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史研究的意义、范围与方法
——熊彼特关于经济分析史的研究思想
付方赞
（经济思想史03硕，北师大经管学院）
摘要：熊彼特回应了对经济学史研究意义的质疑，提出在经济学史的研究中可以获得四类收获：“在教学方法上有所裨益，获得新的观念以及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同时有助于我们在各种流派和分歧中进行辨别和选择。熊彼特以其独特的“科学与意识形态”的观点为核心，区分经济分析史与政治经济学体系、经济思想的历史。本文回顾并延伸熊彼特关于经济分析史的研究思想，界定经济学史研究的范围包括科学经济学历史演变中的理论和方法论，以及渗入经济学“科学模式”的意识形态偏见；并提出在研究方法上，除基本的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之外，还应该充分借鉴科学史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熊彼特，经济学史，经济分析，范围与方法
1.介绍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史专家。从1914年出版《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再到他生命最后的九年写作，可以说，《经济分析史》是他用尽一生去书写，但却仍未完成的一部著作。（艾伦，2003；熊彼特，2001：中译本序言，第8页）
熊彼特首次对“经济分析”和“经济思想”等概念作出了区分，其独特的经济学史研究思想在学术史上独树一帜，并对以后的经济学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他的研究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经济分析史·第一篇 导论 范围与方法》中。但是这一篇内容，并非熊彼特的最终定稿，而且还有部分内容是来自他的笔记和手稿。
本文便以这一篇内容为基础，回顾和梳理熊彼特关于经济学史研究的意义（本文第二部分）、范围（本文第三部分）与方法（本文第四部分）等思想，并予以适当延伸。文章最后（本文第五部分）是一个简单总结。
2.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史
经济学史，也就是经济学演变的历史。熊彼特把它等同于“经济分析史”：
是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史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熊彼特，2001：第17页）
对于经济学研究者，以及经济学史的研究者而言，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史？经济学史研究的意义或者目的是什么呢？
拒绝者普遍持有的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分析工作会保留以往分析工作中至今仍然有用的成分。那些没有保留下来的概念、方法与成果，想必是不值得再费心的。”（第18页）面对这样的质疑，熊彼特回应道：
抛弃过时的思想方法，肯定比无限期的固守它们要好。不过，假使我们只到堆破旧东西的房子里光顾一下而不停留太久，我们一定会有所收获。（第19页）
这样的收获可以分为四类：
一、在教学方法上有所裨益。为的是消除学生在学习当前经济学时，产生的“缺乏方向和意义”的感觉。经济学为什么像现在这样推理，要解答这样的疑惑，最好的途径就是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史，了解当前的经济学是如何从以往的问题和方法的历史中，继承和演变而来的。“如果不知道以前的问题和方法，那么对现在的问题和方法的意义与正确性就不能充分加以掌握。”
二、获得新的观念，新的灵感。在对经济学史的回顾中，即便不能直接找到更好的工具，敏感的人也会从中得到新的灵感。至少了解历史，可以避免前人已经走过的弯路。甚至可以对未来的发展有所预感。研究人口问题，对马尔萨斯的著作进行回顾想必是必要的。当经济学家试图作出某种创“新”时，了解“旧”则是首要的前提。对于这一点，杨小凯对超边际分析的开创性工作（杨小凯 张永生，2003），以及对历史文献的综述能力（杨小凯，1999），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深刻的。
三、经济学史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并且有助于我们从中提炼出实用的或者叙述性的逻辑。例如同时身为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的J.B.穆勒的工作；计量经济学中提炼的“反事实假设”的历史叙述逻辑。田国强（2005）对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总结，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分析逻辑的提炼。并且这种思维方式或逻辑，甚至可以运用到其他的学科领域之中。
四、由于经济学甚至是社会科学的特殊属性，我们的科学现状，使并存着许多的流派和杂乱的分歧。这样一来，描述“科学观念的源流”，对于理解这种现状是必要的，也有助于我们在各种流派和分歧中进行辨别和选择。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并不拥有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我们不能保证：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不会在历史中被湮没，“有些成果被中途遗忘或搁置数百年之久”。（第18-23页）例如：在戈森死后20年，他的贡献才被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发现和承认，还有杨小凯对古典经济学专业化和分工分析的复兴。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启了“边际革命”，而杨小凯则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些都说明，回顾经济学的历史，会使我们挽救一些重要的思想，并进一步推动经济学的发展或变革。
至于经济学中还有哪些有用的东西仍被埋没着呢？这应该是经济学史研究者时时悬挂于心头的提问。
3.经济学史研究的范围
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史是有意义的，但是：经济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的范围是什么呢？或者说：经济学史研究包含了哪些内容？为与其他科学相区分，哪些内容需要排除在外？
从定义来看，经济学史——或经济分析史——研究的是“经济思想史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这里强调的是：经济分析是具有科学性的，它区别于经济思想，以及“政治经济学体系”。经济学史是关于经济分析的历史。
