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文大讲堂》第78讲
题目：新媒体与人文关怀
主讲人：方宏进 著名节目主持人 东方卫视总策划；冯钢 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
时间：9月2日下午3：00-5：00
地点：浙江日报大楼四楼多功能厅
9月2日进入大讲堂的是方宏进和冯钢，他俩是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班的同学（1983~1986）兼室友，冯钢是他们寝室的老大哥。但现在他俩见了面，都喊“老方老冯”了。从南开一别后，老冯在浙大的书斋里潜心研究社会学，老方在深圳大学干了5年，就混入新闻界，包括在央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做主持，现在为东方卫视总策划。关于《新媒体与人文关怀》的话题，是他俩很想一吐为快的，老方谦称太忙，来不及做理论梳理，老冯则说观察得还不够全面。我们大致为两位的演讲分了类，一曰观察版，一曰思考版。
（观察版）方宏进：新媒体 颠覆我们的生活
我们两位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新媒体与人文关怀。这是很新的一个课题。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媒体的概念，跟我们原来的媒体怎么不一样，会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甚至是我们的社会。我在有限的时间内给大家提出我的疑虑和我看到的现象，我个人认为新媒体会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影响。但是具体怎么样，我讲完了，请冯钢给我们分析。
手机也是媒体了
我们现在讲的新媒体，实际上还没有经过很严格的定义。
传统媒体一般是指报纸、杂志、广播，互联网以后为新媒体。这是一个分法。还有一个分法更细致了一点，共分五类。第一媒体是报纸、杂志，也就是平面媒体；第二媒体是无线电媒体，最先出现的是广播；第三媒体是电视；互联网被叫做第四媒体；现在把手机称为是第五媒体。
以前很多人讲，生活状态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物质条件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现在我们发现，物质在一个人的思维、行为状态中已经不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了。占主导地位的是他所接受的信息。就是他在什么样的资讯环境中成长起来，才能够决定他的行为，他的价值观、世界观。
在农业社会，一个消息从农村到城市要转好几个月。这种传播速度决定了大家的交流水平、认识水平。到了我们说的第二、第三媒体——广播和电视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色列和黎巴嫩发生了战争，跟咱们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今天炸死了多少人，明天出了什么事，咱们都知道。因为电视这个媒体大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但实际上，新出现的互联网媒体和手机媒体（我们可以把这两者融合在一起，叫做新媒体），将会更彻底地将我们人类的生活做一个重大改变。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咱们国家的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之间，物质上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进一步被拉大的趋势。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上海，一个小孩说，现在最好听的歌是周杰伦的《发如雪》；你跑到西北小镇，当地的小孩一样说《发如雪》好听。上海的小孩可能去买一条韩国什么流行乐队穿的特别正宗的大肥裤子，西北小镇上的小孩也许买不到这条裤子，但是他同样知道现在时髦的是什么。只要互联网、手机到了那里，也许物质上的差距没能那么迅速地得到弥补，但是文化信息上的交流迅速地跟上来了。
去年，中国连续出现了几次矿难和恶性的安全生产事故。出了事以后，一些当地的地方官员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让记者到场。但是有若干次，消息当天就传出去了，就是因为网络上有一个BBS留言栏。我在哪里看到了什么事，BBS上一贴，很快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现在又有了博客，比BBS还要灵活。信息的沟通在我们中国已变得非常迅速、非常容易。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区别
我们看一下新媒体跟传统的媒体有哪些不一样。
第一，它迅速。戴安娜车祸去世，很多人是先从网上知道的。现在当然有可能通过手机短信得到第一消息，而且这个消息会迅速地传播出去。
第二，它永远在线，这也是传统媒体所不具有的特点。它是一个24小时不间断地向你传递信息的媒体。
