们真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忘记过去，忘记前辈，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一个族群而言，都是一种灾难，对一种文化来说也将是毁灭性的。从涂尔干学派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哈布瓦赫那里我们可以获知记忆的社会本质：集体记忆是由社会框构的，存在着一个记忆的社会框架，具体而言，“进行记忆的是个体，而不是群体或机构，但是，这些植根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哈布瓦赫，68-69，303）。例如，在涂尔干着力讨论的“集体欢腾”如庆典、仪式、重大活动等之外的日常生活期间的空白正是由集体记忆填充和维持的，就此而言，哈布瓦赫继承并且推进了涂尔干富于洞见的思想。

说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不仅在于作为后人我们不应该忘恩负义，而且更在于记忆是思想和理性的源泉，是明辨是非、以史为鉴的先决条件。因为正如哈氏所言，“人们生活在社会之中，使用着他们可以信手拈来的词语，这是集体思想的先决条件。但是，每一个（被理解的）词语，均伴之以回忆，不存在没有词语对应的回忆”（哈布瓦赫，290）。如果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材料，记忆则是思想的源流，如果没有了社会记忆，思想的河流就会趋于干涸；当然更不会有反思、有质疑、有批判，因为没有记忆就不会有基于历史的比较和分析。而缺少思想、理性和良知的民族又如何能有前途呢？

社会记忆是由权力控制的

哈布瓦赫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哈布瓦赫，71）。这种种历史的“重新建构”依靠社会记忆，而记忆却是权力和治理的产物，也就是说，决定什么被记住和什么被忘却的是权力。权力之所以能够控制社会记忆，原因在于哈布瓦赫所论述的：“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哈布瓦赫，71）。

人们已经熟悉的乔治·奥威尔的《1984》以近乎天才式的寓言描绘了极权主义所能达到的思想和心理控制的极致，其中最重要的权力技术之一就是对社会记忆的消灭。人们能够自由地思想需要对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经验材料，而“大洋国”的统治者“老大哥”有意识、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销毁，各类报刊被不断地修改重写，以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于是“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以权势者们所希望的样子存在。对历史记录的篡改和消除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因为过去是存在于个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与文化的源泉就被切断了，思想之流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统治者指定的渠道流淌。这就是奥威尔所说的“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而“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我们的社会也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历史被改写、记忆被消磨的过程，其结果就是不该忘记的忘记了，应该记住的模糊了或者扭曲了。许多对整个社会极其重要的事件、人物、数字、经历都遭遇遗忘，要么是搁置不论、“不争论”，要么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然而成千上万人们的经历和命运，无论功过成败都是民族的文化积累和精神财富，那种深厚、那份沉重，岂是一句“××无悔”那样简单和轻飘？

就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面对以往的事件和经历，设置讨论和研究的禁区也是控制记忆的权力技术。追寻历史的真相，探究过程与逻辑并从中发现社会结构性特点和规律，是社会科学的学术使命与社会担当，如若学术研究不能承担这样的任务，反而成为制造迷雾、扭曲历史的权力工具，那么社会失忆与社会失语就是必然的结果。

个体记忆的宝贵和意义

哈布瓦赫说：“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但“只是说明个体总是使用社会框架来记忆并不充分，…… 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哈布瓦赫，68-71）。

人们的生活经历和对这些经历的记忆当然是个人性的，是许多个体或者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如哈布瓦赫所概括的家庭、宗教群体、社会阶级等）的生活故事。正是由于个人的经历包括苦难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的产物，或者简单地说如布迪厄所强调的“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布迪厄、华康德，1998，263-265），个体记忆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意义。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关系确立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历史过程之间的有机联系，也表明必须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视角理解记忆的社会属性。

人们对往事的记忆尤其是下层普通人的记忆常常是被淹没、被遮蔽的，这些记忆内容被视作无足轻重，甚至这些当事人自身也时常认为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因而回忆往事毫无意义。这类贬损记忆和自我贬低的原因就在于记忆和历史中的权力关系——历史从来就是统治者的历史、精英的历史、正式的历史和文字的历史，而“底层不能发出声音”，而且底层也没有记忆。其实普通人并非记性差、忘性大，我们在多年的农村口述历史研究中发现，即使是最普通的村民村妇，对所亲历的事情都有着清楚的记忆并可以鲜活地讲述。需要我们充分意识到的是，记忆被权力控制，记忆也被权力规训。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着重探讨“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的问题，他论证的是“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记忆是“社会结构的惯性”造成的，由此，个体层面的“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行为模式”经由“纪念仪式”、“身体实践”及其中象征的操演而形塑个体记忆（保罗·康纳顿，2000，1-40），而操演之手当然无疑是权力。正缘于此，未被完全驯服的个体记忆才尤为珍贵和值得重视。

就中国社会而言，贯通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并由此重建社会记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之一。我们需要将中国社会独特的文明的历史和文明的转型与普通人民的生活经历和常识常理（common sense）建立起联系。换言之，将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卑微琐碎的经历和记忆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其根本的理解在于，人作为目的不可以随意泯灭于无形，人的历史不可以轻易忘却，这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回到开篇时的个案，可以说，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重量！每个人的记忆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2009年7月2日

保罗·康纳顿（2000），《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

布迪厄、华康德（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Spivak , G.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by Cary Nelson &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未见到报纸不知道是否全载，这里是全文。）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学生不当百姓

郭于华 — Sat, 22 Aug 2009 03:56:00 GMT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学生不当百姓(2009-07-05 17:58:32)