本文在这一部分，首先叙述经济分析的科学性质，以及经济分析包含的科学内容（3.1节），然后叙述经济分析与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经济思想的关系（3.2节）。指明经济学史研究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接着论述经济分析中的“意识形态”（3.3节），这是经济学史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最后是一个小结（3.4节）。
3.1经济分析具有科学性
经济分析即“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它是具有分析性或者说科学性的。而所谓“科学”，熊彼特给出了一个十分广泛的定义：
一门科学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它是人们有意努力加以完善的对象。这种努力产生了思维的习惯——方法或“技巧”——以及掌握由这种技巧发掘出来的事实，而这些事实都超越了日常生活中思维习惯于实际知识的范围。……一门科学是任何一种知识，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第23-24页）
换言之：科学就是经过提炼的常识，经过工具（或“技术”）加工的知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提炼或加工的程序规则，或者称之为方法论，“现在以及很可能将来总是处于争论与不断变动的状态中”（第25页脚注）。这便要求我们在探讨各个时期经济分析的科学性质时，同样需要对其方法论予以关注。
这一思想区分了“科学”的经济学与对经济问题一般的思考。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掌握了特殊的技巧或技术，这些技术主要包括：历史（经济史）、统计和“理论”。后来又加上经济社会学。
经济史是指过去的和当前的经济事实，它和经济社会学，以及统计结合起来，实际构成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各种经济的与非经济的事实。对于经济史、经济社会学和统计，尽管经济学家并不需要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那是其他专家的学科专业分工，但必须明确的是：它们都是经济分析的重要技术。
“理论”则是由假说、推理程式以及各种概念、概念间的关系和处理关系的方法组成的集合，这一部分被称为“经济理论”，或者理论经济学，也或者“纯”经济学。“经济理论”被认为是一个 “工具箱”。
经济分析就是经济学家们运用这些分析技术（当然还包括其他的技术），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并取得一定的结果。它和“纯”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相区别，被称为科学的经济学。（第44页）
3.2经济分析区别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经济思想
熊彼特将 “经济分析” 与 “政治经济学体系” 、“经济思想” 区分开来。
……所谓政治经济学体系，我是指一整套经济政策的阐述，而这些政策是作者根据某种统一的（规范的）原则，例如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等，而极力主张的。……
……经济思想是有关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公共政策的所有意见与愿望的总和，而公共政策是与特定的时间与地点浮现于公众舆论中的那些问题有关。……（第69页）
在经济政策或经济思想中，当然有可能包含分析性的内容，但显然其中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加入非科学性的内容。这些非科学性的内容就好比是经济分析穿上的“外套”：一件被称为“特殊的辩护”（special pleadings），它是为特定集团利益作出辩护。第二件则是经济学家对它们观察的过程给予的价值判断。
考察事实，以及发展考察事实的工具，是一回事；而从某种道德的或文化的立场去评价这些事实，或者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某种政策，或为某种利益进行辩护，这是另一回事。经济分析与特殊辩护和价值判断是应该，也是能够区分开来的。
并且经济分析的历史发展，与经济政策或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同步的。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或经济思想可以是由同样的经济分析工具得出的；而同一种政策和思想，也有可能得自不同的分析工具。
3.3经济分析中的意识形态
在对“科学”进行定义时，熊彼特还强调了科学的社会学性质：
一门科学是一个知识领域，其中有人，即所谓研究工作者，或科学家，或学者，他们致力于完善现已积累的事实与方法，同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所掌握的事实与方法是他们与一般“外行”有所区别，因而也和单纯的“实际工作者”有所区别。（第24页）
即科学为一部分专门人员掌握，具有专业化的性质。这边涉及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问题。研究人员本身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他的社会地位（social location）和历史时代影响了他在观察和分析中对问题和方法的选择，进而影响了他的观念或观念体系的形成，这种情况就被称为意识形态（ideology）或意识形态偏见（ideological bias）。
这种意识形态偏见是无处不在的。但它和特殊辩护以及价值判断相区分开来，后两者只是对意识形态的一种流露。（Schumpeter, 1949, Reprinted in: Hausman. Ed. 1984: p262）
接下来，“我们的问题是要探知意识形态偏见在何种程度上，会或者已经成为了科学经济学（这样称呼可能已经不合适了）的发展的一部分”。
经济学的科学过程（scientific procedure），往往是从研究者对经济现象，由某一角度作出的想象（vision）开始，并进一步将这种想象加以概念化和理论化。之后，在收集“事实”和“理论”研究的永不休止的互动关联中（an endless chain of give and take），事实检验和建议新的分析工具（理论），而理论的发展也促进新的事实的认识。最后产生“科学的模式”，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偏见也就进入了我们的科学。在这里“意识形态”表现为：研究者或观察者，因其自身的历史与社会局限，在对经济事物进行观察而得出的想象中，产生的前科学（prescientific）的“偏见”（bias）。
田国强（2005）可以看作是这种观点的一个现代注释。作为经济分析的第一步，（1）经济环境的界定，往往取决于研究者对现实的想象，这便是“意识形态”的入口，也往往是各种争论的根源。而（5）“评估比较”，则可能包含价值判断与政策建议的内容，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中间部分的经济分析工作，以及经济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的使用。