第三，它有很强的交互性。
新媒体不管是互联网还是手机，就你知道的东西，第一你可以是中转站，把这个消息发给下一个或者若干个人；第二你可以再创作，这个消息你可以加工了再传播；第三个，你还可以从中发表你的议论。每个人理论上都可以变成一个信息员，简单到你只要有一个手机，你就可以对外发布你的意见，发布你的观点，发布你看到的东西（新闻）。
换句话说，你就相当于一个小电台、小电视台。新媒体除了刚才讲的迅速、及时、丰富之外，它还有明显的特点——个人化，而且多中心化。
强大的娱乐化功能
短信的出现，某种程度上跟中国人的文化有一定的关系。据说手机短信在欧美不流行，欧美人的手机主要还是用于语音通话，中国人把手机短信变成了一个这么发达的产业。
听说韩国、日本在这方面也发达，但是没有中国这么严重，你看中国手机上带摄像头的比例特别高，手机变成了一个玩具。
在中国，互联网上传递的内容，95％以上是玩的事儿，玩游戏、听歌、看宽带电影。手机除了说事儿，剩下的数字性的服务，基本上是娱乐为主的内容。
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就知道新媒体已经把它所能接触的东西充分地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现在中国正处于通讯发展的临界阶段，大家知道所谓的3G要来了，到时候，我相信手机跟电脑没有什么区别了。我刚才在看凤凰卫视的新闻，说韩国4G已经出来了。所谓的G就是代，说3分钟下载一部电影，一分钟下载一首歌，速度快到这个程度，估计去电影院的更少了。
关键是它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在于它传播的迅速，关键在于它是既能接收，同时还能够发送，它是一个双向的。每个人身上带一个手机，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计算机，也可以说是一个钱包，我们可能现在还感觉不到，以后可能会是拿着手机，冲着要卖的东西一摁——商品就掉下来了，费用由手机费里扣。
巴士阿叔，新闻史上一件大事
新媒体最新的例子出现在香港，叫做巴士阿叔。
这位阿叔大概50岁左右，坐在公共汽车上打电话，声音非常大。后边一个小伙子说，阿叔，公共汽车上说话小声点。这位阿叔生气了，指着这个小伙子用很多肮脏的话痛骂他大概10多分钟，有很多牢骚，是香港当地典型的土话。结果被巴士上另外一个小伙子用手机录像录下来了，弄到了网上。不到一个星期巴士阿叔名声大振，他那句“你有压力，我也有压力”变成了大家的口头禅。
这条新闻以后在新闻史上会载入的，因为这是第一条不是由通讯社、报纸、杂志、电视台采访出来的轰动新闻，是由一个坐巴士的人偶尔用手机拍到的一段东西，放在网上，整个香港舆论哗然。
偷窥与被偷窥
电影《手机》里的那个手机还只是所谓的第二代，无非是打个电话听听你在什么地方，到现在是第2.5代了，你就得拍张照片，证明你和谁在一起，传回家去给夫人看。
这时候，我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变成了相互之间对对方的行为有了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控。
前阵子，世界上有战争，咱们浙江沿海在刮台风，几条新闻在最较劲的时候，好多报纸把版面留出来，等一条消息——某位歌星和某位演员生了个孩子，这个孩子到底有没有先天性的缺陷，是不是要做手术……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据说有了这个花边新闻报纸才好卖。在这种情况下，人肯定是躁动的。你时时可以窥视别人，别人也说不定在窥视你；窥视别人有一种兴奋感，被窥视有一种恐惧感，两种感觉时刻围绕着你。
实际上人是需要有安全的距离、安全的空间的，两个人说话，只有亲人、情侣才可以脸贴脸亲密地说话。而且据人类学研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文化不一样，这个安全距离也是不一样的。现在他的脸没有挨着你的脸，但是比挨着你更清楚，这时候对我们是什么影响？
人人都是记者
再往宏观面上讲，你不知道你的一个行为，什么时候会变成大众议论的一个话题。因为现在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是记者。
其实报社的记者并没那么大权利，记者发稿要经过编辑、主任、总编三审，记者不可能想说什么话就能说出什么话来。现在无名记者没有人管，既能决定我报道什么，又能决定我在何时、何地发出去。最关键的是，原来的报社、记者发什么是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的，现在，80元钱买一张电话卡，往这儿传、往那儿传，然后把卡一扔什么事都没了。
那么谁来保护被“报道”者的权益呢？在没有办法确定最初的信息源从哪里来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又该怎么办？一个透明社会，会对我们的生活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要重视新媒体的责任