标签：六十周年大庆学生方阵社会实践娱乐

分类：随想随笔

临近暑假，年复一年的研究生社会实践工作又提上日程。今年的情况有些不同，研究生被要求参加“国庆游行方阵”队列训练来代替原来的暑期社会实践。据有关通知：“社会实践可以提前、推迟或取消，地方政府和接待单位会充分谅解，毕竟国庆是举国大事之一。希望各位同学从历史和政治的高度看待这项活动。TH和BD将各自独立组成方阵参加国庆游行，机会难得”。虽说不是强制参加，但上边有话，如果不参加就等于没有社会实践成绩，到时将不能获得毕业资格。当然，参加方阵队列训练也不是没有利处：大约十五天的训练、合练、彩排时间，“可以替代所有必修或选修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比要求的六周社会实践时间要短，对研究生来说比较“划算”；同时还有若干待遇：包括一千元补助费，训练服、表演服、正式服装及鞋帽等。

我想这一活动若是让学生自愿参与、自主选择倒也不失为好事——可以磨练意志品质、增强集体观念，也能就此了解国家庆典的运作方式……；但如果以上述棍棒加甜枣的方式动员组织，就不免让人有些晕：学生是有自主选择权利的主体吗？走队列与深入生活了解社会的实践可以等同吗？不知道这样的“规定”和安排出自于上边还是中间还是下边，不难看到的是，一项政策、任务或者活动常常在落实过程中被层层加码，过度操作，这或许出于压力不得不为之，亦或许出于“政绩动力”有意而为之。曾经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从上往下搧耳光、从下往上磕头的社会，正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在对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历史的研究中，我屡屡发现在各种政治运动和政策实施的运作过程中存在这一现象，并将其概括为“楚王好细腰”逻辑。

除此之外，同时让人感到困惑的还有，国庆典礼的内涵是什么？谁为谁来庆祝？检阅这件事又是怎么回事？曾经两次见识过其他国家的国庆庆典，其主要的仪式过程就是阅兵，由国家首脑检阅陆海空部队，这个不难理解，因为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部分，承担着保卫国土和国家平安的重要职能，在国庆之时展示国防力量和国家的强大以增强人民的自信和国家认同和是理所当然的。阅兵时国家领导人是检阅者和观看者，同时普通的民众也是检阅者和观看者，看到精彩时他们会自发地对受阅部队发出欢呼之声。由此让人感到有些不解的是，只见过国庆大典阅兵的仪式，没见过阅老百姓的。

我们从党的教导中一再获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执政党、政府和领导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公仆意识，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举行节日庆典就好比一个大家庭要举行成家××周年的庆祝活动，主人高兴出了不少钱，来个主仆同庆、皆大欢喜也很不错，怎么就非得是仆人站在高台之上，主人却要列成方队、步伐整齐地从台下走过，同时还得向仆人挥动花束、欢呼致意？

谁能解释下这是为什么呀？

2009-7-2（首发于天益网http://www.tecn.cn）

好久上不来了，补发旧文：

郭于华 — Sat, 22 Aug 2009 03:53:00 GMT

谁更有才？(2009-06-12 10:49:16)

标签：常凯申更有才娱乐

今日所闻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写个对子以记取以借鉴。

清华教授蒋介石（Chiang Kai-shek）翻成常凯申，
凯迪网友毛泽东（Mao Tse-tung）译作毛折腾。

谁更有才？

当“手刃”的冲动在社会中积聚

郭于华 — Thu, 28 May 2009 14:18:00 GMT

巴东邓玉娇事件已经成为无可回避无从遮掩的公共事件。近日在网上看到不知何方高人创作的山东快书《邓玉娇手刃色狼》，不免胸中如潮涌动，引前后数段于此：

郎里格郎,狼你个狼.
　　闲言碎语不要讲，今天俺表一表邓家小女玉娇娘。
　　中华儿女多奇志，一代更比一代强。
　　哪里压迫哪反抗，真TMD太对没商量。

……

话说--邓玉娇拼命反抗，修脚利刃闪寒光，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势，血溅当场刃色狼。
　　出身寒门邓家女，人格尊严不容伤。
　　我辈须眉应惭愧，临事可有此担当。
　　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狼没得浪，浪没了狼。
　　山东武二景阳岗打猛虎，
　　巴东玉娇梦幻城除色狼。
　　投案自首心无愧，
　　昂首挺胸进班房。
　　人民群众眼雪亮，
　　六月不能飞雪霜。
　　吾今万里遥膜拜，
　　天涯犹闻侠骨香。

网络民意几乎一致地支持邓玉娇，公认她为正当防卫且为民除害。人们不免三番五次地在脑海中构想案发时的情境，一个柔弱女子面对三个为官的男人对其身体和人格的侮辱，在力量对比十公悬殊的情况下，需要多大的愤怒和力量，方能连挥五刀，致淫官一死一伤一惧。至于据称事后发现邓玉娇随身携带有治疗抑郁症药物，其实都与案件本身并无太大关联，因为没有办法证明究竟患有抑郁症还是未患抑郁症更易导致“手刃”的发生。只要人们有正常的设身处地的能力，有分析和联想的能力，就自然会问自己，如果我或者我的家人亲朋遭遇如此情境，会不会也以“手刃”的方式解决？除了抵死反抗还能有什么选择？正如有网友判断的，如果邓玉娇不“手刃”淫官，很有可能就是又一个高莺莺。不难理解，由此逻辑分析的结果，会让人们对“手刃”的快意也感同身受。