事实上，在我们的分析工作中所使用的程序规则，例如田国强（2005）中提及的（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是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甚至“有助于从我们开始工作的想象中消除因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犯的错误”。但是，在这个消除的过程中，我们从来也难以保证不会有新的意识形态侵入以取代正在消逝的旧意识形态”。（第77-78页）
3.3小结：经济学史研究的范围
尽管在熊彼特的著述中没有明确指明，但是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经济分析既包含了“纯”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同时也包含了各种分析技术结合的方法论问题；所以经济学史研究的范围，也就应该包括科学经济学历史演变中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论。
其次，经济分析区别于政治经济学体系与经济思想。所以经济学史的研究中，不包含“特殊辩护”和价值判断的内容，那些是属于经济政策史，或者“关于经济的流行看法史”的范围。
再次，由于经济分析中意识形态偏见的存在，在经济学史的研究中，不仅要关注那些“看得见”的“理论”和方法论，同样要关注“看得见”所蕴藏的“看不见”的意识形态。
4.经济学史研究的方法
经济学史是关于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的学科，最基本的方法当然是历史的方法，即具体地描述经济学的产生、内容、发展和影响等一系列的历史变化。另外一种基本的方法是比较的方法，即比较经济学理论或方法论之间的异同，并且这种方法往往是将当代的、或者是作者所主张的经济学作为基准，来评判和梳理历史上的其他的经济学。
显然除了这两种基本方法之外，经济学史的研究还建立了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层次。一种层次，是将其他学科作为本时代经济学的背景，探寻他们或多或少的联系，（第50-60页）这种运用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得到了相当的体现，但这样的联系具有很强的任意性和主观性。
而另一种层次，则是将其他学科作为“用于研究科学的科学”加以运用，即利用各种学科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或方法，以经济学为对象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第一篇 导论 范围与方法》中，熊彼特明确提出了认识论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这种层次的联系中，我们还应该借鉴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可以参照科学史的研究。从以下几种学科中借鉴理论和方法 ：心理学、政治学、道德学、形而上学等学科（波塞尔，2002：第3-7页）：
(1) 经济学心理学。当研究的对象落在某一位具体的经济学家身上时，便涉及到运用心理学，研究经济学家关于其经济分析产生过程中的各种心理问题。
(2) 经济学政治学。考察在政治范围内，经济学发展计划对我们的生活构成制约和影响的问题。
(3) 经济学道德学。考察的是经济学的道德性，即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4) 经济学形而上学。探讨的是经济学与人的世界观、以及经济学与特定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运用并不是把经济学或经济学史与其他的科学相混同，而是强调在对经济学历史演变进行具体描述的基础之上，以认识“庐山真面目”为目的的运用。尤其研究涉及“看不见”的意识形态时，借助其他科学的角度和方法将是必然的。
5.总结
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学史研究思想，是以他关于“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独特观点为核心的。这一观点在他就任美国经济协会会长时的演说中（Schumpeter, 1949, Reprinted in: Hausman. Ed. 1984: pp260-275）有详细论述。可以概括为：
一、科学是指经过专门技术加工过的知识。科学的经济学包括了历史、统计和经济理论等技术。作为工具意义的经济理论，既不是政策教导，也不是解释性的假说（explanatory hypotheses）而是我们用于分析事实的各种方法的一个组合。在逻辑上，科学经济学应该与基于某种道德或文化立场所做出的评价区分开来。
二、由于科学的社会性质，经济学无法避免意识形态偏见的渗入，它往往来源于研究者对经济现象从某一角度做出的想象。尽管随着社会的变迁，或者是科学程序本身在理论和事实之间的相互调试和检验，会有助于清除意识形态偏见，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没有新的意识形态会进入我们的工作。科学前的想象是意识形态的来源，但同时也是我们科学工作的先决条件，所以尽管它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可没有它们我们又寸步难行。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熊彼特在学术史上第一次作出了经济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的区分，提出了经济分析史的研究思想，也就是研究“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史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
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研究思想，对我们的经济学史研究实践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目前在国内经济学史的研究实践当中，比较偏重的是经济理论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比较。但是随着学科发展，经济学史研究也逐渐出现了一些采用其他角度和方法的研究成果。（沈越，2004）
在这样的现状与趋势之下，重提、梳理和延伸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的研究思想，注重研究经济思想史中的科学成分，并且吸收借鉴科学史的研究方法，是期望能够拓展国内经济学史研究的思路和视野，丰富其研究成果。更进一步讲，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以及经济事务的科学研究实践也是有着基础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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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刊（内部刊物），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资料室，2005年6月：8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