今天在座的很多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同志，你一定知道没有电视的时候和有电视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现在关键是全社会对新媒体的认识不足，完全是被技术推着走。我们没有时间去想技术会带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想我们能不能发展另外一个技术去平衡这个技术。我们只知道一个技术发展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或者是什么好处都不知道就急着上。我想这是浙江人文大讲堂需要多讲人文的一个原因。这也是很值得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话题。
我们现在做电视，很辛苦，要花很多钱，中央电视台一年大概80几个亿的广告收入，排在第二是上海东方电视台，大概是30几个亿的收入。这是动用了多少的力量才得到的营业收入。
可现在彩铃，在中国大概是2003年前后出现，到去年有人说是60个亿的营业额。彩铃不是听完整的一段音乐，远远不如听唱片的效果。
一个电话铃声，在原来做传统媒体的人的眼里这根本不是东西！但下载一条彩铃2元钱，一星期有几百万条，一首《老鼠爱大米》，一首《两只蝴蝶》，都有上千万的营业额。
我们现在传统媒体基本上办不好新媒体，咱们联合起来抵制它，但是发现不行，你的新闻网上不登没有人说，上了网看的人才多。它虽然没有采访权，但是它把大家的东西拿到一起，能起到这样的效果。
（思考版）冯钢：走得太快的新媒体 我们还没准备好
商业利益推动新媒体发展
的确，我觉得方宏进刚才讲的一个问题，点得非常到位，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是被技术推到了今天。
我要在他后面再补充一句话，仅仅是技术是推不动的，技术后面再加上钱——就是商业利益。现在所有新媒体背后全是资金推着。一条彩铃就那么发财，谁不愿意干？
这样一个由技术推动的产业，它确实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改变着我们的社会。但是社会怎么去适应它？我们个人怎么去适应它？我们对新媒体应该提出一些什么要求？
如果让我用简单的话归结新媒体这个现象，我会说新媒体走得太快了，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它来了，于是才会闹成刚才方宏进讲的一系列让我们生活颠三倒四的现象。
人人是媒体人人是受体
对于新媒体，我最感兴趣的是它使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媒体。因为人类最初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媒体。那个时候既没报纸也没广播，什么专业媒体都没有，我们所有的信息就是口口相传，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只不过传播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这个有限的范围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够用了。
工业革命以后，才发现原有的口口相传的传播方式不能适合于社会的要求，于是开始出现报纸、广播、电视，当然现在再加上新媒体（网络、手机）。
可是在传统媒体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一个变化——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媒体，现在变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体。媒体被专业化了，信息被垄断了，于是它决定了你听什么，让你听什么，在什么时候听什么。甚至它决定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是信息垄断的结果。
这个局面在现在又开始回归了。所以新媒体有个说法，就是“自媒体”，“互媒体”。这两个特征实际是一致的，正因为每个人都是媒体，于是才能够相互之间进行互动，才有了互媒体。所以当个体成为媒体的时候，就开始对传统媒体形成了一种冲击。
20世纪90年代，美国莱温斯基事件就是被人在网上揭露出来的；伦敦地铁爆炸案中，第一张新闻照片是现场手机传出来的。
更有一些原先专业媒体不会披露的信息，也大量地从“自媒体”中报道出来，并起了很大的作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西安的宝马事件、大学生硫酸泼熊事件等等，都是民众自媒体的“杰作”。
新媒体引出的社会矛盾
刚才方宏进讲了很多网上不负责任的东西，我个人感觉，是一个社会支撑的问题，社会现状是不是能够支撑这样的技术？也就是说社会对于新媒体这样一个现象，它要有哪些准备?如果没有这些准备，它会出现哪些问题?我归纳一下大致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的诚信问题。