以极端的方式应对巨大的伤害和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有时是弱者仅有的选择。人们不难理解这类“手刃”的冲动。如果理性的、非暴力的、法律的道路能够走得通，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以“手刃”的方式解决。但现实中，事实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们展示合法保护自己的绝境，致使“手刃”的冲动不断积聚。这种积累早就开始了：湖南黄静案，湖北高莺莺案，还有一次次超出人们想象能力的“俯卧撑”，“躲猫猫”，“洗澡澡”，“做梦梦”，“七十码”，哪一个案件给了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还了受害者一个公道？若论办得清楚利索的恐怕就数“杨佳案”了，的确达到“斩立决”之功效。但凡事得讲个前因后果，杨佳案的后果是清楚的，前因却十分模糊，究竟是什么深仇大恨导致他手刃数人？其精神状态是否属于正常？

法律啊，公正的法律，至上的法律，你就站在弱者一边，为其主持一下公道，哪怕一次，不行吗？你就挑战一次权力，违逆一次权势，对强权说一声“不”，不行吗？

谁都知道，“手刃”不是理性的方式，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冲突的办法，但是，理性的途径、合法的方式又在哪里呢？正如笑蜀的精辟之言：民意走向理性并不是无条件的。在弱者随时可能被真相黑洞吞噬的情况下，理性如果徒托空言，如果于事无补，也就不能指望公众相信理性，依靠理性。只有当公众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切身体验到理性确实有力量，确实起作用，确实不是奢侈品，那时理性才会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

“手刃”冲动的积聚与孙立平所说的“社会溃败”有直接关系。“社会溃败的首要表现是权力的失控——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上无约束，下无监督，左右无制衡，如此腐败和枉法就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的状态。权力失控导致权力合法性即权威的丧失；各种潜规则支配着社会的实际运作，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观念造成严重侵蚀；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公众的信任感和社会认同急剧丧失；进而越来越多的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部门，在遭遇侵害时诉诸暴力，手起刀落。

“手刃”的动力难道不值得我们思索吗？

2009年端午之日

附录1：

山东快书《邓玉娇手刃色狼》
　

郎里格郎，狼你个狼
　　闲言碎语不要讲，今天俺表一表邓家小女玉娇娘。
　　中华儿女多奇志，一代更比一代强。
　　哪里压迫哪反抗，真TMD太对没商量。

　　话说玉娇年方二十一，出落的如花似玉秀丽端庄。
　　那一天，玉娇正在洗衣裳，外面窜进三条狼。
　　第一头，姓黄名字叫德智，猥琐不堪眼冒淫光：
　　“花姑娘长的真漂亮，陪老子好好爽一爽”
　　后面跟着邓贵大，还有一条无名狼，
　　斜叼烟卷丑态百出，走路一摇三晃荡。
　　　　　　　　
　　狼你个浪，浪里格狼
　　只见那，玉娇小妹婉言拒：
　 “这里是员工休息室，要爽请你回家爽，三位大人请自重，您也有姐妹也有娘”
　　邓贵大，不知自己早已标名挂号在阎王，
　　小鬼催的说胡话，摇头摆尾太猖狂：
　 “老子有的是银两，俺是当今土皇上，小妞还是从了吧，否则老爷我给你来个霸王上”
　　弱女子玉娇欲夺门走，却被三头禽兽扑倒在沙发上。
　　世风日下何如此，全无半点人性--------丧尽天良。
　　古往今来有烈女，光明磊落美名----万----古----扬-------
　
　　话说邓玉娇拼命反抗，修脚利刃闪寒光，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势，血溅当场刃色狼。
　　出身寒门邓家女，人格尊严不容伤。
　　我辈须眉应惭愧，临事可有此担当。
　　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狼没得浪，浪没了狼
　　山东武二景阳岗打猛虎，
　　巴东玉娇梦幻城除色狼。
　　投案自首心无愧，
　　昂首挺胸进班房。
　　人民群众眼雪亮，
　　六月不能飞雪霜。
　　吾今万里遥膜拜，
　　天涯犹闻侠骨香。

附录2：

沁园春　邓玉娇（网友啸西风）

楚国巴东，
五月泪溅，
六月雪飘。
望官场上下，
淫言喋喋；
网络内外，
怼语滔滔。
恶吏欺良，
昏官乱政，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昭昭日月，
照彻魔妖。

巾帼如此玉娇，
刃三两流氓竞折腰。
惜昭君文姬，
略输英烈；
则天吕雉，
稍逊品高。
一代英豪，
花氏木兰，
只识替父从军曹。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玉娇。

（http://bbs.hlgnet.com/forum.php?boardid=1&userstyle=leftright）

“山寨”文化的山寨理解

郭于华 — Sat, 23 May 2009 10:30:00 GMT

已经过去的2008年的热门词语中，“山寨”无疑名列前茅。从“山寨手机”开始，“山寨电池”、“山寨电脑”、“山寨鸟巢”、“山寨明星”、甚至“山寨春晚”……接踵而至，让人有些目不暇接，甚至连春晚刚刚走红的小沈阳都有了自己的“山寨版”，真可称得上是山寨之山寨啊。中国无疑是个山寨大国，也有人直接说中国本身就是山寨；韩寒甚至说“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谈论的是“山寨文化”而不是“山寨产品”，后者涉及仿制、盗版、假冒，有侵犯知识产权之嫌，是知识产权保护法实施的对象，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而“山寨”作为文化，或作为某种符号，为草根创造，属民间文化，是一种相对于权威、精英、主流和正统文化的象征与产物。在今日中国，谁都无法否认“山寨”已然登堂入室，在现实生活、文艺舞台、网络媒体中频频亮相，成为无可否认的“社会事实”。如此看来，山寨文化当然有必要进入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视野。

图：山寨鸟巢，很牛吧？

一、山寨今昔

据现代汉语词典，山寨：山林中设有防守的栅栏的地方；或，有寨子的山区村庄。在传统文化背景中，山寨乃绿林好汉聚啸山林之地，具体如《水浒传》所描述的一百零八好汉所居水泊梁山之地，又如齐天大圣孙悟空与孩儿们快活的花果山，以及历代各地落草为寇者居住的山野地方。

历史上的山寨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或者说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是在与朝廷、官府、庙堂、正规军队等相比较时呈现的。上述各类无疑都属于官方的、正统的、上层的、权威的力量，与之相对应的山寨当然就是民间的、异端的、底层的、非正式的社会力量。虽为山寨草寇，却有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组织结构，有各自的营生和维系山寨社区或族群的规矩，即所谓“盗亦有道”。

在社会主义新制度下，各种各样的山寨当然都荡然无存了，山寨文化也大多被改造或纳入社会主义新文化之中。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日渐繁盛之时，社会才空前地释放出山寨文化得以存在的空间。文艺舞台上，从各种原生态到模仿秀，从“星光大道”到“超女”大赛 ……；网络媒体上更是百花繁茂，一首以“两会主题”为名批评不良社会现象的段子可以作为这类民间创作的代表：

中行、建行、农行，行行出事；

a股、 b股、 h股，股股下流；

昨天、今天、明天，天天下跌；

主板、小板、三板，板板完蛋；

农民，市民，股民，民民有难；

股市，楼市，车市，市市伤心；

面粉，米粉，奶粉，粉粉有毒；

股票，钞票，彩票，票票害人；

小官，大官，高官，官官皆贪；

二奶，三奶，牛奶，奶奶伤人。

其实在“山寨”一词升温大热之前，同类现象的上演已经一波三折。发生于2005年的“馒头PK无极”事件中，“恶搞”一说登堂入室，迅速成为草根小人物表达自己想法和诉求的方式，它在使以网民为主体的普通人拍手称快的同时也让专业领域中的精英们大光其火。

2009年初伴随着“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新物种“草泥马”横空出世，一时间，视频、音频、博文、评论乃至相关玩具、钱币、汉字令人眼花缭乱。这种表达方式，正如我已经在相关文章中所言：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弱者的武器”，“草泥马”是网民执著地创造并维持一个社会空间与表达渠道的无奈之举，而且事关网络生存与社会生态的重要问题。

“恶搞”和“草泥”无疑都可属“山寨”一族，是与庙堂相对的民间场域，是与正统并存的草根文化，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景观。

二、山寨何为

作为民间场域中的草根文化，“山寨”应该是民俗学或民间文化研究关注的重要现象。它具有民间创作、非正式传播、匿名性、模仿性、地方性、变异性等民间文化的一般特点。其中山寨文化的模仿性特点尤其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诸多的山寨产品、山寨事物的仿制特性有关。但应注意的是，山寨文化的模仿并非简单的仿效，甚至主要目的也不在仿效，正如陶东风所指出的：

“山寨的核心是滑稽模仿，亦即戏仿。戏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模仿。如果说一般的模仿把模仿对方当成仿效与学习的楷模，是学习的一种方法与手段；那么，滑稽模仿就是旨在颠覆模仿对象的一种模仿。在这里，模仿并不意味着学习，而是意味着颠覆。戏仿并不尊重原作，而是故意冒犯原作。在戏仿中经常使用的手法是随意的拼贴，把被戏仿的对象抽离其原来的语境，加以随意的拼贴，由于语境错置而产生荒诞、滑稽的效果。滑稽模仿与随意拼贴的含义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其特点是语言与真实意义之间的错位、脱节以及由此造成的反讽效果”。就此而言，“山寨文化的激进意义主要就表现为对于话语等级与话语秩序的颠覆与消解”。（见陶东风“和谐盛世说山寨”，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Key=0&BlogID=904780&PostID=16732054）

在我看来，山寨文化除了上述模仿-戏仿特性外，还包含更多的特性，或者说在不同情境中有着多重面貌。

首先，有些山寨式表达就是对主流文化的模仿，其前提是认同主流、欣赏主流，或者经由开始的模仿再逐步发展成熟以成为主流，例如各种类型的明星模仿秀。这类山寨文化比较接近山寨产品的仿制本义。

其次，有些山寨现象虽然形似模仿，主旨却不在模仿，而是通过搞笑、讽刺、戏谑去颠覆其所模仿的正统和主流，这类作品经常使用拆分、拼接、创作新词或者“以旧瓶装新酒”等方法，重构出类似正宗实际上却将模仿对象置于可笑、荒谬、恶俗的境地，从而达到彻底解构、颠覆正统的效果。这类山寨文化例如与《无极》PK的“馒头”、一些影视作品和文艺界事件的恶搞作品等等。曾有人指出：