当我们每一个人在事实上成为媒体的时候，在发布信息的时候，我们如何来保证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不管怎么说，传统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他用他的职业道德来保证他报道的真实性。而现在人人都是记者了，如果这里要有道德支撑的话，这种道德不可能是职业道德，而是要有公民道德。但是在今天我们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第二，是社会理性问题。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面向全世界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保证这些意见的公共性，能不能保证这些意见里面不掺杂个人恩怨？
由什么来保证？我们至今为止，还没有办法让全社会去考虑如康德说的什么叫“理性的私下运用”和“理性的公开运用”的问题。
按照信息公共的要求，所谓理性一定要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但是我们现在经常会混淆，把出于私人利益的考虑当成了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比如说，当我需要买房的时候，我就会在网上发一个消息，说我认为房价太高。可是房子买了以后我觉得房子不好，第二天我想卖房的时候，我可能马上在网上改了，我认为房价不高，可能还有上涨的空间。
这两条都是“公共信息”，但是它的公共性在哪里？因为发布者是把私人的利益考虑融在里面了。
我们专业工作者始终坚守着起码的道德权限，他知道媒体的公共属性。但是当每个人都是媒体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能够区别出它的私人属性和公共属性呢？
坚硬的蜗牛壳加剧社会分化
第三，我觉得很重要是社会分层问题。
新媒体强调一个概念，就是把原来的大众变成“分众”。在网络上，这种分层已经很清楚，比如上哪个网、进哪个站我们自己都很清楚。我们在网络里寻找同类，而不是寻找异类。
所以新媒体的技术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坚硬的蜗牛壳，我们可以在这个壳里面去享受同类的交流，却弱化了不同“蜗牛壳”之间的联系。这事实上是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加剧了社会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得社会通过互动、交流可以解决问题的希望反而变得渺茫了。
互联网宣称它们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可是我们学社会学的都知道，生活方式是社会分层最基础的标准，人是按照什么来分类的？社会上的人就是按照生活方式来分类的，可是新媒体改变了生活方式，它不是把你们变得一样，是把你们变得越来越不一样，而且不一样的人之间越来越缺乏沟通、理解，越来越缺乏宽容、相互的忍让、相互的妥协。
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这个技术来得太早了，以我们现在的心理准备，或者社会现在的状态来接受新媒体，很容易加剧社会矛盾和分化。
新媒体要有社会责任
第四，我觉得比较突出的就是利益和责任的问题。
新媒体运动从一开始就被境内外大资本看成是圈钱运动，玩新媒体的直言不讳地说为了圈钱，所有大一点的媒体公司都有境外的风险资金注入。
《新财富》的报道说： 2006年前5个月互联网创业投资额已超过去年，78家企业获得创业投资，累计投资金额近6亿美元。
新媒体有一个真理是不可动摇的，那就是说当你拥有足够用户的时候，你就有了商业价值，这是一个真理。新媒体告诉我们，掌控一个媒体比掌控一个信息更重要，所以每一个人必须要有一个博客，至于上面写什么无所谓；每个人必须有一个手机，至于手机的拍摄功能用不用无所谓；每个人必须在线，至于你进什么网络无所谓。
也就是说，它要你成为它的用户，至于你成为用户以后干什么不管，因为只要你成为它的用户，它就有商业价值，而你在网上干什么，没有关系。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就是利益和责任的问题。追求利益并没有错，但是面对现实的社会状态、现实社会条件，我们的新媒体企业、新媒体公司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点责任意识？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所谓《新媒体22条军规》，我摘了几条，念给大家听：
新媒体人不认为当今中国人的心态是弊端，相反他们的最大市场就在于他们正好对应了中国人的德行，阿Q、看客、中庸、大多数的沉默、囫囵吞枣、贪新厌旧、盲从（或作赶时髦）、小买卖的投机……这些恰恰与新媒体的气质系出同宗。
娱乐经济、体验经济、自由主义、既慈悲又无情的人道主义、人权意识、个人隐私、公民社会、消费文化、后现代、全球化……一切可以被利用的理念和价值观，都可以被新媒体利用，汇集于一身，这也是最恐怖的地方。
中国的新媒体要比传统媒体更懂得做秀，这是绝对生存法则。他们创造角色——现实中国最恰当、最有效、最能吸引眼球的就是这些新角色。
…… 这就是《新媒体22条军规》。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对新媒体怎么办。当然我相信技术本无罪，但是技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它很可能就是一把双刃剑。现在靠技术赚钱的越来越多的人的中间，怎么样能够多一份人文关怀？
（原载《钱江晚报》2006.9.5）