由于模仿，由于抄袭，由于“傍名牌”，“山寨文化”哪怕是在最狂热的制造者和追捧者眼中，也一样属于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假冒产品”。“恶搞文化”曝光了主流文化的做作和不足，可它对文化的不尊重却成了它昙花一现的致命死穴。（见东方尔 http://www.qunxue.net/Article/TypeArticle.asp?ModeID=1&ID=734）

其实大可不必板着面孔指斥山寨文化永远登不上大雅之堂，人家也许从来就没打算登上大雅之堂。准确地说，山寨所为是要从根本上消解雅和俗的界限，拆除庙堂与山寨之间的篱笆；或者说原本他们就没把正统视作权威和尊敬仿效的对象，而是要从根本上颠覆之。

更值得关注的是，最具创造性或创新性的山寨文化是一些直接对抗正统和主流文化的作品，它们或许利用经典或传统的表现形式，亦或创造自己独特的新形式。而这类以抗争性为主的创新表达时常令读者观众拍案叫绝，让文人学者自叹弗如。例如：为了批评一些地方对“学习心得”最少三千字的形式主义做法，有人做词如下：

风云突变，
开会念文件
大型报告无数遍，
文革盛景再现。

科学发展是纲，
学习心得要长。
搜索百度一片，
复制粘贴真忙。

再如：

大陆风光，
千人搜索，
万人照抄。
望会堂内外，
人海茫茫，
工作岗位，
逃之夭夭。
要查笔记，，
更要心得，，
科学发展就是高。

须明日，
看张榜展览，
红旗飘飘。
领导如此高招，
引无数屁民累折腰。
惜反右时期，
政治挂帅；
三反五反，
斗争难熬。
空前绝后，
文化革命，
只识请示与汇报。
具往矣，
数拒不折腾，
还看今朝。

（见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759646）

不难看出，两首词作虽然使用了“清平乐”和“沁园春”既是传统的又含有权威性意义的词牌，却旨在批判和颠覆某种政治传统与正统权威。其创新的内涵与思想不言而喻。

再例如，近日网上出现的《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截取《清明上河图》之仿本局部，

加以PS而成，其讽刺、鞭挞的表达效果出人意料，不由得许多网民惊呼“太牛了”，“城市管理者早诞生几百年，就没有清明上河图了”。而这超乎想象、异乎寻常的力度正是来自于山寨文化基于传统形式的创造性思考与表达。

韩寒在“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一文中说：有人担忧，山寨文化普及以后，中国将彻底沦为一个山寨大国。我认为，这样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山寨大国，对山寨下手就是一种过河拆桥。我想，“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的说法应该既是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又包含着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多方面意义。而至关重要的在于，山寨精神蕴含着颠覆的力量、抗争的力量，特别是创造的力量。而其充盈而独特的创造力和活力，是无论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文化的链条都无法锁住的。

三、山寨何往

山寨文化的存在已然无可否认，而其何去何从尚未明朗，山寨仍是处于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事物。有人曾断言：

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山寨文化”作为一种体制外的文化，一种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它的出现和流行对于社会来说，暂时起到“利大于弊”的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盘踞于庙堂之上的庙堂文化，更是能起到促进其变革创新的促进性作用。可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成功，文化逐渐回归它的本来面目，山寨文化由于缺乏对文化最起码的敬畏和尊重，它也会和“恶搞文化”一样逃脱不了速生速朽的命运。（东方尔，http://www.qunxue.net/Article/TypeArticle.asp?ModeID=1&ID=734）

也有人视山寨产品为“中国市场体系劣质化的一个标志”，而“山寨文化不过是文化堕落的另一重表征而已”；认为“这种山寨精神，与自由无关”；山寨文化也不体现平民精神，“事实上，这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民精神，甚至是流氓精神”，因为它“否认了一切道德、文化。正是这种精神一路发展成为恶搞文化、山寨文化。这种山寨文化确实体现了非主流精神，但它是没有任何建设性的非主流。它的盛行显示的是这个时代真正创造性的匮乏。人们的心灵变得十分肤浅而软弱，面对恶，只能以另一种恶回敬。因为，人们已经丧失了对于善的想象、向往”。（秋风 http://www.qunxue.net/Article/TypeArticle.asp?ModeID=1&ID=685）

我倒是以为这类理解未免过于正统过于严肃，对于山寨文化大可不必如此鄙视和厌恶。回顾一下历史，观察一下现实，可以预期山寨文化大致可能不外乎几种前景：

一种情况是被主流文化提升和接纳，如同历史上山寨绿林的被招安。对山寨而言，这大致是一个靠拢主流、学习主流从而进入主流的过程，现实中一些地方的、民间的、原生的文艺形式经由各种加工、包装终于登堂入室，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例如东北二人转、方言小品表演、民间歌手的演唱等均可归入此类。这说明山寨因其地方性、民间性特色为大众喜闻乐见因而完全有可能提升为主流，并不一定“逃脱不了速生速朽的命运”。

当然山寨创作的被取缔被封杀可能更为常见，一如历史上山寨的被剿灭。如前所述，有人认为“山寨精神，与自由无关”，是的，山寨文化经常是不自由的产物，是无奈的另类表达，抑或仅仅是情绪的发泄，其非但不具官方认可的合法性，还常带有针对正统的颠覆性、抗争性。作为草根的表达方式或“弱者的武器”，被主流话语封杀剿灭几乎是其必然的命运，但无可否认的是，来自外部的强制力量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山寨文化自身生命力的衰竭，压制往往会进一步激发山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没有正常渠道而又遭到堵截的水流自会溢出流往不同方向。

山寨文化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在多元文化中独立生存，自由生长。如同“春天里百花开”的野花杂草，虽然不如人工培植的国花、市花那么艳丽、壮硕、整齐，却自有其生命力和独特韵味，不可缺少。一个以大国自居、以长久而高度文明为荣的社会应该有更宽广的包容和更充分的自信，又何必对山寨文化处心积虑地围追堵截呢？据报道，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曾表示：山寨文化是人民群众的创造，体现了民间的文化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它有它的生存依据，山寨文化创作的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应该纳入保护的范围之内。

如果上述报道属实，我们倒是可以对山寨文化的生存持有比较乐观的预期。要真正理解和解释山寨文化现象，仅从官方的视角、主流的视角或精英的视角必然是不得要领的。根据社会人类学研究文化的一个核心观点：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即以当地人的视角看问题，从某种文化所独有的角度体谅生命和世界，我们只有从山寨的角度才能理解山寨，从民间的立场才能言说民间。山寨文化就是草根文化，其生命力正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更何况，自由的心灵、飞扬的精神和舒展的灵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希望所在，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让山寨文化成为培养和释放这种精神的载体吧。

2009年4月10日

罪错可以宽恕历史不能含糊

郭于华 — Tue, 12 May 2009 10:21:00 GMT

读完章诒和先生的两篇泣血之作《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卧底》，完全能够体会到她最初听闻告密之事的反应——“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这样的感受缘于那些告密者也是值得同情的“好人”，而且与被告密者为朋为友或者同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甚至双方有着“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如父如兄”般的“融洽亲密”。

揭开历史的真相，如同撕开未曾愈合的伤口，很痛苦，也很丑陋。更何况“告密”与“卧底”的根本原因不在个人的德行，而在“政治运动”的绞杀机制。那些告密者“活到今天，人性已经复苏，回首往事，会羞愧到无法正视自己”，由此有人认为“这个创疤揭不得” （张鸣，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0d2ii.html）也是不难理解的。

也有人认为章诒和的文章表达的是“对历史的情绪性的怨愤”，“感觉到她的怨愤盖过宽恕，一望而知是受害者的反应”；并将其视为剥皮、“鞭尸”之作，而且她的揭露对象若非已经过世就是耄耋之人，对这些文化老人下手未免“太不厚道”；甚至有人将章诒和所为称作“新告密”。对于这样的指责，指责者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在被“阳谋”设计的年代，在几十万知识分子、几百万他们的家人遭受创痛和屈辱的时候，可有人说过对人应宽容？在红色恐怖的年代，在神州大地生灵涂碳、文明浩劫之时，可有人想过做人要厚道？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中揭示历史真相的作品究竟是多了还是太少？面对历史敢于忏悔反思者究竟是多如牛毛还是凤毛麟角？更何况，章诒和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感受到的“裂骨锥心之痛”难道不是既为了受害者的痛苦，也是为了那些“告密”和“卧底”的“好人”之痛？痛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也是受害者；而在那样一种“运动”机制下，“好人”与“坏人”之隔有时只在一念之差。

章诒和之所以令人钦佩，在于她尽管面对“伤天害理之灾”，感到“裂骨锥心之痛”，可谓身心俱焚，但还是义无反顾地担负起这历史的重任，如同戴着荆冠前行——追寻真相，说出真相，做真正的人、大写的人。面对种种指责章诒和说：“我没错”，是的，您何止没有错，而且不由得人不大赞一声：伟哉，章诒和！壮哉，章诒和！

面对“告密”和“卧底”事件，可以引发我们关于历史的思考：

首先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历史？章诒和说过，“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宽恕罪错，泯灭恩仇都是应该和可能的，但如何宽恕罪错，又如何泯灭恩仇，唯有了解真相。只有知晓事实，只有记住历史，悲剧才能真正结束。正如冯骥才先生在《一百个人的十年》新版序言中所言：“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否则历史悲剧就难免会重演。了解真相，辨明是非，才有宽恕与和解的可能。其实章诒和又何尝不是这样对待历史的？她看到，“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他无力探究一生，只有公开那段日记。他所说的最后一本书，难道就是这本《悔余日录》？他没有勇气直面我，选择公布于社会，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就此她其实已经宽恕了这个被制度逼迫而“卧底”的好人。

悲剧的根本原因何在，其始作俑者是谁，直到今天依然不能明言。而不明真相，如何做制度性反思？不厘清具体的人物事件，又如何明晰历史、追究真凶？所以说，就个人而言，直面历史，反躬自问，才有可能“走出阴影，结束内心的黑暗”；就群体而言，明辨是非，牢记历史，才会脱离黑暗，走向光明的前景。

接下来的问题是，个人应有什么样的历史担当？每个人在历史中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作为，也相应地承担不同的责任。章诒和所为正是在做这样的历史担当。她因特殊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所接触和了解的历史比一般人更宏观也更深入一些。她将自己所见所闻、所知所感记录下来，表达出来，就是在承担历史的重任，尽管这历史沉重得有如“滔天巨浪”，会将她“击倒在地”，但或许这就是她的历史宿命。

更多的普通人，例如“四大恶霸地主”之一“周扒皮”（若用其真名周春富，可能许多人不知所指）之曾外孙孟令骞，出于对真相的追讨，出于生之为人的尊严，也出于不甘自己先人所蒙受的耻辱，历时五年，千辛万苦地寻访历史真相，终于写出《半夜鸡不叫》一书，交给读者一份历史真相的答案。这，也是作为小人物孟令骞的历史担当。对此，有人说他“翻案”，有人骂他对“名著”《高玉宝》“下蛆”。孟令骞对这些都不以为意，因为他“只关心真相”。他的努力向人们昭示，草根的历史也是历史，而且因为一直被权力精英的历史掩盖而尤为宝贵。

即使“卧底”的主角之一冯亦代先生，在晚年，将反思历史、“反躬自问”作为“新生的希望”，他出版“人生的最后一本书”《悔余日录》，也同样是在承担历史的责任。仅此一举，他也是让人钦佩的，亦堪称有勇气直面历史、担当历史的“好人”。而他自身也终因此而得到精神的解脱。直面历史，也是疗治心灵创伤的最好方式。

不难理解，以往正式的、官方的历史是权力的产物。由于精英掌控着表达权、话语权、解释权，他们因而甚至可以控制社会事实或改变历史真相。而没有权势的普通人被剥夺了讲述和书写历史的权力，由此他们在历史中无形无迹，无声无息，或者只作为数字存在。在历史中消失，就是他们的历史宿命。直至今日，历史以垄断方式存在的状况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正如张鸣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还无法自由的言说，所有的档案还不能自由的查阅，正常的讨论也无法展开”，正缘于此，人们才会担心：“如果非要揭某些人的疤，很可能会形成一场新的混战，所有人都把视线集中在个人的品德上，从而放过了对运动本身的批判”。

我认为，突破历史霸权的方式之一就是去发现和书写普通人的历史，即无数小人物的历史。章诒和们，孟令骞们所写下的历史就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就此而言，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份量，每个人的历史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所以，每个有历史能力的普通人，都应该记下自己的、家庭的、家族的、社区的乃至更大范围的历史事件与经历，为自己与民族的生存做见证，也为改变历史的（垄断）存在状态尽一份力量。

更为重要的问题还有，个体经历与社会结构、个人记忆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如何？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个人生活的模式和世界历史的轨迹之间有一种微妙的接合，而造成个人烦恼的结构变迁是人们无法控制的。只要经济结构和秩序出现整体性的衰败，失业便不再是个人所能化解的问题；只要战争成为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工业化不均衡的内在属性，人们对此带来的困扰便无能为力……。人们需要的，乃是一种能够帮助他们运用资讯和发展理智的能力，以使他们清晰扼要地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一种能力或者说一种心智品质，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运用这一想象力，我们就可以在个体与社会、微观与宏观之间进行穿梭，明了造成苦难与困惑的机制。

联系到“告密”和“卧底”的历史，我们都明白不能只追究个体的责任而放过制度的弊端，但是，如果没有对个人行为、事件过程和具体情境的清理，又如何能涉及更大的社会历史过程？没有事实真相，如何去反思“运动”的罪恶和制度的问题？那些在“运动”中选择了告密、揭发甚至大义灭亲的人们，其实只是做了他们当时所能做的最识时务、最能自保安全因而也是最“正确”的选择。而这正是阿伦特意义上的“平庸的恶”——恶的动机只是普通的人性的弱点，例如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例如胆怯自保和向上爬升，甚至以为自己正在从事正义正确的事业，……。极权专制的暴力经常以崇高美好的理想或者冠冕堂皇的名义施行，人们因而很容易丧失判断是非的思想能力。阿伦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促使我们思考“平庸的恶”是如何形成的，告密和卧底的制度根源与组织、机制又是什么。这尤其需要我们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能够洞察个体经历与社会历史结构之间的关系。

一段独特的文明的历史和文明的转型应该也可以从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经历和常识常理（common sense）来理解和分析。将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卑微琐碎的经历和讲述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可以成为宏大历史的有机部分。毕竟那是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命运，而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

揭开历史的真相让人痛苦，但还是要揭开；记忆惨痛的经历令人悲伤，但还是要记住；每一代人都不得不承担自己的历史任务与使命。而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追究过来人的功过善恶，而是追索究竟是什么能够如此扭曲人的心灵，让人自觉地建造起精神的牢狱？是什么使得原本普通、平凡也不无善良的人们丧失了人性中最宝贵的情愫？又是什么最大限度地把人性中的邪恶培养出来、发掘出来？对于历史真相的追索应该成为每一代亲历者的责任，也应该成为后来人持续的任务。故意模糊历史、扭曲记忆甚至假造历史会使一个民族丧失基本的判断力，这样的民族决没有光明的前途。面对那的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过往，罪错可以宽恕，真相不可含糊；恩怨可以泯灭，历史不能忘却！

2009年4月30日

祭林昭

郭于华 — Tue, 12 May 2009 10:18:00 GMT

不要忘了四十一年前的今天；不要忘了林昭，在每一天。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林昭《自由颂》

愚人节感言

郭于华 — Thu, 02 Apr 2009 03:00:00 GMT

在网上看到有人写了下面的故事，稍加修改作为愚人节感言吧：

俺村村长建了个巨大的养猪场，对猪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想劁就劁。邻居看不过眼了就说他两句：“猪好歹也是条生命何必这样虐待？”村长火了：“俺是养猪专业户，用那么少的饲料养活了那么多猪，不饿死它们就已经是奇迹了！一没有放到你家养，拱倒你家墙；二没有吃你家糠、抢你家粮；三没有折腾你家，在你家拉粪，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们是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敢对我指手画脚？”猪圈里有部分猪听了连连点头，“是的，是的，俺主人说得理直气壮，让举圈的猪扬眉吐气了！”

今天是我们的节日。

以山寨对应庙堂：掀起大众自娱自乐新高潮

郭于华 — Tue, 10 Mar 2009 04:59:00 GMT

早已蹿红网络的“山寨”一词，近日又因倪萍政协委员“要从法律上、行政上、舆论上坚决制止”的提案而再度升温大热。说起“山寨文化”，其实这已经可以算是第三波了：

在2005年发生的“馒头PK无极”事件中，“恶搞”一说登堂入室，迅速成为草根小人物表达自己想法和诉求的方式。记得当时曾有某媒体记者采访要求对此发表见解，我以自己的观点肯定不合主流趋势而婉拒，其实我当时还是清楚地表达了一个意思：“恶搞”是缺少话语权的小人物仅有的表达方式，应该宽容待之，给予一个存在的空间。但后来刊登出来的东西却是“恶搞走到悬崖边媒体也很受伤”，说实在的我根本没有表达过这类意思，也根本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无论“善搞”还是“恶搞”，都让媒体赚足了眼球，它受的哪门子伤？我想，怕是连写这个报道的记者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2009年初伴随着“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新物种“草泥马”横空出世，一时间，视频、音频、博文、评论甚至相关玩具令人目不暇接。这种表达方式，正如我已经在相关文章中所言：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弱者的武器”，“草泥马”也是网民执著地创造并维持一个社会空间与表达渠道的无奈之举，而且事关网络生存与社会生态的重要问题。

至于山寨现象早已经由山寨手机、山寨电视、山寨明星、山寨春晚等产品和事物而为人们所熟悉。到“山寨文化”再度吸引人们眼球，已是一事三波。就此而言，“山寨”无疑也属“草泥”一族，是与庙堂相对的民间场域，是与正统相对的草根文化。正是针对这类“民间文化”，倪萍政协委员主张“坚决反对”，据有关报道：“穿着套装落落大方的倪萍，被记者围了个里外三层。倪萍响亮的嗓门很清晰：现在的青年都被所谓的山寨文化影响得很厉害，认为这就是草根文化的代表。但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健康的教育。她表示，要从法律上和行政上采取手段，立法制止，同时从舆论上给予制止。她透露，今年的提案就是关于制止山寨现象的，一共有7条建议”。

我觉得对山寨产品和山寨文化应该做个区分，因为前者涉嫌盗版抄袭，关系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其实韩寒就此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要将山寨和盗版区分开来，这事情就解决了”。倪政协委员这里说的也很清楚她要反对的是“山寨文化”，而在我看来，山寨文化只是大众自我表达、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为什么一定要“坚决反对”呢？而关于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区别、高雅与低俗的判准又该由谁来决定呢？

举个例子说吧，比如就个人审美习惯而言，我还是很喜欢倪萍和她的表演的，美得大气、质朴、执著。但是即便如此，却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喜欢她，更不能限制年轻人喜欢与她完全不同风格的明星们，哪怕那些明星有着小气、花哨、浅薄的作派；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么简单的道理没人会不懂吧？“说到今年春晚的亮点和迅速被捧红的几个明星”，倪萍自己不是也说：“小沈阳很好啊，我就很喜欢他的表演”，尽管在许多人看来，这种表演比低俗还低俗，比山寨还山寨。所以奉劝倪委员一句：尽管身为政协委员，你也不能自己有了娱乐权，就要剥夺别人的娱乐权，自己有某种独特的爱好，就非要管制大众的爱好，连公众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都要以法律、行政、舆论来制止，未免过于多事，过于霸道，也过于滥用权力了。

山寨文化相对于庙堂文化而存在，十分节约地利用有限资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突出的个性，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繁荣多元的社会文化创造，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还有如韩寒直言不讳的理由：“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

所以，我“恶搞”，我“草泥”，我“山寨”，我快乐，别人管得着吗？难不成只许你们娱乐大众，不许大众自娱自乐，这是哪家的道理？

2009-3-9

郭于华

我们的社会建设得跟上，不能再拖了-中青报专访2010/07/15

上访日记

社会学视角中的“黑社会”

转自新浪博客：和谐日记第N+1篇，敏感词也成了敏感词

祭林昭(2010-04-28 22:24:30)

除了坚守别无他法，但还能挺多久？(2010-04-11 10:32:07)

今天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2010-04-01 14:51:56)

今天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2010-04-01 14:51:56)

补发：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么？(2010-03-25 15:04:30)

四十年了，你仍然让一些人害怕

转基因主粮来了！

“被”不能成为我们社会的特色

“被”不能成为我们社会的特色

关于深圳尘肺门事件的思考

关于“社会信任”的话题

关于“社会信任”的话题

今天，我们如何送温暖？

群体性事件与信息黑洞

倒掉的墙和尚未倒掉的墙

体制弊端不除 教授治校只是空想（多日上不来，补发文章）

勿因平庸而作恶

社会记忆与人的历史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学生不当百姓

好久上不来了，补发旧文：

当“手刃”的冲动在社会中积聚

“山寨”文化的山寨理解

罪错可以宽恕 历史不能含糊

祭林昭

愚人节感言

以山寨对应庙堂：掀起大众自娱自乐新高潮

体制弊端不除教授治校只是空想（多日上不来，补发文章）

罪错可以宽恕历史不能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